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宏

【七天讯】（记者 梓丰）本地媒体La Press在10月份收集了40份STM地铁不同位置扶手的样本交给Ahuntsic College的微生物学老师Sylvain Beausoleil做检验，结果在所有样本中均发现大量的细菌、酵母菌以及霉菌。 不像巴黎或者波士顿等城市那样每天清洁地铁车厢，STM目前的规定是每三天清洗一次车厢地板，扶手和座椅则是每5到6周清洁一次。STM公共事务负责人Amélie Régis表示不可能对地铁列车进行每天清洁，因为要保证地铁每天的运行，同时无法承担所需的人力和财力，而地铁每天有那么多人使用，不可能做到无菌环境。Sylvain Beausoleil则认为，蒙特利尔的地铁每天承运人次高达100万，几周才清洗一次显然不够。Université de Sherbrooke大学的微生物教授Éric Frost也认为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应该一致，无论是医院门的把手或是地铁车厢的扶手都应该做到同样的卫生标准。 说到地铁车厢卫生状况不佳时，蒙特利尔交通工会（Syndicat du transport de Montréal）总裁Gleason Frenette却表示地铁的情况还好，更糟糕的是公交车的卫生状况。一些公交车上发现过臭虫和床虱，一些公交车维修和清洁工人甚至害怕把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带回家。STM也确认发现过存在臭虫、蟑螂或床虱的案例，但强调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一旦发现都是立刻就将车辆停运，并请除虫专家进行清理。同时，STM也正在促进新购买的公交车使用塑料座椅，这将减少出现虫子的几率。 面对媒体的质疑，STM表示鉴于受限于有限的清洁设施和保证公交的正常运行，不会更改地铁或公交车的清洁频率。Frenette也表示目前只有两个车库可以洗车，而且清洁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足，使得STM无法做到其他城市的清洁频率。 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santé publique）的医学顾问Jasmin Villeneuve则认为，蒙特利尔的地铁或者公交车的卫生情况并不比其他公共场所差，最关键的是手的卫生，为了避免感染病菌，要在进食前，离开公共场所后以及上完厕所后要洗手。这听起来好像很老套，但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  

七天记者 颜宏 白求恩在1936年11月3日抵达马德里时，正是佛朗哥攻打的前夜。前来接应的人是丹麦出生的翻译、探险家海宁（Henning Sorensen），他被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提前派去调查共和政府在医疗方面的需求。两个人花了好几天时间巡访马德里的各种医院和军事基地，想看看白求恩能不能加入进去。但在当时受到围攻的混乱当中，白求恩根本找不到一所医院或医疗机构可以让他施展医术。一天在乘坐火车时，白求恩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流动输血站。他在纸上描绘了一种输血设施，能把血浆送到需要的地方。以前，需要输血的伤员得等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被送往远离前线的医院，经常有人在等待或运送途中失血而死。 白求恩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二人又来到伦敦采购了必要的设备，包括货车、冰箱和储存血液的瓶子。 加拿大输血服务站成员：白求恩、Hazen Sise、Henning Sorensen、Allen May 当年12月，加拿大输血服务站（Servicio Canadiense de Transfusion de Sangre）正式成立，队员包括三名加拿大人，一名美国人和一些西班牙医生，负责收集捐献者的血液并将其送到马德里的多家医院。服务站成立后通过电台、报纸发布消息号召人们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而自愿鲜血，很快就有数百名志愿者来献血，让服务站有了充足的血源，12月下旬开始，服务站开始给马德里附近的六十多家医院提供血液。 白求恩和海宁在给一个负伤的西班牙战士输血 医德高尚的白求恩不愿就地等待伤者的到来，而是开着输血车尽可能地靠近前线，以便尽快为伤员提供血液。在马德里前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白求恩和助手开着一辆由他改造的雷诺牌输血车，每天输血可高达100多人次。白求恩发明的移动式输血服务虽然不能扭转战场局势，但挽救了许多生命，是军事和医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创新，极大地完善了战地救护的手段。 白求恩和他的输血车 离开西班牙 由于他发明的流动输血服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37年春，西班牙共和政府对在内战开始数月的乱局中自发兴起的若干组织实行了整顿，收回管理权限，其中就包括白求恩的输血站。白求恩对此很不满，有时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发表严厉的批评言论。而白求恩急于抢救病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也与一些懒散的西班牙本地医生产生矛盾，再加上他酗酒的毛病再度发作，也让他与周围人的关系恶化。根据后来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西班牙当局一位官员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在一些有桥梁和十字路口的地方做笔记，其实白求恩只是在绘制地图以便更快的把血液送过去；还有他经常与一位瑞典新闻记者Kajsa von Rothman来往，而这位记者在西班牙当局的眼中非常可疑，因为她有几次未经批准就跑到前线，还在那儿收集过类似军用地图的详图资料，但实际上这个女人只是位舞蹈家，曾在欧洲巡回演出，她的经纪人却卷款潜逃，害得她在战争爆发后不得不当导游谋生，后来才转行做记者。就是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白求恩被要求离开西班牙。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为西班牙筹款举行演讲的盛况 1937年5月，被迫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继续为帮助西班牙人民而努力。他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一些城市举行演讲，让外界了解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为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筹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白求恩敏锐的意识到中国会需要他。 奔赴中国 1937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办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宴会上，白求恩遇到了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当时是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先锋斗士，为“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向白求恩详细介绍了“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形势，白求恩听后毫不犹豫的表示如果中国需要医疗队，他愿意到中国去，并向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通报了自己的想法。 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协商后同意联合派遣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到中国去。随后，白求恩赴纽约与美国援华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宋庆龄筹办的和平民主同盟（Peace and Democratic Alliance）等组织商讨筹建援华医疗队的事宜，并开始筹款。他们募集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购买了药物和医疗器材，1937年12月，由白求恩、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Charles Edward Parsons）和会说中文的加拿大护士尤恩（Jean Ewen）组成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正式成立。1938年1月8日，援华医疗队在温哥华港登上“亚洲女皇后”（S.S Empress of Asia）海轮出发前往香港。白求恩在出发前给前妻的告别信中写道：“西班牙是我心头的一块伤疤……西班牙和中国为同一目的而战斗。我去中国，因为那儿最需要我，在那儿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白求恩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方面高度重视。早在1938年1月，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陈其瑗(大革命时期曾创办广州国民大学并任校长，大革命失败后遭蒋介石通缉而撤到美国)电告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郖荣，郖荣与一位姓蔡的工友负责接待白求恩一行。 1月20日，白求恩、帕森斯和尤恩在船上度过了12个昼夜后，终于到达香港。郖荣将白求恩一行送到九龙一位爱国同胞开的小旅店下榻，随后到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处向廖承志汇报。在办事处的安排下，医疗队转乘飞机到达汉口，住在鲁茨主教的家中。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很快来和白求恩一行会面，白求恩则强烈要求到抗日前线的晋察冀地区工作。考虑到从延安到晋察冀更安全些，周恩来建议他们先去延安，再到晋察冀前线，同时指定有关人员抓紧协助相关事宜。 1938年1月，白求恩抵达中国 在汉口等待北上延安期间，闲不住的白求恩与尤恩到汉阳一所严重缺少人手的基督教长老会医院——汉阳高隆庞修女会诊所（今天的武汉市第五医院）工作，他们冒着日本空军的大轰炸工作了一周，为上百名伤员做了手术。尤恩后来在她写的《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一书中回忆道：“抵达汉口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是在汉阳的一所长老会医院里抢救伤员的。候诊室里挤满了空袭时受伤的人员，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到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紧急，时不待人，耽误了是要死人的”。 就在白求恩和尤恩忙于救人时，同来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挪用美国援华会筹集的善款，每日酗酒不断，面对白求恩的警告也不理不睬，后来更发展到因酒精作用情绪失控，最终被送到武汉的一所天主教医院戒酒，回到美国后于1940年12月30日在一间小旅馆里死于酒精中毒。 摆脱了帕森斯，医疗队却意外迎来了一位加拿大医生布朗（Richard Brown），他是一位在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工作的传教士医生，30年代就来到中国，很快适应了环境，他擅长眼科手术，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专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1938年2月15日，他前往武汉办理护照延期手续和处理医院的一些事务，巧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得知了白求恩欲北上的消息，第二天就在鲁茨主教的家中见到了白求恩和尤恩，三个加拿大老乡聚在一起很是兴奋，布朗得知白求恩也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而且在西班牙战场建立过输血服务站后非常钦佩。他向白求恩承诺，一旦得到批准，他马上追随两位去后方，后来布朗也确实成为白求恩的好帮手和亲密战友。 1938年4月，布朗（前左）和白求恩（前右）在巡回医疗途中 “工作狂”白求恩在等待北上的期间，抓住机会拜访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医疗署、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委员会、华中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国际联盟驻汉办事处、武汉传教组织、教会医院和军队医院。晚上，他的打字机响个不停，有时甚至通宵，先后完成了《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致加拿大、美国、英国援华委员会的信，还出席过中国、美国、英国、新西兰记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白求恩撰写的这份报告是中国第一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在报告中，白求恩对15个医疗救护组织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重点分析了国民党军事医疗署自战争爆发以来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组织建设的不足，提出解决办法；也对华中国际红十字会、国联派遣的医疗队、加美援华医疗队和汉口5所教会医院的募捐情况和救治能力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加快医疗物资储备、开展疾病预防、帮助军人家庭等多项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医疗署刘副长官对白求恩这份译成中文的报告非常重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一个踏上中国土地不到一个月的外国医生，能写出如此清晰完整、见解深刻、对策务实的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他几次找到白求恩，请教战地救护组织如何建立，外科手术人才如何培养等问题。最后，索性要求白求恩留在武汉和他一起工作，表示即使撤退到重庆，也有他施展才干的舞台，并允诺他很高的待遇。但白求恩明确表示八路军敌后战场的困难应该比武汉更加严峻，他们更需要自己。 1939年，白求恩撰写医疗教材 实际上，善于思考、勤于笔耕是伴随白求恩一生的良好习惯。白求恩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份报告，不但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感，而且对正面战场的医疗救护帮助巨大，也给后来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后来在晋察冀前线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与这份报告有密切关系。 北上延安 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人员护送下，白求恩和尤恩带着采购的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连同自己的随身物品整整装了15个行李包和几个大纸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白求恩一行到达郑州后转乘陇海路火车，由山西潼关、风陵渡过黄河，经运城、侯马到临汾八路军总部后，再设法去延安。白求恩一行数十辆大车组成了运送医疗队物资的车队，从临汾出发过汾河渡黄河时可谓异常惊险，一路上敌人上有飞机下有追兵，20多头骡子被炸死炸伤，数人受伤。为了躲避敌机，他们只能选择深夜赶路。由于沿途紧张而危险，医疗队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报道白求恩已在中国内地被日军俘获并杀害。 白求恩到达中国后的旅程 最终在一个月后，白求恩和尤恩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了中共领导成员林伯渠和朱德，并一起筹划在五台山开办医院事宜。略作休整后，医疗队继续北上。1938年3月31日，医疗队终于乘卡车到达延安。 白求恩和毛泽东唯一的合照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