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为何执意发动选举?

特鲁多一家五口亮相宣布大选这些数字不同寻常- 新闻中心- 温哥华港湾

七天记者 颜宏 8月15日上午,一身西装的特鲁多牵着妻子苏菲(Sophie Gregoire Trudeau)的手,带着三个孩子,Xavier、Ella-Grace 和Hadrien来到加拿大总督府(Rideau Hall),一家人幸福甜蜜地手牵手、意气风发地在媒体镜头的注视下进入总督府,与他前不久提名并获得英女王批准的新总督西蒙(Mary Simon)见面,会面57分钟后,如大家预测的那样,特鲁多出来宣布总督已经接受了他提出的解散第43届议会的要求,新一轮大选正式开始。 其实按照4年的任期算,特鲁多的自由党任期要到2023年10月才结束,但为了借着抗疫积累起来的人气以及对手的脆弱达到谋求一个多数政府的目的,基于政治计算的自由党在根本没有倒台风险的情况下,不顾其他政党的反对和民众的不情愿,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没人希望看到的大选。虽然这次大选的期限是选举法约定的最短36天,还是会花费至少6亿元纳税人的钱,比2019年大选的花费还多出一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和邮寄选票等方面的额外开支。大选还会让政府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虚位以待,不能做出任何至关重要的决定,这无疑会在瞬息万变的疫情形势以及国际政治方面出现决策滞后的局面。很多学者、专家都表示这次大选完全是巨大的浪费,特鲁多的豪赌不一定会成功,很可能全国民众被迫陪着自由党折腾一圈的选举结果与国会解散前的局面相似,自由党发起的、花费巨量金钱和资源的政治冒险并不一定能获得多数党执政的地位。不过他们也承认目前沿用的人手一票选举制度无法阻止某一政党为了一己之私而把全体国民的利益置于不顾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 豪赌成功 特鲁多以加拿大历史上最重要领导人之一、执掌加拿大长达16年之久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的长子身份,从小就在闪光灯下长大,加上超高的颜值,到哪里都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成长过程中参加了无数的政治活动,与父亲一起访问了50多个国家,目睹了各种场合上的觥筹交错和刀光剑影。但在老特鲁多离开政坛后,他的人生也沉寂下来,按部就班地读书,相继在麦吉尔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和教育学学士学位,然后在温哥华的几所学校担任法语和数学老师。 他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是2000年在老特鲁多的葬礼上,面对前来悼念吊唁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国际领导人,特鲁多以恰如其分的文采和真挚的感情为父亲致悼词,赢得无数人心,无数观众致电加拿大广播公司要求重播特鲁多致悼词的画面,为他进入政坛打下了基础。随后他在2006进入政坛,接过其父亲的衣钵,从此如同开挂一样顺利赢得首次参选胜利、慈善拳击赛胜利、自由党党领竞选胜利以及2015年的联邦大选胜利。 成为党领后,特鲁多立即着手改革多年来萎靡不振的自由党,致力于把自由党“奥巴马化”:培养和鼓励希望,不管是否实际;深入年轻群体、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倾听各种奇葩要求;善用社交媒体,把自己包装成“网红”,并引入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一位负责人,带领着中左翼自由党最终在2015年的联邦大选中后来居上,出乎很多政治观察家意料地战胜了左派新民主党以及以强硬著称并执政多年的右派保守党而赢得大选,而且是大赢,让自由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增加到了184个,这是自由党有史以来第二好的表现。 从政仅仅8年后,特鲁多就带领自由党一雪前耻,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政治新星。随后特鲁多又组建了加拿大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4位印度裔部长,一位加拿大女性土著律师的司法部长,绝对政治正确的内阁成员男女各一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一时风头无两。 特鲁多无疑是个被命运垂青的人,既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优良的政治遗产。如果不从政,他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作为领导一个国家前行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国家高速发展挤占竞争空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他还是太肤浅、稚嫩了些。四年的执政过程中,政绩泛善可陈,留在人们印象中的都是负面或者有争议的政策:大麻合法化、征收碳税、大量接收难民、补偿恐怖分子、债务上升、兰万灵司法干预、和中国沙特等国交恶……最终在4年后的2019年联邦选举中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不得不以少数党地位执政,需要联合其他政党才能施政,否则议案有随时通不过、内阁随时解散的风险。当时人们普遍预测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寿命不会超过一年,但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挽救了他。 自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差不多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亲民”地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民众支持率一度超过50%。接着又在疫苗采购上押对了宝,获得了远远超过所有加拿大人需要的疫苗,且疫苗接种行动进展顺利,全国12岁以上民众的两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70%,居世界前列。在目前全球性Delta变异病毒引发的疫情反弹中,加拿大的疫情依然处于较低、可控的状态。特鲁多于是借着这个短暂的“窗口期”,不顾批评再次发动全国性大选,意图重夺国会控制权,其实这也是特鲁多政府继续存活的唯一选择。 没有退路 加拿大的疫情在数据上看起来不如美国、印度等国严重,但若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密度、自然禀赋以及抗疫投入的金钱和资源,加拿大的疫情防控成果并不成功。全国只有3800万人口,感染者却已超过145万,死亡人数近27000人,面对正在爆发的第四波疫情也不可能幸免。然而从疫情爆发开始,加拿大各地政府发布的“封闭令”、各种防疫限聚令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都给加拿大的经济造成重创,而联邦政府除了大笔撒钱就找不到其他的抗击疫情办法:援助民众、援助企业、提高社会福利、大手笔购买疫苗、大手笔刺激产业复苏等等,导致加拿大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仅2020至2021年全年国家财政赤字就将高达3540亿加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支出水平相当。特鲁多政府当时的新任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今年4月发布的第一次财政预算依然秉持了自由党一贯的大手大脚花钱抗击疫情、援助民众和刺激经济的执政风格,继续新增支出1014亿元,不仅在疫苗、防疫等健康方面和福利、住房等民生方面慷慨,还把阻碍妇女就业问题之一的托儿服务当作突破点,要在全国内施行类似魁省的低价补贴托儿服务系统。 自由党当政以来的大撒币行为曾经引发了无数的担忧和争议,也受到反对党的批评,这次又借着抗击疫情、刺激经济的由头变本加厉地开动印钞机,给全国各行各业和民众发了最多的金钱,比南面的邻居还多,加拿大央行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印钞冠军。 自加拿大建国以来一直到2020年2月底,150多年时间里,加拿大央行总共发行了约1200亿加元的货币,而仅仅在2020年1月到2020年6月间,加拿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飙升到4700亿元,扩张了291.7%,通俗地说就是加拿大基础货币存量在6个月内增加了近3倍,直接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巨大的财政窟窿怎么填?如何能做到赤字平衡?需要多少时间?应该加多少税以及如何加税等问题是摆在任何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首要问题,无论哪个党执政,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严峻问题。在大撒币的自由党人认知中,只要GDP的增长超过利率,且偿债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的话,这种激进的债务扩张就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理念没错,不管是债务规模扩大也好,赤字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加拿大正面临的重大风险就在于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滞后,这场豪赌最终可能会拖累几代人付出代价。 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7月份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如果联邦政府再不节制开支,可能往后几代的加拿大人都要为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买单。按照现在的预算支出,联邦政府可能在2070年前都无法回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状态,光是利息加拿大人就要支付3.8万亿,如果这些政府赤字平摊到每个加拿大人身上的话,那么每个加拿大人都背负着57,500加元的债务。 如今第四波疫情汹汹而来,不仅加拿大,全球距离新冠病毒疫情完结仍然遥遥无期,只会撒钱抗疫的自由党政府必须保持因疫情而衍生出的各种紧急援助政策,才能保证民众允许他们留在台上,所以必须维持高赤字的国家财政预算方案。那么裹挟民意反击反对党对其财政宽松政策的质疑和反对,也就成了特鲁多以及自由党目前唯一的选择,赌赢了则继续撒币四年,哪管子孙后代面临洪水滔天;赌输了,回到以前的少数党执政局面,反正现在的反对党一个比一个弱,没人能构成真正的威胁。  

“不寻常的欺诈案”: 孟晚舟案庭审进入最后阶段 五大质疑能否让她重获自由?

大河 8月4日开庭的孟晚舟引渡案最后阶段的庭审本周继续。在上周已进行完毕的庭审中,法官当庭指出了检方所持主张和说辞存在几个重大漏洞。分析人士称,法官的这些质疑,似乎正在动摇检方对孟晚舟指控的根基。   漏洞一:检方对孟晚舟的指控自相矛盾 对于整个孟晚舟引渡案而言,检方试图证明的是孟晚舟2018年与一位汇丰银行高管会面时,做了一份PPT陈述,孟在其陈述中,对汇丰方面隐瞒了华为和一家在伊朗运营、名为Skycom的公司的真实关系,使得汇丰银行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为Skycom处理业务,导致汇丰因此面临违反美国伊朗制裁法案的风险。孟晚舟因而被控“欺诈罪”。 检方称,孟晚舟所做的PPT陈述,有3处不实陈述。其中一处不实陈述是,孟晚舟在陈述中为Skycom的合规经营做了保证。另一处不实陈述是孟晚舟在陈述中,没有如实披露华为和Skycom的关系。法官认为检方的这两点主张自相矛盾。 “除非华为控制Skycom,否则孟晚舟如何(能为Skycom)做出令人信服的合规保证呢?”法官质疑。 法官同时提出,检方将汇丰判断一项业务是否合规,只依赖一个人的陈述作出决定,似乎并不合情理。一家国际银行依靠一个人的保证来判断其业务是否合规?这也太不专业了吧?   漏洞二:检方对孟晚舟的指控缺乏凭据 检方指控孟晚舟的PPT陈述,涉嫌犯有“欺诈罪”,是因为置汇丰银行于违规风险之中。汇丰银行的风险是为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提供美元服务,从而违反了美国的伊朗制裁法案。汇丰银行在为Skycom提供银行服务时要么清楚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要么不知道,而仅据孟晚舟的PPT,就导致汇丰银行违规,真是天大的笑话。 法官质疑,检方和引渡请求国美国,在引渡案件记录(ROC,Record of the case) 中并未明确说明什么行为是违规的。这让孟晚舟被控的罪名,没有凭据。 在庭审中,法官质疑检方,是否所有涉伊朗的业务都违规?检方回应称,并不是所有涉伊朗业务都会违规。法官追问是否所有涉伊朗的美元清算业务都违规?所谓违规的凭据是什么?检方迂回闪躲,支支吾吾,拒绝正面回应。 法官评论:需要搞清楚ROC是如何解释有些事情会受到制裁的管控,而有些不会?这样才能判断PPT中的内容是否具有欺骗性……” 在8月13日的庭审中,辩方律师也指出本案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上都是一个独特、不同寻常的案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很难确定美国指控的构成欺诈罪的凭据是什么。是不是应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漏洞三:美元清算违规,是孟晚舟的责任吗? 检方指汇丰“被骗”后,主要面临的风险是为Skycom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向一家名为Networkers的公司支付了款项。法官质疑检方:作为客户,孟晚舟有责任或者有权利建议汇丰采用哪种清算方式吗? 法官问:“孟女士陈述了华为在伊朗做生意。很明显的基本情况是,汇丰仍在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问题是,孟女士是为汇丰提供美元清算建议的合理人选吗?” 言下之意,孟晚舟为何要为汇丰用美元清算这一行为负责?对此,检方也当庭明确表示,孟晚舟确实没有责任和义务建议汇丰如何清算,用何种货币清算。   漏洞四:孟晚舟的PPT陈述与涉嫌违规的美元清算款项有关系吗? 在孟晚舟与汇丰的会晤之后,汇丰只为Skycom经由美元清算上述Networkers公司支付了款项。如果说,汇丰将面临风险,风险也只可能是由这笔汇款造成的。但是,孟晚舟的PPT陈述丝毫没有与这笔款项相关的内容。法官质疑检方:孟晚舟作陈述PPT时,可能会知道Skycom与Networkers的这笔交易,会经由美元清算吗? 法官说:“孟女士在进行‘不实陈述’的时候怎么能预测会和美国扯上关系呢?她怎么能预见由亚洲的一家中资银行进行的交易会通过美元支付或由汇丰银行美国分公司通过美国进行清算?她怎么知道银行的业务路径?” 此外,孟晚舟一方也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孟晚舟知道Networkers交易存在。事实上,就这笔交易金额(约200万美元)来看,它也不足以让一家世界500强公司CFO在日常工作中对此引起关注。因此孟晚舟更不可能知道Networkers的这几笔交易会经过美国清算,从而违反美国的规定。   漏洞五:汇丰“违规”被免民责,为何孟晚舟要担罪?   在本案中,检方将汇丰当做“不知情”的受害者。汇丰与美国签订的DPA规定,只有汇丰在“知情”(knowingly)的情况下有违规举动(明知故犯),才可能有被罚风险。既然检方主张汇丰“不知情”,那么汇丰就不会面临违规风险。那孟晚舟被控的欺诈罪也不应成立。 反之,如果汇丰确实承担了违规风险,那汇丰就是“明知故犯”。 法官质疑检方,根据ROC,汇丰已被免于民事风险,那么汇丰是否后续会被美国监管机构追究刑责?法官说:“在民事责任问题上……汇丰银行不存在被起诉的风险。但美国在此案中所做的决定是监管性的、还是民事的抑或是刑事性的,这难道没有区别么?” 法官在上述质问中,传达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如果汇丰银行不会被追究刑事或民事责任,那么检方所称的汇丰因孟的陈述而将面临的风险,就不存在?如果汇丰不会面临风险,那孟被控的所谓“欺诈罪”能成立吗?   不寻常的“欺诈案”   分析界普遍认为,法官在庭审提问中对检方提出的最“致命”的质疑和评论是:“为了通过引渡测试,本案必须满足欺诈要求。但就事实而言,多年之后再来审视,却发现(本案)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实际损害。这样的‘欺诈案’能算普通的案件吗?而且本案所谓的受害者(一家大型机构)似乎内部已有多人了解所有事实。” 法官认为在这个案件中:首先,“受害人”汇丰没有实际损失;其次,汇丰内部很多人对真实状况(华为和Skycom的关系)有相当广泛的了解。法官强调说:“(一桩欺诈案)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是不寻常的: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和对真实情况有相当广泛的了解。”这使得本案能否满足“期诈罪”的构成要件存疑。 在庭审的最后阶段,孟晚舟律师将继续主张,孟晚舟并没有欺骗行为,也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任何损失,该案甚至也没有一个合理的风险因果论述(risk theory),因而孟晚舟的PPT陈述与美方称汇丰银行可能面临的风险没有因果关系。孟晚舟案应不满足“引渡测试”中的“欺诈罪”构成要件,因而引渡不成立。    在本轮庭审结束后,法官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判。外界担心,被相关方广泛认为是一起“政治案件”的此案,如不能得到尽速解决,将使得中加、中美、加美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继续延续。  

电子时代谨防网上诈骗

电子时代谨防网上诈骗 七天记者 颜宏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电子支付的普及,各种形式的金融诈骗案例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麦吉尔大学的W同学特意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刚刚遇到的一起电子转账诈骗案,提醒广大的华人读者注意。 今年8月1日,W同学在社交媒体的market place上发布了售卖一双乔丹运动鞋(Air Jordan)的广告,很快一个网名为“treezyhunchos”的人跟他联系购买,经过沟通,双方商定的价格为280加元,付款方式为e-transfer。W同学和买家约定在一个公共场所见面交易,在把鞋交给买家前,W同学特意确认转账成功,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由于买家希望购买更多的鞋,而王W同学也有闲置的运动鞋,于是双方约定第二天再次交易,这次对方分别以240元和320元的价格又购买了两双鞋,交易过程和前次一样,看起来一切顺利。 但仅仅两天后,W同学的银行账户突然被锁,无法登陆。电话沟通也无法解决,W同学被要求必须亲自去开户的支行了解详情。到了支行的W同学被告知,他的银行之所以被锁,是因为涉及欺诈交易,买鞋人付给W同学的钱并非来自他自己的银行账户,而是盗用他人银行账户汇出的款,属欺诈行为,因此即使对方汇出的款项已经到了W同学的账户,银行也不会允许W同学取出。因为第一笔汇款的账户同样来自RBC银行的客户账户,该支行的经理表示这笔钱是一定要退给人家的,不能让自己的客户损失,而第二、三笔汇款的受害账户来自其他银行,要跟其他银行协商具体怎么办。这让W同学很不理解,自己是受害人,也是RBC的客户,难道自己的损失就不是损失吗?就没有途径弥补了吗? 为了能够找到骗子挽回自己的损失,W同学在报警后又跟骗子联系,说还有运动鞋出卖,意图和警察一道当场抓住骗子,可惜狡猾的骗子早有防备,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来,看到罪行败露后迅速逃跑,还对试图阻拦的W同学暴力相加,没有赶到现场警察帮助的W同学只能眼睁睁看着骗子跳上接应的车子逃走,并把记下的有关车辆信息交给警方。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周,但警方那边毫无消息,七天记者也根据W同学提供的报案档案编号向负责市中心治安事务的20号警察分局询问案件侦破进展。警方解释说当时出警的两名警察只负责采集信息,撰写报告,然后把报告交给负责欺诈的部门进行调查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至于调查的进展情况则需要向他们查询。不过警方也好意提醒说这样的案子太平常了,天天都在发生,况且被骗金额也不大,应该不会优先调查,所以不要抱太大希望。记者随后给SPVM的欺诈部门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是调查还在进行中,不提供任何信息,如有进展会和当事人直接联系。 W同学几年前来到加拿大留学,并不是对本地社会一无所知的“小白”,对各种诈骗案亦有所耳闻并存着警醒,语言沟通上也不成问题却依然上当,这意味着骗子们的手段日渐隐蔽、复杂,即使加了小心依然可能被骗。 层出不穷的骗术 正如警方所说的,类似W同学遭遇到的诈骗很平常,每天都会发生几十、上百起,特别是在网购或者二手商品的买卖过程中。根据警方的说法,比较常见的诈骗方式是骗子先在网上售卖商品,通常还会把价格标的非常低,以此来吸引买家的注意。当买家表现出对骗子的商品有兴趣时,骗子会通过花言巧语施压或利诱买家通过E-transfer支付定金,买家若不肯付押金就威胁说优先卖给别人。但当买家电子转账支付定金后,骗子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在个别情况下,有的骗子还会随机告知买家一个虚假的取货地址,实际上买家永远拿不到商品,也拿不回钱。 而W同学的遭遇则是相反的案例,是受害者在网上出售物品,骗子则黑进别人的银行账户为自己的消费行为买单,类似于盗刷信用卡,这类诈骗行为多涉及近几年愈演愈烈的身份盗窃。 身份盗窃是指犯罪份子通过不法手段获得个人信息,并在本人不知情或者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个人信息达到非法目的(例如金融欺诈)或损害其声誉。目前,身份盗窃可谓是网络罪犯分子的“金矿”,近些年频繁发生的个人信息数据信息泄露事件其实都和这个有关。最近的大规模个人数据泄露案是在2019年7月爆出的Capital One数据泄漏案,一名负责数据托管的工程师为了炫耀把约1.06亿信用卡客户的信息泄露,其中包括600万加拿大客户,很多加拿大人申请这个信用卡是因为该公司与Costco, Hudson’s Bay等知名商家长期合作,还是Costco的指定信用卡,所以涉及加拿大的客户多是Costco的会员。这也是这家公司在5年时间里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客户信息泄露事件,上两次分别发生在2014年和2017年。这之前一个月就是著名的加鼎银行(Mouvement Desjardins)数据盗窃案,这家北美最大信用合作社的一名内部员工为一己之私非法收集并泄露上百万客户的个人和企业信息,包括客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社会保险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和交易习惯等。最终的受害人高达970万人,大部分(超过700万)客户都是魁省人,而其中还有近400万人曾经是加鼎银行的客户,在盗窃案发生时已经不再是该银行的客户,但其个人信息却依然被这家金融机构保留着,于是也成为这起数据泄漏案的受害者。造成较大危害的还有2017年9月发生的征信局Equifax黑客攻击案,被盗走超过1.43亿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客户的个人信息。再加上以前发生的蒙特利尔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以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户信息泄露案,一些信息专家估计所有加拿大成年人的个人信息都已经流传到网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身份盗窃受害者。 如此大规模的个人身份信息泄露为身份盗窃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源泉”,为前赴后继的电子时代“银行绑匪”提供了永无止境的犯罪手段。这些身份盗窃欺诈案不仅给受害者个人生活带来无数的困扰、不便以及财产损失,也给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 加拿大反欺诈中心(Centre antifraud du Canada)数据显示﹐在北美平均每三秒就会发生一起与个人信息被盗相关的欺诈案,每年有大约2.7万名加拿大人报称身份被盗窃,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基于互联网的非法活动呈现明显增加态势,包括身份盗窃、网络诈骗、网络色情活动等等。针对联邦政府推出的慷慨而又不进行严格身份审查的CERB项目,都是网络诈骗的重灾区,犯罪份子使用他人身份冒领的诈骗行为一直层出不穷。而与网上诈骗活动猖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打击力量的严重不足,无论是警方的人力还是资源配置都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以至于受害者在向专门负责涉及身份被盗调查的加拿大反欺诈中心报案时,被告知受疫情影响人手严重不足,而案发数量巨大,无法处理更多的欺诈案,建议这些欺诈受害者向本地的警察部门报案;本地的警察部门又表示警务繁忙或事情不紧急而拒绝受理,让受害者求告无门。 更令人讽刺的是,在现行的体制下,骗子行骗非常容易。只要那些骗子拿着你的个人信息,例如姓名、地址、生日、社会保险号码(SIN)、驾照、你母亲的婚前姓名等等,就可以轻易地通过电话或上网填表假冒你的身份,接管你的银行账户、开设新账户、转款、申请贷款和信用卡、购买贵重物品、开设手机账户、甚至抵押或卖掉你的房子……后果相当可怕。而那些身份被盗者若想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证实自己是身份盗窃的受害者却并不容易,这些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往往要面对庞大而僵化的官僚管理系统,连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交涉都没有结果,还被要求提供各种“奇葩证明”,让受害人心力交瘁。 前途渺茫的改进 身份信息泄漏造成的后果如此严重,那有没有办法避免自己成为身份盗窃的受害者?答案是不可能。即使民众加倍小心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被外人所知,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机构有联系:政府、学校、医院、工作单位、金融机构……都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而这些机构发生信息泄漏的话,所有个人采取的保护措施都是枉然。 在魁省加鼎银行数据泄漏案发生后,执政的CAQ政府曾在去年6月提出过一项代号为64的法案,以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如果能在今年9月份通过的话,这个法案会要求公共和私人机构严格保护个人数据,如发生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传播等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罚款金额可在1.5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但对那些个人信息已经被泄漏的受害者来说,这个法案则于事无补。目前比较常用的防范措施是开通TransUnion和Equifax的收费信用监控服务,这个监控服务包括每天对数据库进行检查,以检测客户文档中的任何异常信息和查询,比如你的信用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进行过可疑交易,再或者你的个人信息在被Equifax认定为欺诈的网站上被使用等等。一旦发现异常,客户会通过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收到实时警报。如果发生了身份盗窃,Equifax的客户团队还会提供支持,帮助客户找回损失的信用。需要注意的是,Equifax也并非百分百安全,其系统也在2017年被黑客攻破,导致几乎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的信息被泄露。还有一个办法是要求金融机构在自己的档案中添加欺诈警报,但每个机构的规定都不一样,需要和各自的开户机构联系。 一些信息安全专家认为,最终解决身份诈骗的办法可能是重建一套互联网下的身份识别系统。魁省政府也表示希望在2025年建立起一套个人数字身份系统,让政府以及各种机构能够识别每个人的身份。这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身份系统据说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安全性还高,截止目前已经投资了近4,200万元,最终的投资可能需要数十亿元。但实际上除了投资和区块链技术成熟度的问题外,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说服各种机构交出其对客户身份信息数据的控制权;如何做到安全准确地连接个人的物理身份与数字身份等等。 几个注意事项 数字身份毕竟还遥不可及,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做到保护和防范,避免成为身份盗窃的受害者。首先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和密码,不要轻易泄露这些敏感信息。在现实生活中,妥善保管或者销毁含有个人信息的文件,室外信箱上锁;使用信用卡或者银行卡要注意柜员机或刷卡机是否有异常,输入密码时要遮挡,尽量不要在小店里使用;在网上付账或购物时,尽量不要使用公共网络,及时清空所有的缓存信息和浏览历史记录;注意分辨钓鱼邮件,不要轻易回复金融机构、社交媒体或招聘网站发来的陌生邮件或短信,更不要点击里面的链接,不管看起来多么像真的;如果长期出门,要找朋友帮忙取信或者到邮局申请自取服务,不要让信长期留在信箱里;搬家后要及时更改地址等。 其次要时刻关注自己的金融动态。每月收到银行账单或信用卡账单后,要仔细核对上面的所有交易情况,发现异常要及时和发卡机构联系;如果账单晚到或者不到,不要不当回事,及时和银行部门联系;如果可能设置银行转账或大笔数额交易警报,一旦发生大额交易,可及时获得相关信息;每年查一次自己的信用记录,看是否有异常,Equifax和Transunion都提供一年一次的免费查询服务。  

德尔塔9月占领魁省

七天记者 梓丰 随着魁省疫苗接种行动的推进,魁省的疫情从今年3月份以来持续放缓,每日新增感染者一度低到2位数,这让魁省政府对今年秋天恢复正常生活充满了信心。不仅宣布今年秋季开学要全员回校上课,还在7月份表示将在9月份在魁北克城的亚伯拉罕平原广场(Plaines d’Abraham)举办有2.5万名观众参加的大型实验音乐会,以测试新冠病毒对大型活动的影响,并帮助重启休闲娱乐和旅游业,但现在魁省政府宣布取消这一活动。同时在结束夏季休假,循例在省内各个地区开展巡回活动的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也突然宣布暂停巡回活动,给出的理由是魁省的疫情上涨太快,他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疫情防控的问题,特别是让人担心的开学后疫情反弹的问题。 这些事例都表明,在德尔塔(Delta)变异病毒的攻击下,魁省的疫情前景变得非常严峻。魁省卫生厅早在几周前就表示,魁省无法抵御德尔塔变异病毒的传播,这个病毒将在未来几周内成为魁省感染病例的主导病毒,仅仅一个月前它在魁省的比例还非常低。 防疫专家、每天通过媒体报告魁省疫情变化的Karl Weiss医生表示虽然相比于美国或者近在咫尺的安省,魁省的疫情还算可控,因为超过75%的民众已经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但德尔塔变异病毒正在攻城略地,从以前的零星几个案例已经发展到近60%的新感染案例都是德尔塔变异病毒引发的,且发展势头迅速,预计到9月中旬、最晚9月底,魁省近乎百分比的感染者都将是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者。 95%的接种率 德尔塔病毒首先于去年在印度被发现,是印度出现的240多种变异病毒株中危险性相当高的一种,相较于原始新冠病毒毒株,它的传染性和存活率明显增强。根据目前的研究,德尔塔病毒是双重变异病毒,其中一个E484Q突变,使得病毒的传播性变得更强,还更容易传染给年轻人和儿童;另一个L452R突变可以帮助病毒逃避人体的免疫反应。这两个突变结合在一起,让病毒同时具备了强传染性、高致病性和抗体逃避性,这个超级病毒还突变出了耐高温特性,可以在盛夏季节大肆传播,消除了夏季抗疫的缓冲期。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指出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出现“改变了战局”,其传染性堪比水痘,比普通感冒、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天花、埃博拉病毒、MERS 和 SARS 都更容易传播,原始的新冠病毒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引发的重症住院风险也提高了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也表明,德尔塔病毒相对与其他变异毒株和原始病毒,其传播率增加近100%,也就是增加了一倍,比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传播能力高出40%。如果一个人感染了其他几种新冠毒株,平均只会传染给2-3人,而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感染者会传染给6-8人,且潜伏时间短,以往每4、5、6天才会增加两到三倍的病人,现在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就有五六倍、六七倍的病人出现,大大增加防控的难度。除了传播控制困难外,感染德尔塔病毒后还在临床上表现出患者体内病毒载量高、发病症状不典型或不明显而不易被察觉、病人转阴速度慢、治疗时间长、容易出现重症等。在德尔塔病毒的影响下,年轻人的住院率越来越高,其中以18-49岁的成人住院人数增幅最大。 更可怕的是在新一轮感染中,很多人是接种了一剂甚至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突破病例”。所谓“突破病例”,指的是完成疫苗接种至少14天后又被感染的病例。针对越来越多的“突破病例”,医学界的共识是任何疫苗都不存在接种后无突破病例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一样会被感染。但是如果没有接种疫苗,获得疫苗的保护作用,感染、住院、死亡的人会更多。 在德尔塔病毒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防疫专家表示原来预期的75%群体免疫门槛是按照原始新冠毒株估算的,并没有考虑到传染性更强、生命力更强的变异毒株,现在看来75%的接种率已经无法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民众的疫苗接种率越高越好。魁省公告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表示在德尔塔成为感染主体的情况下,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接种率需要达到90%,甚至理想情况下达到 95%,以对冲12岁及以下儿童未接种疫苗的事实。 今年年初魁省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是到8 月 31 日之前让75% 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人口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目前这一目标已经达到。现在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表示要把接种率提高到 80% 和 85% 以上,并把第三针接种行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曾在魁省疫情严重时断然祭出“宵禁”利器的魁省无疑将继续保持高压的防疫政策,包括要求医疗系统内工作人员必须在10月前完成全员疫苗接种,9月1日起在加拿大第一个施行“疫苗护照”,大中学生返校后必须佩戴口罩等。 第三针疫苗 面对疫情的再次反弹,除了疫苗接种,根本无法进行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拉网式大排查、全员核酸筛查、隔离接触者、切断传染链”等防控措施的民主政府只能把接种加强针疫苗作为必选项。基于即使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经济落后的穷国民众接种率还非常低,控制全球疫情的关键不在于防控最好的国家,而是在于防控最差的地区,谁都无法独善其身等基本常识,美、英、加等发达国家都自私地选择疫苗接种多多益善这个策略。 全球施打辉瑞疫苗最快、接种比例最高的以色列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德尔塔毒株的影响,辉瑞疫苗在以色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已经从最初的94.3%下降到七月初的64%,又从七月初的64%下降到现在的39%。该国的卫生部门已经表示将向免疫力弱的成年人提供辉瑞疫苗加强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国家。 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双重“冠军”的美国面对德尔塔病毒带来的疫情反弹在8月18日宣布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第三针加强疫苗接种,最快可在9月20日开始执行。于此同时,辉瑞疫苗公司也表示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提交了最新的加强针试验数据。其数据显示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能大幅提高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病毒的免疫保护;在接种第2剂后的8至9个月期间接种第3剂获得的保护效果最佳。 《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也深入探讨了第三剂疫苗的必要性。一般来说,在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后,理论上人类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大量能识别、中和新冠病毒的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体血液中的相关抗体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身体里的记忆B细胞和T细胞依旧在发挥功效。当它们再次遇到新冠病毒后,前者会快速产生大量抗体,后者则会协助清除被感染的细胞。而在第三针疫苗的作用下,记忆B细胞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也能对新冠病毒产生更快、更强的反应。另外,它也能刺激身体产生更优质的抗体,提高其效力。 安省已经宣布将向健康情况脆弱的特定人群追打第三剂疫苗,这些人群包括移植器官者、血液癌症患者、使用抗CD20制剂者,以及生活在长期护理中心、养老院和原住民老年护理中心等高风险地区的人,估计魁省也会很快宣布类似的政策。  

冤冤相连何时了?

洪田 一冤又一冤,冤冤来相连 孟晚舟蒙冤已经三年了,至今还没有着落。 这一案件,从始至今,可谓冤冤相连难尽言。何以言此? 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核能,美国眼睛一瞪:不行,你可能会趁机制造原子弹。于是,在清洁能源大势滚滚的今天,伊朗因为要发展自己的核能而遭受制裁,你说冤不冤? 伊朗遭受制裁,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的公司都要小心了,如果你还在和美国做生意,或者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你将受到美国的严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谓的“长臂管辖”。闹了半天,在“自由经济”喊破天的时代,做生意也要跟随政治站队,你说这些生意人冤不冤? 华为“一不小心”在科技领域领先了一大步,原本希望和美国的科技巨头们会师喜马拉雅,相拥言欢,把酒相庆,不成想迎来的不是热情的拥抱,而是恶狠狠的几记组合拳,外带连环脚,招招致命,你说华为冤不冤? 美国要整华为,明的暗的一齐来,作为华为创始人的长女,孟晚舟女士便被悄悄地“预定”为了人质,你说孟晚舟冤不冤? 美国暗地里要求几十个国家帮助羁押孟晚舟,这些国家都婉言谢绝了,而加拿大政府却“慷慨”相助,最终让中加关系降温至冰点,比中美关系还冷淡,而那时在任的特朗普总统并没领加拿大的情,对加拿大依旧冷眼相看,你说加拿大冤不冤? 如果说这些冤情都是政治上的,让人捉摸不定,那孟晚舟一案在加拿大的审理可是法律上的冤情延续。 控告孟晚舟的是美国司法部,理由是孟晚舟“欺诈”了位于香港的汇丰银行,“有可能”使汇丰银行遭到美国财政部门的惩罚并遭受名誉损害。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汇丰银行稀里糊涂地躺着中了枪。如果汇丰银行不肯配合美国司法部呢,它会因为“犯罪前科”而遭受巨额惩罚。所以,说你被骗你就是被骗了,你说汇丰银行冤不冤? 如果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去美国,加拿大法院需要判定孟晚舟的所作所为在加拿大也会被认定为“欺诈”。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所以不存在孟晚舟“犯罪”的前提条件。可是加拿大的法官说,我们要假设加拿大制裁伊朗,假设原告美国司法部门提供的证据都是正确的。这样的假设,你说作为被告的孟晚舟冤不冤? 华为希望从汇丰银行贷款,孟晚舟代表华为向汇丰银行陈述。后来因为华为有了足够的资金,最终没有从汇丰银行借这笔钱,也就是说,无论孟晚舟当时说了啥,汇丰银行并没有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承担任何风险。在这样的结局下,孟晚舟依旧被判定为“欺诈”,你说她冤不冤? 前段时间,孟晚舟的律师通过法律手段从汇丰银行那里得到了一些可以证明孟晚舟没有欺诈的文件,可是加拿大的法官不予采纳,你说孟晚舟冤不冤? 真可谓,众目睽睽之下,一冤接一冤,如同临深渊;举目抬头看,何处峰回又路转? 最新进展 2021年8月4日,加拿大法官对孟晚舟一案进行了新的审理。法庭围绕辩方主张的程序滥用“第三分支”进行审理,期间让我们了解了一些新的信息。 美国司法部门控告孟晚舟的理由是,华为是一个名为Skycom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Skycom在和伊朗做生意;如果汇丰银行利用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贷款给华为,它会因为Skycom而遭受美国的惩罚;汇丰的“初级员工”知晓华为控制着Skycom,但“高层员工”并不知晓,孟晚舟没有如实向汇丰银行说明华为和Skycom的关系,使得汇丰银行面临风险,因此,孟犯有“欺诈罪”。 在2021年8月4日审判中所揭示的材料表明,孟晚舟向汇丰管理人员的陈述中说明了华为控制Skycom在伊朗的运营,也说明华为管理人员努力使华为和Skycom在伊朗的商务活动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此可知,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孟晚舟如实进行了陈述,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需要注意的是,孟晚舟不是律师,不是法律工作者,她不可能从法律视角来进行陈述,也没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准备自己的陈述。 从汇丰银行所获得的新证据显示,一名在证据文档中被命名为“汇丰雇员7号”的汇丰银行高管,了解所有与华为及Skycom的事实; 汇丰银行内部“系统性知晓”华为与Skycom及其母公司Canicula的关系; 孟晚舟提供的PPT并未被提交到汇丰内部风险评估会议; 汇丰与Skycom相关的业务决定,在孟晚舟PPT陈述之前就已经做出。由此可知,孟晚舟提交给汇丰银行的材料,并不会影响银行的决定,也不会形成客观上的犯罪结果。 总而言之,孟晚舟没有主观犯罪的动机,也不会决定客观犯罪结果是否会发生。 另外,那时的汇丰银行正处于美国DPA监管之下,按照DPA的要求,汇丰有义务慎重审视与Skycom及伊朗相关的金融业务。汇丰银行的管理人员不是弱智者,他们有足够的智商和知识考虑不通过美元结算系统清算Skycom或者任何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资金,而是通过CHARTS系统或其它途径避免潜在的违规风险。也就是说,无论孟晚舟的陈述是否会误导汇丰银行,已经头悬美国制裁利剑而小心翼翼的汇丰银行都不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和名誉上的受损。 总之,孟晚舟的陈述对汇丰银行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美国司法部门对汇丰银行的“善意关怀”没有任何意义。这些闲来无事的先生女士们虚构了一个虚幻的犯罪故事,却对无辜的孟晚舟女士构成了真实且严重的伤害。 小结 折腾孟晚舟,意在损华为。然而,华为发展的步伐没有丝毫因之而紊乱,未来华为的发展也不会些许受此影响。中国的华为不是法国的阿尔斯通,任正非先生儒雅的外表下,有一颗钢铁铸就的心。美国某些人士的小算盘,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 明知不会有任何结果,美国司法部门的那些先生女士们还有兴趣继续演戏吗?我看他们已经兴趣索然了。 这场闹剧,对于加中关系的损害是巨大的。这是美国政府的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如果开始的时候不知实情,那么,事到如今,明知是场闹剧,加拿大的司法部门还有必要接着陪演吗?已经三年了,加拿大司法人员对于美国同行已经仁尽义至,难道还要这么徒劳无益地浪费更多加拿大人的资源?难道还要让加中关系因此而遭受更大的损害?我看,应该适时止损了。 是的,这场损人而不利任何一方的闹剧该结束了! (2021年8月8日)  

华裔作者联袂俄罗斯绘手,儿童绘本《费拉明的世界探险—四季》上线亚马逊!

七天记者 葱岭 “春天,天空下着雨,火烈鸟费拉明Flammy抵达中国,他轻快地跳着水洼,转着雨伞, 听雨滴落在地上敲打出的美妙音乐…… 他看到了绿色的小草, 红色的花, 嫩绿的枝丫,遇见了动物朋友小兔、 熊猫、小猴子和小燕子,好朋友们一起放飞龙风筝,欢呼美丽的彩虹,好惬意的春天啊!” 一个麦吉尔大学的医学硕士,在她写给小朋友的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诗情画意,想象之丰富,语言之天真,让人非常吃惊。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带着这些疑问,七天传媒记者前往小宝贝幼儿园(Garderie Mini Trésors),在色彩明快的儿童世界里,见到了本书的作者高焕焕和她的合作伙伴张新。   “我偶然看到一个婴幼儿人工耳蜗植入的视频,当孩子第一次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他们眼里的新奇与光芒,不禁让人热泪盈眶!但是医学工作者跟踪发现,人工耳蜗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孩子长大后,有的语言功能与正常孩子无异,有的却不得不进入残疾人学校,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别?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父母的语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达娜·斯金德医生在她的著作《三千万字》中指出:孩子三岁前接触语言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家庭可以达到3000万字的差距!这3000万字的差别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一生的,它会造成孩子语言的迟缓,自我认知的缺失,情绪表达的障碍以及社交能力的低下。可见父母的语言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多么重要!在我从医学领域转到幼教领域的十个年头里,也遇到了很多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 特别是蒙特利尔这个英法双语的城市, 孩子三岁前已经接触至少2~3门语言,这对孩子、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一大挑战。如何让孩子们提高语言能力?其实最简单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就是父母的语言!这是为人父母送给孩子最棒的礼物!” 焕焕眼睛发着光,透着热切,平缓的语气中夹着一丝丝的焦虑,是那种渴望唤醒懵懂中的家长的那种。   “父母的语言,亲子的时光, 一本好的绘本可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当我有写《费拉明的世界探险—四季》《Flammy‘s World Adventures—Seasons》这套书的冲动时,我把想法告诉了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们,受到大家的一致喜爱!这套系列绘本的主角费拉明Flammy是一只火烈鸟,他活泼、机智、勇敢、好奇、爱交朋友、更热爱旅行。在不同的季节,他分别前往中国、南非、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 在遇见许多动物朋友的同时也发生了无数妙趣横生的故事。   那夏天他去了哪儿呢?记者好奇地问。 “夏天的南非,Flammy一家去沙滩边露营。追浪花,搭沙堡,捡贝壳,滑冲浪,他遇见了小象、斑马和长颈鹿。好朋友们一起踢沙滩足球,开篝火晚会,烤棉花糖,一起数星星……繁星点点,银河璀璨,歌声伴他入睡,好快乐的夏天啊!” 说得我都想去了呢?记者忍不住打断焕焕。 作为加拿大小宝贝幼儿园(Garderie Mini Trésors)的联合创始人,焕焕深深理解一本好的绘本对孩子成长的意义,她结合医学和幼儿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识,采用生动、形象、有趣的语言,以短句和重复为主,让小朋友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每个故事都兼顾到幼儿发展能力的几个侧重点,还包含了图文并茂的词汇,可以激发孩子们在书中找找看的热情, 让孩子们在玩中学习,学中玩耍,让亲子时光更快乐! 焕焕把对孩子们深切的爱都写进了故事中。 那Flammy怎么着也得来一下加拿大吧?记者忍不住为加拿大打抱不平,想争取一下。 “那当然!”,焕焕自豪地说。“晴朗的秋天, Flammy来到美丽的枫叶之国加拿大。在森林里寻宝、捡树叶、采蘑菇,观察美丽的帝王蝶的蜕变,还有长满青苔的石头。他遇见了麋鹿、松鼠和河狸,好朋友们在湖上划船、钓鱼…..湖光山色,微波轻漾, 大家一起醉卧于秋天。” 哈哈,好形象啊!这的确很加拿大。记者忍不住羡慕起Flammy。 “俄罗斯那么冷,跑哪儿干嘛?”记者有点嫉妒。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啦”。在焕焕旁边一直听我们聊天的张新快活地笑起来:“因为我们邀请了一位俄罗斯的绘画高手,她怎么着也得夹带点儿私货吧?” 记者看过这位叫玛雅·潘茲利克的俄罗斯画家的作品,那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有让人拍案叫绝之感。我们看到她画笔下的Flammy来到俄罗斯的小镇。抓雪花、踩脚印、做了个快活的雪地天使。Flammy还遇见了大熊和红狐狸, 和好朋友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滑冰、滑雪橇…… 银白世界, 温馨花火,好温暖的冬天! 这么热闹温馨的画面!好吧,记者就原谅画家,欣然接受她对家乡的偏爱吧。 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 “别忘了,这本书还有一个亮点呢”!焕焕追着记者,“我们设计了英语、法语、中文三个版本,为孩子们早期三种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故事范本!” “这次上线的是英语版,对吧?” 记者确认。 “是的”。焕焕说,“目前法语版的校对工作已经进入尾声,8月应该可以在亚马逊上线。 www.flammyworld.com 网站也会在近期创建完成,更多与Flammy相关的故事和产品会及时发布。下一套书计划是Flammy到不同国家,和朋友们一起欢度不同节日的故事…… 带孩子们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启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一起探索世界。” “步伐很快嘛!”记者忍不住夸赞起来。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合作伙伴张新, 这本书的幕后英雄。” 焕焕把目光转向张新, … Read more

为什么我们至今还生活在“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阴影里

九如 发生于2018年12月1 号的“孟晚舟事件”,于8月4日至20日,迎来最后的听证阶段,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将决定,美国引渡孟晚舟的条件是否成立。8月4日,孟晚舟身着一袭蓝色裙装出席了听证会。 2018年12月,在美国司法部要求下,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遭加拿大警方扣押,并被美国司法部申请引渡至美国受审。两年多来,官司一直在审理过程中。孟晚舟也因此滞留在加拿大。 7月9日,负责此案的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拒绝将孟晚舟辩护团队从香港汇丰银行获取的文件接纳为新证据的请求。而这些新证据能够表明美方向加方提供的《案件记录》具有虚假性和误导性,在诸多陈述上明显不可靠。《案件记录》是美方向加方提出引渡的依据。孟方提交的申请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其一,汇丰一位负责华为业务的高管了解所有关于华为与星通(Skincom)公司关系的关键事实,且有孟晚舟在2013年8月向汇丰所作陈述的PPT。该高管曾签发4份与华为合作的风险评估报告,使汇丰银行风险委员会决定继续与华为合作;其二,汇丰关键证人未将孟晚舟PPT中显示华为与星通关系的第16页传递给该银行风险委员会;其三,汇丰内部客户管理系统显示,星通被归类在华为集团账户下;其四,汇丰高层了解星通的主营业务在伊朗,且汇丰方面也清楚是华为在控制星通母公司的银行账户。 我们也知道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的理由是:孟晚舟没有如实向汇丰银行通报华为集团与子公司Sky.com的关系,而Sky.com 向伊朗提供电讯设备,从而使汇丰银行面临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起诉的财务风险。 加拿大联邦检察官罗伯特 弗雷特(Robert Frater)在2020年1月22日的法庭陈述曾说,“欺诈是本案的核心”,而欺诈银行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违法行为,这也是加拿大法庭坚持引渡的一个重要理由。 孟晚舟律师所提交的材料(从汇丰银行得来的)证明汇丰银行高层很清楚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孟晚舟根本没有欺诈,汇丰从未因华为违反美制裁禁令。 孟晚舟会见汇丰高管时,香港星通的汇丰账户已关闭,双方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已经结束。对汇丰而言,此前与香港星通的合作,不存在孟晚舟欺诈的问题;此后与香港星通也无合作,不触及这一风险。所谓孟晚舟“误导”汇丰继续合作一说,根本站不住脚。除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等知名电信厂商都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只是并未引起美国如此关注。不论华为还是香港星通,在伊朗均有正常的业务运营,这并不违反美国的制裁法律。就连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承认,“我和我的同事没有发现华为的任何问题”。这样一个足以推翻引渡理由的证据没有被初级法庭接纳,引渡案中代表美国利益的加拿大政府律师反对接受汇丰银行的文件,称这些文件与引渡无关,更适合她在美国进行的欺诈审判,而不是她在加拿大的引渡听证会,负责此案的希瑟·霍姆斯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资料没有“明确”支持华为高管关于美国对她的指控“明显不可靠”的说法。 法庭上法官说了算, 可每个人的心中自有一杆秤。 在初级法院的法律术语中,这是一场最后的游戏——因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 希瑟·霍姆斯 将不得不决定一旦程序结束,是否将其引渡到美国。 孟晚舟的律师在此之前,已经从四个主要方面即四个分支对本案存在“滥用司法程序”的问题进行了陈述,第一分支,美方是出于政治动机提出了引渡要求;第二分支,美加政府和执法部门在逮捕孟晚舟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诸多侵犯孟晚舟宪法权利的问题;第三分支,美方提交给法庭的引渡文件存在重大遗漏并误导了法庭;第四分支,美方的引渡要求违反了国际法。 初级法院最后阶段的听证会分为三部分。 1、听证第三分支 法庭将听证孟晚舟律师提出的“程序滥用”申诉理由中的第三分支,也就是美方提交给法庭的引渡文件中,关键证据存在重大遗漏,对法庭审理造成误导。在此之前,法官已经拒绝了孟晚舟的律师提出的在第三分支听证中引入汇丰银行新证据的请求。 2、补救措施 (Remedy) 孟晚舟律师要求法官把“程序滥用”申诉理由的四个分支合并考虑,对美方的引渡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终止引渡程序。在此之前,法庭已经听证了另外三个分支:美国对本案进行政治干预、逮捕孟晚舟的过程有多种违法行为、美方的引渡要求违反了国际法。 3、递解审理 (Committal) 递解审理可看作是在这一级法院最后的判决。法官在这个判决中将决定是否把被引渡人交给引渡在递解审理之前的所有审理和判决,实际上都针对孟晚舟的律师提出的申诉,法官要裁决是否接受这些申诉理由并终止引渡程序。而递解审理则是法官要裁决是否接受检方律师的主张,即是否准予引渡申请方,也就是判决是否把孟晚舟引渡给美国。 8月4日至6日,控辩双方就美国是否“程序滥用”进行了辩论。 据8月4日的听证会记录,孟晚舟辩护团的多名律师,进行了一整天的陈述,美国提交给加拿大的引渡案件记录(ROC)内容存在大量不实和误导信息,向加拿大法院提供了误导性证据并遗漏了部分证据,没能尽到“坦率、勤勉、和准确”的义务,引渡请求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构成“程序滥用”,法庭应据此终止引渡。另外在这一阶段结束后,听证会将进入补救阶段(Remedy),这将解决孟晚舟关于在逮捕过程中滥用程序的指控。 加拿大检方10日否认加美两国政府和执法部门在孟晚舟引渡案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对孟晚舟律师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因为贸易谈判干预的这个政治因素,加拿大联邦检察官 罗伯特 弗雷特(Robert Frater)告诉法庭,“以美国为首的阴谋论是一种 ‘胶水’,没有它(特朗普下台),论点就会瓦解。” (他其中论据之一)因此反对采取“司法补救”措施,反对终止引渡程序。最后阶段听证会的第一与第二部分就此结束。 8月11日至20日则是听证的关键阶段,即在 “Committal” 的程序下,美方将陈列支持引渡的所有证据和论点,孟晚舟律师团将就此进行全面反驳。此后听证结束,加拿大法院估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决定。 “无论如何,这都将成为一个先例” 加里·博廷 (Gary Botting) 说。他是一位加拿大引渡律师,曾处理过数百起案件,但与本案无关。 “如孟晚舟获胜将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是如此罕见。”他说,“如果败诉,将证明美国有权追究被告、犯罪地点和受害者与美国没有关系的案件。” 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民众对“ 孟晚舟事件”的来龙去脉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越来越看清楚了它的本质。 毫无疑问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以一国之力对华为这个高科技公司的打压,进而对中国发展的遏制”, 是政治上的需求与操作。 我们极有必要再看特朗普对伊朗制裁这个一切事情的起源。 特朗普于2018年5月8号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因协议豁免的对伊制裁,美国完全违反了协议义务。当时奥巴马表示特朗普的举动是一个“严重错误” 和 “误导” ,尤其是因为伊朗一直在遵守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称该协议是 “核不扩散和外交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 ,并表示他对特朗普的决定 … Read more

从康明凯到吴亦凡,哪些加拿大人在中国胡作非为?

七天记者 梓丰 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加拿大人白求恩不远万里前往中国救死扶伤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中国仅停留了655天,却用近乎透支生命的方法,救治了无数人;创建卫生学校,亲自制定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工作者;整顿医疗秩序,创建工作手册,打下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的建设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加拿大也是最早突破意识形态壁垒的国家之一,60年代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打破对华贸易禁运,出口小麦为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雪中送炭;70年代,加拿大成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加拿大更是在中国建设核电站、三峡大坝等重大工程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于此相对应的,加拿大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一直是正面的,也是华人移民青睐的移民目的地之一。50年来,中、加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往来频繁,合作成果丰硕,但这一切都在美国执意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开始对中国围追堵截、持续打压后改变了。作为美国“马前卒”或者“小兄弟”的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当时正在转机的华为前CFO、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加中关系低潮。这之后,每一次与加拿大有关的负面新闻都会触动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引爆舆论焦点。 顶流明星被刑拘 由于中加两国曾经长期保持的友好关系,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着大量拥有加拿大国籍的人,包括一些明星,而最近被刑拘的顶流明星吴亦凡(Kris Wu)更是引发全网围观,全球热议。 吴亦凡1990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10岁时和母亲吴秀芹移民到加拿大,在温哥华生活。他的青春期几乎都是在温哥华和广州的两地折返之中度过的。他没有交到过知心的朋友,也没有体验过太多家庭的温暖。甚至因为生意不顺,家庭经济日渐拮据,母亲对于吴亦凡的要求也更加严厉。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为了避开母亲的“每日说教”,吴亦凡一有时间就出去到处打零工,有时在餐厅洗碗,或者到 KTV 端酒盘。 2007年,听说包吃包住,17岁的吴亦凡瞒着母亲报名参加了韩国演艺经纪公司SM(S.M.Entertainment)的全球选秀活动,凭着颜值成为练习生。2012年,22岁的吴亦凡以队长和门面担当的身份,在SM公司打造的男团EXO组合中亮相,正式出道,从此他从训练生“平步青云”,迅速成为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培养吴亦凡出道的SM公司,被称为韩国“造星工厂”。公司在艺人挑选、培训方面相当强大,但对艺人格外严苛。作为SM 娱乐公司打造的首支中韩顶流男团EXO,一经推出便瞬间大火。一首主打歌《咆哮》,让这个男团快速收割着年轻人的心,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全新的哈韩风潮,担任队长的吴亦凡的人气居高不下。在韩国演艺圈,艺人名气和收入难成正比,主导权被牢牢控制在经纪公司手里;而在国内,艺人的地位、收入和自由度,彼时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于是吴亦凡第一个提出与老东家解约回国发展,正好赶上娱乐圈的“好时代”:互联网热钱涌入,影视行业快速发展。 顺利解约并回国仅一个月后,吴亦凡便接演到人生中的处女作——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这是徐静蕾时隔四年之后,再次推出的一部文艺爱情片,她请来了王朔做编剧,高调宣布吴亦凡担任男主角。 徐静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朔则是根正苗红的部队大院子弟,吴亦凡就这样和京城演艺圈成功搭上了线,接着出演了京圈名流管虎和冯小刚合作的电影《老炮儿》,这成为他10年演艺生涯中唯一拿得出手的作品。 在结交京圈大佬之后,吴亦凡的影视版图开始不断扩大,他先是踏入了港圈,出演了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以及其监制的电影《西游·伏妖篇》,甚至还和梁朝伟共同主演了一部豆瓣只有 3.5 分的《欧洲攻略》。后来还尝试进军美国好莱坞,吕克·贝松执导的《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范·迪塞尔主演的《极限特工3》中都有吴亦凡的身影,但无一例外,这些作品全扑街了。 2018年后,他再没有一部影视作品上映,而是热衷于代言国际大牌产品、跑活动、频繁上综艺节目,成为“流量大王”,仅粉丝就有5千万人,成为娱乐界争抢邀约的对象。最极端的例子是2017年播出的综艺节目《72层楼》,据“娱乐资本论”报道,有业内爆料人称,当年节目组给吴亦凡的酬劳是8000万,为了搞定吴亦凡的档期,还带吴亦凡的母亲在北京的高档商场SKP消费了600万元。讽刺的是,《72层楼》的制片主任,至今仍因为制片团队被欠400多万元薪资在微博维权。 在成为大明星之前,吴亦凡和母亲在加拿大相依为命,会担心家里的经济压力,主动为母亲分忧;在SM公司做练习生时,他会时刻保持礼貌,对别人尊重有加;但回国后迅速走上娱乐圈顶端让他产生了错觉,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从2013年开始,不断有女孩爆料声讨吴亦凡。最早的爆料人是同为SM公司练习生的林西娅,因手机被盗,手机内照片和通话记录曝光而承认与吴亦凡有关系,结果没人相信林西娅的话,吴亦凡的粉丝直指林西娅蹭热度,手段恶劣,对她网爆。接着是2016年6月14号,网名为“小G娜”的网友在网上“讨伐”吴亦凡无故消失,遭到网友质疑后,直接抛出床照、通讯记录等实锤证据。这个事件跟吴亦凡以往“单纯、真诚”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驰,引发舆论关注。按理说,这样大的丑闻会让吴亦凡声名受损,没想到却让吴亦凡更上一层楼。就在事件爆出后两天,吴亦凡工作室就发文宣称:吴亦凡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广告、电影等演艺事务,将由耀莱影视全权代理和全面负责,并肩负此间衍生的各项演艺人员合法权益的责任。耀莱影视的实控人是香港娱乐圈的资本大鳄綦建虹,曾经登上胡润全球富豪榜。于是随着资本入局,舆论转向。事件中试图通过网络为自己发声的“小G娜”,成了被炮轰的对象,最为无语的是当时的舆论风向,如网络大V马薇薇宣扬的“还有比明星x粉更好的粉丝福利吗?”,以及著名编剧六六的“长得这么好看,还要哄人,陪完睡还要被背叛”等为吴亦凡摇旗呐喊。 于是吴亦凡像没事人一样,出席各种活动,拿别人拿不到的奖项,被一些影视明星,如徐静蕾、冯小刚等人交口称赞,继续顶流的神话,直到今年7月16日被“想出名”的网红都美竹抛出“选妃”、“使用新型毒品性侵未成年人”等重磅炸弹炮轰。 从2013年到2021年横跨8年的时间里,有人统计有多达31名女生被卷入吴亦凡事件中,其中已曝光的女生中年纪最小的在准备高考,年纪最大的也才23岁左右。大多数的女孩都是通过吴亦凡的工作人员或者经纪人联系,以选角、签新人、发福利看节目录制等方式约出来和吴亦凡见面。其中还有不少人爆料说,对方要求自己介绍身边长得好看的女孩给吴亦凡认识,成功后还有对应的奖励或者报酬,多位女生也晒出了对应的款项金额以及转账记录。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次吴亦凡没有那么好运了,不仅与他签约的16个品牌合作方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与之切割,北京警方也迅速入场,并于7月31日宣布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吴亦凡彻底凉了。 外交官成阶下囚 在2018年12月因在中国涉嫌间谍活动被逮捕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也是移民的后代。他的祖父是在匈牙利出生的奥地利实业家 Joseph Kuchar,195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到蒙特利尔。康明凯在1970年出生于多伦多,1994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英文系。在1996到1999年之间,他担任匈牙利摇滚乐队“破产”(Bankrupt) 的主唱,艺名“Michael K”,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靠唱歌、教英语并为该市的一家报纸投稿为生,因此他也同时拥有匈牙利国籍。 在欧洲呆了几年后,康明凯前往美国读书,于2003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纽约和阿富汗的喀布尔市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担任战略通讯专家。 2010到2016年之间,康明凯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工作,头两年被派驻香港,后四年则在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担任过一等秘书兼副领事等职位,参加过多次公开活动。 离开加拿大使馆后,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他先是获得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中国分析师的职位,之后于2017年2月,加入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担任东北亚高级顾问,常驻香港。他是该组织中朝鲜问题、中国南海问题及其他涉及中国地区问题的著名专家,多次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并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康明凯最后任职的这个国际危机组织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我标榜为独立组织,主要任务是开展实地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以“避免区域冲突”以及在全球各地进行实地分析与游说工作,经常提出“危机观测”向世界各地可能爆发安全冲突的地区发出警告。这个组织多次发表把“中国南海、台海等地列入冲突恶化地区”的报告,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国际共和研究院(IRI,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院(NDI, The National Democrati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自由之家(FreedomHouse)、丝绸之路基金会(Silkroad Foundation)、和平队(Peace Corps)、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National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等一道活跃在各地爆发的“颜色革命”背后。这个组织的现任主席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马利(Robert Malley),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曾是该组织的联合主席之一。 2018年12月10日,康明凯以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被中国警方在北京抓获。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康明凯加入国际危机组织以后,经常持商务签证入境,“通过中国境内的关系人,窃取、刺探中国敏感信息和情报。”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居住在中朝边境、常在朝鲜做生意的加拿大人斯帕弗(Michael … Read more

Delta病毒致“战局改变” 今秋恐难恢复正常

七天记者 颜宏 从去年年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行动开始以来,大部分国家包括加拿大都认为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接种率达到群体免疫水平的话即可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不再需要隔离、保持距离或者戴口罩,但现实总是比理想骨感。在经历了短暂疫情放缓后,初次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Delta)变异病毒正在让全球陷入新一轮疫情,即使国民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发达国家都再次爆发了疫情,日新增感染者数量正在创新高。感染和死亡双料冠军的美国再次出现日新增感染者破10万的状况,创半年来的新高峰。更可怕的是在新一轮感染中,很多人是接种了一剂甚至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突破病例”。所谓“突破病例”,指的是完成疫苗接种至少14天后又被感染的病例。研究表明,在疫苗接种率非常高的以色列医护人员当中的“突破感染”病例达到2.6%;而截至7月26日,在美国1.68亿疫苗接种者中,累计报告6587例接种疫苗后住院或病亡的“突破感染”病例。加拿大卫生部7月10日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780万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中,有85例突破感染死亡案例。换句话说,从加拿大全面推出疫苗接种计划以来的半年间,完全接种的加拿大人中感染者每两天就有一人死亡。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指出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出现“改变了战局”,其传染性堪比水痘,比普通感冒、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天花、埃博拉病毒、MERS 和 SARS 都更容易传播,原始的新冠病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其重症住院的风险也提高了一倍。目前它正在像野火一样传播,人们“无异于正在与一种全新的病毒搏斗”。截止到8月3日的统计数据,受德尔塔病毒的影响,美国、印度、伊朗、土耳其、俄罗斯是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而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印度、伊朗、美国是新增死亡病例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 新一轮考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德尔塔病毒相对于其他变异毒株和原始病毒,其传播率增加近100%,也就是增加了一倍,比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传播能力多40%。如果一个人感染了其他几种新冠毒株,平均只会传染给2-3人,而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感染者会传染给6-8人,且潜伏时间短,以往每4、5、6天才会增加两到三倍的病人,现在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就有五六倍、六七倍的病人出现,大大增加防控的难度。除了传播控制困难外,感染德尔塔病毒后还在临床上表现出患者体内病毒载量高、发病症状不典型或不明显而不易被察觉、病人转阴速度慢、治疗时间长、容易出现重症等。在德尔塔病毒的影响下,年轻人的住院率也越来越高,其中以18-49岁的成人住院人数增幅最大。 在抗疫清零方面走在前面的中国一直执行着全球最严格的防控标准,但也在德尔塔病毒的冲击下破防,从南京禄口机场发源的新一轮感染已经波及中国十几个省,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都表示现在需要改变“密切接触者”的概念了。他指出,按照过去的提法,密切接触者是指发病前两天有过与病人、病人的家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或者在一米之内吃饭、开会等经历的人,但现在密切接触者要包括发病前4天与病人或其家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栋建筑、同一栋楼的都要算密切接触者,因为德尔塔毒株载量高,呼出来的气体毒性大,传染性很强。 第一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80%、两剂疫苗接种完成率近60%的加拿大最近的疫情也在上升,联邦公共卫生署首席长官谭咏诗(Theresa Tam)表示高传染性的Delta变异病毒可能会推动加拿大第四波疫情的爆发,民众还不能放松警惕,要尽快去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所有年龄段的两剂疫苗接种率要至少达到80%才行。如果加拿大人口中的疫苗接种数量不及时增加,病例数量最终可能超过一些社区的卫生保健系统的承受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再次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有的人将不得不等死,而医生也要在有限的医疗设备给谁用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疫苗是关键 针对越来越多的“突破病例”,医学界的共识是任何疫苗都不存在接种后无突破病例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一样会被感染。但是如果没有接种疫苗,获得疫苗的保护作用,感染、住院、死亡的人会更多。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在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当中,超过 99.99%的人未出现导致住院和死亡的“突破病例”,且74%的“突破病例”都出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只有不到0.004%的完全接种疫苗人群会出现导致住院的“突破病例”,只有不到0.001%的完全接种疫苗人群出现死于新冠病毒的“突破病例”。如果没有疫苗的加持,住院率和死亡率将至少是千倍以上。 加拿大的公共卫生首席长官谭咏诗、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 (Anthony Fauci)都在呼吁民众要尽快去接种疫苗,指出当一个人完全接种疫苗时,“感染病毒后出现严重后果的可能性非常低”,“更有可能的是,要么没有症状,要么只有轻微症状。”面对德尔塔病毒的肆虐,疫苗接种是最主要的防控。 关于达到群体免疫的接种率,越来越多的防疫专家表示原来预期的75%数据是按照原始新冠毒株估算的,并没有考虑到传染性更强、生命力更强的变异毒株,现在看来75%的接种率已经无法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民众的疫苗接种率越高越好。钟南山院士曾于7月31日提出中国需要83.3%的接种率才能达到群体免疫。世卫组织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Mike Ryan)则认为群体免疫需要达到85%的接种率,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达到这一水平。 第三针加持 面对疫情的再次反弹,增加一加强针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科研界探讨的话题。为何要打加强针?这是因为某些疫苗的保护效果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为了提供额外保护作用而需要再次接种疫苗,以刺激机体产生和提高抗体水平。对于许多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打加强针很常见,例如每年打一次加强针的流感疫苗。另外,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已进化到可以避开人体部分免疫反应,这意味着它们能够感染那些感染新冠病毒后痊愈或接种过疫苗的人。然而病毒无法避开人体的所有免疫反应,这就需要通过增加一剂疫苗接种来增强人体的免疫反应,从而阻断病毒的感染。 全球施打辉瑞疫苗最快、接种比例最高的以色列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Delta毒株的影响,辉瑞疫苗在以色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已经从最初的94.3%下降到七月初的64%,又从七月初的64%下降到现在的39%。该国的卫生部门已经表示将向免疫力弱的成年人提供辉瑞疫苗加强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国家。 新冠疫苗接种率排名“欧洲第一”的西班牙明确表示新的变异病毒正在削弱现有疫苗带来的保护效果,需要为全体国民开展第三剂疫苗的接种,现在要做的就是确认何时可以开始接种第三剂疫苗。另外接种率较高的英国和德国也都表示将从9月份开始为特定国民供应第三针接种。 辉瑞公司则在寻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生产加强针的紧急授权。并在7月28日发布了最新的加强针试验数据。数据显示,18至55岁的人在接种第三剂疫苗后,体内针对Delta病毒的抗体水平是第二剂的五倍以上;65至85岁的人群中接受第三剂疫苗后,体内产生的针对Delta病毒的抗体水平比第二剂提高11倍以上。另外,针对新冠病毒原始毒株以及首次在南非发现的Beta变异病毒,接种第三剂疫苗后的抗体水平也远远高于第二剂。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美国辉瑞等制药公司应专注于为没有机会获得第一剂疫苗的国家提供疫苗,而不是为富裕国家已接种疫苗者打加强针供应疫苗。世卫组织之所以出来唱“反调”,一个原因就是辉瑞疫苗高昂的价格以及严苛的储存、运输条件,让很多穷国根本买不起。 不管辉瑞公司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针对第三针疫苗的态度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辉瑞公司从这些疫苗中获得了巨大收益。2020年全年,辉瑞总销售额为420亿美元,其中疫苗收入就达到260亿美元,占销售总额的一半以上,今年随着辉瑞疫苗产能的进一步扩大,疫苗销售额也会继续增加。而就在全世界的疫情都因德尔塔病毒而再次恶化时,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不约而同地宣布涨价,辉瑞疫苗从现在的一剂23美金涨到29美金,涨幅25%;莫德纳疫苗从现在的每剂28美元涨到32美元,涨幅10%。虽然这两家公司解释说涨价是因为需求增加,而需要考虑生产、包装和交付新配方疫苗所需的额外投资,但最直接的原因不言自明,一是Delta变异病毒肆虐,全球范围内的疫苗需求都在增加;另一个则是竞争对手的失势,价格较低的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因出现血栓问题而受到市场的冷落,让他们有了坐地起价的底气。  

加拿大治安素描:犯罪率下降 仇恨犯罪大升

七天记者 颜宏 众所周知,去年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犯罪在加拿大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抬头。特别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大力宣扬“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功夫流感”等充满歧视性的言论,引发一些极端或反智民众对华人、乃至亚裔的仇恨,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等言论和行为层出不穷,北美多个大城市包括华人聚居集中的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都曾爆发过规模空前的“反仇视亚裔、反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集会和游行。但当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去年犯罪活动的统计报告公布全国的种族仇恨犯罪飙升数据时还是让人吃了一惊,特别是针对华裔、韩裔等东亚裔民众的犯罪行为更是飙升了301%,也就是增加了3倍,这是统计局在2009年设立仇恨犯罪数据统计以来的最高值,而且是在加拿大的犯罪活动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此消彼长 如果抛开仇恨犯罪、涉枪犯罪、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性侵等几个小项外,统计局针对所有警方报告的犯罪活动的统计显示去年全国的犯罪率有所下降,是最近5年来首次出现的非增长趋势,犯罪严重程度指数CSI(Crime Severity Index)从2019年的79,8%下降到2020年的73,4%,与十年前的2010年相比,更是下降了11%。CSI指数是衡量加拿大警方报告的犯罪活动数量和严重程度的指数,以2006年的数值为基准值100,下图清晰地指出了最近20年来加拿大的治安情况变化,即从2003年开始,全国的犯罪活动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从2014年以来,加拿大的治安开始恶化,各种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直到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在经历了五年的增长后,犯罪严重程度指数的所有衡量标准(整体CSI、暴力CSI和非暴力CSI)首次出现了下降。 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的开篇指出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对加拿大的经济、医疗保健系统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限制病毒传播、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如“居家令”、“封闭”、“限流”等对加拿大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甚至破坏,也改变了人们的互动、社交、学习、工作以及消费的方式。 由于“居家令”和其他抗疫限制,许多加拿大人长时间呆在家里,很少外出,甚至不外出,大大减少了多种犯罪的可能性。用于衡量犯罪数量的指数——犯罪率去年下降了10%,每10万居民中只发生了5301起,全国警方报告的违反加拿大刑法的案件超过200万起(不包括交通犯罪),比2019年减少了19.5万多起。直接原因是涉及财产的犯罪活动大幅减少,偷盗、闯入、抢劫等犯罪活动在疫情期间急剧下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局统计的犯罪活动数据仅限于警方报告的数据,如果公众不主动报告,警方是没有相关数据的。而2019年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发现,仅有不到三分之一(29%)的暴力和非暴力事件会被报告给警方。此外,新冠病毒疫情下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能对公众报告犯罪情况、各种社会组织的运行以及警方出警优先事项等产生影响,降低对犯罪行为的报告或者干预数量。 疫情下人们不出门减少了犯罪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与他人保持联系以及工作、上课、购物和获得医疗保健等,直接导致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增加,包括社交平台的种族仇恨言论、人身威胁以及借助互联网寻找受害者的性侵案件等。 凶杀案增多 与整体犯罪数量和严重程度都有所下降不同,去年加拿大的凶杀案件数量却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整个2020年全国共报告了743起凶杀案,比前一年多了56起。凶杀率从2019年的每10万居民中1.83 起增加到2020年的每10万居民中1.95 起,增长了7%,这是加拿大的凶杀率连续第四年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即每10万居民发生1.67 起。 凶杀率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是2020年4月发生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该省的一名假牙技师伪装成皇家警察在不到12个小时,约50公里范围内的16处案发地点射杀了22人,还有3人受伤,凶手本人最后被警方击毙。 在加拿大十个省份和3个地区中,阿尔伯塔省(增长39%)、新斯科舍省(增加29%)和魁北克省(增加10%)是凶杀案增加最多的省份。不过从凶杀率来看,除了西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外,萨斯喀彻温省的凶杀案发生比率最高,每 10 万人中会发生5.09 起凶杀案,其次是曼尼托巴省,每10万居民中会发生 4.50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凶杀案中,原住民中发生的凶杀率最高,每10万居民中会发生10.05 起,比非原住民的1.42 起高出7倍。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统计局指出原住民经历的悲惨殖民历史,包括寄宿学校(最后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在1996 年才关闭)、强迫劳动改造、强制搬迁、重新安置等措施深深地影响了原住民社区和家庭。长久以来,原住民群体经常要遭受社会和制度的边缘化、歧视以及各种形式的创伤和暴力,包括代际创伤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等,让很多原住民不得不面临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各种挑战,不仅滋生犯罪活动,也让原住民更容易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除了凶杀案死者数量增加外,全国的涉枪犯罪活动也在大幅增加,且是连续第六年的上升趋势。其中尤以阿尔伯塔省(比2019年增加185 起)、魁北克省(增加148 起)和安大略省(增加132 起)的增幅最为明显。2020年涉枪的暴力犯罪中,包括故意开枪、枪支指向以及犯下可公诉罪行的案件分别有1,850 起、1,670 起、617起;而涉枪的非暴力事件,如持有武器和不安全存放枪支等的数量也是连续第六年增加,达到了每10万居民中51起。 仇恨犯罪大增 去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暴露和加剧了与种族歧视、仇恨有关的犯罪。去年报告的仇恨犯罪案高达2,669起,比2019年的1,951起大幅飙升了37%,其中针对种族的仇恨犯罪几乎翻倍。与其他人口相比,属于有色人种的群体被骚扰或被攻击的事件是其他人的3倍,并在华裔、韩裔和东南亚裔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各个省份中,针对种族或族裔的仇恨犯罪增幅较大的是安大略省(增加了321起事件),卑诗省(增加196起事件)和阿尔伯塔省(增加了105起事件)。最容易成为仇恨犯罪受害者的依次是黑人、东亚人、原住民和南亚人。 加拿大华裔平权会(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发布的调查报告曾指出,从2020年3月到今年2月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全国发生了1千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视暴力事件,包括无端地对亚裔面孔的人辱骂、吐口水、动手打人、纵火甚至杀人,还有无可计数的网络谩骂、诋毁、威胁言论等。在华裔居住集中的温哥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2019年的12起猛增到2020年的98起,增加幅度超过700%。亚裔频繁遭到歧视或暴力袭击,一方面与涉及新冠病毒疫情的阴谋论以及无良政客的甩锅煽动有关,与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恶化有关,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北美文化中对亚裔刻板印象的影响,除了种族歧视外,还有很多作恶者认为亚裔“不会反击”,因此攻击他们“不会有后果”,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其实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北美由来已久且深入骨髓,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黑人、原住民、穆斯林、亚裔等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白人的历史原罪,从惨绝人寰的黑奴制、种族隔离到种族歧视,再加上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让因歧视引发和积累的仇恨从现实层面看根本无解。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让资源越来越流向富有的阶层,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把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推向更凄惨的境地;政府信奉干预越少越好,对普通民众至关重要的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恶性循环里挣扎;还有代表群体利益的选举制度带来的弊端,任何一个政党若想赢得选举,都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而少数族裔因为选民数量不够大,往往被各个政党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 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仇恨犯罪的发生,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为仇恨犯罪的大范围扩张提供了可能。曼尼托巴省Saint-Boniface 大学的犯罪学家Jean-Claude Bernheim指出在疫情下有关病毒的错误讯息乃至阴谋论的大幅传播使得种族主义情绪在网络上蔓延,并延展到现实生活,而“封闭在家”也让社交网络成为人们表达愤怒以及攻击的最主要战场。滑铁卢大学的教授Carmen Celestini 更一针见血地表示:“当人们面临灾难或恐惧时,找不到解决方法,仅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而发泄,导致不少亚裔在疫情期间成为代罪羔羊。社交平台有责任过滤和阻止仇恨言论散播,不然会让更多仇恨言论和极端行为持续蔓延。”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下,还没有哪一个社交平台愿意担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