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魁省CAQ政府强势通过两项有争议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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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Jolin-Barrette, debou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applaudit.

七天记者 颜宏 去年10月刚刚赢得魁省选举的CAQ政府在今年春天时提交了两份富有争议的法案：移民法改革的第9号法案（详见本报第633期）和魁省世俗化的第21号法案（本报第640期详细报道这个法案的来龙去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拥护者拍手称快，反对者愤怒游行。 不过在临近暑期休会的最后一分钟，CAQ在“终止辩论（bâillon）”程序下，先是利用其多数议席的优势，在经过长达19个小时通宵达旦的辩论后，于6月16日凌晨以62票对42票通过魁省移民改革法案，正式废止了以前积压的1.6万份移民申请（另外的2千份已经在这之前审理完毕），涉及近5万申请人。接下来，CAQ再接再厉，以73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第21号魁北克世俗化法案。 根据词典Petit Robert，Bâillon是指用来堵嘴以防止人说话或呼喊的东西，政治上则意味着剥夺言论自由。这是魁省国民议会的一项特殊程序（procédure d’exception），这个程序允许执政党政府通过限制辩论时间的方式来促成某项法案的通过，以避免无休无止的辩论。这个程序第一次运用是在1939年，在1985年到2015年，魁人党（Parti québécois）执政11年，共使用了70次这个程序，最主要的使用者是Lucien Bouchard，在他执政的5年时间内，运用这个程序通过了53项法案；魁省自由党（Parti libéral du Québec）执政19年，使用了79次这个程序。 申请 新的移民法通过以后，魁省移民系统彻底终止了原来的QSW遴选办法，即根据申请者年龄、教育背景、适应能力、专业领域、语言水平、工作经验、配偶子女情况等进行打分的原则，按照收到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审理的方法，而是采用新的Arrima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启用，目前已经有11万5千人提交了移民意向表，评分标准也还在沿用去年8月份的，有资格申请技术移民的候选人（即单身人士分数超过50，家庭申请者分数超过59）需要在这个系统里建立账户，在90天内完善申请表并递交申请意向；申请意向提交后在Arrima系统中等待被抽取，有效期为一年，有魁省job offer的、有在魁省劳动动力短缺行业领域工作经验者、分数高者以及法语好的申请人更容易被抽取；被选中的申请者可获邀提交正式的申请材料，处理时间为12个月，申请人在获得邀请前可更新申请信息，例如提交语言成绩增加总分数，获得邀请后则不可更改申请信息；如果一直没有获邀提交材料，一年后申请意向失效，申请人需要重新在Arrima开档建立新的申请账户。 申请者在获得递交材料邀请后才缴纳审理费，可随时撤销技术移民申请。获得邀请递交材料后可有两种结果：一是在规定90内递交申请材料，经过移民部审理符合条件获得魁省移民证书CSQ（Certificat de sélection du Québec）；二是经过审理不符合移民部的要求，申请将被驳回，申请人可等一年后再次在Arrima开档建立新的申请账户。 Arrima还允许魁省的潜在雇主查询申请人的资料，挑选自己满意的申请人，一旦雇主选定了申请人，魁省移民部即可向该申请人发出递交材料邀请，并加速这些人的审理进程。不过这个伙伴关系系统将于今年夏天开始建设，最早需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让魁省的工商企业入库查询。 魁省移民部长，也是这次移民改革法的推动者Simon Jolin-Barrette表示这种新的移民筛选系统优先考虑魁省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强调移民申请人的法语能力以及融入魁省社会的能力，并将有限缩短魁省移民的甄选时间，对魁省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省长François Legault还特意指出，新的移民甄选系统将有利于把移民分流到更需要劳动人口的边远地区，避免移民聚集在蒙特利尔以及周边地区。对于被废止的那五万多申请人，凡是目前已经在魁省生活的，总数约3500人，魁省移民部将优先审核他们的文档，尽快给他们明确的答复。 动荡 21号法案全名为“尊重国家世俗化法”(Loi sur la laïcité de l’État)法案，这个法案禁止新受雇的魁省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佩戴任何宗教标识类服饰，不论是大物件如头巾、罩袍还是小饰物如耳环、项链，不论外面可见还是不可见都将禁止佩戴。涉及的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威权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所有携带武器的公职人员（警察、保安、狱警、法警、自然保护区管理员等），司法人员（公诉人、法官、政府律师、调查专员等），公立学校正、副校长以及教师等。 这个法案从一开始提交就备受争议，在通过不到24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被个人和几个组织告上了法庭。一名攻读教育学的穆斯林女学生和她的代理律师Catherine McKenzie表示将尽快向法庭提交起诉文件。一年前，就是这个律师在魁省高等法院胜诉，让前自由党提出62号法案被暂停执行。第62号法案是2017年由当时执政的Couillard政府推出的，规定民众使用公共服务或担任公职时不能将脸遮住，要求任何人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部门工作或上学时必须露出面孔，因为这涉及到沟通、身分的辨识等安全问题。 加拿大全国穆斯林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s musulmans canadiens）和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s libertés civiles ）也表示将通过法庭废止这项法律。 联邦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保守党领袖谢尔、新民主党领袖Jagmeet Singh都表达了发对意见，还有议员表示如此践踏人权的法案获得通过是“魁省，乃至加拿大历史上伤心的一天”，联邦接任王州迪的司法部长David Lametti甚至表示联邦有可能会介入来推翻这项法案，阿尔伯塔省前任省长Rachel Notley甚至在推特表示“这是加拿大的悲哀的日子，因为种族歧视成为了法律”。 蒙特利尔市长Valerie Plante表达了对该法案执行情况的担忧；蒙特利尔两家英语校董会公开表示“不打算执行该法案”；Cote-des-Neiges-Notre-Dame-de-Grace区的区长 Sue Montgomery和Westmount 区的区长Christina Smith也明确表示不会遵守这项法律，因为“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穿戴什么”。 这项法律被通过的第二天，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都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反对者们正忙着组织将在周日进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 Read more

加拿大政府再次承认原住民遭受“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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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原住民女子Tanya Holyk的家人穿着纪念T恤 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两年半的调查，《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报告》ENFFADA（Enquête nationale sur les femmes et les filles autochtones disparues et assassinées），6月3日在位于Gatineau的加拿大历史博物馆发布。这份长达1,200页的报告收录了超过2,000人的证词，结论指出各级政府在处理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案件上，存在严重的偏见及“结构性问题”，甚至已经达到种族灭绝（Genocide）的程度。 在加拿大民众的眼里，“种族灭绝”是指像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再或是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相对于这些动辄死亡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历史事件，该报告使用“种族灭绝”这个字眼（在报告中出现了122次）来描述几千名原住民女性被杀或失踪案让很多加拿大人无法接受，就连魁省和拉布拉多第一民族领袖Ghislain Picard以及Atikamekw族的大酋长Constant Awashish都不认同。 在报告发布会上，总理特鲁多先避免使用这个字眼，只说没有必要在用词上纠缠，而应该更注重事实和解决办法，但第二天在温哥华召开的Women Deliver大会上又表示接受该报告的结论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并再次强调不要把着眼点放在用词上，要放在具体的措施上。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列举了构成种族灭绝之行为：“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但如何界定某些历史事件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并非易事，几乎每一起被指控为种族灭绝的案件中，由于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对于事件细节的描述和事件解释都会存在激烈的争议，不同立场的人甚至于对事实的描述也可能大相径庭。 调查 加拿大原住民女性在人口中只占4%，但在1980年至2012年间，全加拿大被谋杀的女性人口中，原住民女性占16%。根据警方的记录，在1980-2012年间，被谋杀和失踪的原住民女性有1,181人，其中被谋杀的有1,017人，失踪的164人。原住民被害女性多以30岁以下年轻女性为主，甚至包括一部分未成年人。但原住民社区一直不认同这一数字，认为被害和失踪的女性远远不止这些，估计有4千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敦促政府进行公开研讯。 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原住民女性被害或失踪问题只是刑事犯罪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因此拒绝进行公开研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曾就此问题专门到加拿大调查，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原住民家庭、社区和机构也敦促加拿大采取行动，展开全国性的调查。 2015年，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上台，作为竞选承诺的一部分，宣布启动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害问题的全国性调查，并用3个月的时间举行了18场围绕调查制度设计等问题的听证会，这也是以原住民身份当选的前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上任后首先并优先处理的议题。 2016年8月，由卑诗省首位女性原住民法官Marion Buller为首的5人调查委员会成立，其余4位分别为原住民妇女协会前主席Michèle Audette、原住民律师Qajaq Robinson、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大学的原住民法律研究专家Marilyn Poitras以及原住民人权律师Brian Eyolfson。该委员会当时获得拨款5386万元，计划从当年的9月1日开始调查，持续两年，至2018年12月31日结束。这个委员会依据加拿大的《听证法》获得法律授权，有权传唤目击证人及搜索证据，有权查阅涉案卷宗，还可以检视和报告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系统性以及深层因素，检视政府机构的政策及执行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政策的制定、儿童福利以及社会及经济状况等。 历史 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约169万，占总人口4.9%，一般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Inuit）和梅蒂人（Métis）。原住民深受贫困、忧郁、暴力犯罪、高失业率和酒精毒品问题困扰，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加拿大全国水平。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由于这些原住民不喜欢“印第安人”这个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因此二战后逐渐在官方场合被“第一民族”（意即最早在加拿大定居的民族）所代替，人数最多，全国有97万多人。 因纽特人即华人所熟知的“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被因纽特人认为是歧视性语言，因此近代以来他们一直自称“因纽特”，意思是“人”，这个名称也渐渐成为正式的族裔名称。因纽特人分布广泛，但在加拿大境内仅有不到10万人。 梅蒂人较为特殊，他们是殖民时代早期由法国移民和原住民通婚形成的、按照原住民部落形式组织、生活的混血民族，人口40多万。 这些原住民在加拿大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登记立案的部落约有600个，语言有53种，原住民居留保护区2250个，72%左右的原住民居住在这些保留区内。 原住民是加拿大这片土地上本来的主人，公元1500年时，他们的人口超过35万，分为北极族、东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大族群下又分为无数个小族群，拥有语言近百种。 到了17世纪，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和美国。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0年，英国战胜法国，独霸加拿大，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而伤亡惨重。再加上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攫取了大片属原住民的土地，并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公民权。 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居然通过了一项“土著同化”的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从家里带走，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由教会统一管理和教育。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本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儿童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家人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而他们的父母却再也得不到他们的音信。 由于这种“断子绝孙”的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加拿大政府直到1984年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被关闭，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正式向原住民道歉却一直等到2008年6月11日。 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渊源 前司法部长王州迪的父亲Bill Wilson是卑诗省著名的原住民领袖和律师，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原住民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她的家人也很彪悍：奶奶曾因积极参加维护女性权益和原住民权益运动而坐过牢；母亲在得知两个女儿因原住民身份被学校歧视后直接杀到学校怒怼校长；王州迪从小就对学法律非常感兴趣，并且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 Read more

害人还是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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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夫妇和孩子在一起。

七天记者 颜宏 还记得2017年轰动全世界的加拿大人质被解救事件吗？这对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夫妻在被塔利班囚禁5年后不仅被成功地救了出来，还在被关押期间生了3个孩子。他们的平安归来被自由党政府视为加拿大对抗恐怖主义的＂里程碑＂式胜利，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加拿大民众也对他们的境遇充满同情，连篇累牍地讲述他们被绑架的悲惨经历，被解救的各种细节，特鲁多总理甚至邀请他们全家到总理办公室做客。可他们回到加拿大不到2个月，男方就因性侵、非法拘禁、殴打他人、刑事骚扰等19项罪名被逮捕，而受害者就是与他被塔利班囚禁期间“相濡以沫”的妻子，刑事控罪还没开审，两人又因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对簿公堂，互相指责。最近，一直低调的女方打破沉默，接受了CBC的专访，解开了事件的另一面。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捋捋这比好莱坞大片还狗血的现实版爱恨情仇。 网络情缘 男主名叫约书亚·博伊尔（Joshua Boyle），1984年出生在安省的Breslau，2005年从滑铁卢大学毕业。911袭击事件发生后开始关注人权问题以及被关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加拿大籍恐怖分子奥马尔·卡德尔（Omar Khadr），就是那个让加拿大政府赔偿了一千零五十万的战犯。博伊尔认为被捕时只有15岁的卡德尔是无辜的，于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义务地在各种场合为卡德尔辩护，代表卡德尔家庭发言。在帮助卡德尔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认识了卡德尔的姐姐Zaynab Khadr，两人于2009年结婚，但这场短命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两人于2010年离婚。一年后，博伊尔和美国人凯特兰·科尔曼(Caitlan Coleman)结婚。其实两人早在2001年就通过互联网认识了，当时科尔曼只有16岁。 科尔曼对CBC的记者说，在网上认识的博伊尔是她的第一个爱人，连第一次的初吻都给了他。两人于2011年结婚后，就在中美洲旅行了几个月。博伊尔也曾对媒体说：“我们都喜欢探索世界，于是旅行结婚的想法一拍即合。” 两人在旅途中 博伊尔一直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他认为西方媒体对塔利班的报道并不准确，有很多歪曲和诋毁的地方，他想去报道一些真正的塔利班的故事，于是暗自决定去阿富汗进行采访。但他并没有对科尔曼说实话，科尔曼还以为他们只是去中亚地区旅行，他们先后去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等到科尔曼意识到博伊尔准备去阿富汗时为时已晚，因为博伊尔拿着她的护照和两个人的钱，她既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钱，只能被迫随着博伊尔走。2012年10月，他们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塔利班大本营瓦尔达克省背包旅行时遭到亲塔利班组织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的绑架，当时科尔曼怀着6个月的身孕。 被囚 他们被绑架的事情，刚开始外界一无所知。直到2013年7月份，一名与塔利班有联系的阿富汗人给博伊尔的父亲寄送了两段视频，视频显示他们已经被绑架并作为人质，两人还在视频中呼吁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营救他们。中间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到了2014年6月，这两段视频才由科尔曼的家人公布出来，外界才开始获知他们的情况。 2015年，科尔曼的家人收到了科尔曼写的信，说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了。2016年8月，一段视频被传上youtube，视频中博伊尔说如果阿富汗政府没有被美国或加拿大或以其他方式被推翻，他们和孩子们将被杀死；科尔曼也求对方饶她一命，还说自己过着“卡夫卡式的”人质生活，并称自己被“糟蹋”了，她敦促美国政府“帮助结束这种恶行”。2016年12月，另一段视频被传到网上，他们和两个孩子都露面了，科尔曼再一次要求美国政府采用一切办法让他们一家人获得自由。 哈卡尼组织是盘踞在巴基斯坦的武装组织，活跃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及与巴基斯坦交界的阿东部一些省份。这个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ISIS）不同，他们一般不处决西方人质，而是利用人质来换取赎金，或换取其他人质，但绑架过程会中对人质大量用刑，性侵女性，虐待儿童等，非常残忍。 据博伊尔的说法，他们遭到绑架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妻子当时怀有身孕，绑架者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盯上他们，实施了有目的的绑架。绑架者原本打算在科尔曼生产前就能向美国政府勒索到赎金，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得以，哈卡尼组织才公布了他们被囚禁的视频，以便向美、加两国政府施压。 在5年的囚禁生活中，科尔曼表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博伊尔并没有在她身边，因为在刚开始的7个月里，他们是被分别关押，后来才被关在一起。除了受到塔利班分子的虐待，科尔曼还受到来自博伊尔的暴力。科尔曼曾在法庭说：“我当时已经怀有6个月的身孕，因此感到非常害怕。但是，丈夫在此期间不但没有保护我，反而似乎有意要成为我生命中的敌人。我们在被囚禁的第3年，他开始变得易怒和暴力，经常用力打我的脸，力量足以打破我的颧骨。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将我锁在带有蹲坑厕所的小淋浴间里，还声称丈夫有权利杀死妻子。” 孩子们也都是由博伊尔照顾，科尔曼在不经过博伊尔允许的情况下，没有权利和孩子交流；只有喂奶的时候，她才可以抱孩子。科尔曼说这段时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她曾试图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这些场景总是在脑海里，让她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困难。 营救 他们被绑架后，哈卡尼组织曾要求释放被阿富汗政府逮捕的指挥官Anas Haqqani——该组织创建人的儿子，还威胁说如果Anas Haqqani被处死，便杀了博伊尔这一家人。2016年1月，加拿大人Colin Rutherford在卡塔尔安排的与阿富汗政府的囚犯交换后获释，加拿大政府原以为随着Colin的获释，博伊尔一家也会很快被释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加拿大政府多次呼吁哈卡尼组织无条件释放被绑架人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加拿大记者追问特鲁多此案进展，特鲁多回答说，加拿大政府一直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在全球范围内涉及处于困境的加拿大公民的领事事宜。政府会定期获得有关博伊尔夫妇情况的通报，也一直在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以及盟国进行合作，以争取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平安返回家园。 美国也一直在寻求解救人质的办法，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成立了一个人质解救协调小组。奥巴马政府曾寻求启动与塔利班的谈判，但美国军队在2016年5月进行的无人机袭击中杀死塔利班领导人Mullah Akhtar Mohammad Mansour，让刚刚开启的谈判大门再一次关闭。 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一项对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新战略，表示塔利班和其它武装组织将不会再在巴基斯坦找到庇护所。而正是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对本国极端组织进行的清剿，使得哈卡尼组织不得不把博伊尔一家转移到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当他们被转移时，美国情报局获取了这个信息，并通报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介绍了解救行动的详情，“美国在下午4点左右通知我们塔利班用一辆汽车把人质从阿富汗运入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我们随后立即派兵，追踪这辆车，并在7点半左右发起行动，安全解救出了被关在汽车后备箱中的人质。”他还说，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是行动成功的关键。可以说巴基斯坦的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成功解救了博伊尔一家，还让美巴关系也因此进了一步。 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向CNN透露说，美国情报部门在掌握了科尔曼一家所在车辆的动向后，将这一最新情报提供给了巴基斯坦当局，美方随后开始讨论如何单方面营救人质。让美国官员意外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很快就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救出了5名人质。 博伊尔一家被解救后，被直升飞机送到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那里正有一架飞往美国的C-130运输机在等着他们。但博伊尔拒绝乘坐美国的飞机，也不允许家人上飞机，甚至拒绝让医务人员检查他们的孩子，最终经过协调，他们乘坐飞机途径伦敦希斯罗机场后，于2017年10月13日飞抵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博伊尔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控诉塔利班对他们一家犯下的罪行，并指责塔利班谋杀了他们的另一名婴儿，但两天后，塔利班否认他的指控，说另一名婴儿是因流产死亡的。 重回地狱 回到加拿大后，他们先是回到位于安省Smith Falls的博伊尔父母家呆了几天，随后搬到渥太华的一处公寓，这期间，科尔曼几乎没有说过话，一切对外发声都由博伊尔代劳。但10月17日，科尔曼被紧急送入Smith Falls的一家医院，但博伊尔拒绝提供任何信息，所以人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7年12月30日，博伊尔拨打911，说科尔曼发疯般地跑出了公寓，并威胁要自杀，但经过调查后，警方在第二天逮捕了博伊尔，并指控他多项刑事控罪。据科尔曼后来对CBC的记者说，那天她实在受不了了，是光着脚，只穿着袜子逃离的，外面到处都是雪，身上只有藏在胸罩里的20元钱。 博伊尔给她制定了很多家规，让她的日常生活如地狱一般。这些家规包括一周要给丈夫提供14次性高潮；要记下每天吃的食物，不能多吃；每天要做运动消耗掉750个卡路里；禁止使用指甲油；禁止穿短裙，只能穿长裙等等，还要她向像自己的前妻一样穿蒙脸的罩袍，在科尔曼的激烈抗议下，才允许她只包着头。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博伊尔轻则对她拳打脚踢，重则使用扫把打她。 博伊尔和其中一个孩子在一起 2018年6月1日，博伊尔被保释出狱，但需要遵守严格的保释条件，并需要佩戴电子追踪手环。同时博伊尔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否认所有的指控。 2018年7月，这对曾经“共患难”的夫妻为了争夺对孩子的监护权，站到了法官面前。博伊尔指责科尔曼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说她经常忽视3个孩子，让养育孩子的任务全部落在自己身上；科尔曼则表示博伊尔禁止自己亲近孩子，还说自己这五年来噩梦般的生活让她的身体、精神和情感都受到严重的虐待。 7月23日，安省高等法院法官Engel king判定孩子监护权暂时由科尔曼获得。法官还说把三个孩子留在博伊尔身边，就好像再次将他们扣为人质一样。同时法官还签署了一项限制令，禁止博伊尔联系或探望他的妻子或3个孩子。 判决下来时，科尔曼正在给即将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做B超检查。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赢了，就是说我可以回美国了。”科尔曼的律师建议说如果想回去，就需要尽快穿过边境线，以防博伊尔上诉。 新生 科尔曼在检查结束后，立刻跑到律师的办公室，拿了法官判决书的副本，紧急赶回自己租住的公寓，让从美国过来看自己的母亲、姐姐和一个姑姑帮着收拾东西，立刻搬家。在太阳快下山时，他们这辆装满了人和东西的7座SUV赶到了Ogdensburg海关，因为有判决书在手，海关官员问了几个问题后就放行了。当听到海关官员说“欢迎回家”时，已经六年没有踏足美国国土的科尔曼百感交集。 科尔曼带着孩子在公园 科尔曼现在带着孩子们住在美国，过着平静而正常的生活，不过她的住址是保密的，以防博伊尔找到或联系她们。她已经开始起诉离婚，并希望能去攻读心理学。她对现在的安宁生活很满意，并希望能看着自己的孩子们长大，确保他们过上快乐、美好的生活。  

学霸是怎样炼成的——访第八届九鼎奖学金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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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一年一度的九鼎奖学金揭晓，10位候选人在全省范围内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有的人甚至因为太优秀而让评委会难以取舍，那么这些在魁省学习的华裔子弟和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到底都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霸都是怎样炼成的呢？ 在颁奖典礼前，记者采访了这些学生，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没有像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年轻人那样或是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而浑浑噩噩，或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无所事事，或是沉迷于上网或玩游戏而起居无时，相反他们目标明确，生活规律，每天早睡早起，还特别注重体育锻炼。当然了，从古至今成功的人士都是相似的，但通向成功的道路却有千万条，他们成功的那一条是什么呢？让我们一个一个走近看看。 唯一的留学生：周明坤 周明坤来自北京，是本届获奖者中唯一的留学生。目前在康大上三年级，主修金融和会计专业，还是康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他不仅帮助新来的留学生熟悉本地生活，还每年在唐人街组织留学生“春晚”，召集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共渡春节，每次活动都能吸引500多人参加。 在国内时的周明坤比较内向，顶多当过班干部，现在则成为学生会外联部的负责人，手下带领着四、五名干将，负责在外人看来比较困难的筹款工作。他不仅承担了这块“难啃的骨头”，还乐在其中，这种转变一方面来自本身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他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 做为唯一的留学生获奖者，周明坤坦承之所以选择蒙特利尔做为留学目的地，就是因为相比多伦多和温哥华，蒙特利尔的华人少一些，可以在客观上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地带，走出去和别人接触，认识新的朋友，学习对方身上的优点，改善自己。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自刚来时参加了一场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三年来已经从一个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成为学生会的副主席，不仅在学校内参与、组织了多场活动，还和华人社区、本地西人社区有很多交集。 周明坤觉得来到蒙特利尔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这里的社会氛围开放、宽容，只要留学生不是拘泥于说普通话、来自中国的交友小圈子，很容易融入一个新的团体，结交到新的朋友。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思想上、习惯上或是文化上的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才让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也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获奖无数：莫之争 莫之争在蒙特利尔出生，父母都是上海人，从法国来到加拿大，目前是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正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从事与亨廷顿氏症和帕金森病有关的特定类型神经元的研究。 这不是她第一次获得奖学金，因为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突出，她拿过很多奖。比如上大学前，在私立的Collège André-Grasset上学时就获得过Archimède à Zola奖；到了麦吉尔大学后，她又获得了每年3千元的奖学金。 之所以能够经常获奖，莫之争认为成绩好只是一方面，更需要申请人具备“十项全能”，包括各种课外活动中的参与能力、领导能力及表现出的各种特长，申请文章的撰写，面谈的情况，推荐信等都会对评选结果产生影响。比如她热心于促进心理健康的推广，目前参与医学院学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医学院学生的健康宣传和服务，对感觉孤独、焦虑或其他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提供帮助，同时她还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 说到如何能成为全面发展的学霸，莫之争的秘诀是全情投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摒弃外界的诱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上，所以效率比较高。但这种专注力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需要训练和保护的。要在无数次的尝试和调整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间管理办法和专注力训练方法。莫之争也是在不断的自我纠正中才走到今天的，比如在Cegep时，有一段时间她经常搞到很晚才睡，第二天感觉很疲倦，做事情的效率也不高，后来发现自己早上的效率最高，所以她现在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跑步或做肌肉锻炼半个小时，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晚上9点钟就上床。 空手道学校掌门人：陶然 颁奖晚会上唯一进行才艺表演的陶然刚刚20岁，本来就读的是多伦多大学商科，但后来发现这个专业不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就转学到麦吉尔大学，转而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她3岁起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在魁北克城读的小学和中学。 陶然也不是第一次获奖，在中学和多大都获得过奖学金，也是一个学霸，但这个学霸花费最多时间做的事情却是空手道训练和比赛。因对空手道这项运动的热爱，13岁的陶然顶着家人的反对开始了训练，至今已经7年，目前是成人黑带一段。在2018年获得过国际个人铜牌和团队银牌，2019年获得过省级金牌。陶然还在麦吉尔大学创建了空手道学校，自己身兼校长和教练，从为学校筹集启动资金到招学员到教学，她都亲身上阵，大大锻炼了她的耐心、毅力、品格、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 陶然表示空手道的训练很多时候是乏味的，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却看不到进步，但这就是空手道的意义所在：在严格的肉体及精神修炼当中，面对及遭受自我极限的挑战，很容易产生退缩、逃避甚至放弃的念头，但当你用坚定的意志坚持下去就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种经历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经常会感觉遇到学习或生活的瓶颈，好像无论怎么努力都是老样子，看不到转变或进步，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持，也许只要再坚持一下下，就走出了谷底，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认准了方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 Happy Belly主席：何晓荷 何晓荷是麦吉尔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自加东的新不伦瑞克省。她出生在北京，三岁多时跟着到新不伦瑞克大学攻读PHD的父亲来到加拿大，可以说是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从小生活在学术环境下的她，不仅对外界事务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还非常热爱美食，所以选择了食品科学与营养学两个专业，可谓实现了梦想与现实的统一。同时还是校园公益组织Happy Belly 的主席。一听这个组织的名字就知道和食物有关，没错，这个组织就是向合作的超市和农场收集即将过期但还可食用的食材，再利用校园内的厨房制作出可口的素食免费提供给学校的师生，避免了食物的浪费，而在这一过程中，何晓荷也从一个积极参与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 两个学科繁重的课程，再加上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大二、大三连续两年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等，让何晓荷非常忙碌。如何做到二者兼顾呢？她的秘诀就是要学会平衡课上和课下，即做好时间管理，学会制定计划，统筹安排。她不爱看电视，不喜欢打游戏，但在facebook上浪费的时间有点多，所以她觉得在自己的时间管理上还有潜力可挖，可以继续优化。另外她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要自信，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同时要有意识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力求下次做得更好。 业余记者：姚佳琪 姚佳琪是麦吉尔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因父母的工作关系，她在新加坡出生，在辽宁大连住了三年，7岁时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后来父亲在美国找到工作，又全家移居到纽约住了四年，本来她已经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常青藤的布朗大学，但麦吉尔大学给她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所以就来到了蒙特利尔。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她还义务的担任了本科研究期刊的执行编辑外，同时是校内媒体McGill Tribune的记者、撰稿人，报道蒙特利尔和麦吉尔大学的各种调查和活动。她希望入读医学院或从事全球健康事业，今年她将组织一次到台湾的医疗交流之旅，让学生可以了解不同的医疗系统。 问到她是如何平衡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的，姚佳琪表示最大的秘诀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拖，自己给自己设定deadline。而这是她从自己的“失败”中得来的教训，所谓的失败是指自己申请藤校时没有被心仪的学校录取。反思后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在高中时做得更好，但由于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参加短跑训练队时花费过多的时间，导致申请功亏一篑。 为阅读障碍者做公益：蓝嘉瑞 两岁时跟随父母从北京移居蒙特利尔的蓝嘉瑞，是五口之家的长子，在Collège Jean-de-Brébeuf完成高中和预科的学习之后，现就读于麦吉尔大学法学院。他对跨境纠纷解决机制有浓厚的兴趣，期望未来可以学习比较法学，以促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法律体系有更好的理解。 在他十七岁时，和两位同伴共同创建了非营利夏令营活动，最终拥有二十二名员工，在蒙特利尔和博尔莎设有两个分支机构。因为弟弟患有阅读障碍，他非常希望能让公众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所以发起了儿童阅读障碍认知活动公益组织，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传播、了解学习阅读障碍和语言障碍的信息。 目前，蓝嘉瑞和他的团队正在筹备设计一款旨在帮助中国相关从业者筛选中文认知障碍患者的应用程序，而九鼎俱乐部提供的奖学金将会用于支持此项应用程序的研究和开发。 未来外交官：史扬天骄 麦吉尔大学主修国际发展专业三年级学生的史杨天骄可以说流利的英语、法语、汉语和西班牙语，爱好踢足球、游泳、跑步、下国际象棋。他计划继续攻读国际发展专业的研究生，以实现当外交官的梦想。这个梦想起源于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对他父母说这个孩子很善于和人交往，如果能多学几门语言，会是很好的外交官苗子。 史扬天骄5岁时跟随父母移民过来，为了不忘记中文，他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上中文学校外，更有力的帮助是他喜欢听评书，特别是单田芳的评书，通过听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评书联播，即学习了中文，也了解了不少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作为加拿大中加青年商会（CCJCC）副主席的史扬天骄早就听说过九鼎奖学金，之所以决定申请却是因为今年的作文主题让他很感兴趣：如何看待以华为孟晚舟事件引发的中加争执，如何解决，正是他所关心和了解的外交领域话题。 除了日常的学习，CCJCC的活动，史扬天骄还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的创业组织Dobson，周末教小朋友们学习国际象棋等。还利用假期时间参加过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2016年夏天在摩洛哥、2017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参观、考察等。 问到为什么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时，史扬天骄表示动力来自周围的竞争，特别是是中学进入Collège Jean-de-Brébeuf后，周围一下子出现太多优秀的人，不甘心落于人后的自己只能更加努力，给自己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达到后再设立更高点的目标，比如某一科考试考了85分，那么给自己设定90分的目标，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让自己一直跟自己的过去进行对比，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前进。 渴望成为医生：Naomie Vincent Naomie Vincent的中文名字叫陈慧南，是本次红线奖的获得者之一，目前在攻读Sherbrooke大学医学博士。她在南昌出生，5个月大的时候被住在南岸的魁北克家庭收养。由于南岸住着很多华裔，所以她不像其他两位红线奖获奖人一样没有机会接触华人，而是从小就和华人邻居、华人社区有所接触，也有不少华人朋友。 陈慧南从小就是学霸，在高中和大学时就获得过多个奖项，还参加各种活动，做志愿者或组织者。她对医学感兴趣，渴望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但大家都知道，魁省只有四所大学设有医学院，竞争非常激烈，不仅成绩要至少是全省的前百分之五，还要看面试时的表现。陈慧南先是在St-Hyacinthe的兽医学院学习了3年，随后才进入舍布鲁克大学的医学院。 陈慧南很高兴华人社区能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这不但显示了华人社区的团结和华人子弟的优秀，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榜样，起到了示范和激励的效果。谈到自己的成功秘诀，陈慧南谦虚地表示，不要认为别人都比自己强，其实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你有激情，肯努力，够耐心，就一定能够成功。 缺席者：Ariane Villemure Ariane Villemure今年21岁，红线奖获得者，出生在安徽省合肥，1岁时被住在Mauricie地区Yamachiche市的魁北克家庭领养。这次颁奖典礼举行时，Ariane正好去了塞内加尔参加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au … Read more

Thomas Audet的悲剧为什么还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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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grand-père tenant la photo de son petit-fils entre ses mains.

七天记者 颜宏 2016年6月，Saguenay地区一名22月大的男童Thomas Audet之死曾震动了整个魁北克社会，因为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就曾因疑似受到母亲虐待而被举报到该地区的儿童保护组织DPJ（Direction de la protection de la jeunesse）。孩子的亲生父亲和祖父母认为如果DPJ早点介入的话，孩子可能不会死亡，为此他们在今年2月份上诉魁省高等法院（Cour supérieure du Québec）起诉当地的CIUSSS（Centre intégré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 sociaux），要求赔偿108万。 小Thomas死后，当时魁省负责青少年保护和公共安全的部长Lucie Charlebois委托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e）对DPJ的工作是否得当展开调查。一年后，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认为该地区的DPJ在这起悲剧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提出了23条改进建议。 不到两年，类似的悲剧在Granby市再次发生，在DPJ知情并跟进的情况下，一名7岁的女孩被其亲生父亲和继母虐待致死。 事件回放 2019年4月29日上午，魁省公安全厅（Sûreté du Québec）接到报警电话，称一名女孩可能遭受其父母的虐待。警方赶到后，在一间被锁住的房间内发现了双手被反绑，嘴巴被塞住的女孩。据警方描述，小女孩被发现时，已经被囚禁了数个小时，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岌岌可危。 奄奄一息的女孩被紧急送往Hôpital de Granby医院急救，但因伤势过重，很快转院到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de Sherbrooke，但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抢救，小女孩还是因为过度虚弱不治身亡。随后小女孩35岁的继母和30岁的生父以严重侵犯人身罪和强迫监禁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并于5月3日短暂出庭。鉴于女孩已经死亡，法庭强烈反对对夫妻二人进行保释，并表示有可能根据调查提出更加严厉的指控，下次出庭日期定为5月23日。 魁省震动 小女孩的悲惨经历，在整个魁省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发以来，魁省各地的民众络绎不绝的、自发来到案发地，还有很多随家人前来的孩子，在小女孩生前住所的门前草地上或放上一束鲜花，或留下各种毛绒玩具，或放置寄托哀思的卡片。魁省议会甚至为她的死默哀一分钟，省长François Legault表示魁省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承诺调查过程和结果透明，让魁省民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魁省安全局正在进行的犯罪调查，魁省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长Lionel Carmant还要求人权和青少年权益委员会CDPDJ（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e et des droits de la jeunesse）对Estrie地区的DPJ和CIUSSS进行内部行政调查，同时魁省还启动了验尸官的公共调查，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对这场悲剧的发生有更详尽的了解。 … Read more

以己力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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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记者 颜宏 相当长时间以来，科学界一再对地球气候变化拉响警报，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变暖起到重要作用，而全球变暖将引爆气候和生态环境灾难，地球以及生活在地球的所有生命包括人类都将毁灭，而留给人类拯救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于是，在3月15日下午，蒙特利尔地区的15万大学生、大学预科生、中小学生以及一些环保热心人士聚集在皇家山脚下的George-Étienne Cartier纪念碑下，出发前往市中心的演艺广场，为抗议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督促政府采取行动而游行示威。这一天，不仅蒙特利尔的学生走上街头，全球120个国家，300多个城市都举办了类似的活动，大约140万学生在这一天罢课游行来表达对气候变化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紧迫感和对政府不作为的批评。 源起 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体罢课行动起因于去年，一个15岁的瑞典女孩格丽塔（Greta Thunberg）。她出生于2003年，9岁时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开始关注气候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时常教育孩子们要随手关灯，不要浪费纸张和食物，保护环境等。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视，成功地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此，格丽塔开始阅读各种关于气候变化的书籍资料。伴随着知识面增长，她对于气候问题拥有了超出常人的理解，并以“家庭”为基础开始自发为气候变化做出行动。 2018年夏天，瑞典迎来了史上最热的夏天。在暑假快要结束时，正赶上瑞典大选，格丽塔觉得学生长大的速度比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与其坐在教室里无所作为，不如采取行动。于是她决定到斯德哥尔摩的国会大楼前静坐抗议2周。在8月20到9月9日之间，她每天都来到瑞典的国会大楼前表达自己对气候变化的忧虑，大选结束后，则改为每周五逃课过来抗议。她的抗议活动没有什么过分激动的行为，只是在人来人往中默默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气候而罢课”，以示自己无声的抗议。 抗议的过程中有很多人质疑，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应当回到学校去学习。然而她回复说自己会在静坐时学习，会在家里学习。静坐从来都不会影响自己对知识的汲取，相反，和政客的交谈能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由于她的坚持，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她所倡导的“Friday for Future”和“Climate Strike”主题标签也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很多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如英国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德国的广播电视媒体ARD、ZDF等都对格丽塔进行了采访报道。 去年年底，格丽塔受邀在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表演讲，她以坦率而笃定的话语，指责掌握世界话语权的领导人们无所作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让更多的成年人关注到青少年的想法。她说“很多人说瑞典只是一个小国，我们做什么并不重要。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因为太渺小而不能有所作为。”；“我们的文明正在被牺牲，以换取极少数人继续赚大钱的机会。我们的生物圈正在被牺牲，以使包括我国在内诸国的富人们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为少数人的奢侈买单的，是多数人的痛苦。”；“2078年，我将庆祝我的75岁生日。如果我有孩子，也许他们会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也许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在还有时间行动的时候却什么都没做。你们说，你们爱自己的孩子胜过一切，但你们却在孩子的眼前偷走了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在的体制下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改变体制本身。” 她的这一番演讲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为，“几乎让与会的190个国家蒙羞”。 今年1月份，格丽塔从瑞典搭乘32小时的火车来到瑞士小镇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舞台上再次对与会的各国政治、经济精英们强调说“我们的房子已经着火了”，并要求他们要为现在的气候危机负起责任，“我要你们开始恐慌，我要你们感受到我每天的恐惧，然后采取行动。” 风靡 格丽塔的所作所为迅速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为促环保，逃课有理，抗不作为，罢课无罪，越来越多的在校学生加入了周五逃课抗议的行列。各地学生举着用各种语言写就的“没有替代方案（No planet B）”、“你们正摧毁我们的未来”、“没有未来，何必上课”以及“如果你们不能像成人一样行动，让我们来吧”等各种标语口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在社交媒体的串联下， 3月15日的全球大罢课把这场年轻学生自发的保护地球活动推向高潮。在这场活动的“老家”瑞典，格丽塔在斯德哥尔摩中心广场大声对人群说道：“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面对这场危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正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然而它却被忽视了。忽视它的人，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在加拿大，除了对环境、气候变化非常在意的魁省外，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St. John’s，Charlottetown、Regina等大城市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游行，但数蒙特利尔的规模最大。联邦环境部长Catherine McKenna在国会山会见了部分抗议学生，并表示年轻人呼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百多名学生游行穿过国会大厦的草坪，高喊“我们想要什么？气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要？现在！” 在澳大利亚悉尼，有约3万名儿童和青少年从市政厅广场游行到海德公园。他们说：“到了我们起来反抗的时候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做出改变。“ 甚至在贫瘠的非洲，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都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3月15日这天走上街头的年轻人表示对他们长辈的无所作为感到沮丧，他们希望政府能采取切实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学生提出采用《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立法“线路图”，旨在到2030年全面减少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并宣布有关气候变化的全国性紧急状况，以及停止建设新的石油基础设施等。 蒙特利尔的学生则要求制定法律强制政府达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还提出加强教育系统内涉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教育，比如设立环境保护以及气候危机的教程，禁止教育系统内使用污染环境的油气能源等。 批评 在学生们对气候变化和政府的不作为群情激昂之时，也有不少人对于学生们不上课而上街游行的行动不感冒，因为这样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比如蒙特利尔多家教委就在游行之前表示不支持学生们缺课；游行当天，蒙城最大的教委CSDM (Commission scolaire de Montréal )还不得不取消了下午的课程，因为一些学生组成人墙堵在部分学校的门口禁止人进入。 一些教育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政客也表示“我们不应该怂恿学生在上课时间离校抗议。”还认为这种混乱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浪费了上课时间。 另外，并不是所有学生们都支持罢课游行，有相当多的学生表示不会参与游行活动，因为罢课去游行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学习权益。 普通民众更是对学生们的行动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学生们去参加的原因是有半天不用上课，并不是真的把环境问题放在心上；还有人认为真正保护环境的话，应该去做一些身体力行的事情，比如动手清理当地河流，减少食物的浪费，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都比单纯的示威游行更加实在。还有人以中国的学生做例子，因为这天在中国是植树节，学生们不是去上街游行，而是去植树，为保护环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措施 2018年10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一份名为《全球暖化摄氏1.5度特别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将在11年后面临失控，极有可能在2030年前升温1.5 ℃，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极端的干旱、森林大火、洪水以及足以影响上亿人的饥荒。根据这份报告，人类仅有12年时间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谓非常紧急。但正如格丽塔所说的“​​根本没人在谈这些，没有紧急会议，没有头条报导，没有突发新闻，没有人采取必要的行动，就连多数的气候科学家和政治人物也只是忙着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大口吃着肉类和乳制品。“ 这些看似孩子气的话却道出了目前的困境，因为要遏制气候的快速变化，全球四大领域需要发生迅速、深远的变革：能源、土地利用、城市、产业。这些都深刻触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利益分配等，改革将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但针对地球环境破坏严重，气候变化加速的现实，除了上街游行换气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或者抗议其他人不作为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个人可以从衣食住行开始。具体而言，IPCC联合主席Debra Roberts说，个人也许无法决定土地怎么用，种什么，却完全可以决定自己餐桌上要什么不要什么。餐桌上可以少一点肉类和乳制品，多一点蔬菜水果；尽量买本地的农产品和应季果蔬。 个人可以决定步行、骑自行车还是开车，如果开车也可以选择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汽油还是柴油车，或者搭乘公交车。 节约用电、用煤气也是个人力所能及的：可以用晾衣绳，不用烘干机、空调温度设高一点，暖气温度降低一点、有可能的话选择太阳能热水器等等。 … Read more

从两起空难看波音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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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0日上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埃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8型飞机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6分钟后坠毁，机上来自33个国家的157人全部遇难，包括至少22名联合国官员，18名加拿大人和8名中国人。这是波音新研制的同一款飞机在间隔133天后再次机毁人亡。 2018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雄狮航空（Lion Air，以下简称狮航）的一架交付不久的波音737 MAX-8型飞机在起飞13分钟后坠海，机上189人全部遇难。由于这两起严重的空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新交付使用的波音737 MAX-8型号；都发生在飞机刚刚起飞后不久，即爬升阶段；两起事故中，飞行员都在起飞后遇到飞机操纵困难的情况。中国民航“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第一个宣布停止所有该型号飞机的商业飞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和开曼航空公司随后跟进。 加拿大本来一直追随美国的脚步坚持没有证据表明该型号飞机不安全，不肯做出停飞的决定。但被媒体扒出涉及该型号飞机的意外去年一年在加拿大交通部（Transports Canada）记录在案的就有8起。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12月1日，West Jet的一架从Tampa 飞往多伦多的该型号飞机发生控制系统平衡故障，不得不紧急着陆；2018年6月20日，加航的一架从蒙特利尔出发至洛杉矶的该型号飞机起飞后出现控制障碍，不得不返回蒙特利尔机场。目前加拿大运营的该型号飞机共有41架，其中加航有24架，West Jet有13架，Sunwing有4架。 面对来自公众和行业的巨大压力，联邦交通部长Marc Garneau最终在3月13日中午宣布在加拿大境内停飞这一型号的飞机。而美国则在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下，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最终下令停飞该型号的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暂停使用该飞机的国家。 增稳系统“bug”闯祸 ？ 这次埃航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但上次狮航空难发生后，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有可能来自该型号飞机的设计缺陷。 结合各方报道，波音737系列飞机是波音最畅销的窄体机，737 MAX是波音737家族的第四代成员。为了保持与空客A320NEO飞机的竞争，该机最主要的变化是使用了更大和更省油的CFM International LEAP-1B引擎，涉及MAX 7、MAX 8、MAX 9和MAX 10型号。为了省油，发动机的风扇直径要做得比从前的更大，而737的机型设计太老，机翼挂载新型发动机时距离地面太近，影响飞机安全。最后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发动机外形做一定程度的修改，另外还将发动机挂载位置做了修正，其下边缘距离地面到了航空法规的极限，而上边缘已经超越了机翼表面。发动机外形和位置的变化带来了空气动力外形变化，导致飞机起飞时容易出现较大的迎角，带来失控危险。迎角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名词，同时也是飞行员在驾驶飞机过程中参考的数值之一，指的是机翼翼弦与自由流之间的夹角，飞机必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之内飞行，否则可能会出现失速风险。 为了避免出现失速坠机，波音设计师又开发了一套MCAS（Manoeuvering Characteristics Augmentation System）增稳防失速系统，随时监测飞机迎角，当迎角超过了安全界限，就自动压低机头保持10秒钟，等飞机迎角正常后，再自动解除。 业界怀疑，正是这套新的系统在异常情况下自动触发，与飞行员抢夺对飞机的控制权，导致了两架全新的737 MAX-8最终机毁人亡。一些分析认为，在为MCAS编程时，波音的设计人员没有考虑到飞机迎角传感器可能出现故障。而当这样的故障出现时，飞机控制电脑容易发生误判，主动介入并改变飞行迎角的角度，结果导致飞机从爬升变为下降，甚至变为俯冲。更加可怕的是，由于MCAS的预先设定，飞行员无法用手动方式修正这一错误。狮航失事飞机的记录就显示，在坠毁前的11分钟之内，飞行员试图手动拉升飞机达11次之多，但最终没能“拗过”程序的判断。 狮航事故调查组还发现每架波音737 MAX飞机配备两个迎角传感器，正常情况下可提示飞行员飞机需要多少升力或是否有失速风险；但在飞行中，增稳防失速系统仅依赖其中一个主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就作出判断。波音的主要竞争对手空中客车飞机则配有三个传感器，类似的增稳防失速系统会参考三项数据做出判断。 不择手段的波音？ 在民航业内，按载客量进行分类的话，商用飞机可以分为干线飞机（100座以上）和支线飞机（100座以下）。其中，干线飞机根据飞机内通道的数量又可分为窄体客机（单通道）与宽体客机（双通道），而全球窄体客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波音的官网上介绍说，从2018年到2037年，全球总共需要交付的民航客机达42,730架，其中74%的飞机为单通道中、短途的窄体客机。目前这一市场的竞争者不仅有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加拿大的庞巴迪的C系列、俄罗斯的MC21系列，还有中国国产的大飞机C919。 空客有自家的产品A320NEO系列以及收购的庞巴迪C系列飞机（编号为A220），在这一市场有两款主打产品，优势很明显。截至到2019年2月，空客公布的A220/A320 NEO系列客机订单总计达到7,037架，而波音737 Max系列的订单截至今年1月底为5,111架，已经落后于空客。但波音并没有集中精力开发更有竞争力的替代产品，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对波音737的魔改上，想把737的发展潜力吃透榨干。 针对狮航的事故，《纽约时报》在今年2月3日发表过一部长篇报道，通过采访工程师、波音公司员工、参与事故调查的安全专家、飞行员以及行业监管人员之后得出结论——为了让各家航空公司相信波音737 MAX的培训成本比竞争对手更低，波音刻意在飞行手册中隐瞒了增稳防失速系统MCAS，实际上该系统存在俯冲撞地的潜在风险，大多数航空公司和飞行员对此并不知情。 2018年11月7日， FAA面向全球发布紧急适航指令，并明确警告说：“当飞机其中一个迎角探测器数值错误地偏高时，该数值将诱使飞行控制系统不断地向水平安定面传输下俯信号。如果飞行员没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造成飞行控制困难，进而引发下俯姿态超过限制，导致高度严重损失，存在撞地风险。”因此，FAA要求各航空公司针对同类机型修改飞行手册，并且指导机师在类似情况下，如何保持飞机飞行水平稳定，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这个警告让很多人愤怒，因为不管是航空公司的管理层还是飞行员都不知道该型号飞机上居然还装了这样一套系统。因此，飞行员基本没有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准备。 狮航空难的善后处理也极不愉快，虽说波音在FAA的指导下也发布了相关警告，但不认为是自己飞机的问题，表示狮航的飞行员也有问题，狮航一气之下取消了所有的波音订单。西雅图一家名为赫尔曼法律集团（Herrmann Law Group）的律师也在3月7日代表17名狮航遇难者家属在西雅图King County（波音商用飞机的总部所在地）高级法院起诉波音公司，诉状称狮航的飞机坠毁是由于波音安装在737MAX机型上的一套新的飞行控制系统失灵造成的；为了提高该机型的销量，波音“隐藏了新系统，并将737 MAX与其他型号737之间的差异降到了最低”，这样航空公司就可以节省资金，只需对从旧737机型过渡到新737 MAX型号的飞行员进行最低限度的培训。 为了获得更多订单，波音还使用了较为过激的做法。2017年，因为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订购了150架庞巴迪的C系列飞机，波音以加拿大提供补贴进行低价竞争为名，将庞巴迪告到美国商务部，后者给庞巴迪开出了300%的关税，走投无路的庞巴迪不得已以“1美元”的象征价直接把自己卖给了空客。波音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损人不利己，折损了加拿大最重要的航空工业公司，还给自己的竞争对手送了一份大礼。 停飞是个艰难的决定 狮航的事故发生后，波音最初表示要在今年1月提出解决方案：即发布MCAS的升级版本，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预计将推迟到4月份。整改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最主要的原因是联邦层面的航空监管机构和波音公司之间对于到底怎么改，改动多大等方面产生了分歧。波音公司倾向于采用简单的应急解决方案，类似创可贴式修复，把传感器的功率降低，但跟踪这一过程的联邦政府和行业官员则认为这是在拿航空安全开玩笑，必须要大改，要确保单个传感器的故障信号不会触发自动维稳防失速系统。 双方争论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航空安全与波音公司设计理念的冲突，还可能影响到代表失事航班受害者家属的律师提起的赔偿诉讼的裁定。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修建边境墙，关闭了部分政府机构长达35天，也导致安全修复议案的暂停，使得最终整改方案不得不推迟。 在是否停飞某一型号飞机的问题上，许多利益相关团体都可以做出这一决定，包括飞机制造商、各家航空公司、各个国家的民航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飞机制造国的民航安全管理机构等。不过，能够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停飞某一种机型飞机的，只有该国的民航管理部门，通常来讲，飞机制造国的民航监管部门出于安全考量也会推动这一进程。波音是一家美国公司，FAA将会决定是否在美国境内停飞波音 737 … Read more

反疫苗浪潮在全世界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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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一个反对接种疫苗的团体VCC（Vaccine Choice Canada）上周在安省多伦多地区设置了50个大型电子自动循环播放广告牌，宣传注射疫苗风险大，儿童免疫力强不必注射疫苗等内容，虽然这些广告在被群众举报后已经撤下，但也说明席卷全世界的反疫苗浪潮已经在加拿大有了一定影响。 无独有偶，目前正在卑诗省肆虐的麻疹病例已经出现了15例，而这种本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一个家庭的三个孩子都没有接种疫苗，他们在今年年初随家人到越南旅行时感染了麻疹，回来后传播给了其他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推特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病例出现，因为麻疹的潜伏期（从接触到出现感染症状的时间）是21天。 针对麻疹的卷土重来，卑诗省政府计划在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要求父母必须向学校提交入学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该省卫生部长Adrian Dix认为规定必须提交疫苗接种记录的政策会比强制性接种疫苗更有效，避免了把孩子夹在卫生当局和父母之间的法庭诉讼。据统计，有大约14%的卑诗省儿童没有接种麻疹疫苗。专家们建议，如果你在1970年以后出生，过去没有得过麻疹，也没有打过麻疹疫苗，那么最好去补上。 面对这股“反疫苗接种”的宣传浪潮，多伦多公共健康部门（La santé publique de Toronto）负责人Vinita Dubey指出，这些反疫苗的广告宣传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而这种真假信息掺半的做法很迷惑人，也很容易让人们对疫苗的作用和安全产生怀疑。她还认为政府应探讨禁止这类错误宣传或误导信息的广告，就像法律规定禁止烟草公司打广告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2019年全球最大的卫生威胁就是部分人对接种疫苗的反感和拒绝。 虚假论文引发的恐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疫苗列为20世纪公共健康领域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自疫苗问世和推广以来，总有一些人或因宗教信仰或因个人理念而拒绝接受，但一直没有形成大的趋势。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反疫苗浪潮的所谓科学根据是一篇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上的文章。 1998年2月，当时的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的医生Andrew Wakefield等13人发表文章称同时接种MMR疫苗会使免疫系统超负荷，导致结肠炎，甚至可能引发自闭症。MMR疫苗是麻疹（measles）、流行性腮腺炎（mumps），风疹（rubella）这三种流行病疫苗的统称。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之后的几年，英国疫苗接种率一路下跌。从1995的95%以上，狂跌至2004年的81%。在此期间，政府和医疗专家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Andrew的结论表示质疑，认为MMR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并无直接联系。 2004年，这篇文章的13名共同作者中的10人在《柳叶刀》上发表了道歉声明称之前的数据并不充分，贸然提出这一草率的猜想，对公共卫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记者Brain De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发表了一篇历经四个月的调查报道。报道指出Andrew在研究伦理上存在巨大漏洞：研究证据被人为篡改过，他的研究对象都是要进行反疫苗诉讼、期望索赔的家庭，收受了打反疫苗诉讼的律师的贿赂，让他为诉讼提供有利的“学术证据”。 2010年，那篇论文也终于从《柳叶刀》杂志完全撤稿，并裁定其“不诚实、不负责任”。 2011年，英国医学总会取缔了Andrew的从医资格。但这堪称近百年来破坏性最大的医学骗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真相大白而消散。这名已经无权从医的医生也没有停止为反疫苗的鼓与呼，凡是他走过路过的国家和地区，疫苗的接种率就会相应的下降。 疫苗的危害言过其实 反对接种疫苗的人士除了把注射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虚假研究作为依据外，还指出接种疫苗产生的副作用被目前的医学界所隐瞒或选择故意忽视。接种疫苗对一部分人来说确实可带来多种副作用，比如注射部位疼痛，发热，腹泻等，有些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但医学和科学界都认为，接种疫苗带来的这些副作用和产生的好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个反疫苗运动提及的因素是疫苗中添加的抗凝剂、铝、汞、苯酚、甲醛等成分对人体有害。这些成分单独看确实有毒，但其对人体的危害要体现在量上，如果量足够大，任何物质都能毒死人。而疫苗中这些物质的含量非常低，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有的疫苗中加入铝佐剂是为了增加疫苗的活性，见效更快，一只疫苗中的铝佐剂成分只有0.125毫克，而人们每天从饮食中摄取的铝要达到30-50毫克。 再比如，人们以前在疫苗中加入硫柳汞（thimerosal）——一种含汞的有机物，作为防腐剂，因为它有抑制细菌繁殖的作用。虽然这种添加剂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证明对人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但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这种成分已经自2001年起就在绝大部分的儿童疫苗中被剔除了。 针对疫苗制剂中最经常使用的铝佐剂，大部分国家的卫生机构也都认为铝佐剂为“迄今为止使用最为广泛的人用疫苗佐剂，在已上市疫苗中显示了普遍的安全、有效性”。在反疫苗网站上宣传铝佐剂危害的所谓科学论文也只是列举了疫苗中铝佐剂与各类疾病的相关性，且多数处于动物试验阶段、有些样本量极少，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 还有一种说法是注射疫苗会导致过敏。这个谣传最早出现在1997年，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在考察了2100名5-6岁的儿童后发现，注射疫苗对过敏症有积极作用，能防止某些过敏症状的出现。实际上因为注射疫苗而导致过敏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比被雷劈死的概率还小10倍。 自主选择的误区 另一个蛊惑人心的反接种疫苗观点认为，注射疫苗与否应该是个人选择，不需要强加。比如我自己身体健康，孩子的健康状况也很好，就不需要接种疫苗。但情况并非如此，疫苗预防疾病的机理是将弱化的病毒注入人体，通过这种模仿感染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学会自行识别，从而形成防御机制，在真正的病毒入侵时进行反击。新生儿会对某些疾病具有天然的抵抗力，因为他从母乳中获得了抗体。但疫苗预防的是那些无法自行免疫的疾病，而且针对的是最危险的几种。 自疫苗发明以来，一些危险性的疾病已经灭绝，比如1967年，天花曾造成几百万人死亡，随着抗天花疫苗的推广和使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已经消灭天花，天花也成为首个于世上绝迹的人类传染病。再比如抗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前，几乎所有儿童都会感染脊灰病毒，其中千分之五的感染病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瘫痪，这些染病的孩子不得不使用辅助义肢、拐杖、轮椅、呼吸机等来生活或维持生命。在抗小儿麻痹疫苗推出后，现在全世界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还存在小儿麻痹症的案例，在其他国家已经绝迹。 接种疫苗并不仅仅是保护自身，更是在保护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儿童，老人或正在接受治疗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因为接种疫苗的人越多，病毒存活的空间就越小，其传播的能力就会相应的大幅减弱，从而形成群体免疫力。 疫苗产业赚钱不容易 反对接种疫苗的另一个说辞是疫苗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所谓的各种好处都是疫苗生产制造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编造的谎言。其实，全球疫苗市场的规模在2017年达到276亿美元，却只占药品市场份额的2-3%，并不是制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疫苗生产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监管和把控。疫苗在被批准生产前需进行层层检测，包括安全性，适当的剂量以及对疾病的预防效果等。 在美国和加拿大，一种新疫苗在被核准前要经历长达10-25年的临床试验。首先，用计算机预测疫苗将会如何和免疫系统相作用。然后科研人员会对疫苗在动物身上做试验，这些动物包括老鼠、豚鼠、兔子和猴子。在疫苗成功通过这些临床动物试验后，才会批准在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 人体临床试验会分三个阶段：I期临床需招募20-100志愿者，耗时几个月，主要是评估疫苗的基本安全性和确定最常见的副作用；II期临床则需要几百名志愿者，耗时几个月到两年，主要是确定疫苗的组成，多少剂量是必要的，更详细、更多的常见副作用；III期临床则需要几百名至几千名志愿者，耗时几年。 III期临床试验是疫苗获批上市前最后阶段的试验，也是最重要、耗资最大的。疫苗在上市后，还要接受持续性的监测。所以说单纯从赚钱的角度来看，研发疫苗并不能带来快钱、大钱。 民粹和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关于疫苗的很多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很多人还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如果再加上一些有关疫苗的负面消息，民众就会对疫苗产生抵触心理，这很正常。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人们获得各种信息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人们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相互矛盾，甚至虚假信息的困扰。 在国民健康与民众焦虑、在科学进步与网络传言之间，围绕着该不该接种疫苗的争论，社交媒体扮演着反接种疫苗急先锋的角色，不仅传播未经证实的“资讯”，信口雌黄，以讹传讹，还对一些已经证据确凿的事实进行否认或模糊处理，比如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2012年曾在推特上发文称：“接种疫苗是儿童自闭症大幅增加的原因。”而这一说法竟然得到许多人赞同。 在Facebook上搜索“疫苗接种（vaccinations）”“疫苗接种信息（vaccination information）”“疫苗（vaccines）”或“MMR疫苗（MMR vaccine）”等关键词时，前5名返回的结果都是反疫苗组织的网站页面。第一条结果就是“联合抵制疫苗（United Against Vaccines）”或“疫苗伤害故事（Vaccines Injury Stories）”的反疫苗组织网站。Facebook上一个名为“关于疫苗真相（The Truth About Vaccines）”的网页，则在向人们传递“没接种疫苗的孩子比接种疫苗的孩子健康”这一非科学理念。令人惊讶的是，该页面已经拥有超过13万名粉丝；在一个“停止强制接种（Stop Mandatory Vaccination）”的网页中，管理员甚至向超过11万名粉丝保证，他们不需要接种疫苗。 Facebook上其他反疫苗网站同样在发布一些没有科学依据、危言耸听的报告，如婴儿接种MMR疫苗一分钟后死亡，HPV疫苗导致儿童瘫痪、死亡等案例。 … Read more

郴州“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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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明居 九月五日，乘坐时速达300公里的“和谐号”G73次高铁南下,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曾经熟悉而今又变得陌生的风景，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直奔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湖南郴州。 出发前对郴州的了解是有限的，只知道她是湖南的南大门，是老一代中国女排成就“五连冠”伟业的福地。通过几天的走访，我对郴州的认识和了解逐渐“立体”起来，她的美让我惊诧，她的建设成就让我惊讶，我有点羞于自己以前对她的“无知” ，甚而至于怪罪起她的低调来了。 郴州古称林邑,意为林中之城，全市森林覆盖率70%,名副其实。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标准，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到每立方厘米1500个时,是空气清新的标准,达到每立方厘米2万个以上,则具有医疗保健的功效。郴州别名“福城” ，生活在每平方厘米高达数万个负氧离子的森林之城的郴州人，实在有福气。查康熙字典和说文解字，郴字除了地名和姓氏，也没有别的意思，这一点倒是和我的家乡河南濮阳有一比，濮字独属濮阳，郴字独属郴州。 郴州“北瞻衡岳之秀，南峙五岭之冲”，自古以来为中原通往华南沿海的“咽喉”。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人文毓秀之所”。郴州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 是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也是湖南省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是湖南省重点打造的“新增长极”。 魅力东江湖 曹广文 摄 按照当地人的权威概括,湖南郴州的特色可以用“一山一湖一泉、一城一岭一会”这六个“一”来描述 :“一山”是莽山,中国南方面积最大、生物物种保存最完好的国家森林公园；“一湖”是东江湖,有“人间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的美誉；“一泉”是汝城热水温泉,号称“中国华南第一泉”，高温98度，可直接煮鸡蛋花生，富含保健成分“氡”；“一城”是桂东县,森林覆盖率达86.4%，负氧离子平均每平方厘米2.25万个，还是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发源地；“一岭”是书仙岭,自古享有“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誉；“一会”是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无愧于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称号。 雾锁小东江 渔民撒网忙 飞天山绝壁悬棺 “一山、一水、一泉”是郴州山水风光的精髓。不过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无缘去登临莽山、拜谒桂东、书岭求仙，遗憾只能下次来弥补。几天来，飞天山的奇(“无一山不奇，无寸土不丽”(徐霞客语), 东江湖的秀，小东江的雾(“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落在人间！”厉以宁语),资兴古八景之首的兜率灵岩的幽，汝城热水温泉的润已经令人流连忘返了。 兜率灵岩 钟灵毓秀 曹广文 摄 汝城中华温泉博览馆 或许用几天时间全面认识一个城市有点太短暂,所以这种“立体感”也许算不上全面，那么现在就允许我对郴州的所见所闻,不妨再多用几个“一”来做补充。就象一幅美丽的拼图，放上最后几块，在山水美景之外，添加些人文色彩。 一台昆曲 这次南下旅途中正好有余秋雨的《中国文脉》一书相伴，跟着大学者的思绪梳理中国文脉。从远古的《诗经》，到先秦时期的屈原和《离骚》，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唐诗宋词的文学高地，一直到元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戏剧，才得到了填补，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昆曲是明代的一个传奇，是与古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齐肩的文化奇迹。 郴州在文化上没有让我失望,来到第一天就让我邂逅了戏剧的活化石—昆曲。昆曲是”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是世界三大古老剧种中独存于舞台的剧种,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全国七大昆剧院之一的湖南省昆剧团（湘昆）居然在郴州! 昆曲《游园惊梦》剧照 在昆曲系统中，虽“腔出吴中”，但“声各有变”。湘昆音乐既有文雅的共性，又有质朴的个性，表演上优美细腻中显出粗犷豪放的风格。受本土地域文化的影响，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田汉称湘昆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近年来,湘昆成了一张推介郴州、宣传湖南、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美名片。当晚演出的是描写鲁智深醉酒模仿十八罗汉的《醉打山门》和《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片段,一武一文,相得益彰。没想到,在郴州,我还把了一下中国文脉!   一座书院 一座城市没有水就会缺少灵气，一个地方没有书院就缺少厚重。汝城县是理学鼻祖周敦颐著述《爱莲说》、《太极图说》、《拙赋》等千古名篇之地,汝城濂溪书院为郴州增添了文化上的厚度。濂溪书院是为纪念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传播宋明理学的文化宝地。濂溪书院为仿宋建筑，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自创办以来，书院人文蔚起，声名远播，濂溪遗韵历久弥光，历代名师在此传道授业，一大批经天纬地之才脱颖而出。濂溪书院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哲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在理学发展史上，更处于其他书院无法比拟的核心、灵魂和渊源的显赫位置。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哲学家，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是把世界本源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肇始者。与其理学思想的后世传承者朱熹相比,周敦颐的著作现存世的并不多,但影响深远,都是名篇,其中《太极图说》仅二百多字,《通书》也不满三千字。相传1063年的5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119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其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更是人人称颂。 理学鼻祖周敦颐 《爱莲说》从衬托中表明自己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从中表示自己对追逐名利，趋炎附势的世风的鄙弃。文章从“出淤泥而不染”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寄予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也反射出作者鄙弃贪图富贵、追名逐利的世态的心理和其追求洁身自好的美好情操。据介绍, 濂溪书院现在还是郴州市干部的廉政教育基地,正是恰如其分的选择。 一个故事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述了一个“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这件体现军民鱼水情的真实故事, 就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湖南汝城县沙洲村。 习总书记讲话原文如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这个故事经习总引述后变得家喻户晓,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也给平静的小山村带来了许多变化。如今, 沙洲村正在开发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文化基地, 徽派民居鳞次栉比,修通了公路,建设了文化广场,”半条被子”的故事通过舞台以艺术的形式向游客和来访者再现。 “半条被子的故事”实景演出 9月9日上午,我们走访了沙洲村,参观了徐解秀故居,与年逾八旬的徐解秀的两个儿子进行了交流。旧故事,千里寻,新故事,尤感人。来自澳大利亚的两位团友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两位老人嘘寒问暖,并悄悄地留下了一笔慰问金,这件事还是后来才听说的,感动了许多人。 在参观访问现场,几天来在其他场合,我们注意到郴州当地许多干部胸前都别了一枚党徽,叫做”共产党员岗”,意在作出表率,接受监督,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拒腐防变。这种现象以前回国没见过,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没见过,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一位来自日本的团友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有一种论点,如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共产党就不一定会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现在可以更加肯定地说, 如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全国政权,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为民族解放而不惜牺牲的仁人志士。在新形势下,由习总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只要做到不忘初心,精诚团结,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将是全国人民之福,也是海外华人华侨之福,更世界和平之福。 故事的主人公徐解秀的大儿子朱中武(左)和二儿子朱中雄(右) 在沙洲村不到两个小时的参观很快就要结束了，在郴州4-5天的参观访问也接近了尾声，下午大家各自乘高铁踏上归途，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太多友情……几天时间内爱上一个城市是否有点太短暂了?但扑面而来的美景、美食、美好感受、美丽见闻和动人故事由不得你自己，我再一次相信什么是一见钟情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郴州再见!我会再来的!到那时候，你的美丽、你的发展变化别让我这位海外游子认不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