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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是怎样炼成的——访第八届九鼎奖学金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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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一年一度的九鼎奖学金揭晓，10位候选人在全省范围内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有的人甚至因为太优秀而让评委会难以取舍，那么这些在魁省学习的华裔子弟和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到底都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霸都是怎样炼成的呢？ 在颁奖典礼前，记者采访了这些学生，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没有像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年轻人那样或是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而浑浑噩噩，或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无所事事，或是沉迷于上网或玩游戏而起居无时，相反他们目标明确，生活规律，每天早睡早起，还特别注重体育锻炼。当然了，从古至今成功的人士都是相似的，但通向成功的道路却有千万条，他们成功的那一条是什么呢？让我们一个一个走近看看。 唯一的留学生：周明坤 周明坤来自北京，是本届获奖者中唯一的留学生。目前在康大上三年级，主修金融和会计专业，还是康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他不仅帮助新来的留学生熟悉本地生活，还每年在唐人街组织留学生“春晚”，召集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共渡春节，每次活动都能吸引500多人参加。 在国内时的周明坤比较内向，顶多当过班干部，现在则成为学生会外联部的负责人，手下带领着四、五名干将，负责在外人看来比较困难的筹款工作。他不仅承担了这块“难啃的骨头”，还乐在其中，这种转变一方面来自本身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他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 做为唯一的留学生获奖者，周明坤坦承之所以选择蒙特利尔做为留学目的地，就是因为相比多伦多和温哥华，蒙特利尔的华人少一些，可以在客观上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地带，走出去和别人接触，认识新的朋友，学习对方身上的优点，改善自己。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自刚来时参加了一场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三年来已经从一个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成为学生会的副主席，不仅在学校内参与、组织了多场活动，还和华人社区、本地西人社区有很多交集。 周明坤觉得来到蒙特利尔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这里的社会氛围开放、宽容，只要留学生不是拘泥于说普通话、来自中国的交友小圈子，很容易融入一个新的团体，结交到新的朋友。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思想上、习惯上或是文化上的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才让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也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获奖无数：莫之争 莫之争在蒙特利尔出生，父母都是上海人，从法国来到加拿大，目前是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正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从事与亨廷顿氏症和帕金森病有关的特定类型神经元的研究。 这不是她第一次获得奖学金，因为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突出，她拿过很多奖。比如上大学前，在私立的Collège André-Grasset上学时就获得过Archimède à Zola奖；到了麦吉尔大学后，她又获得了每年3千元的奖学金。 之所以能够经常获奖，莫之争认为成绩好只是一方面，更需要申请人具备“十项全能”，包括各种课外活动中的参与能力、领导能力及表现出的各种特长，申请文章的撰写，面谈的情况，推荐信等都会对评选结果产生影响。比如她热心于促进心理健康的推广，目前参与医学院学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医学院学生的健康宣传和服务，对感觉孤独、焦虑或其他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提供帮助，同时她还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 说到如何能成为全面发展的学霸，莫之争的秘诀是全情投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摒弃外界的诱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上，所以效率比较高。但这种专注力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需要训练和保护的。要在无数次的尝试和调整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间管理办法和专注力训练方法。莫之争也是在不断的自我纠正中才走到今天的，比如在Cegep时，有一段时间她经常搞到很晚才睡，第二天感觉很疲倦，做事情的效率也不高，后来发现自己早上的效率最高，所以她现在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跑步或做肌肉锻炼半个小时，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晚上9点钟就上床。 空手道学校掌门人：陶然 颁奖晚会上唯一进行才艺表演的陶然刚刚20岁，本来就读的是多伦多大学商科，但后来发现这个专业不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就转学到麦吉尔大学，转而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她3岁起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在魁北克城读的小学和中学。 陶然也不是第一次获奖，在中学和多大都获得过奖学金，也是一个学霸，但这个学霸花费最多时间做的事情却是空手道训练和比赛。因对空手道这项运动的热爱，13岁的陶然顶着家人的反对开始了训练，至今已经7年，目前是成人黑带一段。在2018年获得过国际个人铜牌和团队银牌，2019年获得过省级金牌。陶然还在麦吉尔大学创建了空手道学校，自己身兼校长和教练，从为学校筹集启动资金到招学员到教学，她都亲身上阵，大大锻炼了她的耐心、毅力、品格、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 陶然表示空手道的训练很多时候是乏味的，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却看不到进步，但这就是空手道的意义所在：在严格的肉体及精神修炼当中，面对及遭受自我极限的挑战，很容易产生退缩、逃避甚至放弃的念头，但当你用坚定的意志坚持下去就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种经历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经常会感觉遇到学习或生活的瓶颈，好像无论怎么努力都是老样子，看不到转变或进步，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持，也许只要再坚持一下下，就走出了谷底，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认准了方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 Happy Belly主席：何晓荷 何晓荷是麦吉尔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自加东的新不伦瑞克省。她出生在北京，三岁多时跟着到新不伦瑞克大学攻读PHD的父亲来到加拿大，可以说是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从小生活在学术环境下的她，不仅对外界事务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还非常热爱美食，所以选择了食品科学与营养学两个专业，可谓实现了梦想与现实的统一。同时还是校园公益组织Happy Belly 的主席。一听这个组织的名字就知道和食物有关，没错，这个组织就是向合作的超市和农场收集即将过期但还可食用的食材，再利用校园内的厨房制作出可口的素食免费提供给学校的师生，避免了食物的浪费，而在这一过程中，何晓荷也从一个积极参与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 两个学科繁重的课程，再加上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大二、大三连续两年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等，让何晓荷非常忙碌。如何做到二者兼顾呢？她的秘诀就是要学会平衡课上和课下，即做好时间管理，学会制定计划，统筹安排。她不爱看电视，不喜欢打游戏，但在facebook上浪费的时间有点多，所以她觉得在自己的时间管理上还有潜力可挖，可以继续优化。另外她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要自信，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同时要有意识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力求下次做得更好。 业余记者：姚佳琪 姚佳琪是麦吉尔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因父母的工作关系，她在新加坡出生，在辽宁大连住了三年，7岁时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后来父亲在美国找到工作，又全家移居到纽约住了四年，本来她已经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常青藤的布朗大学，但麦吉尔大学给她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所以就来到了蒙特利尔。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她还义务的担任了本科研究期刊的执行编辑外，同时是校内媒体McGill Tribune的记者、撰稿人，报道蒙特利尔和麦吉尔大学的各种调查和活动。她希望入读医学院或从事全球健康事业，今年她将组织一次到台湾的医疗交流之旅，让学生可以了解不同的医疗系统。 问到她是如何平衡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的，姚佳琪表示最大的秘诀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拖，自己给自己设定deadline。而这是她从自己的“失败”中得来的教训，所谓的失败是指自己申请藤校时没有被心仪的学校录取。反思后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在高中时做得更好，但由于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参加短跑训练队时花费过多的时间，导致申请功亏一篑。 为阅读障碍者做公益：蓝嘉瑞 两岁时跟随父母从北京移居蒙特利尔的蓝嘉瑞，是五口之家的长子，在Collège Jean-de-Brébeuf完成高中和预科的学习之后，现就读于麦吉尔大学法学院。他对跨境纠纷解决机制有浓厚的兴趣，期望未来可以学习比较法学，以促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法律体系有更好的理解。 在他十七岁时，和两位同伴共同创建了非营利夏令营活动，最终拥有二十二名员工，在蒙特利尔和博尔莎设有两个分支机构。因为弟弟患有阅读障碍，他非常希望能让公众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所以发起了儿童阅读障碍认知活动公益组织，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传播、了解学习阅读障碍和语言障碍的信息。 目前，蓝嘉瑞和他的团队正在筹备设计一款旨在帮助中国相关从业者筛选中文认知障碍患者的应用程序，而九鼎俱乐部提供的奖学金将会用于支持此项应用程序的研究和开发。 未来外交官：史扬天骄 麦吉尔大学主修国际发展专业三年级学生的史杨天骄可以说流利的英语、法语、汉语和西班牙语，爱好踢足球、游泳、跑步、下国际象棋。他计划继续攻读国际发展专业的研究生，以实现当外交官的梦想。这个梦想起源于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对他父母说这个孩子很善于和人交往，如果能多学几门语言，会是很好的外交官苗子。 史扬天骄5岁时跟随父母移民过来，为了不忘记中文，他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上中文学校外，更有力的帮助是他喜欢听评书，特别是单田芳的评书，通过听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评书联播，即学习了中文，也了解了不少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作为加拿大中加青年商会（CCJCC）副主席的史扬天骄早就听说过九鼎奖学金，之所以决定申请却是因为今年的作文主题让他很感兴趣：如何看待以华为孟晚舟事件引发的中加争执，如何解决，正是他所关心和了解的外交领域话题。 除了日常的学习，CCJCC的活动，史扬天骄还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的创业组织Dobson，周末教小朋友们学习国际象棋等。还利用假期时间参加过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2016年夏天在摩洛哥、2017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参观、考察等。 问到为什么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时，史扬天骄表示动力来自周围的竞争，特别是是中学进入Collège Jean-de-Brébeuf后，周围一下子出现太多优秀的人，不甘心落于人后的自己只能更加努力，给自己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达到后再设立更高点的目标，比如某一科考试考了85分，那么给自己设定90分的目标，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让自己一直跟自己的过去进行对比，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前进。 渴望成为医生：Naomie Vincent Naomie Vincent的中文名字叫陈慧南，是本次红线奖的获得者之一，目前在攻读Sherbrooke大学医学博士。她在南昌出生，5个月大的时候被住在南岸的魁北克家庭收养。由于南岸住着很多华裔，所以她不像其他两位红线奖获奖人一样没有机会接触华人，而是从小就和华人邻居、华人社区有所接触，也有不少华人朋友。 陈慧南从小就是学霸，在高中和大学时就获得过多个奖项，还参加各种活动，做志愿者或组织者。她对医学感兴趣，渴望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但大家都知道，魁省只有四所大学设有医学院，竞争非常激烈，不仅成绩要至少是全省的前百分之五，还要看面试时的表现。陈慧南先是在St-Hyacinthe的兽医学院学习了3年，随后才进入舍布鲁克大学的医学院。 陈慧南很高兴华人社区能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这不但显示了华人社区的团结和华人子弟的优秀，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榜样，起到了示范和激励的效果。谈到自己的成功秘诀，陈慧南谦虚地表示，不要认为别人都比自己强，其实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你有激情，肯努力，够耐心，就一定能够成功。 缺席者：Ariane Villemure Ariane Villemure今年21岁，红线奖获得者，出生在安徽省合肥，1岁时被住在Mauricie地区Yamachiche市的魁北克家庭领养。这次颁奖典礼举行时，Ariane正好去了塞内加尔参加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au … Read more

孟晚舟大选前不会被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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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讯】（记者梓丰）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5月8日在温哥华高等法院再次出庭。一大早，在位于Dunbar区第28大道的孟宅前，就有媒体人员赶来，相继架起录音、录像设备等待孟晚舟露面。9时许，一身优雅黑裙、头戴发带、脚带追踪器的孟晚舟走出房门，在现场保安和保镖的陪同下蹬车离去，她看起来气色不错，面带微笑，全程没有对周围的各路记者发表任何言论。 这次上庭，只是一个行政上的庭讯，不是引渡聆讯。主要是聆听孟晚舟的律师还有什么要求或申请，也会讨论是否需要修改保释条件，如果控辩双方没有异议，将为下一步的引渡聆讯设定开庭日期。在聆讯中，孟晚舟方面再次指出去年她在温哥华机场被逮捕和拘留时，受到了非法对待，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并抨击特朗普的言论，还说整个引渡案都应该被否决，还提出更改保释条件；检方则表示希望尽快启动对她的引渡程序。最终法官决定孟晚舟将会在9月23日-25日，9月30日至10月4日再次出庭，进行信息披露申请听证，并将在明年1月就加美两国都要列犯罪指控的动议进行听证。也就是说，在今年联邦大选之前，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引渡”，由此案引发的中加紧张关系还会持续下去。 检方还同意了孟晚舟方面提出的保释条件更改，处于安全和私密的考量，孟晚舟将离开Dunbar区的住房，因为太多媒体和公众都可以近距离接近她住所，给安保工作带来困难，现在的住宅将被卖掉，而孟晚舟将搬到她名下的另一处位于Shaughnessy的住房。 整个聆讯从温哥华时间上午10点开始，到12点30结束，进行聆讯的55号房间里挤了上百人，其中50多名为各媒体记者，孟晚舟的丈夫、华为中国高层也到庭审现场陪同。聆讯结束后，加拿大华为公司发言人Benjamin Howes发表声明，指出孟晚舟被羁押纯属政治炒作，她本人的权利也受到侵犯，并表示孟晚舟会寻求终止引渡案的诉讼程序。  

Thomas Audet的悲剧为什么还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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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grand-père tenant la photo de son petit-fils entre ses mains.

七天记者 颜宏 2016年6月，Saguenay地区一名22月大的男童Thomas Audet之死曾震动了整个魁北克社会，因为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就曾因疑似受到母亲虐待而被举报到该地区的儿童保护组织DPJ（Direction de la protection de la jeunesse）。孩子的亲生父亲和祖父母认为如果DPJ早点介入的话，孩子可能不会死亡，为此他们在今年2月份上诉魁省高等法院（Cour supérieure du Québec）起诉当地的CIUSSS（Centre intégré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 sociaux），要求赔偿108万。 小Thomas死后，当时魁省负责青少年保护和公共安全的部长Lucie Charlebois委托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e）对DPJ的工作是否得当展开调查。一年后，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认为该地区的DPJ在这起悲剧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提出了23条改进建议。 不到两年，类似的悲剧在Granby市再次发生，在DPJ知情并跟进的情况下，一名7岁的女孩被其亲生父亲和继母虐待致死。 事件回放 2019年4月29日上午，魁省公安全厅（Sûreté du Québec）接到报警电话，称一名女孩可能遭受其父母的虐待。警方赶到后，在一间被锁住的房间内发现了双手被反绑，嘴巴被塞住的女孩。据警方描述，小女孩被发现时，已经被囚禁了数个小时，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岌岌可危。 奄奄一息的女孩被紧急送往Hôpital de Granby医院急救，但因伤势过重，很快转院到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Sherbrooke，但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抢救，小女孩还是因为过度虚弱不治身亡。随后小女孩35岁的继母和30岁的生父以严重侵犯人身罪和强迫监禁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并于5月3日短暂出庭。鉴于女孩已经死亡，法庭强烈反对对夫妻二人进行保释，并表示有可能根据调查提出更加严厉的指控，下次出庭日期定为5月23日。 魁省震动 小女孩的悲惨经历，在整个魁省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发以来，魁省各地的民众络绎不绝的、自发来到案发地，还有很多随家人前来的孩子，在小女孩生前住所的门前草地上或放上一束鲜花，或留下各种毛绒玩具，或放置寄托哀思的卡片。魁省议会甚至为她的死默哀一分钟，省长François Legault表示魁省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承诺调查过程和结果透明，让魁省民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魁省安全局正在进行的犯罪调查，魁省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长Lionel Carmant还要求人权和青少年权益委员会CDPDJ（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e et des droits de la jeunesse）对Estrie地区的DPJ和CIUSSS进行内部行政调查，同时魁省还启动了验尸官的公共调查，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对这场悲剧的发生有更详尽的了解。 … Read more

挑战与机遇并存 成绩与风度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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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2019国际泳联 (FINA) 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蒙特利尔站赛事 文：七天记者 颜宏 梦溪 独玉 摄影：冯娜 慎重 李利 德昊 练俊杰（中左）、杨昊（中右）在男子男子10米台颁奖典礼上 / 七天传媒图片 4月底的蒙特利尔，草长莺飞，漫漫长冬刚刚过去，这个古老而浪漫的城市从蛰伏中渐渐恢复了活力。伴随着天气的转暖，蒙特利尔迎来了一场高规格的体育赛事：2019年国际泳联 (FINA) 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为期三天的比赛，让蒙特利尔人在家门口享受到跳水这项运动带来的力与美的极致体验。 跳水运动的历史非常久远，人类在掌握了游泳技能之后，就开始有了简单的跳水活动。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花瓶上就有描绘一群可爱的小男孩正头朝下作跳水状的图案。宋代，中国出现了名为“水秋千”的简单跳水器械。现代竞技跳水始于20世纪初，1900年，瑞典运动员在第2届奥运会上作了精彩的跳水表演，一般公认这是最早的现代竞技跳水。1904年第3届奥运会上，男子跳水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08年奥运会正式制定了跳水比赛规则。到1912年第5届奥运会时，增加了女子比赛项目。竞技体育的追求永远是更快更高更强，跳水则属于体育中的“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中，跳水是人类唯一一项可以相对安全地一边进行自由落体，一边在空中自由地展现人类身体的敏捷、力量、反应和肌肉线条美感的体育项目。此外，跳水也被称作“空中芭蕾”，是一项极具观赏性的运动，运动员借助比赛器械腾空而起，在空中展示各种姿态，然后轻盈地入水，一连串的动作常常给观众带来非常美的感受。 在现代跳水领域，中国队是一支世界范围内的强队，素有“梦之队”的称号，而加拿大也是实力不容小觑的跳水强国。此次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就有来自包括中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近80名顶尖运动员参加，为观众带来一场不折不扣的顶级跳水盛宴。 霸主 4月28日晚，历时三天的2019年国际泳联 (FINA) 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第三站——蒙特利尔站的比赛落幕。中国梦之队最终斩获全部十枚金牌中的8枚，以8金3银3铜的成绩结束本站的比赛。 在26日首日的四项决赛中，曹缘/谢思埸称雄男子双人3米板；施廷懋/王涵摘得女子3米板桂冠；杨昊/练俊杰拿下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但在女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中，年轻的卢为/张家齐组合发挥欠稳，惜败朝鲜和加拿大对手，只获得了铜牌，也令她们本赛季该项目“三连冠”的梦想破碎。 王涵 （左）、施廷懋比赛中 / 七天传媒图片 27日，小将卢为再战女子10米台。虽然开局不太顺利，落后于朝鲜选手，但她及时调整心态，凭借稳定的发挥，最终以较大比分优势夺冠。另一位中国选手司雅杰夺得该项目的银牌。在男子3米板决赛中，谢思埸力克英国选手收获金牌。在男女混合10米台比赛中，练俊杰/司雅杰组合一路领先，没有给其他选手机会，轻松摘得冠军，从而令中国队将该日赛事三枚金牌尽收囊中。 在28日收官之日的角逐中，中国跳水队“一姐”施廷懋与王涵在女子3米板上展开“王者之争”，最终王涵力压施廷懋获得冠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英国名将托马斯·戴利以出色的发挥战胜中国队的“双保险”杨健、杨昊，摘得金牌。在男子10米台上获得铜牌的杨昊，随后搭档昌雅妮，在混双3米板的比赛中再战戴利与蕾德组合，成功折桂。 在本站比赛中，东道主加拿大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女子双人10米台和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均获得银牌，并获得男女混合3米板的季军。 危机 中国队在此次比赛中获得8金，远远领先于其他所有参赛国家，但这个成绩对于处在备战东京奥运周期关键时刻的中国队来说，并不是一份满意的答卷。面对即将到来的光州世锦赛和东京奥运会，中国队不能称得上高枕无忧。 就在蒙特利尔站开赛的10天前，4月17日，2019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重庆举行，这是中国国内最高级别的跳水赛事之一，同时也承担着今年7月份在韩国光州举行的18届世锦赛阵容的选拔任务。谁都没有想到，女子十米台去年世界杯的主力张家齐、任茜在两站世锦赛选拔赛都没能进入前四名，失去了世锦赛的单人比赛资格。所以蒙特利尔站的系列大奖赛阵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因为冠军赛和系列大奖赛加拿大站相隔时间很紧，而出国手续需要提早办理。因此单人比赛的人选，只能从早早拟定的蒙特利尔名单中，圈定还拥有世锦赛资格的人选。最终，卢为、司雅杰两人入围，征战本站女子十米台单人比赛。临时接到单人比赛通知的司雅杰，对这个决定感到很突然。但虽然比赛中207C出现了失误，司雅杰还是以390.60分拿下了第二名。卢为继全国冠军赛后，再一次发挥出了高水平，以423.85分获得第一，这也为她的世锦赛资格加上了很重的砝码。 而就在女单的胜利让人喘了口气时，女双组合则爆出了大冷门。在决赛中，头号组合卢为/张家齐第四跳407C双双失误，只得到63.36分，总分320.64分排名第三——这也是2007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系列大奖赛创办以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差战绩。最令中国队头疼的朝鲜队拿到了冠军。 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系列赛女双十米台上失手过两次。第一次是2014年在加拿大温莎，连婕/刘蕙瑕第一轮过后，因伤退赛；第二次是2018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司雅杰/林珊获得了第三名。巧合的是，这三次失利都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站系列赛也连续第二年让梦之队女台队员“迷失”。不同的是，前两次中国队派出的都是临时组合，这次却是女双的一号组合——主力阵容告负也让梦之队在世锦赛人选的确定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男子项目上，中国队的阵容也作出了临时改变。由于脚伤严重，且在选拔赛上发挥欠稳，队伍临时决定让里约奥运会男子10米台冠军陈艾森放弃本站比赛，在北京积极恢复。10米台的比赛中，英国名将戴利从第一轮就展现出极佳的状态，五轮结束后领先中国队的杨健12.9分。最后一跳，杨健并没有把握住机会，错失了翻盘的可能性，戴利从中国队手中抢走了男子单人10米台的金牌。顶替陈艾森出场的杨昊接连出现重大失误，排在杨健之后，名列第三。由于陈艾森缺席，男双10米台的比赛也由刚刚配合仅半个多月的杨昊/练俊杰替补出战，最终以464.52分夺冠。 虽然双人项目并没有受到换阵的重大影响，顺利夺冠，且发挥比冠军赛更稳健，但是单人比赛的接连重大失误，还是使得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感到意外，而且很失望”。未来中国跳水队能否调整好状态，谁又能代表中国队出征世锦赛甚至奥运会，仍是悬念。 花絮 3月底开始，七天传媒在《七天》报、《七天商业周刊》、七天网站（septdays.com）七天微信公众号 (Septdays_Canada) 等多个渠道对这一赛事进行了宣传，同时联合蒙特利尔大学、康考迪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对活动进行了推广，由于宣传充分、组织得力，来比赛现场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啦啦队人数大大超过以往。 左起：当代白求恩基金主席王李芹美、加拿大跳水联合会市场总监Lawrence Baslaw、 加拿大跳水联合会主席Bernie Olanski 、蒙特利尔站赞助商必雷亚集团总裁李国强、副总裁彭艳华、加拿大跳水王子Alxandre Despatie、加拿大跳水联合会赛事总监Penny、七天传媒主席尹灵 / 加拿大跳水联合会图片 比赛进行中，七天传媒的展台前还来了一位施廷懋的超级粉丝。吸引记者注意的首先是她T恤上大大的“懋懋”两个字，一看就是粉丝，原本以为她是本地人，一问居然是从德国追过来的超级粉丝。这位名叫Anja 的德国审计师自从2015年在电视上观看世锦赛跳水比赛后，就一步步变成了中国跳水队的“追星族”，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施廷懋的完美表现让她彻底倾倒，从此成为施廷懋的“专一粉”。2018年第一次追随施廷懋的脚步来到蒙特利尔观看偶像的现场比赛后一发不可收拾，当年6月份到中国武汉看跳水世界杯，今年3月到北京看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4月22日刚刚追到重庆观看全国跳水冠军赛，4月26日又来到蒙特利尔，行程排得和施廷懋一样紧凑。她每次观看中国跳水队的比赛时都穿着自己设计、颜色不同但图案一致的T恤：前面是红色的中国地图和“施廷懋”，或者“加油懋懋”的字样，后背则是大大的“懋懋”两个字。每到施廷懋出场，她喊得比谁都起劲，还经常在靠近游泳池的观众席围栏上挂起“施廷懋加油”、“懋懋加油”的红色中文标语。 在赛场外，七天的记者还见到了被誉为“澳大利亚跳水之父”的童辉。上个世纪80年代，童辉曾多次获得跳水世界冠军，并被美国《游泳世界》杂志评为1987年度世界最佳男子跳水运动员。退役后不久，童辉受邀到加拿大一家跳水俱乐部执教过一段时间。2001年到澳大利亚担任跳水队总教练。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他带领的队员钱德勒·纽贝里在女子10米跳台上战胜了中国名将劳丽诗，为澳大利亚夺得金牌。同时澳大利亚跳水队还创造了7人参赛6人夺牌的历史；在北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跳水队再次斩获1金1银，童辉也因此被誉为“澳大利亚跳水之父”。 从2018年5月开始，童辉接受了法国跳水队的邀请正式执教法国队，合约将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童辉表示他的执教将力争让跳水底子薄弱的法国队有质的飞跃。这次来蒙特利尔是带着入选的仅一名运动员来练兵的，整个队伍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位保健医。 … Read more

顽石投融数据平台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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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加国最全最新项目资讯，把握最佳投融机遇！ 4月25日，顽石会在Brossard总部举行了顽石投融数据平台上线仪式，中国驻蒙特利尔边副总领事边志春、领事冯安命，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孙靖夷，加拿大皇家艺术院院士刘荣黔、九鼎俱乐部理事长黄丹棻、中加企业家理事会会长王恒宝、绿邦投资集团总裁朱朝雨、显达理财投资集团副总裁Nicolas Shields和区域总管Pierre-Olivier Cloutier以及本地著名企业家Louis Lagassé等6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边志春副总领事（中）和部分来宾合影 / 七天传媒图片 顽石会创始人杨军致欢迎辞，他在发言中强调：“2019年，顽石会将在数据资源整理挖掘、信息交换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求准确、快速为客户提供服务。” 他说：“今天，顽石投融数据库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可通过顽石数据库快速、便捷地查询各种投融资资讯和数据，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以及各个行业的发展潜力，分享企业经营之道。” 顽石会创始人杨军致辞 / 七天传媒图片 顽石年度合作伙伴、企业家代表等纷纷致辞，表达了对顽石平台上线的祝贺与美好祝愿。 顽石平台的存在，得以帮助中加资本项目对接，切实为投资者和项目方提供沟通交流的桥梁和渠道。 中加企业家理事会会长王恒宝发言 / 七天传媒图片 顽石会发言人刘正家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顽石数据库平台的结构内容，技术架构等，并在现场向大家进行了数据库平台的演示。 现场嘉宾针对顽石数据平台的建设进行了热烈地探讨，顽石会技术总监祁建博士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顽石会发言人刘正家（左1）、顽石会技术总监祁建博士现场回答提问 / 七天传媒图片 顽石会成立于2017年底，一年多来建立了以互联网为依托，以资本、技术、先进理念为载体的投融资信息交互平台，专注于促成中加两方的商业合作和投融资机会。 同时顽石会立足蒙特利尔，辐射渥太华和多伦多，建立了完整的信息体系，服务范围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环保、建筑、采矿、医疗、教育、IT、食品、文化、娱乐、旅游等多个领域。 建立了拥有80余人的专家团队，和中国大陆多个机构、上市公司搭建了完整的信息互通渠道，在中国设立了5个信息交流中心，筛选项目200余个，可供投融资人员、投资机构检索查询。 展望未来，顽石会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洪流，为中加投资者和项目拥有者提供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可访问的最全中加投融数据信息平台。 顽石投融数据平台网址：www.wins.international。  

洪水围城敲警钟 如何应对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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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ne raffolent pas de l’idée de consentir des prêts pour des propriétés dans les zones d’inondation 0-20 ans.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的春季洪水来势汹汹，不仅比2017年那次来得早，还来得大，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在魁省就已经有7,053座房屋被淹，3,458座房屋被洪水围困，10,437人被疏散。其中，仅在Sainte-Marthe-sur-le-Lac小镇，因一座已经具有40年历史的堤坝垮塌就导致了6,000多人被紧急疏散，2,500座房屋被淹。 蒙特利尔的情况较好，虽然市长Valérie Plante宣布把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4日，但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岛的L’Île-Bizard和Pierrefonds-Roxboro，截止到4月29日，这里有107座房屋里的人被疏散， 而且是自愿撤离，并不是政府强制命令的结果。而上周六，东北部的Ahuntsic-Cartierville区曾发生一处临时堤坝泄漏事故，经过消防员、士兵以及防洪志愿者的及时补救，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目前这个临时堤坝已经被加高和加固，保护临近居民不受洪水之苦。 好在近期的降雨比预期要少，整个魁省的水位除了Outaouais地区外都在下降或保持稳定。Sainte-Marthe-sur-le-Lac小镇被紧急疏散的民众中有大约一半的人被允许回家拿个人物品，有的人需要在消防人员的护送下、乘坐橡皮舟回到家中，而回到家的人发现受灾情况非常严重，不少房子需要完全扒掉重建。 随着洪水水位的下降，抗洪救灾的紧急状况有所缓解后，关于此次洪灾的后果、影响、善后以及未来如何避免等话题也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省长François Legault本周一在Mauricie和Centre-du-Québec的受灾地区视察时指出，需要各地尽快制定政策以解决洪水过后的市政发展、灾民搬迁以及洪水过后的免疫问题。但具体执行的难题也很快被摆上桌面，比如Maskinongé的市长Roger Michaud就提出他所在的市镇里可用的住宅用地储量有限，根本无法重新安置所有的受灾住户，除非省政府能够批准把部分农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让灾民放弃现有住房造成的市政税收减少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省长Legault承认住户减少的话对市镇财政将产生严重影响，说省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在财政上帮助受灾市政府。不过他也强调政府提供的解决办法应“尽量减少对民众的长期损害，并防止魁北克纳税人多次为受灾民众支付维修费用”， 他同时表示，魁北克必须重新绘制“洪泛地图”，这样才能禁止人们在有洪水风险的地区搭建房屋。 魁省公共安全部长Geneviève Guilbault也表示现在应该“更广泛地思考如何预防可能到来的洪水灾害，无论是筑坝还是其他的预防措施，而不仅仅是洪水过后的家园重建。” 不给力的房屋保险 按理说，民众的房屋、财产因洪灾受到损害，承保房屋的保险公司应该承担主要的赔付责任，但很不幸的是，大部分的房屋保险都不包括洪水险。 魁省传统的房屋保险对水灾造成的损害一般包括室内水险和室外水险。室内水险指室内水管、下水道、暖气、热水器（有年限要求）等设施突然破裂造成的损失；室外水险指包括雨水或雪水从屋顶、门窗、墙体裂纹等渗入造成的损失。为什么不包含自然灾害的洪水呢？流传的说法是根据各级政府的调查和警示，一些地区的水位上升是一种“可预见的”的现象，不是单纯的“意外”。而且联邦和省级政府会给受灾民众提供紧急的财务援助，所以保险公司就把洪灾排除在外了。但现在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不断被刷新，“可预见性”的气候灾害已经变成不可预见：以前曾经是可以居住的地方，现在变得洪水频发；昨天还是宜居的地方，今天就可能变成龙卷风的通道，不再宜居了。 在2017年的加东洪水后，加拿大保险局BAC（Bureau d’assurance du Canada）曾建议各大保险公司修改现有的保险条款。到目前为止魁省只有Desjardins, La Personnelle, Intact, Bélair Direct, Aviva, Co-operators 以及La Capitale保险公司提供洪水险（inondations terrestres），但他们并不宣传这类保险，所以知道存在这种保险的住户并不多，保险公司还会根据自己划定的风险级别来决定是否承担洪水险。即使推出洪水险的保险公司，也不提供房屋的全额保险，只保一定的数额，比如保5万或10万，理赔的过程也很漫长。 根据BAC的统计，全国只有10%到15%的房主购买了洪水保险。没有购买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房主不知道，有的是因为房主嫌贵，还有很多是因为保险公司拒绝那些住宅位于洪泛区的房主购买洪水险。 联邦政府的角色 那些没有商业保险的房主们受到的损失，就只能靠政府提供的减灾援助项目了。联邦级政府一般是通过自然灾害财政援助项目Accords d’aide financière en cas de catastrophe (AAFCC)拨出资金，由受灾地区的省政府负责提供救助。根据2019年的财政预算，与此对应的减灾和适应基金（Fonds d’atténuation et d’adaptation en matière de catastrophes）可对全国提供20亿元的抗灾援助，针对今年加拿大多地爆发洪灾，联邦表示有增加该项基金数额的可能性。但联邦的资金将不会支付给具体的受灾人员，而是拨付给省一级机构，再由省级机构负责具体的发放工作。 不过一些相关机构表示近期以来从联邦政府手中拿到自然灾害救援资金比以前困难多了；这一方面是联邦政府财政紧张已经是常态；另一方面是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恶性灾害也成了常态，联邦政府在努力减少自己卷入自然灾害后重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对这一困局，加拿大研究减少灾害损失的专家Glenn McGillivray认为，就像保险公司会在二级保险市场为自己的保单购买再保险一样，政府也应该让市场来承担灾害风险；或者是在二级保险市场购买自然灾害保险，或者是干脆把自然灾害赔偿项目交给市场经营。 面对今年大范围的洪灾，联邦基础设施部长（Ministre fédéral de … Read more

17号法案动了谁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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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sur la réforme: des chauffeurs de taxi manifesteront demain à Québec

七天记者 颜宏 关于魁省出租车行业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话题由来已久，但因出租车司机们坚守既得利益不肯做出让步而大多停留在讨论阶段中。但事实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运营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社会需求，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特别是2014年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进入市场以来，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更关系到民众的便捷、安全出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魁省CAQ政府的交通部长（Ministre des Transports）François Bonnardel在3月20日提交旨在改革出租车行业的第17号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魁省政府将解除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取消原有的出租车运营许可证（permis de taxi）制度，取消原出租车服务地区的限制，设立统一的出租车司机入行条件、上岗培训、背景调查等执行标准。如果这个法案付诸实施，魁省的出租车行业将呈现传统的出租车和现代的各种网约车自由竞争的格局，打破原来出租车一统天下，联合起来打击更便捷、更便宜的网约车局面，无疑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但这项可提高民众便利出行的改革法案动了出租车行业的蛋糕，很自然的引起了司机们的强烈不满。自法案提交以来，各种声讨、堵路、罢工、免费搭乘等或抗议示威或拉拢民众的活动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在电视采访镜头前不惜自伤，当众割腕来博眼球。面对出租车司机们因取消运营许可而面临的损失，魁省政府也表示理解，并计划把补偿金额从原来的5亿增加到7.7亿元，使得他们可收回曾经支付的许可证费用，但省政府的补偿计划一提出就遭到拒绝。 高价运营许可的由来 据说世界上最早的出租车可以追溯到1588年的欧洲，那时候的一些酒吧老板出租马车把喝醉的客人送回家。出租马车采用在酒馆门口排队轮组的方式运营，可说是出租车最早的运营模式。到了1625年，伦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出租马车队，有大约20辆四轮马车，车夫统一着装。由于这个行业入行容易，赚钱又多，一时间大量出租马车涌入市场，互相压价，造成混乱。1635年，伦敦对出租马车市场进行了整顿，对马车夫实施运营许可证管理，后又在1662年开始管控一个运营许可下准许运营的出租马车数量，这奠定了后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模式，即利用运营许可证制度形成一个特许行业，同时来控制一个地区的出租车从业人员和运营车辆的数量 说到魁省的出租车行业发展就不能不以蒙特利尔为例，因为目前魁省60%的出租车司机、80%的网约车司机都集中在蒙特利尔，60年代“寂静革命”以前的比例更高。蒙特利尔在1909年给Cie Bernu Motors 和Taxi Auto Ltd两家公司颁布了第一份出租车运营许可；1922年，名为Diamond Taxi Association的出租车协会成立，当时只有7名会员；接着出租车运营许可的颁发呈井喷态势，到1929年，已经达到3,000份。不幸的是，30年代爆发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这个新兴行业，仅两年时间，维持运营的许可只剩下800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魁省的出租车行业才迎来另一个高速发展期，1941年的时候整个蒙特利尔共有840份运营许可，1944年的时候，一份运营许可只需要16.2元，但仅仅一年后，一份许可的价格飙涨10倍，达到162元，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人群近半年的工资。 尽管出租车运营许可价格昂贵，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入行的热情。相对北美的大城市，蒙特利尔的出租车供大于求，竞争激烈。比如1952年，350万人口的芝加哥市有3,000辆出租车，而只有120万人口的蒙特利尔却有4,295辆出租车在街上跑，蒙特利尔不得不于1950年冻结颁发出租车运营许可，但还解决不了市场过剩的问题，到了1952年，当时的市长Jean Drapeau决定限制一个运营许可下允许运行的车辆数量，在没有限制前，一份运营许可甚至用于运营500辆出租车。 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由于市场上运营的出租车过多，魁省政府回购了1287份运营许可，最终留在市场的有效运营许可只有4445份，而且不再发布新的许可，尽管魁省政府在2000年11 月曾增发约200份新的出租车运营许可，但这些许可只有5年期限且不可转让。到今天，根据魁省交通部的不完全统计，在整个魁北克范围内有6720份运营许可，8240多名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作为特许行业，生意有保证，又不需要特殊的技能，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希望进入出租车行业，可运营许可的数量有限，自然催生了出租车运营许可转让市场。运营许可成为房屋一样的高价商品，且因数量有限，价格只涨不落，10年时间翻了好几倍（见下图）。先入场的人不仅没花多少钱获得，还可以高价转让，后进市场的人则需要花很高的价钱购买，在加上入行需要进行的培训、购置车辆以及购买保险等，形成极大的经济负担，有一些人甚至从早忙到晚却两头顾不上。 1996年－2009年魁省主要城市出租车运营许可价格。（来源: Données fournies sur demande par la Commission des transports du Québec） 这样的许可证体系不仅对后来的出租车司机不公平，也给消费者带来损害。首先，由于出租车行业一家独大，缺少竞争，出租车司机并不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叫车等待时间长、拒载、服务态度恶劣等情形时有发生，反正你不打车，自然有别人需要用车；其次，由于高昂的运营许可成本也使魁省的出租车车费居高不下，使得本该便宜、便利的打车出行成为一种高消费。 改革是唯一出路 针对魁省出租车行业的各种弊端，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随着网约车的到来，改革已是箭在弦上。魁省前自由党政府曾有四任交通部长试图进行改革，包括顶着出租车行业的压力允许Uber进入魁省。随着Uber在蒙特利尔越来越有市场，出租车行业的抗议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魁省又于2016年出台了一系列限制Uber的措施，包括要求Uber司机购买运营许可，与出租车司机一样进行上岗培训和背景调查。限制Uber的结果是2017年Uber宣布退出魁省市场，之后魁省政府对Uber的态度开始软化，于是Uber又重新回到魁北克。自2014年以来，出租车行业、各级政府以及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就这样一直在各种吵闹、抗议、软化和妥协中度过，直到CAQ政府以多数政府上台执政，决心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 CAQ政府去年就宣布了一个针对出租车司机的补偿项目，以补偿网约车平台对出租车许可证造成的价值损失。在 2018 年的省级预算中，魁省为出租车行业拨款近 2.5 亿加元，平均每个出租车许可约能得到 30,000 加元的补偿；今年在提出17号法案时，又为此增加了2.5亿元；面对这几天出租车司机们的强烈抗议，魁省交通部长又表示将再增加2.7亿元用于补偿出租车司机的损失，但这笔钱要从消费者身上出，今后每次打车都要多交90分，无论是乘坐出租车还是网约车。Bonnardel部长说这笔费用是暂时性征收，预计用5、6年时间来筹集2.7亿元，以使政府可原额回购出租车运营许可。如果一个司机曾花了5万元购买运营许可，政府将给予他5万元的补偿；而另一个司机当时花了20万元购买，政府也将补偿他20万元。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使用出租车运营许可制度国家中最为慷慨的补偿计划，但这一补偿计划刚一提出，就被魁省出租车行业拒绝，司机们认为他们的运营许可已经升值，政府不应该以原价补偿，而应该按照市场价格补偿。 人心不足何时了 蒙特利尔HEC商学院企业创新专业（Département d’entrepreneuriat et innovation）教授Jean-François Ouellet在采访中表示，出租车司机们对魁省原价补偿的计划不满，希望获得现在市场价格的补偿并不合理，因为他们认为的增值部分并没有实际发生，无法用实际的价值衡量。一旦魁省出租车市场放开，这个运营许可就是有价无市。 其实，世界各地的传统出租车行业都受到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平台的冲击，但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的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日本的东京和美国的纽约，乘坐出租车不仅是为了出行，而是旅游项目之一，因此不会受到网约车的冲击；温哥华决定全面禁止网约车进入市场；在伊斯坦布尔，乘坐网约车比传统出租车要贵；而大部分城市目前允许两种出租车系统共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则让市场做出选择，像魁省政府这样为出租车司机生计考虑，提供巨额补偿的还是第一个。 对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来说，开出租车相当于自我创业，购买运营许可和购买车辆一样，是入行的必要投资。任何生意投资都有风险，有可能赚，也有可能赔钱。而现在出租车司机们的诉求不仅是要收回全部投资成本，还要获得理想经营状态下的增值部分，这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发生。面对如此利好局面，魁省的出租车司机行业依然表示不会接受新的补偿提议，该行业新闻发言人Abdallah … Read more

“推定同意”器官捐献法落户新省 引发各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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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梦溪 去年6月，经过6年漫长讨论之后，冰岛通过了一项关于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器官捐献的法案，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冰岛人都将成为默认的器官捐献者，只有两种情况例外：逝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器官被移除，或者最亲近的家属拒绝捐赠。这项法案于2019年1月1日在冰岛正式实施。 就在冰岛的这项法律正式实施4个月后，加拿大海洋三省之一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于4月2日也提交了类似法案，今后不愿意捐献器官的新斯科舍省人需要进行专门登记，否则将被设为自动同意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和组织。在整个北美，新斯科舍省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做法的省份。这不仅在该省，也在全加拿大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器官捐献率低 原因复杂 加拿大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比例并不高，每百万人口中只有14.6个死亡器官捐献者，这个数字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垫底，仅比荷兰的12.8人略高。加拿大全国每年有大约两千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与此同时每年也有大约三百人在等待手术时去世。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由来已久，排队等候的患者全国各地有四千多人。以2012年为例，全年加拿大共有4,612人在排队等候器官捐献，大部分人是等待换肾。这一年有230人在等待中因器官衰竭死亡。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数量仅处于中游水平。 加拿大目前大部分供移植的器官仍然来自脑死亡患者，由于恶性车祸减少等原因，死于脑部创伤的人数下降。自2006年起，一些省份开始接受来自心脏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献（DCD）。这一类器官捐献者数量在过去几年来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其他国家。造成加拿大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滞后的原因除了医院资源和医学专家的不足以外，对“死亡”定义的界定模糊也让很多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产生顾虑。尽管早在2005年，加拿大卫生部就制定了关于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全国标准，即在心脏停跳至少5分钟后开始摘取器官。但到目前为止，曼尼托巴、新不伦瑞克和萨斯喀彻温等省份并不实行这个标准。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医院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多伦多总医院按规定等候5分钟，但在该市的圣迈克尔医院，医生会在心脏停跳后至少等候10分钟才开始摘取器官。 埃德蒙顿的重症监护专家阿里·乔夫（Ali Geoff）是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现代医疗手段很先进，心脏停跳5分钟不见得就意味着心脏死亡不可逆转。因此从挽救患者生命的角度来说，至少应该等待20到30分钟再确认患者死亡。但是从器官捐献的角度来说，等候这么长时间则会影响到器官质量。虽然此类专业性很强的争论基本上在医学界内部进行，但很显然，相当一部分加拿大人对死后捐献器官的排斥来自被过早宣布死亡的担心。 研究也显示，人们对医务人士的信任程度越低，就越不可能去捐献器官。这种不信任可能来自个人经历，例如，根据一项针对病人家属的调查问卷，亲属在生命最后日子里得不到良好护理是不太可能同意器官捐献的。这种不信任还源于对医疗机构如何对待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的误解。有很多人相信，如果医生知道你是一名登记的器官捐赠者，他们就不会尽其所能来挽救你的生命。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来自宗教的影响。虽然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将器官捐献视为一种爱的行为，总体持支持观点，但某些研究表明，与其他宗教相比，天主教徒不太可能捐献器官，尽管梵蒂冈天主教皇的官方立场表示支持。天主教信徒捐献意愿小似乎是由于他们对来世的信仰以及对保持身体完整性的关注。 寻求解决方法 为缓解实际捐献率低的现实难题，加拿大相关部门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法。卡尔加里大学的两名医生曾提出有偿捐献的构想。以肾脏移植为例，卡尔加里大学研究发现，向捐献者付款一万加币，有捐献意愿的人数会上升至少5%。这项研究还发现，70%接受调查的加拿大人支持向已经死亡的捐献者付费；不过，在是否支持向在世的捐献者付费这个问题上，支持率则急剧下降。但卡尔加里大学的报告中没有涉及伦理道德的话题，只专注于讨论这种方式带来的益处。总体来说，对有偿器官捐献，目前加拿大社会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 回到新斯科舍省提交的“推定同意”器官捐献法案，其实早在2010年，当时的新民主党省政府就已经提交过类似法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法并没有实施。而在欧洲，除了去年通过器官捐献“推定同意，退出自由”法案的冰岛、荷兰外，类似捐献法规已经在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国实行，一些地区器官捐献的数量在法案落实后增加了35%。器官移植领先全球的西班牙，自从推动“推定同意”法案后，捐献率从1990年的每百万人中有17人，上升到2012年每百万人中有35人死后捐献器官，是实行“推定同意”国家的成功典范。 新斯科舍省总理斯蒂芬·麦克尼尔（Stephen McNeil）表示，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希望将那些愿意捐献器官却没有明确表示出来的人包括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平时不关心器官捐献的事，也没有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直到遭遇了严重事故或疾病时，他们才想起来这件事。实行“推定同意”原则上会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并且逝世后能够真正的捐献器官，而他们生前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器官的可能性更大。新斯科舍省希望新法能够将该省的器官捐献率提高到20％以上，达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水平。 一些需要器官捐献的病人家属对这一改变非常支持，新省居民莉丝·勒孔特（Lise Lecomp）说：“我的女儿是器官接受者。我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按现在的规定，需要个人在器官捐献卡上签名才算同意器官捐赠，但很多人不会去主动注册，还有些人在想捐赠时，已为时过晚。新的法案在同意的基础上也留有自愿的空间，如果一个人不想捐赠器官也很容易拒绝。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等待捐赠器官救命，所以我觉得新法案很有意义”。 加拿大联邦政府卫生部长Ginette Petitpas-Taylor看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童。 新法引发争议 加拿大目前有约90％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器官和身体其它组织捐赠，但只有不到20％的人填写了器官捐献卡。新省的“推定同意”法案可有效解决这之间的差距，却引发了巨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该法案是否侵害了生命主体本身的自主决定权。 多伦多大学的生命伦理学家克里·鲍曼（Kerry Bowman）担心这种做法是否适合加拿大社会。鲍曼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有些文化和宗教对器官捐赠、或器官捐赠前的步骤，甚至对死亡的定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后面，也有很多跟贴和留言。其中一位叫维基·里瓦考斯基（Vicki Rewakoski）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虽然我是志愿的器官捐献者，但我不觉得新省的做法是正确的！它取消了一个人的选择权。政府不应该把这种情况强加给人们。” 另一位读者则写道：“自愿选择捐献应该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政府不应该在与我们身体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实行所谓的‘主动同意’，甚至包括我们死亡之后。如果选择不捐献的人因为文件丢失了，或被忽视了，而最终成了器官捐赠者，那会发生什么？可能之一就是受牵连的家庭发起集体诉讼。而最终的赔偿还是要由纳税者承担。” 另外，“推定同意”制度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技术监督和行政监督基础上。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一直在与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负责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专业部门合作，该中心负责死者器官捐献事务的医疗顾问萨姆·舍米（Sam Shemie）博士对新斯科舍省的行动表示赞赏。但舍米博士也表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并不直接提倡“推定同意”的做法，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各方面的基本条件成熟之后该法才会起作用。他提到的这些条件包括：建立起一个识别潜在捐赠者的系统，并将其转介给省级器官捐赠组织；让工作人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家庭提出咨询；管理复杂的后勤工作；确保器官移植的正常工作；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接受者，且有手术和技术能力的保障等。 加拿大其他省份都在观望该法案在新省的落实情况。魁省移植协会器官移植医学主任普罗桑托·乔杜里（Prosanto Chaudhury）博士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魁北克的有关器官移植立法问题。魁省采用“自愿同意”制，捐献率为每百万人口中15人，目前在全省有800多人在排队等待接受器官移植。乔杜里博士说，“假定同意”制度只是鼓励器官捐献的一个途径，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解决器官捐献者短缺的灵丹妙药。他说，虽然“假定同意”制在不少国家获得成功，但在南美、英格兰和威尔士反而导致了器官捐献的减少。他更希望在魁省原有立法中增加一些“强制性通知”的内容，即要求医院的医护人员将即将死亡的病例通知移植组织，以便对捐献者进行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捐献，再进行后续工作。 由于是北美“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新斯科舍省究竟能否消化好这项新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新斯科舍省卫生部长兰迪·德洛里（Randy Delorey）说，如果法案通过，在正式实施前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准备时间，以便向公众介绍新法和普及有关知识。他还鼓励省民和家人讨论自己身故后的捐献意愿。面对如何看待和解决器官捐献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要走的路还很远。  

特鲁多发飙 王州迪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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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 在3月爆出特鲁多总理对兰万灵（SNC-Lavalin）一案进行“司法干预”丑闻以来，各方围绕此事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场堪称好莱坞大片的政治斗争，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在原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的步步紧逼之下，特鲁多展现了难以想象的好脾气和耐心，没有对她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但上周五爆出的王州迪偷偷录下和同僚、前加拿大枢密院秘书长Michael Wernick的谈话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犹豫、观望了四天后，一向瞻前顾后的特鲁多终于在4月2日宣布把原司法部长王州迪和原国库委员会主席Jane Philpott踢出党团（Caucus），王州迪还被禁止代表Vancouver Granville选区参加2019年大选。 在新闻发布上，特鲁多表示过去的自由党当中存在诸多内斗，而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但王州迪与Philpott两人破坏了这样的团结。不论是在未经同意下偷偷录音，还是反复强调对自由党与特鲁多失去信心都极大地损害了自由党的利益，所以她们不能再留在自由党内。同时，她们的做法显得更在意她们的个人形象，而非公众利益。 特鲁多还批评王州迪的行为，表示偷录电话交谈的事件极大地破坏了自由党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这样的事件只会让其他党派获利。特鲁多还指出，反对党们没有其他的政策性建议，他们只知道在兰万灵事件上做文章。他的讲话得到了在场自由党议员的支持。 各方反应 消息发布后，王州迪在自己的推特上回应说，“我刚刚接到加拿大总理的通知，我被从自由党党团会议中除名。”她还称，自己不后悔，“我能说的是，我昂首挺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也知道我需要去做的事情，是基于必须超越党派的原则和价值观。” Jane Philpott在宣布开除决定的内阁成员会议开始不到10分钟后就离开了会场，并表示其与其他党员的谈话已经有“很大的困难”。事后，她在Facebook上发文表示对该决定很失望，否认自己对自由党不忠诚，正相反，自己是在按照政府的要求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前进。她还进一步提到自己将继续代表Markham-Stouffville选区的选民直到任期结束。 官方反对党保守党党领Andrew Scheer表示，特鲁多开除这两名女部长的行为表明，自由党内容不下真话，自由党背叛了加拿大的法治精神，这已经是王州迪第二次因为捍卫法治精神而被自由党排挤。 新民主党党魁Jagmeet Singh则表示王州迪是一位将诚信与正义放在更优先位置上的议员。特鲁多与自由党政府的行为体现了他们对诚信的漠视。王州迪才是对加拿大人忠诚的议员，她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在开除消息发布的第二天，特鲁多在议会大厅一个名为Héritières du suffrage的活动中发表讲话时，参会的十几名女性站起来背对着特鲁多以显示对特鲁多开除王州迪和Jane Philpott的抗议。 《国家邮报》在报道此事时更是用了“大屠杀”(Massacre)这个贬义词。 失败的危机处理 在这场源于一家工程公司行贿案的政治危机中，以特鲁多为代表的自由党政府处理得糟糕至极，有可能成为政治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或许是没有清晰的应对方案，从一开始，特鲁多就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而是处处被动挨打。每一次被逼到头上，也是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采取主动扳回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没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性。一些政治评论人士甚至称从来没看到过一个政党首领如此地缺乏政治智慧，如此无能。从和美国开始新的北美自由贸易谈判到访问印度大秀服装，从和沙特交恶到华为孟晚舟事件，从力推争议不决的大麻合法化到广为诟病的难民接受政策，从兰万灵一案到预算案借贷收买选民，特鲁多政府可谓出遍昏招，不仅使加拿大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政府财政赤字大大增加，还给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特鲁多本人带有强大的“网红属性”： 出身政治世家，外貌俊朗，时尚达人，还特别懂得“蹭热点”，所以才能在执政初期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网红就是网红，即使受到再多人的追捧也不能成为一个有远见卓识、有系统策略的政治家。缺少真正政治家领导的政府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政府对民众来说则是一大灾难。  

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停运 女子冰球将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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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梦溪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出版的第640期《七天》报 3月31日，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在其官网上宣布，由于经济困难，董事会已决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停止运营。在这份声明中，CWHL方面表示目前的商业模式在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无法维持联盟的正常运作。消息一出即在冰球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加拿大女子冰球运动遭受的一个巨大打击。 经济困难 CWHL在声明中表示：“由杰娜·哈福德(Jayna Hefford)领导的新管理层和在2018年成立的新董事会，积极与我们的合同员工、球员、经理、行业合作伙伴和企业赞助商展开合作，建立了充足的收入基础、良好的管理模式和高质量的赛事。但不幸的是，目前作为联盟基础的商业模式，在财务上是不可持续的。” 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是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2007年，目前拥有6支球队，包括蒙特利尔队、多伦多队、马克汉姆队（位于多伦多郊区）、卡尔加里队、波士顿队和来自中国深圳的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联盟的使命是发展加拿大女子冰球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CWHL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它的目标。创办12年来，联盟的赛事关注度逐步上升，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克拉克森杯总决赛还吸引了17.5万名冰球粉丝观看，创下了收视率的历史新高。 冰球运动在加拿大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可以称得上是加拿大的国球。在加拿大，通常名气最大的不是演员、明星或政治人物，而是冰球运动员。男性职业冰球俱乐部的明星球员可以年薪过千万，广告和赞助收入也相当可观。但这份名利双收只限于男子冰球队员，同样喜欢玩冰球的女性队员即使参加了正式球队，不要说高薪，其收入也可能不过温饱而已，连中产工薪阶层都不如。许多女队员靠打球无法维持生计，出于无奈只好一边打工一边打球。根据CWHL的财务报表显示，联盟2018年收入344.9万元，支出324万元，支出中包括160万元的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薪水，约80万元的差率费。而在2017-18赛季的收入中，还至少有170万元来自中国球队的支持，剩下的收入则来自赞助和捐赠，捐赠者中多数为联盟董事会成员。 各方反应 在解散声明中，CWHL感谢了一直以来支持她们的球迷、赞助商和队伍。“我们感谢我们的球迷为他们喜爱的球员和球队加油，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为女子冰球的发展提供资金，感谢我们与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球员协会、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多伦多枫叶队和卡尔加里火焰队的合作。我们要感谢昆仑鸿星团队的管理层和队员们对中国女子冰球运动和CWHL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安大略女子冰球协会、加拿大冰球协会和NHL的支持。” 对于CWHL的解散，许多网友表示了理解。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CWHL度过了最棒的一个赛季，但如果没有钱，无论如何它也无法再继续运营下去。”“这对于加拿大女子冰球的运动员、球队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但你们仍然是球迷的骄傲。” 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的队员普林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了遗憾。“作为球员,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这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冰球赛季, 但我们还是很难保持乐观。” 而来自中国深圳昆仑鸿星的门将、芬兰“门神”诺拉莱蒂也在自己的INS上表示了惋惜。“这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赛季，球迷们还是能继续观看我们的比赛。我们需要相互挑战，把这作为一个机会，为我们的顶尖女子冰球运动员，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后辈，创造一条更加可持续和繁荣的道路。” 从2017年开始，深圳昆仑鸿星队和万科阳光队这两支中国俱乐部队伍开始征战CWHL，队员由中国国家女子冰球队队员与高水平外籍球员组成。2018年，两支俱乐部合并为目前的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这两只新加盟的中国冰球队曾为CWHL注入了新的财务资源，使得联盟有财力为球员们支付一定的报酬。 深圳昆仑鸿星俱乐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关注到了CWHL的解散声明，昆仑鸿星的初心是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员提供高水平的赛训平台，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化。我们会和联盟其他球队保持沟通，希望可以尽快恢复正常。这是世界女子冰球职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希望大家给发展中的事物多一点信心和耐心。” 何去何从 北美冰球一共有两个女子冰球联盟，分别是美国女子冰球联盟（NWHL）和加拿大女子冰球联盟（CWHL），这两支联盟共包含11支球队。随着CWHL的停摆，北美地区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联盟缩减到只有一个。 而就在CWHL宣布停止运营后的两天，NWHL迅速做出了响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其董事会已批准了一项向加拿大扩张的投资计划，表示将抓住一切机会，以确保加拿大的优秀女冰队员资源不会浪费。NWHL希望在新赛季开始前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拓展两只队伍，将联盟的特许经营队伍扩大到7支。同时，NWHL在周二表示，他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的承诺，将成为NWHL最大的金融赞助商之一。此前，NHL就已经捐助了5万美元来资助NWHL。 近几年女子冰球运动在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商业价值却与发展势头并不对等，面对这种困境，业内一直有让NHL介入，组织北美女子职业冰球联盟（WNHL）的呼声。背靠NHL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形成一个更强大更专业的女子冰球联盟，不再是两个联盟各自为营，竞争同一批赞助商和投资者。此次CWHL的解散，不知道是否会是北美女子冰球运动新发展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