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七天记者 颜宏 2023年10月17日，加拿大非医疗目的消费、生产和销售大麻合法化满五年。这项立法的通过使得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把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G7国家。这项充满争议的法律实施5年后，给加拿大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根据一篇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的论文，评估大麻合法化给国家带来影响的研究人员对过去的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结果喜忧参半。 这5年来，加拿大全国的大麻店从之前的200家左右增加到2023年的3332家，增长了16倍。与大麻相关的产业在合法化之初曾飞速发展，一度成为风口，在健康饮料中添加不刺激中枢神经的大麻二酚（cannabidiol）成份成为趋势，就连世界级品牌和跨国大公司如可口可乐、嘉士伯啤酒都盯上了这块市场肥肉，但很快就发现一窝蜂进入的人太多，整个行业难以盈利，在2022年达到顶峰后开始掉头向下，许多大型的大麻公司都缩减了业务，规模较小的公司则关闭、出售或宣布破产。经过一连串的充分竞争后，目前似乎进入了稳定期。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神经科学助理教授Michael DeVilla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产量超过需求，加拿大最大的大麻公司从未实现获利，同时也让投资人损失了数十亿元。 相应的，在大麻合法化的初期，吸食大麻的人数也曾出现过增长，随后出现回落，但还是比合法前要高出很多。在1985年至2017年30多年时间里，全国成年人口吸食大麻的比例增加了近三倍，从原来的5.6%增加到14.8%。合法化后在2021年达到22%，2022年达到27%。其中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安省、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的吸食人数超过全国平均值，全国吸食大麻最少的地方是魁北克，不过魁省本地的媒体曾报道说魁省青少年吸食大麻数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很多没有达到法定21岁年龄的青少年也会吸食大麻，他们一般通过电子烟的形式来消费大麻，但在被问到时则否认里面装的是大麻。 全国各省15岁以上者吸食大麻的人口比例 当时自由党政府推动大麻合法化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提高大麻产品的质量，避免因大麻质量问题导致的健康问题；二是通过设立最低年龄限制以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数；三是使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不会因此而获利。如今5年过去，现有证据表明即使大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但与之相关的健康问题并没有跟着获得很大改善。大麻合法化大幅减少了与大麻有关的逮捕人数，但也导致因吸食大麻而被送往医院急救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消费大麻人数排名前二的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因大麻相关疾病和中毒入院的年轻人增加了20%；因吸食大麻导致精神疾病发作而被送入急诊的人数也增加了两倍；而0至9岁儿童因误食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而中毒住院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安大略省的其他研究指出，全省因“大麻素剧吐综合征”而到急诊就医的数量增加了13倍，孕期护理次数增加近一倍。 数据还显示，大麻合法后，因“麻驾”（在大麻或任何其他药物的影响下驾车）而被捕的人数明显增加，但由此导致的道路安全事故并没有相应增加。这有可能是一部分执法资源和注意力转移到了“麻驾”相关问题上，执法力度加强，而非民众驾驶模式的变化。同时，民众对于“麻驾”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认识到使用大麻后驾车会导致危险的人从2018年的61%增加到2022年的78%；而愿意乘坐大麻使用者驾驶车辆的人，从2018年的13%下降到了7%。 至于第二个目标和第三个目标，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数和减少大麻相关犯罪，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成功。虽然加拿大全国使用大麻的总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影响表现是不同的。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37%的人自述吸食大麻，与合法前后并无太大变化，在魁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的吸食率增加后曾一度回落到18.5%，但之后又增加到了22.3%。实际上魁省的法定年龄限定在21周岁，也就是说合法化并没有挡住未成年人使用大麻的脚步。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年轻人吸食大麻的烈度比过去高了很多，特别是类似电子烟的WAX Pens的流行，是导致大麻中毒问题的主要原因。而正是由于这部分未到法定年龄消费者的存在，也成了黑市、大麻贩子、犯罪组织等维持生存的基础。大麻合法化给18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带来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吸食大麻的比例由之前的31%增加到2021年时峰值的44%。 然而，由于很多研究的数据都是通过在一些省份进行的孤立研究整理而出，缺乏全国趋势的数据，不同省份的不同限制性政策也会影响到健康和社会的相关指标。只能说现有数据表明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似乎并没有像一些反对者预期的那样给公共健康带来灾难，但也不能说它在公共健康方面取得了全面或明确的成功。 回顾：大麻合法化历程 2015年，含着“金钥匙”出生，本人长得英俊有型，具有“网红”“万人迷”体质的特鲁多打破了大多数时事观察家的预期，意外地以较大优势战胜前执政党——保守党，赢得联邦选举，组成可“完全执政”的多数政府。在竞选期间，特鲁多就承诺一旦当选后，将推动大麻合法化。特鲁多为什么要执意推动如此富有争议的议题呢？一方面是加拿大自有国情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选票的考量，毕竟加拿大是世界上大麻吸食率最高的国家，吸食大麻又多以年轻人为主，这些人的投票率通常是很低的，如果能把他们鼓动出来投票，一定会提高自由党的选举胜算几率；另一方面也和特鲁多家族的自身经历有关，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因雪崩去世的弟弟Michel Trudeau曾在15岁那年因持有大麻被警察拦截，留下刑事案底，让他自己和家里人都受到影响，最终通过他父亲的影响力得以摆平。他那时就想，还有很多遇到同样问题的加拿大人没有他父亲那般的影响力，所以希望有一天能取消这条不符合人性的法律。 其实，加拿大在建国之初并未对大麻的使用究竟合法或还是非法加以严格规定。直到1923年，联邦政府才立法规定禁止大麻种植、销售和使用，并将“和大麻有关的犯罪行为”入刑。加拿大对毒品的态度一度和美国一样严厉，不仅把与毒品相关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还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使得毒品消费只停留在少数特定人群中。但在二次大战后十几年，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之间矛盾的不断扩大和总爆发，在6、70年代催生了政治上的新左派和文化上的嬉皮士运动。年轻人通过公社式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批评政府对公民权益的限制，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大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隘和战争的无人道等等，而为了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与现有社会价值区别开来）；听摇滚乐（表达内心世界的集体宗教）；吸食毒品（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到安慰）；过集体生活（用类似“原始部落”的生活来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他们经常参加民权运动、非暴力政治示威活动及大型户外音乐节等，形成一场影响至今的“文化革命”。而因为吸食大麻和其他毒品是犯法的，充满叛逆心理的嬉皮士们偏偏要吸给人看，导致美加两地大麻的消费量剧增，各级政府都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但由于多种方面的原因，禁毒运动屡战屡败，民众的反对情绪却愈来愈烈。1971年8月7日，2000多名吸毒者在温哥华的Gastown举行smoke-in抗议活动，反对“钓鱼”毒品执法，支持大麻合法化，成为加拿大第一次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大型集会。而发生在1987年的Terry Parke案则大大改变了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进程。这名患有癫痫疾病的多伦多居民首次因持有大麻而被捕，后因为“医疗需要”而无罪释放，但在9年后的1996年再次因持有、种植和贩卖大麻而被捕，并受到指控，4年后安省上诉法院判决禁大麻法侵犯了这名男子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享有的“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警方的做法违宪。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出来一年后，加拿大通过了制定了《大麻医疗准入条例》(MMAR)，允许获得许可的人在家中种植大麻或通过加拿大卫生部来获得大麻，后被医疗用途大麻条例(MMPR)取代，但只能使用干制大麻。除吸食干制大麻(花、叶)以外的其它任何形式的使用则可能导致贩卖及私藏毒品的刑事起诉。早在2003年，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大麻合法化的C-38提案，但没有闯关成功。2009年，警方在卑诗省一名大麻活动家和生产商Owen Smith家中找到了200多个含有大麻提取物的饼干、茶、橄榄油、润唇膏和药品等物品，指控他贩卖及非法私藏大麻的罪名，但这一罪名被卑诗省一名法官驳回，嫌犯被当庭释放。官司一直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最终在2015裁定限制允许使用大麻者的使用方法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自由，并要求联邦政府在一年内需对围绕大麻提取物的法规进行修改，这同样是个意义重大的判决，为大麻食用打开了大门。同年6月25日，在温哥华市长Gregor Robertson的推动下，温哥华市议会以8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规管非法药用大麻店的城市法规，让温哥华市成为全加拿大首例通过涉及大麻规定的城市。而当年进行联邦选举的自由党承诺“一旦当选将立刻推动大麻合法化立法”，并于当选后宣布“正式开始相关立法研究”；2016年12月13日，“大麻立法研究小组”发布首份报告，列出了大麻合法化的种种好处，重申将推动大麻合法化；2017年4月13日，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王周迪（Jody Wilson-Raybould）亲自向众议院提交了大麻合法化的C-45立法草案；同年11月27日，由于自由党的多数席位，这项被多个反对党批评的法案以200票赞成、8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毫无悬念地得到通过；2018年6月19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经总督签字后正式于10月17日生效；一年后又宣布含大麻的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大麻产品也可以合法销售和购买。 “大麻合法化”让瘾君子欢呼雀跃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包括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芬太尼等的合成毒品也合法化。而耐人寻味的是，加拿大国内正经历滥用阿片类药物的死亡大潮，且呈愈演愈烈、年年增长的态势。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17日、18日，两年一次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来自全球151个国家、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参会嘉宾注册人数超过4000人，成为除联合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全球性论坛之一。两天的会议结束后，推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计划，达成的务实合作成果高达458项，既有合作文件类、合作倡议类、合作机制类成果，又有项目类、资金类、举措类成果，远超第一、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总和。 在俄乌冲突延宕不决，巴以冲突再起，中东人道悲剧遍地的大背景下，一个又一个国家领导人却从世界各地飞抵北京，畅谈合作，展望未来，如此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人感慨中国以及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地球的希望之光。 “一带一路”的由来 2008、0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全世界，经过各国的积极努力补救，包括中国投入的4万亿救市资金后，世界经济在2010年出现较大复苏，但很快就又下滑，重现萎缩局面。而中国由于多年经济高达2位数的增长，也开始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比如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融资难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为了让中国经济能继续均衡、平稳地运行下去，把高速增长的态势继续延长，彼时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并在10月于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号召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强劲的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回升向好。当年11月，“一带一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确立为中国国家战略，成为“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柱。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后增资1000亿人民币，成立丝路基金以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5年2月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领导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首任组长为张高丽，副组长为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个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到今年9月，成员国的数量已经达到109个，这些制度安排为之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并没有引发多大的关注，毕竟每天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点子出来，产生的发展中国家或区域性组织多如牛毛，但中国的认真态度和强大执行力很快就让人们看到了不同。而十年“一带一路”及今后更长时间的实践将证明，世界由此获得了新发展机遇，世界经济被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随“一带一路”而来的各种交流、合作让共建国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搭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 今年10月10日，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政府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这份文件系统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理念愿景、实现路径、实践成就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丰硕成果，阐明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引领构建了全球互联互通新模式，引领开辟了共同繁荣发展新道路，引领探索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方案，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目前已经有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与他们的贸易额从2013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社会、海洋、电子商务、科技、民生、人文等领域，形成了3000多个项目，一大批互利共赢的港口、铁路、桥梁、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成功落地。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的工程合同额累计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加拿大全国的名义GDP。 “一带一路”缘何成功 在“一带一路”倡议刚刚问世时，遭到西方媒体的冷嘲热讽，被描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国家觉得这个倡议不可思议，不可能成功。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和“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建立在自愿参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强加于人，目标是要实现合作共赢，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与探索，是中国从实现自身发展的朴素需求出发，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己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对当今世界的深刻体会，在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互动合作中，逐渐生长完善的独特实践。 “一带一路”成功的最核心因素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双赢，始终坚持在尊重彼此主权，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原则等基础上，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平等对待，共商共建共享，从而使得“一带一路”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合作中，表现出个性化的独特属性，能让参与方以极为舒适的方式推进。用大白话说就是中国只看谁有需要，不论其他，穷国行，富国也行；有钱行，没钱也行。与发达国家的类似项目不同，中国谈的是“生意”，而不是“钱”，致力于找到双方可以合作双赢的“生意”，不拘内容和模式，搞基建、挖矿可以，建厂房、搞服务也行。同时中国又具有开展双赢“生意”的本钱。首先，开展生意最缺的是本钱，中国已经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其他渠道进行了准备，随时可取用；其次，做生意特别注重成本，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控制生意成本上有独家秘诀，可以保证低成本和快速推进项目，满足盈利的需求；第三，做生意还需要有市场才行，而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已经注定了是个大市场；第四,做生意要有稳定性，中国不是西方的选票民主国家，不会出现几年后领导人更换，相关政策推倒重来的现象。这些看似最基本的条件，能同时满足的国家其实并不多。 经过10年的实践，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出来一个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外的国家级经贸合作框架，成果丰硕。根据白皮书的介绍，“一带一路”在“硬联通”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遍及全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在“软联通”方面：与共建国家持续深化规则标准等领域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中国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份自贸协定，与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与1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心联通”方面：教育、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已与45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设立了“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打造了“鲁班工坊”、“光明行”、”“菌草”等一批“小而美”合作品牌；在经贸投资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达到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增速既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也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速，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多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11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首次超越了传统欧美市场，意味着穷国购买的东西超过了富国，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面对实实在在的改变，西方媒体诋毁“一带一路”炒作的所谓“债务陷阱”“破坏环境”“中国项目抢当地人饭碗”等内容越来越难以取信于人。相反，发展中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度呈明显上升态势。 面对现实的打脸，发达国家从刚开始的各种不看好开始模仿中国的“一带一路”，比如在2021年G7国家峰期间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但一年过去，却没什么进展；又在2022年的G7峰会宣布要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设立“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项目”（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之后也是无人再谈起，还有诸如印度-中东走廊计划等等，目前也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说实话，欧美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自己的基础设施还都是二战后集中修建的，如今几十年过去，都存在严重的年久失修问题，亟待维护、修善和更新，哪里有余钱和余力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总之，“一带一路”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从“硬实力”上来说，中国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全产业链优势，可以为许多国家的许多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生产制造业到互联网、大数据、AI智能都是如此。而从“软实力”上来说，中国传统上与西方奉行的“分而治之”完全不同的“和而不同”“合则兴”“天下为公”等思维逻辑指导下的“共商共建共享”迎合了人间正道，让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形成未来的大趋势。 尽管现在的世界一片混乱，困难重重：国家撕裂、经济乏力、通货膨胀、地缘冲突……但在这个充满动乱的世界上，“一带一路”一直在追求和平与发展，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没有中国，那情况肯定会比现在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