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七天评论员　步虚 满怀期盼，我们迎来了2020年。 新年伊始，我们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七天》的各位读者、客户及华人社区和西人社区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同时也希望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对新的一年特有的期待和亟盼。 2020年是2019的延续，是时间序列的延续，更是阶段性历史态势的延续。2019年作为整体态势呈现的是：多年来维系国际社会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它的自我崩裂，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019年，众多国际政要、国家智库专家和媒体时事评论者都表达过有关国际秩序崩裂和世界格局根本性变化的观点。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19年8月27日，马克龙在一年一度的使节会议上表示：“国际秩序正在被颠覆和转型，这是一次地缘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战略重组”，或许“我们正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而造成这种终结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所犯的错误”和“美国的错误选择”，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又忽视了新兴国家的崛起，其影响被低估了。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俄罗斯取得了重大战略成就，印度也在崛起……” 2019年，“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在充满自信的庆祝中昂首前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中国向世界呈现的一个意涵丰富的场景。这个场景让世人看到的，不仅仅是70年来新中国拥有的经济建设成就、最新科技成果和尖端武器装备，同时还有中国人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对独立创建的政治制度的真切自信，以及这条道路、这个制度在诸多层面，其中特别是在国家治理层面所具有的越来越清晰的世界性普遍意义：不同于西方主导的、以资本效益最大化为基准的发展模式和游戏规则，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政治构想既顾及社会差距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把提高效率、激活潜能放在重要位置，同时又始终不忘社会公平公正的必要性、原则性和目的性，在发展过程中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着力实现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和完整幸福。 2019年10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比利时经济学家马克·旺德皮特的专题评论。文章称，在经历了约一百年的(半)殖民、屈辱和内战后，毛泽东在1949年将这个国家重新带上了世界舞台，中国人由此重获尊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为了在高度敌对的世界环境中实现平等的革命理想，中国必须推动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增长。那是一场“高速发展马拉松”的开始。此后的70年间，这一目标在反复的试验和挫折中逐步实现。一个贫穷和欠发达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这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彻底撼动了世界格局。今天，西方必须明白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参考点，我们这个星球的稳定和可居住性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坚如磐石的领导人。 2020年，世界格局的变化将依循2019年展开的态势，向着更新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 2020年适逢中加两国建交5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两国人民共同纪念的重要年份，也是一个有待两国人民合力把握以推进中加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好时机。 五十年前，皮埃尔·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政府，基于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对国际政治发展态势的把握，同时更基于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外交主权的现实需要，不顾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各种势力的干扰和阻力，决定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10月10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中国和加拿大政府各自的代表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内正式签署建交文件。10月13日，双方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正式确立两国外交关系之前，特鲁多先生在回答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提问时曾说：“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加拿大政府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他表示，“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加中两国的建交来之不易，建交后两国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互动合作，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各自的利益，有益于全球事务的处理与全球危机的管控，有益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维护和促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些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加中关系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令人深感遗憾的不确定期。而加中关系发展呈现不确定性，看似因个别事件而引起，实则与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加拿大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如何看待和应对格局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世界格局是一定历史时期国际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而国际力量相互作用是全方位、整体性的，即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思想文化等多维度、多层面的作用；而作用的成效如何，现实地取决于不同国际力量所拥有的制度优势。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结构形成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今天，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基本动因和主要表现，是中国作为新型文明大国的日渐崛起，是现存国际关系结构的主导者、维护者——美国的逐步衰退，以及美国为阻止中国崛起、避免自身霸权终结而作出的各类有违常理与常规的举动。 属于同一文明传统的加拿大与美国，地理上紧密相连，现实生活层面上高度相依，两国物质生产流通上的依存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连体婴”的程度。然而，加拿大人对美国的态度历来比较纠结。长期以来，加拿大普通民众对美国一些公众人物无所顾忌地把盟友当雇佣，在双边关系中滥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习性和做派多有不愉快的切身感受，而最近几年美国政府以美国利益为绝对优先，逆世界大势而肆意妄为，破坏国际秩序，扰乱全球治理，到处发动贸易战，给处于疲软态势中的世界经济和本已不安稳的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种种不负责任、甚至是蛮横霸道的行径更是让许多加拿大人深感不安和厌恶。另一方面，同样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加拿大人习惯于“美国治理下的和平”，习惯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这种“和平”与“秩序”与不少加拿大人，其中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相契合，他们担忧或声称美国的衰退会导致世界陷入长期的无序和战乱状态。 对于中国，加拿大人的认知和态度同样充满矛盾。一般而言，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及产生的机会有所了解，并希望利用这些机会为加拿大带来更多的利益。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囿于西方中心论甚至白人至上思维的加拿大人，刻意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割裂开来，完全否认甚至抹黑中国政府为全球治理尽心尽力，切实提供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规则、机制、秩序、和平等)的意愿和能力。而另一部分加拿大人，特别是那些对国家及全球发展现状不满、追求新的政治可能性的那一部分人，大都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种落后的、基本不可取的、“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或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举措。换句话讲，许多加拿大人并没有清晰看到或准确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超越现存资本主义文明而具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因而不但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与加拿大自身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正向联系起来，反而会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充满担忧甚或恐惧。 这里，我们不由得再一次想起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1973年正式访问中国之前和访问期间的多个场合，特鲁多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表示：过去我们集中关注大西洋和欧洲事务，而忽视了加拿大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现实。加中两国人民可以彼此学习和共同分享的东西很多。双方都渴求和平与安全、社会正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他认为，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它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面对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特鲁多热情洋溢地说：“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1973年，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供图/新华国际 五十年前加中建交之初，以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为代表的加拿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两国之间“妨碍了解的最大障碍不是高山、林海或是大河，而往往是人们头脑中顽固不化的态度”。正是加拿大的这些有识之士，站在世界格局构成和潜在演变的高度，认定孤立、遏制和排斥中国这样的新型文明大国“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个莫大的错误”。也正是这些追求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加拿大有识之士，他们不拘泥于加拿大自身原有的地缘关系定位和政治文明传统，敏锐发现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先进品质及其普遍意义，果断地与中国建交，从而正式开启了加中两国及两国人民“彼此学习和共同分享”的友好篇章。 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被称誉为那个年代国际关系空间里绽开的“报春花”，它让中国“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朋友了”，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的热潮，进而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构成要素。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加中之所以能顺利建交这件事本身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其中，存在着积极推进加中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机宜。思索和把握它们，能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与决心。 在世界格局持续展开根本性变化的2020年，调整“头脑中顽固不化的态度”，续写中加两国彼此学习、共同分享的友好篇章，是我们的期盼，亦是我们邀请大家一道努力的方向。  

2014年6月27日，中国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协作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发出国际通缉令，全球追踪那些损害了国家利益的外逃人员。2015年3月26日，中央追逃办启动“天网”行动，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对那些涉及犯罪资金数额巨大、影响较坏外逃人员的全球追逃、追赃、追缉的力度。 如今4年多过去了，“天网”行动的战果如何？又有哪些“红通人员”藏身加拿大？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百名红通今何在？ 截至2019年9月，“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60人。他们被从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中国，其中，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的有40人。其中美国最多，16人；加拿大有14人。 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数据信息显示，目前尚未归案的40名“百名红通人员”半数以上出逃超过十年。其中，二十年以上的有4人，占10%；十五至二十年的有14人，占35%；十至十五年的有5人，占12.5%；五至十年的有17人，占42.5%。出逃国家分布中，美国占比最多，为19人；其次为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有6人。其余的依次为澳大利亚、法国、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英国和瑞典。在未归案的40名“红通人员”中，涉案贪污、受贿的比例最大，其他还涉嫌的犯罪类型为违法发放贷款、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职务侵占、合同诈骗、抽逃出资等。 谁藏在加拿大？ 目前还藏匿在加拿大的“红通人员”有6人，按出逃年限排列，分别为程慕阳（2000年）、崔学文（2003年）、李向东（2010年）、肖斌（2011年）、杨希利（2012年）以及白静（2013年）。其具体的涉嫌罪名以及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如下： 程慕阳，中共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原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慕阳于2000年08月出逃加拿大，外逃时所持的护照号码为：H90090555、H0070701900。目前可能的居住地在BC省温哥华的橡树岭社区（Oak Ridge Community, Vancouver），涉嫌罪名为贪污、窝藏转移赃物。 程维高于198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0年起分别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在河北政界一直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2003年9月，程维高被中共纪委开除党籍，并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程慕阳出生于1969年，借助于父亲的影响，曾任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其父主政期间，他曾帮助程维高的秘书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人民币。1994年至1996年，程慕阳在河北共向700多家企业非法收取广告费2,900多万元人民币。 2000年8月8日，程慕阳在父亲的安排下，外逃至新西兰，后逃往加拿大，使用英文名字Micheal Cheng，摇身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程慕阳在温哥华临近海湾拥有一座65公顷的小岛，岛上建有私人机场。2016年10月24日中纪委反腐片中透露，他在加拿大的住所估价约合2,000多万人民币。因在温哥华地区开发建造了多个高端地产项目，程慕阳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多次向联邦自由党捐款，帮助其女儿程颂莲成为BC省联邦自由党青年党团的主席，为其从政铺路。 2015年，中国发出红色通缉令之后，程慕阳事迹败露，程家父女高调参加自由党活动的信息在加拿大发酵，卑诗省青年自由党召开紧急会议，所有成员都通过了向联邦自由党总部提出关于撤销程颂莲主席身份的决议，得到的答复是：“同意”。紧接着，当地媒体开始爆料程慕阳通过各种手段，将资产转移至子女名下。程妻及女儿等都已入籍，被曝光之后，程颂莲很快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程慕阳的入籍申请被拒。 崔学文，原山东省临沂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于2003年1月出逃至加拿大，目前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大儿媳以及孙子、孙女都住在大多伦多地区，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其居住位置为Markham 的Townson 街。其涉嫌罪名为贪污、受贿。 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崔学文，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山东省郯城县人。1986年9月至2001年2月先后任兰陵美酒厂厂长、党委书记，山东兰陵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兰陵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任临沂市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兼兰陵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崔学文担任兰陵集团负责人时，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及下属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一身，统管党务、政务和生产经营等诸多事务。他任人唯亲，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有80%以上是他的老乡、亲戚和亲信，权力过度集中于他一个人手中，检察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发现很多大宗合同都是他一人所为。2003年崔学文外逃之时，兰陵集团的亏损额猛增至10.2亿元，企业负债高达12.9亿元。 李向东，原四川移动公司数据部总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于2010年03月出逃到加拿大，涉嫌罪名为受贿。 资料显示，李向东于1965年5月14日出生于江苏启东县，曾就读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自2001年起到2010年案发离职，李向东担任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负责人长达十年时间。他的职位在中国移动机构中可能根本排不上号，但因其主管的无线音乐业务对正在走下坡路的唱片业举足轻重，使其俨然成为唱片界的“教父”级人物。2006年，由李向东主导的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正式挂牌运营。这个耗资4亿元左右搭建起来的无线音乐基地激活了当时一潭死水的中国唱片业，给中国移动带来巨额收益，凭借近4亿无线音乐用户，中移动的无线音乐一年创造着超过220亿元的销售业绩。 据四川移动2009年9月的内部报告，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分成已成为唱片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据了华纳中国收入的29.41%，环球中国的39.49%，EMI中国的43.4%，索尼中国的50.82%，其他唱片公司的70%-80%，市场规模远超传统唱片业发行渠道。有媒体曾评价说：“李向东甚至可以控制唱片公司。”借助无线音乐基地，无线音乐从内容生产、包装、营销到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条，均被中国移动强势掌控，也可以说由李向东直接控制，整个无线音乐基地几乎成了李向东的“独立王国”。据熟知内情的四川省通信管理局人士透露：亚洲四大唱片公司总部高层访问中国，基本都要去拜访李向东，即使是港台一线明星到大陆做音乐推广，到了四川之后，一般不会先去拜访政府领导，而是先去拜拜李向东，可见其隐形权力之大。李向东则以基地为核心，通过增值服务提供商（SP）的选择将亲朋好友、老乡同学安插左右，构建了一个寄生于中移动的灰色王国。 据悉，李向东不仅涉嫌在其负责主管的四川移动公司音乐内容版权管理MCP项目招投标上“暗度陈仓”–由利益关系人寄生此项目并暗中持股，还让该关系人为其在香港开设两个离岸公司账户，协助其洗钱。相关的司法文书显示，仅通过这两个离岸公司账户，李向东共存、转入近398万港元、近160.6万美元、40万加元、16万欧元；转出15.5万欧元、49万港元、35万美元。在其外逃后，利益关系人发觉不妙，将账户作挂失处理，截至2010年8月，这两个账户尚余资金折合共2251.8万港元。 肖斌，原任职于齐齐哈尔信用担保公司，于2011年02月出逃至加拿大。外逃所持证照：G21605807、W19254471。目前可能居住地是BC省大温地区Richmond的Ackroyd 街上。其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 肖斌于1961年8月1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司巨额财物。 杨希利，原葫芦岛希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2012年03月出逃到加拿大，目前居住在多伦多万锦市，涉嫌罪名为骗取贷款4.72亿元人民币。 杨希利于1964年6月6日出生于中国辽宁，2007年至2011年间，杨希利指使徐雪松、吴险峰、李明生（均被抓获）等人为葫芦岛希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葫芦岛渤海航运有限公司办理葫芦岛建设银行贷款过程中，采取伪造合同、提供虚假购船交易发票、虚假购船银行汇款凭证、虚假财务资材等手段骗取贷款资金，数额巨大，致使贷款余额4.72亿形成不良资产。 逃到加拿大后，杨希利选择到多伦多定居，并先往北约克区买房，根据多伦多地产局数据显示，当年他以230万加元的价格购入北约克180号Hollywood Ave的大宅。但住了一年多后，被附近华人认出，不得不卖房搬家；两年后，再次被附近超市购物的群众举报，再次卖房躲避，而后不知踪迹。据了解，他已在加拿大住满3年，曾申请入籍失败，目前只能申请枫叶卡延期，每次只能续期一年。根据联邦移民法，凡有可能因某种原因而随时会被递解出境的移民，枫叶卡到期后只能续期一年而非五年。 白静，原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处处长，于2013年07月出逃加拿大，外逃所持证照：G44765539,现居住在温哥华西13街附近，其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 白静逃亡前的人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的他，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一路读到了博士。随后，进入了中国农业银行，顺利升职到了金融市场投资中心的副处级。国企职位，升职加薪，还拿了北京户口，过上了普通人眼中的小康生活。但是白静依旧不满足，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他利用自己在农业银行内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一起先后操纵73只债券进行交易，侵吞农业银行、国信证券的利益，非法获得人民币2.19亿元！2013年9月9日白静涉嫌贪污犯罪被立案侦查，同年11月18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白静使用违法所得中的部分款项在北京及三亚两地购置了多套房产。仅在他名下就有9套豪华房产，其中7套位于北京、2套位于海南三亚。人民检察院已经提出了没收这9套房产的申请。 逍遥海外无逍遥，出路在何方？ 这些出逃人员，看似拥有巨额财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实则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国外并非法律飞地，逃到天涯海角，终将面对现实。已归案的杨秀珠（百名红通人员第1号）在回国后，就说了“在外面，这个苦楚，你们在国内的是领受不了的，我们在外面是知道的”。荷兰，是杨秀珠滞留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她自己回忆在荷兰的生活，逍遥法外的日子其实也并不逍遥。过去身为领导干部的她，曾经到中餐馆去做帮工。 中央追逃办将2019年定为追赃工作年。一方面，加大反洗钱调查力度，持续发力打击地下钱庄，对国内涉案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实现赃款在中国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另一方面，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动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多措并举追缴赃款，力争赃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与此同时，在2018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培训班上，中方代表主办方提出呼吁各方强化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形成《腐败资产追缴国际合作十条倡议》。 中共十九大以来，截至2019年5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2,395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731人，追回赃款47.06亿元。不断刷新的“红通追缴”成绩单彰显了中国政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同时，对于有着悔改之心的出逃人员，政策上是宽严相济的，对其应有的人身权利给与了应有的维护。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严格执法，确保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正当权利。在已经做出判决的归案人员中，遣返和缉捕到案者判刑相对较重，如江西省李华波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在新加坡被判处十五个月有期徒刑，服刑期满后被遣返回中国。2017年1月2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华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赃款人民币482.98万元、没收新币545.4158万元。 而劝返到案者判刑较轻，亦有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归案人员。如吉林省闫永明案，2016年11月12日闫永明被劝返回国。2016年12月22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闫永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人民币3.29亿元。四川省朱振宇案，2015年10月13日，外逃美国后又潜逃回国内的朱振宇投案自首。鉴于朱主动投案且系从犯，主犯袁梅尚未到案，2016年1月4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上海市张丽萍案，2016年3月27日张丽萍被劝返回国。2016年5月18日，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认为张丽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个被追回的外逃人员案例一再证明： 海外不是法外，外逃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