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发族为何成为“假名人”的“韭菜”?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60岁阿姨痴恋靳东”(靳东是中国演员)的新闻在中国网络上刷屏了。该老人声称“靳东在某短视频上对着全国人民向她表白”,并不惜与家人大吵大闹,甚至离家出走辗转大半个中国寻找“靳东”。靳东工作室随后出来澄清,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位老人恋上的只是个“假靳东”。 随着事件发酵,人们发现“假靳东”并非个案,在中国短视频平台上还存在着“假钟南山”“假马云”“假韩红”等“假名人”。这些人利用AI、模拟声线等技术“变身”名人,精心设计一个个“骗局”。中国银发族是他们的“猎物”。一些海外留学生、华人也不免担心父母会成为“假名人”的受害者。 这些“假名人”的“骗局”套路可谓五花八门。有一些人是为“骗点赞”“骗流量”,通过“献歌”“聊天”等套近乎方式,赚取老人们的点赞、评论,同时达到“吸粉”目的。一旦平台账号粉丝“过万”,便转手“出售”变现。一些人则选择“借鸡生蛋”,即积累一定粉丝后开始“直播带货”,向老人们销售来路不明的商品。还有一些人则直接“骗钱”“骗感情”。比如某短视频平台上的“假马云”以“要带领某地区人致富”为幌子,从每位老人那里收取了1000多元人民币的“入场费”。假名人的嘘寒问暖,也并非他们对老人们真的关爱有加,只是为了打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设”,让银发族们一步步丧失警惕,进而顺利从他们口袋掏钱。 这些场景似曾相识。多年前,中国出现过一些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集资、保健品等骗局。他们对老年人关怀备至,不是送免费体检,就是送小礼品或药品,甚至还给老人过生日。但感情外衣下,最终都瞒不过一个“骗”字。过去中国银发族在现实世界上过的当,今天似乎又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近年,现实中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案件不断曝光,银发族们的防范意识在不断提高。随着智能机普及,很多老人开始触网。如果说以前中国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城乡互联网普及上的差距,那么今天则也体现在信息辨别能力的差异上。由于文化水平、社会认知有限,一些中国老年人(尤其农村地区)面对虚拟空间上的“花花世界”,很容易迷失方向,被心怀不轨者盯上。“假名人”事件再次聚焦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折射了中国短视频平台在治理上的漏洞。 中国银发族们“好骗”,更与他们不少人精神空虚和情感寄托缺失有关。一方面,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甚至远在海外,其情感世界感到虚无;另一方面,即便子女在身旁,但因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差异,导致他们即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依旧是两个世界的人。在中国一些城市,有一些老人的晚年精神生活的确比较丰富,比如通过组团旅游,参加社区读书会、歌唱会、时装秀等活动,排遣寂寞充实精神世界。不过,对很多老人来说,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环境。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如何让银发族“老有所乐”,是中国一道绕不开的时代课题。这离不开儿女和家人投入更多的悉心关爱,同时也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建交50年,加中关系如何行稳致远?

孟晚舟反制发酵加中贸易下滑

1970年10月13日,皮埃尔·特鲁多总理不顾美国压力,实现加中建交,两国关系掀开新篇章。回顾50年的建交史,是一部两国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历史。 一大亮点来自经贸投资。1970年,加中双边货物贸易仅有1亿多美元,2019年这一数字飙升到700多亿美元。中国已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投资来往也保持稳定增长。2019年加拿大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为130多亿加元,中国对加直接投资存量则突破200亿加元。建交50年来,两国文教、科技、艺术交流合作也不断迈上新台阶。目前,每年来加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20万,每年往返加中的游客数量突破150万人次。 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可喜变化,与两国不断做“加法”的务实有关。所谓“加法”,是指两国不断做大“三块蛋糕”。 首先,经济蛋糕。加拿大在品牌、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不少优势,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则有着旺盛需求,两国经贸投资具有天然互补性。以加中贸易理事会为代表的加拿大民间机构,以中国“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平台,在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实现数量和质量双突破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庞巴迪、诺贝丽斯、鲍尔等加企对华投资均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带动了中国交通、汽车、环保等产业的发展。加拿大鹅、蓝莓、樱桃、龙虾等高品质商品在中国更是备受追捧。 其次,文化蛋糕。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有着不可胜数的名胜古迹和传统文化。加拿大历史虽不长,但特殊地理位置、文化习俗、自然气候依旧造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且国际教育产业发达、性价比高,对全球留学生很有很强吸引力。这些互补性,也让文化交流成为了两国关系亮点。除了“加中国际旅游年”“加中文化交流年”等官方活动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两国文化合作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既熟悉中国文化又了解加拿大文化,推动更多加拿大民众接触古老和现代的中国,也引导更多中国人对加拿大异域风光和多元文化产生兴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期中加关系面临考验之际,一些加方智库和媒体发出理性声音,中加之间民间交流继续发力,为中加关系的回归固本培元。 最后,政治蛋糕。一方面,表现在高层互访上。自1973年皮埃尔·特鲁多访华后,两国高层交往不断增多。中国国家主席、总理等领导人先后访加,加总督、总理、两院议长也多次访华。另一方面,表现在机制对话上。50年来,加中建立起两国总理年度对话、经济财金战略对话、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等多个双边工作机制。这些常态化高层互访和沟通对话机制,为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充值,也是推动双边以及国际事务全方位、多元化合作的基础。在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抗疫、疫情期间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问题上,加中都表达了一致立场,为世界注入了正能量。 历史经验表明,稳定健康的加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两国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好友谊巨轮。值此加中建交50周年之际,面对当今世界大变局,两国需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智慧,继续书写外交佳话,挖掘继承皮埃尔·特鲁多的“遗产”,防止政治分歧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如此才能推动加中关系行稳致远。(完)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诺贝尔奖为疫情年注入科学力量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诺贝尔奖近日陆续揭晓。2020年,全球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一些预测认为最先开奖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可能颁给治疗新冠病毒研究的科学家,但该奖最终被三位从事丙肝病毒研究的美英科学家斩获(其中,英国籍得主霍顿任职于加拿大一所大学)。究其原委,登顶诺奖通常需要评审会多年严苛验证。不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花落”丙肝研究,依旧对深陷疫情的人类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其一,放大科学理性的声音。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科学与反智的较量。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反科学、反权威等为代表的反智主义之风越刮越烈。这些反智主义者相信中国制造了病毒,认为5G基站能传播病毒、戴口罩能致脑癌,对接种疫苗持拒绝态度……在西方政客和媒体推波助澜下,反智主义攻城拔寨、大行其道。它散布违背科学和常识的阴谋论、网络谣言,导致更多不明就里者跟风盲从,也让科学理性的声音进一步被稀释。 目前,人类并未能取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不少西方国家仍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近日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创下了疫情暴发来的新高。美国确诊人数逼近800万,死亡人数多达20多万,就连总统夫妇近日也被感染。世卫组织(WHO)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近日宣布,按“最确切推算”,全球10%人口可能已感染病毒。这个是目前确诊病例数的20倍。 历史经验表明,尊重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是人类战胜新冠病毒的唯一出路。反智主义情绪持续蔓延,只会让更多无辜生命付出代价,并给人类防疫战争添堵裹乱。三位诺奖得主打开了人类攻克丙肝病毒的大门,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对科学力量的最有力代言和正名。大疫之年,诺奖“花落”传染病之一的丙肝病毒研究,一定程度上有望为高烧的反智主义降温,并放大全球科学理性的声音。 其二,引导全球医学界专注传染病研究。回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100多年历史,尽管疟疾、乙肝、肺结核等传染病研究者都曾站上领奖台,但传染病学科在国际医学界的存在感整体并不强,从斯德哥尔摩捧回诺奖的几率也一直较小。正如中国“病毒猎手”张文宏医生所言,传染学科此前沉寂太久了。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病毒斗争史。霍乱、天花、鼠疫、1918大流感等传染病曾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现代医学催生疫苗、抗生素后,人类的确成功遏制了一些疾病的传播,但因对大自然认知能力有限,人类医学远未强大到可以了解、掌控、阻击一切病毒的地步。比如狂犬病等古老传染病仍未被攻克。生态环境变化、全球化持续推进下,人类面临的“敌人”更加变幻莫测,也更加难缠。比如艾滋病病毒(HI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等传染病都具有很大杀伤力,至今也未被人类彻底“征服”。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再次警告人类,病毒从未远去,随时卷土重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丙肝研究,传递了“传染病仍是人类大敌”的信号。希望此举能引导和鼓励全球医学家在传染病学科上投入更多研究,取得更多突破。  

中企500强榜单传递三大信号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86.0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长了8.75%;资产总额312.3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3.20万亿元,增长4.41%。此外,2020年500强榜单还有诸多亮点。比如入围门槛进一步提高、营收千亿级企业首次突破200家、研发投入首超1万亿、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量创新高……这些数据变化传递出三大信号。 其一,中国经济底盘越来越稳。近年,受逆全球化“寒潮”影响,全球外贸投资放缓,世界经济增速疲软,但中国大企业依旧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首先,企业营收能力持续走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入围500强企业门槛提高到359亿多元,较去年提高了30多亿;跻身营收“千亿俱乐部”的企业较去年增加23家。其次,民营企业角色持续“吃重”。中国传统的“国”强“民”弱格局进一步改善,500强中有235家是民企,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跻身“千亿俱乐部”的民企也较去年增加10家,其中华为、苏宁、阿里、联想等民企要么首次跻身50强,要么较去年排位进一步提前。 500强企业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盘。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入围企业“个头”保持增长、民企还能不断释放活力,这既体现了中国企业的韧性和抗干扰能力,也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经济的底盘。 其二,500强企业“体格”更加健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入围500强榜单企业不少是“大而不强”,通病是科研投入低、核心竞争力弱、新型产业少。这次500强中431家提交的研发数据显示,它们合计投入研发费多达1074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500强企业共申报发明专利48万多件,比去年增长19.4%。其中华为以7.65万项位居第一。 苦练内功,让创新成为驱动企业持续成长的动力,入围500强企业的行业格局和业务方向持续优化。首先,传统服务、低端制造企业逐渐减少,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企业逐渐增多。相较去年榜单,现代服务业增加8家,先进制造企业增加6家,黑色冶金企业减少7家。其次,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战略性新兴业务业绩亮眼。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也是企业未来能否占据竞争制高点的关键。200多家企业申报的数据显示,其战略性新兴业务总资产占全部资产的14.64%,营收却占到了全部业务收入16.07%,利润更是占到全部业务利润的22.35%。企业研发数据接连攀升,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之路已渐见成效,500强企业“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其三,更多中国企业具备“国际范儿”。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全球产业竞争焦点已从早先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转变为创新、技术、标准的竞争。对任何企业而言,国际标准就等同于游戏规则。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就可以将自身技术树为标准,进而较同行更早更快地抢占市场。中国过去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缺乏话语权的局面大为改观。 这次入围500强企业共参与制定国际标准7500多项,比去年多了5600多项。具体来看,通讯设备制造企业一枝独秀,共参与了5000多项标准制定。在国际标准制定上频频“发声”,折射出中国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更多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中国蓝盔”把“爱和希望”带给世界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今年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北京方面发布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对比30年前后,中国维和行动既有新变化,也有不变的坚守。 “变”首先体现在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角色越来越“吃重”。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大幕。当时中国维和人员数量少、类型单一、任务简单,主要负责执行巡逻观察、监督停火。 随着中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首次派出营规模的维和安全部队、首次派出空中力量参加维和行动、派出各类分队参与维和行动……30年后的中国维和规模实现了从“小”到“大”、军种类型从单一到多样、维和地区从个别国家遍布几十个国家、任务类型从支援保障到综合多能的历史性跨越。至今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国。 “变”还体现在“软性贡献”比重提升。起初中国对国际维和行动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人员、装备等方面,随着维和足迹遍及全球、维和任务持续拓展,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维和经验,对国际维和的贡献也更加丰富多元。一方面,中国帮很多国家进行维和人员培训,提高了国际维和力量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向全球分享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比如组织编修《联合国维和工兵分队手册》《联合国维和军事情报手册》,让全球维和行动更具指导性。 中国参与维和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维和的支持上。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相较单边主义,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有着多重优势。其一,它能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和平力量,缓解和平赤字问题;其二,它有助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弥补治理赤字问题;其三,它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信任和理解,降低信任赤字问题。自30年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既是多边主义的建言者,也是多边主义的行动派。比如中国已与90多个国家开展了维和交流合作,还与一些国家开展了维和演练。 近年,全球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地缘冲突加剧,国际信任合作受到侵蚀。中国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上非但没缺席,反而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比如2016年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2017年完成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和合”因子。联合国副秘书长霍克希尔德近日表示,在维和任务上,中国起到了表率作用。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守护,不光造福别国,自己同样受益。一方面,和平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维和行动传递了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彰显了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在南苏丹,中国军人在战火纷飞中保护当地难民营安全;在撒哈拉沙漠,中国军医们为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筑起生命防线;在黎巴嫩,民众称中国维和部队为“最可爱的东方朋友”……“中国蓝盔”把爱和希望带给世界,各国民众也从中增加对中国和平信仰的理解。  

加美关税战止戈,渥太华高枕无忧了吗?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华盛顿此前宣称要对加拿大的铝产品征收10%关税,特鲁多政府酝酿将祭出正式“对等报复”。然而,美国9月15日紧急放下对加高举的贸易大棒,渥太华也随即宣布不再反击美国。一场硝烟弥漫的关税战就此偃旗息鼓。 加拿大以贸易立国,对外贸依赖较大。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一度停滞,工业生产需求疲软,加拿大外贸、旅游等行业陷入寒冬。第二季度GDP年度萎缩幅度37.8%,创下了1961年来的最大降幅,失业率已连续多月维持在两位数。全球经济体5月陆续按下重启键后,加拿大希望加速出口提振经济,缓解失业压力。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要对出口美国的几十亿美元铝产品加征关税,这等于给加国经济伤口上撒盐。如今华盛顿叫停对加关税战,渥太华松了一口气,但这并意味着加国真的高枕无忧。 事实上,加拿大在外贸上依旧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前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持续蔓延又让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遭受更大冲击,各国经济复苏低迷,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由于人口少、市场小,加拿大经济发展比较依赖外贸。目前外贸占到了加国GDP的30%以上。外贸环境若继续恶化,加拿大经济恐要遭受不小冲击。 其次,外贸对美国过度依赖潜藏风险。几十年来,出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避免产能过剩等考虑,美国企业大量转移到海外,却也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增加。奥巴马任内曾呼吁“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特朗普政府则试图通过筑高关税墙、重修自贸协定等方式缩小贸易逆差,保护“铁锈地带”制造业。近年,华盛顿不仅挑起了对华贸易战,也对所有盟友无差别地高举贸易大棒。2018年加拿大钢铝产品便曾成为美国关税武器的靶子。 当前,加拿大对美外贸占到了全球贸易的70%以上。过度依赖美国,不啻于将“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一旦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对加拿大进口减少)或重新挑起两国贸易摩擦,加拿大都将陷入被动。 虽然两国在铝产品关税摩擦上止戈,但加拿大仍须居安思危。一方面,加拿大要做大内需市场。挖掘内需潜力,旅游、零售等产业如能在经济中占有更大分量,加拿大面临外贸环境变化时便会有更多腾挪空间。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在吸引移民、鼓励生育、开发旅游、招揽国际留学生等方面持续发力。 另一方面,加拿大要进一步推动贸易多元化。近年加拿大已在尝试贸易多元化路线,比如,2016年与欧盟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2018年与日本等10国签署了CPTPP。不过数据显示,2019年对美出口额仍占加出口总额的74.6%。从长远来看,要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加拿大还须参与更多的多边自贸谈判以及双边自贸谈判,尤其要加强与印度、中国、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经贸往来。  

中国服贸会为加拿大带来何机遇?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本届服贸会,是新冠疫情后中国在线下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加中贸易理事会,以及加拿大教育、运输等领域的机构或企业,也以线下或线上方式参展参会。 近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冲击原有全球经贸格局,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疫情暴发后,边境管制、国际航运阻塞等防控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全球经贸投资活力。尽管不少国家按下了经济重启键,但在疫情未能彻底控制前,它们大多还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就业等多重挑战。此刻,各国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携手合作打造开放市场,共克时艰。 服务贸易包括商业服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等12大领域,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特点。作为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服务贸易近年已成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WTO报告显示,服务业已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5%,其中发展中国家2/3就业来自服务业,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高达4/5。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否深挖全球服务贸易潜力,也影响着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短期来看,服务贸易可帮各国缓解疫情冲击。疫情给很多社会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却激发了全球民众在零售、医疗、教育、电信、娱乐等方面的线上服务需求。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跨境电商等服务的广泛运用,既满足了公众需求,也在稳定经济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来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发展处于不同梯度,它们在金融服务、旅游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也存在着合作空间。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服务贸易的空间和时间限制也将进一步被打破。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新冠疫情双重压力下,加拿大经济也遭受严重冲击。第二季度GDP年收缩率高达38.7%,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中国举办的“服贸会”,有望成为加拿大的“福”贸会。 其一,加拿大迎来拓展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机遇。一方面,加拿大服务业贡献了GDP70%,支撑了75%就业人口,但由于市场和人口有限,加拿大服务业亟需开拓国际市场。不过,WTO统计数据显示,加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近年出现了下滑趋势。另一方面,美国连续多年都是加拿大服务贸易的头号贸易伙伴,也藏着隐忧。近年华盛顿高举“美国优先”,通过退出多边贸易协定、挑起贸易摩擦等方式,加剧了全球经贸紧张局势。服务贸易上对美国依赖程度过高,恐让加拿大面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中国服贸会吸引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万家企业参会参展,它们可通过线上和线上渠道向全球宣传推介新产品、新服务。服贸会既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国际客户新订单,也为加拿大服务业拓展国际市场架起了快车道。 其二,开放的中国市场给了加拿大更多掘金机会。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服务年进口值占全球10%左右。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对服务需求也将更加旺盛。2018年中国官方曾表示,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服务。 本届服贸会上,5G站点、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新冠疫苗等中国新科技、新服务亮相,表明“中国服务”正在不断提质升级,但整体来看,中国在高新科技、金融咨询、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也是中国未来进口的重点。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2022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中国对医疗养老、冰雪运动等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服务、养老服务、冰雪运动服务等是加拿大的优势产业,也是能在中国大有可为的领域。由于服务业出海较早,加拿大企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成熟的发展模式。加中企业可在服贸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其二,开放的中国市场给了加拿大更多掘金机会。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服务年进口值占全球10%左右。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对服务需求也将更加旺盛。2018年中国官方曾表示,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服务。 本届服贸会上,5G站点、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新冠疫苗等中国新科技、新服务亮相,表明“中国服务”正在不断提质升级,但整体来看,中国在高新科技、金融咨询、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也是中国未来进口的重点。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2022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中国对医疗养老、冰雪运动等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服务、养老服务、冰雪运动服务等是加拿大的优势产业,也是能在中国大有可为的领域。由于服务业出海较早,加拿大企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成熟的发展模式。加中企业可在服贸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杨鹍飞 王隆文:《ASPI报告》的六大谬论 ——再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涉疆报告

【 在山东省文登市兴和食品有限公司,维吾尔族员工在工作之余进行篮球对抗赛。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提 要】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于2020年3月1日发布了一篇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ASPI报告》”)。《ASPI报告》宣称,在2017年至2019年间,至少8万多名维吾尔族被强迫转移至内地工厂劳作,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劳动权益和宗教信仰得不到保障。同时声称,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ur),是“再教育营”政策的延伸。从标题用词来看,《ASPI报告》把新疆维吾尔族异地就业和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污蔑为“强迫劳动”,把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就业能力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污蔑为“再教育集中营”;从其内容上看,报告作者试图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等低劣手法,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污名化。《ASPI报告》无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的宏观政策背景,疑神疑鬼,把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转移就业脱贫政策和措施指控为强迫劳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ASPI报告》洋洋万言,企图论证其所谓的“基本结论”——中国政府与相关企业共谋“贩卖”维吾尔族。为了证明这个“中国政府在贩卖维吾尔族”的伪命题,只能通过造谣抹黑的方式,才有可能凑效。《ASPI报告》采取了如下的论证策略:先定下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行“强迫劳动”的罪名,再寻找“强迫劳动”的“证据”,然后把“强迫劳动”的坐实在雇用维族工人的中外企业上,进而污名化与这些企业相关的全球供应链,从而达到搞垮中国经济的目的。 《ASPI报告》在摘要之后,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强迫维吾尔族劳动”的标题,并声称,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列出的11个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标中,与维族工人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受到恐吓和威胁,被强迫处于依赖和易受伤害状态,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隔离,虐待性的工作条件,以及超时工作”。接着,为了证明其所谓的“强迫劳动”的指控,《ASPI报告》对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而实施的“援疆计划”,以及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实施的新疆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项目进行歪曲,把它们刻画成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载体和路径,并大加挞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力度,采取各种措施让贫困居民摆脱贫困,并计划于2020年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2016年,中国政府颁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把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要求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促进稳定就业和转移就业【1】。此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2】、《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3】、《关于深入推进扶贫劳务协作提升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4】在内的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文件,形成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精准帮扶政策。各省市根据中央政策纷纷出台地方性措施,从大力推进就地就近就业、积极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和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等方面,全力推进就业扶贫【5】,全国就业扶贫成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劳务中介公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包括南疆四地州在内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域。新疆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程度和技能低下,且多分布在生态环境弱、地处偏远、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基础条件差,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脱贫成本高。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确保新疆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意味着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外出就业,就能基本实现脱贫。【6】因此,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 新疆在促进和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方面的基本做法有三:一是政府部门直接组织协调,向疆外和北疆地区输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二是在政府引导下由劳务公司和培训学校教育培训后,向外转移和输出一批劳动力;三是有政府支持在当地创办一些中小微企业,吸收接纳一批就近就地就业人员等。【7】 然而,《ASPI报告》无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的宏观政策背景,疑神疑鬼,把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转移就业脱贫政策和措施指控为强迫劳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谬论1:新疆维族外出务工人员受到恐吓与威胁,例如,遭受被任意拘留的威胁,受到安保人员和电子监控工具的监视。 事实:中国政府从未以任何形式恐吓威胁过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而是尽可能多地给予关心与照顾【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新疆转移就业政策是推动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新疆赴内地务工人员和其他所有劳动者一样,其劳动就业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雇用新疆籍务工人员的企业,都需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新疆籍务工人员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考虑到外出务工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汉语交流能力差、饮食习惯独特性,新疆的地方政府专门安排维吾尔族伙食厨师赴工厂照顾新疆务工人员饮食,选派懂汉语、维语的干部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输入地政府免费为新疆务工人员提供生产生活、饮食安全和医疗卫生上的服务,【9】在转移就业的同时,尽可能的给予他们全面的照顾。可是,《ASPI报告》无视各地政府为新疆务工人员提供的这些全面照顾,硬要把它说成是强迫劳动。 谬论2:新疆维族务工人员被置于依赖和易受伤害的状态,例如,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受到威胁恐吓。 事实:政府从未让新疆外出务工人员处于易受伤害状态,恰恰相反,政府总是尽可能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接收新疆外出务工人员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这些务工人员的生活关怀备至。在工厂里,新疆籍工人拥有专门的学习室、清真食堂,宿舍里空调、洗衣机一应俱全,闲暇时间可以上汉语培训班。输出地政府的人社部门也积极对转移就业人员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务工期间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积极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属开展关心关爱工作,对已转移贫困人员家属提出的合理诉求及存在的困难及时研究解决,确保外出转移就业人员无后顾之忧。 为创造外出人员安心工作的条件,新疆因地制宜实行“四托”模式,即托儿、托老、托养牲畜、托种土地。地方政府兴建各种免费或低费幼儿园、托老院,解决一些劳动群众有外出工作意愿但家中有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的牵绊;创新大型牲畜托养和土地委托耕种机制,由个体畜牧养殖大户集中托养或代养牛羊,而牛羊所有者交出一定的托管费;土地集中委托给大户耕种,每亩每年交付委托费,地上作物收获后仍归土地经营者。 谬论3:新疆维族务工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例如,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工厂内和高科技监控之下。 事实: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非法限制、剥夺和妨碍。 ILO对“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释义是“受到强迫劳动迫害的劳工有时会被锁起来,受到监视,以防他们在做工或运输过程中逃跑”。 中国公民享有行动自由权,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权利。新疆籍外出务工者作为中国普通公民,任何人无权任意限制其行动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工厂,在假日或休息日外出参观或游玩,【10】【11】与外界沟通顺畅。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过新疆籍外出务工人员对工作和生活的描述,【12】【13】【14】【15】【16】【17】他们对宿舍条件很满意【18】,与工厂其他员工和睦相处,【19】【20】下班后会给家里亲人打电话【21】,完全不存在所谓的“限制自由”和“监控”。 《ASPI报告》称新疆维族劳动者处于“高科技监控之下”,新疆当局“能从微信群和另一个能跟踪每个劳工活动的无名手机软件里提取信息”(P6)。按照这个逻辑,所有实名使用手机及各种软件的人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都会成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而所有需要实名认证的软件开发商和网络运营商都将成为强迫劳动的帮凶。可见,这是非常荒谬的逻辑。 谬论4:对维族务工人员实行隔离,例如住隔离式宿舍,并用隔离的列车运送维族务工人员。 事实:新疆维族外出务工人员不存在被隔离现象。 ILO对“隔离”的释义是“强迫劳动被害人常常被隔绝在偏远地区,无法与外界联系”或者“被隔绝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或被锁在屋内,或者通讯工具被没收完全没办法与家人联系,无法向外界求助”。 中国新疆外出务工人员完全不符合ILO对“隔离”的定义,《ASPI报告》多次提到维族工人遭到隔离,而且还试图以所谓的案例研究方式来暴露所谓的“隔离”状况,但丝毫没有提供有力证据。第三页第二段声称“他们都住在隔离式的宿舍里”,但其引用的证据(注释3)却是维族务工人员休息日外出游玩的报道。【22】自己引用的证据却证伪了自己的观点,其谎言不攻自破。第六页倒数第四段提到“乘坐特殊的隔离火车被运往中国各地”,其引用的证据(注释28)是《尼勒克县首批50名劳工赴江苏金创集团》这篇报道。查看《尼勒克县首批50名劳工赴江苏金创集团》这篇报道可以发现,原文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隔离火车”问题,仅仅提到了“50名城乡劳动力将于5月25日告别家乡,由3名管理干部带队,乘坐火车远赴江苏武进区今创集团长期稳定务工。”【23】可见,作者完全没有基本的诚实态度,为了证实自己的偏见,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证据。 不仅如此,《ASPI报告》接下来还妄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年或一年后,等到他们的合同期结束,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被送回家乡”。这一次作者引用的证据是《新疆今冬首趟进疆务工人员返乡专列发车》这篇报道(注释29)。这个证据更是一个笑话,张冠李戴,错把进疆务工的内地劳务工当成了返疆的新疆籍务工人员。这篇报道讲的是,新疆铁路部门安排专列把来自安徽、四川、河南这些劳务输出大省的进疆务工人员(主要是进疆的棉劳工)送回家乡。【24】 《ASPI报告》作者如此罔顾事实,用心何其毒也。实际上,只要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基本认知的人,有基本良知的人,都不会把包车接送劳务工的做法与强迫劳动联系起来。由于中国人口多、劳务输出地相对集中,很多地区素来都有包车运送务工人员的做法。【25】【26】一般是在客流量大的春运期间【27】,由政府或者用人单位出面甚至出资包专车、专列让务工人员返回家乡或工作地。【28】它不是什么强迫劳动,而是一项为劳务工们量身定做的公共服务。 谬论5:虐待性的工作条件,例如,进行政治灌输,工厂内布置警察岗哨,“军事化”管理以及禁止宗教活动。 事实: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各项自由,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ILO对“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释义是“强迫劳动被害人可能要忍受一般劳工绝不会自愿接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可能要在严重违法劳动法规定、不体面或危险性的环境下做工。”可是,在《ASPI报告》中,虐待性的工作条件却神奇地意识形态化了。常识告诉我们,所谓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定是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基本环境卫生和安全生产条件,污染严重,工业事故频发,工人经常出现工伤乃至死亡。作者明知维族工人们在内地的工厂里可以享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所以有意避开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转而刻意把政治灌输、工厂安保制度等曲解为虐待性的工作条件。这是典型的吹毛求疵,无理取闹。 对于思想教育,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用不着疑神疑鬼。关于针对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教育,并非简单的政治灌输,【29】而是针对受极端宗教思想蒙骗蛊惑的一少部分人的一种规劝,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0】 《ASPI报告》找到的关于强迫劳动的另一个证据是“工厂内有保安岗哨”。大凡对中国社会有一点认知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各类单位都设有保安、都有围墙。设置保安岗哨不过是基于单位管理秩序的需要,更不是用来强迫奴役工人的“打手”。 除了保安岗哨外,《ASPI报告》还把“(准)军事化管理”作为“强迫劳动”的证据。支撑维族工人受到军事化管理这一观点的证据(图9)来自两篇不明身份的私人‘百度贴吧’账户,其发布的招聘信息里面出现的“半军事化”管理字眼。《ASPI报告》如获至宝,立即用它来指控中国政府对维族工人实施强迫劳动。问题是,拿这种真实性值得怀疑的招聘信息作为证据,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呢?报告撰写者为何不关注一下维族外出务工人员与内地务工人员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媒体报道呢?【31】【32】 退一步讲,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即便所谓“准军事化管理”也无需大惊小怪。事实上,中国不少中等职业学校,由于学生来源复杂,背景多样,素质参差,为了管理方便和提升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满足社会和家长的期望,都有意识地实施准军事化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方式也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同和支持。 至于把禁止宗教活动与强迫劳动相关联的指控,那就更不值一驳了。任何国家的宗教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中国法律禁止宗教极端主义,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践行这一宪法原则,政府拨款重修乌鲁木齐洋行大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和田麦加大寺等宗教活动场所。目前,新疆有宗教团体112个,有1400多名宗教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担任代表、委员。《ASPI报告》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却引用一位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士“透漏”的所谓“禁止宗教行为”的说法,把“禁止宗教极端主义”偷换概念为“禁止宗教活动”。这不是作者理解能力问题可以解释的了,只能说是其有意曲解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谬论6: 超时工作,把诸如下班后的普通话课程和政治学习作为工人工作任务的一部分。 事实:不存在过度加班,普通话课程和思想教育课程是闲暇时间务工人员自愿参加【33】。 ILO对“过度加班”的释义是“强迫劳动受害人可能被迫在国家法律或劳资协议中所规定的时数和天数以外的时间工作”。中国的劳动法律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不得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在工余时间组织工人进行学习和教育,是工人自觉自愿为前提,不存在强迫学习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国家通用语,作为中国公民学习使用自己国家的通用语,既是法律义务,也是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的必要条件,更有助于交流学习新技能。此外,中国人有“补课”“扫盲”的观念,对于目不识丁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进行补课,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件司空见惯的社会支持行动。 结  语 《ASPI报告》作者不顾也不理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希望“挣更多的钱”的朴素愿望,也无视中国保障工人权利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偏见和恶意抹黑,而是客观中立地陈述事实,指出中国劳工权利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的地方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那么我们肯定欢迎并感谢。但是,该报告罔顾事实,通过编造、捏造事实的方法,论证其谬论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是所有有科学素养的有良知之人极端不齿的。 注 释: 【1】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2/content_5142197.htm。 【2】 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http://www.cpad.gov.cn/art/2016/12/13/art_46_56381.html。 【3】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 … Read more

75 岁联合国如何把世界“联合”起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9 月,联合国即将举行 75 周 年纪念大会。2020 年对联合国来 说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对全球 每个人也是充满不安的一年。一 场蔓延全球的疫情冲击了人类生 活常态,世界进一步陷入封锁和 孤立,种族歧视、贸易保护、经 济低迷、社会动荡、地缘冲突等 问题更为突显。世界的未来,究 竟是寻求合作共克时艰,还是加 剧不信任而大分裂?作为推进全 球治理的权威机构,联合国又将 扮演什么角色? 人类历史上维护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国际联 盟”垮掉了,联合国运作至今。 几十年来,借助开发署、难民署、 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附属组织 和专门机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权、 遏制疾病、气候变化、粮食安全 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领域发 挥着重要重用。比如,在和平和 安全方面,联合国扮演斡旋调停 角色,让 1990 年以来世界的冲突 减少了 40%;在促进经济发展上, 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帮助很多国家减 少了贫困,实现了发展。 不过,75 岁的联合国也面临 着深层次、多领域的挑战。其一, 成员国之间分歧增加。一方面是 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更多全球治 理话语权,这一诉求对少数大国 垄断国际事务的传统格局形成了 挑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 望发达国家在经济救助、气候变 化等领域担起更多责任,引发了 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纷争。新老国 家对立不断、互不相让,让联合 国集体性、稳定性受挫。 其二,联合国改革进展缓慢。 多年来,联合国在效率低下、机 构臃肿、打击腐败、强化监督、 安理会扩容等领域发起改革,但 … Read more

知难而行,Tik Tok为何状告美国政府?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美国政府打压短视频社交平台Tik Tok(母公司为中国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8月24日,Tik Tok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一份几十页的起诉书,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犯下“七宗罪”——四项违宪、三项越权。Tik Tok解释说,它更喜欢建设性的对话,不会轻易起诉政府,但实在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法律行动维护自身权利。 在美国,起诉政府并不鲜见,一旦美国公民、企业、大学认为政府侵犯自由、财产等权益,都会拿起法律武器发起挑战。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修建美墨边境墙”“限制工会权力”等行政命令都曾被起诉而被法院审查或叫停。 近年来,中国企业也有因不公正待遇起诉美国政府的先例,其中有一些还成功胜诉,比如福耀玻璃曾在起诉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裁定中胜诉。不过,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败诉率高达60%。一旦企业行为被贴上“威胁国家安全”标签时,胜算更是几无可能。 华盛顿打压Tik Tok的行为援引自《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防生产法》,它们允许美国总统可以“否决任何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活动”。尽管被奥巴马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三一重工企业最后状告美国政府胜诉,但封杀Tik Tok是白宫首次援引以上两法对一家跨国互联网公司的管制行为,先前的案例自然不具有参考性。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法官手里。目前,很多法律专家普遍认为Tik Tok胜诉的几率很低,最终难逃卖身的命运。既然前路艰难且胜算极低,Tik Tok为何还是要知难而行?综合来看,原因无非有二。 其一,这或是Tik Tok的一种止损策略。45天后禁止任何美企和个人与Tik Tok进行交易,字节跳动90天内必须剥离在美业务,这两份行政命令足见白宫留给Tik Tok的腾挪空间相当有限,却给了收购者趁机压价的筹码。如果Tik Tok不拿起法律武器,就不啻于坐以待毙。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斯所罗门说,通过诉诸法院Tik Tok有机会说服法院推迟执行行政令,从而延长交易时间,避免情急之下贱卖。 其二,出于展示信心复盘事实的需要。对于美国封杀Tik Tok事件,全球围观者各抒己见,有人谴责美国政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也对Tik Tok的安全性抱持疑虑。面对华盛顿的封杀,如果Tik Tok选择乖乖就范,即便Tik Tok“心有冤屈”,却容易给外界造成“理亏”的事实。美国是一个依法运行的国家,法庭代表着公开透明。将争端诉诸法院,通过各自陈述,既能复盘事实,将道理说透说清,也有可能在全球寻求到更多舆论理解和支持,进而守住Tik Tok在其他国家的阵地。 从更深层次来看,Tik Tok状告美国政府,不仅符合其自身利益,还能给中国企业“出海之路”提供借鉴。这次官司无论输赢,都可能倒逼美国政府对外资投资规则限制、边界尺度做出更清晰阐释。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中企后续在美投资少栽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