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腊月寒冬，中国农历新年——春节就要到了。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一年当中最盛大最热闹的节日，是阖家团圆共同欢聚的日子，也是漂泊他乡的游子不远万里也要归家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祖国等待的不只是建设他乡、为国争光的海外华人，还包括那些犯了错误不敢回家、流落异国的“迷途儿女”，居住在多伦多万锦市的“百名红通人员”崔学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崔学文，男，出生于1950年6月19日，山东郯城人，原山东兰陵集团总经理，曾缔造过国内知名酒厂兰陵集团的辉煌，后因犯贪污受贿罪，于2005年5月27日被红色通缉令通缉，2003年1月20日外逃至加拿大。 2014年6月27日,中央追逃办成立；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截止目前，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随着“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黄平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达到60名。 海外不是法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片土地能够成为“避罪天堂”，外逃人员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要尽快回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就像“百名红通人员”王国强感慨的：“与其在美国东躲西藏，惶恐不安，有病不能就医，有交通工具不能乘坐，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即便留下来，意义也不大。我要不回来，一定是通缉榜上有名的，那你说，全世界见到了这个协查通报，这一百多个国家都行动起来，你不像过街老鼠一样吗？也可能处境比它还难呢。“ 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中国刑法秉持宽严相济的政策，对“百名红通人员”也是一样。主动投案，则给予宽大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理；执迷不悟，必将严肃处理。随着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和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对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相关立法已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充分论证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案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对两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三百万元以上。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15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是对崔学文极其有利的规定。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权益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如果崔学文能够主动回国投案，配合调查，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 从已经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的后续工作进展情况也可以看出这点：遣返和缉捕到案者处理相对较重，而劝返到案者处理较轻。 例如被新加坡方面遣返回国的李华波，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缉捕归案的戴学民、孙新、钱增德、裴健强等人，总体来看，刑期较重。其中，孙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而与遣返、缉捕到案者的判决情况不同的是，劝返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刑期相对较轻，诸如陈祎娟、张大伟、常征、唐东政、郭廖武等案, 其中张大伟被免予刑事处罚。 对此，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指出，无论是从轻还是从重，都是依法依纪，并根据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重，在法律框架、法律规定内进行判决的。同时，归案方式迥异，判决情况也截然不同，这充分体现了追逃追赃工作中宽严相济的政策，即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大处理，对劝返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缉捕归案的从重处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9年以来，中央追逃办持续开展“天网”行动，着力进行重点个案攻坚，国家监委首次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力量资源开展追逃追赃。协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执法人员赴有关省份开展面对面案件磋商或联合调查，推动有关重点职务犯罪追逃案件取得突破。与此同时，积极运用国内外法律开展追逃追赃，挤压外逃人员境外生存空间，切实打好追逃追赃政治战、外交战、法律战、舆论战。 崔学文目前仍在加拿大万锦市，他或许以为藏匿在举步公园学校的豪宅里深居简出就可以万事大吉！但这只是他的异想天开罢了！加拿大政府绝不会为这些丑陋的刑事罪犯提供“避罪天堂”！辛苦付出的加拿大纳税人们也不允许崔学文这样安于享乐！“月是故乡明”，如能早一天主动归国，便能早一天重获自由，在未来人生中，与家人欢度每一个节日。再次呼吁，崔学文等境外在逃人员不要执迷不悟，没有人能够逃脱恢恢天网，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国投案、争取从宽处理才是最好的归路。请自三思！  

2014年6月27日，中国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协作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发出国际通缉令，全球追踪那些损害了国家利益的外逃人员。2015年3月26日，中央追逃办启动“天网”行动，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对那些涉及犯罪资金数额巨大、影响较坏外逃人员的全球追逃、追赃、追缉的力度。 如今4年多过去了，“天网”行动的战果如何？又有哪些“红通人员”藏身加拿大？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百名红通今何在？   截至2019年9月，“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60人。他们被从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中国，其中，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的有40人。其中美国最多，16人；加拿大有14人。 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数据信息显示，目前尚未归案的40名“百名红通人员”半数以上出逃超过十年。其中，二十年以上的有4人，占10%；十五至二十年的有14人，占35%；十至十五年的有5人，占12.5%；五至十年的有17人，占42.5%。出逃国家分布中，美国占比最多，为19人；其次为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有6人。其余的依次为澳大利亚、法国、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英国和瑞典。在未归案的40名“红通人员”中，涉案贪污、受贿的比例最大，其他还涉嫌的犯罪类型为违法发放贷款、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职务侵占、合同诈骗、抽逃出资等。   是谁藏在加拿大？   目前还藏匿在加拿大的“红通人员”有6人，按出逃年限排列，分别为程慕阳（2000年）、崔学文（2003年）、李向东（2010年）、肖斌（2011年）、杨希利（2012年）以及白静（2013年）。其具体的涉嫌罪名以及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如下：   程慕阳，中共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原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慕阳于2000年08月出逃加拿大，外逃时所持的护照号码为：H90090555、H0070701900。目前可能的居住地在BC省温哥华的橡树岭社区（Oak Ridge Community, Vancouver），涉嫌罪名为贪污、窝藏转移赃物。 程维高于198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0年起分别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在河北政界一直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2003年9月，程维高被中共纪委开除党籍，并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程慕阳出生于1969年，借助于父亲的影响，曾任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其父主政期间，他曾帮助程维高的秘书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人民币。1994年至1996年，程慕阳在河北共向700多家企业非法收取广告费2,900多万元人民币。 2000年8月8日，程慕阳在父亲的安排下，外逃至新西兰，后逃往加拿大，使用英文名字Micheal Cheng，摇身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程慕阳在温哥华临近海湾拥有一座65公顷的小岛，岛上建有私人机场。2016年10月24日中纪委反腐片中透露，他在加拿大的住所估价约合2,000多万人民币。因在温哥华地区开发建造了多个高端地产项目，程慕阳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多次向联邦自由党捐款，帮助其女儿程颂莲成为BC省联邦自由党青年党团的主席，为其从政铺路。 2015年，中国发出红色通缉令之后，程慕阳事迹败露，程家父女高调参加自由党活动的信息在加拿大发酵，卑诗省青年自由党召开紧急会议，所有成员都通过了向联邦自由党总部提出关于撤销程颂莲主席身份的决议，得到的答复是：“同意”。紧接着，当地媒体开始爆料程慕阳通过各种手段，将资产转移至子女名下。程妻及女儿等都已入籍，被曝光之后，程颂莲很快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程慕阳的入籍申请被拒。   崔学文，原山东省临沂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于2003年1月出逃至加拿大，目前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大儿媳以及孙子、孙女都住在大多伦多地区，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其居住位置为Markham 的Townson 街。其涉嫌罪名为贪污、受贿。 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崔学文，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山东省郯城县人。1986年9月至2001年2月先后任兰陵美酒厂厂长、党委书记，山东兰陵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兰陵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任临沂市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兼兰陵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崔学文担任兰陵集团负责人时，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及下属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一身，统管党务、政务和生产经营等诸多事务。他任人唯亲，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有80%以上是他的老乡、亲戚和亲信，权力过度集中于他一个人手中，检察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发现很多大宗合同都是他一人所为。2003年崔学文外逃之时，兰陵集团的亏损额猛增至10.2亿元，企业负债高达12.9亿元。   李向东，原四川移动公司数据部总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于2010年03月出逃到加拿大，涉嫌罪名为受贿。 资料显示，李向东于1965年5月14日出生于江苏启东县，曾就读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自2001年起到2010年案发离职，李向东担任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负责人长达十年时间。他的职位在中国移动机构中可能根本排不上号，但因其主管的无线音乐业务对正在走下坡路的唱片业举足轻重，使其俨然成为唱片界的“教父”级人物。2006年，由李向东主导的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正式挂牌运营。这个耗资4亿元左右搭建起来的无线音乐基地激活了当时一潭死水的中国唱片业，给中国移动带来巨额收益，凭借近4亿无线音乐用户，中移动的无线音乐一年创造着超过220亿元的销售业绩。 据四川移动2009年9月的内部报告，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分成已成为唱片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据了华纳中国收入的29.41%，环球中国的39.49%，EMI中国的43.4%，索尼中国的50.82%，其他唱片公司的70%-80%，市场规模远超传统唱片业发行渠道。有媒体曾评价说：“李向东甚至可以控制唱片公司。”借助无线音乐基地，无线音乐从内容生产、包装、营销到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条，均被中国移动强势掌控，也可以说由李向东直接控制，整个无线音乐基地几乎成了李向东的“独立王国”。据熟知内情的四川省通信管理局人士透露：亚洲四大唱片公司总部高层访问中国，基本都要去拜访李向东，即使是港台一线明星到大陆做音乐推广，到了四川之后，一般不会先去拜访政府领导，而是先去拜拜李向东，可见其隐形权力之大。李向东则以基地为核心，通过增值服务提供商（SP）的选择将亲朋好友、老乡同学安插左右，构建了一个寄生于中移动的灰色王国。 据悉，李向东不仅涉嫌在其负责主管的四川移动公司音乐内容版权管理MCP项目招投标上“暗度陈仓”–由利益关系人寄生此项目并暗中持股，还让该关系人为其在香港开设两个离岸公司账户，协助其洗钱。相关的司法文书显示，仅通过这两个离岸公司账户，李向东共存、转入近398万港元、近160.6万美元、40万加元、16万欧元；转出15.5万欧元、49万港元、35万美元。在其外逃后，利益关系人发觉不妙，将账户作挂失处理，截至2010年8月，这两个账户尚余资金折合共2251.8万港元。   肖斌，原任职于齐齐哈尔信用担保公司，于2011年02月出逃至加拿大。外逃所持证照：G21605807、W19254471。目前可能居住地是BC省大温地区Richmond的Ackroyd 街上。其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 肖斌于1961年8月1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司巨额财物。   杨希利，原葫芦岛希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2012年03月出逃到加拿大，目前居住在多伦多万锦市，涉嫌罪名为骗取贷款4.72亿元人民币。 杨希利于1964年6月6日出生于中国辽宁，2007年至2011年间，杨希利指使徐雪松、吴险峰、李明生（均被抓获）等人为葫芦岛希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葫芦岛渤海航运有限公司办理葫芦岛建设银行贷款过程中，采取伪造合同、提供虚假购船交易发票、虚假购船银行汇款凭证、虚假财务资材等手段骗取贷款资金，数额巨大，致使贷款余额4.72亿形成不良资产。 逃到加拿大后，杨希利选择到多伦多定居，并先往北约克区买房，根据多伦多地产局数据显示，当年他以230万加元的价格购入北约克180号Hollywood Ave的大宅。但住了一年多后，被附近华人认出，不得不卖房搬家；两年后，再次被附近超市购物的群众举报，再次卖房躲避，而后不知踪迹。据了解，他已在加拿大住满3年，曾申请入籍失败，目前只能申请枫叶卡延期，每次只能续期一年。根据联邦移民法，凡有可能因某种原因而随时会被递解出境的移民，枫叶卡到期后只能续期一年而非五年。   白静，原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处处长，于2013年07月出逃加拿大，外逃所持证照：G44765539,现居住在温哥华西13街附近，其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 白静逃亡前的人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的他，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一路读到了博士。随后，进入了中国农业银行，顺利升职到了金融市场投资中心的副处级。国企职位，升职加薪，还拿了北京户口，过上了普通人眼中的小康生活。但是白静依旧不满足，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他利用自己在农业银行内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一起先后操纵73只债券进行交易，侵吞农业银行、国信证券的利益，非法获得人民币2.19亿元！2013年9月9日白静涉嫌贪污犯罪被立案侦查，同年11月18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白静使用违法所得中的部分款项在北京及三亚两地购置了多套房产。仅在他名下就有9套豪华房产，其中7套位于北京、2套位于海南三亚。人民检察院已经提出了没收这9套房产的申请。   逍遥海外无逍遥，出路在何方？   这些出逃人员，看似拥有巨额财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实则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国外并非法律飞地，逃到天涯海角，终将面对现实。已归案的杨秀珠（百名红通人员第1号）在回国后，就说了“在外面，这个苦楚，你们在国内的是领受不了的，我们在外面是知道的”。荷兰，是杨秀珠滞留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她自己回忆在荷兰的生活，逍遥法外的日子其实也并不逍遥。过去身为领导干部的她，曾经到中餐馆去做帮工。 中央追逃办将2019年定为追赃工作年。一方面，加大反洗钱调查力度，持续发力打击地下钱庄，对国内涉案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实现赃款在中国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另一方面，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动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多措并举追缴赃款，力争赃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与此同时，在2018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培训班上，中方代表主办方提出呼吁各方强化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形成《腐败资产追缴国际合作十条倡议》。 中共十九大以来，截至2019年5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2,395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731人，追回赃款47.06亿元。不断刷新的“红通追缴”成绩单彰显了中国政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同时，对于有着悔改之心的出逃人员，政策上是宽严相济的，对其应有的人身权利给与了应有的维护。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严格执法，确保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正当权利。在已经做出判决的归案人员中，遣返和缉捕到案者判刑相对较重，如江西省李华波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在新加坡被判处十五个月有期徒刑，服刑期满后被遣返回中国。2017年1月2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华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赃款人民币482.98万元、没收新币545.4158万元。 而劝返到案者判刑较轻，亦有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归案人员。如吉林省闫永明案，2016年11月12日闫永明被劝返回国。2016年12月22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闫永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人民币3.29亿元。四川省朱振宇案，2015年10月13日，外逃美国后又潜逃回国内的朱振宇投案自首。鉴于朱主动投案且系从犯，主犯袁梅尚未到案，2016年1月4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上海市张丽萍案，2016年3月27日张丽萍被劝返回国。2016年5月18日，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认为张丽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个被追回的外逃人员案例一再证明： 海外不是法外，外逃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