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尊重历史 正视现实 面向未来——魁北克“十月危机”5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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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n't afraid of death,' kidnapped British diplomat James Cross said upon release

七天记者 梓丰 1970年10月5日，四名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成员装扮成送货员来到英国驻蒙特利尔贸易代表James Cross的家，按响门铃，开门的女仆——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女人听不懂他们的法语，却被他们的凶神恶煞样子吓得尖叫起来，闻声赶来的James被这四个人劫持进了路边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这起震惊世界的绑架案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魁北克的独立进程，史称“十月危机”（Crise d’Octobre）。 源起 上个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各种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各种改变社会格局的运动、革命不断出现，在加拿大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魁北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把持魁北克政坛几十年的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党领Maurice Duplessis在1959年9月突然在任上中风，几天后去世，他统治的阶段被称为魁北克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La grande noirceur)，但恰恰是这段“黑暗”时期给后来从根本上改变魁北克社会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首先，Maurice Duplessis在1936年魁北克省选中把连续39年执政的魁省自由党拉下马的秘诀之一就是迎合魁北克民众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指责英裔把持的联邦政府压迫魁北克法裔，推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给魁北克民众灌输以魁北克人为傲的思想。其次，利用自己的强势和长期执政打破了教会的权威，把统治权力从教会那里拿到了世俗政府这一边，去世后还给后续的政府留下了大笔预算盈余，让拿回统治权力的自由党有钱来实施他们的第一轮改革措施。 1960年6月，提出“变革”口号的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赢得了选举，开启了魁北克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把魁北克从一个陈旧的教会统治的社会改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也极大地提高了魁北克人的民族自信，自我认知上从加拿大法裔人转向魁北克人，促进了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各种致力于魁北克独立的团体、组织相继成立，包括推动魁北克独立并上台执政的魁北克人党(Parti Quebecois)。1963年在蒙特利尔成立的魁北克解放阵线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魁北克政府，成立独立的魁北克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创始人之一的Georges Schoeters出生在比利时，在德国纳粹占领前一直在孤儿院生活，纳粹占领后则帮助当地武装反抗纳粹，德国投降后被瑞士一家人收养，21岁时移民加拿大。1960年，完成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他和一群受革命思潮吸引的加拿大学生前往古巴，为切·格瓦拉工作。古巴的解放革命给了他很大启发，回到魁北克后，他开始培训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利用自己的无线电知识制作炸弹，并在1963年3月7日夜间用自制的燃烧弹袭击了三个驻军地点，开启了暴力革命。在接下来的7年里，这个松散的分离主义革命组织，发动了30多次武装抢劫、爆炸了200多个炸弹，制造了90多起爆炸袭击，炸死6人，伤及40多人，袭击的地点包括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大学、银行、证券交易所、政党办公室等，甚至试图炸死当时的蒙特利尔市长Jean Drapeau等人，还曾策划炸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但行动还没开始就被警方抓获，让魁北克社会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 其中最著名的是1969年2月13日制造的针对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的炸弹袭击事件，当时证券所里有250多人。解放阵线还叫嚣发动更多、更大的袭击行动，要让“那些英国人、联邦主义者、冒险家、统治阶级的小爬虫、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一切欺压工人阶级和魁北克人民的小丑们”付出代价，这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0年初，警方逮捕了23名试图发动炸弹袭击的解放阵线成员。为了救出被捕的成员，解放阵线开始尝试以各种手段绑架加拿大境内的外国政要，以此作为人质来交换被捕的成员。然而，他们的头两次尝试绑架美国和以色列外交官的计划都被警方挫败，参与绑架计划的成员也被警方逮捕。很快，他们开始筹划第三个绑架计划，这次的绑架对象是英国负责贸易的外交官Cross。 10月5日这天，Cross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生日晚会，绑架分子借口送生日礼物而敲开了房门，用步枪和左轮手枪挟持着Cross消失在车流中，只留下目瞪口呆的Cross家人，这也是加拿大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外国使节被绑架的事件。 绑架者Jacques Rose、Paul Rose 和Francis Simard被捕时的照片 发展 魁北克解放阵线随后提出其人质交换条件：赎金50万元金条，释放以前被捕的23名解放阵线成员，提供一架飞机把这些革命战士送到古巴或者阿尔及利亚，公布给警方提供信息的线人名单，在媒体公布他们的宣言，停止警方的搜查行动等。魁北克政府则在是否与他们进行谈判之间犹豫不决，但为了保护人质安全，答应了其中的一个要求，准许解放阵线在全国的电视和报纸上发表他们的宣言。其成员Gaétan Montreuil在Radio-Canada朗读的宣言中将自己形容为“一群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魁北克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魁北克工人”。“魁北克解放阵线希望彻底解放魁北克人，团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永远清除那些毫无内疚感而剥削魁北克劳工的贪婪鲨鱼、无良的大老板以及他们的仆人。” 但就在他们发表声明的两天后，面对政府拒绝谈判的态度，一不做二不休的解放阵线又派出一个行动小组于10月10日在位于Saint-Lambert的一所住宅绑架了正在和孩子在后院草坪玩耍的魁北克劳工和移民部长Pierre Laporte，引发了魁北克政府的恐慌。魁省当时的省长Robert Bourassa在第二天同意同魁北克解放阵线谈判，指派律师Robert Demers代表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求对方保证两名人质的生命安全。 事件发生后，强硬的联邦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不主张通过谈判与恐怖分子妥协，他认为“民主首先要保护她自己，在加拿大有足够的空间反对或者提出异议，但是没有恐怖的空间。”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在10月12日派出士兵进入渥太华，以保护议员、外交人员以及政府办公场所； 10月13日，特鲁多在被问到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付这场人质危机的时候，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名言“看我的！”(Just watch me)”。 10月14日，魁北克解放阵线号召蒙特利尔大学的学生罢课来支持他们的行动，第二天晚上3000多名青年学生在蒙特利尔的Centre Paul-Sauvé集会声援解放阵线。 当时年轻的省长Robert Bourassa担心局势失控，一方面让所有政府部长都到蒙特利尔的一家酒店集中居住，由警察重点保卫；另一方面在10月15日正式向联邦政府求援，请求联邦政府援引《战时措施法案》（Loi sur les mesures de guerre）采取行动，派出军队维持秩序。这个法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台的，授予总理及内阁有权不征询议会行事，避免冗长的议会程序以便更快地处理危机，不过法案本身的实施还需要议会授权。在15日是否授权该法案实施的投票中，除了新民主党投出反对票外，其他政党，包括支持魁北克独立的政党都投出了赞成票。《战时措施法案》实施后，加拿大进入了军管状态，12,000名士兵来到魁北克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来到蒙特利尔的街头，魁北克解放阵线被宣布取缔。军管期间，民众的个人行动暂时受限，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街上巡逻，警察可忽略相关的人身保护法令，有权直接抓人和拘留。经过一系列的搜捕行动，警察抓捕了将近500个跟魁北克解放阵线有关的人及其支持者。 蒙特利尔街头巡逻的士兵刺刀上膛 … Read more

云国庆 度中秋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暨欢度中秋佳节线上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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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讯】经过充分的筹备，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于9月30日晚6点半，在线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暨欢度中秋佳节”晚会，这台晚会汇聚了蒙特利尔华人社区精心准备的内容。加拿大联邦、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和蒙特利尔市等领区相关人员也以视频形式向大家祝贺节日。 陈学明总领事在致辞中说： “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国庆和中国传统中秋佳节，10月13日是中加建交50周年。今天我们以线上形式举办这场“三合一”云上庆祝活动，在此谨向所有在魁省和新省共同抗击疫情的同胞致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双边友好合作发展的朋友们致意！这场活动讲述的是你们的故事，你们是真正的主角！ 2020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人类遭遇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政府为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豁出了一切，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投身抗疫。“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这无数的凡人英雄中，有我们广大的海外中华儿女，有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的同胞和朋友们。为支援祖（籍）国抗疫，大家上下奔波，出钱出力。湖北同乡会、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等湖北侨胞，为家乡人民不舍昼夜地筹集物资。华总会、华商会、华助中心、顽石会、孔子学校等众多热心社团和三十多家同乡会迅速行动，贡献爱心。还有蒙特利尔中国学者联谊会、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拉瓦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林华平博士、麦吉尔大学熊兰教授等学者、学生……大家昼夜不停、源源不断地向祖国亲人传递最需要的防护物资和最温暖的信心力量。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为捐助物资安排仓位。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当中国疫情有所缓解，抗疫来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再次站到了一起。来自中国的物资一批批送到侨胞、留学生和当地机构手中；中国医护人员毫无保留地和海外专家分享经验，搭建远程诊疗和心理平台；中国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有序接回部分滞留海外确有困难的留学人员和中国公民。华人社区一方面积极配合当地抗疫，自发给当地医院送去宝贵的防护物资；一方面加强互帮互助，为有困难的同胞和留学生提供交通、采购、租房等无私帮助，侨团和华文学校热心协助分发防疫物资。我为华人社区成为当地防范意识最高、控制效果最好、疫情当中最暖的群体感到骄傲。期望大家继续遵守当地各项防疫指令，为亲人朋友的平安、社区的平安、当地社会的平安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 病毒没有国界，大爱亦没有疆界。总领馆有幸陪同大家“打全场”，我们为能见证这份疫中大爱、血脉深情倍感荣幸，心怀感激。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身体健康如此重要，亲人团圆如此宝贵，朋友间的相聚如此欢乐。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在此，也对所有为此次活动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朋友们，特别是海台网、七天传媒、魁北客和蒙城汇几家媒体伙伴表示衷心感谢。”  

喜中有忧无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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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田 今年的十月一日，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可谓双喜临门：既是中国的国庆节，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对于战胜了新冠疫情，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的国内朋友而言，伴随双节而来的喜悦，当是深切而醇厚的。对于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而言，今年的十月十三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事件：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日。因此，对于加拿大的华人而言，十月不仅仅是双喜临门，更是三喜临门！ 然而，对于大部分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而言，在这本应喜庆的日子里却有着难以挥去的“忧”，在这本该欢快的气氛里却有着难以忽视的“愁”。 这第一愁，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心头常常萦绕着隐隐的乡愁。每当佳节临近的时候，这种乡愁就会像久酿的清酒，变得越发浓烈起来。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可以缓解这种乡愁，但今年疫情期间一些不理智的杂音，让这乡愁多了一份儿苦涩的味道。 当武汉市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某些北美的华人便在那里幸灾乐祸地指手画脚起来，风言风语，仿佛跳梁小丑终于发现了一处可以现身的屋梁，迫不及待地蹦将起来。这些人把自己当作了无根的野草，随风飘零，令人可怜，令人不耻！ 当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加拿大疫情逐渐严重时，国内某些人士则幸灾乐祸起来，指责出国的人本不爱国，此时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回国“避难”。其实，这些人士向来也不会客观地看待问题，看待他人。出国的人未必不爱国，在国内生活的人也未必就是因为爱国；国外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是同样有着悲欢起伏的人间。 手足情深，人心何以变得如此狭隘？血浓于水，人情怎能变得如此冷漠？狭隘使人偏执，冷漠让人愚蠢，这些不和谐的音调，实在不应该发生啊！ 这第二愁，是疫情泛滥带来的忧愁。今年三月份，第一波疫情来袭时，加拿大很多养老院的老人不幸罹难，令人痛心。面对日益攀升的死亡数字，那时的人们大都能心存畏惧，自我约束，各级政府也都采取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使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然而，在人们较长时间自我约束后，懈怠的情绪开始蔓延。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很难再采取疫情初起时那样严厉的手段。南面的邻居美国疫情泛滥，死亡惨重，却始终没有采取统一有力的管理手段避免疫情的恶化，这也给一些加拿大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疫情再次泛滥的可能性便逐渐增大。 这种可能失控的局面，让很多严于律己的华人感到忧虑却又无奈！对此，一方面我们华人自己要加强防范，另一方面要多一些宣传，鼓励更多的人注意节制自己的行为。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加拿大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情况不同，人们的文化心理不同，很难采取中国那样严格高效的管控措施。然而，对于中国一些卓有成效的办法，加拿大应该学习借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加拿大媒体对于中国的战疫成果视若罔闻，民众对此知情甚微。对此，华人应该把中国有益的经验让更多的加拿大人知道，并促使政府部门敞开心扉，从善如流。 这第三愁，是对中加关系恶化的忧虑。太平洋是如此的广阔，可以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也同样可以容下中国和加拿大。现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变得如此冷漠，形同陌路，让人痛心。 五十年前，加拿大是率先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皮埃尔，即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贾斯汀的父亲，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私下里狠狠地骂了一顿。老特鲁多终其一生对中国怀有友情，为此也颇遭遇了些人生挫折。如果他天上有知，看到今日中加关系若此，不知该有何感想。 五十年前的中国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强大的军事装备，但依旧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靠的是什么？是不畏强权，敢于主持正义的勇气；是虚怀若谷，对世界各国一概平等对待的谦虚！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豪车名包，没有挥金如土的“豪气”，却普遍得到他人的尊重，靠的是什么？是勤劳、善良、正直、坚韧的美德。强大的武器装备可以让人畏惧，但难以让人尊重；金钱可以换来一时的谄媚，却难以换回真正的友谊！ 五十年前的中国和加拿大能够冲破层层阻力建立外交关系，今日的中国和加拿大有什么理由不友好？有什么理由不能联手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呢？ 这第四愁，是若隐若现的种族仇恨所带来的忧惧。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并不能被断定为疫情的发源地。然而，因为这次疫情的发生首先在中国被报道，很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疫情发源于中国。以美国总统为首的一些政客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厚颜无耻地向中国泼脏水，让一些不明真相以及不顾真相的人对中国产生怨恨，并继而对海外华人产生怨恨。另外，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一些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是在欺凌加拿大，因此对中国的好感急剧减弱，不满甚至仇视急剧增加，这也让加拿大华人明显感觉到一种不友好的气氛。 今年以来，在加拿大的多个地区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带有种族仇恨色彩的攻击性言行。虽然这些行为的恶劣程度不像在美国发生的类似言行那样严重，加拿大政府反对种族仇恨的立场也远较美国政府鲜明、坚定，但加拿大的华人对此不能不心存疑惧。为此，华人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避免受到伤害；另一方面要争取和各个族裔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身边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有误解，不妨耐心地加以解释，说明事情的真相。毫无疑问，尽快恢复中加两国的正常关系，同样是解除种族仇恨的良药。 天晴难免风云至，欢喜常伴忧愁生。乌云散尽日尤艳，忧愁除净心更明。在这“欢喜”的日子里，本不该过多地谈论“忧愁”，但忧愁不被扫除，就难以有欢喜的立足之地；不正视眼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些问题。2020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世界正因之而发生巨变，很多人的生活也正因之而发生巨变。然而，对于很多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而言，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有一种心愿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那就是： 希望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希望居住国日益繁荣昌盛！ 希望中加两国的关系能够行进在友谊大道，希望中加两国的人民能够世代保持友好！ （2020年9月20日）  

五十年风雨同舟砥砺前行 半世纪历经磨难曙光在前 –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人物志 大使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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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后期，数千名华工就参与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为贯通加拿大东西大动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献出了 宝贵生命。60年代，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打破对华贸易禁运，出口小麦为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雪中送炭。70年代，加拿大成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建设核电站、三峡大坝等过程中得到了加方的宝贵支持。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双方同意建立“中加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战略伙伴关系”。此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不断上新台阶。2018年12月，中国民营企业华为高管孟晚舟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羁押事件，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今年10月13日是中加建交50周年的日子。值此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71周年，农历中秋节来临之际，《七天》报特推出三庆专刊，带领读者走进历史，一起去探访中加建交50年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以及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和人物。 中国驻加拿大历任大使 黄　华　　（任期1971.07—1971.11） 首任大使。河北磁县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7月27日， 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向加拿大代理总督贾德森递交国书。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后，黄华肩负新的使命，担任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黄华曾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2010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黄华在驻加拿大大使任上任期较短，仅仅四个月时间，是中加建交以后的首任驻加拿大大使。1977年10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访问加拿大，参观了白求恩故居。 1971年8月13日，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大使黄华拜会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2 姚　广　　（任期1972.03—1973.09） 第2任大使。山西昔阳人，解放前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3月至1973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历时一年半。姚广外交履历丰富，除加拿大外，他还曾担任过驻斯里兰卡、波兰、墨西哥、埃及、法国大使，1982年12月至1986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3年7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2003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1973年，姚广大使任职期间 迎来了中加建交后首批公派加拿大的留学生。 3 章文晋　　（任期1973.09—1976.12） 第3任大使。北京市人。少年时代曾于1927年赴德国留学，1931年回国参加抗日，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4年进入外交部， 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任欧美司司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78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3年3月至1985年4月任驻美大使。1986年后，章文晋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1年逝世。章文晋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首次访华。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特鲁多一行访问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左一是章文晋大使） 4 王　栋　　（任期1977.07—1983.02） 第四任大使。1969年至1971年王栋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王栋大使在驻瑞典大使任上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成为研究、追溯中加建交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的朋友圈还很小，主要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广泛承认新中国，加拿大顶着美国的压力，冲破美国的束缚，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决定与中国建交。经过15轮的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选在瑞典，除了中加都与瑞典有外交关系之外，也许还考虑到瑞典比较友好中立的国际形象，这里又远离国际政治的漩涡，容易避开美国的耳目。1970年10月13日，在瑞典，中国方面由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栋，加拿大方面由加拿大驻瑞典大使玛格尔，代表各自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公报中，加方用“注意到”中国政府立场这一独创性表述，巧妙地化解了中加双方在表述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被称为“加拿大模式”，颇受国际社会赞赏。王栋大使在驻加拿大大使岗位上任职时间达5年半，是任职时长排第二的大使 （后来的第十任大使梅平任职时间最长），任职期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加外交各项交流活动日趋活跃。 5 余　湛　　（任期1983.09—1986.10） 第5任大使。湖北英山人。1983年接替王栋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86年离任。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1950年入外交部。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秘、参赞、苏欧司副司长、司长。1964年11月，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资料显示，余湛曾于1964年以外交部东欧司司长和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1972年5月至1983年5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余湛大使在任期间，亲历了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这一时期，中加高层互访频繁。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加拿大，1986年5月，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访华。198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的协总协定》在渥太华签署。 6 张文朴　　（任期1986.11—1990.07） 第6任大使。陕西朝邑(今大荔)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教育部人事处科员，高等教育部部长办公室秘书，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科员、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对外友协副处长，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86年接替余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据报道，2001年2月，在小布什政府上任伊始，中国政府派出三名资深外交官到华盛顿探路，与美国布什新政府中那些将会影响中美关系的老熟人重续联系，其中就包括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张文朴大使任职期间，亲历了1987年3月加拿大总督索维访华。 7 温业湛　　（任期1990.09—1992.11） 第7任大使。浙江湖州人。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任翻译组组长。1951年6月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西亚非洲司处长、驻尼日利亚使馆政务参赞、非洲司副司长、亚非司副司长、非洲司司长等职。1982年4月至1984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西亚北非事务并分管领事司。1985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大使。1987年担任驻朝鲜大使。1989年10月任驻加拿大大使。1996年11月，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97年1月被聘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顾问。今年（2020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1990年10月，温业湛大使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庆祝中加建交20周年纪念活动。 8 张毅君　　（任期1992.11—1997.01） 第8任大使。江西人。1951年参加工作，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起，先后在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西欧司、翻译室、欧美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5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参赞，1987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英国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89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2年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97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外交部一些离退休资深外交官组成外交笔会，张毅君是成员之一，重点撰写中国外交政策、美国和中美关系、东亚等问题。2004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由张毅君所著的《外交官退思录》，内容包括访美杂感、中国和平发展、美国战略部署之反恐与中东战略等。2010年1月2日病逝，享年75岁。张毅君大使任职期间，1994年4月亲历了加拿大总督纳蒂辛访华， 1995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访问加拿大。199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加拿大。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在北京签署。 9 查培新　　（任期1997.02—1998.06） 第9任大使。江苏人。1972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员，驻美国联络处随员；1978至1990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大司科员、副处长、副司长；1990至1993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93至1996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司长、司长；1997至1998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98至2002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7月至2007年4月任驻英国大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查培新大使任职期间，199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在温哥华签署。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双方同意建立“中加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领事协定》在渥太华签署。 10 梅　平　　（任期1998.07—2005.02） 第10任大使。上海市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进入外交部，1982年至1989年先后任外交学院英语系主任、第一副院长。1989年9月至1992年8月曾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1992年至1996年先后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驻纽约总领事。1996年至1998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8-2005年任驻加拿大大使，任职长达近7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2003-2008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会长，2008年10月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08年至今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梅平大使任职期间，1998年11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2000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加。2002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加。2003年7月，中加重要经贸合作项目秦山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2005年1月，加拿大总理马丁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文化协定》在北京签署。 中加建交30周年纪念明信片上大使们的签字 11 卢树民　 （任期2005.03—2008.05） 第11任大使。陕西西安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1972年至1976年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1976年进入外交部。先后任美大司科员，驻加拿大大使馆职员，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科员。1985年至1989年任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三秘、二秘，1989年至1993年任外交部美大司二秘、副处长、处长、参赞，1993年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199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98年担任美大司司长。2002年至2005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2004年至2008年接替梅平任驻加拿大大使。2008年6月担任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2011年8月，出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卢树民大使曾经在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留学，多年后又代表国家出使加拿大，重返故地，自是对驻在国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份感情。卢树民大使任职期间，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署。 12 兰立俊　 （任期2008.06—2010.11） 第12任大使。江苏大丰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皇后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研究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是最早的一批中国公派留学加拿大的留学生。1976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美大司三秘，拉美和加勒比司副处长、一秘，美大司一秘、处长、参赞、副司长。驻外经历包括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使馆随员，驻温哥华总领馆副领事、领事，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事、总领事，驻美国使馆公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驻瑞典大使。2008年6月至2010年11月任驻加拿大大使。与卢树民大使一样，兰立俊大使也曾经是留学加拿大的留学生。多年后又代表国家出使加拿大，重返故地。兰立俊大使任职期间，2009年12月，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中加双方发表《中加联合声明》。2010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2010年7月，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访华。 13 章均赛　　（任期2010.11—2014.04） 第13任大使。上海市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89年获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历任外交部美大司二秘，一秘、处长、副司长。驻外经历包括驻新西兰大使馆随员，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领事，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2000年11月至2004年1月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大使。2007年3月至2010年10月任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2010年11月至2014年5月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大使任职期间，2012年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2013年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访华，2012年9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拿大总理哈珀共同出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中加投资保护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后这一协定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章均赛大使亲笔签名的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开馆纪念封 … Read more

连续9个头版：中加关系史上温馨而重要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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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Glavin: The Liberals are dangerously wrong on China. They always have been | National Post

文： 快马加鞭 47年前《人民日报》连续9天头版报道了一件大事—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华。 在庆祝中加建交3周年之际的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首次访华，这是中加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西方关系史上的大事。加拿大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观察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报纸版面的安排、位置、甚至字号都会被国内外政治观察家解读出政治意义。 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横幅上的标语：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1973年10月10日，星期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今日到京”为标题报道了加拿大总理抵京的消息，还在文章的开篇、紧挨报头下面配发了总理特鲁多的个人肖像照片。不仅如此，还在头版右下专门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热烈欢迎加拿大贵宾”！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为欢迎一个外国政府首脑专发一篇社论，这待遇可以说给足了加拿大面子。那个年头，《人民日报》头版还有一个标配就是头版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当天的语录是：“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一看内容就是谈外交的，显而易见是为当天头版头条报道的内容专门挑选的。从数量上看，包括毛主席语录当天头版有6篇文章，与特鲁多总理访问相关的占了一半，加拿大总理的面子够大的。 1973年10月11日，中国多位领导人与特鲁多及夫人一行在北京合影 1973年10月11日，星期四。《人民日报》头版5篇文章有3篇与特鲁多总理访华有关。除了与前一天相同的毛主席语录，头版头条以贯通的大标题对加国总理的到来进行了报道，标题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京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邓小平副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吴德主任、韩念龙副部长和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加拿大贵宾 邓颖超同志在宾馆迎接。第二条新闻标题是“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报道分别配发了3张照片，一张是两位总理在机场亲切握手，另一张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被数名中方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层领导簇拥缓缓而行两边有众多群众夹道欢迎，第三张是双方在会议室会谈的照片。自从1978年中国外交部礼宾改革后，这种高级别的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特鲁多以总理身份是携带着结婚不久的年轻夫人玛格丽特来访问中国的。当特鲁多夫妇被主人引进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时，周恩来说：“去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就住在这栋楼里。”特鲁多打趣道：“承认中国我比他早走了一步，但是访问北京他比我赶早了一步。”周恩来笑着说：“不能说他比你早，总理阁下已经是第三次访问中国了。”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9岁的青年特鲁多曾去中国考察，但因战事而中断旅行。当时，他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解放军正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他看到了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流露出的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十几年后的1962年，他又和好友、作家雅克·埃贝尔再次前往中国，他们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他们把这次游览中国的经历写成《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特鲁多早期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使他上任后能冲破美国的阻挠推动加拿大与新中国建交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特鲁多总理为这次访问带来的礼物是加方精心准备的白求恩大夫发明的外科手术肋骨剪，周恩来总理表示非常感谢特鲁多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加拿大政府后来还将白求恩故居购买下来做为纪念馆。 1973年10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中，特鲁多学着使用筷子，并给周恩来夹菜 1973年10月12日，星期五。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是给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热烈欢迎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李先念和林佳楣，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许寒冰，吴德等作陪 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话”，同时还配发了宾主合影的全家福。第二版6篇文章中的4篇分别报道了“在欢迎特鲁多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继续举行会谈”，“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贵宾参观”的系列报道。 1973年10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加拿大贵宾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夫人参观北京幼儿园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总理夫妇参观北京颐和园 197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临近周末主人善意地安排了相对较轻松的活动。《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再次会谈”，“特鲁多总理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贵宾们由邓小平、吴德等陪同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消息，还配发了宾主在舞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观看文艺演出的安排是宾主关系融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的一个标志。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接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3年10月14日，星期日。加拿大总理访问的消息占满了整个《人民日报》头版，最关键的是伟人出面在他的书房接见了特鲁多总理。报纸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毛泽东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毛主席对特鲁多总理在中加建交三周年的时候前来中国举行正式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同他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参加会见。报道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与特鲁多亲切握手，另一张是在主席宽大的书房里宾主交谈的照片。受到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接见意味着访问功德圆满，在京的活动接近尾声了。紧接着，版面右侧用竖栏标题报道了“特鲁多总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吴德等出席，特鲁多总理周恩来总理讲话”，左下版面报道“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离京赴洛阳访问，周总理陪同前往，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吴德等和数千名群众到车站热烈欢送”，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一次陪外宾到外地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毛主席语录又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那段话。当天第二版7篇文章有5篇是有关特鲁多总理访问的，分别发表了“在答谢宴会上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在特鲁多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报道了“中加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在京签字，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特鲁多总理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介绍中加双方会谈的成果”，“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贵宾参观故宫博物院和出土文物，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陪同参观”。除了前文提到的两张伟人接见的照片，报纸头版和二版还配发了3张访问活动的照片。高规格的接待、高规格报道跃然纸上。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左四）与特鲁多（右四）一行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合影 1973年10月15日，星期一。当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访问洛阳后到郑州， 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贵宾参观访问，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耿起昌等设宴欢迎，贵宾们抵郑州时，专程前往陪同贵宾访问桂林的邓小平副总理等到车站迎接 ”。报道虽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配发的照片是周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夫妇等加拿大贵宾在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前的合影。照片中中方陪同人员除河南省洛阳市地方领导外，还有同年9月份刚刚履新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 1973年10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接近尾声，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到了收官的时候。报道虽还是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达桂林参观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前往， 韦国清主任等到机场欢迎并设宴招待加拿大贵宾”。报道配发了宴请的照片。 1973年10月15日下午，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及夫人游览参观七星岩、芦笛岩等 1973年10月17日，星期三。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游览漓江， 韦国清主任和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加拿大贵宾游览”。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特鲁多总理夫妇和邓小平、韦国清四人乘坐敞篷游船泛舟漓江，两岸是桂林山水中特有的秀丽山峦。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玛格丽特目光朝着同一个方向欣赏风景，面部表情轻松而惬意。 1973年10月18日，星期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圆满收官。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结束在我国的正式访问 特鲁多总理离桂林经广州回国 邓小平、韦国清和两千多群众在桂林机场热烈欢送， 丁盛等在广州机场欢送”，以及“特鲁多总理给周总理的感谢电”。 1973年特鲁多总理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距今已经47年了。访问期间，他受到中方的高规格接待，受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3次与他会晤，还陪同他访问洛阳，并在火车上与他彻夜长谈。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他观看演出，并一起游览桂林。特鲁多以“不远万里”来形容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他说，妨碍两国间相互了解的不是高山、森林和大海，而是“头脑中的冥顽不灵”，“建设一个国家需要两种旅行者，一种是克服地理上距离的，另一种是克服思想上和精神上距离的，而我成了这两种旅行者。”通过《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读者仍能感受到中加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领袖风采，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来之不易的中加两国传统友谊。重温这些故事，希望能为当前步履维艰、跌入冰点的中加关系带来一丝暖意。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党史博览》）  

魁北克与中国：源远流长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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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

愿悠悠寰宇多“尧舜” ——双节重逢之际的思考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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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虚 10月1号，中国人民将迎来不一般的中秋与国庆“双节重逢”。不一般，首先在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属于两种历法间比较罕见的“巧合”；不一般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依然十分严重的当下，同一天欢度两个重要的节日，无论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愿意关注或不得不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观感。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血缘亲属或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生死相依者之间的聚合团圆，不同生命在共同境域(寰宇月圆)之中的共同生活，是中秋佳节的重要寓意之一。 国庆是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自我确证、自我宣示和自我祝颂的主要仪式，也是共同体成员表达和欣庆自己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时刻。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政体。新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当家作主、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命运与共的民众意志和国家精神；新中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共同体不同阶级的成员在新的“共同性”——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社会制度导引下的“人民大团结”；新中国的立国宗旨，不仅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在于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力量，即一代又一代自觉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事业的主人翁。 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新冠大流行，病毒传播链在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得不到有效阻断，疫情在不侵犯、不损害个人权利的名义下持续恶性蔓延，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体的地位及权利，而不努力彰显人与人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整体依存性，不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卫生主体意识及相关的责任担当，是很难做到让人们牺牲部分个人权利而去遵守和维护公共卫生规定与指令的，因而也是很难让社会整体尽快从疫情困境中走出来的。而强调“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存在的神圣性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现代型国家的典型特征。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现代西方政治模本建构起来的。根据福柯、奈格里、阿甘本、巴拉迪、齐泽克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分析，现代西方政治模本的核心概念是“个体”。这里的个体不再依靠血缘庇护或神恩安济而生活。因此，笼统地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个体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稍微具体地就性质而言，这样的个体，“精于自利的算计”，是“精于算计的”、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这样的个体不再以群体的“共同生活”为个人存在的根本和重心，也不再以共同生活的维护与发展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耀。然而，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但它已经被“现代政治生产”过程绝对化、神圣化。这种个体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代又一代“市民”，而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绝对、神圣身份的“自由自利”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某种“契约”关系。 新冠疫情在许多西方国家引起的反应及其造成的结果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它让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只注重个人自身权力和利益，以个人自由的神圣名义而不惜危及和损害他人和公共健康，这样的个体存在，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绝对不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动力，而只能是一种威胁和障碍。今天，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需要破除的，是现代西方政治虚构的自由自利的个体形象以及环绕这一形象的神圣光环；迫切需要普及和巩固的，是生命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是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属性，是自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主动承挡其责任的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是共同生活主体应有的自律、奉献和责任担当。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各类瘟疫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需要经常面对的重大生存危机。曾几何时，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1951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对新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再次作出指示，明确表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把公共卫生建设视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建设工作(政治任务)；把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世界)与提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素质(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在公共卫生工作的动员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激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共同生活的主体精神，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之作。而诗句所彰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正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上述特色。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千百年来，这种病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流行极为广泛，造成的危害也极为严重。“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领袖随即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制订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实施机制。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个过程中，新中国领导者们除了开发、利用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手段之外，更注重向民众宣讲公共卫生知识，培养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争当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者、奉献者、主导者和推动者。1958年6月，从江西余江县开始，千百年来猖獗、危害一方的血吸虫病终于被神州大地的六亿尧舜——自觉积极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共同生活的亿万主人翁所消灭。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形象。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尧舜是共同生活的主体，即共同生活的自觉参与者、奉献者、维护者、主导者和推动者。尧舜的神圣，不是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君王的神圣，也不是作为具备超凡人格的道德楷模的神圣，更不是作为享有特殊地位和至上价值的个体的神圣。尧舜的神圣，是护卫和强健共同体生命的神圣，是共同生活主体——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的神圣。 本承尧舜神圣的中国人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9月7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有三方面“特别突出”，其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方面，就是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过程表现出的责任担当：人们在不同场合都保持社交距离，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安全、社区安全所应做的正确的事，这种共同体生活的责任感可能是最打动人的。当谈到为防控疫情所做的牺牲时，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和全球应尽的责任，这非常令人钦佩。 中国人民的表现清楚地告诉世人，与现代西方“精于自利计算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体”相对应的，决不是所谓受集权或威权控制的个体，决不是所谓自身基本权利被强力攫夺、没有基本自由的个体，而是能自觉把个体生命融入生命整体存在、有共同生活担当而严于自律、甘于奉献的尧舜式主体(即国家主人翁、社会主人翁、共同体主人翁)。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类似尧舜这种共同生活主体的出现无异于一种弥赛亚事件。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正在来临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进步思想家对未来政治文化的憧憬，其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一种“事件”。 今天，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重逢”的特殊时刻，笔者情不自禁地怀向神州，心中尤生出一份特殊的期盼：愿悠悠寰宇能涌现出更多的“尧舜”。2020-09-28      

打蛇打七寸 报复当强硬 加美铝制品关税贸易战，加拿大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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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尽管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彼此看不顺眼，都不愿意被人当成相互的brothers，但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这两个文化接近、经济往来十分密切，或者说加拿大经济高度依附美国，与美国的贸易占据了加拿大对外贸易额四分之三的国家一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在经济上，加拿大为美国做工业配套，提供矿产和资源，美国同时是加拿大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安全上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大部分的时候，加拿大都是美国的“小跟班”，唯美国马首是瞻，两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长的不设防边境，还是彼此的后院：美国的游客是加拿大旅游业的最重要客源，而美国是加拿大人南下越冬的主要目的地。疫情前，每天有近40万人通过美加边境进行商务或休闲活动。但自2017年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担任美国第45届总统以来，原本唇齿相依、互惠互利的美国和加拿大就开始出现龌龊，摩擦不断，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非法征税以及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上，但由于美国的强势地位，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最终都不得不屈服特朗普的淫威，不过，原本胜券在握赢得选举连任的特朗普今年碰到了新冠病毒疫情这只黑天鹅，在选情接连告急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采用小智慧终于扳回来了一局。 一意孤行 自1976年以来，美国就再也没能摆脱贸易逆差的阴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那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达历史性高点7287亿美元，如果只算商品贸易逆差的话，则为8820亿美元。这成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心病，也是他能出人意料地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的王牌之一，因为他承诺要多购买美国产品、多雇佣美国工人，从而获得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时代淘汰的底层白人的支持。 特朗普在赢得总统选举前就对已经执行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批评态度，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卖身契”，上任后不断地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启动谈判，让美加两国的天然好友关系遭遇了巨大挑战。在上任后的第二年，特朗普就开始不断以关税为武器，在全球燃起贸易战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8年前三个月，美国就发起了至少20项贸易调查或制裁，地域范围涉及五大洲的25个国家，贸易产品范围包括钢铝、生物柴油等，理由则有全球保障措施、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等等。虽然在当年3月份签署的行政令中给予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临时豁免待遇，但豁免期仅截止到当年的6月1日。 不顾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盟友的反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018年5月31日宣布特朗普的决定：不再延长对这些国家的关税豁免，并从当日午夜零时起对来自这些地方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加拿大与墨西哥随即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特鲁多表示美国的做法“不可接受”，“很荒谬”，加拿大将向价值16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条款向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美国的做法。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恶化在当年举办的G7峰会上达到高峰。这场在魁省旅游胜地Charlevoix举办的史上分歧最严重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蔑视一切外交礼节和秉持“美国第一”思想的特朗普不仅是最后一个到达、最早一个离开的首脑，还翻脸拒签联合公报，引发世界哗然，并在他治国的推特上公开点名批评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时的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曾在华盛顿直言不讳地警告说威权主义正在上升，自由民主受到威胁，美国会走上哪条道路目前还不清楚。她还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说：“你可能觉得你今天的块头让你可以跟你的传统对手一争高下，而且稳赢，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是永恒的。” 尽管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再坚称，在面临关税威胁的情况下，不会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在特朗普的主导下，没有就关税问题取得进展的这三个国家还是在2018年11月签署了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以取代自1994年起执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美双方就钢铝关税问题谈判近一年，双方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对每年进入美国市场的加拿大钢铝材设立限额。最终美国放弃这一诉求，加拿大则承诺采取措施防止外国廉价钢铝材取道加拿大进入美国，并同意和美国一起建立一个两国钢铝材产品流通的监督机制后，美国同意在2019年5月停止对加拿大钢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让加美两国的贸易站暂时告一段落。 卷土重来 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打破了特朗普连任的美梦，不能稳操胜券的特朗普再次对加拿大挥舞起了关税大棒。今年8月6日，在俄亥俄州惠而浦公司的一个制造工厂发表竞选演时，特朗普借口加拿大出口的铝制品严重打击了美国铝业，损害了美国就业机会，对美国工人非常不公平，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宣布从8月16日起对加拿大的铝制品再次征收10%关税，他还指责加拿大的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向美国市场倾销铝制品。 美国的做法其实毫无道理可言，正如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所说的，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加拿大的铝产品征收关税的决定是“毫无根据并且不可接受的”。加拿大的铝制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构成威胁，相反通过两国之间无与伦比的合作，数十年来增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助选，因为美国的原铝冶炼厂主要集中地的10个州，其中有8个都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州。为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特朗普不惜损害加拿大的利益，破坏已经很脆弱的美加关系而挥舞关税大棒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而作为工业重地的俄亥俄州拥有数量最多的选举人票（18张），历来是美国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选举结果均显示，所有入主白宫者都得到了俄亥俄州的支持，但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在最近几次民调中均落后于拜登，不肯轻易认输的特朗普当然要奋力一搏。 强硬报复 已经见识过特朗普“极限施压”的交易艺术，并有中国正面硬刚的榜样在前，这次加拿大的反应非常迅速，强硬宣布将对美国实施“一元对一元的等价”反制措施。加拿大有理由愤怒，加拿大是美国进口非合金未锻造铝的最大来源国，2019年，加拿大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二；2020年的前五个月，占进口总额的约75%，；而7月1日，取代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刚刚正式生效，美国便如此过河拆桥确实让人齿冷。 这次联邦政府的反击可谓有礼、有利、有节，副总理方慧兰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一方面在宣布反制的同时，一直强调谈判的大门敞开，即使到最后一分钟，加拿大政府也会努力避免采取此类报复措施，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取消这些关税，加拿大就放弃征收报复性关税；另一方面留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公开咨询，就征税产品的清单征求企业和公众的意见，总理特鲁多、外交部长尚鹏飞等高官接连在媒体上发声，在舆论上造势，给特朗普施压。上个星期宣布的征收产品列表包括家用电器、饮料罐、办公家具、行车和高尔夫球杆等就很有策略地选择来自美国大选摇摆州的产品，力图打到特朗普的七寸。 就在大部分人都认为加拿大的反击不会取得什么效果时，加美之间的关税大战却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剧情反转”。9月15日上午，加拿大的各大媒体还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与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将在下午三点宣布加拿大对美报复性关税细节的消息。特鲁多也在一大早去参加内阁会议之前对媒体表示了联邦政府捍卫加拿大利益和加拿大铝制品行业的决心。美国贸易代表（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办公室却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宣布将取消对加拿大铝材实施的10%关税。 声明指出在咨询过加拿大政府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加拿大对美国铝材出口在过去四个月内已趋于正常，因此“美国将更改自八月份对加拿大非合金未加工铝材征收的10%关税。”但是如果未来的出口数量达到过去四个月的105%以上，关税可能会重新实施。 下午三点，方慧兰的新闻发布会照开，内容却全变了。看起来心情愉悦的方慧兰表示美国政府这个决定说明常识占了上风。“疫情当前，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贸易战。”不过她也承认，今天的结果并不是经过双方谈判达成的，而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加拿大并不接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提到的数额上限。如果美国重新开始对加拿大铝材征收关税，加拿大政府将征收完全对等、数额相同的报复性关税。另外，追诉期9月1日之前加拿大企业已经缴纳的多余关税无法追回。 伍凤仪则骄傲地说加拿大没有为美国今天的决定作出任何妥协，并把这一暂时性胜利归功于联邦政府、各省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 虽然这是暂时的胜利，但对加拿大的铝制品行业、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也更让人看清了美国外强中干的面目，加拿大只有硬刚才能获得应得的尊重。 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5月17日在加拿大国会演讲中这样描绘加拿大： 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 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 相互依赖使我们成为盟友。 大自然让我们连成一体，不要让任何人分离我们。 但在加拿大最伟大政治家之一的前总理特鲁多 (Pierre Trudeau)眼里：“跟你们美国做邻居就像在一头大象身边睡觉。不管这个庞然大物多么友善，多么平和，它哼一声或动一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也许就是加、美两国关系的真是写照，但现在美国这头大象变得不友善，也不平和，加美关系如同走到了一个没有标识、完全陌生的地方，加拿大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未来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中加疫苗合作终止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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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8月31日，联邦总理特鲁多来到蒙特利尔参观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查看疫苗研究方面的进展，并宣布联邦政府已经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Novavax达成原则性协议，购买价值7600万元的NVX-CoV2373疫苗，这是加拿大达成的第四笔疫苗购买意向，前三笔分别是3800万购买强生公司的Ad26.COV2.S疫苗；5600万元购买美国Moderna公司的mRNA-1273疫苗；最少2000万元购买辉瑞（Pfizer）公司的ARNm BNT162疫苗。除了Moderna公司的mRNA-1273和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公司BioNTech合作研发的BNT162刚刚进入临床Ⅲ期试验阶段外，其他2种疫苗都还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在全球疫苗研发这条“赛道”上，涌入了共170款候选者，其中的139款尚处于发现和临床前阶段，仅31款候选疫苗迈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7款疫苗处于最受期待的Ⅲ期临床试验阶段，成为最有希望在第一时间面世的“救命稻草”。由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CanSino Biologics Inc，以下简称康希诺）联合研发的Ad5-nCoV疫苗是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被加拿大政府批准的第一款可在境内进行临床试验的疫苗种子选手，如果一切顺利，加拿大原本可在全球疫苗争夺战中笑傲全球，但最终却是竹篮打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手好牌 今年5月13日，联邦卫生部曾宣布，批准康希诺与NRC开展合作，在哈利法克斯进行Ad5-nCoV疫苗的临床试验，并在NRC的蒙特利尔生产基地来生产疫苗，这是被联邦卫生部批准的第一款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同时这款疫苗的研发进展遥遥领先于其他候选疫苗。NRC负责生命科学研究的副主任Roman Szumski当时信心满满地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为此批准了4400万加币来升级蒙特利尔生产基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款疫苗可以在12-15个月内实现彻底商业化。 而加拿大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源于康希诺公司与加拿大的特殊渊源。这家于2009年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立的创新公司，四位联合创始人宇学峰、毛慧华、邱东旭、朱涛都有在加拿大学习、工作的经历，除了朱涛的永久居民身份外，其他三人都已经入籍加拿大。他们都曾是不同跨国生物制药巨头企业中疫苗研发的技术骨干，与加拿大的疫苗研究和生产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总裁宇学峰更是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在蒙特利尔生活了10年之久。所以他们创立的公司英文名字CanSino既是康希诺的音译，也代表了中国（Sino）和加拿大（Canada）元素的结合。 康希诺早在2013年研发抗击埃博拉病毒疫苗时就开始和NRC合作，采用NRC设计和开发的HEK293细胞系来生产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这种细胞系可作为“活细胞工厂”来生产任何的疫苗产品，这次的新冠病毒疫苗也将使用这一细胞系来生产。宇学峰曾说：“我们与NRC是有近10年交情的老朋友，现在正处在全球公共卫生的危机中，是把我们双方的尖端技术和资源拿出来合作的最佳时机。”而NRC的主席Iain Stewart也对这项合作充满期待，称将尽一切努力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新合作中取得成功。 可原本应该在6月运到加拿大的试验疫苗样本由于无法获得中国海关的批准，一直没能从中国运到加拿大，临床试验无法开展，后面的进展也就几乎没有。8月27日，NRC宣布由于康希诺的新冠疫苗无法在窗口期运到，针对这项合作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不得不放弃这项合作，优先选择与其他合作伙伴进行疫苗合作。 如今康希诺公司生产的疫苗已经在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临床I期及II期的数据，结果证明了低剂量疫苗安全，一针接种引起显著免疫原性，可刺激平衡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注射后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目前正在与多个国家共同推动Ad5-nCoV的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这款疫苗还在6月25日获得中国军方的批准成为军队特需药品，供军队内部使用，有效期为1年，随后这个疫苗获得中国紧急使用批准，接种到不少确实需要接种疫苗的人身上，如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经商人员、外交人员等。康希诺国际业务高级副总裁Pierre Morgon也承认正在与多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就提前批准这款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进行谈判。 水中捞月 在NRC宣布放弃与康希诺公司的疫苗合作项目后，很多媒体都把合作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加紧张的外交关系上。正在欧洲访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尚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在8月28日试图淡化这一说法，指出NRC叫停与康希诺公司之间的疫苗合作，与目前紧张的中加关系没有“必然联系”，未来也不排除加拿大与中国或中国企业在COVID-19疫情以及其他健康问题上开展合作。 按照NRC的说法，在康希诺和NRC签署疫苗合作协议后，中国政府改变了将疫苗运出中国的相关规定，使得康希诺的疫苗无权运往加拿大，而且康希诺已经公开授权其他国家进行Ⅲ期临床试验，与NRC合作的窗口期已经结束。康希诺并不认同NRC“双方疫苗合作终止”的说法，当晚发布澄清公告指出与NRC的合作并未终止，而公司的管理层均未接受任何与Ad5-nCoV在加拿大临床试验相关的采访。 实际上，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双手签署合作协议时，由于康希诺公司的疫苗已经进行了临床试验，并获得很好的效果，NRC 位于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大学的加拿大疫苗学中心CCfV（Canadian Centre for Vaccinology）仅需要得到疫苗样本，即可开始试验工作，可大大缩短试验过程，但因为运输问题拖延了3个多月后，康希诺的疫苗已经完成临床I期及II期试验，进入Ⅲ期临床阶段，而Ⅲ期试验的目的就是要在流行的人群中，流行的区域中，观察疫苗是否能够防止人感染，观察其保护率，而加拿大的疫情已经放缓，不再符合这一条件，无法完成一个流行周期的有效性测试。CCfV的主任Scott Halperin表示这款疫苗在加拿大进行试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进行Ⅲ期临床试验提供更多的信息，二是给NRC提供疫苗数据，如果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NRC就可以开始生产供加拿大使用的疫苗。现在进行临床研究的时间点已经过去。即使这款疫苗样品现在发货，特快到达，在其他国家进行的临床试验也能赶在CCfV之前提供所需的数据，对加拿大来说，这意味着失去优先生产最早一批疫苗的机会。宇学峰在接受《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采访中指出延误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不清楚该疫苗是否应该“进行全球试验或如何来处理”。他也承认现在加拿大的感染病例很少，已经不是进行疫苗临床试验的理想之地，也就是说在加拿大进行这些试验的时间点“已经过去”。 现在回顾，这项原本很有前途的疫苗合作机会就这样胎死腹中实在是令人唏嘘。尽管各方人士都尽力撇清这一挫折与中加两国关系无关，但任何人都知道良好的双边关系一定会推进各种项目的合作，紧张、互不信任的双边关系则会让原本顺利的合作充满了波折。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对加拿大抱有特殊的好感，这一方面是源于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无私帮助和舍身救助，另一方面也源于奉行独立外交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率先与中国建交，使加拿大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这一累积了八十多年的好感自2018年12月1日起破灭了，那一天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当时正在转机的华为前CFO、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加中关系低潮。围绕着孟晚舟、华为5G、康明凯（Michael Kovrig）、斯帕弗（Michael Spavor）、香港问题等等，导致中加关系在原本是中加建交50周年这一值得庆祝的今年继续维持在冰点。 中国政府把中加关系遇冷的导火索——孟晚舟事件定性为美国为了打压华为和中国其它的高科技企业而一手策划的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明确指出美方是元凶，加方是帮凶，加方是在动手抓人，在这问题上加拿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不断敦促加拿大政府能够认清形势，认真反思、纠正错误，尽快将孟晚舟释放。而对加拿大来说，美国既是强邻又是衣食父母，不愿也不敢公开对抗美国，只能采取“拖”字诀，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实际上，不止加拿大，还有很多国家都在等待，今年的11月将是一个转折点，决定着很多悬而未决的决策以及未来至少4年的战略方向的确定，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财长辞职 政坛震动 加拿大经济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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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自WE Charity丑闻发酵起来，关于同陷WE Charity丑闻的联邦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和总理特鲁多不合的小道消息就尘嚣甚上。8月11日，总理办公室高调宣布任命刚刚结束7年英国央行行长任期的前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行长卡尼（Mark Carney）担任特鲁多的非正式经济顾问，有记者问会不会让莫诺辞职来缓解反对党的压力，特鲁多向民众保证一直对莫诺充满信心，相信他是加拿大适合的财政部长，会带领加拿大度过疫情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但这依然无法平息两人之间关于疫情补助、经济政策分歧的各种消息。 财长辞职 8月17日，莫诺和特鲁多按照原定计划会面，据说原本是为了弥补双方之间的分歧，但到了晚间莫诺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去财政部长和多伦多中心选区议员的职务。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并没有避讳自己与特鲁多或者其他部长之间存在分歧，认为财政部的任何一项政策都牵涉方方面面，出现不同意见很正常，但都是为了把政策制定得更好。不过因为自己从未想过参加两次以上的大选，而疫情后下一阶段的经济复苏可能需要很多年，所以是时候让一个新的、能打持久战的财政部长带领加拿大走出全球范围下的经济衰退，他自己则计划竞争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的职位，在国际舞台上为加拿大民众服务。随后，特鲁多发出声明，表示接受莫诺辞呈，感谢莫诺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在改善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和创建加拿大儿童福利金(CCB)等项目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在疫情期间创立了紧急救助金CERB和工资补助项目CEWS等刺激经济措施，他将全力支持莫诺争取OECD的新职位。 事件复盘 莫诺于1962年出生在多伦多，从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艺术专业毕业后又拿到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硕士和法国INSEAD的行政管理硕士。1990年，他进入父亲创立的人力资源公司Morneau Shepell工作；1997年，取代父亲成为新的总裁，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收购（包括收购安永和德勤的部分人力资源业务），成为加拿大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目前该公司有员工6千多名，为2万多家企业客户提供服务，于2005年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 2015年，因为在工作中看到“加拿大人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开始考虑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帮助民众”，莫诺决定进入政界，并以57.9%的支持率赢得了多伦多中心（Toronto Centre）选区的选举。 莫诺的夫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冷冻土豆McCain食品公司家族中一员，两人共有四名子女，其中两名女儿与自7月中开始爆出的WE机构丑闻有关联。一个曾在WE举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讲，还写了一本有关肯尼亚难民女孩的书，但这本书没有收取稿费，售书所得也全部捐赠给了多伦多大学卡库马难民奖学金项目。另一个2010年从乌干达收养的女儿则在WE做过实习生，随后自2019年起开始在WE旅行部门工作。反对党对莫诺的攻击开始是他们一家和WE机构关系密切，曾在2017年跟随WE机构一起去厄瓜多尔参加该机构在当地举办的一个的活动。 随着WE丑闻的发酵，联邦议会道德专员Mario Dion宣布针对特鲁多、莫诺有无违反《利益冲突法》展开调查，要求他们与其他高官分别接受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质询。莫诺7月22日在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主动坦白自己在查阅文件后惊讶地发现在2017年的两次旅行中有部分旅行费用由WE代为支付，他随后联系WE了解相关费用事宜，并开了一张41,366元的支票补足相差的费用，同时为这个错误向公众道歉。但他的坦诚换来的却是反对党的群起攻之，保守党和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都要求他辞职，就连自由党内部都对这一信息感到震惊。如果说他没有因自己与WE机构的密切关系而在讨论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项目管理合同时回避构成了“利益冲突”，那么他没有及时支付这样一笔差旅费用就是“收受利益”。雪上加霜的是，8月7日，又爆出联邦政府把加拿大紧急商业租金减缓项目CECRA给予加拿大贷款和住房公司（CMHC），后者因没有商业地产经验，将项目又转给特鲁多首席幕僚长Katie Telford的丈夫Rob Silver所在的公司MCAP操作，MCAP因此可获得8400万加元佣金。魁北克政团党领Yves-François Blanchet在8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出最后通牒：如果特鲁多、莫诺和Katie Telford不辞职，他就在10月发起不信任动议，要求重新进行大选。 替罪止损 尽管很多政治评论人士都认为莫诺是这场导致加拿大政坛震动的替罪羊，他的辞职是目前自由党最适合的“止损”决策。但也许莫诺和特鲁多在如何发展疫情后的加拿大经济方面的分歧才是莫诺辞职的真正原因。自疫情爆发以来，有关莫诺不同意特鲁多大手笔撒钱的传闻就不断出现，上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指出莫诺不希望联邦政府继续扩大已经创历史新高记录的财政赤字，正与其手下的高级官员努力推脱或干脆拒绝来自政府各个部门越来越多的财政补贴要求；而特鲁多则希望在2021年联邦财政预算中有大笔的投资用于绿色环保项目，以便一石两鸟地既兑现减排温室气体的竞选诺言又刺激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而陷入衰退的加拿大经济。两人之间决策方向上的分歧也体现在两个阵营的互相指责上，特鲁多的亲信以及总理办公室的人多次表示莫诺太“正统”，言下之意是他已经落后于这个新的时代了，而财政部的人则批评特鲁多办公室的人只关注如何发钱来取悦选民，而没有真的为加拿大的经济前景考虑。 当卡尼被高调任命为特鲁多的“非正式顾问”，并向他咨询对策、以摆脱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时就有人猜测他将担任未来的财政部长，不过非国会议员的卡尼不可能立刻成为内阁成员。在莫诺辞职后，民间就在揣测取代他的人选，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国库委员会主席Jean Yves Duclois以及外交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都榜上有名。在莫诺辞职的第二天早上，特鲁多任命方慧兰接替莫诺，并对内阁进行了小范围调整。方慧兰在新冠病毒疫情阴影笼罩的特殊时刻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女性财政部长。她也是特鲁多的坚定支持者，多次在特鲁多遇到危机时挺身而出，被誉为特鲁多的“救火队长”。她还将继续担任副总理，原来担任的政府间部长职位转给曾担任过这一职务的Dominic LeBlanc。LeBlanc因患上癌症一度淡出内阁事务。 特鲁多利用这个机会终结了本届联邦议会会期，直到9月23日重开议会。终结议会会期，意味着停止议会立法程序和议会委员会的工作，所有议案、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涉及WE丑闻的调查都将一切归零。特鲁多给出的终结会期的理由是在COVID-19疫情长期泛滥的情况下，联邦政府需要拿出新的施政纲领并得到联邦议会信任投票的批准。但被即将离任的谢尔（Andrew Scheer）批评为是为了躲避围绕WE丑闻的调查，不过历史上保守党的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也曾在2013年终结议会会期长达181天来应对参议员花费丑闻的调查；自由党的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在2003年终结议会会期145天来躲避“赞助丑闻”的调查。 何去何从 其实不论新的财政部长是谁都绕不过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加拿大经济怎么走？向左还是向右？ 特鲁多和莫诺的分歧代表着摆脱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的、通过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并实现向绿色经济的转向；另一种则是保守的、通过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保证经济不崩溃以等待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正如莫诺在7月8日向国会报告经济和财政概况时披露的，联邦政府2020至2021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3432亿加元的巨大规模，政府债务将从原来的占GDP不到30%的比例快速上涨到近50%，而仅仅为疫情推行的各种补助项目、经济纾困计划的开支就占到全国GDP的近14%，引发很多经济领域人士的忧虑，担心这笔巨额开支是否会导致永久性的赤字、债务和税务问题。 莫诺的离开意味着特鲁多激进刺激经济理念的胜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表示政府不害怕财政赤字，强调加拿大的债务情况在G7国家中算是好的，国家有能力负担，同时现在的利率非常低，借贷的成本也比较小，在疫情扩散之际，正是努力重振经济的好时候。好在方慧兰的反应比较理性，表示将在紧缩财政和扩大支出两种倾向中找到平衡点，明确加拿大的经济复苏需要绿色环保，也更需要公平、包容，并承诺将努力确保经济的增长，同时注重发展绿色经济。 尽管方慧兰没有财政金融方面的背景，但曾成功完成棘手的加美墨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她应该十分明了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加拿大经济正在经历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困境：内有新冠病毒疫情依然搅扰着整个社会，导致经济萎靡不振、各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公私部门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商业重启进展缓慢；外部面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越来越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给加拿大的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与目前唯一的经济增长引擎中国继续交恶，短期内无法改善关系。 其实，债务规模扩大也好，数额不断增加也罢都不是问题，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快，债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对经济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的比重，这也是二战后加拿大摆脱巨额战争债务的成功方式，但问题是那时有个全球性的战后经济大爆发的背景，保证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这才是加拿大经济的最大难题，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