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步虚 2020年美国大选已经闹腾纷扰好长一段时间了。这次大选将选举总统、改选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的全部席位。11月3日，选举投票日，数以千万计的美国民众在当天参加了投票。此前，约有一亿美国公民已经分别以邮寄选票或在投票站现场投票的方式提前投票。今天，选举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最终结果却还有待确定。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选举过程显露的整体态势——民意的高度分裂和极化。这样的整体态势让一众美国主流学者和民调专家无地自容，也必定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自今年夏季以来，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包括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都一直看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主流媒体控制的大多数民调数据也一直显示拜登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大多数“摇摆州”都稳定处于领先地位。今天看来，选举的基本情势完全偏离了他们的预测或期待。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选民对主流媒体和民调高度不信任，因而常常拒绝选举投票前的调查或者拒绝表达真实态度，进而导致在被调查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度被低估。此外，主流民意调查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特朗普选民占优势的广大农村地区。 部分民众对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高度不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对立和抗拒情绪的深层民意。而这种深层民意所折射的，正是美国当下的政治现实：共和、民主两党政治前所未有的分裂、异化，民众意愿前所未有的极化、情绪化。 四年前(2016年)的美国大选，政治素人或者说“非主流选手”成功入主白宫，造成了令无数人目瞪口呆的“特朗普现象”。后来的分析一致认为，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制造的真空，底层民众的绝望、孤立、怨恨和愤怒，是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土壤。   较长时期以来，原本自称秉持大众立场的民主党严重脱离美国社会现实，抛弃了美国的中下层平民，而完全沦为某些资本势力的代理和推手，以至在国家的各类选举中，虽有两党更迭，但套路基本是一个，忽悠来忽悠去，最后得利是资本势力，倒霉的是中下层民众。许多民众，特别是那些以白人蓝领及小业主为主体的民众不再相信民主党的各类空头支票，认为民主党的一系列政策只是看着美好（环保议题、增加税收用于福利、同性恋平权等），却很不切实际。共和党虽然也是一丘之貉，但至少主张减少税收以及强调家庭、宗教等价值。更为深层却又常常因“政治不正确”而不能轻易表达的是，这些人常常感到自己在追求实现美国梦的路上被各类外来者们插队和排挤，明明自己受到了反向歧视却又被描述成极端分子，觉得自己才真正被边缘化了。而以右翼民粹主义面目和举止跳入美国政坛的特朗普，在情感上引起了这些人的共鸣，觉得他们自己重新获得了尊重，在政策主张上也较为契合他们的心愿。可以这么说，四年前出现的“特朗普现象”绝不仅仅是“特朗普的现象”，或者说，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而是美国政治异化自然产生的现象。 所谓“美国政治的异化”——政党政治分裂、阶级和族群矛盾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等，其实质在于美国政治权力背后的资本势力的分化和博弈。 一段时间以来，以硅谷高科技资本家集团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集团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势力的主要部分，企图继续维持和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具体来说，就是维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体系，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利用和剥削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将大部分制造业活动外包，美国专门从事少数高科技领域并攫取相应的超额剩余价值；由此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一部分再分配给金融资本家，另一部分与金融业、科技业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享。 美国底层工薪大众其中包括许多小业主，相较于他们过去的经历，很容易自我认定为全球化时代最受损害的社会群体。但是，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条件下，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改良，或通过任何类型的政治力量来得到实现和满足。于是，他们的诉求只能通过右翼民粹主义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并且在特朗普那里得到了至少是形式上的回应。   当然，在本质上，特朗普决非美国底层大众利益的真实维护者，他本人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仍然是美国某些资本势力（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能源工业）的代表。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是通过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以及相对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实现经济和能源自给，同时打击和限制移民，并在国家关系上继承了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或者说“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优先考虑”的传统。对于美国底层工薪大众而言，这样的政策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从《华尔街日报》10月26日发表的美国企业对两位候选人的捐款数据来看，拜登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硅谷高科技资本和华尔街金融资本中意的候选人，而特朗普则主要代表传统能源工业以及与美国本土经济利益关系较为密切的一些中小资本家的利益。   政治权力背后的资本势力的分化和博弈，是造成本次美国大选中民意严重分化、极化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家发展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不管这次选举的最终结果如何，这样的分化与极化态势，这样的矛盾和不确定性特性，都难以轻易地改变。2020-11-04    

七天记者 颜宏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11月3日还有几天时间，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0月26日晚间经过投票，以52票对48票正式确认了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这意味着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了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的6个， 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多数，这也是自1937年以来保守派第一次在最高法院法官中占据三分之二的稳定多数，意味着多年来与保守派平分秋色，有时甚至强势的“自由派”力量的减弱，为未来数十年的美国社会亮起“右转向灯”，这一变局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极为深远，也必将给世界带来影响，特别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 巴雷特宣誓就职 最高法院及左右之争 最高法院是是美国最高级别的联邦法院，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框架下继总统、国会后最为重要的一环。1789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通过的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却是一部不完备的宪法。偌大的国家治理只有7项条文，7500多字，之后陆续制定了27条修正案。但在27条修正案之外，美国宪法仍有广阔的解释空间。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这个解释权就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每一位大法官都以自己的理念对宪法进行解释，因此多数大法官的理念倾向将决定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律走向。近年来很多争议巨大、受人瞩目的裁定往往就是一票之差（五比四），某位法官背后的立场、倾向乃至一念之差都可能改变成百上千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发展方向。 根据联邦法规，最高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共9位组成。法官的人选需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一旦获参议院确认任命，法官享有终身任期，无需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在当代语境中，最高法院的法官按照各自的意识形态通常被分为保守派（右派）、温和派（在左右派之间摇摆）和自由派（左派）。 意识形态上的左派和右派目前公认起源于1789年9月法国制宪议会会议。在会议上，等级较高的一二级议员坐在议长的右边，他们反对彻底的革命，主张建立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而等级较低的议员主张完全限制君权，建立一院制议会，为了和保皇议员有所区分，他们选择坐在议会的左边。这样的座位划分当时是个偶然事件， 但到1791年法国立法议会代替了国民议会，议会人员全部重组后，以坐席位置代表政治理念的划分方式却被保留了下来，并随着1794年的热月革命传遍欧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在数百年的发展中不断扩大内涵，成为今天政治光谱的代名词。一般来说，右派强调权威、秩序、传统、效率和发展，国家不应该干涉经济以提高效率；左派强调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福利，国家需要适当介入市场以维持公平。美国的右派和左派则主要由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和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组成，双方从执政理念的框架到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堕胎、死刑、种族优待（affirmative action）、枪支管制、健保、同性婚姻、移民政策、宗教自由等等都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Supreme Court Database统计了1946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保守判决或自由判决的统计分析显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早期偏自由，中期偏保守，近年来进入了两派不相上下的状态。而特朗普任期4年内成功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无疑会打破这种平衡。 特朗普的“幸运” 特朗普之所以可以提名如此多的法官，是受惠于前所未有的情势。最初是国会放宽了规则让法官的任命变得更加容易，随后是共和党人系统性地否决前任总统奥巴马的法官提名。因此，特朗普总统刚一上任时就有机会提名一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有下级法院数百个岗位空缺在等待他安排自己人。 从上任开始至今，特朗普已经提名了50名上诉法院法官，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接近奥巴马总统任期八年内的提名总数（55名）；提名了130多名地区法院和初审法院法官；还把三名法官送入了联邦最高法院，上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总统还是40年前的里根。 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前联邦检察官丈夫杰西Jesse住在印第安纳州的South Bend市。其父母有七名子女，其中两名领养自海地，她自己则是七名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巴雷特以才思敏捷著称，曾就读于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法学院，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担任过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的助理，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巡回法官。巴雷特是一名原旨主义者（originalist），意思是在解释宪法中的词句时需要以原作者们创立宪法时的原意出发，这样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就有4人的司法哲学是原旨主义，尽管从判决看，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原旨主义并不纯粹。 巴雷特的提名之路可谓“闪电速度”：从自由派前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到她接任，仅过去不到40天；从特朗普9月27日正式提名巴雷特至宣誓就任，也只有一个月，打破美国历史上大法官提名的最短纪录。金斯伯格大法官一生对美国的平权与女权贡献良多，她最后却把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比例由5：4变成6：3的机会交给了总统特朗普，尽管这不是她的遗愿。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并不是简单的各投一票，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包括各种说服、妥协、交易，等等。手段高强的大法官，往往能影响同僚的判决。比如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布什和戈尔投票结果之争中，就是保守派的法官预定了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的立场，并说服其他人，最终导致戈尔含恨放弃上诉。 巴雷特多年来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司法实践上都是坚定的保守派，坚决维护美国的立国传统，比如她的一个孩子在怀孕时被查出是唐氏儿，笃信天主教的她和丈夫坚持孕育并生下有先天疾病的婴儿，身体力行天主教禁止堕胎的教义。她还在一次毕业典礼中发表“法律职业只是实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一目的是建立上帝的王国”的言论而引发争议。 加拿大怎么办 不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意识形态在转向保守，美国民众也在对自由派民主党8年统治的极度失望后转向保守，在2016年选出了反对自由贸易、反移民、撑枪、建墙的特朗普。与美国地理和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加拿大也在2018年开始全面转向保守，原先皆由左派政党自由党、新民主党执政的魁省、安省、阿省、爱德华王子岛、新省（New Brunswick）等纷纷变天，选出右派的政党执政。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德华王子岛在2019年4月进行的省级选举。Dennis King率领的进步保守党（Progressistes-Conservateurs）战胜执政12年的自由党，赢得了12个席位，原先执政的自由党，选举中只获得了6个席位，沦落到第三的位置，党魁Wade MacLauchlan 甚至输掉了自己的选区。注重环境的绿党（Parti vert）拿下了8个席位，第一次成为官方反对党。 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面积最小的省份，人口只有15万，与三河市（Trois-Rivieres）人口相当，但小小的爱德华王子岛却是全国各类选举投票最踊跃的地方，比如2015年和2019年的省选投票率高达86％和82%。 该省进步保守党的胜出既在意料之中，也颇令人惊讶。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选前的民调都显示保守党领先，所以该党赢得大选一点也不意外；而说它令人惊讶，则是自由党落败的速度太快了。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中，该省一直是自由党执政，而且是连续四届的多数政府。而该省的保守党则处于混乱状态，过去十年中换了六七届领袖，现任党魁Dennis King还是在大选前两个月才选上的。这样一个“坡脚鸭”似的进步保守党，竟一举击败了执政10多年、根深蒂固的自由党，是不是很令人惊讶？其实在很多民众眼里，从2015年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执政开始，其推动的移民、难民政策，大麻合法化，注重少数族裔权益，宽松的福利政策等左派做法就已经开始引发民众，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不满。 于是安省在2018年进行的省选中，以道格·福特 (Doug Ford) 为首的保守党大获全胜，一举赢得76个席位，组成多数政府，原来执政的自由党兵败如山倒，只获得7个席位，从曾连续15年执政的多数政府执政党沦落为议会配角，不仅议席数量比上届大选时缩水了33个，其党领Kathleen Wynne虽勉强保住了自己的议席，但也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很快宣布辞职。接着魁省在2018年10月进行的省选中，右翼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在大选中胜出，以37.4%的支持率赢得省议会125个议席中的74个，出人意料地组成多数政府，取代了原先多数席位执政的自由党。 魁省自建省以来，一直是由中左翼的联邦派政党魁省自由党（PLQ）和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PQ）轮流坐庄，尽管近年来魁人党声势日衰，但选前大多数观察家仍然认为魁省政坛的“红蓝之争”（PLQ标志色为大红，魁人党为天蓝）大格局不会动摇，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比其他省份的保守党还保守的CAQ获得如此大的支持，而老牌执政党魁省自由党会败得如此迅速，原来的68个席位被拦腰切一半，只获得34个席位，几乎丢掉了除蒙特利尔以外的所有选区，再次成为官方反对党；传统的独立派PQ更是遭遇“政治雪崩”，议席从30个锐减至9个，得票率更跌至17.1%的低谷，创下1973年省选（仅获得6个议席，1970年是7个）以来的最差纪录。 在2019年的联邦选举中，若不是以谢尔（Andrew Scheer）为首的保守党表现实在太差，让在全国选民中并不具备支持率优势的小特鲁多和自由党获得了一次通过“策略投票”（即有意阻止某政党上台而投票）获胜的机会，今天的联邦政府也许会由保守党领导。就在刚刚结束的安省多伦多中区选区和约克选区的补选中，这两个一直被认为是自由党堡垒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都是惊险过关，其中一个仅比对手多出700张选票，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率比上次大选分别下降了15%和4%，这进一步说明民心思“右”，只是在目前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希望政府运行保持稳定才投票给自由党。 在全球保守派都在抬头的情况下，加拿大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冠病毒疫情更加快了保守主义的抬头，无论是民间还是执政党都在向右倾和保守发展。就连很多华裔都开始对保障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权益、包容性较强的移民政策、宽松的福利制度等自由派的政策表示不满，在微信群、微博、新闻评论等社交媒体上经常是右翼的声音压过左派的主张。随着疫情的持续、经济的恶化以及中美对抗加剧，普遍的右翼思维、排外、反中浪潮将是民众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每一个人都应做好思想准备。

七天记者 佳音 由魁北克孔子学院和七天传媒举办的“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海外中文爱好者普通话视频大赛：学说普通话朋友遍天下”活动历时2个月，10月13日在加中建交50周年纪念日当天圆满落下帷幕。活动主办方魁北克孔子学院和七天传媒感谢每一位参赛选手、专家评委和合作伙伴。感谢大家对活动的热情参与和支持。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是最棒的，每一位评委的点评都很中肯到位，每一位合作伙伴的支持都弥足珍贵。 活动细节 活动自8月16日在七天传媒视频号上线第1条视频到9月30日，一共上线42条作品，累计150多万人观看了参赛选手的作品，累计点赞3万多次。截至发稿时，单条作品最高浏览量18万次以上，单条作品最高点赞量5725次，这些数据还在上升中。来自蒙特利尔、温哥华、悉尼的参赛选手提交了作品。参赛选手最小的5岁，最大的17岁，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自我介绍的，有朗诵诗词的，有表演才艺的……多方面展示了自己在海外学习中文的热情和水平，表现了海外华人一代代学习中文、传播中国文化的情怀。让主办方深深感动，深受鼓舞。 获奖名单 经过网友点赞投票和评委仔细、严格的评审，比赛结果如下： 人气和评委大奖： 缪威芳 缪威芳同学作品获得了5725次点赞，位列参赛作品第一。同时她还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得人气奖的其他同学是： 王奕晗、 王奕然、 汪凯博、 陈静曦、毅飒 获得评委奖的其他同学是： Emily Fecto、魏嘉琦 吴雨宸、陈睿、周宝宝、李若瑄、魏嘉琳 领奖办法 所有参赛选手都将获得主办方发出的参赛证书和纪念品，所有参赛同学的家长也将获得主办方的纪念品。大蒙特利尔地区选手10月19日起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到七天传媒办公室领奖（地址：123 Saint- Pierre, Montreal, H2Y 2L6），奖金以支票形式发放。咨询电话：514-582-6188 致谢评委 感谢本次活动的评委用自己宝贵的时间，仔细、严格地观看了每位参赛选手的作品，同时还录制了点评视频，表现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心。评委们的鼓励是选手们前进的动力，来自中国的评委们还向选手发出了邀请，欢迎年轻的选手们到中国进一步进修、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在此，主办方代表所有参赛同学和家长向各位评委老师、专家学者致谢，同时也欢迎各位评委有时间光临加拿大，当面对海外的中文爱好者予以指导、帮助和鼓励。 本次活动的评委分别是： 中国专家： 李嘉郁博士 北京华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世界华文教育》执行主编，中国华侨华人与华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昭晖  美国杜克大学传媒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硕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BA、李光耀奖学金获得者、访谈节目主持人 陈怀杰 央视前主持人，现江西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系教师 傅希如 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青京赛金奖榜首，上海市京剧界领军人物 赵群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原戏剧表演专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上海市华文教育专家 聂大昕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法国EPHE访问学者，中国国家标准“汉语言本体及文化知识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负责人 加拿大专家： 王仁忠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李嘉诚基金会汉语交流及中国文化高级研修项目学术负责人，东亚系中日韩语言教学委员会主任 凤力 主持人、朗诵主持教师。原加拿大CJNT Montreal电视台、原福建经济广播电台主持 致谢合作伙伴 感谢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华为加拿大、刘畅地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大集团、显达理财、蒙城中华语文学校、Rainbow Studio、杨闰秋女士以不同的方式对活动的支持；感谢新视Vlab；感谢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国内的视频号玩家对这一活动的大力宣传（完全名单见七天网站septdays.com和“加拿大七天传媒”微信公众号Septdays1_Canada）。感谢蒙特利尔佳华学校的老师们对参赛学生的精心辅导。 “秋之韵“视频大赛等你来！ 七天视频号“七天文旅”自6月19日上线以来，累计上线作品150件。第二个视频大赛活动“秋之韵”已正式开启，广大摄影、摄像爱好者可扫码报名参与，活动截止日期10月30日。奖金奖品点赞等你来！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