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分类

【七天按】香港发生的动乱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依然没有停息。虽然上街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少，行为却越来越暴力，最近几天已经发展到抢警察枪支、向无辜路人泼镪水、淋易燃液体再点火、侵占大学校园的惊人状况，简直和恐怖袭击无异。连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老人家都看不过眼，特意投书本报，呼吁暴乱分子收手，香港恢复秩序。全文如下： 致香港同胞，特别是游行人士书 我是70多岁的老人家，在香港、加拿大各住了30多年。以前人家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我来自香港并引以为傲，现在却觉得有些羞愧。因为香港的治安那么坏，暴徒到处打人、放火、破坏、捣乱，而警察没办法只有克制。所以今天我写这篇致香港同胞书，特别是参加游行或暴动人士，请你们看后反思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破坏以后要纳税人的钱来维修；商店没生意、被捣乱要商家赔本；地铁、马路被封，市民生活受挫。香港商誉不好，全体港人蒙羞，社会治安不好，人人自危，我连母校60周年庆都不敢回港参加。 我住港三十多年，一次票都没投过，但我感激政府办好中、小学，父母有工作，养大我们六兄弟姐妹。社会安定，市民有适度自由，读书、就业、迁徙、婚姻都能自主。我们躲过了三反、五反、文革、饥荒等灾难。后来我看到美、加的朋友生活都不错，每家都有3-4睡房，2-3客房、饭厅，外加地下室、车库、前后院，羡慕不已，决定办移民，给自己和孩子们一个机会。 1983年来到加拿大，三年后入籍，30多年来我投票选联邦、省、市的议员约20次，那又怎样？你喜欢的不一定当选，当选的不一定做得好，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五大诉求要求一人一票我同意、合理，独立调查委员会也可以考虑，但对警队不尊重，要求撤消犯法人士的起诉不合理。如果这样，那杀人后要求撤消怎么办？你们可以要求一国两制、更多自由、民主，但不能用暴力打人私了，放火破坏公私财物，封锁道路、地铁。试问你家店铺被毁，赔很多钱没饭吃你怎么办？你家附近地铁烧了，你太太不能上班，没薪水收入好受吗？道路被封孩子们不能上学如何是好？交通灯、栏杆、地砖被毁，由纳税人付修理费你也要付一部分。香港百业萧条、国际声誉下降，你有什么好处？醒醒吧！别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冷静地、理智地去表达诉求，当然不容易，因为不如意十之八九。其实得到了也不见得好，我投票约20次了，一点都不中意、不开心，因为天下没一个制度是完美的。这次联邦大选，自由党157席不到半数连任，加西票数少得可怜，当地人士十分不满。我也不满杜鲁多乱花公款，还减少了我的养老金，但我必须接受这样的选举结果。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是好言相劝，不要用暴力、放火、打人、破坏去达到诉求，更不要心怀大志去搅独立，你看藏独、疆独、台独、魁独、西独，哪一个有好结果？因为“独”与”“毒”同音共义，孤独奋斗不易有作为。记得小时候有一首儿歌，“一枝竹仔易折弯，几枝一扎断折难。孤掌莫恃倚，团结方可干大事”。意思就是说独立行事，势孤力弱，很难成功。你回家试试看，折断一、二枝筷子很容易，弄断一两打一束的筷子很难！你们要求自由、民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通过暴力来达到诉求是错的！路走歪了就要停下来，想清楚，再选一条对的路好好走，不要像一些人被判刑毁了终生，还有一些人受伤残废，甚至丢了性命。有些人鼓励你们去示威、游行、放火、破坏，你知道背后有什么目的吗？你冒那么大的风险去了，你有什么好处呢？你封路、毁地铁破坏公共设施安全吗？你燃烧店铺、车站、贴纸、涂墙环保吗？请你们冷静思量，收手吧，香港同胞！希望很快看到香港恢复安定、繁荣，你知道这几个月香港百业萧条，旅客急降，资金外流，外人止步吗？情况比97年金融风暴、03年沙士还严重，为免人财两失，赶快收手吧！ 给尊敬的香港同胞们！ 老关 2019年11月  

【七天讯】（记者 梓丰）本地媒体La Press在10月份收集了40份STM地铁不同位置扶手的样本交给Ahuntsic College的微生物学老师Sylvain Beausoleil做检验，结果在所有样本中均发现大量的细菌、酵母菌以及霉菌。 不像巴黎或者波士顿等城市那样每天清洁地铁车厢，STM目前的规定是每三天清洗一次车厢地板，扶手和座椅则是每5到6周清洁一次。STM公共事务负责人Amélie Régis表示不可能对地铁列车进行每天清洁，因为要保证地铁每天的运行，同时无法承担所需的人力和财力，而地铁每天有那么多人使用，不可能做到无菌环境。Sylvain Beausoleil则认为，蒙特利尔的地铁每天承运人次高达100万，几周才清洗一次显然不够。Université de Sherbrooke大学的微生物教授Éric Frost也认为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应该一致，无论是医院门的把手或是地铁车厢的扶手都应该做到同样的卫生标准。 说到地铁车厢卫生状况不佳时，蒙特利尔交通工会（Syndicat du transport de Montréal）总裁Gleason Frenette却表示地铁的情况还好，更糟糕的是公交车的卫生状况。一些公交车上发现过臭虫和床虱，一些公交车维修和清洁工人甚至害怕把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带回家。STM也确认发现过存在臭虫、蟑螂或床虱的案例，但强调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一旦发现都是立刻就将车辆停运，并请除虫专家进行清理。同时，STM也正在促进新购买的公交车使用塑料座椅，这将减少出现虫子的几率。 面对媒体的质疑，STM表示鉴于受限于有限的清洁设施和保证公交的正常运行，不会更改地铁或公交车的清洁频率。Frenette也表示目前只有两个车库可以洗车，而且清洁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足，使得STM无法做到其他城市的清洁频率。 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santé publique）的医学顾问Jasmin Villeneuve则认为，蒙特利尔的地铁或者公交车的卫生情况并不比其他公共场所差，最关键的是手的卫生，为了避免感染病菌，要在进食前，离开公共场所后以及上完厕所后要洗手。这听起来好像很老套，但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  

七天记者 颜宏 白求恩在1936年11月3日抵达马德里时，正是佛朗哥攻打的前夜。前来接应的人是丹麦出生的翻译、探险家海宁（Henning Sorensen），他被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提前派去调查共和政府在医疗方面的需求。两个人花了好几天时间巡访马德里的各种医院和军事基地，想看看白求恩能不能加入进去。但在当时受到围攻的混乱当中，白求恩根本找不到一所医院或医疗机构可以让他施展医术。一天在乘坐火车时，白求恩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流动输血站。他在纸上描绘了一种输血设施，能把血浆送到需要的地方。以前，需要输血的伤员得等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被送往远离前线的医院，经常有人在等待或运送途中失血而死。 白求恩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二人又来到伦敦采购了必要的设备，包括货车、冰箱和储存血液的瓶子。 加拿大输血服务站成员：白求恩、Hazen Sise、Henning Sorensen、Allen May 当年12月，加拿大输血服务站（Servicio Canadiense de Transfusion de Sangre）正式成立，队员包括三名加拿大人，一名美国人和一些西班牙医生，负责收集捐献者的血液并将其送到马德里的多家医院。服务站成立后通过电台、报纸发布消息号召人们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而自愿鲜血，很快就有数百名志愿者来献血，让服务站有了充足的血源，12月下旬开始，服务站开始给马德里附近的六十多家医院提供血液。 白求恩和海宁在给一个负伤的西班牙战士输血 医德高尚的白求恩不愿就地等待伤者的到来，而是开着输血车尽可能地靠近前线，以便尽快为伤员提供血液。在马德里前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白求恩和助手开着一辆由他改造的雷诺牌输血车，每天输血可高达100多人次。白求恩发明的移动式输血服务虽然不能扭转战场局势，但挽救了许多生命，是军事和医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创新，极大地完善了战地救护的手段。 白求恩和他的输血车 离开西班牙 由于他发明的流动输血服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37年春，西班牙共和政府对在内战开始数月的乱局中自发兴起的若干组织实行了整顿，收回管理权限，其中就包括白求恩的输血站。白求恩对此很不满，有时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发表严厉的批评言论。而白求恩急于抢救病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也与一些懒散的西班牙本地医生产生矛盾，再加上他酗酒的毛病再度发作，也让他与周围人的关系恶化。根据后来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西班牙当局一位官员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在一些有桥梁和十字路口的地方做笔记，其实白求恩只是在绘制地图以便更快的把血液送过去；还有他经常与一位瑞典新闻记者Kajsa von Rothman来往，而这位记者在西班牙当局的眼中非常可疑，因为她有几次未经批准就跑到前线，还在那儿收集过类似军用地图的详图资料，但实际上这个女人只是位舞蹈家，曾在欧洲巡回演出，她的经纪人却卷款潜逃，害得她在战争爆发后不得不当导游谋生，后来才转行做记者。就是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白求恩被要求离开西班牙。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为西班牙筹款举行演讲的盛况 1937年5月，被迫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继续为帮助西班牙人民而努力。他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一些城市举行演讲，让外界了解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为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筹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白求恩敏锐的意识到中国会需要他。 奔赴中国 1937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办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宴会上，白求恩遇到了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当时是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先锋斗士，为“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向白求恩详细介绍了“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形势，白求恩听后毫不犹豫的表示如果中国需要医疗队，他愿意到中国去，并向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通报了自己的想法。 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协商后同意联合派遣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到中国去。随后，白求恩赴纽约与美国援华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宋庆龄筹办的和平民主同盟（Peace and Democratic Alliance）等组织商讨筹建援华医疗队的事宜，并开始筹款。他们募集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购买了药物和医疗器材，1937年12月，由白求恩、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Charles Edward Parsons）和会说中文的加拿大护士尤恩（Jean Ewen）组成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正式成立。1938年1月8日，援华医疗队在温哥华港登上“亚洲女皇后”（S.S Empress of Asia）海轮出发前往香港。白求恩在出发前给前妻的告别信中写道：“西班牙是我心头的一块伤疤……西班牙和中国为同一目的而战斗。我去中国，因为那儿最需要我，在那儿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白求恩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方面高度重视。早在1938年1月，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陈其瑗(大革命时期曾创办广州国民大学并任校长，大革命失败后遭蒋介石通缉而撤到美国)电告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郖荣，郖荣与一位姓蔡的工友负责接待白求恩一行。 1月20日，白求恩、帕森斯和尤恩在船上度过了12个昼夜后，终于到达香港。郖荣将白求恩一行送到九龙一位爱国同胞开的小旅店下榻，随后到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处向廖承志汇报。在办事处的安排下，医疗队转乘飞机到达汉口，住在鲁茨主教的家中。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很快来和白求恩一行会面，白求恩则强烈要求到抗日前线的晋察冀地区工作。考虑到从延安到晋察冀更安全些，周恩来建议他们先去延安，再到晋察冀前线，同时指定有关人员抓紧协助相关事宜。 1938年1月，白求恩抵达中国 在汉口等待北上延安期间，闲不住的白求恩与尤恩到汉阳一所严重缺少人手的基督教长老会医院——汉阳高隆庞修女会诊所（今天的武汉市第五医院）工作，他们冒着日本空军的大轰炸工作了一周，为上百名伤员做了手术。尤恩后来在她写的《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一书中回忆道：“抵达汉口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是在汉阳的一所长老会医院里抢救伤员的。候诊室里挤满了空袭时受伤的人员，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到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紧急，时不待人，耽误了是要死人的”。 就在白求恩和尤恩忙于救人时，同来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挪用美国援华会筹集的善款，每日酗酒不断，面对白求恩的警告也不理不睬，后来更发展到因酒精作用情绪失控，最终被送到武汉的一所天主教医院戒酒，回到美国后于1940年12月30日在一间小旅馆里死于酒精中毒。 摆脱了帕森斯，医疗队却意外迎来了一位加拿大医生布朗（Richard Brown），他是一位在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工作的传教士医生，30年代就来到中国，很快适应了环境，他擅长眼科手术，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专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1938年2月15日，他前往武汉办理护照延期手续和处理医院的一些事务，巧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得知了白求恩欲北上的消息，第二天就在鲁茨主教的家中见到了白求恩和尤恩，三个加拿大老乡聚在一起很是兴奋，布朗得知白求恩也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而且在西班牙战场建立过输血服务站后非常钦佩。他向白求恩承诺，一旦得到批准，他马上追随两位去后方，后来布朗也确实成为白求恩的好帮手和亲密战友。 1938年4月，布朗（前左）和白求恩（前右）在巡回医疗途中 “工作狂”白求恩在等待北上的期间，抓住机会拜访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医疗署、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委员会、华中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国际联盟驻汉办事处、武汉传教组织、教会医院和军队医院。晚上，他的打字机响个不停，有时甚至通宵，先后完成了《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致加拿大、美国、英国援华委员会的信，还出席过中国、美国、英国、新西兰记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白求恩撰写的这份报告是中国第一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在报告中，白求恩对15个医疗救护组织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重点分析了国民党军事医疗署自战争爆发以来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组织建设的不足，提出解决办法；也对华中国际红十字会、国联派遣的医疗队、加美援华医疗队和汉口5所教会医院的募捐情况和救治能力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加快医疗物资储备、开展疾病预防、帮助军人家庭等多项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医疗署刘副长官对白求恩这份译成中文的报告非常重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一个踏上中国土地不到一个月的外国医生，能写出如此清晰完整、见解深刻、对策务实的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他几次找到白求恩，请教战地救护组织如何建立，外科手术人才如何培养等问题。最后，索性要求白求恩留在武汉和他一起工作，表示即使撤退到重庆，也有他施展才干的舞台，并允诺他很高的待遇。但白求恩明确表示八路军敌后战场的困难应该比武汉更加严峻，他们更需要自己。 1939年，白求恩撰写医疗教材 实际上，善于思考、勤于笔耕是伴随白求恩一生的良好习惯。白求恩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份报告，不但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感，而且对正面战场的医疗救护帮助巨大，也给后来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后来在晋察冀前线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与这份报告有密切关系。 北上延安 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人员护送下，白求恩和尤恩带着采购的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连同自己的随身物品整整装了15个行李包和几个大纸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白求恩一行到达郑州后转乘陇海路火车，由山西潼关、风陵渡过黄河，经运城、侯马到临汾八路军总部后，再设法去延安。白求恩一行数十辆大车组成了运送医疗队物资的车队，从临汾出发过汾河渡黄河时可谓异常惊险，一路上敌人上有飞机下有追兵，20多头骡子被炸死炸伤，数人受伤。为了躲避敌机，他们只能选择深夜赶路。由于沿途紧张而危险，医疗队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报道白求恩已在中国内地被日军俘获并杀害。 白求恩到达中国后的旅程 最终在一个月后，白求恩和尤恩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了中共领导成员林伯渠和朱德，并一起筹划在五台山开办医院事宜。略作休整后，医疗队继续北上。1938年3月31日，医疗队终于乘卡车到达延安。 白求恩和毛泽东唯一的合照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白求恩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加拿大人之一，他于1890年出生于安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镇(Gravenhurst)。他的家族是法国裔的苏格兰人，在加拿大很有名气。他的曾祖父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创建了蒙特利尔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他的祖父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担任阵地外科医生，在拿破仑发动的Battle of Solferino战争中因其努力救治伤员的举动获得了红十字会创始人杜南（Jean Henri Dunant）的高度评价，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创始人之一，更是闻名加拿大的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的父亲年轻时对冒险充满热情，并周游世界，就是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认识了白求恩的母亲——一位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并接受了她的信仰，两人结婚回到多伦多后，他的父亲也成为当地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并在安省各地热心传教，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让白求恩从小就生活在爱与包容里面。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会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很多人认为白求恩一生都把穷人和患者挂在心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首先就是因为他在成长阶段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白求恩成年后也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白求恩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这座房子建于1880年，用作教堂（Manse of the Knox Presbyterian Churchjiao），1889年，白求恩的父母搬入，1973年被联邦买下作为不白求恩纪念馆。 三次从军 白求恩是家中长子，出于父亲传道的需要，他们一家经常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与父亲对宗教的热情不同，白求恩很小就以好奇心、对医学的浓厚兴趣和独立精神而闻名，再加上他自小对曾是战地医生的祖父很崇拜，年少时就立志要学医。为此，他尝试过轮船侍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记者、古董商贩等各种职业，到了1909年，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热血青年白求恩9月就放下未完的学业报名参军，跟随加拿大战地救护团前往法国前线抬担架，这是他第一次在战争的环境下实践救死扶伤的理想。1915年4月，在比利时西北部Ypres小镇的战斗中，白求恩左腿受伤，不得不住院治疗，于同年11月痊愈后回到医学院继续完成剩下的学业，1916年从医学院毕业。 白求恩医学院毕业照 毕业后的白求恩再次参军，到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在天马（Pegasus）号巡洋舰上担任军医，这期间他决定未来的行医方向为儿科。1919年2月退役后，白求恩来到英国伦敦的病童医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担任了六个月的实习医生。实习结束后，返回加拿大的白求恩于1920年2月再次报名加入加拿大空军，担任上尉军医。随后回到英国West London Hospital医院再次实习，并在爱丁堡皇家医院（Royal Infirmary）继续深造。在这里，他不仅学习到当时最前沿的外科手术技术，还接触到了艺术的世界。这段经历不但培养了他高超的艺术鉴赏能力，还精进了绘画水平。1922年2月，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1919年，白求恩（后排右二）在伦敦病童医院实习 云端跌落 1926年，36岁的白求恩患上了当时几乎是绝症的肺结核，为了不把肺病传染给年仅25岁的妻子，他独自前往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Trudeau Sanatorium）疗养，一度万念俱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篇有关“人工气胸”的文章，但手术风险很高。由于白求恩自己就是胸外科医生，他拒绝了当时普遍采用的听天由命的“静养”式消极治疗办法，而是竭力说服医生在自己身上实施当时试验性的“人工气胸疗法”，这种疗法的原理是通过人工制造气胸的方式，让患者的肺叶萎缩，尽管今天这种疗法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年却确实治好了白求恩的疾病。在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白求恩创作了巨幅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T.B.’s progress），包括9幅画作和两首诗，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 T.B.’s progress 之 童年 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白求恩的一生，摆脱了死神阴影的白求恩从此立志通过外科手术解除肺结核患者的痛苦。但在当时，肺部手术是很少见的，麦吉尔大学的教授、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的主刀医生Edward William Archibald算是这方面的先锋人物，于是在1928年4月，白求恩带着复婚的妻子法兰西丝（Frances Penney）北上来到蒙特利尔，担任Archibald的手术第一助理，后又担任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生、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外科主任，并研制和革新了三十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这所城市生活了八年，正是这八年时间让他从小树立的治病救人理想找到了实践之路。 蒙城生活 白求恩30岁那年在英国认识了妻子法兰西丝，两人于1923年结婚并获得了一笔不菲的遗产，于是两人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蜜月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各国，还表现出对奢侈品的热爱和过度消费的倾向。遗产很快挥霍殆尽，手头变得拮据起来，于是在1924年秋天，他们回到北美讨生活。白求恩先是在底特律开了一间简陋的小诊所，刚开始他的病人不多，而且都很穷，经常有人付不起诊费要拿实物来抵，但白求恩从来没有因诊费的问题而拒绝给患者治病，还经常到贫民区出诊，免费给穷人送医送药。随着他的名声扩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夫妇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夫妻之间的感情却出了问题。 1920年，30岁的白求恩 白求恩是一个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日夜操劳，还精力充沛，各种奇思妙想，但却对妻子没有耐性，易怒、专制甚至霸道。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却不停的因为各种小事和她争吵，几乎是亲手毁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他们结婚，离婚，再复婚，再离婚，两个彼此相爱却性格不合的人就这样互相折磨着。第一次婚姻的后期，白求恩变得非常消极，曾经彻夜酗酒，甚至用大麻、吗啡来麻醉自己。酗酒是白求恩的家族遗传，他的祖父也曾长期饱受酒精依赖的困扰。 肺结核痊愈之后，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白求恩找到新的人生目标并振作起来，得到妻子的原谅与之复婚,可惜两年后他们再度离婚。来到蒙特利尔后，他在事业上如鱼得水，身为Archibald教授的助手，白求恩在教学、研究和临床之间忙得不亦乐乎。第二年就连续发表了四篇有价值的医学论文，以后陆续撰写的十几篇医学论文更是让他声名远扬，富有创新精神的白求恩发明了好几种外科手术器械，比如“白求恩肋骨剪”等，这些器械的出现使得手术过程变得更简单，更有效，受到其他胸外科医生的高度评价。 1928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寓所 功成名就的白求恩时刻不忘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患者，利用业余时间开设门诊，每个周六免费给贫困患者治疗。但是30年代的蒙特利尔也饱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失业率奇高，民众生活困苦，许多人不是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维持生存，就是流落街头。白求恩常常感叹要面临让不让病人出院的两难，因为即使他们痊愈出院，也只能回到那个让他生病的地方去，从而再度感染。他更是抨击说“结核病有两种，一种是富人的结核病，可以治愈；一种是穷人的结核病，只有死路一条，因为穷人没有活下去的本钱。” 圣心医院保存的白求恩发明的部分手术器械和手稿 在身体例行帮助贫困患者的同时，白求恩还一方面号召医务界的同行们联合起来，组织医疗小队到贫民区去，到迫切需要医生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批评当时的医疗制度只看重经济利益而忽视对穷人的治疗，他还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这样才能真正截断肺结核的流行。但他的主张和言论并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反响，无力改变现状的挫折感让白求恩变得非常暴躁，很难与人相处。他愤世嫉俗，觉得这个社会对受苦受难的人无动于衷，而他坚信这些苦难是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手段铲除的。 由于他的个性和观点上的差异，白求恩与Archibald教授以及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比如在决定是否对某一患者采取手术上，白求恩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进行比较冒风险的尝试，而一旦双方发生分歧，白求恩也不会隐晦的说明，而是直接批评，措辞严厉，有时甚至是公开抨击；再比如，与大多数穿着传统灰色外套的医生不同，白求恩更喜欢穿运动夹克或其他类型的衣服。他的不循规蹈矩以及富有挑衅性的一面最终在1932年秋天换来了一张解雇通知书。 1933年，白求恩在手术 1933年，白求恩在今天的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当时叫hôpital du Sacré-Cœur de … Read more

七天评论员 洪田 2019年11月12日是白求恩医生在中国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都自发地组织了纪念活动，来纪念这位曾经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并为之牺牲的英雄人物。蒙特利尔是白求恩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因此，七天传媒和其它华人社团以及学者一起举行系列活动来纪念他，包含着特殊的感情。 我们纪念白求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一位曾经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并为之付出生命的英雄。一名加拿大的医生，舍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到战火纷飞的异域他乡，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认真勤奋地工作，救死扶伤，帮助一个被欺压和凌辱的民族去重新获得自由和解放，这样的英雄人物，怎能不得到我们的敬佩？ 我们纪念白求恩，不是要把他作为神来顶礼膜拜，而是要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中华民族是一个善恶分明，知恩图报的民族，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所历经的苦难，更不会忘记那些帮助我们摆脱苦难的人！一个人，无论他有着怎样的立场，出自怎样的动机，只要他帮助过我们，我们都会心存感激，永志不忘。像白求恩医生这样毫无利己之心，为着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我们怎能不心怀感激地缅怀他？ 八十年前，在白求恩医生牺牲后，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来纪念他。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篇经典的时候，依旧可以看到白求恩医生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的光辉。他那不远万里无偿帮助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国际主义精神；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质；他那高超的医术和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那热忱待人，不计名利救死扶伤的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局限，跨越党派的、宗教的以及其它一切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纷争，而为所有的人称颂和学习。我们纪念白求恩，不仅仅是缅怀一个个人，也是在缅怀一种高贵的品质和精神！ 白求恩是加拿大的一名普通医生，并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到了中国后，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成为了一名英雄。回顾他在那个时期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是中国人民和军人无私奉献、团结一致的精神影响了他，是他们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事迹感召着他，使他在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升华，实现了新的人生蜕变。白求恩是那个时代无数英雄人物中的一员，他的事迹是那片热土上无数可歌可泣事迹中的一个。有人说，是中国这片土地使白求恩这株野玫瑰变成了一朵绚丽的玫瑰花，而我更愿意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使白求恩这一顽石成为一座高耸的青山！ 因为白求恩医生，无数的中国人知道了加拿大，并对加拿大充满了友好的感情。很多中国人正是怀着这份友好的感情来到加拿大，来到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感激之情化作辛勤的汗水，来建设白求恩医生的祖国。然而，来到加拿大的中国人有时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加拿大人并不知道白求恩，更不知道白求恩在中国的英雄事迹。有些人或许对白求恩略知一二，但在他们口中的白求恩和中国人心目中的白求恩有着不少的差别。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我们不必感到诧异。 白求恩不是“完人”，他的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也一定有人性的弱点，我们所关注和发扬的是其光辉的一面。瑕不掩瑜，不应因为一些流言臆测而漠视他的光辉和伟大。我们没有必要强求所有的人都有着同一样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让加拿大的朋友们知道，白求恩帮助过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重获独立和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此，中国人都很感激他，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好朋友。 白求恩医生及其精神曾经激励过也正激励着很多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一些落后国家送医送药，帮助当地人民搞建设。现在，一些加拿大的医生们在白求恩医生的感召下，到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实施医疗服务，表达爱心。对于我们这些身居加拿大的华人来说，努力促进中加两国的友谊，让两国人民多一些了解和沟通，多一些幸福与和平，是表达对白求恩医生感激和敬意的最好方式。 岁月易逝，青山不老。白求恩医生的精神已经化作了不老的青山，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在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独立、幸福的人们的心中，高高耸立，万古常青。 我们纪念白求恩，就是要让加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代代相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