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人
“黄埔军校”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它记载着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也影响了我们这些后人割舍不断的家国情怀。我对“黄埔军校”的认识是从陌生、了解，再到崇敬、自豪，对它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感情。今年年初，我的堂兄在看到一段有关“黄埔军校建校十周年校庆”的历史影像时，特意转发给我，深信他的父亲、我的伯父（黄埔八期）也在队列其中而感慨万千。今年（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海峡两岸，甚至海外许多地方为此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借此机会，作为黄埔后人理应写点什么，也算作是一种参与，为纪念黄埔军校的百年华诞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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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有人说，一座黄埔军校，半部中国现代史。黄埔军校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吸纳、融合外来文化，并结合中国军事需求的探索史。无论是军校初创阶段，还是抗战时期，黄埔军校都能根据中国的军事需求主动地吸收各国先进的军事思想与教育模式，不仅体现了这所军校高度的适应能力，也为其自身发展不断地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开放与包容不仅体现在军事教育上，更塑造了勇于创新、兼容并蓄、追求卓越的黄埔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黄埔军校在中国军事史上独树一帜，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为中国现代军事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摇篮，其发展历程贯穿了中国社会变革和军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从广州的初创，到南京的扩展，再到成都的坚守，黄埔军校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了对多元军事文化的吸纳与融合，成为了一所具有开放包容文化的军校。
1）广州时期（1924-1930）——革命与实用的结合
黄埔军校于1924年在广州创立，诞生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其教育模式深受苏俄军事体系和日式教育（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军校）的影响。
黄埔军校在创建初期有一个特殊的教官群体，这就是苏联顾问团，他们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通讯、卫生等各个教学岗位上。这些苏联教官大多数都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有的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有的从事军事教育多年，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些杰出的教官为黄埔师生带来了苏联红军的优良传统，同时还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24年到1926年这两年期间，在校执教的苏联教官及职员约有300人左右。
苏联顾问团在校内推行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的理念，强调革命军队的思想建设与组织能力。课程设计涵盖步兵战术、军事宣传和政治理论，使学生具备革命军人应有的觉悟和实战能力。
除了苏联顾问团之外，黄埔军校的留日士官群体，以及保定军校毕业生始终是军事教官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埔军校的各级领导、教官，多为保定军校生，如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先后任教授部主任和教育长的王柏龄、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和教育长的邓演达、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军事教官顾祝同、刘峙、刘尧宸、钱大钧、季方、金佛庄、郭俊、张治中、周至柔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除了政治理念以外，黄埔军校在教学、治军、训练上都体现出保定军校严谨的日式训练模式的特点和风格。
这一时期，黄埔军校将苏俄的革命精神与日式的实战训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培养出了一批具有革命信念和实战技能的军事人才。这种开放姿态奠定了黄埔军校包容多元文化的基础。
2）南京时期（1930-1938）——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引领
北伐战争获取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黄埔军校也从广州、武汉等地迁到南京。这一阶段，国民政府与德国展开了广泛的军事合作，推动了军队现代化的全面改革，黄埔军校迎来了与德国军事体系的深度融合。
1930年，黄埔军校第8期开始调整学制，改革了之前的苏式和日式教育，采用德式教育，并且由原本的1年速成教育转为3年正规教育，其中规定学生在学期间，第一学年为入伍生教育，使之明了军队生活，熟谙军士以下勤务，第二、三学年为学生教育，学习各兵科初级将校必要之学术及指挥技能。新的招生规定，须持高中毕业文凭方能报考，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入学门槛，保证学生文化素质和教育程度。
以汉斯·冯·塞克特为代表的德国顾问团帮助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涉及战略规划、装备更新和军事教育。黄埔军校在此阶段融入了德国军校的训练理念，如战术推演、参谋体制和综合战术的运用。德国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战略全局观与部队管理能力。黄埔军校在这一阶段展示了对德国军事文化的吸收和本土化。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黄埔军校开设了“自然科学学科”课程：数学、物理、电工常识、地理、密码通讯、防毒化学、航空、机械常识、有线电通信等；外国语教育也被纳入教学计划，规定每个学生必须选修英、德、日3种外国语的其中一种。除了德国军事专家之外，军校亦聘请了一批曾在国外大学留学的专家担任相关学科的专科教官。
这段时期，德国顾问团将其科学化的军事教育体系引入黄埔。课程内容涵盖参谋工作、战略规划和现代化战术训练，学员不仅要学习基础战术，还必须深入了解战场指挥与后勤管理。
德国的层级管理模式和精确的战术推演方法被黄埔全面吸收，提高了学员的组织能力和作战素质。
黄埔军校展现出对德国军事文化的高度适应，逐渐确立了其在战略规划与现代化教育中的先进地位。
3）成都时期（1938-1945）——国际化与实战化的融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埔军校迁往成都，继续培养军官以应对抗战的需要。此时，黄埔军校与英美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的军事顾问很快离开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美国军官。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队全面引入美国顾问，军事教育体系也开始了全盘美国化。国民党方面甚至将陆军大学改为参谋学院，又增设了联勤专科学校、副官学校等专科军校，后来美军顾问也大搞短期培训班，连国民党军队检察人员、保密人员乃至普通文书，都由其负责培训。
课程设计以英美军事体系为蓝本，涉及现代化装备操作、空军指挥、机械化作战和联合作战等内容。英美盟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进一步促进了黄埔的现代化教育。
针对抗日战争的需求，黄埔强化了实战训练，将空地一体化作战、后勤保障和现代化指挥能力作为核心教学内容。
与盟国的合作不仅引入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还拓展了学员的国际视野，使其能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
在这一阶段，黄埔军校不仅实现了对英美军事文化的吸收，还成功地将其本土化，进一步彰显了其包容开放的教育特质。
至抗战结束时，黄埔军校教官的“拼盘”更大。除以上黄埔教官主体部分外，还有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等国军事院校的毕业生50余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120余人也加入到黄埔军校军事和自然科学学科教官队伍中。
黄埔军校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标杆，正是因为它在不同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本土需求的结合。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不仅提升了中国军队的素质与战斗力，更为国家的独立和复兴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黄埔军校的历史经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也是其开放文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