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宪
徐濛濛工作照
看到徐濛濛发自泰国的照片，得知她将要在皇家杜斯特大厅（TheRoyalDusitHall）主持国际会议，海报显示与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Noncommunicable Diseasesand Mental Health）领域的专家，既吃惊又担心。
“母亲指向天空，我给自己插上翅膀”
五月份去波士顿我才发现对女儿的了解太少了。我竟然不知道她在哈佛是三个学生会的主席；不知道她从二年级就开始给老师当助教；不知道她为什么放弃收入高出数倍的咨询公司而选世界银行做顾问；不知道她为什么百忙中还要跑去最混乱的国家海地……同样，今天她人在泰国，就算刚才看了照片，还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去那里。
孩子来电话说被时差闹得睡不着觉。真是天赐良机！假如她在波士顿，这钟点儿大概有100件事等着她，哪有时间跟老妈聊聊？
我说：“看桌签你坐主位，难道你能代表世界银行召集国际会议了？”言外之意：你的专业似乎跟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都没多大关系，你主持会议，行吗？
对我的疑虑女儿秒懂。她说：我们（指世界银行）跟世卫组织有一个工作团队，针对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疾病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率高的情况，研究怎样通过医疗体系的改革来改变。会议是世行召集的，我是其中一项的负责人，所以由我主持。
见我还是一头雾水，女儿耐心给老妈科普。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非传染性疾病被视为一项重大的全球挑战。该《议程》设定了一个具体目标：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徐濛濛他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在未来的七年里，力争实现这个目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因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和慢性肺病死亡的人数，合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近74%。而几乎四分之三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以及1700万过早或70岁之前死亡人数中，86%是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全民健康覆盖率或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严重不足。因此，如何发展和促进全民健康覆盖对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努力减少可预防的全球死亡人数至关重要。
“比如说，糖尿病，以前在低收入国家并不普遍，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收入增加，这些国家进口和吸纳了高收入国家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一些被称为‘富贵病’的疾病便也在这些国家滋长。可是这些国家没有发达国家较为完整的预防和治疗慢性病的制度和方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得了慢性病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知该如何治疗。比如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医疗重点是防治传染病。病人得了疟疾，治好了就回家，连病例都没有，更不用说进行长期的跟踪、评估和治疗了。我们要让这些国家的医疗机构不光要看传染病，也要看慢性病。
“我四月份发表了一篇报告就是关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普查、筛查、评估，建档等基础工作，再根据这些数据因地制宜地制定医疗改革方案。比如培训和派遣筛查人员，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等，我就负责编写培训教材这部分……”说到这儿，已在西方生活了30多年的我，立刻明白了女儿他们要干什么。
女儿还顺便送了我一顶高帽：妈妈，其实我要感谢你，你从来不干涉我学什么、做什么。我能随心所欲地挑选专业，游刃有余地在不同领域切换也是受你的影响。很多中国家长都是给孩子指定一个专业方向，比如当医生、当律师，一干就是一辈子。而你30多岁出国，50多岁当记者，60多岁再创业，让我看到了人生不是只能走在一条路上，自己要给自己插上翅膀。走到今天，我感到我所有以前学过的东西和做过的事，都没有白费，都在为我的今天做准备。比如我的专业，眼科病和高血糖有直接关联，我有十多年临床经验；我当过老师，知道当好老师首先要知道学生需要什么，从而知道怎么编教材，怎么设课程；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都当过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长期负责国际合作项目，又在社区中心医院当门诊主任，这些都是对我领导力的培养，所以主持国际会议没有很大难度；我去过非洲和海地援医支教，也多次去过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国情有切身的认知和感受；我们现在做的是世界公共卫生项目，而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在哈佛大学都学过……
我很震撼，好像从来没有和女儿这样坦诚、深刻地沟通过。
“今天老师说非洲缺水”
女儿的一席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她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几个标志性的拐点，如同电影在眼前展现……
濛濛生下来体弱多病，得过新生儿黄疸性肝炎，新生儿肺炎，37天大还曾被误诊为“溶血性先天痴呆”……不知吃了多少药，挨过多少针……
女儿五岁我留学加拿大，她七岁来蒙特利尔跟我团聚。有一天她从学校回来我正在厨房洗菜，她忽然扬起小脸严肃说道：“妈妈，你择菜时应该关上水龙头，别浪费，今天老师说非洲缺水……”我低头问她非洲在哪儿，离我们多远，她都答不上来。那是她第一次就全球问题郑重发声，也是我第一次在女儿眸中看到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悲悯情怀。瞬间，我对这小小的人儿刮目相看，喜忧参半。也许，就是从那天起，帮助“缺水的非洲”就刻进了她的脑海。
那年濛濛10岁，中国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她在电视机前心急火燎。我带她去唐人街一家中文报社捐款，她非要以她的名义再捐5加元。那是她第一次捐款，用的是压岁钱。从那以后，每逢国内发生重大灾害，她都积极参与华人社区的募捐活动。后来还加入了一个华人艺术团体，经常义演。有一次她在自己的学校宣传赈灾义演消息，卖票募捐。很多同学听说会有徐濛濛跳舞便踊跃买票，有的还买了好几张，使她一场就募到500多加元，得到主办方颁发奖状表扬。
濛濛热心公益，乐于助人。除了在社区和校园积极投身慈善行动，还自觉走向社会，从事更加正规化和常规化的志愿者工作。我非常喜欢加拿大的一点：鼓励青少年劳动，并提供与年龄段匹配的岗位。徐濛濛14岁做的第一份“官方”义工是为加拿大红十字会给登记在册的献血志愿者打电话提醒献血。她先后在老人院、无家可归者救助站和动物救助站等非盈利机构工作过。
记得一次，女儿做完义工回家，讲起当天经历十分感慨。那天她负责给一位有精神障碍的老人喂饭，喂到一半，老人突然将吃进的食物吐了濛濛一身，接着“哈哈”怪笑，把濛濛惊吓得想跑，恶心得想吐，可她硬是用意志力强迫自己要忍住……不知是逼自己太狠，还是可怜那被绑在椅中的老人，她哭了。老人顿时安静下来，紧盯着濛濛流泪的脸，乖乖地让濛濛给他擦嘴，乖乖地咀嚼吞咽，乖乖地把午饭吃完。刚完成这个任务，濛濛在医院走廊拐弯处，差点儿和一位一丝不挂的老人迎面撞上。那老人瘦骨嶙峋，在濛濛眼里如同一具行走的骷髅披着张难看的皮。她再次强迫自己别喊！镇静！快去通知护理……她遗憾地跟我说道：“没想到我这辈子看到的第一个裸体男人这么丑，我还一直以为会是个大帅哥呢！唉，我的第一次啊……”受了这么大刺激，我问她以后还去不去，她不悦道：当然还去！大有怪我多此一问之意。
“最丑的一副眼镜”
发现女儿的眼睛有毛病是在她不满两岁的时候。她看电视斜眼睛、皱眉头；去托儿所接她，向她招手，她没有反应，直到离近了，她才欣喜若狂地扑上来。
当时的眼科医生说，孩子是遗传性近视眼，没办法治，只能长大后配眼镜。眼看着女儿比别的孩子反应慢，胆子小，常皱眉，不爱笑……我有时干着急，有时我也硬逼。比如玩沙坑独木桥，我站在另一头，不管怎么鼓励她就是不迈步，最后把她逼得放声大哭……
女儿戴第一副眼镜是来加拿大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说，徐濛濛坐第三排以后就看不清黑板了，需要戴眼镜。我这才意识道，女儿在国内时，因个儿高座位靠后，看不清黑板又不敢说，成绩不好，被老师说笨，造成她长期自卑……如今回望，这些都是因为她看不到其他孩子能看到的东西呀！我和老师都有责任。
配了眼镜后不久，我发现枣红色镜框中孩子的两眼不平衡。老板却怪孩子的耳朵高低不平。他找来一根黑线绕在一侧眼镜腿上，厚厚的。我把孩子的头发拉下来遮住，孩子一声没吭。
这副眼镜女儿戴了好几年。直到2009年我去费城萨卢斯大学参加她的住院医毕业典礼，她才告诉我，那是她记忆中最丑的一副眼镜，当时常被同学取笑。哪个女孩儿不爱美呢？她只好把眼镜藏起来，必要时才戴。她还说，其实那种细柄的眼镜是很容易调整的，就看店主有没有爱心和耐心了……
我听后为自己的粗心大意非常难过。要是早知道这些，就算再没钱，也会给女儿配一副不让人笑话的眼镜！过早懂事的孩子呀，让母亲好内疚好心疼……
正是童年和少年“眼睛”与“眼镜”的遭遇，给濛濛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长大后要帮助和自己一样眼睛不好的人，不让他们吃自己吃过的苦头，走自己走过的弯路。
加拿大只有两所大学有视光学院，一个在滑铁卢，一个在蒙特利尔。徐濛濛选了蒙大，不光是因为离家近，还因为这个专业有一个常年项目：到第三世界国家免费为穷人看眼科疾病，提供免费眼镜。女儿上大三时随学校去罗马尼亚义诊，除了器械，他们还带去好几大箱来自全国捐献的旧眼镜，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减带个人物品。
在一个废弃的重工业区，患有各种眼疾的病人排着长长的队，衣衫褴褛，气味难闻。那是女儿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病人，她不戴口罩，对每一位病人都展现美丽的微笑和尊重。她知道，眼前这些穷困潦倒、靠救济吃饭、面色冷漠的病人中有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教师和技术员，她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受惠于人。她的善意被那些敏感的心灵感应到了，很多老人拥抱她，亲吻她，低声祝福她。
能实实在在地帮到人的眼睛，让女儿的责任心拉满，成就感爆棚。但是，她非常不满意这种“雨过湿地皮”的方式，只呆五天，很多病人的疗程还没走完……这段经历让她更加确信自己选对了理想专业，另一方面立志等将来自己有能力了，不搞这种“走过场”扶贫，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几年后她去非洲做了一年的志愿医生，扶贫支教，治病救人，便是这段经历的延续和理想兑现。
“你就是那种适合做医生的人”
2008年，徐濛濛大学毕业去美国实习，导师曾给她这样的评语：你就是那种适合做医生的人。
正是这位导师鼓励她报考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使得濛濛顺利取得美国的行医、执教资格，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职业轨迹。
徐濛濛现在是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副教授、南波士顿社区卫生中心眼科主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世界银行健康营养与人口顾问。
当年导师为什么认为徐濛濛不应该只满足于为每一位视力障碍者配最好的眼镜，而更应该成为更出色的眼科医生呢？因为两件事。第一，一位病人连续三年左眼视力比右眼下降得快，以前的结论都是白内障所致。那天他来复查，濛濛接诊。濛濛看了病例，想了一个问题：病人的白内障两眼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只有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她仔细查了病人眼底，发现一处眼神经有异常。当时导师不在，她果断越级向科主任报告，要求开单子给病人做大脑扫描，结果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动脉瘤……及时防止了病人脑出血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得到科主任高度赞扬。
第二件事，一个青年有先天缺陷，一只眼睛正常，另一只视力极低，使他看什么都重影，没有安全感，严重自卑，甚至不敢交女朋友。以往大夫们都把焦点放在如何医治坏眼睛上，女儿却提出一个设想：在找到最佳治疗方案之前，将他的坏眼“弄瞎”！她的理论是虽然一只眼睛不如两只眼睛，但病人用一只眼睛可以正常生活，远比两只都用却没有生活质量要强，导师同意了。于是他们用隐形镜片让病人的坏眼处于“不工作”状态。这样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病人看东西不再重影了，非常满意。为此导师称赞她能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不光针对治病，还要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
我一直知道女儿不是个善读死书的人，从小到大，最适合她的课堂就是社会。她对人的那份发自内心的关爱只有在和人，而不是和书本打交道时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今年三、四月间，女儿应一个国际卫生慈善组织请求，去兵荒马乱、绑架成风的海地支援。面对我的阻拦，她解释，因为疫情和战乱，海地大学的外国老师都撤走了，有十几个眼科学生因无法实习而在校搁浅。“妈妈你想一想，这些学生已经上了七年学了，只因为没有老师指导实习而不能毕业！不能毕业就不能工作，不能工作就不能治病救人……”我说；地球离开谁都能转，别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结果她说：“妈，你知道这个组织费了多大的劲才找到我吗？他们搜遍了全网，我是唯一一个满足所有要求的人。我既有教大学的资格，又能用法语（海地官语之一）讲课，有非洲支教经验，还甘愿做志愿者……那么多人盼着我呢，你说我能不去吗……”
为安全起见，女儿的行程是保密的。她平安回来后我才知道，她和另外两名美国医生是背着双肩包，乘坐小飞机，“偷偷摸摸”降落在一个偏僻的渔村，由荷枪实弹的保安用中巴车护送到一家国际援助的小医院全封闭开展工作的。她只字没提那十几天的艰与险，只说学生们如何聪明勤奋，如何让她感动万分：“他们凌晨四点从首都冒险飞来，饭没吃就着急上课……只有一套设备，他们相互试手，争分夺秒，半夜了还挤在楼道灯下复习功课……能上海地大学的都不是一般家庭的子弟，都有美国、欧洲、加拿大的亲戚可以投奔。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走了，我们的国家就真的完了……这样的青年，怎不值得为他们一拼呢？”徐濛濛用攒下的假期和他们一起废寝忘食，乐在其中，无悔无怨。
徐濛濛在海地现场教学
“为了帮到更多的人”
“为了帮到更多的人”是徐濛濛去非洲当志愿者之前立下的flag，而投考哈佛公卫学院是徐濛濛从非洲回来之后立下的又一个flag。宗旨没变，目标更高。
2011年，刚在波士顿一所眼科大学和附属医院工作一年的Dr.Xu决定去非洲义务支教一年。
她为这得来不易的机会而兴高采烈，电话里说：“妈，一个国际慈善组织在马拉维的MZUZU建了一所大学，为非洲南部国家培养医务人才，急需志愿者医生去教课。组织者正好是我的大学老师，才答应给我保留名额。你知道，与其每年派志愿者到那边去一个个地救人，不如在那里办学校，教他们自己救自己……”我打断她说：中国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用你给妈上课，不行！
我不同意她去。我认为她刚踏入社会没有经验，在新单位还没有立稳，对非洲的认知严重不足，刚交男朋友就要分开那么久……总之，现在不是去的时候。
可是，我怎么吓，也吓不倒；怎么劝，也劝不动。三个月后她义无反顾地放下美国的一切只身去了最贫穷的黑非洲。
又三个月，她从一个看见飞蛾就尖叫，一天不洗澡就难受的城市女孩，蜕变成习惯与苍蝇共餐，不怕跟蜥蜴同眠，能把成群的野狗当宠物来养，四五天停水停电也视若等闲的非洲姑娘。
她一人教五门课，同时出门诊，因兢兢业业，急人所难，还能讲英法双语，深受学生和病人爱戴。一个病人为了感谢徐大夫，走了三天三夜，只为送一袋花生米的故事已成当地传奇。直到今天，每年的国际学术会议她都会邀请一两个当年的学生参加，帮他们更新知识，开拓视野。
在非洲，她亲眼目睹了由于缺医少药，卫生制度落后，致使人的生命贱如草芥；她亲身经历了由于总统遇刺，政府瘫痪，天下大乱……有一次，她这个眼科大夫还不得不当了一回助产士，为一位难产的母亲接生……这些难以忘怀的经历让她认识到仅作为一名医生或者老师，能做的实在有限。她想要进入决策层去改变世界，去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挣扎在医疗匮乏却疾病滔天的地方的人。
全世界，首屈一指能助她实现这一理想的就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Covid-19在人间肆虐。疫情初期，女儿一直坚守在第一线，亲历了疫情爆发，管理混乱，这让她更坚定了报考这个学校的信念。她说，美国疫情控制的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公卫专家不知道怎么跟民众沟通，一会儿说必须戴口罩，一会儿又说不用戴口罩……全国从上到下无所适从。
2020年，女儿任职的大学同意为她支付高昂学费，可她自己却因数学没考好名落孙山。第二年，学校受疫情影响没了这笔预算，她决定自费也要上，又备考一年方得如愿。
2023年5月，徐濛濛以学业全“A”，荣获“Student Recognition Award”大奖的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是哈佛仅有的两个以人名命名的学院。
我从蒙特利尔赶去波士顿参加了女儿的毕业典礼。
徐濛濛说，是哈佛大学让她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意味着将来能管得更宽。而管得更宽就意味着能帮到更多的人。
她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当初决定去哈佛读公共卫生学位，一个原因是看到了美国疫情公关的失败。老百姓不相信科学的原因是高高在上的医学专家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地传达信息。所以去年夏天我开始在哈佛新建立的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做研究。
“我和导师当时就想，如今的美国普通老百姓信息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发现最大的来源是社交媒体。于是我们就想到要和 ‘网红’合作。第一个项目是从心理健康做起，我们找到了全网这个领域的‘网红’。 从四月份开始和他们合作，把他们请到学校和我们进行两天的交流，希望能影响他们，从而散播更多的科学依据。活动还来了很多媒体，还有哈佛大学不同学院的老师。公共卫生需要更努力地走进 ‘公共’领域，才可以服务到该服务的人群。”
事实证明，她果然离自己的理想又靠近了一步。眼下正在泰国开展的项目就是为帮助占世界人口大约73%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这是个伟大的事业，她能参与其中，是怎样的光荣？她怎能不全力以赴？
我终于理解了女儿为什么忙得手脚朝天，为什么总是夜不能眠。因为她的心里装着天底下不能和她过着同样生活的劳苦大众，他们不安她便难安。
（本文所有图片由徐濛濛提供）
2023年哈佛大学春季毕业典礼上，徐濛濛获奖的照片被校方置顶
左起：胡宪、徐濛濛与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副校长 Jane J. Kim在毕业典礼上合影
徐濛濛获奖后在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