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白求恩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加拿大人之一，他于1890年出生于安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镇(Gravenhurst)。他的家族是法国裔的苏格兰人，在加拿大很有名气。他的曾祖父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创建了蒙特利尔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他的祖父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担任阵地外科医生，在拿破仑发动的Battle of Solferino战争中因其努力救治伤员的举动获得了红十字会创始人杜南（Jean Henri Dunant）的高度评价，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创始人之一，更是闻名加拿大的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的父亲年轻时对冒险充满热情，并周游世界，就是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认识了白求恩的母亲——一位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并接受了她的信仰，两人结婚回到多伦多后，他的父亲也成为当地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并在安省各地热心传教，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让白求恩从小就生活在爱与包容里面。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会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很多人认为白求恩一生都把穷人和患者挂在心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首先就是因为他在成长阶段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白求恩成年后也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白求恩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这座房子建于1880年，用作教堂（Manse of the Knox Presbyterian Churchjiao），1889年，白求恩的父母搬入，1973年被联邦买下作为不白求恩纪念馆。
三次从军
白求恩是家中长子，出于父亲传道的需要，他们一家经常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与父亲对宗教的热情不同，白求恩很小就以好奇心、对医学的浓厚兴趣和独立精神而闻名，再加上他自小对曾是战地医生的祖父很崇拜，年少时就立志要学医。为此，他尝试过轮船侍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记者、古董商贩等各种职业，到了1909年，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热血青年白求恩9月就放下未完的学业报名参军，跟随加拿大战地救护团前往法国前线抬担架，这是他第一次在战争的环境下实践救死扶伤的理想。1915年4月，在比利时西北部Ypres小镇的战斗中，白求恩左腿受伤，不得不住院治疗，于同年11月痊愈后回到医学院继续完成剩下的学业，1916年从医学院毕业。
白求恩医学院毕业照
毕业后的白求恩再次参军，到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在天马（Pegasus）号巡洋舰上担任军医，这期间他决定未来的行医方向为儿科。1919年2月退役后，白求恩来到英国伦敦的病童医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担任了六个月的实习医生。实习结束后，返回加拿大的白求恩于1920年2月再次报名加入加拿大空军，担任上尉军医。随后回到英国West London Hospital医院再次实习，并在爱丁堡皇家医院（Royal Infirmary）继续深造。在这里，他不仅学习到当时最前沿的外科手术技术，还接触到了艺术的世界。这段经历不但培养了他高超的艺术鉴赏能力，还精进了绘画水平。1922年2月，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1919年，白求恩（后排右二）在伦敦病童医院实习
云端跌落
1926年，36岁的白求恩患上了当时几乎是绝症的肺结核，为了不把肺病传染给年仅25岁的妻子，他独自前往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Trudeau Sanatorium）疗养，一度万念俱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篇有关“人工气胸”的文章，但手术风险很高。由于白求恩自己就是胸外科医生，他拒绝了当时普遍采用的听天由命的“静养”式消极治疗办法，而是竭力说服医生在自己身上实施当时试验性的“人工气胸疗法”，这种疗法的原理是通过人工制造气胸的方式，让患者的肺叶萎缩，尽管今天这种疗法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年却确实治好了白求恩的疾病。在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白求恩创作了巨幅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T.B.’s progress），包括9幅画作和两首诗，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
T.B.’s progress 之 童年
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白求恩的一生，摆脱了死神阴影的白求恩从此立志通过外科手术解除肺结核患者的痛苦。但在当时，肺部手术是很少见的，麦吉尔大学的教授、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的主刀医生Edward William Archibald算是这方面的先锋人物，于是在1928年4月，白求恩带着复婚的妻子法兰西丝（Frances Penney）北上来到蒙特利尔，担任Archibald的手术第一助理，后又担任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生、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外科主任，并研制和革新了三十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这所城市生活了八年，正是这八年时间让他从小树立的治病救人理想找到了实践之路。
蒙城生活
白求恩30岁那年在英国认识了妻子法兰西丝，两人于1923年结婚并获得了一笔不菲的遗产，于是两人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蜜月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各国，还表现出对奢侈品的热爱和过度消费的倾向。遗产很快挥霍殆尽，手头变得拮据起来，于是在1924年秋天，他们回到北美讨生活。白求恩先是在底特律开了一间简陋的小诊所，刚开始他的病人不多，而且都很穷，经常有人付不起诊费要拿实物来抵，但白求恩从来没有因诊费的问题而拒绝给患者治病，还经常到贫民区出诊，免费给穷人送医送药。随着他的名声扩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夫妇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夫妻之间的感情却出了问题。
1920年，30岁的白求恩
白求恩是一个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日夜操劳，还精力充沛，各种奇思妙想，但却对妻子没有耐性，易怒、专制甚至霸道。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却不停的因为各种小事和她争吵，几乎是亲手毁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他们结婚，离婚，再复婚，再离婚，两个彼此相爱却性格不合的人就这样互相折磨着。第一次婚姻的后期，白求恩变得非常消极，曾经彻夜酗酒，甚至用大麻、吗啡来麻醉自己。酗酒是白求恩的家族遗传，他的祖父也曾长期饱受酒精依赖的困扰。
肺结核痊愈之后，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白求恩找到新的人生目标并振作起来，得到妻子的原谅与之复婚,可惜两年后他们再度离婚。来到蒙特利尔后，他在事业上如鱼得水，身为Archibald教授的助手，白求恩在教学、研究和临床之间忙得不亦乐乎。第二年就连续发表了四篇有价值的医学论文，以后陆续撰写的十几篇医学论文更是让他声名远扬，富有创新精神的白求恩发明了好几种外科手术器械，比如“白求恩肋骨剪”等，这些器械的出现使得手术过程变得更简单，更有效，受到其他胸外科医生的高度评价。
1928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寓所
功成名就的白求恩时刻不忘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患者，利用业余时间开设门诊，每个周六免费给贫困患者治疗。但是30年代的蒙特利尔也饱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失业率奇高，民众生活困苦，许多人不是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维持生存，就是流落街头。白求恩常常感叹要面临让不让病人出院的两难，因为即使他们痊愈出院，也只能回到那个让他生病的地方去，从而再度感染。他更是抨击说“结核病有两种，一种是富人的结核病，可以治愈；一种是穷人的结核病，只有死路一条，因为穷人没有活下去的本钱。”
圣心医院保存的白求恩发明的部分手术器械和手稿
在身体例行帮助贫困患者的同时，白求恩还一方面号召医务界的同行们联合起来，组织医疗小队到贫民区去，到迫切需要医生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批评当时的医疗制度只看重经济利益而忽视对穷人的治疗，他还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这样才能真正截断肺结核的流行。但他的主张和言论并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反响，无力改变现状的挫折感让白求恩变得非常暴躁，很难与人相处。他愤世嫉俗，觉得这个社会对受苦受难的人无动于衷，而他坚信这些苦难是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手段铲除的。
由于他的个性和观点上的差异，白求恩与Archibald教授以及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比如在决定是否对某一患者采取手术上，白求恩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进行比较冒风险的尝试，而一旦双方发生分歧，白求恩也不会隐晦的说明，而是直接批评，措辞严厉，有时甚至是公开抨击；再比如，与大多数穿着传统灰色外套的医生不同，白求恩更喜欢穿运动夹克或其他类型的衣服。他的不循规蹈矩以及富有挑衅性的一面最终在1932年秋天换来了一张解雇通知书。
1933年，白求恩在手术
1933年，白求恩在今天的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当时叫hôpital du Sacré-Cœur de Cartierville）找到了新职位，担任肺外科主任，获得了实权之后，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尽可能多做手术拯救患者，培训外科医生，引进新的技术如人与人之间的输血，继续发明外科手术器械及发表医学文章，他的发明和文章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白求恩1934年创作的自画像
加入共产党
白求恩多才多艺，业余时间从事美术和文艺创作，他写诗也写小说，他的油画《手术室之夜》（创作于1934年）曾在蒙特利尔举办的画展上展出，获得不少好评。他还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内创办儿童艺术中心（Children’s Art Centre），免费为孩子们教授美术知识。
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白求恩与蒙特利尔的文艺界接触广泛，并结识了画家Marian Scott，她的丈夫——麦吉尔大学法学教授Francis Reginald既是个诗人也是著名的左翼运动活动家，经常向白求恩宣讲共产主义。而白求恩在其文学、艺术和医学领域的活动使他能够与社会建立直接的联系，看到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特别是在治疗肺结核的过程中，白求恩发现结核病的流行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贫穷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改变，结核病就不会被根除。就是在他与这个引发结核病流行的根本问题做斗争的过程中，他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特别是1935年8月，白求恩在参加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之际，利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逗留期间，参观了苏联的医院、疗养院和妇女保健中心，他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医疗系统能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结核病，也深切认识到政府在医疗保健事业上应负的责任，并加深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返回加拿大后，白求恩开始和加拿大共产党接触，参加魁省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还在一些集会上发表自己参观苏联医院的观感演讲，盛赞苏联的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同年11月，白求恩秘密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6年春天，他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促进会（Montreal Group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Health），自任会长，汇集起一批医生、护士以及社会工作者。在他的领导下，会员们定期开会审查其他国家的卫生体系，以提出一项旨在解决魁北克和加拿大医疗体系内实际问题的改革建议。经过大约六个月的研究和讨论，该协会制定了改善现有医疗体系的四点建议，内容包括市政府给贫困民众提供廉价药品、推行强制性医疗保险和自愿性医疗保险、为失业者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等，并在1936年夏天进行的魁省大选中提交给政府、反对党和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然而这个建议遭遇到公众的漠视和来自医疗部门的敌意，让白求恩感到很失望。
除了提出医疗改革建议，白求恩自己也在各种场合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医疗制度。1936年2月，他在美国孟菲斯城参加美国中南部医学大会，本来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自己所著的麻醉术论文，他却“跑题”到建立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重要性上，当地媒体用大幅版面进行了报道，题目就叫做《外科医生震惊了医学大会》（Surgeon Startles Medical Assembly）；同年4月，在蒙特利尔外科学会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To remove personal interest from medical professions）的演讲，指出“在‘用一切办法赚钱’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疗呈现出一种典型而令人不快的现象，可以概括为‘医学发达，却健康不足’，所以政府应该把保护公众健康看作自己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职责，而实行社会主义医疗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做法，把医疗保健变成公共事业，就像邮局、军队、司法机关以及学校那样。”
孟菲斯城当地媒体的报道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败及法西斯党徒弗朗哥的上台而告终。西班牙内战为世人所熟知，不仅因为其旷日持久且伤亡惨烈，还因为它是德、意法西斯与红色苏维埃的隔空斗法，被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和前奏，更因其国际纵队参战人员的“星光璀璨”，聂鲁达、海明威、白求恩、奥威尔、卡帕及毕加索等名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都坚定地站在最后失败的共和政府一边。
白求恩参战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他天然的渴望在战火硝烟中救治伤员，而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成的自由世界与独裁者的战斗”，二是他对自己在加拿大提出的医疗制度改革遭受挫折而感到失望，三是当时他的感情生活也处于低谷：前妻早已经与他再次离婚，情人也不能在一起。于是他辞去圣心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把自己租住的公寓清理干净，写好遗书，指明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前妻，在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Canadi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的帮助下，于1936年10月24日带着医疗物资登上“大不列颠女皇号”（British Empress）轮船奔赴西班牙战争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