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
谁是当下现实中的“赤裸生命”？
——新冠疫情引起的“生命政治”思考(10)
步虚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考告诉我们：当作为例外状态存在的各类“营”(如收容所、拘留所、难民营、集中营、隔离区等)逐渐变成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支撑性构件，即使生活在自由、平等、法律上有人权保障的公民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陷入基本权利形式上完整而实质意义残缺的生存状态，即更具普遍性、隐秘性的赤裸生命存在，也就是说一种存在状态实际上类似古罗马那些被逐出人类社群、处于法律保护之外的“受谴者”(牲人、神圣人)的生命存在状态。
在今天，“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受谴者”，我们的生命在更普遍的意义上都是政治身份地位极度不确定、不再拥有基本权利保障的“赤裸生命”。这是阿甘本提请我们大家注意的现代生命政治现实。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已成为当代人类，特别是身处新冠“大流行”中的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生命权是个体生命的最为基本、最为切实的权力。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生命存亡”，即能否有效避免新冠病毒的侵害，能否在遭受病毒侵害时保全性命，理应成为生命政治的至高原则，同时也应该是“赤裸生命”的判断标准。如果仅仅以是否失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来区别赤裸生命，实际上就掩盖了真正的生命不平等状况，遮蔽了对真正赤裸生命的展现和救助。在新冠疫情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以拥有至高权力的国家管控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对立来思考问题而遮蔽了不同生存状态者在遭遇病毒威胁时“赤裸生命”问题：有医保、有工作、有较强免疫能力的生存者相对于无工作、无医保、免疫能力较弱的生存者。
那么，新冠疫情期间到底谁才属于赤裸生命呢？在我们看来，生命政治的思考不应该停留于抽象的概念层面，而忽视现实中的生命不平等状况。也就是说思考当下现实的赤裸生命，必须重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过的齐泽克、巴特勒、乔姆斯基等人一再强调指出的疫情中凸显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首先，世界上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会加深和凸显疫情下个体生命的危急状况。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失业者、流浪汉等可能被遮蔽，即他们比发达国家的人更处于生命的赤裸状态。
其次，社会权力与贫富的不平等：居家隔离但有工资的人与无工作者、失业者等赤裸生命的状态；被迫在饥饿威胁（失业、无工资收入、无粮食储存的人）与新冠病毒感染“病死”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人。
另外，新冠患者之间的不平等：疫情期间，在一些国家的养老院、长期护理中心及其他一些收容中心，不少患者被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故而被拔掉呼吸机在医院等死，或者被要求签署放弃治疗声明进而在自家等死。就这样，众多生命个体被排除在他们本应受到保护的空间之外，天然神圣的公民生命权被无情剥夺，原本无辜的生命遭到弃置，单纯地成为了政府疫情发布会上一组组冰冷的统计数字。
最后，抗击疫情人员中的不平等：没有防护的医护人员和一线防控人员。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却被放置在更加危险、更加容易感染的赤裸状态。
因此，新冠大流行中凸显的真正赤裸生命，是那些未采取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被拔去呼吸机的新冠肺炎老年患者和广大失业者、无业者、流浪汉、底层民众等新的“牲人”、“神圣之人”。他们才是新冠疫情例外状态中的实实在在的赤裸生命的典型代表，是当下政治生命思考中不应该被遗忘和忽视的生命存在。
总而言之，新冠疫情是一个生命政治事件，疫情引起的关于生命政治的反思和探讨对后新冠时代、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有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为了把握这种思考的主旨和意义，我们首先需要对“生命政治”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特别是对阿甘本本人的生命政治理论有更真切的了解。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分析社会存在的理论范式，生命政治学以一种新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形成及其运作图景，有效地阐释了当代社会经历的诸多政治、经济、种族和人道主义灾难等事件，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关注。2020-11-01
【作者简介】
步虚，文化学者和符号学学者，主修“地中海文明与西方文明“、“文化哲学视野下的当代法国研究”、“意义生成的认知符号学机制及操作”，长期从事文明关系、跨文化实践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教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受聘为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诗文春天】
新疆美食拉条子
谭文春
“拉条子”是新疆特色小吃，必须要用新疆自产的小麦磨成面粉来做，才弹性十足，嚼劲十足，味道十足！
新疆产小麦的地方很多，小麦在新疆也叫冬麦，不夸张的说，是中国最好吃的麦子，这个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有重要的关系。新疆的麦子每年十一月份播种，整个冬天都在雪的覆盖之下。还记得中学的时候，老师讲过“瑞雪兆丰年”的意思，冬天下大雪，预示着来年大丰收。俗语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洁白的雪盖住了小麦，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雪的冰冷可以冻死土里的害虫虫卵，保护小麦不生病。二是厚厚的雪又像一床被子，给小麦起到保温的作用。三是来年开春，冰雪消融，化为玉液琼浆，汩汩灌进麦子们的身体里，为生长提供水分，促进它们茁壮成长！这样的小麦品质优秀，质量上乘，磨成面粉细腻滑爽，做出面条弹力劲道。
来到新疆，第二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去品尝“拉条子”。“拉条子”又叫“拌面”，街上走一圈，拌面店鳞次栉比，随便选一家进去，都是好味道。“拉条子”吃法跟过桥米线相仿，店家端上来是两个碗，一碗是干爽纯粹的拉条子，每根面条有大拇指宽，另一碗是拌料，也就是我们说的“浇头”，分成荤素两种。“素浇”即炒制好的时令蔬菜，包括青菜、豆角、番茄、白菜、辣椒等等；“荤浇”就是在蔬菜里面加入羊肉或者牛肉。吃的时候将“浇头”倒进拉条子碗里，和均匀了吃。弹性耐嚼的拉条子，和着生脆清香的菜蔬，光滑筋道，香辣爽口，越嚼越有滋味，越嚼越香。桌上备有生蒜瓣，剥一颗放进嘴里，另有一番辛辣的刺激，对我们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据说还有一种绝配吃法——劲道拉条子配粗大的孜然羊肉烤串儿再加一瓶新疆的乌苏啤酒，硬是安逸得要命！新疆托克逊还有“拌面之城”的誉称，每年都会举办热闹的“拌面节”，参赛人员会想尽办法做出诱人特色拌面吸引来客，面条的颜色也不仅仅限于面粉的本色，还会增加有其他的五颜六色的水果面及蔬菜面，让吃货们既饱口福又饱眼福。
“拉条子”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纯手工的制作方式，不用机械擀压等方法，直接用手拉扯而成，这也是“拉条子”名称的来历。制作方法我有所了解，冷水和面，沿着一个方向揉搓。和成的面团，要做到“三光”，即手光、盆光和面光，手上和盆里不能粘留面粉，面团要求均匀光润。做“拉条子”关键的是面团，只要揉搓出面粉的筋力，即使菜蔬（浇头）差一点也不会影响口感。之后面团刷上一层油，醒发三十分钟。这段时间可以将拌菜（浇头）做好，之后大火烧水煮面条。先把面团分成小段，和薄薄一层干面粉防止粘连，双手捏住面条两头向外拉扯，拉长拉细，然后对折，反复数次，面条就由一根变根二，二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数量越多，体量越细，试个人喜爱粗细程度不同而定。
你一定奇怪我怎么知道“拉条子”的制作方法，那是在离开新疆的头一天，朋友热情的邀请我去家里，亲自做了一碗拉条子给我。拉扯面条也是一种技巧，看人家柔臂轻舒，柳肢款摆，如风中花卉，妩媚动人。我见猎心喜，尝试拉扯，结果笨手笨脚，缠头缠颈，惹人发笑。但是朋友的情谊，直如“拉条子”一样，弹性耐嚼，韵味悠长。
【作者简介】
谭文春，男，现居中国四川省华蓥市。喜欢读书和写作，有诗歌、散文、小说及故事等文学作品发表，散见国内以及国外各类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部分作品获奖并入选各种诗文集。读书让人充实，写作令人愉悦，文字使人神清气爽，是灵魂跟世界对话的工具。
【鱼翔浅底】
话说柳宗元（十九）
柳宗元之死与柳州无美女有关？
洋中鱼
在网上与一个朋友聊起柳宗元，他说柳宗元之所以到柳州才几年就死了，主要因为柳州不像你们永州一样多美女，他因生活中缺少春色忧郁而死的。
简直石破天惊，匪夷所思。我说，不可能呀!柳宗元一向洁身自爱，生活上很检点，怎么会有这种可能？他说，文人离不开女色，有了女色，文人就会才如泉涌；没有女色，文人就会江郎才尽。我说，这种逻辑很荒唐。他说，荒唐？绝对真实。比如，与柳宗元同一时代的白居易和元稹，都是沉湎于色的代表。白居易留传的诗歌三千余首，忆妓内容多于忆朋友忆百姓；元稹与多名妓女有染，独流传《西厢记》之经典。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倘若没有小妾朝云在身边，他不可能写得出那么多优秀诗篇。
我说，柳宗元在柳州时也找过性伴侣啊，他身后留下了4岁的长子周六，还有遗腹子周七，怎么能说因生活中缺少春色忧郁而死呢？他说，由于地理、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两广和海南的女人长相远远没有内地的漂亮。广西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北海女人矮冬瓜，南宁女人黑妈妈，柳州女人母夜叉，桂林女人豆腐花。由此可见，在广西，柳州女人是最泼辣的，而文人需要的是女人的温柔。柳宗元到了柳州找了女人，目的是为了生儿子传代，他在性生活上应该不寂寞，但是在精神上依旧很孤独，所以导致他提前命赴黄泉。
下线后，我陷入了沉思：果真如此吗？
我又去查阅《柳宗元全集》和相关传记，确实发现了这样一个怪问题：柳宗元在长安时就纳妾，那妾为他生下女儿和娘。到永州后又娶马室女雷五的姨娘为妾，而且生了两个小孩。到了柳州后，又纳了妾生了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奇怪的是，柳宗元为原配夫人杨氏和雷五的姨娘写了文章（都是祭文），却没有为另两位写只言片语。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她们还在世？
从柳宗元的人生经历来分析，他最寂寞的是初贬永州的那五年，也就是移居愚溪之前的岁月。那段时间，他接连遭受了贬谪、丧母、疾病、亲友疏离等一系列苦难，精神上也是极端寂寞的时刻。但是，他毕竟挺过来了。至于到了柳州，作为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他有了干点实际工作博取宪宗信任的机会，因而劳心劳力，加上对身体疏于保养对疾病疏于治疗，所以就英年早逝了。
【作者简介】
洋中鱼，本名杨中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永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散文》《散文百家》《美文》《中华散文》《散文诗世界》《创作与评论》等报刊，有作品入选多种文集，著有长篇小说《陶铸传奇》《见习记者》、散文集《梦的窗帘》《鱼眼观柳》《李商隐与永州》、新闻作品集《潇湘风流》《中瑜访谈》等。
【华峰凌云】
隽不疑“三功”铸名臣
许华凌
隽不疑，中国古代西汉渤海郡(治今河北沧县东)人。 隽不疑精通《春秋》，最初在渤海郡中担任级别很低的文学小官，但其学识渊博，为人正派，言行举止遵循礼仪法度，为当地百姓所称颂，堪为世表，声名闻于州郡。经汉武帝的巡察官暴胜之举荐，被征召任命为青州刺史，后因平定刘泽叛乱有功被提升为京兆尹。上任以来，励精图治，以平叛乱稳固社稷、重法律宽严有度、辨太子一双慧眼建立“三功”，从而奠定了他的一代名臣之美誉。他的“三功”被世人传为千古佳话。
审时度势平叛乱，建立奇功稳社稷。公元前八十七年二月，汉武帝去世，其子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次年八月，齐孝王刘将闾之孙刘泽勾结郡国豪杰阴谋反叛，他们的叛乱计划是先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然后夺取帝位。隽不疑及时察觉了刘泽等人的阴谋，将他们全部逮捕，刘泽等人均以法论处。因破获齐孝王之孙刘泽勾结郡国豪杰的阴谋反叛，戡乱有功，被提升为京兆尹。京兆尹，相当于今天首都的市长。此为第一功。
受母命治狱有方，守法律宽严有度。隽不疑被提升为京兆尹，京师的官吏、百姓都敬服他的威信。每次隽不疑到地方州县巡视审查囚徒的罪状后返回京师，他的母亲总要问他:“有没有囚犯被平反?有多少人被你所救而免于冤死?”如果得知隽不疑审案洞察秋毫，多有建树，对案中错误予以纠正，他的母亲就喜形于色，对自己儿子的善行大加称赞;如果得知隽不疑在审案中未能及时发现错误疏漏，没有使囚犯得到减刑、平反，他的母亲就会不满意，并嘱咐他要审慎办案，切不可草菅人命。因此，隽不疑为官威严但不残忍，深受同僚和百姓的爱戴。精于办案，洗人冤屈，此为第二功。
慧眼识破假太子，国家砥柱佑社稷。公元前82年，有一个男子乘着黄犊车，插着画有龟蛇图案的黄旗帜，身穿黄色长衣，头戴黄帽，来到皇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汉昭帝让文武大臣前去辨认真伪。长安中大小官吏、百姓围观者多达数万人。前来辨认的丞相、御史等官吏不敢表态。隽不疑来到现场立即命令属吏将此人逮捕起来。有人劝他说:”此人是不是卫太子现在还弄不清楚，姑且等等再说吧。”隽不疑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果断地下令将此人拘捕至皇家监狱。廷尉通过严密审讯，最终认定这个人是个冒充卫太子的骗子，将其处以腰斩之刑。大将风度，关键时刻显身手，定风波，稳乾坤。此为第三功。
隽不疑病故后，天下人都十分怀念他、悼念他、敬慕他。隽不疑以“三功”成就了西汉重臣之名，他的政绩随之亦传为千古佳话。
【作者简介】
许华凌，男，1964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中学高级教师。有二十余年基层学校工作经历，十余年政府机关工作经历。现为学校工会主席。诗文曾在《诗刊》《中华辞赋》《中华诗词》《中国诗词》《中国工人》《当代辽诗三百首》《辽宁日报》《辽宁职工报》等报刊和诗集上发表。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各类征文大赛并获奖。
【飞鸿传书】
交公粮的记忆
乔加林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打我有记忆的时候，夏收和秋收之后都要到公社粮管所交公粮，夏收主要交麦子，秋收主要交玉米和黄豆。
在大集体时，每次交公粮，都是由生产队组织人力，去的一般是青壮年劳力。那时到公社上交公粮场面特别威武壮观，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的木轮大车在黄牛和水牛拉牵下在黄土大道上排着长长车队，热热闹闹地向十多里外的公社进发，十多辆木轮大车不是同出一个造车匠之手，各具形态，各有风采，相同的是那两个巨大的木轮，碾着大地的肌肤，威武地旋动着。车上载着装满玉米或麦子的麻袋，十几辆大车碾起的沙尘如云雾，远观那景致，大车似乎不是行走在路上，好像飘在云头浪尖之上。驾驶大车的庄稼汉边赶着牛边吸着旱烟袋，一缕缕烟雾从他们口鼻里冒出来，是那么的惬意与幸福！脸上展示着丰收的喜悦。为国家交粮，各生产队上交的一般都是上等的好麦子。
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交公粮也就成了每户农民家每年的一件大事。交公粮的多少按家里承包土地的多少测算。庄稼收割后不久，大队里就开始动员村民交粮，先是在大队部在大喇叭里广播宣传与提醒，让大家准备好粮食，为了尽早完成任务，过个一两天生产队会计或队长就会挨家挨户的催缴公粮，对个别难缠户还要做思想工作：交公粮是一种义务，自觉交粮光荣，不能因为个别几家不及时上交公粮影响整个大队交粮任务。
那时装粮用的都是麻袋（那个时候还没有尼龙袋子），运输粮食大多是独轮车，极个别人家会扁担挑。大队里的干部各有分工，负责核实粮食等级的，负责过磅的，负责开票的等等。村民们也都自觉按照自己先后顺序一字排队等候，秩序一点都不会乱。交粮的时候也甚是热闹，大队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为粮食等级讨价还价的，赶车吆喝的，讨论种植经验的，联络感情的，说笑和嘈杂声不绝于耳。
每年交公粮，父亲都会带上我，我和粮食一起坐在独轮车上，父亲推着独轮车步行。最早的记忆中，自行车极少，能坐会独轮车对小孩来说是超开心的一件事，当然也包括我。
粮食需要过秤。大队里有一个大磅秤，磅秤主要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秤砣和带有刻度的标尺和游砣组成。秤砣，就是一个个大小厚薄不一的圆铁饼，每个圆饼上有个缺口，平时不用的时候，秤砣的缺口处插在大称最上面一个横档的地方，防止秤砣滚丢。秤砣上按照大小规格写着50KG 到5KG不等的字样。在过秤时，负责秤粮食的人会根据粮食重量对游砣在标尺上滑动。标尺就像杠杆一样可在一个小范围内摆动，摆动的幅度被一个矩形小框框着，标尺慢慢停留在框内的中间，再看游砣在标尺上的位置确定重量。磅秤不会像杠秤一样上挑着眼睛和下坠砸着脚。
粮食准备过秤时，验收粮的人会用一根长长的带尖的空心的金属杆杵进麻袋里，铁杵拔出来的时候就会带出来一杵粮食，铁杵很长，几乎可以横跨整个麻袋，这种检测方法也算公平。主要看粮食的质量，看麻袋中间有没有藏劣质粮食，杂物或麦皮多不多，有没有瘪的，干不干，湿不湿，有没有发霉变质，是不是旧粮。收粮的人通常会把粮食放嘴里嚼一嚼，合格的就开个条子给你，不合格的不是要求返晒，就是让重新扬场，把粮食里的杂物整理干净。拿到合格条的人悬着的心才踏踏实实的落了地，拿着围在脖子的毛巾擦擦汗一脸的欢笑，挨着号过磅了。不合格的人就沮丧着脸，按照验收员的要求，或去晾晒，或去扬场。
粮食过磅后，再推倒在指定的粮仓里，凭空袋子到收粮处取过磅单。人们顾不上擦汗就将袋子翻了个底朝天，围着过磅员陪尽了笑脸，小心翼翼地从过磅员手里取过自己交粮的票据。拿到交粮食票据，交公粮的任务才算是彻底完成。
那个时候机械磅秤特别少，交粮时，大多数人都想趁机称称自己的体重。就和收粮的人打个招呼，站在磅秤上面，自己拨动游砣，有的不认识秤星的就会问收粮人自己多重。
新时代的农民，早已脱离牛拉人刨耕种时代，收割全是机械化，早已不再上交公粮，种地国家还给予种地补贴资金。交公粮这个词，只能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之中。
糠头围子的记忆
陈青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湘北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当时农村每一户农家的灶屋里，也就是普通话所说的厨房里，都有一个糠头围子。这个糠头围子都是砌在灶台后面，用来囤积柴火的。对于我这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湘北农村的人来说，家里的糠头围子印象是很深的，它曾带给了我一段温馨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洞庭湖滨的湘北农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我出生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经常看到父母往糠头围子里运送瘪谷壳、锯木灰、刨木花、菜籽杆、棉杆、麻杆和草把子等柴火。那时节，家里煮饭烧菜，全都是用这些柴火做燃料。遇上家里柴火短缺时，父母便将还没釆得及晒干的稻草、甘蔗叶和巴根草什么的，拿到糠头围子里做柴火。在这样的柴火塞进灶肚里烧不起来的时侯，父母就会操起一个吹火筒，鼓起腮帮子一个劲地往里吹风。
在那种年代，农人家里生活的条件虽然简陋而艰苦了一些，但用糠头围子里的柴火煮出来的饭，烧出来的菜，特别可口好吃。尤其是我父母用柴火煮出来的锅巴饭与熬出来的锅巴粥，那个香味呀，使人食欲大开，吃了一碗还想吃下一碗！
当然啦，这还不算。我家里的糠头围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老母鸡经常到里面下蛋带来的乐趣。那时节，我家里每年都养了好几只母鸡，父母就是靠这些母鸡下蛋换钱回来维持家中的零用开支。每年，到了母鸡产蛋的季节，母鸡都会跳到糠头围子里，扒个窝，坚持在上面下蛋。每给主人家下一只蛋，这些母鸡就会跳下来，骄傲地叫“咯哒咯哒咯咯哒”，向我们一家人报喜。每逄这时，我就会禁不住喜孜孜乐滋滋地跑到糠头围子前，观看鸡蛋的大小，并伸出一双小手，充能地将蛋拾起，送到父母的手里。
可以说，那时节，家里的糠头围子，给我年少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就说每年春上家里粮食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吧，我和哥哥弟弟经常跑到糠头围子里，掏出父母年前收藏在里面的红薯，放进灶肚里煨着吃。父母埋藏在糠头围子里的红薯，经过一冬后，完好无损，既没有受潮发烂，又不会出现樟木气味。不知父母每年年前在糠头围子藏下了多少个红薯，总感觉他们好像施了魔法似的，我们好多天在里面掏来掏去，埋藏在锯木灰和瘪谷壳里的红薯，老是掏不尽一样。
流年似水，难忘曾经。一晃，几十年过去，我已身落城市，年过半百。走入家乡农村，农人家里，糠头围子早已不见踪影，灶屋厨房，清一色地用上了液化气灶或燃气灶，既低碳，又环保，人居环境大为改观。以往的糠头围子，已经成为了我和父老乡亲们一种温馨和美好的记忆……
（本栏目由加拿大“博大集团”冠名赞助）
（责任编辑：洪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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