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宏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3日第679期《七天》周报 七天记者 梓丰 引发全球关注的华为前CFO孟晚舟引渡案首场听证1月20日开始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最高法庭举行，预计将进行五天。这也是孟晚舟自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捕以来进行的首场引渡听证会。这场听证会不同于法庭审判，不会决定当事人孟晚舟是否有罪，而只是裁定该案件是否符合引渡的条件，因此法庭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针对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是否在加拿大也成立，即是否符合俗称的“双重犯罪”（dual criminality）原则。 孟晚舟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媒体关注   根据加拿大《引渡法》和美加引渡协议，引渡人涉嫌的犯罪行为应该是被两国都认定的犯罪行为。具体来讲，美国司法部于2019年1月28日正式对孟晚舟提起刑事诉讼，并要求加方引渡孟晚舟。最主要的指控是“银行欺诈”。美国检方声称，华为在2010年和2014年间通过旗下一家“香港子公司（Skycom）”和伊朗发生“业务往来”，但在2013年孟晚舟向汇丰银行“隐瞒该子公司和伊朗的关系”，此举涉嫌“银行欺诈”，令汇丰银行承担制裁风险。但孟晚舟的辩护团队认为加拿大并没有和美国一样对伊朗实行制裁。从逻辑上讲，“银行欺诈”指控是建立在“制裁”的基础之上，既然加拿大没有对伊制裁，那金融机构就没有所谓的法律风险需要承担，继而指控无效。所以美国控告孟晚舟的罪名在加拿大并不构成犯罪，因而不符合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 孟晚舟到达法庭 辩方的另一名律师Eric Gottardi还在法庭上质疑控方诉状中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控方在法庭文件中表示，法官在确认欺诈案件时，不必考虑美国制裁令的因素；但同时建议法官，可以有限度地引入一些外国法律背景，以此更好地理解汇丰银行的经济利益为何处于风险中。他还指出，此案涉及的很多银行交易，是孟晚舟被指控2013年向银行说谎之前发生的。在美国于2018年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后，加拿大拒绝跟随美国。所以在美国提出引渡要求时，加拿大并没有发起针对伊朗的制裁。 华为公司也早在2019年5月的声明中指出，美国下令逮捕孟晚舟是非法滥用程序，背后有政治因素驱动，而非出于法治考量。当时孟晚舟的首席辩护律师David Martin在法庭上表示，针对孟晚舟发起的刑事案件完全基于不实指控，其行为是公开、透明的，银行人员也完全了解相关问题的实际情况。孟晚舟陈述的PPT没有误导性，银行了解Skycom在伊朗的业务和运营的性质，也了解华为与Skycom的关系。因此，没有证据证明孟晚舟有“欺骗、不诚实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行为，银行也没有因孟晚舟的陈述面临利益被剥夺的风险。而控方的律师也在周三开始对辩方进行反驳。截止发稿时止，控辩双方仍然在相互交锋，而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不会很快出台。   事件回放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称“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将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总价估达600亿美元”，以此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双方曾于2018年5月达成暂停贸易战的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寻求和解，但美国随后反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6月16日公布了第一批针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征税清单；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第一批征税清单中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 2018年7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五国的“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负责人开会，一致认为华为公司构成“安全威胁”，需要抵制华为。 2018年8月22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签发了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从那时起到12月1日三个多月里，孟晚舟去过另外六个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爱尔兰、日本、法国、波兰和比利时。她也曾在10月份到过加拿大。如果她在12月1日没有在温哥华被捕的话，她会去墨西哥开会，然后去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这三个国家也和美国有引渡条约。 2018年11月30日，据《环球邮报》的报道，当时的加拿大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她那时已经因为兰万灵公司的事情与小特鲁多闹得很不愉快）得到美方的逮捕引渡要求，她的办公室随即通知了枢密院，再由枢密院通知总理。同时枢密院和外交部官员也收到了汇报，司法部批准了引渡逮捕令。皇家骑警、边境服务署和FBI及美国司法部共同制定了逮捕计划。有关官员后来说，由于时间太紧，加拿大政府没有时间考虑此事的潜在后果。 孟晚舟在机场被捕   2018年12月1日香港当地时间下午，美方特工人员看着孟晚舟和一个同事登上国泰838航班，然后把她们的身份信息和衣着特征发给了FBI、美国司法部、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几个小时后，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截住。根据2019年12月应孟晚舟方面要求公布的拘留、搜查和审讯的文件，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联邦司法部门的执法过程漏洞百出，涉嫌“滥用执法权”、“程序不正义”等行为，他们用了三个小时时间搜查了孟晚舟的随身物品，逼迫孟晚舟交出手机密码，并将其分享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8年12月6日，华为公司发表声明证实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美国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华为并不知晓孟有任何不当行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警方应美方要求逮捕一个没有违反任何美、加法律的中国公民，对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中方已向美、加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它们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恢复孟晚舟的人身自由；中国外交部也表示强烈抗议。 2018年12月7日，华为再发公开信批评美国政府的打压是政治事件；加拿大则表示司法独立没有政治干预；同日，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在温哥华的卑诗省高等法院召开，最终于11日批准孟晚舟的保释申请，代价是1000万加元保释金，交出护照，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专业团队的全天候监视。 2018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John McCallum）、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Terry Edward Branstad）就孟晚舟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中加关系转折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对加拿大人抱有特殊的好感，这一方面是源于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无私帮助和舍身救助，另一方面也源于奉行独立外交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率先与中国建交，使加拿大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 特鲁多之后，来自自由党的历任加拿大总理继续致力于发展加中两国关系。上世纪90年代，Jean Chrétien总理执政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开创了加中关系的“黄金期”；2005年，Paul Martin任总理期间，加中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使两国关系“朝更成熟、更深层次方向发展”……除了官方，强大的民间联系也让加拿大在中国人眼里是个特别的国家：在加拿大多族裔共处的社会里，华裔移民数量高达180万，是加拿大移民人口中最大的群体之一；2018年，超过14万中国学生就读于加拿大各类教育机构；中文是加拿大仅次于英语和法语的第三大语言；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虽然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曾在哈珀带领的保守党上台后进入低潮，但随后经过调整恢复了正常，并开始就建立零关税的自贸机制进行谈判。但在美国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发动对中国围堵的大环境下，缺乏国际政治经验的小特鲁多政府被美国当枪使，草率地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孟晚舟，让近50年的中加友好关系急转直下。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中国和加拿大都很无辜。孟晚舟的被捕是基于中美力量发生变化，世界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大背景下，美国无论是精英层还是政客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 40多年以来以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遏制、竞争为主线的中美关系。其实早在20年前，美国的战略精英就已经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但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偶然的因素，这一战略没有立刻实施。比如9·11这一偶然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反恐战争从2001年打到2015年，为中国谋得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 而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就是科技，华为的5G技术领先世界，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既可以打压华为，又可以给中美贸易战谈判增加砝码，现在中美已经就贸易战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双方握手言和，而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的加拿大不仅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还不得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而最大获利者美国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嘴脸。 同样的，在中加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间的交流都受到很大影响，2018年的中加旅游年惨淡落幕，更让不少受西方媒体影响的本来不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加拿大人对中国产生进一步产生极其负面的印象。 现在，历史又到了关键的节点上，这次涉及是否“双重犯罪”的庭审下来，如果法官裁定孟晚舟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加拿大就没有义务送她去美国，孟晚舟可自行离开加拿大，那么受损的中加关系将很快得到修复；如果法官裁定她涉及“双重犯罪”，引渡程序就将进入下一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孟晚舟一天不释放，中加关系就无法改善。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天评论员　步虚 满怀期盼，我们迎来了2020年。 新年伊始，我们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七天》的各位读者、客户及华人社区和西人社区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同时也希望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对新的一年特有的期待和亟盼。 2020年是2019的延续，是时间序列的延续，更是阶段性历史态势的延续。2019年作为整体态势呈现的是：多年来维系国际社会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它的自我崩裂，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019年，众多国际政要、国家智库专家和媒体时事评论者都表达过有关国际秩序崩裂和世界格局根本性变化的观点。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19年8月27日，马克龙在一年一度的使节会议上表示：“国际秩序正在被颠覆和转型，这是一次地缘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战略重组”，或许“我们正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而造成这种终结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所犯的错误”和“美国的错误选择”，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又忽视了新兴国家的崛起，其影响被低估了。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俄罗斯取得了重大战略成就，印度也在崛起……” 2019年，“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在充满自信的庆祝中昂首前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中国向世界呈现的一个意涵丰富的场景。这个场景让世人看到的，不仅仅是70年来新中国拥有的经济建设成就、最新科技成果和尖端武器装备，同时还有中国人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对独立创建的政治制度的真切自信，以及这条道路、这个制度在诸多层面，其中特别是在国家治理层面所具有的越来越清晰的世界性普遍意义：不同于西方主导的、以资本效益最大化为基准的发展模式和游戏规则，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政治构想既顾及社会差距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把提高效率、激活潜能放在重要位置，同时又始终不忘社会公平公正的必要性、原则性和目的性，在发展过程中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着力实现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和完整幸福。 2019年10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比利时经济学家马克·旺德皮特的专题评论。文章称，在经历了约一百年的(半)殖民、屈辱和内战后，毛泽东在1949年将这个国家重新带上了世界舞台，中国人由此重获尊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为了在高度敌对的世界环境中实现平等的革命理想，中国必须推动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增长。那是一场“高速发展马拉松”的开始。此后的70年间，这一目标在反复的试验和挫折中逐步实现。一个贫穷和欠发达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这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彻底撼动了世界格局。今天，西方必须明白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参考点，我们这个星球的稳定和可居住性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坚如磐石的领导人。 2020年，世界格局的变化将依循2019年展开的态势，向着更新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 2020年适逢中加两国建交5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两国人民共同纪念的重要年份，也是一个有待两国人民合力把握以推进中加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好时机。 五十年前，皮埃尔·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政府，基于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对国际政治发展态势的把握，同时更基于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外交主权的现实需要，不顾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各种势力的干扰和阻力，决定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10月10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中国和加拿大政府各自的代表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内正式签署建交文件。10月13日，双方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正式确立两国外交关系之前，特鲁多先生在回答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提问时曾说：“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加拿大政府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他表示，“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加中两国的建交来之不易，建交后两国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互动合作，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各自的利益，有益于全球事务的处理与全球危机的管控，有益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维护和促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些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加中关系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令人深感遗憾的不确定期。而加中关系发展呈现不确定性，看似因个别事件而引起，实则与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加拿大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如何看待和应对格局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世界格局是一定历史时期国际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而国际力量相互作用是全方位、整体性的，即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思想文化等多维度、多层面的作用；而作用的成效如何，现实地取决于不同国际力量所拥有的制度优势。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结构形成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今天，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基本动因和主要表现，是中国作为新型文明大国的日渐崛起，是现存国际关系结构的主导者、维护者——美国的逐步衰退，以及美国为阻止中国崛起、避免自身霸权终结而作出的各类有违常理与常规的举动。 属于同一文明传统的加拿大与美国，地理上紧密相连，现实生活层面上高度相依，两国物质生产流通上的依存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连体婴”的程度。然而，加拿大人对美国的态度历来比较纠结。长期以来，加拿大普通民众对美国一些公众人物无所顾忌地把盟友当雇佣，在双边关系中滥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习性和做派多有不愉快的切身感受，而最近几年美国政府以美国利益为绝对优先，逆世界大势而肆意妄为，破坏国际秩序，扰乱全球治理，到处发动贸易战，给处于疲软态势中的世界经济和本已不安稳的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种种不负责任、甚至是蛮横霸道的行径更是让许多加拿大人深感不安和厌恶。另一方面，同样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加拿大人习惯于“美国治理下的和平”，习惯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这种“和平”与“秩序”与不少加拿大人，其中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相契合，他们担忧或声称美国的衰退会导致世界陷入长期的无序和战乱状态。 对于中国，加拿大人的认知和态度同样充满矛盾。一般而言，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及产生的机会有所了解，并希望利用这些机会为加拿大带来更多的利益。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囿于西方中心论甚至白人至上思维的加拿大人，刻意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割裂开来，完全否认甚至抹黑中国政府为全球治理尽心尽力，切实提供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规则、机制、秩序、和平等)的意愿和能力。而另一部分加拿大人，特别是那些对国家及全球发展现状不满、追求新的政治可能性的那一部分人，大都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种落后的、基本不可取的、“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或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举措。换句话讲，许多加拿大人并没有清晰看到或准确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超越现存资本主义文明而具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因而不但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与加拿大自身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正向联系起来，反而会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充满担忧甚或恐惧。 这里，我们不由得再一次想起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1973年正式访问中国之前和访问期间的多个场合，特鲁多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表示：过去我们集中关注大西洋和欧洲事务，而忽视了加拿大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现实。加中两国人民可以彼此学习和共同分享的东西很多。双方都渴求和平与安全、社会正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他认为，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它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面对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特鲁多热情洋溢地说：“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1973年，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供图/新华国际 五十年前加中建交之初，以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为代表的加拿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两国之间“妨碍了解的最大障碍不是高山、林海或是大河，而往往是人们头脑中顽固不化的态度”。正是加拿大的这些有识之士，站在世界格局构成和潜在演变的高度，认定孤立、遏制和排斥中国这样的新型文明大国“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个莫大的错误”。也正是这些追求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加拿大有识之士，他们不拘泥于加拿大自身原有的地缘关系定位和政治文明传统，敏锐发现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先进品质及其普遍意义，果断地与中国建交，从而正式开启了加中两国及两国人民“彼此学习和共同分享”的友好篇章。 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被称誉为那个年代国际关系空间里绽开的“报春花”，它让中国“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朋友了”，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的热潮，进而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构成要素。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加中之所以能顺利建交这件事本身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其中，存在着积极推进加中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机宜。思索和把握它们，能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与决心。 在世界格局持续展开根本性变化的2020年，调整“头脑中顽固不化的态度”，续写中加两国彼此学习、共同分享的友好篇章，是我们的期盼，亦是我们邀请大家一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