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虽然魁省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得比卑诗省和安省要晚，却一骑绝尘，很快甩掉其他省份成为整个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到了全加拿大一半以上，特别是4月初在长期护理中心CHLSD（Centres d’hébergement et de soins de longue durée）开始爆发的疫情危机和人道危机更是把魁省庞大而没有效率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系统推到了聚光灯下，让民众第一次看到这个怪兽般官僚机器的狰狞面目。
截止发稿时，魁省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达到20965人，死亡1134人，来自于长期护理中心CHLSD和老人院（résidences pour aînés）的患者4月21日数据为4399人，占确诊总数的20.98%，因COVID-19去世的人中，850名死者来自这些机构，占了总数的82%，并继续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比如来自这些机构的确诊病例数量在过去24小时内增幅就为9%，出现感染情况的养老机构也从4月18日的385间增加到了4月21日的434间。实际上，发生在养老机构的悲惨情况只是魁省医疗体系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体现。
对大部分华人来说，日常生活接触的医疗机构主要是家庭医生、诊所、社区服务中心CLSC（Centre local de services communautaires)以及医院等，每天收听、收看魁省的疫情新闻时，都会对什么CISSS，CIUSSS， CHU等诸多机构名称一头雾水，更对魁省医疗体系一知半解，下面我们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下魁省医疗体系的构成和运作方式，说明这个庞大而沉重的官僚机器为何如此没有效率。
官僚化的医疗体系
加拿大社会最受赞扬的方面之一就是免费的全民医疗，也正是这一点，让加拿大在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时表现得没有南面的邻居那么差，民众至少不用在失业又怀疑感染后纠结要不要花钱去检测，不幸被感染后也不用担心治疗费用的问题，但这场疫情也暴露出这个令人骄傲体系的千疮百孔，危机重重，而魁北克的情况又是各个省份和地区之中最糟的。
说到医疗体系，一般是和相应的护理、照顾紧密相连的，大部分的政府会把医疗和社会服务整合为一个部门。现在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魁省政府财政支出重头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是1971年建立起来的，政府主要承担医护服务保险者和医护系统管理者的角色。其中医护服务保险主要包括于1961年创立的住院保险，即住院免费的制度设计；1970年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的疾病保险，即看医生、做检查等疾病诊疗免费的制度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在1997年开始把药物包括进去，由政府和私营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起大部分药物的费用，使得民众只需要支付一小部分甚至免费就能获得需要的药物；还有一些针对特殊群体提供的医护保险，如针对儿童的免费牙医服务，针对残疾人士的免费辅助器械等。
魁省医护体系的最高管理者是健康和社会服务厅厅长，下辖直属的卫生厅作为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工作的承担者，平行的还包括各种专业协会、行业协会等颁发执业证书或承认资历的机构以及相对独立的机构如魁北克医疗保险管理局(RAMQ-Régie de l`assurance maladie)、魁省公共卫生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santé publique du Québec），魁北克残疾人办公室（Office d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du Québec）、国家卫生与社会服务卓越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xcellence en santé et en services sociaux）等，详见下图：
卫生厅之下则是庞大的健保中心CISSS或者CIUSSS和大学医疗中心CHU或者IU，这是魁省前自由党Philippe Couillard政府和前卫生厅长Gaétan Barrette在2014年、2015年连续进行两次医疗系统改革的成果之一。在前自由党政府看来，原来全省有30多个地区医护管理机构，造成多头管理、协调行动效率低下、医护资源分配不畅等影响医护服务的问题，为此进行的改革方案是把各个地区为政的医护管理机构整合成超地区界限的CISSS中心，全省设立22个综合保健和社会服务中心CISSS（centre intégré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 sociaux），其中的9个因为围绕医科大学为主，又被称为CIUSSS，大学综合保健与社会服务综合中心（centre intégré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一般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但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如蒙特利尔有5个，分别是东部CIUSSS de L’est-De-L’île-De-Montréal、西部CIUSSS De L’ouest-De-L’île-De-Montréal、中西部CIUSSS Du Centre-Ouest-De-L’île-De-Montréal、中南部CIUSSS Du Centre-Sud-De-L’île-De-Montréal和北部CIUSSS Du Nord-De-L’île-De-Montréal。其中规模最大的CIUSSS de L’estrie仅工作人员就高达19000人。蒙特利尔疫情震中所在的市中心和西部地区，其疫情主管单位中西部CIUSSS就因为反应缓慢、应对不力而广受诟病，而媒体爆出的该机构组织结构图让人们对这个机构为什么在如此紧急的疫情下还如此拖沓有了一点儿概念：人们面对的是多么庞大的官僚怪兽啊。就连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都说太复杂了，搞不清楚。
看着这上面密密麻麻的总裁、主任、副主任、执行主任，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疫情发布会上省长和卫生厅长的说法总是和实地反馈的信息有着巨大的差距。媒体爆出多起CHLSD因缺乏人手导致疫情蔓延，多人死亡后，省长似乎才知道CHLSD严重缺乏人手；卫生厅长说医疗系统已经派出了2000名援助人员，来自CHLSD的反馈是没有支援人员到来，几天后卫生厅长才更正说这些“援助人员”还只是意向援助，正在洽谈他们的工资问题；省长说魁省的防护物资充足，没有理由领不到防护用品，但实际上很多养老机构都严重缺乏防护用品，西岛的一名华人养老院业主就表示多次向这个CISSS要求提供口罩，但对方一直说不需要使用口罩，催了一个星期才领到2盒共100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得到的防护物资……这种政府说法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使得最近几天的疫情发布会逐渐演变为媒体记者与三位主持人——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卫生厅长Danielle McCann和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之间质疑、解释、再质疑、答非所问的循环中。
这次魁省医疗体系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连疫情数据统计都错误百出，比如有的CHLSD的感染住客超过所有住客人数，有的CHLSD在前一天的统计表上出现感染案例，第二天就不见了，还有的同一间CHLSD在统计表上出现了两次等等。多家媒体记者都表示，疫情信息非常不透明，若想获得除公布数据以外的信息更是非常困难，要么被要求去问CISSS，而大部分CISSS都没有回应，即使回复也只是套话而没有实际信息；要么就是一问三不知。
很多人把本地医疗系统在疫情冲击下手足无措的糟糕表现归咎于前卫生厅长Gaétan Barrette进行的改革，对此，Gaétan Barrette在接受采访时坚决否认，认为不是医疗系统改革的问题，而是魁省没有做好准备，浪费了一个多月时间的问题。其实他说对了一半，这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完全由上次改革造成的，而是庞大臃肿、管理不善、完全官僚化的医疗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而这不只是魁省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共有的问题，从这次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疫情中都重重地摔落神坛就可见一斑，而健康情况脆弱的老人就成为这种早就不适合现行社会的医疗系统的牺牲品。
医疗体系的问题
旅加学者李建宏早在2016年就撰文指出西方医疗系统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医学理念与医疗体系存在重大理论性、系统性与结构性缺陷
与中医等传统医学相比，西医理论只重治疗，不重预防，故不能象中医一样做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与中医所推崇的消除病源、整体调养、慎用猛药等综合性自然疗法相反，西医则以化学与物理疗法进行局部对抗性治疗，只管消除局部病症，而不考虑根治病根病源，更不考虑该治疗方法对身体其他部位可能造成的影响与伤害。
曾任美国伊利诺州伊医师执照局局长、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的Robert Mendelsohn 医生在1980年出版的《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Medical Heretic)一书认为，整个西方医学体系存在巨大缺陷：西医的化验或检验体系很不合理，所谓的科学仪器，也是错误百出；大多数的外科手术给患者的伤害多于益处；绝大多数的化学药物都是带着剧毒的废物，非但没有治疗的真实效果，反而是致病、生病的缘由，每年至少有一百五十万美国人因服用化学药品致残或致死。
同时在当今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早已象脱缰的野马一般失去控制，并将其触角深入到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医疗体系已经彻底背离了治病救人的初衷，完全成为大资本家控制下的大公司、大企业大发不义之财的武器与工具。Mendelsohn 医生以亲身经历辛辣地指出整个西方医学体系就是一个充满迷信的大教会，或称为大邪教更妥当。资本家控制的各大制药公司才是医疗体系真正的上帝，医院或诊所是他们的大小教堂，赚钱是他们的教义，医生是穿着白色道袍的神甫教士，实际上是各个大药厂的推销员，患者则不幸沦为他们发家致富的试验品。
二、医疗体系官僚化 效率低下
目前的医疗体系已经发展成结构复杂、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集团。为了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平均每三个医生就需要两个行政人员协助处理各种相关文件，医疗服务效率非常低下，使得久病不医、久等不治甚至不治而亡等情况成为医疗系统的常态。
目前的医疗程序从预约家庭医生、推荐到专科医生、预约专科医生、面谈等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魁省最难预约的皮肤科专科医生则要等候2年。漫长的等待不仅往往使病人错过最佳治疗期，小病拖成大病，轻病拖成重病，而且严重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使得获得无数赞美的“免费医疗”就象聋子的耳朵——摆设，除了养活医疗系统成千上万的官僚以及从业人员外，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甚微。
目前的医疗系统已经完全官僚化，各种无谓的文件、报表、培训、会议、记录、政策、法律、程序、规章、制度等耗费了医生大量极其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官僚系统加诸于医生和护士身上的毫无意义的巨大工作量搞得医护人员焦头烂额，应接不暇。
三、医生医术不高、医疗效果差
由于医生是西方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稳定又令人尊重的高薪职业之一，所以吸引了一大批聪明、勤奋的青年才俊。但是，西方的医疗教育体制与医疗体制严重阻碍了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首先，在医学院极其漫长而严苛的训练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课程是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与人沟通以及如何提高领导能力等课程。这些课程在非西方人看来，完全是浪费时间。但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医生克敌制胜不可或缺的法宝。在这样荒唐的训练之下，这些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掌握了最娴熟的语言交流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领导能力以及愉悦上级、同事及病人的能力。但在医学方面的知识素养以及治病救人的能力与水平上却有待商榷。
加拿大安大略省医疗质量协会和加拿大患者安全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加拿大医疗事故频出，截错肢、治错人、切错部位、输错血、放错受精卵、将纱布忘在伤口里等现象在加拿大医疗系统中时有发生。
医生的高额薪金在吸引了大量才华出众的顶级人才的同时，也将很多见钱眼开的低俗之辈纳入其中。这些人当医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病救人，所以病人的疾苦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就像这次CHLSD发生疫情危机，急缺人手的情况下，因大量手术推迟以及医疗服务取消而无所事事的专科医生协会就是要花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先和政府谈好工资条件才肯去帮忙，在省长把谈判细节摆到桌面上，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迫使他们来救人时，还有很多专科医生愤怒地表示无法想象堂堂省长居然要求这些受过多年专业训练的专科医生去做护工的事情，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表露无遗。
疫情还远没有过去，但到目前为止超过95%的死亡案例都是那些健康情况不佳的老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未来进入老年，希望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下无数不幸早逝的老人们的生命能唤醒整个社会对目前医疗系统、社会体制的反思，深度改革现有的体制，避免重演类似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