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鹍飞 王隆文:《ASPI报告》的六大谬论 ——再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涉疆报告

【 在山东省文登市兴和食品有限公司,维吾尔族员工在工作之余进行篮球对抗赛。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提 要】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于2020年3月1日发布了一篇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ASPI报告》”)。《ASPI报告》宣称,在2017年至2019年间,至少8万多名维吾尔族被强迫转移至内地工厂劳作,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劳动权益和宗教信仰得不到保障。同时声称,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ur),是“再教育营”政策的延伸。从标题用词来看,《ASPI报告》把新疆维吾尔族异地就业和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污蔑为“强迫劳动”,把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就业能力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污蔑为“再教育集中营”;从其内容上看,报告作者试图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等低劣手法,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污名化。《ASPI报告》无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的宏观政策背景,疑神疑鬼,把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转移就业脱贫政策和措施指控为强迫劳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ASPI报告》洋洋万言,企图论证其所谓的“基本结论”——中国政府与相关企业共谋“贩卖”维吾尔族。为了证明这个“中国政府在贩卖维吾尔族”的伪命题,只能通过造谣抹黑的方式,才有可能凑效。《ASPI报告》采取了如下的论证策略:先定下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行“强迫劳动”的罪名,再寻找“强迫劳动”的“证据”,然后把“强迫劳动”的坐实在雇用维族工人的中外企业上,进而污名化与这些企业相关的全球供应链,从而达到搞垮中国经济的目的。 《ASPI报告》在摘要之后,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强迫维吾尔族劳动”的标题,并声称,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列出的11个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标中,与维族工人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受到恐吓和威胁,被强迫处于依赖和易受伤害状态,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隔离,虐待性的工作条件,以及超时工作”。接着,为了证明其所谓的“强迫劳动”的指控,《ASPI报告》对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而实施的“援疆计划”,以及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实施的新疆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项目进行歪曲,把它们刻画成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载体和路径,并大加挞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力度,采取各种措施让贫困居民摆脱贫困,并计划于2020年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2016年,中国政府颁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把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要求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促进稳定就业和转移就业【1】。此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2】、《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3】、《关于深入推进扶贫劳务协作提升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4】在内的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文件,形成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精准帮扶政策。各省市根据中央政策纷纷出台地方性措施,从大力推进就地就近就业、积极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和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等方面,全力推进就业扶贫【5】,全国就业扶贫成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劳务中介公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包括南疆四地州在内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域。新疆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程度和技能低下,且多分布在生态环境弱、地处偏远、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基础条件差,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脱贫成本高。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确保新疆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意味着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外出就业,就能基本实现脱贫。【6】因此,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 新疆在促进和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方面的基本做法有三:一是政府部门直接组织协调,向疆外和北疆地区输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二是在政府引导下由劳务公司和培训学校教育培训后,向外转移和输出一批劳动力;三是有政府支持在当地创办一些中小微企业,吸收接纳一批就近就地就业人员等。【7】 然而,《ASPI报告》无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的宏观政策背景,疑神疑鬼,把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转移就业脱贫政策和措施指控为强迫劳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谬论1:新疆维族外出务工人员受到恐吓与威胁,例如,遭受被任意拘留的威胁,受到安保人员和电子监控工具的监视。 事实:中国政府从未以任何形式恐吓威胁过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而是尽可能多地给予关心与照顾【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新疆转移就业政策是推动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新疆赴内地务工人员和其他所有劳动者一样,其劳动就业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雇用新疆籍务工人员的企业,都需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新疆籍务工人员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考虑到外出务工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汉语交流能力差、饮食习惯独特性,新疆的地方政府专门安排维吾尔族伙食厨师赴工厂照顾新疆务工人员饮食,选派懂汉语、维语的干部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输入地政府免费为新疆务工人员提供生产生活、饮食安全和医疗卫生上的服务,【9】在转移就业的同时,尽可能的给予他们全面的照顾。可是,《ASPI报告》无视各地政府为新疆务工人员提供的这些全面照顾,硬要把它说成是强迫劳动。 谬论2:新疆维族务工人员被置于依赖和易受伤害的状态,例如,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受到威胁恐吓。 事实:政府从未让新疆外出务工人员处于易受伤害状态,恰恰相反,政府总是尽可能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接收新疆外出务工人员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这些务工人员的生活关怀备至。在工厂里,新疆籍工人拥有专门的学习室、清真食堂,宿舍里空调、洗衣机一应俱全,闲暇时间可以上汉语培训班。输出地政府的人社部门也积极对转移就业人员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务工期间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积极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属开展关心关爱工作,对已转移贫困人员家属提出的合理诉求及存在的困难及时研究解决,确保外出转移就业人员无后顾之忧。 为创造外出人员安心工作的条件,新疆因地制宜实行“四托”模式,即托儿、托老、托养牲畜、托种土地。地方政府兴建各种免费或低费幼儿园、托老院,解决一些劳动群众有外出工作意愿但家中有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的牵绊;创新大型牲畜托养和土地委托耕种机制,由个体畜牧养殖大户集中托养或代养牛羊,而牛羊所有者交出一定的托管费;土地集中委托给大户耕种,每亩每年交付委托费,地上作物收获后仍归土地经营者。 谬论3:新疆维族务工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例如,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工厂内和高科技监控之下。 事实: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非法限制、剥夺和妨碍。 ILO对“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释义是“受到强迫劳动迫害的劳工有时会被锁起来,受到监视,以防他们在做工或运输过程中逃跑”。 中国公民享有行动自由权,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权利。新疆籍外出务工者作为中国普通公民,任何人无权任意限制其行动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工厂,在假日或休息日外出参观或游玩,【10】【11】与外界沟通顺畅。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过新疆籍外出务工人员对工作和生活的描述,【12】【13】【14】【15】【16】【17】他们对宿舍条件很满意【18】,与工厂其他员工和睦相处,【19】【20】下班后会给家里亲人打电话【21】,完全不存在所谓的“限制自由”和“监控”。 《ASPI报告》称新疆维族劳动者处于“高科技监控之下”,新疆当局“能从微信群和另一个能跟踪每个劳工活动的无名手机软件里提取信息”(P6)。按照这个逻辑,所有实名使用手机及各种软件的人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都会成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而所有需要实名认证的软件开发商和网络运营商都将成为强迫劳动的帮凶。可见,这是非常荒谬的逻辑。 谬论4:对维族务工人员实行隔离,例如住隔离式宿舍,并用隔离的列车运送维族务工人员。 事实:新疆维族外出务工人员不存在被隔离现象。 ILO对“隔离”的释义是“强迫劳动被害人常常被隔绝在偏远地区,无法与外界联系”或者“被隔绝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或被锁在屋内,或者通讯工具被没收完全没办法与家人联系,无法向外界求助”。 中国新疆外出务工人员完全不符合ILO对“隔离”的定义,《ASPI报告》多次提到维族工人遭到隔离,而且还试图以所谓的案例研究方式来暴露所谓的“隔离”状况,但丝毫没有提供有力证据。第三页第二段声称“他们都住在隔离式的宿舍里”,但其引用的证据(注释3)却是维族务工人员休息日外出游玩的报道。【22】自己引用的证据却证伪了自己的观点,其谎言不攻自破。第六页倒数第四段提到“乘坐特殊的隔离火车被运往中国各地”,其引用的证据(注释28)是《尼勒克县首批50名劳工赴江苏金创集团》这篇报道。查看《尼勒克县首批50名劳工赴江苏金创集团》这篇报道可以发现,原文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隔离火车”问题,仅仅提到了“50名城乡劳动力将于5月25日告别家乡,由3名管理干部带队,乘坐火车远赴江苏武进区今创集团长期稳定务工。”【23】可见,作者完全没有基本的诚实态度,为了证实自己的偏见,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证据。 不仅如此,《ASPI报告》接下来还妄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年或一年后,等到他们的合同期结束,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被送回家乡”。这一次作者引用的证据是《新疆今冬首趟进疆务工人员返乡专列发车》这篇报道(注释29)。这个证据更是一个笑话,张冠李戴,错把进疆务工的内地劳务工当成了返疆的新疆籍务工人员。这篇报道讲的是,新疆铁路部门安排专列把来自安徽、四川、河南这些劳务输出大省的进疆务工人员(主要是进疆的棉劳工)送回家乡。【24】 《ASPI报告》作者如此罔顾事实,用心何其毒也。实际上,只要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基本认知的人,有基本良知的人,都不会把包车接送劳务工的做法与强迫劳动联系起来。由于中国人口多、劳务输出地相对集中,很多地区素来都有包车运送务工人员的做法。【25】【26】一般是在客流量大的春运期间【27】,由政府或者用人单位出面甚至出资包专车、专列让务工人员返回家乡或工作地。【28】它不是什么强迫劳动,而是一项为劳务工们量身定做的公共服务。 谬论5:虐待性的工作条件,例如,进行政治灌输,工厂内布置警察岗哨,“军事化”管理以及禁止宗教活动。 事实: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各项自由,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ILO对“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释义是“强迫劳动被害人可能要忍受一般劳工绝不会自愿接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可能要在严重违法劳动法规定、不体面或危险性的环境下做工。”可是,在《ASPI报告》中,虐待性的工作条件却神奇地意识形态化了。常识告诉我们,所谓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定是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基本环境卫生和安全生产条件,污染严重,工业事故频发,工人经常出现工伤乃至死亡。作者明知维族工人们在内地的工厂里可以享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所以有意避开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转而刻意把政治灌输、工厂安保制度等曲解为虐待性的工作条件。这是典型的吹毛求疵,无理取闹。 对于思想教育,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用不着疑神疑鬼。关于针对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教育,并非简单的政治灌输,【29】而是针对受极端宗教思想蒙骗蛊惑的一少部分人的一种规劝,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0】 《ASPI报告》找到的关于强迫劳动的另一个证据是“工厂内有保安岗哨”。大凡对中国社会有一点认知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各类单位都设有保安、都有围墙。设置保安岗哨不过是基于单位管理秩序的需要,更不是用来强迫奴役工人的“打手”。 除了保安岗哨外,《ASPI报告》还把“(准)军事化管理”作为“强迫劳动”的证据。支撑维族工人受到军事化管理这一观点的证据(图9)来自两篇不明身份的私人‘百度贴吧’账户,其发布的招聘信息里面出现的“半军事化”管理字眼。《ASPI报告》如获至宝,立即用它来指控中国政府对维族工人实施强迫劳动。问题是,拿这种真实性值得怀疑的招聘信息作为证据,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呢?报告撰写者为何不关注一下维族外出务工人员与内地务工人员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媒体报道呢?【31】【32】 退一步讲,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即便所谓“准军事化管理”也无需大惊小怪。事实上,中国不少中等职业学校,由于学生来源复杂,背景多样,素质参差,为了管理方便和提升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满足社会和家长的期望,都有意识地实施准军事化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方式也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同和支持。 至于把禁止宗教活动与强迫劳动相关联的指控,那就更不值一驳了。任何国家的宗教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中国法律禁止宗教极端主义,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践行这一宪法原则,政府拨款重修乌鲁木齐洋行大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和田麦加大寺等宗教活动场所。目前,新疆有宗教团体112个,有1400多名宗教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担任代表、委员。《ASPI报告》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却引用一位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士“透漏”的所谓“禁止宗教行为”的说法,把“禁止宗教极端主义”偷换概念为“禁止宗教活动”。这不是作者理解能力问题可以解释的了,只能说是其有意曲解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谬论6: 超时工作,把诸如下班后的普通话课程和政治学习作为工人工作任务的一部分。 事实:不存在过度加班,普通话课程和思想教育课程是闲暇时间务工人员自愿参加【33】。 ILO对“过度加班”的释义是“强迫劳动受害人可能被迫在国家法律或劳资协议中所规定的时数和天数以外的时间工作”。中国的劳动法律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不得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在工余时间组织工人进行学习和教育,是工人自觉自愿为前提,不存在强迫学习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国家通用语,作为中国公民学习使用自己国家的通用语,既是法律义务,也是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的必要条件,更有助于交流学习新技能。此外,中国人有“补课”“扫盲”的观念,对于目不识丁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进行补课,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件司空见惯的社会支持行动。 结  语 《ASPI报告》作者不顾也不理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希望“挣更多的钱”的朴素愿望,也无视中国保障工人权利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偏见和恶意抹黑,而是客观中立地陈述事实,指出中国劳工权利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的地方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那么我们肯定欢迎并感谢。但是,该报告罔顾事实,通过编造、捏造事实的方法,论证其谬论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是所有有科学素养的有良知之人极端不齿的。 注 释: 【1】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2/content_5142197.htm。 【2】 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http://www.cpad.gov.cn/art/2016/12/13/art_46_56381.html。 【3】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 … Read more

买机票回国没问题,南航A380带您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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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而行,Tik Tok为何状告美国政府?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美国政府打压短视频社交平台Tik Tok(母公司为中国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8月24日,Tik Tok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一份几十页的起诉书,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犯下“七宗罪”——四项违宪、三项越权。Tik Tok解释说,它更喜欢建设性的对话,不会轻易起诉政府,但实在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法律行动维护自身权利。 在美国,起诉政府并不鲜见,一旦美国公民、企业、大学认为政府侵犯自由、财产等权益,都会拿起法律武器发起挑战。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修建美墨边境墙”“限制工会权力”等行政命令都曾被起诉而被法院审查或叫停。 近年来,中国企业也有因不公正待遇起诉美国政府的先例,其中有一些还成功胜诉,比如福耀玻璃曾在起诉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裁定中胜诉。不过,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败诉率高达60%。一旦企业行为被贴上“威胁国家安全”标签时,胜算更是几无可能。 华盛顿打压Tik Tok的行为援引自《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防生产法》,它们允许美国总统可以“否决任何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活动”。尽管被奥巴马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三一重工企业最后状告美国政府胜诉,但封杀Tik Tok是白宫首次援引以上两法对一家跨国互联网公司的管制行为,先前的案例自然不具有参考性。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法官手里。目前,很多法律专家普遍认为Tik Tok胜诉的几率很低,最终难逃卖身的命运。既然前路艰难且胜算极低,Tik Tok为何还是要知难而行?综合来看,原因无非有二。 其一,这或是Tik Tok的一种止损策略。45天后禁止任何美企和个人与Tik Tok进行交易,字节跳动90天内必须剥离在美业务,这两份行政命令足见白宫留给Tik Tok的腾挪空间相当有限,却给了收购者趁机压价的筹码。如果Tik Tok不拿起法律武器,就不啻于坐以待毙。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斯所罗门说,通过诉诸法院Tik Tok有机会说服法院推迟执行行政令,从而延长交易时间,避免情急之下贱卖。 其二,出于展示信心复盘事实的需要。对于美国封杀Tik Tok事件,全球围观者各抒己见,有人谴责美国政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也对Tik Tok的安全性抱持疑虑。面对华盛顿的封杀,如果Tik Tok选择乖乖就范,即便Tik Tok“心有冤屈”,却容易给外界造成“理亏”的事实。美国是一个依法运行的国家,法庭代表着公开透明。将争端诉诸法院,通过各自陈述,既能复盘事实,将道理说透说清,也有可能在全球寻求到更多舆论理解和支持,进而守住Tik Tok在其他国家的阵地。 从更深层次来看,Tik Tok状告美国政府,不仅符合其自身利益,还能给中国企业“出海之路”提供借鉴。这次官司无论输赢,都可能倒逼美国政府对外资投资规则限制、边界尺度做出更清晰阐释。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中企后续在美投资少栽跟头。

反华急先锋欧图当选保守党党领 加拿大要往何处去

Andrew Scheer, Erin O'Toole et d'autres personnes sur une scène

七天记者 颜宏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原本应该在8月23日晚上18点左右就揭晓的联邦保守党(Parti conservateur du Canada)党领选举因技术问题直到24日凌晨1点才最终揭晓,原来并不被看好的欧图(Erin O’Toole)经过三轮投票胜出,获得了57%的选票和19271分最终获胜。 欧图(中)取代谢尔成为新一任党领 三轮决胜 2019年10月联邦大选后,保守党党魁谢尔为承担保守党未能问鼎执政党的责任而宣布辞职。保守党计划在今年春天选出新党魁。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因,选举一推再推,同时原本许多意图角逐党领的候选人也没有报名,如原来的魁省省长Jean Charest,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临时党领的安布罗斯(Rona Ambrose)等。最终的正式候选人分别为前保守党元老、前哈珀政府任过多个部长的马凯(Peter MacKay)、保守党资深议员欧图(Erin O’Toole)、多伦多女律师刘易斯(Leslyn Lewis)以及安省国会议员斯隆(Derek Sloan)。 这次选举投票采取全部邮寄的方式,投票党员要在选票上注明自己对四位候选人的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和第四选择,以便在首轮投票结果统计出来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的情况下,考虑投票者的第二、第三选择。 全国269 000名保守党党员中有174,849人邮寄了选票,创该党投票率新高。计票工作从8月23日周日一早开始,但由于技术故障,原本应该只是拆信封的机器却变成了碎纸机,损坏了上千张选票,工作人员不得不紧急修复已经被碎掉的选票,耽误了很多时间,使得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比计划晚了6个多小时才出来。 第一轮投票结果是马凯领先,斯隆被淘汰: 马凯(Peter MacKay):11,328; 欧图(Erin O’Toole):10,681; 刘易斯(Leslyn Lewis): 6,925; 斯隆(Derek Sloan):4,864。 第二轮投票结果,欧图领先,刘易斯被淘汰: 欧图(Erin O’Toole):11,903; 马凯(Peter MacKay):11,756; 刘易斯(Leslyn Lewis):10,140。 第三轮投票则是马凯和欧图的对决,结果欧图获得57%的支持率,并拿到了超过过线分数的16,901分,顺利当选,马凯则只有43%的支持率: 欧图(Erin O’Toole):19,271; 马凯(Peter MacKay):14,528。 相对于上次谢尔(Andrew Scheer)当选经过了7轮投票才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竞争对手伯尔尼(Maxime Bernier),欧图的胜利来得还算轻松。这位一直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榜样,力图“重塑”加拿大的极右翼政客获得了全国保守党三分之一以上党员的支持,他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让加拿大全体民众接受自己的极端主张,协调与党内温和派的关系。 欧图是谁 欧图1973年1月22日出生在蒙特利尔,9岁时母亲去世,和家人搬到安省南部的佩里港(Port Perry),中学就读位于大多地区的Bowmanville High School。1991年,年仅18岁的欧图进入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Canada)学习,取得了政治与历史学士学位。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欧图获得加拿大皇家空军中尉军衔;1997年,欧图被派往新斯科舍省,担任直升飞机领航员,因在海上营救了一名受伤的渔民而被授予直升机救援奖;2000年,欧图从军队退役后转至预备役,担任训练员,负责运行飞行模拟器。他在2003年获得了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的法律学位,并在服役期间学习了法语。获得法律学位后,欧图开始在多伦多著名的商业律师事务所Stikeman Elliott担任律师;后又担任宝洁加拿大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 … Read more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伊春主题营 加拿大站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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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侨联主办,黑龙江省侨联、伊春市侨联承办,加拿大魁北克黑龙江同乡会、加拿大博实国际教育集团协办的“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伊春主题营 加拿大营于8月13日正式开营! 参加开营仪式的有,黑龙江省侨联,伊春市侨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媒体记者,加拿大魁北克省黑龙江同乡会、黑龙江商会,新碧集团,博实国际教育的领导和老师,还有大力支持和积极报名参加的各位家长和同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外华裔青少年无法去中国参加夏令营,为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疫情期间继续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并获取抗疫知识,中国侨联,黑龙江省侨联、伊春市侨联特别举办了“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线上夏令营。 夏令营为期15天,其中故事主要由“凯叔讲故事” 提供,内容涵盖说文解字、姓氏起源、成语寓言、名著名人、 人文地理、风景名胜、历史溯源、防疫知识等。通过多种形式的互动活动,寓教于乐,极具趣味性与知识性。 开营仪式上,大家观看了《中国林都 绿色伊春》城市宣传片,美丽的伊春让大家流连忘返。 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刘奇部长通过微信链接致辞,承办单位伊春市侨联党组书记刘强通过视频致辞,黑龙江同乡会会长李书增、新碧集团博实国际教育校长李博实也在开营仪式上致辞。营员代表Lisa lu,、胡蝶、胡歌、徐宸翰、刘西蒙、罗丽娜、陆雯婕、陆文昊 、王艺辰小朋友在开营式上做了自我介绍。 此次夏令营为全球同步进行,除加拿大外,新西兰、日本和德国的华人团体和教育机构营站也同日举办了开营仪式。 乡情满满,其乐融融。感谢中国侨联,黑龙江省侨联,伊春市侨联和大家的大力支持,期待大家共同度过有趣,有意义,学有所获的15天。  

华盛顿“帮”了北京忙

USMCA: Trump's new NAFTA deal, explained in 600 words - Vox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华盛顿宣布将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列入“制裁黑名单”——冻结他们在美财产,禁止与美国做生意。不过,面对美国这招的“必杀技”,被制裁官员的表态似令外界有点意外。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更是调侃说,自己在美国没有财产,但可以给特朗普寄去100美元,供其冻结之用。 华盛顿选择冻结官员财产作为制裁手段,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华盛顿不仅对中东石油、海外美企、驻外使领馆、海外公民等核心利益很“上心”,也很乐于“长臂管辖”他人的“家务事”。相对发动战争、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冻结别国官员财产是这位“世界警察”更为常用的“执法手段”。 华盛顿青睐这招,也是因为作为当前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着发达的金融业、先进的科技教育、开放的环境和完善的投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家、企业家、社会精英、甚至官员和普罗百姓向往的“福地”,很多人在美国存款、投资、置业、留学也非常正常,美国过去对此招屡试不爽。 华盛顿非常善于抓这个“小辫子”,通过冻结政治人物财产,既达到迫使对方就范、屈服的目的,还能向对方社会丢下一颗“政治腐败”的震撼弹,挑起民众对该国政府官员或富豪的矛盾。可谓一箭双雕。无论是当年的萨达姆还是后来的卡扎菲,都曾受过这一“特殊待遇”。 近年,海外舆论中充斥着中国“高官、富豪财产转移美国”“高官子女留学美国”等传闻。美国这次拿11位香港和大陆官员“开刀”,或许也有“醉翁之意”的味道。 华盛顿高举的大棒,换来的却是对方的不屑一顾。林郑月娥说,她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向往美国,发不发签证无所谓。这并非逞口舌之快,回应的背后,恐怕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自信底气。 毋庸否认,多年前,中国官场的确有一些“裸官”,他们将妻儿老小安排在海外,将资产、产业转至美国。中共十八大后,雷厉风行且常态化的反腐肃贪行动,对中国官场起到了激浊扬清的震慑作用。中共通过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进一步收窄了腐败分子的腾挪空间。洁身自好者,从来毋需担心那些子虚乌有的抹黑和威胁。 不怕被美国点名、不怕被美国制裁,映照出中国官员的新形象,击破了海外舆论中最喜传播的一些谣言,从这个角度说,华盛顿倒是帮了北京的一个大忙。  

华为赢得EISA两项年度大奖:P40 Pro获“最佳拍照智能手机”大奖,WATCH GT 2获“最佳智能手表”大奖

华为消费者业务 (CBG)荣获欧洲影音协会(EISA)颁发的两项年度大奖,华为P40 Pro荣获“2020-2021年度EISA最佳拍照智能手机”大奖,华为WATCH GT 2荣获“2020-2021年度EISA最佳智能手表”大奖。 EISA称华为P40 Pro是“同类产品中真正的王者”,对其摄像头功能、屏幕显示技术和奢华设计赞不绝口。华为WATCH GT 2也获得了高度评价,该协会表示,得益于其智能设计和健身功能,“该产品可谓集现代和经典于一身。” 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表示:“很荣幸再度斩获EISA年度大奖,同时也很高兴看到华为P40 Pro和华为WATCH GT 2这两款杰出产品受到认可。从让用户运动体验更上一层楼的华为WATCH GT 2,到突破智能手机摄影疆界的华为P40 Pro,华为致力于让每款产品为消费者带来全新而激动人心的体验。” EISA认为,“设计奢华”的华为P40 Pro是每天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精彩照片的用户的最佳拍档,EISA相信这款手机标志着移动摄影领域又一次伟大进步。华为P40 Pro之所以获此殊荣,得益于其超强的摄影能力:配备5000万像素的超感知主摄像头,全像素8核对焦实现白天黑夜快速精准对焦,同时搭载12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镜头,支持5倍光学变焦,还具备4000万像素超广角电影镜头,实现清晰的视频拍摄。此外,华为P40 Pro的3D深感摄像头和AI精彩瞬间功能,给用户带来独特的技术体验,EISA称该产品“推动了智能手机摄影技术向前发展”。 华为WATCH GT 2荣获EISA“最佳智能手表”奖,EISA称赞华为WATCH GT 2将现代智能手表的杰出能力与时尚设计相融合。WATCH GT 2采用AMOLED显示屏、物理控制按键、支持长达两周的卓越电池续航能力[1]、专业运动及健康管理。华为WATCH GT 2可分析15种专业运动模式,并记录85种自定义运动类型。WATCH GT 2采用华为TruSleep技术,可跟踪睡眠质量。它还能监测心率和压力水平,支持血氧饱和度测量[2]。此外,华为WATCH GT 2还涵盖了蓝牙通话、消息提醒、音乐存储及播放等功能,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EISA成员包括来自29个国家的全系列消费电子产品的专业媒体,每家媒体都在 EISA六个专家组中各占有至少一席之位,这六个专家组分别为摄影、移动设备、高保真、家庭影院音频、家庭影院显示和视频以及车内电子设备。每年,EISA成员都会提名一份产品清单,清单中包含他们认为在这些专家组类别中的杰出产品。 加拿大的消费者可以在以下零售商和运营商处购买HUAWEI P40 Pro,包括:Bell、TELUS、Videotron、SaskTel、Koodo、Virgin Mobile、The Mobile Shop 、The Source、Visions Electronics等。HUAWEI WATCH GT 2可在Visions Electronics、Staples、Canada Computers、Newegg.ca和Memory Express等零售商处购买。 [1]典型用户场景包括用户24小时佩戴心率常开、夜间使用科学睡眠、每周平均锻炼90分钟(GPS开启)、开启消息通知(每天50次短信、6次来电、3次闹钟)每天亮屏200次、每周音乐播放30分钟、配合蓝牙耳机使用。实际电池寿命因实际播放时间、用户行为和实际情况而异。 2本产品非医疗器械,测量检测数据和结果仅供参考,不作为诊断和治疗依据。   EISA官方证言: 2020-2021年度EISA最佳拍照智能手机–华为P40 Pro “华为P40 Pro在前几代产品成功的基础之上,再一次推动智能手机摄影技术向前发展,搭载徕卡四摄,带来无限性能潜力。华为P40 … Read more

老年公寓疫期生活点滴

张芷美(加拿大) 四年前我搬进蒙城法裔区一所老年公寓,这里有几百家住户,我是唯一的华裔。新冠病毒泛滥期间,我们被隔离数月,除了读书看电视,还有不少剩余时间。怎么办?把这段特殊的生活记录下来吧。随着环境的封闭及活动的限制,平时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此时都被放大了。同时,我可以介绍一下生活在西方老年人之间的感受。若不把这些记录下来,疫情过后,一切会很快被遗忘。 2019年12月19日。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度假,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躲避蒙特利尔漫长的严寒。这次要多住些时间,除了过圣诞和新年,还要和小女 两口子坐邮轮去加勒比海。 2020年1月5日。此时从微信和新闻中看到一些有关武汉新冠病毒的信息。我所在的凤凰城很平静,只有一例,是由一位中国留学生带回的,症状轻微,很快控制住了。 2020年2月2号。我们飞到弗罗里达州上船。船上亚裔很少,第一天见到一对亚裔夫妇带着口罩,但他们很快就摘掉了。我们无忧无虑地享受了十天的邮轮生活,靠岸参观了五个岛屿,十分愉快。下船入关时,海关没有问有什么要申报的,只问了我和小女 (因为我们是华裔):“你们最后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至于我们在船上买的一些价格不菲的东西,没人过问。回到凤凰城才听说武汉的疫情已很严重,同时也看了有关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惨状,庆幸我们当初买不上票,没能登上去远东的邮轮。 回到凤凰城我又住了 20 天,等小女过完50岁生日再走。 此时武汉的疫情猛增。凤凰城开始有动静,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餐馆,中国顾客速减,外国顾客也寥寥无几。朋友开的那家东北小厨先是减员,后不得不停业。我们是她家的常客,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3月3号。我乘加航直飞蒙特利尔。入关时,海关人员问的比美国海关更具体:“你最近两周去过武汉吗?” 有人认为这种盘问是对华人的歧视,但我不介意,这是非常时期。其实华人之间也在相互回避,唐人街变得冷冷清清,商店从半营业到不营业,失去的顾客多数是华人。 两天之后,义子鸿儿给我洗尘,带我去蒙城赌场的餐厅享受了一顿法式大餐,也是隔离前的最后一顿美餐。一周后,我在 一家图书馆做了个讲座,有 50 多人出席,是隔离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之后, Radio-Canada (加拿大国际广播公司) 就我出版的第二本书和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采访, 后因covid-19 的冲击,面试推迟。事态变化很快,当晚收到通知我们所在的老年公寓不允许外人进入。疫情开始蔓延。 3月15日。七楼的好友R女士 被隔离14天,因为她接触了刚从海外休假回来的女儿和外孙女。她不能接见人,不能下楼吃饭,就连在楼道里走也不行。她很守规矩。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照常给她送点过去,不过只递东西不碰手。省里要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少出门,但非硬性规定。我照样可以出去。 3月19日。阳光明媚,出去晒晒太阳买点日用品。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到了我的最爱咖啡店,推门进去,只见熙熙攘攘的顾客分别坐在拉开距离的桌椅上。我选了一张离取货柜台较近的桌子,上下浏览了一下墙上的食谱,要一杯咖啡,后又来一块芝士蛋糕,慰劳一下近日的单调生活。芝士蛋糕带回家吃了好几顿才消灭掉。 大女儿燕从西岛过来,给我送来两大包吃的,她想的很周到,里面还有口罩和消毒纸。之前她问过我想要什么,我顺口说了声:“红烧肉”。其实我的饮食偏素,吃的肉量很少。或许是因为疫情闹的,想补充点儿蛋白质增强抵抗力。在疫情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变得奇奇怪怪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除了抢购食品和口罩外,还疯抢卫生纸。Costco 一时货架空空,最后不得不限量。 3月23日。天上飘着雪片,远望一片寂静,来往车辆很少,路边偶尔出现几个打着伞的行人。鸿儿下班前打来电话,约我出去兜风,享受一下雪景。我们开车到了皇家山,停在山顶上的瞭望台。有些人比我们先到,想必有同样的雅兴。照过几张像后,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去了一家越南餐馆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粉,暖了暖身。没想到这竟然是隔离前最后一次去餐馆。当晚就接到通知,一律不许外出。 3月25日。好在我头两天去了趟银行,把该付的帐、该存的款、该转的帐都办了。看来以后要学会在网上办这些事。我这个年过八十的人对有些事情还算开放,有时还有点儿超前,但对另外一些事却又墨守成规,赶不上潮流,时常被小辈嘲弄。 老年公寓内部一切活动全停,练功房、练舞厅、台球室、电影放映室、画室、棋室、图书馆全封了。牙医和发廊也不让营业了,只留下一个药房。大厅里的桌椅全都摞起来,打了封条,无处可坐。敞亮的大厅变得凄凄凉凉。没过两天餐厅也关了,改为送餐上门,没有选择,给什么吃什么。电梯上下每次限四个人。大家默默地接受了这些约束。 3月27日。魁省出现的第一例病毒死亡者是在一所老人院。一位82岁的老奶奶接触了旅游归来的亲人。随后六位死亡病例都发生在同一老人院。现在对老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要求特别严格。蒙城的犹太人区也出现类似情况,一些宗教仪式和聚会违反了规定,促使疫情突增。该区负责人发出指令:在疫情面前,无论是社交或宗教团体,一律服从规定,无商量余地。 我们这里居住的老年人多数可以生活自理。现在大门不让出,二门不让迈,长久了也憋的发慌,又何况我们还有个宽旷的后花园可以利用。为此,领导决定允许大家到后花园散步,但要按楼层按时间分批下去,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时。有些爱走长路的人,每天从一楼楼道按顺序走到十楼,他们计算了一下,走四次就可以达到一万步。四楼的H女士每天就走好几趟,她说:“我还要穿的整整齐齐的,像以往去餐厅吃饭那样,还要上点儿淡妆。我不能成天穿着睡衣,像个邋遢女人那样。“ 是呀,人要的就是那股精神头儿!仪表很重要。我每次到楼下去接东西时,都要换上一身像样的衣服。 3月28日。轮到我们 “放风”,天气明朗,略有凤。我们像飞出去的笼中鸟,大口深呼吸,甩胳膊,迈大步,可惜老胳膊老腿不允许活蹦乱跳。R女士隔离14天解放了,她要我看她手机上的一个录像,我往前凑了一点,刚看了几眼,巡逻就上前干预:“请你们拉开一点。” R女士瞪了他一眼,待他转过身时,嘟囔了一句:“小题大做!” 听说,曾经有人在阳台上对下面的人喊叫:“你们离得太近了,犯规了!” 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没人撵我们,大家都很自觉地给下一拨儿人让地方。 两拨人在出入口要错身而过,有一位满脸官司的老妇说:“别靠我太近!”另一个腿脚不太灵活的人也不示弱,瞪了她一眼:“没人想靠近你!” 我在一旁看了啼笑皆非。对疫情的无知和恐惧使人头脑僵化,原本小事现在都放大了。 4月1日愚人节 (April Fool’s Day)。午饭后在看每日新闻,突然震耳的火警响了。该怎么办?是出去还是不出去?警声越响越频繁,屋里走廊都在响。打开门看看,不少人都在探头张望,显出无奈且又恐惧的样子,忽听有人大喊:“电梯不让用了!” 此时靠谁也不行,自己拿主意吧。我赶紧把电视关了,换上一双好走路的鞋,穿上保暖的上衣,戴上围巾和帽子,把门锁上,随着人群从七楼往下走。此时,楼梯上已有不少人了,都是慢慢腾腾的,还有拄着拐杖的。我扶着楼梯把手,但又怕接触感染,赶快把手套戴上,心想:回去后赶快把手套扔进洗衣机。疫情把人的脑子都程序化了。 楼前已站满人了,很守规距地拉开了距离。前门停了两辆救火车,防火队员全副武装。我问了一下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准。“莫非又是哪位大人做饭时睡着了,饭糊了!”一位老妇唠叨着说。确实不假,前多次都是类似疏忽。这回,我突然冒出了另一个想法:“不会是有人太无聊了,借着愚人节来了个恶作剧吧!” 又是一场虚惊,过后大家排着队等候上电梯,门前有把门的点人数,一次不超过四人。 4月2日。后花园散步,见S女士在小跑步,我向她竖了竖大拇指,她边喘边喊:“我都快憋死了,成天看着天花板和四面墙壁!你不觉得闷吗?” 我摇了摇头。我每天照旧做法语练习,看法语新闻,学学有关疫情的词汇,还要上电脑写作,就连做饭时,脑子也在琢磨写点儿什么,忙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闷”呀!另一位穿红羽绒衣的妇女跟我打招呼,隔的远不得不提高嗓门:“我女儿圣诞节送我的礼物是你的书,我看完了,有许多事要问你,一直想和你聊聊,可现在又不允许串门。” 我说等一切恢复正常了,我们找时间喝个咖啡,好好聊聊。 4月3日。娱乐组安排了一些“阳台活动”,鼓励老人在阳台上跳舞、唱歌、做操、奏乐。不过,只有面向花园的阳台才能享受到这些,住在朝街的人就吃亏了点儿。朝街阳台上的群众活动会影响左邻右舍,因此需要市政府批准。 政府在提高士气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譬如用彩虹灯点亮蒙城几大桥梁,在路边飘放彩旗,号召百姓在各家门窗上贴上彩虹图案,以示团结和希望。政府以电话留言的方式通知每户人家,在发现病情时如何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并留下了热线电话号码。总理在每日一讲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疫情期间要遵守规定,且不可放松。他说为了抵抗病毒,加拿大为百姓提供的经济补贴是二战以来最多的一次。当前的口号是:Let’s stay together … Read more

华人TV活动邀请函(温哥华)(20200815期)

  时间:2020年8月15日(本周六)美西下午14:00–16:30(美东时间:17:00–19:30,北京时间:5:00–7:30,伦敦时间:22:00-24:30) 地点:国际中医养生大会理事会列治文会所、北美科发出版集团中国图书之家 地址:118 11951 Hammersmith Way. Richmond,BC, V7A 5H9 联合主办单位: 中加健康文化交流促进会、国际中医养生大会理事会、华人TV 支持单位: 加拿大安徽同乡总会、西温亚裔协会 同期ZOOM视频会议联办(Meeting ID:4645657758): 加拿大安徽国际总商会 (AICCC, Anhui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anada) (多伦多) 加拿大七天传媒(蒙特利尔) 加拿大安徽之家 (AHC, Anhui Home of Canada)(多伦多) 视频会议报名:Judy Fu(傅桔) 电邮:[email protected] 手机:647-521-8989  座机:647-930-3296 微信号: torca323 线下活动订座电话及微信号:778-987-3260(微信号:13910272918) 因疫情因素,除少量邀约嘉宾外,只对社会开放10个座位,订座从速。活动现场不接受未订座者空降。 本期线下活动主题: 1.俄罗斯古迹探幽访古(主讲:郭五一) 2.寻访民国名人北美遗迹 (主讲:桑宜川) 主讲嘉宾 郭五一,1951年5月1日随军生于四川雅安,祖籍山西。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工人参过军,接受了迟来的大学教育,最后从机关下海经商。退休移民温哥华养老之后,老郭游历过七十余个国家,有300余万字游记作品问世。这些作品并不是一本本单纯的游记,除了大气、壮丽的风光摄影,其生动感人的文字中,也蕴涵着深刻切实的人生哲理,足以启人思考、长人智慧。老郭,这位潇洒的行者,摆脱了名利场的纷纷扰扰,于真山真水的恒定与平静中寻求心灵的宁静,镜头记录下无尽的风光,笔端流溢出深邃的思索。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线上学术嘉宾 苏炜,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1977年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研究助理。上世纪90年代访学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 丁子江,美国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创会会长,英文哲学期刊《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 简称JET)主编,中文《东西方研究学刊》主编,《东西方思想家系列》丛书主编(九州出版社),《新比较学派文库》联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东亚人文》年刊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出版10余部中英文著作,发表约200篇各类论文和译文,做过60余场学术报告,荣获过10余次各种写作奖项。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 … Read more

约克大学最新研究:加拿大华人社区遏制新冠病毒努力被污名掩盖

(记者捷克佳编译报道)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多伦多华人社区在今年年初为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而做出的早期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时的污名化和恐惧症所掩盖。 约克大学的这一研究项目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资助,旨在研究COVID-19大流行初期华人社区遭遇的歧视和污名化。项目希望防止大流行期间对群体的不公平针对。 据CTV电视台报道,约克大学灾难管理系教授马姆吉(Aaida Mamuji)领导了这项研究。她说,课题组采访了大多伦多地区(GTA)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华裔散居者数十人,以了解他们在危机开始后的生活经历。 马姆吉表示,他们了解到,在一月和二月,随着该病毒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传播的消息首次到达加拿大,GTA中的华人社区早已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戴口罩和身体疏远。这些努力远远早于目前在加拿大各地已成为强制性的措施。 她列举了更多的例子,例如华人社区取消了许多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唐人街的餐馆老板要求其员工最早在一月份便进行温度检查,以及那些到中国旅行回国后自愿隔离的人。 “我们确实需要关注很多实例,因为华人社区实际上帮助我们应对了COVID-19。” 马姆吉在星期三对CTV早间节目“Your Morning”说,如果他们不提早采取这些措施,加拿大新冠病例的人数将不知会有多高。 马姆吉说,因为恐惧症和将这种疾病归咎于华人社区的原因,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注意。 在电视访谈中,马姆吉说,由于基建项目和商贸交流,肯尼亚内罗毕居住有大量的中国人。研究人员发现,在大流行期间人们对污名化的恐惧如此之大,以至于华人社区的人们去寻求中医而不是去公共医疗机构治疗。 马姆吉表示,他们为该项目收集的信息将与应急管理专业人员共享,以便可以用于开展针对特定文化的公共教育和去污名化运动,以应对将来针对某些群体的错误信息和污名化。 她说:“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些污名化问题,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因为它最终的作用是确实加剧了疾病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