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自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一直受到民众欢迎的加拿大联邦总理特鲁多最近被反对党抓住了小辫子，陷入了与公益组织WE Charity(法语名称Mouvement UNIS)有关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丑闻，不仅受到联邦政府道德专员的调查，还对着摄像机向全体国民多次道歉，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深刻检讨。而随着这一丑闻的发酵，联邦财政部长Bill Morneau、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以及特鲁多总理的幕僚长（chief of staff）Katie Telford也被牵涉其中，接连道歉，公益组织WE也在加拿大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和《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购买了整版版面发布道歉广告。但反对党不满意、不买账，他们在这个天下掉下来的机会面前团结一致，保守党坚持要求召开道德方面的议会特别紧急会议，要求特鲁多本人亲自作证；这不但得到了新民主党的支持，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走得更远，除了同意保守党的要求外，还认为特鲁多应该在道德专员调查期间停职。
这不是特鲁多第一次被道德专员调查，而是自2015年上任以来第三次因《利益冲突法》被调查，成为历史上因利益冲突被调查最多的总理。一次是2016年因为受富豪Aga Khan IV之邀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带领全家去其私人小岛度假，而且去过好几次而被当时的道德专员调查；另一次是2019因涉嫌司法干预兰万灵（SNC-Lavalin）案而被调查。两次调查的结论都认为特鲁多的行为违反了《利益冲突法》，特鲁多为第一次调查道歉并补交了度假的费用，但坚决否认第二次调查的结论，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兰万灵公司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那这第三次是怎么回事呢？
源起
这次事情起源于6月25日，特鲁多宣布启动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Canada Student Service Grant）项目，为自愿到社区服务应对COVID-19疫情的专上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提供支持，同时获得工作经验。CSSG将为这些志愿者提供一次性的补助金，根据他们服务的小时数从100小时到最多500个小时，支付1,000至5,000元。
随后总理办公室宣布这一总值为9.12亿元的补助金项目将由私营慈善机构WE管理，接受申请，培训申请人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分发补助。多元化与包容和青年部长Bardish Chagger还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个机构，是因为它在年轻人之中的影响力和专业性，让它来管理这笔资金最好，因为它是唯一能快速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这一项目的机构。WE则获得管理这个项目的佣金1950万元。
但这项让青年学生欢呼雀跃的政策却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首先是学生做志愿者政府为什么要付钱？因为在加拿大人的意识里，做志愿者帮助别人不仅要花时间和精力来献爱心，有时候还需要花费自己的金钱来做慈善，没听说做志愿者还能领钱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一家私营慈善机构管理政府的9亿多元而不是政府直接管理，疫情爆发以来，联邦政府推出的紧急救助项目都是政府部门执行的，并没有委托第三方。同时，特鲁多也没有就这一项目走招投标流程，就算因为疫情下时间紧迫，也应该同时交给至少两家慈善机构来操作比较好。这让早就看不惯特鲁多在疫情中大出风头的保守党抓住了机会，一方面大肆宣扬这个机构与特鲁多一家渊源颇深；另一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警方对特鲁多展开刑事调查。
迫于舆论的压力，联邦政府于7月3日宣布双方协商后撤回委托，转由政府管理这一援助项目。WE机构创始人格雷格（Craig Kielburger）和马克（Marc Kielburger）也表示因为产生的各种争议，担心继续下去会影响这一计划的初衷，给学生的申请和领取补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非常“不情愿”地决定撤出这一计划的管理，并把已经收到的3.5个申请和来自政府的资金转回给政府。
勾连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不仅特鲁多一家和这个慈善组织关系密切，财政部长Bill Morneau、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总理的幕僚长Katie Telford也都和这个组织有些渊源。
特鲁多的母亲Margaret Trudeau曾任这一组织的形象大使，特鲁多的夫人Sophie Trudeau 自2012年开始担任这个组织的“大使和盟友”，并为该组织主持一个心理健康播客，这个组织还为她报销作为志愿者的所有差旅费，而特鲁多本人也自2007年开始参加这一组织举办的活动，就在他被提名为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之后，而在他2015年首次当选总理后出席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这个组织的WE Day 庆典。
特鲁多的母亲作为专注于心理健康问题的专业演讲人在2016-2020年期间参加过28场这个机构举办的活动并发表演讲，收取了250,000加元“出场费”；特鲁多弟弟Alexandre则作为一名关注地理政治及人权的电影人在2017-2018年期间参加了8场这一机构举办的活动并发表演讲，获得了32,000加元的酬劳。特鲁多在道歉时坦承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一直参与各种组织的活动，在不同的场合演讲，有些是有酬劳的，但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更不知道他们从WE获得酬劳，对自己没有深入去了解深表歉意，WE机构也为支付他们费用而道歉。
财政部长Bill Morneau的两个女儿也同WE有关联，但似乎没有收钱的证据。其中一个曾在这个机构举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讲，还写了一本有关肯尼亚难民女孩的书，这本书她没有收取稿费，售书所得也全部捐赠给了多伦多大学卡库马难民奖学金项目。另一个从乌干达收养的女儿则在WE做过实习生，随后自2019年起开始在WE旅行部门工作。
媒体还爆出Bill Morneau一家曾在2017年曾跟随WE机构一起去厄瓜多尔参加这个机构在当地举办的一个的活动，但他们一家自行负担了差旅费，Morneau本人也曾在WE的活动上做过演讲，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特鲁多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长Seamus O’Regan和特鲁多总理的幕僚长Katie Telford也被爆出在自由党执政前曾帮助这家机构筹集了400,000元的善款。
而这家机构首次获得独家政府合同也是在特鲁多的任期内，联邦政府在2017年拨款150万加元委托WE筹备38项建国15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
起底
根据公开资料，WE Charity于1995年由克雷格创立，那年他12岁。当时的他在翻阅《多伦多星报》寻找漫画，结果看到一篇让他深受触动的文章，讲述同为12岁的巴基斯坦儿童奴隶Iqbal Masih被谋杀的故事。Iqbal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4岁时被父母以16美元的价钱卖给了地毯厂的人贩子，和一群和他一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工作，在他10岁的时候找机会逃了出来。他大胆地到不同的社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导父母不要将孩子卖给陌生人。12岁时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人贩子杀害。格雷格对这个与他同龄孩子的遭遇感到愤怒，希望同学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于是他把报纸带到学校，又找了更多关于亚洲非法童工的资料，得到老师的允许向同学们讲述，并问有谁愿意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加上格雷格共有十二人举起了手，他们就随便地称之为“12个12岁的孩子”（Twelve-Twelve-Year-Olds）小组，立志使儿童摆脱贫困和剥削，把他们从困难的环境里解救出来。
他们首先写信给有关政府部门及一些企业要求关注及资助，又在自己的小区搞了一些车房摆卖和义卖柠檬水这类传统的小额筹款活动，但大部分人对一个十二岁的少年都不会太认真，尤其是谈到社会性的话题。一天一个来买柠檬水的老人跟他闲聊，问他有去过亚洲看过实际情况吗？这令格雷格如梦初醒，要说服人帮忙，自己得先了解情况。于是他草拟了个考察行程，跟同是教师的父母说要暂停上课两个月到亚洲去实地了解非法童工的情况，还要求父母不要同行。
他的父母不同意，他就自己通过互联网联络亚洲各国的相关组织，要求前去看看，大部分组织都很乐意，有的还给他提供交通和住宿；同时格雷格也用尽一切方法筹集旅费，并找了一位25岁的、孟加拉裔的朋友Alam Rahman陪同以便让父母放心，最终说服父母同意他在1995年12月前往亚洲。
在亚洲的7个星期里，格雷格到过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以及孟加拉五个国家，除了参观一些组织，了解运作之外，也参加当地组织举办的示威游行，甚至在较安全的环境下，参与营救童工的行动。正好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在印度访问，格雷格要求和总理见面，但没人理会他。于是这个勇敢的12岁男孩就自己召开记者会，找来两个童工现身说法，这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最终总理办公室给他安排了15分钟的会面，这次会面让格雷格一夜成名，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导的对象。
回到加拿大后，格雷格更是雄心万丈，将组织改名自由儿童FTC（Free The Children），到处接受访问，发表谈话，甚至被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Oprah Winfrey）请到了自己的节目《60分钟》（60 Minutes），并在节目中当众宣布和FTC合作，承诺建造学校和供应清洁用水的工程。
格雷格有一个比他年长六岁的哥哥马克，他从小便有从政的理想，而且特别关注环保议题，中学时就开始在议员办公室当义工，以获得从政经验，还是个学霸，本科读的牛津大学法学院，获得过本科最高荣誉的罗德奖学金，硕士则毕业于哈佛。当格雷格成立FTC组织并且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也参与进来并一直合作至今。
刚开始，这个组织致力于解救和帮助世界上的童工，但那些被解救的童工常常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谋生办法不得不在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于是他们改变方向，开始转向提供教育和各种培训，先后为在尼加拉瓜、肯尼亚、厄瓜多尔和印度等贫穷地区的学校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甚至在中国的甘肃、河北、四川等省份援助建设了26所学校，而这些资金的来源则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年轻学生中间筹集的善款。在想尽各种办法筹款的过程中，兄弟俩个逐渐摸索出以公益目的方式来运营企业，再利用企业的盈利给公益项目输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创建了新型的公益和商业联姻的Me to We社会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北美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国际素质教育和志愿者项目组织机构，培养有能力和有社会责任的国际公民。
Me to We社会公司的运作方式是本着非赢利的目的，通过各种活动以及自身的影响力向全世界销售具有社会意识和环保内涵的产品，公司盈利的一半再捐给FTC来开展活动，每件产品上都设有唯一的条形码，民众购物后可在网上查看购买的物品为谁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他们还发展出让全世界的青少年都趋之若鹜的We Day盛典活动，即邀请来自各方面的名人参加的大型现场活动，而参加活动的青年需要参加一定时间的社区及国际志愿活动才能得到邀请，每场活动都有上万人参加，这也是特鲁多的母亲、弟弟、夫人经常参加的活动。比如今年3月份第一夫人感染新冠病毒震惊了加拿大社会，就是因为Sophie去参加在英国举办的We Day UK 2020盛典，这次活动在伦敦SSE体育馆举行，有1.3万人参加，到场的嘉宾还有前澳大利亚总理Julia Gillard、演员Idris Elba、歌星Leona Lewis、F1赛车手Lewis Hamilton等人。
有了Me to We的强大造血能力，We Day盛典强大的造势功能，自由儿童组织FTC很快发展成为最有世界影响力的青少年公益组织，并在2016年改名为“WE Charity，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公益模式WE村庄，其村庄项目分为“五大模块”：教育、医疗、洁净的水源、可持续的收入和农业与食品安全，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可以亲身参与到其中任何一个模块的项目，比如村庄援建、参观诊所、与当地人一起背水、帮当地妈妈串珠子做手链等，对很多年轻人的触动很大。WE还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设立了提供培养青少年技能和领导才能的WE Schools，在北美超过10,000所学校设立为期一年时间的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并为他们提供进行社会变革的工具。
发酵
而这起丑闻的不断发酵，也让这家处于风口浪尖的慈善机构面临着巨大挑战，给他们的名声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的员工、支持者和受益者甚至开始怀疑这家机构的慈善性质。格雷格和马克兄弟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辩解说在政府要求他们操作CSSG项目时，他们挺身而出，因为他们有25年青年服务项目的经验，曾让加拿大7,000多所学校的学生受益。在管理这一资助项目的第一周，就收到了35,000份申请，其中64%的申请来自少数族裔。该机构联系了83家非营利机构，争取到24,000份工作机会，在撤出这一项目的管理后，不得不裁员450人。
针对这个丑闻的政治角力还在进行中，特鲁多是否会被迫在听证会上作证还是未知，道德专员的调查结论如何，皇家骑警的刑事调查结果如何也都是未知数，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等待救助的年轻人，这一援助项目的实施将因此而不得不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