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往事:一个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3)

(接上期) 一次Mate7试制过程中,因为采用的是人工点胶,让胶水每次都精准地落在一毫米不到的宽度内相当于在头发丝上刻字,经常不是左偏了就是右偏了,这种肉眼看不出来的误差导致员工经常需要和工人同吃同住数天,工人被他们折磨疯了:零点几毫米的误差,人眼根本就看不出来,干吗要这么费劲?[11] 为智能手机提供玻璃屏的蓝思科技,是苹果在中国重要的供厂商。华为刚接触时,量小又没名气,蓝思下面并不重视。眼看着物料交付就要延期,数次交涉无果后,一名华为员工独自想办法要到了蓝思创始人周群飞的电话。周群飞把手下痛批了一顿,问题光速般得到解决。 后来这件事儿被上研所不少员工效仿,争相试用,然后这事儿就没有了然后。周群飞偷偷换号了。 这种令不少中国老板看到都羡慕的员工在华为比比皆是,凌晨三四点钟被华为员工炮珠般的电话吵醒,亲自开车往上研所送物料的昆山小老板如今回忆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别说打电话催,开车送,就是买机票空运,你都得自己运过去。” 华为手机研发的故事,并非都充满了有趣和励志。2014年,华为海思42岁的无线芯片开发部部长王劲突发昏迷猝死。 王劲1996年加入华为,他带领海思Balong(华为的基带处理器)及Kirin(麒麟,华为的处理器业务)团队从低谷走向成功,为华为手机的崛起构建了一个同行难以逾越的技术护城河。2007年,远在欧洲的王劲被郭平调回上研所,成立巴龙(Balong)项目组,开始专攻移动端芯片。 在华为,海思芯片有个可爱的绰号“烫手的吸金娃娃”,近十年,华为在无线芯片上的投入累计超过10亿美元。这个行业奉行三高定律:高风险、高投入、高产出,对资金需求极大,除了苹果、三星有自主研发芯片的能力,其他手机厂家无力也无心自研,都是从高通订货。 芯片是智能手机的大脑,核心有两个:AP和BP。AP(application processor )应用处理器,管理手机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等。BP(Baseband processor)基带处理器,负责处理各种通信协议,2G/3G/4G等。一款芯片从启动到研发成功,至少需要三年时间。造芯片,就是在指尖上造城。 在任正非心中,海思芯片的地位要比手机公司更高,他对海思女掌门何庭波说:“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给你2万人,一定要站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2012年的D系列开始,P系列、Mate系列均是搭载海思K3V2芯片,一直到了P6,连余承东都动摇了,任正非还是坚持要用。上研所的老人提起P6,忍不住感叹:那真是“累死”了一批人。芯片K3V2性能差,手机最终量产之反复复出问题,直到上市也没解决。研发人员苦不堪言。 此时,消费者对K3V2的厌恶也达到了极点,网友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余承东:“海思恒久远,一颗(K3V2)永流传”。 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这是任正非的原则。消费芯片一定要在真实场景中不断运用,才能暴露问题,只有找到了问题,才能有针对性的下药修正。如果没有华为手机,海思芯片就无法成长起来。这是华为相较于其他手机厂商的机遇,同时也蕴含巨大的市场风险:错过攻城略地的窗口期,丢失用户。 要不要投入这么多做芯片?为什么一定要用垃圾K3V2? 华为手机是不是不够互联网,不够社会化营销?外界质疑加上内部担忧,夹杂着对互联网热的羡慕,在2013年左右汇聚成一个问题:华为手机要陷入创新者的窘境了吗?2014年新年,任正非发表了名为《华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乌龟》的讲话。 在他看来,互联网是个降本增效的工具,不会颠覆产业,更不可能改变商业的底层逻辑。智能手机的底色,是制造业。令果粉疯狂的工业设计、软硬件系统背后是库克超一流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在支撑,核心零部件完全自产的三星手机背后是让很多手机厂商闻风丧胆的三星半导体。 华为基本法第二十三则:我们坚持“压强原则”,在成功关键因素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海思芯片在任正非心中,是华为手机的长远战略投资,一定要集中强攻,直至拿下上甘岭。 2013年,华为P6 S 搭载全新的麒麟910芯片问世,2014年,P7搭载麒麟910T亮相。一直迭代到华为P30的麒麟980芯片,已经能够pk 行业老大高通的骁龙855,从万年被骂的垃圾到跻身世界一流芯片行列,海思最终做到了任正非的期许:一定要站起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2018年5月,美国商务部选择用芯片制裁中兴,创始人侯为贵重新出山。76岁的老人拉着行李箱半夜在深圳机场赶路的背影让不少国人潸然泪下。也让不少人慨叹,还好,我们还有一个华为。 这些成绩背后,是华为人透支的青春在支撑。一些员工心中,华为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挤破脑袋想进来挣钱,里面的人想赚了钱赶紧走了保命。仅三成员工可以在零点前入睡,22%的员工体脂率超标。除了王劲,2006年,员工胡新宇猝死,2016年41岁的华为员工魏延政癌症去世。2017年22个月没有休过假的员工齐智勇过劳死。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在离职后写的《我为什么离开华为》中吐槽华为的加班文化,其中他与任正非的对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无法忍受长期异地分居和超负荷加班的他提出离职,任正非却对他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不过这个故事后来被任正非在《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中否认。 世人只知道华为员工丰厚的年终奖,却不知道成功要付出的代价,竟是这样惨烈。 07. 崛起 国内智能手机黄金十年浪潮中,苹果和三星是创业者面前的两座高峰。 2007,iPhone横空出示,重新定义了手机。2012年以后,三星通过大屏手机切入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1年推出Galaxy Note,2012年推出Note 2,全网销量超过3000万台,移动部门成了三星的摇钱树。三星手机也顺利跳入第一梯队,剑指苹果。 华为看到了大屏手机这个机会。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名为Mate的项目。这款新型的手机屏幕比三星最畅销的Note2还要大0.6英寸。同时还有强大的电池续航和当时国内最全的视频解码能力。这个系列日后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中国直男粉丝,他们还给这款手机起了一个很直男的爱称:华为美腿系列。 华为手机真正被大众所熟知,是售价近4000元的高端机Mate7的问世。 这款手机问世之前,产品经理李小龙自己咬着牙做了一个史上最大销量预测:120万部。这年小米的全球总销量已突破6000万台。2014年年底,销售代表们汇集到上海认领Mate7的销售份额。国内最大代表处的同事上台,伸出一根手指,“一万部”。见罢,李小龙的心都凉了。[9] 此时,其他代表处同事还在喊:“这么多,兄弟你悠着点啊。” 谁知,这款被直男消费者们戏称为“美腿妻”的手机,一上市便成了爆款。上市第一周,经销商认销的指标都已售罄,地方开始要求补货,黄牛加价销售的现象更是遍地都是。甚至万科的郁亮问了一圈都买不到,无奈之下走后门找到了余承东,余承东借机送了他一部。 Mate7搭载了华为最新的海思麒麟925芯片,这一年,苹果在中国爆出了安全门隐患,南海争端越演越烈,一个微妙的变化在政企精英中蔓延。大屏幕、信号强这些技术指标背后,一颗自主研发的中国芯,一个充满高涨情绪的时代潮汐,这两点才是藏在Mate7背后那只巨大的上帝之手。 Mate7跟三星力推的Note4只差一天发布,最终出货量超过700万台,开始扭转华为在消费者心中低端机的印象,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紧接着2015年4月发布另一个旗舰机型P8,这一款的青春版销量突破一千万台。2016年发布P10,因为“疏油层门”和“内存门”,被消费者口诛笔伐,但最终的销量也突破了600万台。 此时,国内战局也在惨烈洗牌。从2016年开始,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由倒三角格局向“T”字型格局演变,华为、OV、小米等头部玩家全面发力中高端,份额迅速集中,top5市场占有率占到80%,腰部及以下玩家生存空间受到蚕食,规模受限,乐视、金立、酷派等陷入泥潭。 2018年,华为全年销量2亿部,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大品牌,从2012年到2018年,6年的时间,从0到中国市场第一,从B端到C端切入,成功打造出荣耀和华为两个独立的成功品牌。这一年,余大嘴再次放话,未来五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会只剩下三家:苹果、三星和华为。 倒回到2010年,任正非豪言要把华为手机做到世界第一,没有人相信;倒回到1994年,他斗志昂昂的说华为10年要占三分之一天下,也没人相信。不过似乎每一次,他都能把吹过的牛给实现了。 08. 尾声 一部华为手机的崛起史,是过去十年中国大陆消费电子黄金时代的缩影。余承东、段永平、雷军、黄章、周鸿祎、刘江峰、刘作虎、罗永浩、贾跃亭……将相良才,群雄逐鹿,你方唱罢我登场。十年的风口,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全球科技电子行业产业转移、巨头采购模式变化、资本市场的繁荣和支持、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工程师红利交相辉映,勾勒出了一个波浪壮阔、英雄辈出的年代。中国智能手机从低端机起步,打败三星、追逐苹果,一个万亿级市场最终由国产品牌占据主导,完成逆袭。 这其中,无数人问过这个问题,华为为什么能异军突起? 任正非在战略务虚会上给出这样的答案:方向要大致正确,组织要充满活力。通讯业务是华为的主航道这一点从未动摇,进而切入手机市场、攻下芯片,任正非和华为上上下下犯过诸多错误,但对商业本质的把握,对优秀人才虚怀若谷、以及不断试错、快速自我修正的制度,从来都没变过。 同样,十年后,我们讴歌华为,但崛起背后的艰辛和苦难,也只有华为员工和家人才能体会。加班熬夜的工作环境、“忍、滚、狠”的狼性文化、在机场听闻父母离世的放声大哭、电话里孩子的思念、妻子崩溃的咆哮、日渐衰老的身体、无数个日夜的孤独与无奈。 没有异禀天赋,没有坐拥资源,除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甚至透支自己来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别无他法。这样的故事,不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四十年来的缩影吗?(全文完)   来源:饭统戴老板 作者:张假假 … Read more

华为手机往事:一个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2)

(接上期) 自2012年以来,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增加了1倍多。到2018年,766家全球供应商中,仅来自大陆地区的已经升至346家。立讯精密、德赛电池、安洁科技……成熟的技术、完整的供应链、便利的物流、低廉的人力,以及巨大消费市场,这是小米华为们能够成功的产业基础。 小米M1推出一个月后,华为发布了对标性的荣耀手机,定价比小米高出四五百,然而内存、芯片等主要指标均落后小米。2011年,余承东费劲还意欲推出两个品牌“远见”、“火花”,并呕心沥血推出一款高端机Ascend P1,但从研发到问世,都是一场灾难。 余承东虽然脸皮厚,但对手机的要求却是薄,不过正如杜蕾丝老师讲的那样:光追求薄,迟早要出事。 手机推出后,华为零售渠道不足的软肋暴露无疑,而Ascend一词意为上升,生僻拗口,线下门店店员连单词音儿都发不准。余承东虽然使出浑身解数,走到哪把P1介绍到哪,甚至亲自到门店站台,但这款手机最终销量不到一百万台。而此时,小米的销量已经过千万。 首战滑铁卢后,华为又推出了另一款Ascend D系列,一经面世,也被骂成狗。这款手机首次使用了华为自主研发的海思四核手机处理器芯片k3v2,缺点非常明显:手机发热、加载缓慢,用户体验极差。据说震怒的任正非曾当着众多高管的面,把这款手机砸在余承东脸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同一年,余承东为了让团队专心做智能手机,将总量5000万部的功能机直接砍掉3000万,引起了运营商极大不满。15家欧洲运营商有14家中止了跟华为的合作[3],无异于釜底抽薪。这一时期,余承东至少推出了D2,P2等5款手机,但均以失败告终。 余承东虽然在无线部门叱咤风云,但面对消费者市场的供应链、渠道、品牌的业务,他仍然没有摸到门道。此时,余承东下课的声音此起彼伏,他的压力达到顶点,连他自己也承认存在换人的可能性。关键时刻,任正非站出来拍了桌子[7]:“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2012年底,华为年终奖总额125亿元,因为没有完成预定的绩效任务,余承东年终奖为零。 任正非把一架歼-15战斗机模型送给他,意喻“从零起飞”,不过这并没有缓解余承东的压力,他带着团队去广东增城白水寨瀑布团建了一次,他在微博上感慨:“号称落差最大的瀑布,爬山很吃力,再到山顶的天池,则一片平静。人生、事业也是如此吧?” 04. 突围 华为工作压力很大,早年俄罗斯业务拓展不力,任正非云淡风轻地对负责人李杰说[3],“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市场复苏了,而华为却被挡在了门外,你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吧。”李杰只回答了一个字:“好。”余承东背水一战没有退路,但此时的华为手机既不好看,也不好用。 华为手机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2012年时,余承东拿着刚问世的P1接受采访,记者还未开口,余承东一口气说了不下十个业界第一的手机指标和数十个工业参数,全身散发出一股钢铁硬核的气息。他正洋洋得意准备接受鲜花和掌声,哪知道听的人已经被整懵圈了[4]。 总喜欢用技术说话,用硬核实力碾压你,这种职业习惯迁移到大众消费品领域,就会给人一种虎扑直男的呆萌画风。在华为工程师眼中,我这手机有最好的元器件和工业参数,为啥不畅销?这就等同于问女生,我有车有房有钱不赌不嫖,你为啥就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为什么? 但华为早期的手机不光不好看,性能也有很多问题。早期的海思芯片性能极差,发热严重。作为手机的核心元件,劣质芯片会导致直接失去用户的信任。华为高端机系列坚持用自己的芯片,当时只要一提到华为的K3V2芯片,网络上骂声一浪高过一浪,网友翘首以盼它的葬礼。 痛定思痛,余承东带着团队连轴的开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洗脑,改变意识。在他看来,华为手机此前失败的教训:华为终端目前最难改变的就是团队的思想观念,包括在产品设计上的工程师情结,缺乏面向最终消费者的意识。接下来,华为手机的两条战略也已确定: 第一,全面转向消费者为中心,用美替代工业参数;第二,海思芯片继续用、技术研发继续投入。 此时,国内市场你追我赶,厮杀越发惨烈。雷布斯带着小米风口起舞,宿敌黄章蹲在地上打磨MX系列,罗永浩扛着“锤子”入场,红衣教主发誓要用360把小米碾成渣渣,“中华酷联”这一队也很热闹,中兴骑着红牛机,酷派揣着大神机,联想则拉着收来的摩托要分一杯羹。 “当时大家心里都明白,再搞不好,老余铁定下台。” 余承东倾注全部资源孤注一掷,压在一款产品上:华为P6。这款投入研发人员近千人,Dream lab实验室、2012实验室全力以赴,工程师数月驻扎在供应商工厂里,全面把控工艺和质量。比如P6的金属电池盖,为了保证良率,华为供应商整整试制了100万片,最终才敢量产。[4] 不仅如此,余承东还将三星中国区品牌部的老大杨柘挖到了华为。在杨柘的主导下,华为手机开始改变了昔日纯粹钢铁直男的形象,广告语升级成“美是一种态度”、“爵士人生”、“似水流年”这种更加文艺小资气息的调性,这大大改善了华为手机在消费者眼中的形象。 P6定价2688元,突破中端价位,最终销量达到400万台,而此前华为手机最佳成绩是100万台,P6大获成功。这个成绩让余承东彻底站稳脚跟。此后,华为又陆续推出P6S、P7等产品,P7定价比P6高出200,最终销量到700万,对市场的摸索伴随着产品的迭代逐渐精确。 背水一战的胜利,让余承东终于走出泥潭,慢慢找到了做消费者业务的感觉。 05. 瑜亮 写华为手机,不能不提荣耀,提荣耀,就不能不提一个人:刘江峰。 摇晃的红酒杯,手中的雪茄,耀眼的玛莎拉蒂,家里上千个音响器材,文章引用的都是米兰·昆德拉、索雷斯库·····恰似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奢华而迷人,但这些如爵士年代般的特质放在一个华为人身上,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这个人就是刘江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华为是个另类”。 论起在华为的资历,刘江峰和余承东不分伯仲。他1996年加入华为,参与了中国第一个自主开发的GSM系统的研发,接管荣耀之前是南太平洋地区部总裁。在职务上看,余承东是刘江峰的上司,但在早期,荣耀这条线基本上是独立的。华为高层的意图也很明显,两条腿走路,不管黑猫白猫,最后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2013年12月,余承东宣布荣耀品牌独立,刘江峰回国出任总裁,这一时期,国内智能手机厮杀的主战场仍然集中在千元机,小米模式、粉丝经济和电商分销已经成为一种成功模式,专门划出一条线狙击小米成为一种共识,荣耀的任务也很清晰,全面复制小米,小米模式能成,那华为就也搞一个。 这时候,刘江峰那些另类的个人特质就派上了用场。他文艺自我、灵活洒脱、具有互联网气息,在华为人眼里一些吊儿郎当的毛病反成长处。相比于余承东的微博营销,儒雅帅气的刘江峰亲自挂帅出现在荣耀的宣传海报上,配上“勇敢做自己”这样极具煽情的话语,堪比聚美优品的陈欧。 在电商渠道、品牌打造、用户定位各个方面,荣耀也在像素级跟随小米,最后的结果也是超出了所有人意料,近30亿美元销售额、2000万部手机销量、30倍的增长,刘江峰主导下的这一年,哗一下,荣耀横空出世,华为手机折腾了多年,终于有一条路爆发了,甚至开始能跟小米分庭抗礼。 “本来是要用荣耀打红米,结果打到小米身上去了”。 但在一番辉煌业绩之后,刘江峰很快在2015年年初马上就辞职了。刘江峰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蜕变成一个纯粹的华为人。从1996年加入时就有6000元月薪,一路做到华为高管,年薪八位数,功成名就,“反正就是钱很多,怎么花都花不完”。高光时刻,他却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写下告别书“时间未老,理想还在”。 华为十几万人的公司,就像一个小型的封闭社会。里面的人单纯、直接、老板部署好任务,每个人只需要超强的执行力攻下山头即可。这种文化,被余承东描述的栩栩如生,“任总的特点是,地图画的大大的,图画好了,大部队全压上去·····……我们都向老板学到了这一点,用未来之光凝聚大家,不是钱的问题”。 但时间越久,自我的坚持就会越少,最后完全华为化。而这种同化,刘江峰是不情愿的。 刘江峰曾经写道:“有一次我和华为某轮值CEO聊天。他说,‘刘江峰你变了,所以你离开了’。我说我二十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我,可能成熟一点,但人没变。他说,‘也是,你确实没有变,但是公司变了,你没有跟上公司发展步伐’。”这种对话内涵丰富。 刘江峰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关于手机公司的一把手之位,刘余之争一直是华为的禁忌话题,荣耀巅峰时刻的转身离开,两人的沉默,使得一切更显扑朔迷离。在任何一个公司,这两个人都是万里挑一的将相之才。但余承东身上的华为特质更多,更符合任正非和华为元老们的期待。 华为手机的本质,跟整个华为公司一样,是一个硬核直男,一切不符合这种气质的领导者,都难以驾驭这架庞大的工程师机器。 06. 造芯 华为上海研究所,是华为手机Mate系列和P系列的研发大本营,也是探究华为手机崛起根源的一个分镜头。 2004年,华为无线团队在上研所组建了手机终端开发团队。2011年,余承东接管手机终端后,开始将上研所作为旗舰机研发中心。华为手机几款明星机型,M系列、P系列、荣耀的早期,其研发都是在上海完成。这里面的三四百位研发工程师基本上伴随着每一款旗舰机的诞生。 早上8点半左右,住在金桥附近的研发工程师陆续鱼贯而出,抵达新金桥路2222号,赶在9点之前打卡。开会、准备胶片、沟通供应商、12点吃饭,午休两小时,2点开始酣战到12点,到家,手机又响了,又是电话会议“Welcome to join the conference” ······ 2017年10月,上海轨道交通俱乐部出现了一枚求助帖,“我要上班的地方在浦东新金桥路东方万国中心,听说以前是新陆火葬场,想问下浦东工作的同仁要紧嘛?” 一位网友神回复:旁边就是华为的办公室,上班如上坟,加班晚的很,楼主不会是最后一个下班的,怕啥? 一个新手机型号从立项、架构、设计、试制再到量产,周期长达一年半左右,这段时间里只有最后量产的一两个月,研发工程师可以暂时喘一口气,剩下的时间全部都在争分夺秒的战斗。最终量产之前,项目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研发人员在富士康一呆一两个月更是家常便饭。(未完,待续) … Read more

华为手机往事:一个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1)

尽管极力掩饰,但华为手机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它身上那种无法挥去的直男气息。 比如别人家的手机用“拍人更美”的广告词来吸引女性用户时,或者用王源和吴亦凡等来做代言人时,华为手机却在炫耀自己的50倍的变焦功能,让诸多曾经眺望女生宿舍的直男用户们欣喜不已,加上那些被着重强调的工业参数,一股浓郁的硬核直男风扑面而来。 华为手机如何崛起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硬核直男如何成长的故事。从昔日的无路可走,在巨大的差距面前徒然无力,到历尽千辛看到光亮,这是一个狂飙盲进年代里,一群硬核工程师们斧钺相加而无畏的故事,这是观察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崛起的一个切片,耀如星灯。 试着去了解它曾经的崎岖与暗淡,才可能理解它如今的充沛与光芒。 01. 弃子 华为手机的宏大故事,由任正非的一次战略失误来开头。 1999年,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拆分出去,移动通信时代到来。但这次拆分很“偏心”,没有给电信颁发移动业务牌照,相比之下,分家后的中国移动用户蹭蹭上涨。2G时代,中国移动的GSM网络发展迅猛,葛优代言的神州行、周杰伦代言的动感地带,都是一代人的记忆。 中国移动的日进斗金,引起了苦守固话业务的电信的眼热。由于没有牌照,他们只好曲线救国,找到了日本一种相对落后的通信技术,命名为小灵通。小灵通资费便宜,功能够用,迅速席卷全国。抓住机会的UT斯达康年收入曾超过26亿元,市值一度达到70亿美金。 任正非却看上不小灵通,据说日本公司曾将整个方案摆在任正非面前,都被他直接拒绝掉。他把宝全部压在了最先进的3G技术上。从1993年切入运营商市场到2002年,华为一直坚守在供应商设备这个领域,对于电信业务和其他增值业务,华为都没有涉。 任正非对“华为不做手机”异常坚持,1997年信息产业部主动希望华为做手机,被任正非一口回绝。 老对手中兴却迅速出击,全面拥抱小灵通。到2002年,手机从濒临卖掉一跃成为中兴的三大战略业务之一,前前后后赚了100多亿元。与此同时,爱立信、诺基亚、松下等外资品牌凭借着跟中国移动的合作大赚特赚。一个松下GD88彩信手机都能卖到8000多块,一机难求[1]。 华为人眼馋了。2002年10月,时任运营商解决方案部副部长的张利华收到副总徐直军的命令:准备手机立项汇报材料。结果材料还没准备好,她就在一次任正非出席的研讨会上发言道[12]:”消费者一年会换好几部手机,中国有好几亿消费者,华为应该尽快立项3G手机!” 任正非听了暴怒,拍着桌子大喊道:“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任正非的固执,并非没有理由。华为做手机的优势是跟运营商关系好,可以通过定制贴牌的方式迅速打开市场;但劣势也很明显:2B和2C的商业模式有着天壤之别,而消费者又特别认准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都有着极高的大众知名度,华为在此毫无优势。 正因为这些原因,在任正非眼里,“做手机”是跟“搞地产”一样的不务正业,这个话题也变成了公司的禁忌。听到任正非咆哮后,张利华心里一凉,心想惹怒了老板,自己肯定在公司混不下去了,会后她更是萌生退意,不过她还是决定,先把手机立项的材料做好,再做打算。 感受到压力的不仅是张利华,公司其他核心高管虽然极少公开挑战任正非的禁忌,但暗中也在用各种手段试图改变任正非的想法。在徐直军等人的努力下,任正非同意在2002年底召开手机终端的立项讨论,张利华负责汇报,参会的有任正非、徐直军、纪平、彭智平等人[12]。 这是一场前途莫测的会议,任正非究竟会不会松口,谁也不知道答案。 02. 出征 多年之后,已经从华为离职的张利华回忆起这次会议,总会提到一个细节[2]:她把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材料汇报完,大家都紧张地不敢说话,等待着老板的表态。 任正非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拍桌大怒,而是语调缓和地对负责财务工作的纪平说:“纪平,拿出十亿来做手机。”然后又对房间里其他人说:“做手机跟做系统设备不一样,做法和打法都不同,华为公司要专门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独立运作!你们几位筹划一下怎么搞。” 言简意赅的两个决定,让华为手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这样波澜不惊的开完了。 很显然,投10个亿做手机这样重大的决定,绝对不是脑子发热临时起意。要知道,2002年华为净利润只有1亿美金出头,任正非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转变。这种战略掉头能力,跟华为长期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密不可分,也跟任正非的性格密不可分。 2003年11月,华为终端公司正式成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红海大战。 此时,大陆分布着上万家大大小小的手机公司,台湾公司联发科提供芯片及主要电子件,再找个贴片厂生产主板,套上一个成本不到30元的外壳模具,这些无商标的白牌手机构成了华强北的蚂蚁雄兵,外加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全球巨头,双面夹击,华为手机的战略空间在哪? 他们从中选定了一条赛道,“运营商定制机”。为了推广3G,华为和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不贴商标,不用推广,看似轻松这个活儿却做得很心酸,一款手机,净利润大概只有5个点。如果市场预测不准,库存物料一积压,利润立刻全部亏光[2]。 2004年到2010年,这是华为手机的初创阶段,给运营商做的贴牌机不赚钱,支撑其活下来的是固定台电话和3G数据卡,98年抗洪,国家领导人使用华为的固定台电话指挥调度,让华为人自豪了一把[2]。但此时诺基亚如日中天,波导、夏新、TCL也风生水起,华为手机则无人知晓。 2008年左右,华为再次遭遇“冬天”,运营商业务由于跟竞争对手在全球短兵相接,利润率大幅下滑,公司负债率高企。做贴牌机又苦又累还不赚钱,华为思想有所动摇,他们决定出售手机公司49%的股权。找了一圈顶级的基金来谈,黑石、银湖、KKR、贝恩资本都来了。 人算不如天算,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进入最后一轮的贝恩和银湖最终报价只有华为预期的3/4。任正非一气之下决定不卖了。这个收购如果早推动一个月,可能就成了。不过既然卖不出去,就只能重新规划华为的手机战略,很显然,低端贴牌机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了。 2010年12月,华为手机召开了高级座谈会,在会上,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把产品重心从低端贴牌机,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高端自主品牌,并豪言要做到世界第一[4]。此言一出,大家觉得任总又在吹牛皮了,to B向to C业务转型极难,华为能行吗? 业务转型,粮草先行。手机转型的先决条件,是华为有钱了。 2010年,华为净利润238亿人民币,相比于华为刚做手机的2003年,利润涨了20多倍,今非昔比。而除了资金外,华为在3G时代还积累了大量跟手机相关的专利,这些家底,是任正非敢于向手机砸钱的底气。 会后不久,华为将旗下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整合在一起,组成消费者事业部,成为华为三大事业部(Business Group)之一。同时任正非承诺,将会给这个新部门大幅度的支持,至少在研发预算和投入上要胜过竞争对手。思想破冰,粮草给足,只缺一个能打硬仗的闯将了。 任正非盯上了一个皮糙肉厚,浑身上下充满钢铁直男气息的汉子,名字叫余承东。 03. 首战 余承东毕业于清华,1993年加入华为,从基础研发员工做到华为无线部门的核心高管。2007年,他主导的Single-RAN产品横扫欧洲,助力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逼近爱立信,立下汗马功劳。在那一纸调令下达之前,余承东不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会跟手机扯上什么关系。 任正非为何派余承东来挑手机部门的大梁,坊间有很多解释的版本,多数都集中在他性子直、脸皮厚的特点上,比如他在欧洲推广手机时需要说英语,同事听了他那蹩脚的英语问他:观众听不懂咋办啊?他眉头都不皱:“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 !我只管说自己背好的词儿!”[2] 2011年2月24日,刚从欧洲回到深圳总部的第二天,余承东就懵了,他身兼5个职务,每月光例会就有25个。此时,友商天天围着风口转,已成风口上的名猪。他若天天围着会议转,八成得成炮灰。他决定一头扎进手机,学着发微博,更新华为手机动态,跟网友互动。 2012年3月9日,他发了一条微博:“最近被那些盲从的跟风者搞火了,我在此不谦虚的说一次,我们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将推出一款比iPhone5要强大很多旗舰手机。”这条吹牛的微博被转发了4000多次,评论达到5000条,被网友冷嘲热讽, 之后“余大嘴”的称号便不胫而走。 这种方式,余承东偷师雷军,2011年8月13日,小米1发布,雷军在微博上摇旗呐喊,获得巨大成功。此时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刚刚兴起,三星、魅族、小米、OPPO、VIVO混战一片,大家集中在2011年发力,这看似是一个不经意的巧合,但却稳稳地踩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产业节点。 这个产业节点,便是大陆智能手机产业链的崛起。 2007年iPhone问世,苹果为了抑制台湾供应商,开始有意扶持大陆本土供应商,在劳动力低廉和政策优势的激励下,大陆消费电子行业借势崛起,成就了行业的黄金十年。世界电子产业链经历了日本、韩国、台湾,逐步转移到大陆,为小米华为们提供了丰厚的配套基础。 这种基础是如此的强大,一个例子可以证明:2012年,离iPhone预定上架只有数周了,手机屏幕临近午夜时才被运到装配工厂。工头立刻叫醒了工人,每人一包饼干一杯茶,立刻赶往车间,半个钟头内,组装线开工。96个小时后,这家公司便可以用日产1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6] 同年,硅谷科技大佬们组团儿跟总统奥巴马共进晚宴,按照规矩,每位客人都得向总统提一个问题。等轮到乔布斯时,奥巴马却问了乔布斯一个问题:要啥条件你才愿意在美国生产iPhone? 为啥不把这些工作迁回美国呢?乔布斯正襟危坐地说:这些工作不可能回来了。 这款本名“埃菲尔”的手机特点鲜明,余承东这个技术狂人要求手机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要薄,结果追求超薄的刻意,导致工业设计的美学被无情扼杀,整个手机看起来就是一个板砖。以至于连余承东看到P1样机时都忍不住吐槽[4]:“这(tm)是个什么东西?”(未完,待续)   来源:饭统戴老板 … Read more

首届蒙特利尔中文歌曲大赛暨2019“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即将举行

微信图片_20190502093155.jpg

“侨心筑梦水立方,共谱华诞新乐章”,由中加多元文化交流协会、南开蒙特利尔校友会、力溶声乐艺术学校主办,协和旅游集团冠名赞助的“首届蒙特利尔中文歌曲大赛暨2019‘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蒙特利尔选拔赛”现正式启动,报名工作全面展开。 “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在全世界华人中享有盛誉的文化品牌,旨在以歌传情,宣扬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奥运、情系祖(籍)国的民族情怀;以侨为桥,弘扬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凝聚侨心侨力,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北京2022 年冬奥会。 首届蒙特利尔中文歌曲大赛暨“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蒙特利尔选拔赛,将是一次代表蒙城中文歌曲最高水平的歌唱比赛,我们期待所有喜欢歌唱的朋友,来这里展现你的激情和梦想。 请将你的歌声,赋予你的深情,让它唱响在我们美丽城市的上空,让它萦绕在每一个海外赤子的心田。 比赛细则 (一)比赛分组 1,青少年组,头两名晋级总决赛(往返机票及北京期间食宿由主办方提供); 2,成人组,冠军晋级(往返机票及北京期间食宿由主办方提供); 3,留学生组,前五名获现金奖,其他获鼓励奖; 4,外国人组,冠亚军获现金奖,其他获纪念奖; (二)选拔条件 1. 青少年组和成人组选手须具备华侨或华人身份(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 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出国留学人员和因公出国人员,均不视为华侨。 青少组参赛年龄为12周岁至18周岁,即在2001年7月20日至2007年7月20日之间出生。 成人组参赛年龄为19周岁至60周岁,即在2001年7月19 日至1959年7月20日之间出生。 2. 留学生组及非华人组选手不受身份及年龄限制。 3. 大赛不接受当前在专业团体从事歌唱职业的人员参赛。 4. 以往在北京总决赛中获得过金、银、铜奖中任一奖项的选手,不得再次参加北京总决赛。 5. 以往参加过两次(含)以上北京总决赛的选手,不得再次参加北京总决赛。 6. 选手须使用中文演唱,唱法不限,内容健康积极。 7. 大赛将从演唱水平、中文水平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考核,鼓励原创作品。 8. 所有参加北京总决赛的选手须准备至少5首MP3格式的无原声高质量伴奏带,并于2019年7月10日之前发送至大赛组。 (三)奖项设置 1. 青少年组评选出金奖1名,银奖1名,(获金银奖选手将获得到北京参加总决赛资格,并获得免费往返机票及在北京期间的食宿),另外评选出铜奖3名,将获得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 2. 成年组分别评选出金奖1名、银奖1名、铜奖3名、金奖选手将代表蒙特利尔赴北京参赛并获得免费往返机票及在北京期间的食宿。 3. 留学生组分别评选出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分别获得现金及奖品奖励。 4. 非华人组评选出金奖1名,银奖1名,铜奖1名。其他参赛者都将获得纪念奖。 比赛时间地点安排 初赛:5月25,26日 地点:花园咖啡厅 注:预计本次报名参赛的选手将超过200人,由于人数众多,初赛将以现场演唱和以音频文件形式报送作品参赛两种方式进行 复赛:6月8日 地点视进入复赛的人数而定 决赛:6月29日 地点:魁大剧院 报名方式 Email:[email protected] 电话:514-677-7736 联系人:Linda 报名费用:免费 … Read more

喝彩梦之队

– 记FINA跳水赛上海同乡会啦啦队活动 夕阳西下,步出这座如同飞机尾翼般雄伟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傍晚的蒙特利尔依然是那么的安静,似乎方才的喧嚣都是一场梦。一天的疲乏被晚风一吹,便荡然无存了。随之而来的,是心底莫名的悸动,既不同于刚才看到中国跳水小将们终于披荆斩棘获得了冠军时的那种兴奋,也不同于之后听到万分熟悉的国歌声响起时的那份激动,原来没有什么,比亲自来见证这一刻的辉煌更令人怦然心动的了,而我们,来过了。 为了这个2019FINA世界跳水系列赛蒙特利尔站,张罗了几周的上海同乡会跳水啦啦队活动,到此时终于告一段落了。我们的啦啦队在所有三天的赛事中,共有81人来观看了比赛,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刚刚满月的婴儿。 其中,周日这一天,我们就有60多位啦啦队员,清晨9点多就来到了会场,头戴红白相间的同乡会会帽,身着印有上海图案和同乡会LOGO的白色同乡会会服T恤,拉开大大小小的国旗会旗,着实气派万千。从上午的女子三米跳板半决赛、男子十米跳台半决赛,到下午的女子三米跳板决赛、 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三米混合双人跳板决赛,时光过得飞快。大家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每一位比赛选手的精湛动作,助跑、倒立、弹跳、为每一次落水击节叫好,猜测得分结果,一旦和评委们的评分结果相同,便像猜中谜语一样地欢欣雀跃。 既然是在蒙特利尔看这样的世界级超一流水准的比赛,对我们啦啦队员来说,不管是挥舞着中国五星红旗,还是加拿大枫叶旗,都一样幸福。加拿大健儿们果然不负众望,还得了一个铜牌。其实相对于实力雄厚的中国队,加拿大队员们不仅要拼技术,还要拼教练,拼资源,在各方面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此也要为加拿大队点赞! 八块金牌,虽然这支中国梦之队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得到始终如一的大满贯,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样的赛事竞争的激烈性,也鞭策着队员们不断提升自己。作为梦之队的新粉丝,身在异乡,我们发自内心地为他们骄傲,也衷心期待着他们明年更美好的身姿继续出现在蒙特利尔的赛场上,更希望明年有更多上海同乡会的老乡们出现在观众席上为中国的健儿加油鼓劲!   (来稿 /上海同乡会吴楠)  

运动员的笑脸取决于体制

蒙东 本次蒙特利尔跳水系列赛上,中国运动员在没有获得全部10枚金牌后中国跳水队所表现出的没礼貌,没风度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中国体育竞技举国体制下,只要成绩,不要其他的弊端! 体育官员压教练员、领队要拿奖牌,教练员、领队压运动员要拿奖牌,而拿不到奖牌的运动员没有其他减压的渠道,就表现在脸上和肢体语言上,对赛事的主办人员也好,对前来呐喊助威的观众也好或是不理不睬,或是脸黑色厉,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这种传感器似的压力传递模式到了最后就是在国际赛事上整个团队没有笑脸,导致的是一个国家没有形象。 中国的体育制度模仿半个多世纪前的前苏联模式,集中当时社会的有限资源,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以计划经济甚至军事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套发现、培养和训练运动员的方法,使得中国在不少体育项目比赛成绩上取得突破。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后,中国体育作为一股重要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体育比赛成绩的同时,也给当时严重缺乏物质、信息和社会交流的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民族自豪感,并在近年来使得中国进入体育强国的行列。 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性,具体表现在体育发展资金来源上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在“举国体制”下,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体育发展提供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体育训练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等。中国的“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既非一般的业余运动员,也非西方国家的职业运动员,而是成为一类享受国家职工待遇、行政关系、户口档案、工资关系隶属行政单位,以及劳保、福利、奖励及国家给予的其他物质待遇的特殊职业群体。 这是社会的另一条上升渠道。为某些拥有良好身体素质或是肯下功夫苦练的底层群体提供了阶级晋升的机会,纵使占的分量很小,却不容忽视,再加上体育赛事的广泛传播,显示的榜样力量更是不可小觑。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还有一个很有“计划经济”的特色,通过出让少数行业中卓越者的利益,来反哺行业中的平凡者。不要以为举国体制中国家队所有的花销都是来自于税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最顶尖运动员带来的商业收入。比如刘翔从2004年奥运会开始,先后代理过安利纽崔莱、VISA信用卡、伊利、耐克、中国交通银行、联想、中国邮政、元太、奥康鞋业、杉杉服饰、双钱、升达、白沙和中国移动通信的广告。但是不一定他自己就愿意接这些广告,刘翔没有经纪人,他的商业开发一直是由中国田协全权负责管理。根据中国田协在2007年对外公布的关于刘翔广告收入的分配原则,刘翔可以拿到全部收入的一半,教练孙海平可以拿到15%,另外培养运动员的地方体育局能够获得其中的20%,剩下15%则属于中国田协所有。 这就造成少数成功的运动员功成名就,名利双收,连带他所属的体育项目组也分得一杯羹,所以从上到下大家的眼光都只盯在奖牌和奖金上,一层压一层,从而忽略了体育竞技的真正宗旨和目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大国软实力也开始在各个层面得到释放和诠释。而传播面广、传播人数众多的体育竞技比赛也应该成为表现和传播优秀中国文化的名片。 中国在进行体育改革的同时,更要转变观念,把体育竞技建立在尊重每一个运动员自己的价值上,让运动员们从金牌第一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比赛,面对比赛结果,让人性在体育竞技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不是沦为奖牌的奴隶。

挑战与机遇并存 成绩与风度齐鸣

–记2019国际泳联 (FINA) 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蒙特利尔站赛事 文:七天记者 颜宏 梦溪 独玉 摄影:冯娜 慎重 李利 德昊 练俊杰(中左)、杨昊(中右)在男子男子10米台颁奖典礼上 / 七天传媒图片 4月底的蒙特利尔,草长莺飞,漫漫长冬刚刚过去,这个古老而浪漫的城市从蛰伏中渐渐恢复了活力。伴随着天气的转暖,蒙特利尔迎来了一场高规格的体育赛事:2019年国际泳联 (FINA) 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为期三天的比赛,让蒙特利尔人在家门口享受到跳水这项运动带来的力与美的极致体验。 跳水运动的历史非常久远,人类在掌握了游泳技能之后,就开始有了简单的跳水活动。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花瓶上就有描绘一群可爱的小男孩正头朝下作跳水状的图案。宋代,中国出现了名为“水秋千”的简单跳水器械。现代竞技跳水始于20世纪初,1900年,瑞典运动员在第2届奥运会上作了精彩的跳水表演,一般公认这是最早的现代竞技跳水。1904年第3届奥运会上,男子跳水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08年奥运会正式制定了跳水比赛规则。到1912年第5届奥运会时,增加了女子比赛项目。竞技体育的追求永远是更快更高更强,跳水则属于体育中的“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中,跳水是人类唯一一项可以相对安全地一边进行自由落体,一边在空中自由地展现人类身体的敏捷、力量、反应和肌肉线条美感的体育项目。此外,跳水也被称作“空中芭蕾”,是一项极具观赏性的运动,运动员借助比赛器械腾空而起,在空中展示各种姿态,然后轻盈地入水,一连串的动作常常给观众带来非常美的感受。 在现代跳水领域,中国队是一支世界范围内的强队,素有“梦之队”的称号,而加拿大也是实力不容小觑的跳水强国。此次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就有来自包括中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近80名顶尖运动员参加,为观众带来一场不折不扣的顶级跳水盛宴。 霸主 4月28日晚,历时三天的2019年国际泳联 (FINA) 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第三站——蒙特利尔站的比赛落幕。中国梦之队最终斩获全部十枚金牌中的8枚,以8金3银3铜的成绩结束本站的比赛。 在26日首日的四项决赛中,曹缘/谢思埸称雄男子双人3米板;施廷懋/王涵摘得女子3米板桂冠;杨昊/练俊杰拿下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但在女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中,年轻的卢为/张家齐组合发挥欠稳,惜败朝鲜和加拿大对手,只获得了铜牌,也令她们本赛季该项目“三连冠”的梦想破碎。 王涵 (左)、施廷懋比赛中 / 七天传媒图片 27日,小将卢为再战女子10米台。虽然开局不太顺利,落后于朝鲜选手,但她及时调整心态,凭借稳定的发挥,最终以较大比分优势夺冠。另一位中国选手司雅杰夺得该项目的银牌。在男子3米板决赛中,谢思埸力克英国选手收获金牌。在男女混合10米台比赛中,练俊杰/司雅杰组合一路领先,没有给其他选手机会,轻松摘得冠军,从而令中国队将该日赛事三枚金牌尽收囊中。 在28日收官之日的角逐中,中国跳水队“一姐”施廷懋与王涵在女子3米板上展开“王者之争”,最终王涵力压施廷懋获得冠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英国名将托马斯·戴利以出色的发挥战胜中国队的“双保险”杨健、杨昊,摘得金牌。在男子10米台上获得铜牌的杨昊,随后搭档昌雅妮,在混双3米板的比赛中再战戴利与蕾德组合,成功折桂。 在本站比赛中,东道主加拿大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女子双人10米台和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均获得银牌,并获得男女混合3米板的季军。 危机 中国队在此次比赛中获得8金,远远领先于其他所有参赛国家,但这个成绩对于处在备战东京奥运周期关键时刻的中国队来说,并不是一份满意的答卷。面对即将到来的光州世锦赛和东京奥运会,中国队不能称得上高枕无忧。 就在蒙特利尔站开赛的10天前,4月17日,2019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重庆举行,这是中国国内最高级别的跳水赛事之一,同时也承担着今年7月份在韩国光州举行的18届世锦赛阵容的选拔任务。谁都没有想到,女子十米台去年世界杯的主力张家齐、任茜在两站世锦赛选拔赛都没能进入前四名,失去了世锦赛的单人比赛资格。所以蒙特利尔站的系列大奖赛阵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因为冠军赛和系列大奖赛加拿大站相隔时间很紧,而出国手续需要提早办理。因此单人比赛的人选,只能从早早拟定的蒙特利尔名单中,圈定还拥有世锦赛资格的人选。最终,卢为、司雅杰两人入围,征战本站女子十米台单人比赛。临时接到单人比赛通知的司雅杰,对这个决定感到很突然。但虽然比赛中207C出现了失误,司雅杰还是以390.60分拿下了第二名。卢为继全国冠军赛后,再一次发挥出了高水平,以423.85分获得第一,这也为她的世锦赛资格加上了很重的砝码。 而就在女单的胜利让人喘了口气时,女双组合则爆出了大冷门。在决赛中,头号组合卢为/张家齐第四跳407C双双失误,只得到63.36分,总分320.64分排名第三——这也是2007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系列大奖赛创办以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差战绩。最令中国队头疼的朝鲜队拿到了冠军。 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系列赛女双十米台上失手过两次。第一次是2014年在加拿大温莎,连婕/刘蕙瑕第一轮过后,因伤退赛;第二次是2018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司雅杰/林珊获得了第三名。巧合的是,这三次失利都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站系列赛也连续第二年让梦之队女台队员“迷失”。不同的是,前两次中国队派出的都是临时组合,这次却是女双的一号组合——主力阵容告负也让梦之队在世锦赛人选的确定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男子项目上,中国队的阵容也作出了临时改变。由于脚伤严重,且在选拔赛上发挥欠稳,队伍临时决定让里约奥运会男子10米台冠军陈艾森放弃本站比赛,在北京积极恢复。10米台的比赛中,英国名将戴利从第一轮就展现出极佳的状态,五轮结束后领先中国队的杨健12.9分。最后一跳,杨健并没有把握住机会,错失了翻盘的可能性,戴利从中国队手中抢走了男子单人10米台的金牌。顶替陈艾森出场的杨昊接连出现重大失误,排在杨健之后,名列第三。由于陈艾森缺席,男双10米台的比赛也由刚刚配合仅半个多月的杨昊/练俊杰替补出战,最终以464.52分夺冠。 虽然双人项目并没有受到换阵的重大影响,顺利夺冠,且发挥比冠军赛更稳健,但是单人比赛的接连重大失误,还是使得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感到意外,而且很失望”。未来中国跳水队能否调整好状态,谁又能代表中国队出征世锦赛甚至奥运会,仍是悬念。 花絮 3月底开始,七天传媒在《七天》报、《七天商业周刊》、七天网站(septdays.com)七天微信公众号 (Septdays_Canada) 等多个渠道对这一赛事进行了宣传,同时联合蒙特利尔大学、康考迪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对活动进行了推广,由于宣传充分、组织得力,来比赛现场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啦啦队人数大大超过以往。 左起:当代白求恩基金主席王李芹美、加拿大跳水联合会市场总监Lawrence Baslaw、 加拿大跳水联合会主席Bernie Olanski 、蒙特利尔站赞助商必雷亚集团总裁李国强、副总裁彭艳华、加拿大跳水王子Alxandre Despatie、加拿大跳水联合会赛事总监Penny、七天传媒主席尹灵 / 加拿大跳水联合会图片 比赛进行中,七天传媒的展台前还来了一位施廷懋的超级粉丝。吸引记者注意的首先是她T恤上大大的“懋懋”两个字,一看就是粉丝,原本以为她是本地人,一问居然是从德国追过来的超级粉丝。这位名叫Anja 的德国审计师自从2015年在电视上观看世锦赛跳水比赛后,就一步步变成了中国跳水队的“追星族”,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施廷懋的完美表现让她彻底倾倒,从此成为施廷懋的“专一粉”。2018年第一次追随施廷懋的脚步来到蒙特利尔观看偶像的现场比赛后一发不可收拾,当年6月份到中国武汉看跳水世界杯,今年3月到北京看世界跳水系列大奖赛,4月22日刚刚追到重庆观看全国跳水冠军赛,4月26日又来到蒙特利尔,行程排得和施廷懋一样紧凑。她每次观看中国跳水队的比赛时都穿着自己设计、颜色不同但图案一致的T恤:前面是红色的中国地图和“施廷懋”,或者“加油懋懋”的字样,后背则是大大的“懋懋”两个字。每到施廷懋出场,她喊得比谁都起劲,还经常在靠近游泳池的观众席围栏上挂起“施廷懋加油”、“懋懋加油”的红色中文标语。 在赛场外,七天的记者还见到了被誉为“澳大利亚跳水之父”的童辉。上个世纪80年代,童辉曾多次获得跳水世界冠军,并被美国《游泳世界》杂志评为1987年度世界最佳男子跳水运动员。退役后不久,童辉受邀到加拿大一家跳水俱乐部执教过一段时间。2001年到澳大利亚担任跳水队总教练。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他带领的队员钱德勒·纽贝里在女子10米跳台上战胜了中国名将劳丽诗,为澳大利亚夺得金牌。同时澳大利亚跳水队还创造了7人参赛6人夺牌的历史;在北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跳水队再次斩获1金1银,童辉也因此被誉为“澳大利亚跳水之父”。 从2018年5月开始,童辉接受了法国跳水队的邀请正式执教法国队,合约将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童辉表示他的执教将力争让跳水底子薄弱的法国队有质的飞跃。这次来蒙特利尔是带着入选的仅一名运动员来练兵的,整个队伍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位保健医。 … Read more

育空地区的天鹅湖:3000白天鹅大聚会

http://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9/04/swan-635x357.png

加拿大的育空地区有个鲜为人知的“天鹅湖”,就是马什湖(Marsh Lake)的M’Clintock Bay 湾,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将近3千只天鹅齐聚这里,创了历史记录。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上个周五到周日,飞临此地的天鹅之多,让观鸟爱好者们激动不已。 (Jukka Jantunen) 根据正式统计数字,上周五来到M’Clintock Bay 的小号手天鹅Trumpeter Swan为 2,763只,到了周六更多,达到2,931只,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数字,周日数量则开始下降,为2,192只。 育空政府野生动物观察部门的技术员斯科特·卡梅伦(Scott Cameron)说,北部地区来接近3000只天鹅,是很大的数字,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中途休息 每年春天,迁徙的天鹅都要来到马什湖的M’Clintock湾,靠这里的无冰水来作为歇脚的地方。 育空地区的人每年都会涌向Swan Haven解说中心,从远处看天鹅。 (Jane Sponagle/CBC) 卡梅伦说,上周末很棒,3000只鸟发出了很大的鸟声,而且这些天鹅离的不远。 卡梅伦接着说,小号手天鹅一个世纪前差一点就灭绝了,但以后又“卷土重来”,近几十年来数量一直稳步攀升。 统计不易 在冰雪的白色背景下来统计成千上万的白天鹅数量并不容易,但卡梅伦说,目前的计算方法非常准确。 (Jukka Jantunen) 他说,除了3000只白天鹅外,那里还有其他的鸟类,但研究人员凭借技巧,可以得到相当接近的天鹅数字。 育空地区每年都在这个时节举办一年一度的 “天鹅节(Celebration of Swans)”,今年的天鹅节一直持续到5月5日。   来自:RCI

娱乐达人Éric Salvail因性侵被正式起诉

魁省著名的媒体人,V电视台访谈节目主持人Éric Salvail自2017年爆出性骚扰和性侵袭丑闻后即遭到同行和广告商的抛弃,他制作并主持的、收视率极高的现场访谈节目En mode Salvail也被V电视台暂停。他本人则在稍后不久宣布暂停自己的职业生涯,从此便淡出公众视野,直到今年1月15被警方逮捕,被正式起诉犯罪骚扰、强行监禁以及性侵犯等三项罪名。 据悉他不是被警察找上门去逮捕的,而是提前和警方约好,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位于东区Place Versailles的警察局自首。随后在保证出庭的情况下被释放,但需要遵守一些保释条件,包括不能惹事生非、行为端正、不能与“受害者”接触以及及时通知当局任何地址变更等。 在上周五举行的第一次庭审中,这位昔日明显并没有亲自出庭,而是由他的辩护律师代表。他的律师Michel Massicotte是魁省非常著名的刑事案辩护律师。曾为大名鼎鼎的建筑工程公司兰万灵(SNC-Lavalin)的前总裁Pierre Duhaime以及多位受魁省反贪小组UPA(Unitépermanente anticorruption)指控的贪腐人员辩护。 目前对Éric Salvail提出指控的共有11人,其中只有一名受害人公布了个人信息,其他十人则因各种原因选择匿名。涉及的性侵指控主要发生在1993年4月1日到11月30之间,那一年他24岁。 Éric Salvail的被指控也是从好莱坞燃起,很快蔓延到全世界的“Me Too”之火在加拿大的具体体现。在这股揭发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浪潮中,加拿大多名政客、演艺明星、商人等被拉下神坛,辞职的辞职,道歉的道歉,接受调查的接受调查。其中包括蒙特利尔嬉笑节的创始人Gilbert Rozon,安省保守党前党魁Patrick Brown,联邦前体育及伤健人士部长Kent Hehr,舞台剧公司Soulpepper Theatre的艺术总监Albert Schultz等。 曾是自强不息的榜样 Éric于1969年6月26日出生于Sorel-Tracy,家里开着dépanneur杂货店。他从小就喜欢到杂货店里帮忙,帮客人拿货,和来买东西的顾客开玩笑。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上电视,所以找各种机会参加电视节目。但直到1991年,他才找到在Sorel-Tracy本地电台的一档周末节目里当主持人的机会。随后他在各种广播节目里做节目现场的啦啦队主持人。一直到1993年才在Radio-Canada播出的一个由Julie Snyder 主持的搞笑类访谈节目《地狱就是我们》(L’enfer c’est nous autres)中担任啦啦队主持人,算是第一次和电视媒体搭上了界。到了1994年,Éric才在原TQ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Avec un grand A》里第一次出镜。此后他在各个电视台之间游走,参与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和影视剧拍摄,只要能有机会出镜,他什么活儿都肯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年的拼搏奋斗,他不仅在2013年主演了电影《热狗》(Hot Dog),还成立了自己的映画制片公司,主要出品自己的访谈节目En mode Salvail,这是一档长达1个小时的节目,周一到周四22点播出,曾是V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Éric诙谐幽默但又大胆出新甚至有些出格的主持风格很受魁北克民众的喜欢,同时也招来很多争议。但他的个人奋斗史激励了很多魁北克人,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与“好”电影渐行渐远的奥斯卡

本文首发在七天周刊2月28日第635期。 【七天讯】梓丰编译报道 去年因《水形物语》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让很多人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奥斯卡奖似乎走下了神坛,并不那么高大上了。而今年的奥斯卡,可能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电影,原本10个名额的最佳电影提名,最后只选出了八部,其中《罗马》(Roma)还很少见的被同时提名为最佳外语片和最佳影片。而评选结果出来后,可谓是一团和气,四平八稳,力争人人都不空手而归。 虽然今年的奥斯卡,被称为“小年”:缺乏前卫的精细之作、犀利的大师手笔,没有两三部斗得难分难解、但本身却让人心悦诚服的强强对话,没有横空出世、睥睨群雄的划时代作品,更没有剑走偏锋、创意奇绝的诡异佳作……,但大部分提名作品在政治正确思潮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宣泄还是让人无语,似乎种族、身份、阶层、同性恋等就是源于生活的艺术的全部。 得奖的《绿皮书》 (Green Book),堪称美式故事的叙事模板和写作教程:一个粗俗的意大利移民,对黑人百般厌恶,但意外得到了一份为黑人钢琴家开车的工作。在近两个月的巡演途中历经磨难,见证着美国从北到南愈发严重的种族歧视,两人最终成为了挚友。《绿皮书》自去年9月上映后,票房惨淡,虽然最终名列美国电影学会十佳,仍然被相当一部分人唱衰:与现实中黑人的真实遭遇相比,片中的种族主义太过温和。 颁奖典礼过后,该片的主创人员接连被揭出“辱黑反穆”的丑闻:制作人转发谣言反穆斯林而黑人主演正是穆斯林、黑人原型家属不满剧情编造、主演用词不当涉嫌侮辱黑人等,这些与作品传达主旨完全相背的言行,让他们不得不接二连三出面致歉圆场,被网友形容成“道歉磕头如捣蒜”。 一部呼吁消除种族歧视的正能量电影,背后却是一个涉“辱黑反穆”的主创团队,讽刺意味十足。 收视率持续下滑 去年,即第90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收视率创下了历史最低的2650万人次,比前一年少了640万,相当于失去了一个印第安纳州。不仅如此,据美国社交媒体统计网站Fizziology数据显示,奥斯卡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量也猛降28%,Facebook、Instagram上的热度都呈下降趋势。 今年的奥斯卡为了提起观众的兴趣,进行了多项改革。宣布将会新增最佳流行电影奖;最佳摄影、剪辑、化妆发型、真人短片四个奖不再直播,改为广告时段播出节省时间;五首提名最佳原创歌曲的表演节目缩减为两首,只播出人气最高的……但这些改革,统统都被抗议,随后取消。反对声最大的就是奥斯卡组委会为了提升收视率,把商业片纳入评选范畴,漫威系《黑豹》(Black Panther)冲破次元,闯入艺术电影的领地,引起了一阵阵诟病和舆论战火。 紧接着因为选定的笑星星主持人凯文•哈特(Kevin Hart)被爆出恐同言论,不得不请辞主持人重任,组委会临时决定颁奖礼不设置主持人。随后野心勃勃的流媒体平台Netflix带着《罗马》入围,引起了斯皮尔伯格等一众影业大佬的反对。直到落幕之时,争议也并未停止,《绿皮书》拿下最佳影片这个最具份量的大奖备受争议,表现最甚的数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当颁奖嘉宾宣布《绿皮书》获奖时,他愤然离席。典礼过后,接受英国媒体采访之时,也及尽嘲讽之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争议越大,关注度也越高。根据业内人士分析,票房和话题力作《黑豹》、《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带动了不少观众。关于主持人退出以及宣布不设主持人的炒作也带动了效应。最终今年的收视率初步统计已经止跌反升,达到2960万人,比去年的2650万的历史最低点回升,涨幅达12%,实现了自2014年后近5年的首次反弹回升。 走偏的评选标准 其实收视率下滑不止奥斯卡一家,格莱美、艾美奖、金球奖等都陷入困局。受互联网的影响,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看电视直播的观众也就越来越少。但奥斯卡的真正问题在于自身评选标准的左倾,正在失去其主流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奥斯卡评选的宗旨本来是“承认并坚守电影艺术与科学的卓越之美,激发想象力,并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将世界联结在一起。”但近年来奥斯卡喜欢将一些重要的奖项颁发给以同性恋、移民、少数族裔等为主题的影片,而有意忽视那些艺术水准较高的影片。相比于在技术、艺术上精心打磨,在电影中花大力气去做议题设置渐渐成为风气。这就使得奥斯卡越来越像是一个独立电影的表彰大会,与美国独立精神奖重合程度,高到令人诧异。去年4月,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院长Bill Mechanic在自己辞职信中,严厉告诫这一苗头的不正确,“大型重工业电影不一定是差的电影,小型独立电影也不一定是好的电影。” 理想中的奥斯卡提名影片,应该是拥有明星、好剧本与精湛讲故事能力,最大限度实现艺术与商业的融合。无论是哪种类型片,黑帮片、歌舞片、历史史诗、西部片、战争片、科幻片等经典流派,都能在奥斯卡舞台上百花齐放,大奖头衔风水轮流转。 奥斯卡史上最受关注的一届,领跑影片《泰坦尼克号》获得了11项提名,拿下全球21亿美金票房,位居影史第二,不仅追平《宾虚》保持的11项提名纪录,还吸引了超过5000万观众观看当年奥斯卡颁奖晚会。黄金的1994年,《肖申克的救赎》最终输给了《阿甘正传》,即便如此,《低俗小说》、《这个杀手不太冷》、《燃情岁月》、《变相怪杰》、《生死时速》、《饮食男女》、《玛戈皇后》、《狮子王》、《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等提名电影还能在20多年后被大众铭记。 但现在,在不知不觉中,经典时期奥斯卡最佳影片多类型化的配置名单,已经悄然变成了一部部政治正确的“命题作文”。比如今年,《绿皮书》涉及种族阶层矛盾;《黑色党徒》涉及黑人题材与黑帮3K党问题;《波西米亚狂想曲》涉及同性恋、艾滋病问题;《罗马》涉及墨西哥裔移民问题等。 实际上,电影不是不能涉及政治议题,但要取得一个平衡。经典时期奥斯卡为了调和各派别之争,倾向于自由。历史上也有侵犯自由主义、政治倾向明显的时刻,比如左翼派的《勇敢的心》赢得了最佳影片引起了不满,但因为前一年是右翼保守派的《阿甘正传》获胜,取得了一些平衡。如今的奥斯卡,左派政治愈演愈烈。韦恩斯坦被揭出性骚扰丑闻而倒台之后,奥斯卡进入了自查自纠的清算时代,#MeToo,#TimesUp,#OscarsSoWhite和#NeverAgain等整风运动不断,奥斯卡似乎进入了政治死胡同。 制作大环境使然 近十年,面对流媒体的冲击,好莱坞的制作环境变得越来越两极,大片厂头部影片与小成本院线影片,制作成本与产量差距越来越大。院线越来越依赖于少量的头部影片。New T.V.show为Netflix和Hulu制作的节目逐年增加。Studio movies迪士尼、华纳兄弟、环球、派拉蒙、福克斯和索尼发行电影越来越少 以迪士尼为首的大片厂制作缩紧,预算向超级大片倾斜,中间档影片锐减。而这些超级大片却变得越来越平庸,因为它们愈加依赖全球票房,大多海外票房占据60%以上,有的甚至需要海外票房逆转盈亏。为了取悦海外观众,超级大片走上了文化折扣道路,频繁用视觉轰炸替代叙事。 所以,当奥斯卡想要从票房榜单中挑“珍珠”,会发现票房前十中,一半都是超级英雄电影。无法抉择的奥斯卡想出折中办法,设置最佳流行影片奖,却被舆论群起而攻之。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奥斯卡只能从低票房的小成本影片中找“珍珠”。而这其中,一大部分都掌握在以Netflix为首的流媒体手中。这些影片大多是不进院线,但却逐渐成为年轻人追赶的潮流,2019年最酷的电影是互动剧《黑镜》,口碑最高的电影是《高飞鸟》,但它们统统都不在影院上映,只在Netflix上播出。 而奥斯卡选上的Netflix电影,是Netflix为其准备的“命题作文”。《罗马》结束了欧洲三大电影节征程后,Netflix为了获得奥斯卡竞选资格,象征性地在美国进行了小规模放映,而且还遭到了美国主流院线的联合抵制,没有给到这部“Netflix网大”任何排片。这些影片只是Netflix为了冲奥而来,大多数观众连看都没有看过,何来兴趣关注奥斯卡? 更可怕的是,好莱坞的两极化,导致中间档影片消失。这也意味着,过去曾经靠中等预算发挥创意的导演失去机会,他们要么妥协去拍流水线的大成本电影,要么只能去拍低成本的网片或是独立电影。 中等投资的冒险创意消失了,艺术与商业融合的影片也正在消失。如今的好莱坞,很难再见到巅峰时期《泰坦尼克号》这类电影。 华人因素凸显 这届的奥斯卡让我们看到了一地鸡毛,也让我们再一次注意到华人力量的成长,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前台幕后呈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华人因素。加拿大华人二代移民石之予(Domee Shi)编剧和执导的、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电脑动画短片、以多伦多华人移民故事为剧本的《包宝宝》(Bao)拿下了最佳动画短片奖。 导演石之予(右)与制片人Becky Neiman-Cobb一起上台领奖。 华裔金国威(Jimmy Chin)和妻子伊丽莎白·柴·(Elizabeth Chai Vasarhelyi)执导并摄影的作品《徒手攀岩》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在这部纪录片中,金国威作为“主角”尽显东方人的肌肉力量。他在旅行、攀岩、滑雪、探险以及摄影方面的激情与努力使其在全球探险活动中有着突破性的成就,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全能探险运动员以及摄影家之一,同时也是North Face的签约运动员。 最佳影片《绿皮书》的联合出品人之一是阿里影业。这并不是中国资本第一次介入好莱坞电影。新原野娱乐传媒公司在2011年就成为科幻大片《云图》的投资方;2012年,乐视影业800万美元投资了《敢死队2》;2013年,华谊兄弟投资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狂怒》,并作为重要投资方参与了全球票房分账;1905影业公司先后参与制作、投资了《变形金刚4》《碟中谍5》《终结者5》;阿里影业也参与了《碟中谍5》的投资;2016年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获得影帝的奥斯卡大热影片 《荒野猎人》也是由新摄政娱乐公司(New Regency Productions)和中国奥飞影业联合出品的。 从广告植入、中国演员露脸开始“渗”入好莱坞的中国元素,如今已经不满足于在消费端为好莱坞贡献票房,而是深入产业链上游——通过在海外设立分公司、收购电影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收购创作团队等方式作为拓展国际市场的一步。比如在蒙特利尔,由于万达收购了AMC影院,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和国内同步看大片。 附:第91届奥斯卡获奖完全名单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