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5月23日，前总督、特别报告员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发布了他的第一份关于外国干预加拿大大选的报告，不建议举行公共调查，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外国政府的干涉影响了选举结果，但要承认存在外国政府的干涉企图，因此采用公开听证会的方式即可。这与几个月来媒体和反对党不断炒作、强调的主题完全不同，本文将详细解读这一对加拿大华人产生严重和长远影响的指控以及该报告的主要结论。
何为外国干涉？
约翰斯顿在报告中试图明确外国干涉的定义以及为什么加拿大容易受到外国干涉？报告指出，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服务法》（Loi sur le service canadien du renseignement de sécurité）的定义，外国干预是指代表外国政府或实体实施的任何对“对加拿大安全构成威胁”的活动，包括“影响加拿大正在发生的事情；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活动；针对个人的或秘密或欺骗性或涉及威胁的活动等。”但在外国干涉的定义中，重要的是要区分外国干涉和外交工作，或外国对加拿大领导人的游说。外国政府或机构与民选领导人建立关系并就某些问题传达本国的观点是正常的，加拿大政府同样在全球其他国家也从事同样的活动，特别是围绕贸易、安全和国防以及环境等主题。但当外国政府或机构的活动变得隐蔽、具有欺骗性或具有威胁性时，就变成了干涉活动，这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灰色地带”。虽然原则上很容易界定外国干涉，但在实践中并不那么容易将其与授权的外交和政治工作区分开来，因此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视而不见。在特别报告员看来，外国干涉最具危害性的活动是破坏加拿大民主制度和进程，因为它会破坏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心，而选举过程对于民主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其实这并不是民主国家面对的新问题，早在美国建国前，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非常担心外国干涉新成立的美国内政，以至于他在 1796 年 9 月的告别演说中将其作为核心警告，并特别强调党派之间过去激烈的斗争与过度的党派偏见会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而加拿大是一个追求多元文化、自由开放的社会，宪政制度是建立在民主、法治、联邦制和尊重少数族裔的基础上，这些基本原则一方面确保了加拿大人的自由和民主的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也使相关部门和机构容易受到外国游说团体和个人的操纵。
特别报告员如何开展工作？
约翰斯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他最初接到任命时，他本人是赞成对外国干涉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的，但在查阅了大量保密文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除保守党党领Pierre Poilievre以外的政党党领交流后改变了看法。为了说明所进行的深入调查研究，约翰斯顿在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其工作任务和过程细节。
今年3月15日他得到联邦政府的特别报告员任命，拥有更广泛的授权，以审查外国干涉是否对2019年和2021年两次联邦大选造成影响，并就如何更好地保护加拿大的民主和保持加拿大人对它的信心给出建议。到了3月21日，联邦政府的工作任务单下达，要求他的工作围绕以下5个方面展开：
- 评估外国干预对加拿大选举进程和结果的影响；
- 查看联邦政府在过去以及 2019 年和 2021 年联邦选举中有关外国干涉的信息和行动。包括确定加拿大安全情报局SCRS（Service canadien de renseignement de sécurité）、通讯安全中心CST（Centre de la sécurité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枢密院办公室BCP（Bureau du Conseil privé）、应急处理小组（Protocole publics）等机构在发生重大选举事件意外时的运行和应对；确定相关机构向总理本人、总理办公室以及相关部长传达的信息和解决建议；确定总理和总理办公室、部长、内阁和政府机构为防止或反制选举干预而采取的行动。
- 审查国会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负责监督国家安全和情报活动机构关注的问题，审查民众关注的2019年和2021年大选有关外国干预的相关问题；
- 审查打击外国干预活动的办法，改善各个部门协同应对，包括制度设计的变化和政府部署手段的协调，以防止选举干涉或与之斗争；
- 任何其他相关重要事项。
接到任务后，约翰斯顿聘请了 Torys 律师事务所的 Sheila Block 及其团队共同工作。首先他们要求提供有关外国干涉2019 年和 2021 年选举问题的可用公共记录以及政府的回应，于是大量来自SCRS、CST、BCP等机构的文件雪片般涌来。其次，多次听取SCRS、CST等各个安全机构主管以及工作人员的简报，要求其回答相关的问题，并提供相关的文件；第三则是和国家领导人及国会议员访谈，除了保守党领导人Pierre Poilievre拒绝与之交流外，其他的政党领导人如总理特鲁多，新民主党的Jagmeet Singh，魁北克政团的Yves-François Blanchet，前保守党党领Erin O.Toole；相关内阁部长，如外交部长Mélanie Joly，公共安全部长 Marco Mendicino，政府间事务、基础设施和社区部长 Dominic LeBlanc，前外交部长 Marc Garneau，前民主制度部长Karina Gould，前外交部长现在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Chrystia Freeland，应急准备部部长兼枢密院议长William Blair；来自各个党派的多名国会议员，包括陷入舆论漩涡的Kevin Vuong等；第四是访谈多个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包括副部长以及部长助理等；第五是与总理办公室和内阁部长的政治顾问访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完成50多人次的访谈。
报告的结论有哪些？
经过多方面、多人次的调查，特别报告员及其工作组撰写了这份长达68页的报告，其中的几个结论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报告认为外国影响确实存在，政府没有故意忽视有关外国干涉的情报，也没有根据党派考虑做出决定，但政府内部情报共享存在严重问题，导致政府内部没有对相关消息做很好的处理。比如包括SCRS、CST在内的情报机构把这些情报材料分发之后，却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收件人是谁，是谁阅读了这些材料。这意味着情报发送给了不同的人，但并不是人人都去了解里面的内容。再比如他自己去总理办公室查阅文件时，工作人员只是将他领到一个安全屋里，给他大量的文件，里面包含来自全球各地的大量主题的文体夹，却没人能告诉他他要找的文件在哪里。
其次，报告认为泄密和媒体的片面报道导致了严重的问题。约翰斯顿在报告中指出，众所周知，情报收集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大部分是秘密进行的，经常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被发现，因此在孤立时很难确定哪些信息是可信的，哪些情报是假的。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考虑这些信息时应该持怀疑态度。根据一份情报报告很难得出结论，更不用说采取行动。除了加拿大情报部门自身的工作，加拿大还是“五眼联盟”的一员，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共享情报，因此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对外国干涉活动的了解，不是基于点点滴滴的情报，而是基于多年来情报的缓慢积累和分层，很难根据一点信息就得出结论。而《环球新闻》（Global News）和《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仅仅基于有限的信息就发表的报道，在查阅更全面的资料并采访专家后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与已发表的结论大相径庭。围绕2019年和2021年大选的外国干涉问题，可以说是情报机构的泄密和随后的媒体发布导致了这种误解的产生，而这些误解随后引起了没有根据的猜测，不准确的解读，以及部分政客基于自身利益瞎编故事，故意炒作等。
中国干预大选有证据吗？
针对几个月来媒体和反对党一直炒作的中国系统性干涉加拿大大选的指控，这个报告给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报告中围绕外国干涉的舆论中，最具诽谤性的指控之一是中国政府在 2019 年大选中向部分自由党候选人提供了 25万元的资金（《环球新闻》2022年11月7日的报道），但在采访了SCRC、CSNR的相关官员、选举工作人员以及5名副部长后得到的结论是：根据有限的信息，中国似乎打算通过社区组织、政治工作人员和安大略省进步保守党的一名成员向七名自由党候选人和四名联邦保守党候选人提供资金。但到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真的有这笔钱，是否真的给了工作人员或议员，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联邦候选人确实收到了任何资金，但该媒体的片面报道导致公众相信候选人收到了资金。
另外《环球新闻》的报道中指出的存在一个由11 名联邦候选人和特工组成的网络问题，经过调查后发现没有任何依据可以断定这11 名候选人组成网络一起工作或为了一个目标工作。其中一些候选人确实很好地融入了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组织，但这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值得怀疑，因为政治候选人必须依赖社区的支持才能当选。
《环球新闻》在2023年2月8日报道中曾指出情报机构在 2019 年联邦大选前一年多警告总理特鲁多及其办公室，称中国特工正在“协助加拿大候选人参加选举”。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访谈，并和这篇文章的作者Jean交流后发现，泄露的文件是在2017年6月呈交给总理的一份备忘录的草稿，和总理看到的最终文件稿相比做了很大的修改，而且是发生在孟晚舟和两个Michael事件之前的事情。在向特鲁多总理面对面咨询这份备忘录的情况时，他本人都非常惊讶一份他从未见过的文件被泄露，且被移花接木到后面的事件上。
《环球邮报》2月13日和《环球新闻》2月25日的报道中称，总理特鲁多和其高级顾问至少两次被警告原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涉嫌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有联系，且与前安大略省自由党内阁部长陈国治（Michael Chan）过从甚密，而陈国治疑似与中国情报人员会面。经过调查和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陈国治确实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关系密切，他已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也是正常的交往，而情报部门从未确认也从未将这些指控告诉过陈国治本人。媒体上指出的是陈国治导致前自由党议员谭耕2019年不再谋求继续参选，但这并没有得到联邦自由党的确认，自由党一致认为谭耕完全是基于个人事务才决定不再参选的，与陈国治无关。
《环球新闻》在2月24日和3月的多篇报道中指控中国帮助了原自由党议员董晗鹏（Han Dong）当选，董向中国外交官建议不要释放两个Michael等。报告的结论认为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董晗鹏的候选人提名上发现了违规行为，有理由怀疑这些违规行为可能与董晗鹏有联系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有关，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董晗鹏知道中国总领事馆在他的提名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或可能参与其中。当时总理特鲁多知道这些违规行为的存在，但还不足以把他排除在候选人名单之外。董晗鹏在 2021 年大选期间继续与中国领事官员保持着“密切关系”，并确实与中国外交官讨论了两个Michael的案件，但他并未建议中国延长对他们的拘留。这些对董晗鹏的错误指控，给他本人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环球邮报》在2023年2月17日报道中指出中国干涉的目的是确保自由党少数派政府在 2021 年重新掌权，并击败反华的某些保守派候选人。而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在 2021 年的选举中，极少数中国外交官确实表达出更倾向于自由党执政，而非保守党，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来促进 2021 年少数自由党政府的选举，也没有迹象表明采取了什么措施以保证保守党不会获胜。也就是说前保守党领指责中国干预了选举，使他的政党损失了八、九个席位的说法不正确，一些华裔加拿大人可能不同意保守党的纲领，但这不是干预，这是民主进程。
针对《环球邮报》在2023年5月1日的报道称中国威胁反华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及其家人的内容，通过调查和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有证据表明，中国外交官员计划对庄文浩及其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采取任何行动，真的威胁到他的家人，中国的行动只停留在信息搜集阶段。
在报告的最后，约翰斯顿再次强调没有理由质疑 2019 年或 2021 年选举结果的有效性，这些选举不仅受到全国最有经验的公正的公务员的监督，还受到最先进机制的良好保护。倒是反对派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应该放弃党派偏见，不要过度政治化某些议题。
约翰斯顿表示将继续承担特别报告员的工作，直到10月举行听证会；寻找解决这些缺陷的方法，并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第二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