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精选

七天记者 颜宏 自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中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围观着中国举全国之力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抗疫行动。但到了2月底、3月初，中国的抗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后，狡猾的新冠病毒却在世界各地开花，疫情中心转移到欧洲，自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出现每日几百的死亡病例之后，形势每一天都在变化，一个接一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宣布关闭边境，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多次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保持边界开放，保证人员与贸易的正常流动，而不是在边境加强防控措施来阻断病毒的传播，但惊慌失措的人们已经听不见理性的建议。 面对近期发达国家如美、欧、加等多国面对疫情的手忙脚乱，不仅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抗疫过程就在前面，世卫组织也早早呼吁各国做好准备，但就是没人当回事，好像病毒是有国界的。就连中国著名的媒体人胡锡进都感慨地写到:“我们真的没想到，在经过SARS之后，类似的悲剧又在武汉重演了。我们同样真的没有想到，类似武汉的错误后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被推倒。我们尤其没有想到，今天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反而成了最安全、想方设法阻止疫情从境外传入的国家。事态的变化太出人意料了，完全超出了我们以及整个世界的想象力。”   傲慢错过防控时机 让欧美国家改变态度的转折点出现在2月21日的意大利。随着首名意大利公民确诊，疫情从经济最发达的意大利北方地区蔓延开来，不到一周就已遍布全国。3月10日，在病毒面前“节节败退”的意大利宣布全国“封闭”。但新冠病毒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意大利，借助意大利北部作为欧洲经济、文化、交通枢纽的特点，以及欧盟内部无国界自由流动的便利，短短两周内病毒随着往来人员长驱直入欧洲各个国家攻城掠地。临近的南欧和西欧国家首先“中招”；稍远一点的北欧和英国也很快被殃及，即便是在相对较远的中东欧，也未能幸免。目前意大利已经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死亡人数超过了2000人，成为每个国家要避免的糟糕样板。 其实意大利最初对新冠病毒还是很重视的，早在1月30日，意大利出现两例来自中国的确诊者之后，总理孔特就宣布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追随美国的脚步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切段了往来中国的航班。但实际上，从中国直飞意大利的乘客只占入境旅客的20%，其余80%都是通过第三国中转的，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意大利却并没有真正把新冠病毒当回事，民众的生活一切正常，防疫部门的专家也把新冠病毒描述为“大号流感”，告诉民众不必恐慌，更不提倡戴口罩类的防护措施；甚至到了2月下旬意大利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病例时，米兰国立SACCO医院的生物紧急事件分析中心主任Gismondo居然还公开表示“媒体过分煽动了疫情，造成民众恐慌。我们不必担心，病毒分析数据都来自中国，这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这和卫生条件优良、公民生活习惯良好、发达的意大利和欧洲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 就是在这种由上至下的傲慢与懈怠中，意大利的“静好”岁月被1号病人打破。根据媒体梳理，这位名叫马提亚（Mattia）的38岁意大利男子没有中国旅行史和清晰的高危人群接触史，他于2月14日出现了感冒症状，向家庭医生报告但未引起重视；2月18日就医时被认为有轻微的肺炎，但由于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让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医院时症状已经加剧。当时医护人员仍然按照常规的肺炎流程进行检查，直到一名富有经验的麻醉师坚持要求院方为他检测新冠病毒感染，才终于在2月21日确诊。这名来自北部伦巴第大区的患者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成为意大利疫情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意大利卫生部门事后不完全统计，这名“1号病人”至少直接传染了十多人，间接导致了近千人的感染。 后面的情节大家都知道了，和意大利类似的、包含着超级传播者、社区聚集性传染、大规模群体性活动、政府应对消极和民众心理轻视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疫情大爆发开始在多个国家上演，死亡病例也大幅增加。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确诊病例呈爆发趋势，不得不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来防控。   积极防控成为主流 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后，各国的抗疫反应也各有不同。根据笔者的观察，相对来讲，以儒家文化和天主教文化为主流的国家比较积极，选择了强化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强调集体主义传统、大力检测发现感染者、号召民众宅家以切断传播途径、延缓病毒扩散速度等积极防控对策，如已经控制住疫情的中国、韩国，正在与疫情传播速度展开赛跑的意大利、西班牙，刚刚开始打响战斗的法国、加拿大等。 而以新教为传统的重灾区如英国、瑞典和德国基本采取消极的“拖延”防疫战略。其核心是放弃严防死守，容忍疫情发展，反正80%感染这个病毒的人可自愈，期待大部分人在若干次病毒浪潮的袭击（比如2年之内）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之后，使得这部分人群获得一种免疫力，用产生的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的责任首先是提醒社会个人做好自我保护，让经济和日常生活保持按部就班，同时储备战略物资渡过难关。在具体计划上，英国和德国一方面在加大医院ICU床位数量，提高呼吸机数量，为即将快速增加的重症患者做储备，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民众自觉配合，特别是加强老年人的隔离保护，尽可能延缓大流行峰值的到来。即把达到峰值那个月患者的数量平滑延缓为3个月甚至更长，随着夏天到来发病率自然下降，以减少医院压力。这就是英国和瑞典作出不再给轻症患者做新冠病毒检测这种违反常理决定的理由，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的德国可能有60-70%的人口会感染该病毒的预期结果。 但这种“不战即降”、让全世界分摊其抗疫成本的消极策略不仅对那些奋力抗疫的国家不公平，更是对本国民众生命的不负责任。首先，这种通过暴露感染获得“群体免疫性”的理论过去从没有在任何人类公共卫生实践中被验证过，特别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目前人类对于天花的群体免疫力是人类几百年反复接种疫苗后才获得的；其次，这种大面积的主动感染传播，还会激发病毒基因新的变异，使得病毒更加难以控制；第三，这种病毒造成的危重病例即使只有感染人数的5-10%，相对于各个国家的医疗资源来说也是天文数字，没有国家能够承担，势必会造成武汉疫情早期那种医疗资源挤兑现象，届时死亡率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3%以下。 好在关键时刻，老大哥美国给了这些计划“放躺”的国家以严厉警告：3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形下，单方面宣布禁止除英国外的欧洲人入境，期限为30天；3月14日又宣布对英国和爱尔兰实施同样的禁令；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因新冠疫情而进入紧急状态，表示要大力开始检测；3月14日美国议会又紧急通过了包括使用500亿美元的紧急状态援助法案细则……总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掉以轻心，美国的官方立场已经转到“积极有为”的轨道上来，再加上随着加拿大疫情的快速蔓延，特别是在魁北克率先采取强力抗疫措施的压力下，联邦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推出各项防控政策，世界下半场真正进入了攻坚阶段。   危机可能持续到12月 目前这场全球范围内的抗疫战争被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的“我们现在处于战争时期，敌人是看不见的病毒。”而这才刚刚开始，很可能是持久战。 飞机、高铁、邮轮、高速公路网和地铁，这些曾带给我们旅行便利的现代交通，现在成为了病毒传播的最大帮凶；餐馆、剧院、电影院、主题公园，这些丰富我们业余生活的现代设施成为了社区传播的主要媒介，疫情带来的隔离和停顿，无疑会深刻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根据目前人们对这种新病毒的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战短期内看不到尽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会持续到7、8月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目前无法预期，但无论抗疫持续到什么时候，联邦政府将会出台各种措施帮助民众，坚持下去；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则表示因为人们对这种病毒认识不足，无法作出切实的判断，只能用各种可能的情形进行推演，目前最悲观的场景是严格的抗疫措施将持续到12月份，但魁省政府已经为此做好预案。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势力，能调动全球的神经和力量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名叫COVID-19的冠状病毒却做到了，如一双无形的自然之手推动着一场世界性的变革，我们是何其幸，又何其不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变革，见证着历史。

七天记者 颜宏 庚子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之后，又蔓延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从目前的感染确诊数据以及发展趋势看，情势已经出现了大逆转：中国走完了上半场，基本走完了疫情曲线的一大半，进入收尾阶段，而其他国家则正处于曲线的开始或上升阶段。中国用封锁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全国停摆、死亡超过3千人的巨大代价控制住这场百年不遇的超级瘟疫，阻止了其在除湖北以外省份的蔓延，除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行动力、动员力和组织力外，也和全体中国人民的负责担当、守望相助分不开，这其中，海外华人更是在疫情的初始阶段积极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支持国内的抗疫行动，在得知武汉前线缺乏抗疫必须的防护用品时，更是几乎买空了世界各地库存的口罩、防护服、手套等防护用品，利用各种方法紧急运送回国，为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UQTR）中国学生会的同学们向《七天》编辑部推荐的、居住在魁省Yamachiche的Yvon Bourassa和马云莲夫妇就是这批最早行动起来的、千千万万海外华人中的一员。 马云莲、Yvon全家和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中国学生会的同学们 / 图片由三河分校学生会提供 闻风而动 马云莲夫妇在三河市（Trois-Rivières）从事加中贸易生意，本身有些防护用品的业务，主要是一次性口罩和手套。以往主要从中国进口这类产品，在北美地区销售。今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牵动着所有华人的心。腊月二十九，也就是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马云莲因为自己就是做防护用品的，知道在传染的情况下，有效隔断病毒的防护用品有多么重要，就和在国内的妹妹——一名党校的教授聊起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要尽自己所能为防控疫情做点儿什么。 接着武汉医护人员所需的防护物资告急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马云莲夫妇立刻行动起来投入战斗。因为正值春节，国内的供应商都在放假，他们只好先把自己仓库的防护用品存货打包，同时联系网上的美、加供应商下单，跑遍所在的三河地区商店购买防护服、口罩、手套等物品。马云莲的妹妹也在国内联络起一批人，建立起一个集捐助者和受捐医疗机构人员在内的志愿者群组，根据医疗机构的需求，募集资金，购买防护用品，再送到所需机构。 大年三十那天，马云莲夫妇把两个孩子交给朋友帮忙照看，忙碌了整整一天。接下来的两天就是周六、周日，当地的大部分专业商店、物流机构都关门休息，让本来已经很适应本地这种不管外面如何，周末铁定要休息的马云莲感到非常焦虑：国内的疫情防控紧急，手里的防护物资却运不出去。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加拿大。好不容易等到1月27日，为了让物资尽快抵达中国，夫妇两人一大早就开车带着物资来到蒙特利尔市中心的联邦快递（FedEx）发送货物。该收货点位于Place Ville Marie里面，要从停车场穿过商场才能到达，夫妇二人推着装满箱子的推车、穿过长长的商场运送了好几次，才把车上的防护物资送到联邦快递的办公室，价值接近2万加元的物资花了7千多加元运费。当时两人还觉得快递费用好贵，今后要找更便宜的运送渠道。但实际上，当时的运费还算是低的，仅仅几天后，不仅运费要成倍地增加，随着美加相继停飞部分往返中国的航班，运送防疫物资一下子成了突出问题。比如空运费用从1月底的每公斤2加元涨到了2月初的4、5加元，而且还排不到航班。当他们发送第三批防护物资的时候，价值13万多加元防护用品的快递费用已经涨到近4万加元，为了尽可能省下运费，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还可运载货物，但蒙特利尔没有东航的航班，他们又紧急雇佣货运公司把这批物品运到多伦多，搭上东航的飞机回国，节省了近一半的费用。 守望相助 很快，由于供不应求，防护用品价格开始飞速上涨，货源变得越来越紧张。蒙特利尔、三河等地市场上的防护用品几乎被抢购一空，他们开始把搜寻的范围继续扩大，Joliette、Shawnigan、甚至偏僻的核电小镇Gentilly。接着他们又找到当地的媒体《Le Nouvelliste》呼吁任何有口罩、防护衣、护目镜以及红外体温计货源的人联系他们，为武汉的疫情提供帮助。他们的善举2月5日经当地媒报道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多家本地媒体进行了转载，Quebecor旗下的法语电视台TVA也进行了专题报道。报道发出后，很多热心人联络他们，为他们提供货源或者货物信息，甚至有人把自己囤的防护用品出让给他们，当然也遇到过囤货居奇的贪婪商人以及幻想空手套白狼的骗子。 在短短不到两个星期时间里，他们夫妇二人购买、发送了价值近20万加元的防护用品，其中有20万元人民币的用品是捐赠的。鉴于武汉封城，货品都发到他们在国内位于昆山的办事处，再由其中国团队的人员清点、打包、运送给最急需的地方。本来已经春节放假的团队从大年三十开始不分昼夜地义务工作，去机场取货、分货、以最快的速度送货。 团队里的Rose每天一睁开眼睛，顾不上洗脸，顾不上吃饭，先坐在电脑前，一坐下就再也挪不开位置；Candy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后半夜，以至于一坐到电脑前腰就开始痛，同时还为留在武汉家乡的年迈父母担心；在全公司人员都可以在家办公的情况下，财务Cathy却需要在交通管制的情形下经常跑到公司处理业务……这一切都让马云莲感动，也激励着她继续奋斗。这期间，马云莲的家人更是给了她巨大的支持：妹妹在最忙碌时三天只睡8个小时，联系捐赠者，落实捐赠金额，一遍遍地寻找最急需物资的医院，和医院沟通确定所需防护用品的种类、规格等等；哥哥则负责仓库收货、发货；马云莲说这个春节是自己三十年来工作最繁重的时刻，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特别多的信息需要回复，连两个孩子都顾不上管，让马云莲感到非常歉疚，同时也为两个懂事的孩子感到骄傲，感谢他们在这期间给与的支持。在大家都在为帮助国内抗击新冠疫情争分夺秒、尽其所能的特殊时刻，马云莲的先生Yvon Bourassa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异国情缘 Yvon是土生土长的魁北克人，生命的前一半和中国没有任何交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海盐秦山核电站三期工程作为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合作建设的最大项目，采用了加拿大提供的重水反应堆技术，建设两台装机容量728兆瓦的核电发电机组。1998年，工程正式开工，加拿大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了250多名核电方面的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而当年在魁北克水电局（Hydro-Québec）下属核电站Gentilly-2工作的Yvon就是这批专家中的一员。 马云莲则出生、成长在江苏昆山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经历过70年代初期的贫困、农村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整个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可以说完整见证了中国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40年。家庭经济情况的好转让马云莲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自己喜爱的声乐，梦想成为歌星。毕业后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担任音乐老师。工作6年后，因为长期的教学，过度用嗓，她患上了声带小结，不得不辞职。在一个小姐妹的撺掇下，1998年，俩人合伙到海盐开设了一家美容美发店。 冥冥之中的缘分就这样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放在了同一个时空。当时的海盐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只有近6万居民，镇上只有一个酒吧可供这些外国专家消费、放松，于是这里就成了当地年轻人练习口语的英语角。辞职后曾去进修过英语的马云莲也到这里来练习口语，一来二去的就和Yvon熟识了起来。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加拿大人，魁北克人比较热情、开放、好奇心强，喜欢了解不同的文化，这让Yvon显得与其他的外国专家不太一样。在练习英语的过程中，两个人逐渐熟识起来，对彼此产生了好感。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马云莲至今还记得那个晚上，两人坐在当时还未开发的海盐广场上，Yvon一直都在谈论自己的孩子，讲孩子们小时候的趣事，自己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自己带孩子们做的游戏等等，让马云莲觉得这是个完全对自己敞开心扉的男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马云莲则禁不住自嘲说自己当时是自作多情了，因为魁北克人就是这种不设防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因为对面那个人有什么特别。 经过了几年的交往，两人于2003年在中国结婚，2005年创建了信倍国际贸易公司，主营加拿大和美国市场的卫浴、厨具和防护用品等业务。 文化碰撞 很多异族婚姻都会遇到因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不同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Yvon和马云莲夫妇也不例外，用Yvon的话来讲，两个人每天都会因各种事情而意见不同，而马云莲则表示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日常生活可谓针尖对麦芒。比如两人商定的结婚日子是西方的情人节，马云莲的家人坚决反对，因为这一天是14号，认为有4的日子不吉利；再比如针对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Yvon认为孩子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没必要给孩子压力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马云莲则和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对孩子比较严厉，希望孩子上进，要好上加好等。这样的纷争在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小到什么时候起床，大到给孩子选择哪所学校等等。但共同生活17年来，他们依旧和谐、默契、相亲相爱，这其中的秘诀就是包容和尊重对方。 正如Yvon说的，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很多时候是无解的，就是说都是两个人的原则问题，找不到妥协的余地，这是不同文化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来适应自己，要给对方留下空间，同时想办法适应两个人的生活。比如，在过去的20年里，Yvon就认为自己牺牲的多一些，远离自己家人、朋友和熟悉的魁北克，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中国；现在孩子大了，为了孩子的教育，他们决定未来十年呆在魁北克，就轮到马云莲做出牺牲了。无论发生什么，每个人都不要太钻牛角尖，要学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如果碰到解不开的难题，不妨冷处理一下，或者干脆放在一边，没必要事事都要达成一致。而马云莲的经验则是面对婚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一定要坚持，不轻言放弃。 马云莲和Yvon夫妇只是这场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疫情里涌现出来的普通人，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事情，但他们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却是所有海外华人的缩影。当祖国有难之时，那种真切的爱就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记得疫情之初，几乎所有的蒙特利尔华人都行动起来，捐钱、捐物，买光本地的防护用品送回国内；蒙特利尔的华人还自发地成立各种互助群，为从国内归来的自愿隔离同胞提供各种支持，尽管政府并没有建议隔离。现在疫情发展出现了反转，中国不光控制住疫情，随着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防护用品的产能和产量也日益上升，马云莲夫妇又开始利用自己的供货商渠道从国内进口防护用品，来支持美、加两地防控疫情。用他们朴实的话讲就是当下艰难时期，我们要响应政府的需求，做好自己，管理好自己，这是对防控疫情最大的贡献，疫情总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迎接春暖花开！ （致谢：感谢赵曼秋女士和魁北克大学三河分校中国学生会林蜜等同学提供新闻线索、前期采访、图片等）

七天记者 颜宏 右起：IRCM荣誉教授Michel Chrétien、研究助手Annie Roy、合作研究员Majambu Mbikay /七天传媒图片 摄影 / 德昊   上期《七天》报发表了蒙特利尔临床研究所IRCM（Institut de Recherche Clinique de Montreal）前所长克雷蒂安医生（Michel Chrétien）及其团队把他们研制的一种抗病毒新药试用在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报道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读者希望对这位医生、这个研究所以及这种新药有更多的了解，为此，七天传媒记者特地在3月3日前往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临床研究所，在克雷蒂安医生的办公室兼实验室对他及其团队进行了走访。 中国情缘 克雷蒂安医生是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的弟弟，采访一开始，他就表示他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情感，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时，指导老师就是著名的华裔生物学家李卓皓（Choh Hao Li）。 李卓皓1913年出生在中国广东一个拥有10个孩子的成功企业家家中，1933年毕业于由美国教会卫斯理宗于1888年在南京创建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该校1952年被并入南京大学）。毕业后的李卓皓在金陵大学教了二年书，1935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1938年，李卓皓取得了化学动力学博士学位，研究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和反应机理。但当时伯克利分校的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却打算招募一位研究激素的化学家。为了生存，李卓皓不得不做出妥协，放弃观察化学物质之间的互动，转而向化学物质本身进军，到生理学家Herbert Evans教授主持的实验生理学研究所从事脑垂体的研究，历史上第一次用化学方法把脑垂体激素逐一分离纯化。他长期从事人体生长激素的研究、合成及医学运用，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并合成人体生长激素的人，被誉为“荷尔蒙之父”，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克雷蒂安医生表示正是在跟随导师李卓皓学习和工作的三年中，让自己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也对华裔产生了特殊的情感。1980年左右他第一次去中国交流有关多肽激素的发现和研究情况，是第一批与中国在医学科技领域展开交流的加拿大人，从此经常到中国交流和访问。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启动新中国第一次出国潮后，克雷蒂安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人脉，牵线搭桥让自己所在的IRCM研究所接纳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是他担任所长的1984-1994年之间，该所培养了5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相比之前每年约5人的培养规模，克雷蒂安医生表示现在在该研究所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子数量增加了很多，差不多每年都有15人左右分散在不同的实验室，开展不同医学领域的研究。 IRCM研究所 说到培养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就不能不先说一说IRCM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由加拿大著名医学家格内斯特（Jacques Genest）在1967年创立的，是魁北克第一个将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聚集在一起的研究中心。 上世纪50年代初，格内斯特医生结束在纽约洛克菲勒医院研究院（Rockefeller Hospital for Medical Research）的工作回到魁北克后，受魁北克政府的委托研究魁省的医学研究状况。他走访了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大学和研究中心后得出结论，魁北克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严重落后，亟待成立一种将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结合起来的医学研究模式，于是开始多方奔走在魁省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在这里医生既可以不受临床业务干扰、全身心投入研究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介入临床治疗，从而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药品。 1952年，当时蒙特利尔l’Hôtel-Dieu de Montréal医院的院长Marie-Louise Allard修女为格内斯特医生在医院内部设立了第一个临床研究部门，主攻高血压研究，因为当时高血压是不治之症。刚开始，这个部门并不受欢迎，因为好多人觉得那些领取医生工资的人不去看病人，而把时间放在所谓的研究上是劳民伤财。好在顶着压力的格内斯特医生及其团队很快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发现食盐是造成高血压的主要因素，如果能通过减少食盐的摄入量或者通过利尿药物让食盐排出体外就可以控制高血压，而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在临床上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有了这次的成功，格内斯特医生又开始邀请其他领域的医生加入进来。1955年，这个研究部门被加拿大皇家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学院（Collège royal des médecins et chirurgiens du Canada）认可为“基础科学培训”点，成为加拿大法裔唯一一个为医生提供临床培训和研究培训的地方。 1958年，格内斯特医生当选l’Hôtel-Dieu de Montréal医院的医学委员会主席，继续为临床研究部门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1964年，他被任命为蒙特利尔大学医学系主任，同一年，魁北克政府同意提供120万元资金建设新的临床研究中心，购买相关医学研究设备，并在未来的8年里每年拨出10万元维持研究中心的日常运作。 1967年，位于Avenue des Pins大街的研究中心正式开工建设，成为蒙特利尔大学的直属单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配合蒙特利尔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并指导、培训蒙特利尔大学硕士和博士层级的学生，还与麦吉尔大学保持长期的合作。通过1975年和1992年的两次扩建，今天的IRCM已经发展成为加拿大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设立有5个研究领域，33个研究单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研究人员，每年有超过100名硕士和博士生以及约50名博士后在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指导下进行各种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 中医带来的灵感 结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卓皓实验室的研究后，克雷蒂安医生已经以他的激素原（prohormone）理论在科学界脱颖而出，并在后续的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发挥了诸多作用。1967年加入IRCM之后，他组建了魁北克第一个蛋白质化学实验室。 在他众多的中国学生里面，最著名的两人一位是前中国卫生部部长、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另一位则是在90年代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内分泌大家陆兆麟医生，这层关系也让克雷蒂安医生自1986年至今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而这次以槲皮素为主要成分的抗病毒药物的试用也是由协和医学院承担的。 以自然成分槲皮素作为抗病毒成分的灵感来自陈竺的研究。克雷蒂安医生回忆说，80年代陈竺在IRCM做访问学者时，就和自己谈论过中药里某些自然成分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其后的十几年中，双方在禽流感、艾滋病等病毒感染研究领域共同工作，不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还让自己对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