专题

七天记者 颜宏 得益于非凡的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在去年爆发的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二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危机事件” 新冠病毒疫情中，经受住了冲击，先后取得了武汉抗疫、阻击南京禄口机场delta病毒扩散和其他零星爆发疫情的胜利，中国经济也由此复兴，去年成为全球经济中唯一正增长的大国，今年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幅度达到两位数的12.7%；今年前8个月的进出口总值达2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比2019年同期还增长22.8%，远远超出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但就在中国经济“满血复活”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不仅全盘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全面打压政治遗产，还变本加厉并拉拢盟国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军事威胁、经济及科技封锁、金融打击、政治及外交围剿，不会坐以待毙的中国政府则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了全方位、多系统的重拳整顿，试图构建起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从蚂蚁上市最后时刻被紧急叫停，到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出行被下架、审查，再到中国政府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及最近对娱乐圈乱象的一系列整治动作都显示出中国的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以及政治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中国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这次大范围整顿行动中，互联网行业首当其冲。过去20年，以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赶上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自由时代，造就了10亿网民。但在消费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产生诸如大厂垄断、信息采集过度、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问题。其根源一是中国政府大力鼓励互联网创新，管理宽松；二是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及时制定出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使得这些信奉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的互联网公司，利用规则制度上的漏洞大肆疯狂抢占资源，圈钱圈地、占山为王、形成垄断。而随着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覆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水面，例如蚂蚁集团等公司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构成威胁，成千上万的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线上教育助长了社会焦虑等。更可怕的是掌控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大多不是公司本身，而是由境外资金构成的投资公司，通过层层投资，控制了互联网的整个生态。 在中国祭起反垄断大旗，举起“大刀”时，求生欲强烈的互联网公司积极回应，主动认罚、让利、拆分业务，同时自己动手切割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以满足不同市场的规管要求。今年11月1日即将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了数据属地管辖原则，即不同地域的用户数据要适用于用户所在地的数据管理规定。华人普遍使用的、被誉为“国民应用”的微信需要切换到WeChat的消息，最近在华人圈形成特别话题，除了讨论，许多人甚至产生了恐慌，不知道切换之后该如何面对，微信钱包里的钱是否还存在，是否还能用微信方便地联系海内外的朋友等。其实这次变动对用户的数据使用和保护来说并非一件坏事。 微信与Wechat 近日，一些绑定了海外手机号码的微信用户陆续收到通知，要求“换捆绑手机号”或者“迁移到 WeChat ”。如果继续使用海外手机号，在10个工作日内会自动完成迁移。在很多人的认知里，WeChat就是微信的英文版，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对这一通知感到不解。实际上它们是两款不同的产品和两个独立的品牌，被马化腾称之为“姐妹产品”。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服务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而WeChat是微信的海外版，服务于海外用户，功能上也与微信存在很多不同。比如Wechat涵盖了脸书的功能，可以使用脸书登录；Wechat没有国内微信用户常使用的游戏中心、识别歌曲以及钱包等功能。 网友整理的微信与WeChat各地区差别 从微信切换到 WeChat，用户需要遵守《WeChat 服务条款》和《WeChat 隐私政策》。作为微信用户曾可以用的以下功能，将不再提供，包括视频号（在某些地区）、游戏（在某些地区）、健康码和其他需要人脸识别信息的小程序、儿童手表、直播、少年模式、微信豆等。但切换到WeChat后也并不是只有不便，还有一些惊喜，比如没有广告的朋友圈以及恢复的CallKit（使用iphone手机的）和全新推出的Wechat Out。 CallKit是苹果在 iOS 10 开始提供的一项功能，允许用户使用的第三方应用接受语音呼叫时可以直接调动来电画面，就可以如同接电话一样接语音通话，无需专门调回微信页面，也不用解锁iphone，就能迅速接听微信语音电话。这样接听的语音聊天优先级较高，且不会被来电呼叫直接打断。使用的时候可以在「设置」-「新消息通知」中打开「语音通话用系统电话接听」，开启CallKit。 WeChat Out 是腾讯推出的一个网络电话功能，类似于Skype，可以向全球多个地区拨打电话。从目前流出的资费表来看，Wechat Out的资费较为低廉，从中国大陆向北美拨打电话大约是每分钟 0.05 元人民币，还可以选择包月的时长套餐，只需6块钱就能给国内拨打150分钟的长途电话。不过比较麻烦的是，Wechat Out必须通过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充值，无法使用微信钱包充值。 虽然腾讯公司早就宣称微信与WeChat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应用，但大动作地进行应用切换和数据迁移不仅仅源于国内的整顿和监管，也是迫于美国的打压。2020年8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一是禁止美国管辖下的个人或公司与拥有微信的中国公司腾讯进行“任何交易”，这一命令将在45天后生效；二是要求Tiktok（抖音的国际版）必须在从8月4日开始的45天中完成出售给美国公司的交易，规定期限一过，将不允许任何美国的个人或企业与其进行交易。消息一出，立刻让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公司市值蒸发5000亿美元，也让2019年就有Tiktok有可能被禁传言的另一只靴子落了地，但这两项禁令都被卷入司法诉讼，并没有真正执行。在特朗普离任的前两周，他又在今年1月5日签署行政令，将在45天内禁止与支付宝、扫描全能王、QQ钱包、茄子快传、腾讯QQ、VMate、微信支付和WPS Office的“开发或控制者”及其子公司进行任何交易，但一样随着特朗普的离开而被搁置，直到拜登政府在今年6月9日宣布撤销前总统特朗普下达的旨在禁用TikTok和微信两款手机应用的行政命令。 尽管“微信禁令”闹剧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给海外用户造成大的不便，但这种行政干涉的因素就成了悬在微信海外用户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腾讯公司着手彻底将海外用户迁移至独立的Wechat，以符合各国的互联网数据规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中国官方接连出重拳整顿金融、电商、大数据平台、教育产业乃至娱乐圈虽然会招致舆论猜疑甚至引发资本市场波动，也会给海外华人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其宗旨是激发和保持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增量财富，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财富分配原则，公平、公正地实现共同富裕，无疑会为正遭受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困扰的西方社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借鉴，提供了“另一个模式”的思路，有可能让西方政府在民意的巨大压力下做出某种改变。比如现在加拿大人享有的退休金制度、学生贷款、免费医疗等福利就是迫于上个世纪6、70年代席卷全球的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而不得不建立起来的。再比如现在的西方政府一边骂中国的抗疫措施如何“不人道”、如何“侵害民众权利”，一边却不得不采用中国摸索出来的措施来抗击疫情。  

七天记者 颜宏 加拿大绿党(Green Party of Canada)是联邦主要政党中历史最短的，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众环保运动。 1962年，美国学者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连载的形式刊载于《纽约客》杂志，引发了类似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的轰动效应，人们对它的讨论和评论多于对它的阅读，算是环境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这部著作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开始让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一份振聋发聩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向全人类宣告了能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延续的终极制约，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治发展内涵。同一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以“人类与环境”为主题的大会。从北欧开始蔓延到全世界的绿色环保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环保组织相继成立。 诞生 1972年在新西兰成立的价值党（Values Party）成为第一个由环保组织演变成的政党，随后欧洲、北美洲、澳洲等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以生态优先、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为主要诉求的政党——绿党。加拿大的绿党算是成立比较晚的，在1980年联邦大选之前，以前任绿党党领梅（Elizabeth May）为首的主要来自大西洋省份的11名环保人士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用小党（Small Party）的名义参加选举，这是加拿大的环保主义者试图从政治层面推进社会转型、构建生态社会最重大的一次尝试。 1983年，来自全国的环保主义者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加拿大绿党，来自卑诗省的家庭医生、致力于推动健康城市的Trevor Hancock被推举为第一任党领。在他的领导下，绿党在1984年的联邦选举中在60个选区推出候选人，可惜全军覆没，只获得了0.21%的投票。 Trevor Hancock 在接下来的1988年以及1993年的联邦大选中，绿党的候选人虽然分别增加了8名和19名，但得票率依然在0.5%以下。由于魁省分离运动的影响以及可能让联邦和魁省和解的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的破产，让魁北克的绿党成员纷纷退党，加入到1993年成立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使得绿党在魁省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2002年，绿党通过了《全球绿色宪章》的六项基本原则：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性民主、非暴力、可持续发展和尊重多样性，这成为绿党意识形态的基础。 直到2004年联邦大选，在当时党领Jim Harris，一位从原进步保守党转过来的作家的带领下，绿党第一次在全国308个选区提名候选人，成为第四个在全部选区都有候选人参选的政党，但其党领却被排除在党领电视辩论之外，而只在75个选区参加选举的魁北克政团党领却可以参加电视辩论，让绿党对这种双重标准感到很气愤，大力宣传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向加拿大电视媒体的主管单位——加拿大广播电视及通讯委员会CRTC（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投诉，但CRTC最后的裁决是各个电视台有权选择辩论参与者，拒绝推翻电视台的决定。经过这一风波，绿党党领虽然没有在万众瞩目的电视辩论中露面，但也扩大了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投票结果也使得绿党获得的选票数量第一次超过1%，达到4.31%，超过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规定的2%得票率的筹款门槛。 但Jim Harris一直因其右倾的保守理念和生态资本主义发展意识受到党内左派人士的批评，指责他放弃了该党传统的进步价值观，采取一言堂巩固自己的权利，消减各地分部权利等。尽管Jim Harris一直强调在自己的带领下，绿党党员从2003年的700名扩大到2006年的8300名，但依然在2006年联邦大选中只得到约66.6万张选票（得票率4.5%），没有达到他选前承诺的1百万张，在这次选举中，他也依然被排除在党领电视辩论之外。选举结束后，Jim Harris宣布辞职，直到新的党领选出。 梅时代 2008年8月26日，梅以65%的支持率成功当选绿党新一届党领，绿党也在她的带领下开拓出新的政治版图。 Elizabeth May 梅1954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1973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布雷顿角（Cap-Breton）。她的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则是做雕塑类艺术品的自雇职业者，但他们都是积极的反核人士，梅从小就跟着母亲一起参加各种反对核武器试验的活动、示威游行。来到加拿大后，还不到20岁的她就开始和其他的社区环保人士一起为制止在布雷顿角的森林上空喷洒含橙剂的杀虫剂而奔走，并向法庭提起诉讼，最终使得新斯科舍省的森林逃过一劫。 梅的父母来到布雷顿角后，购置了一艘停在岸上的纵帆船，进行重新设计和装修后，命名为“伊丽莎白号”，在船上经营餐厅和精品店。但她父母的这次商业尝试并不成功，生意一直没什么起色，亏损严重，使得梅和她的弟弟都因为无力缴纳大学学费而没有完成学业。 由于梅在保护森林、创建国家公园Gwaii Haanas National Park Reserve等环境保护领域非常活跃，1980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后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亲自为她写推荐信，让她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以成年学生身份在Dalhousie University法学院修读法律。 1986至1998年之间，保守党Brian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作为联邦五大主要政党中的一员，魁北克政团BQ（Bloc Québécois），也称魁人政团，正式成立于1991年6月15日，又译做魁北克党团，是联邦级政党，但因致力于代表魁北克人的利益，追求魁北克独立，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在其他省份没有分支机构，相当于一个联邦层面的地方性政党。 源起 说到这个政党首先需要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曾风起云涌、现在已经日薄西山的魁北克独立运动。 上个世纪60年代，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各种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各种改变社会格局的运动、革命不断出现，在加拿大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魁北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把持了魁北克政坛几十年的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党领Maurice Duplessis于1959年9月突然在任上中风，几天后去世，他统治的阶段被称为魁北克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La grande noirceur)，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基础。1960年6月，提出“变革”口号的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赢得了选举，开启了魁北克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把魁北克从一个陈旧的、教会统治的社会改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也极大地提高了魁北克人的民族自信，自我认知上从加拿大法裔人转向魁北克人，促进了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包括手段最激烈、制造了“10月危机”（Crise d’Octobre）的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等一批致力于魁北克独立的组织大量涌现。1967年，魁北克借着加拿大联邦成立一百周年的盛大庆典和史上最成功世博会之一的蒙特利尔世博会迎来国际上的高光时刻，而在后来的魁省省庆日（St. Jean Baptiste）当天出现在蒙特利尔市政厅阳台上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喊出了“自由的魁北克万岁！”(Vive le Québec libre)，更是捅破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分裂的窗户纸，开启了英、法裔社会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角力。 1976年，René Lévesque领导的分离主义政党“魁北克人党”PQ (Parti Quebecois) 第一次赢得魁省选举，使得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从民间上升到政府层面，并推动了后面的两次魁北克独立公投。 1984年，强调保护法裔作为少数族裔权利的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领导的进步保守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联邦大选，至今都是加拿大历史上多数党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选举。他上任后为了缓解英法裔之间的矛盾，极力推行给予魁北克省在联邦中“独特地位”的米奇湖法案，（l’accord du lac Meech）但却因为各方利益无法摆平最终夭折，导致时任联邦环境部长的Lucien Bouchard的极度不满。Bouchard于1990年5月宣布退出保守党，之后他联合其他魁北克分离主义者成立了致力于魁北克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联邦政党——魁北克政团。 魁北克政团和魁人党的政治主张相似，相互联系非常紧密，并不互相隶属，但这两个政党在选民分布、意识形态、党派系统等方面是所有加拿大政党里联邦级和省级政党里面重合度最高。由于政党的性质，魁北克政团的候选人只在魁省选区参选，所以是一个本质上不可能执政的联邦政党，只能以反对党的身份存在。 打击 Bloc Québécois这个词最早于1926年出现在《法裔行动》（Action français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主张魁北克人应该组成一个政党在联邦层面捍卫魁省的利益。1941年，已经改名为《国家行动》（Action nationale）的这本杂志多次在文章中重申这一主张并筹备参加在1944年举办的联邦大选。1941年10月，以此为目的的联邦和省级政党加拿大流行政团（Bloc populaire canadien）诞生，但因不受选民欢迎，于1947年解散。 “十月危机”发生后，该杂志再次呼吁成立联邦层面的政党以对抗以强力手腕阻止魁北克独立运动的联邦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一名魁人党的候选人Guy Bertrand也曾在70年代提出成立一个联邦层面的政党推动魁北克独立，但遭到魁人党创始人René Lévesque 的反对，认为赢得选举的机会太小了。 1990年，因“米奇湖法案”对各自政党不满的当选保守党议员Lucien Bouchard、Louis Plamondon等人和自由党议员Gilles Rocheleau 、Jean Lapierre等人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联合政党，并在1990年8月13日在Laurier—Sainte-Marie选区进行的补选中赢得了该党的第一次选举，当选的Gilles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为了获得多数党执政地位，特鲁多的自由党在没有任何倒台风险，且在第四波疫情开始的情况下执意提前发动大选不仅让很多选民不满，也让疫情中受到抹黑、歧视还没有恢复的华裔参政意愿和热情大幅下降，截止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联邦主要政党中共有20名华裔参选，可惜都不在魁省，是最近10年来参选人数最少的一次。在2011年的联邦大选中，共有23位华裔参选，7人当选；2015年的选举中，共25位华裔参选，6人当选；而在2019年的大选中，更创下了40位华裔候选人的记录，最终8人当选。 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初期对新冠病毒的不了解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的负面报道，各种似是而非的信息在网络媒体上流传，再加上美国政客，比如“不靠谱”总统特朗普的信口雌黄，不断把“中国病毒”、“功夫流感”挂在嘴边，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波针对华裔、乃至亚裔的仇恨潮、歧视潮，排斥潮……并延续至今，这种大范围对亚裔的仇恨、不友好的社会氛围给华裔参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由于孟晚舟事件引发的中加关系倒退甚至冲突也让华人在加拿大民众中原有的好印象有所下降，这些因素都给今年参加联邦竞选的华裔候选人的竞选之路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即使如此，依然有20名华裔勇敢地站出来，代表不同的政党向国会山挺进，争取在加拿大议会层面发出华裔的声音，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版图增加一抹亮色。 今年参选的华裔候选人中，上次大选中获胜的8名华裔议员全部继续参选，他们分别是四名自由党议员，伍凤仪（Mary Ng）、陈圣源(Shaun Chen)、叶嘉丽（Jean Yip）、董晗鹏（Han Dong）；三名保守党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黄陈小萍（Alice Wong）、赵锦荣（Kenny Chiu）以及新民主党的关慧贞(Jenny Kwan)。在2019年大选结束后的报道中，七天传媒已经对他们有所报道，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介绍其他参选的华裔候选人。 自由党 蒋振宇（Paul Chiang） 安省MARKHAM–UNIONVILLE选区自由党候选人。祖籍中国湖北，出生在巴基斯坦，1976年移民到加拿大，之后一直居住在这一选区。蒋振宇在警界服务了28年，从基层警员干起，今年年初才以警长的身份退休。他不仅曾获得年度最优秀警察奖，而且还被当地政府提名过女王钻石禧奖章候选人。蒋振宇的家庭观念很重，自己也是21岁结婚，22岁就当了父亲，还一直告诉他的孩子要早点成家，好让自己当爷爷。家庭幸福美满的蒋振宇有3个孩子，49岁第一次成为爷爷，现在他膝下有6个乖巧的孙辈。这是他第一次参选，而参选的动力就来自疫情后针对华裔的仇恨、攻击等暴力事件频发，希望自己当选后能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资历解决社区种族的仇恨问题。 黄启荣（Kevin Vuong） 安省SPADINA–FORT YORK选区自由党候选人，今年只有32岁。他是越南华裔，父亲祖籍福建，年轻时从中国前往越南，母亲是越南人。他说在家和父亲讲广东话，和母亲则讲越南语。他在Western University大学拿到了金融专业本科学历后参军，任公共事务长官长达6年，并作为“北约2030年青年领袖”受过英国女王的接见。他曾参与创办了一间研究所，专门为客户提供信息和分析信息；在疫情期间与人合作，创办了一间口罩工厂，专门生产可循环再用的口罩，迄今已经生产各类口罩近百万个，他还是西安大略大学的讲师。这不是他第一次参选，他曾在2008年参加过市政议员的选举，但没有成功。他所在的选区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都是新民主党党领林顿（Jack Layton）遗孀邹至蕙的地盘，新民主党的选民根基深厚，他能否顺利当选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缪宗晏（Wilson Miao） 卑诗省RICHMOND-CENTRE选区自由党候选人。出生于香港，10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在Simon Fraser University大学拿到了商业学位后，开始从事企业营销和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工作，后来担任房地产开发和养老院项目的顾问，目前是当地一家媒体机构 Richmond Sentinel 的传播和营销总监。他将对阵已经多次获得联邦选举的资深保守党候选人黄陈小萍(Alice Wong)。 黄翠玲（Brea Huang Sami） 卑诗省Burnaby-South选区自由党候选人。黄翠玲在中国出生、长大，2005年移民到加拿大。她是注册专业会计师，从事公共会计工作多年，并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例如在孩子的学校担任 PAC 财务主管、辅导CPA 学生等。她作为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非常认同自由党提出的日托费10元的托儿服务系统。 保守党 赵颖（Kathy-Ying Zhao） 安省MISSISSAUGA CENTRE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出生在中国，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在中石化（SINOPEC）的广东茂名分公司工作过5年。移民后于2003年在George Brown College获得职业顾问文凭，从此开启职业顾问生涯，并成立了自己的职业顾问公司，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在加拿大定居。 车恺霖(Kailin Che) 卑诗省VANCOUVER GRANVILLE 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出生在中国，五岁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自幼在该选区长大。毕业于UBC的商学院和皇后大学法学院，还在UBC读书时，就参与联邦保守党的活动，曾就职于联邦移民部、遗产部及工业部。目前是律师事务所Early Sullivan Wright Gizer &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8月15日上午，一身西装的特鲁多牵着妻子苏菲（Sophie Gregoire Trudeau）的手，带着三个孩子，Xavier、Ella-Grace 和Hadrien来到加拿大总督府（Rideau Hall），一家人幸福甜蜜地手牵手、意气风发地在媒体镜头的注视下进入总督府，与他前不久提名并获得英女王批准的新总督西蒙（Mary Simon）见面，会面57分钟后，如大家预测的那样，特鲁多出来宣布总督已经接受了他提出的解散第43届议会的要求，新一轮大选正式开始。 其实按照4年的任期算，特鲁多的自由党任期要到2023年10月才结束，但为了借着抗疫积累起来的人气以及对手的脆弱达到谋求一个多数政府的目的，基于政治计算的自由党在根本没有倒台风险的情况下，不顾其他政党的反对和民众的不情愿，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没人希望看到的大选。虽然这次大选的期限是选举法约定的最短36天，还是会花费至少6亿元纳税人的钱，比2019年大选的花费还多出一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和邮寄选票等方面的额外开支。大选还会让政府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虚位以待，不能做出任何至关重要的决定，这无疑会在瞬息万变的疫情形势以及国际政治方面出现决策滞后的局面。很多学者、专家都表示这次大选完全是巨大的浪费，特鲁多的豪赌不一定会成功，很可能全国民众被迫陪着自由党折腾一圈的选举结果与国会解散前的局面相似，自由党发起的、花费巨量金钱和资源的政治冒险并不一定能获得多数党执政的地位。不过他们也承认目前沿用的人手一票选举制度无法阻止某一政党为了一己之私而把全体国民的利益置于不顾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 豪赌成功 特鲁多以加拿大历史上最重要领导人之一、执掌加拿大长达16年之久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的长子身份，从小就在闪光灯下长大，加上超高的颜值，到哪里都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成长过程中参加了无数的政治活动，与父亲一起访问了50多个国家，目睹了各种场合上的觥筹交错和刀光剑影。但在老特鲁多离开政坛后，他的人生也沉寂下来，按部就班地读书，相继在麦吉尔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和教育学学士学位，然后在温哥华的几所学校担任法语和数学老师。 他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是2000年在老特鲁多的葬礼上，面对前来悼念吊唁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国际领导人，特鲁多以恰如其分的文采和真挚的感情为父亲致悼词，赢得无数人心，无数观众致电加拿大广播公司要求重播特鲁多致悼词的画面，为他进入政坛打下了基础。随后他在2006进入政坛，接过其父亲的衣钵，从此如同开挂一样顺利赢得首次参选胜利、慈善拳击赛胜利、自由党党领竞选胜利以及2015年的联邦大选胜利。 成为党领后，特鲁多立即着手改革多年来萎靡不振的自由党，致力于把自由党“奥巴马化”：培养和鼓励希望，不管是否实际；深入年轻群体、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倾听各种奇葩要求；善用社交媒体，把自己包装成“网红”，并引入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一位负责人，带领着中左翼自由党最终在2015年的联邦大选中后来居上，出乎很多政治观察家意料地战胜了左派新民主党以及以强硬著称并执政多年的右派保守党而赢得大选，而且是大赢，让自由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增加到了184个，这是自由党有史以来第二好的表现。 从政仅仅8年后，特鲁多就带领自由党一雪前耻，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政治新星。随后特鲁多又组建了加拿大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4位印度裔部长，一位加拿大女性土著律师的司法部长，绝对政治正确的内阁成员男女各一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一时风头无两。 特鲁多无疑是个被命运垂青的人，既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优良的政治遗产。如果不从政，他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作为领导一个国家前行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国家高速发展挤占竞争空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他还是太肤浅、稚嫩了些。四年的执政过程中，政绩泛善可陈，留在人们印象中的都是负面或者有争议的政策：大麻合法化、征收碳税、大量接收难民、补偿恐怖分子、债务上升、兰万灵司法干预、和中国沙特等国交恶……最终在4年后的2019年联邦选举中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不得不以少数党地位执政，需要联合其他政党才能施政，否则议案有随时通不过、内阁随时解散的风险。当时人们普遍预测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寿命不会超过一年，但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挽救了他。 自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差不多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亲民”地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民众支持率一度超过50%。接着又在疫苗采购上押对了宝，获得了远远超过所有加拿大人需要的疫苗，且疫苗接种行动进展顺利，全国12岁以上民众的两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70%，居世界前列。在目前全球性Delta变异病毒引发的疫情反弹中，加拿大的疫情依然处于较低、可控的状态。特鲁多于是借着这个短暂的“窗口期”，不顾批评再次发动全国性大选，意图重夺国会控制权，其实这也是特鲁多政府继续存活的唯一选择。 没有退路 加拿大的疫情在数据上看起来不如美国、印度等国严重，但若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密度、自然禀赋以及抗疫投入的金钱和资源，加拿大的疫情防控成果并不成功。全国只有3800万人口，感染者却已超过145万，死亡人数近27000人，面对正在爆发的第四波疫情也不可能幸免。然而从疫情爆发开始，加拿大各地政府发布的“封闭令”、各种防疫限聚令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都给加拿大的经济造成重创，而联邦政府除了大笔撒钱就找不到其他的抗击疫情办法：援助民众、援助企业、提高社会福利、大手笔购买疫苗、大手笔刺激产业复苏等等，导致加拿大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仅2020至2021年全年国家财政赤字就将高达3540亿加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支出水平相当。特鲁多政府当时的新任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今年4月发布的第一次财政预算依然秉持了自由党一贯的大手大脚花钱抗击疫情、援助民众和刺激经济的执政风格，继续新增支出1014亿元，不仅在疫苗、防疫等健康方面和福利、住房等民生方面慷慨，还把阻碍妇女就业问题之一的托儿服务当作突破点，要在全国内施行类似魁省的低价补贴托儿服务系统。 自由党当政以来的大撒币行为曾经引发了无数的担忧和争议，也受到反对党的批评，这次又借着抗击疫情、刺激经济的由头变本加厉地开动印钞机，给全国各行各业和民众发了最多的金钱，比南面的邻居还多，加拿大央行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印钞冠军。 自加拿大建国以来一直到2020年2月底，150多年时间里，加拿大央行总共发行了约1200亿加元的货币，而仅仅在2020年1月到2020年6月间，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飙升到4700亿元，扩张了291.7%，通俗地说就是加拿大基础货币存量在6个月内增加了近3倍，直接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巨大的财政窟窿怎么填？如何能做到赤字平衡？需要多少时间？应该加多少税以及如何加税等问题是摆在任何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首要问题，无论哪个党执政，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问题。在大撒币的自由党人认知中，只要GDP的增长超过利率，且偿债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话，这种激进的债务扩张就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理念没错，不管是债务规模扩大也好，赤字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正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在于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滞后，这场豪赌最终可能会拖累几代人付出代价。 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7月份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如果联邦政府再不节制开支，可能往后几代的加拿大人都要为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买单。按照现在的预算支出，联邦政府可能在2070年前都无法回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状态，光是利息加拿大人就要支付3.8万亿，如果这些政府赤字平摊到每个加拿大人身上的话，那么每个加拿大人都背负着57,500加元的债务。 如今第四波疫情汹汹而来，不仅加拿大，全球距离新冠病毒疫情完结仍然遥遥无期，只会撒钱抗疫的自由党政府必须保持因疫情而衍生出的各种紧急援助政策，才能保证民众允许他们留在台上，所以必须维持高赤字的国家财政预算方案。那么裹挟民意反击反对党对其财政宽松政策的质疑和反对，也就成了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目前唯一的选择，赌赢了则继续撒币四年，哪管子孙后代面临洪水滔天；赌输了，回到以前的少数党执政局面，反正现在的反对党一个比一个弱，没人能构成真正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