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右起：IRCM荣誉教授Michel Chrétien、研究助手Annie Roy、合作研究员Majambu Mbikay /七天传媒图片 摄影 / 德昊
上期《七天》报发表了蒙特利尔临床研究所IRCM（Institut de Recherche Clinique de Montreal）前所长克雷蒂安医生（Michel Chrétien）及其团队把他们研制的一种抗病毒新药试用在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报道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读者希望对这位医生、这个研究所以及这种新药有更多的了解，为此，七天传媒记者特地在3月3日前往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临床研究所，在克雷蒂安医生的办公室兼实验室对他及其团队进行了走访。
中国情缘
克雷蒂安医生是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的弟弟，采访一开始，他就表示他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情感，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时，指导老师就是著名的华裔生物学家李卓皓（Choh Hao Li）。
李卓皓1913年出生在中国广东一个拥有10个孩子的成功企业家家中，1933年毕业于由美国教会卫斯理宗于1888年在南京创建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该校1952年被并入南京大学）。毕业后的李卓皓在金陵大学教了二年书，1935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1938年，李卓皓取得了化学动力学博士学位，研究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和反应机理。但当时伯克利分校的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却打算招募一位研究激素的化学家。为了生存，李卓皓不得不做出妥协，放弃观察化学物质之间的互动，转而向化学物质本身进军，到生理学家Herbert Evans教授主持的实验生理学研究所从事脑垂体的研究，历史上第一次用化学方法把脑垂体激素逐一分离纯化。他长期从事人体生长激素的研究、合成及医学运用，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并合成人体生长激素的人，被誉为“荷尔蒙之父”，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克雷蒂安医生表示正是在跟随导师李卓皓学习和工作的三年中，让自己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也对华裔产生了特殊的情感。1980年左右他第一次去中国交流有关多肽激素的发现和研究情况，是第一批与中国在医学科技领域展开交流的加拿大人，从此经常到中国交流和访问。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启动新中国第一次出国潮后，克雷蒂安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人脉，牵线搭桥让自己所在的IRCM研究所接纳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是他担任所长的1984-1994年之间，该所培养了5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相比之前每年约5人的培养规模，克雷蒂安医生表示现在在该研究所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子数量增加了很多，差不多每年都有15人左右分散在不同的实验室，开展不同医学领域的研究。
IRCM研究所
说到培养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就不能不先说一说IRCM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由加拿大著名医学家格内斯特（Jacques Genest）在1967年创立的，是魁北克第一个将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聚集在一起的研究中心。
上世纪50年代初，格内斯特医生结束在纽约洛克菲勒医院研究院（Rockefeller Hospital for Medical Research）的工作回到魁北克后，受魁北克政府的委托研究魁省的医学研究状况。他走访了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大学和研究中心后得出结论，魁北克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严重落后，亟待成立一种将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结合起来的医学研究模式，于是开始多方奔走在魁省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在这里医生既可以不受临床业务干扰、全身心投入研究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介入临床治疗，从而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药品。
1952年，当时蒙特利尔l’Hôtel-Dieu de Montréal医院的院长Marie-Louise Allard修女为格内斯特医生在医院内部设立了第一个临床研究部门，主攻高血压研究，因为当时高血压是不治之症。刚开始，这个部门并不受欢迎，因为好多人觉得那些领取医生工资的人不去看病人，而把时间放在所谓的研究上是劳民伤财。好在顶着压力的格内斯特医生及其团队很快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发现食盐是造成高血压的主要因素，如果能通过减少食盐的摄入量或者通过利尿药物让食盐排出体外就可以控制高血压，而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在临床上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有了这次的成功，格内斯特医生又开始邀请其他领域的医生加入进来。1955年，这个研究部门被加拿大皇家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学院（Collège royal des médecins et chirurgiens du Canada）认可为“基础科学培训”点，成为加拿大法裔唯一一个为医生提供临床培训和研究培训的地方。
1958年，格内斯特医生当选l’Hôtel-Dieu de Montréal医院的医学委员会主席，继续为临床研究部门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1964年，他被任命为蒙特利尔大学医学系主任，同一年，魁北克政府同意提供120万元资金建设新的临床研究中心，购买相关医学研究设备，并在未来的8年里每年拨出10万元维持研究中心的日常运作。
1967年，位于Avenue des Pins大街的研究中心正式开工建设，成为蒙特利尔大学的直属单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配合蒙特利尔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并指导、培训蒙特利尔大学硕士和博士层级的学生，还与麦吉尔大学保持长期的合作。通过1975年和1992年的两次扩建，今天的IRCM已经发展成为加拿大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设立有5个研究领域，33个研究单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研究人员，每年有超过100名硕士和博士生以及约50名博士后在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指导下进行各种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
中医带来的灵感
结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卓皓实验室的研究后，克雷蒂安医生已经以他的激素原（prohormone）理论在科学界脱颖而出，并在后续的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发挥了诸多作用。1967年加入IRCM之后，他组建了魁北克第一个蛋白质化学实验室。
在他众多的中国学生里面，最著名的两人一位是前中国卫生部部长、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另一位则是在90年代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内分泌大家陆兆麟医生，这层关系也让克雷蒂安医生自1986年至今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而这次以槲皮素为主要成分的抗病毒药物的试用也是由协和医学院承担的。
以自然成分槲皮素作为抗病毒成分的灵感来自陈竺的研究。克雷蒂安医生回忆说，80年代陈竺在IRCM做访问学者时，就和自己谈论过中药里某些自然成分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其后的十几年中，双方在禽流感、艾滋病等病毒感染研究领域共同工作，不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还让自己对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0年左右，克雷蒂安医生团队来自刚果的研究员Majambu Mbikay在寻找抑制胆固醇的成分时注意到文献上关于槲皮素的研究，与克雷蒂安医生商讨后觉得是个研究方向，于是开始研究槲皮素与胆固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槲皮素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没有经过治疗的感染者只有一部分会死亡，而另一部分不会死亡，对此科学无法解释。克雷蒂安医生就想到有可能是自然界中的某种物质能够抑制埃博拉病毒的发作，而槲皮素既然具有多种生物学特性，没准也能抵抗病毒。于是和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的华裔科学家邱香果联系，进行相关的试验，而试验结果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槲皮素对埃博拉病毒的杀灭作用十分明显，后来又在寨卡病毒上进行试验，效果同样明显。他们据此研究发表的论文在2017年引起了瑞士一家制药厂的注意，主动和他们取得联系商讨把该研究成果转化成药品,并承担了制剂的开发，即把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槲皮素浓缩到制剂中，形成含量高达99%的药片。这次对武汉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进行试用将是该药研制成功后第一次进行人体试验，试用范围在200－1000人之间，疗程为每天2次，每次2片，持续30天，效果如何，希望能很快得到来自国内的反馈。
这种新药的试用计划经过媒体的报道后，除了吸引了华人社区的广泛关注，也引来西人社区的关注，3月4日，Lazaridis 家族基金（Lazaridis Family Foundation）捐给克雷蒂安医生团队1百万加元用于支持该药在中国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身上进行的试验。
克雷蒂安医生表示，华裔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自己很享受和中国进行的各种合作。所有认识的中国人不仅学识渊博，努力刻苦，效率很高，还难能可贵地具有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践行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向。
谈到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在全世界的蔓延，克雷蒂安医生表示很忧心，这种病毒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2003年SARS，好在目前来看这种病毒虽然传染性强，但致死率并不高。最让人担心的是人们对这种新出现的病毒一无所知，不知道会不会变异成更凶险的病毒，也不知道会不会传染性减弱或像SARS病毒那样突然消失，造成全世界近5千万人死亡的1918年大流感病毒最后也是自己消亡的，这种对未来的无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人很是无所适从。如果加拿大的新冠病毒疫情不是很大范围的话，目前的医疗硬件条件还能应付。魁省有100多张床位可接纳传染病人，还有一些相关设施。
现在只能祈祷我们好运吧。
克雷蒂安医生接受七天传媒记者采访 / 七天传媒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