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疫情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国家除了隔岸观火，关闭和中国的航空通道，关注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准备。而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既具有技术能力，又有授权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紧密跟踪中国疫情的发展，及时提出各种应对建议和方法。在中国科学家确定病毒基因组四天后，也就是1月12日就研发出依据病毒基因信息的检测诊断试剂，并将检测试剂蓝图发布到网上，全世界的任何实验室都可以下载使用；1月30日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意味着根据于2005年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各个成员国必须对这一事件立刻做出反应；后来看到很多国家应对新冠病毒漫不经心，世卫组织又多次发出警告，号召大家学习中国已经被验证成功的抗疫经验，苦口婆心地强调控制疫情的窗口正在关闭，各个国家要做好准备、尽快储备个人防护用品、呼吸机等抗疫物资。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多点爆发，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相继沦陷，于3月份开始陆续无奈地宣布采取他们之前大肆批判中国侵犯人权的居家隔离政策，整个社会近乎停摆。
魁省作为加拿大行动最早、抗疫措施最严厉的省份一度受到民众的夸奖，魁省民众也是整个北美地区遵守防疫措施最好的人群，那个时候大部分魁省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包括一直批评政府防疫措施太过松懈的华人总算是松了口气，提心吊胆了这么久之后政府终于开始实施具体的抗疫措施了。绝大多数的魁省民众怀着政府能够最终控制疫情的美好幻想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里，不外出，不聚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加拿大其他地区，魁省自诩为“最严格”抗疫政策却漏洞百出，出现症状的人自我隔离，检测自愿；确诊的患者居家隔离全凭自觉，不能保证其严格执行，也不追踪接触者；不建议带口罩；不阻止高感染风险的老人院护理人员各院流动，也不配备相应的防护设备……4月初，以长期护理中心CHSLD为代表的老人院爆发严重的疫情，政府焦头烂额，也让民众看清了政府制定抗疫措施的不合理和反复无常，医疗管理体系的臃肿和低效，曾被夸上天的公民社会形象崩塌，原来那些奋勇救人、不顾自身安危的英雄只存在于好莱坞的电影里。仅仅居家抗疫4个星期后，面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的民众就开始要求复工复产，特别是那些除蒙特利尔外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地区。魁省省长在4月5日宣布把居家抗疫期延长到5月4日后，也开始自相矛盾地谈论之后的解封重启问题，谈论起已经被科学界批得体无完肤的群体免疫策略，最终经过几个星期的舆论造势，于4月27日、4月28日分别宣布了魁省学校和商业重启计划，成为加拿大疫情最严重却又是重启最早的地区。
可以说在中国付出全国之力，牺牲整个第一季度经济发展，采取各种措施全力控制疫情，保护民众健康、生命安全的样板下，西方发达国家最终采取的其实就是群体免疫策略，不约而同地放弃对病毒传播的严防死守，转而在病毒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在21世纪践行达尔文自然进化、自然淘汰理论。
中国经验不被借鉴
西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疫情面前，基本上都经历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指摘、批评中国采取的严厉防疫措施；等到疫情来到自家门前，还不以为意，未采取任何防疫行动，医疗系统没有未雨绸缪，社会没有采取切段病毒传播的任何行动，该聚会聚会，该旅游旅游，大型活动照样举办，即使看疫情最早爆发的意大利也如看“科幻大片”一样，根本没意识到与自己有关；直到疫情相继在各个国家本土爆发，确诊人数明显增加，从媒体到政府才真正意识到“狼来了”，纷纷手忙脚乱地颁布“宅家令”，宣布抗疫措施，却还是都没有认真借鉴已经被世卫组织评价为行之有效的中国抗疫模式，而是再一次重走中国疫情初期面对病毒一无所知而慌乱应对的老路。
拿震惊全魁省、乃至全加拿大、全世界的老人长期护理中心（CHSLD）疫情来说，作为魁省公共卫生系统最高负责人的首席卫生官Horacio Arruda给出的解释是不知道一些无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也会传播病毒，所以没有对人员流动进行限制，有人确诊后，又没有及早、有效地进行隔离，导致疫情持续扩大，甚至出现有的CHSLD里面住客全部感染新冠病毒的极端现象。早在2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就加入了“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的内容；2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的研究论文，文章中明确提出部分无症状携带新冠病毒者传染性较高。如果说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信息，本地的科研人员或者防疫专家可以说不懂中文，不了解情况，但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月4日就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可能在无症状的情况下传播病毒，提请各个国家注意；到了3月20日，英文《自然》杂志发表题为《隐性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引发新的疫情》的报告。文章指出，30%～6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但他们传播病毒的能力并不低，这些隐性感染者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疫情爆发……就连魁省防疫管理部门的最高长官都如此忽视来自中国、世卫组织甚至科学界的知识和经验，非要自己摸索一遍，承受一遍损失，更何况基层的医护人员，各种低级错误层出不穷，导致疫情一直在高增长态势下蔓延。面对民众的质疑，这些本该了解更多、提出最有效建议的防疫人士经常说的话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病毒，对它一点不了解，每天都在发现它的特性，所以出现漏洞在所难免，却不提中国已经替他们答完了考卷，自己却连“抄”都不屑于“抄”，到头来是疫情无法控制，别无选择地走向群体免疫，甚至要先让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的儿童先行测试群体免疫的可行性，继而让这个陌生而危险的病毒与民众共存。
群体免疫成唯一办法
疫情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除了中国外，几乎都选择了政府有限控制病毒传播，民众通过渐进感染获得群体免疫的道路，因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抗疫方式。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民众都太过重视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面对新生事物时无法实事求是。当疫情在武汉爆发时，本地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判中国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侵犯人权，侵犯自由，侵犯隐私等等。等到自己不得不颁布“宅家令”时还自夸采取是民主式居家隔离，不侵犯人权和隐私权，允许民众外出，对轻症者、无症状者、密切接触者采取不检测、不隔离、不收治、不追踪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就是根本无法控制病毒的社区传播，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其实针对威胁生命的病毒，衡量一切的标准应该是哪一种办法有效，能够遏制它，无论是禁止民众流动还是封锁一个老人院或者疫情严重的社区都应该是单纯的医疗应对措施，而不是先进行政治或者民主制度的考量，或者进行攻击他国的工具。
第二，小政府大社会，民选的体制束缚政府的手脚。因为政府只有4年的任期，若想继续执政就需要讨好选民，几乎所有的民选政府都在疫情发生后表示一切都在掌控中，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而不敢把实情告诉民众。事实却是它们既未能避免疫情爆发，也没做好准备。疫情爆发后，讨论的也多是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一个一个可能逝去的生命。之所以人们更关注对经济的影响也跟本地文化的有关，寅吃卯粮，三分之二的人靠借贷生活，工资晚一天到账就可能接不上，根本无法承受经济停摆的结果。所以政府只能冒着病毒传播的风险尽快恢复经济活动，保证民众能够生活下去。魁省之所以这么着急重新开放的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魁省25万贫困家庭的孩子要依靠到学校吃政府补助的早饭才能吃饱。
第三，经济和技术瓶颈制约抗击疫情。加拿大作为一个资源大国，在金融资本逐利的大趋势下，制造业已经空心化，无法提供抗疫必须的防护物资和医疗仪器。尽管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就呼吁把制造业转回本地，做到医疗用品自给自足，但最常用的口罩还大量需要依赖进口。到现在近一个月时间，连最简单的防护服本地制造企业都无法做到填补缺口，导致一线和新冠病毒患者直接接触的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具只有可怜的一个口罩、一次性薄薄的防护衣和一次性手套，不要说和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至少两层专业防护装备、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医护人员没法比，就连中国在机场、火车站的普通执勤人员的防护设备都比他们强，这也是截止到目前医疗系统已经有4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主要原因。
另外，本地的互联网应用，包括网上办公、网上授课、网上购物、网上诊疗等技术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比如阿里健康开发的网上义诊服务可以接受每小时3000人次发起的咨询，更不用说社区智能疫情防控系统、智能门诊预检分诊系统、健康码等随时可控制病毒传播的智能应用。就连在魁省政府每日进行的疫情通报会上，公共卫生官Horatio Arruda在被问到一些数据时，都是拿出一个看起来翻得有些破烂的笔记本，翻找了半天才能找到需要的数据；而省长François Legault需要展示来自老人中心CHSLD的死亡人数与其他地区的对比时，也是要把图表打印在一张白纸上，再贴在一块展示板上来展示，没有投影仪，更没有大屏幕，仿佛还停留在世纪之交。魁省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多次表示这次疫情将给魁省的整个医疗系统带来巨大的变化，医疗服务将变得信息化、电子化、并融入远程问诊、远程治疗等。对比卫生长官的手写笔记本，看来魁省距离医疗信息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在中国连最高领导人都开始在网络直播中带货农副产品的时候，本地政府花大力气推出的“蓝菜篮”（Panier bleu）却只是一个网址集合，就是把本地开展电子商务的公司整合到一个网站，若想购物还需要登陆各个商家的网站，更不要说方便、快捷的配送、物流服务了。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