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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就在加拿大各地相继进入第二波疫情，且确诊感染病例迅速上升的同时，关于疫苗的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先是10月12日，荷兰研究人员报告了世界上首例二次感染病亡案例。荷兰研究人员发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文章中指出，这名89岁的患者今年早些时候首次感染新冠病毒，出现发烧、严重咳嗽等症状，住院治疗了5天后，除了一些持续的疲劳外，其他症状都完全消失。但在她感染59天后，再次出现发烧、咳嗽及呼吸困难等症状而再次入院治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但迟迟不出现抗体。该患者在第4天、第6天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到第8天，病情恶化，14天后不幸去世。同一天，权威医学核心期刊《柳叶刀》发文称，美国也出现了首例二次感染新冠的病例，而这名身体健康、只有25岁的男子在首次感染6周后二次感染，且第二次的病情也比首次严重。这样的病例虽然还不太多，但足以说明通过感染新冠病毒从而获得免疫能力的不切实际。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批评一些国家放任病毒防控而指望获得群体免疫在科学和道德上都存在问题。其总干事谭德塞在12日再次重申：“群体免疫是通过保护人们不受病毒感染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让他们感染病毒来实现的。” 10月13日，由于一名接受疫苗试验的志愿者在注射疫苗之后患上“无法解释的疾病”，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宣布暂停正在进行的候选疫苗研究工作，用来招募患者的线上系统也被关闭。这已经不是新冠疫苗研制第一次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加拿大押宝的6大候选疫苗中，目前已有4家公司的临床试验出现问题，其中2家暂停临床试验。 种子选手被叫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全球目前约有40款新冠候选疫苗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中10款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而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寄予厚望、研发进展最快之一的牛津疫苗在9月初遇到了问题。这款由牛津大学与英国药厂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共同研发的疫苗在开始三期临床试验开始不久，由于其中一名疫苗接种志愿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患有无法解释的疾病，而不得不在9月8日宣布暂停该疫苗的全球试验。 阿斯利康公司的一位发言人指出暂停疫苗试验是很正常的操作，在临床试验中，一旦出现潜在的、尚未能解释的疾病征状，就会启动这样的常规做法，这也是确保临床试验完整性的手段之一。该公司将加快审核程序，从而“尽量减小其对研发进度的影响”。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则表示，这名出现严重神经系统症状的志愿者现在被发现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但在接受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之前却从未被诊断出来，因此他出现的症状与该疫苗临床试验无关。 大约一个星期后，该疫苗在英国进行的临床试验得以恢复，在南非和巴西等国家内进行的临床试验也陆续重启，但疫情最严重的美国还没有恢复临床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和一个独立安全小组要先完成调查才能做出结论，目前尚不清楚FDA完成调查需要多长时间。 尽管各方对这名出现异常的志愿者情况讳莫如深，但《纽约时报》还是从一名内部知情人士处获悉，这名志愿者出现的反应征状为“贯穿性脊髓炎”，这是由于原因不明的感染直接引起或感染诱发所引起的脊髓功能失常导致全部或大多数神经束的神经冲动传导阻滞，局限于数个节段的急性横贯性脊髓炎症。大多数在急性感染或疫苗接种后发病。临床表现为脊髓病变水平以下的肢体瘫痪，感觉缺失和膀胱、直肠、植物神经功能障碍。 研发遇挑战 就在牛津这款候选疫苗出现问题不久，强生公司也开始在美国的200多个地方以及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内开展超过6万人的临床研究，成为全球候选疫苗中临床试验规模最大的。该疫苗的一大优点是只需一剂便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曾被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国家给予厚望。但因一名疫苗接种志愿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疾病症状，强生公司在10月12日晚紧急叫停了其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目前，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控委员会及强生公司的内部医生正在评估这名受试者的健康状况，以便于弄清楚这个疾病是否真正与注射该疫苗有关。不过，强生公司以参与临床试验者的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有关该疾病的更多细节。 强生公司在声明中保证称，这种“不良事件”在临床试验中并不罕见，但因为临床试验采取的是“双盲标准”，测试者与被测试者均不知道测试者所属的组别，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这一“无法解释的疾病”究竟是来自候选疫苗本身，还是来自没有任何成分在内的安慰剂。 虽然强生公司还没有公布这种无法解释的症状到底是什么，但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传染病学教授William Schaffner认为，有可能是比心脏病、前列腺癌、糖尿病等更严重的副作用，也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受到了伤害。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鉴于强生公司6万人的临床研究规模，出现研究暂停也不足为奇，这次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 除了牛津和强生疫苗的临床研究出现暂停的情况外，美国公司Moderna的候选疫苗和辉瑞（Pfizer）研发的候选疫苗也都出现异常情况。有的志愿者在接种这两种疫苗后，出现了高烧、剧烈头痛、身体疼痛以及精疲力竭等症状，比他们预想的副作用要严重得多。不过出现不适症状的5名志愿者都表示，症状通常在一天后消失，为了获得有效的疫苗，这些不适还是值得的。 大批订单能指望上吗？ 面对正经受第二波疫情冲击的加拿大，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不但已经预定了大量疫苗，而且承诺为加拿大民众免费注射。 截止到目前，加拿大已和7家公司签订购买意向，将采购超过1亿剂疫苗。这些公司分别为: 阿斯利康（AstraZeneca）：最高采购2000万剂； 赛诺菲（Sanofi）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合作的疫苗：最高采购7200万剂，2021年中可上市； 辉瑞（Pfizer）：最高采购2000万剂； 莫德纳（Moderna）：最高采购5600万剂； 强生（Johnson & Johnson）：最高采购3800万剂； 诺瓦瓦克斯医药（Novavax）：最高采购7600万剂； 被加拿大押宝的6款候选疫苗中有四种都出现问题，再一次说明疫苗的研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应该指望很快出现有效的疫苗来应对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 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之前，大部分普通民众只知道新生儿要接种若干次若干种疫苗，根据自己的意愿，成年人也可每年打一次流感疫苗，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疫苗进入市场前都要经历漫长的研发过程和严格的审批。 通常情况下，针对某种病毒疫苗的研制都需要较长时间，根据病毒种类和采用技术路径不同，常规的疫苗研发通常需要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才能上市。首先要了解病毒特性，掌握其流行病学数据，找到能够预防或治疗的相应蛋白，开发出疫苗后首先进行动物实验，然后在人群开展小规模的安全性研究，再逐步扩大人群规模，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要精心设计多个阶段的研究和试验方案，每个阶段都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研究过程中还需招募研究对象，并且研究对象还要有机会感染病毒等，整个过程非常繁琐，即使按照最基本的流程，一般疫苗研发的周期通常是10-15年，还有很多中期临床试验结果不够理想的候选疫苗最终不得不随时停止研发的情况发生。 今年，面对全球严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科研人员一方面要把疫苗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严格按照科学规律、相关法规和技术要求进行，一方面又要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的研究和生产，再加上监管机构的全力配合让世界各国针对新冠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制工作都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在取得进展。 中国在疫情发生以来，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战时思维、战时状态的指导思想，相关部门采取应急研发和审批程序，很多技术路线并行开展，推出了包括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等在内的5条路线。科研人员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相当于把一天当成两天、三天来用，使得针对疫苗的研发一直领跑全球。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5月15日宣布“神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 计划，旨在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制造和分发，入围该计划的候选疫苗研制机构将获得大规模的资金援助和临床试验绿灯，以创纪录的速度把候选疫苗推向民众。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争分夺秒，但疫苗只能是战胜病毒的一个工具之一，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总干事谭德赛在8月4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超过1800万时警告说恐怕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灵丹妙药，民众要做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尽管世界上有160种疫苗正在研制中，但还没有哪一种完全有效，况且随着病毒在人群中的大量传播，疫苗的研发将永远落后病毒的变异，人类或许最终要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  

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春天第一波疫情中情况最严重的魁省再一次陷落，不仅是全国第一个进入第二波疫情的地区，还依然是全国的疫情中心，而且这次的疫情远比第一次来得凶猛，已经连续超越自己的确诊记录，住院人数以及重症人数都在上升，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势汹汹 自8月底学校开学、社会重启之后，各地几个月来实施的封闭、有限开放等防疫政策取得的抗疫成果很快被抵消殆尽。重灾区魁省每日的新增感染病例直线上升，从超过100，到超过200，300直到10月2日超过1千而势头不减，无论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如何严肃地警告民众注意，推出各种措施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但种种迹象表明最近激增的感染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很多人觉得随着检测数量的增加，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数量增加属于正常情况，同时住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情况还不是太糟，但防疫专家指出住院人数是一个滞后指标，感染后需要一段时间才需要入院治疗，所以当感染者数量增加时，住院人数可能会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陆续浮现。公共卫生部门统计数字发现，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全国的COVID-19患者住院人数每天都在减少，但自9月16日之后，住院人数开始每天都在增加，每天平均至少增加20人。其中疫情曾经严重的魁省和安省的住院人数增加了2倍，而卑诗省的住院人数则增加了3倍。同时，接触病毒到被确诊感染也需要一段时间，每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有一些人因症状较轻而不去检测，导致病毒继续传播，统计数据并不能反应真实的感染情况。 另一个导致疫情扩大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各地的病毒检测、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下、人手不足等问题已经多次出现要排队四五个小时才能获得检测的情况。就连新当选的联邦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因与确诊者有接触而需要检测，都和家人在安省渥太华的一个检测点排了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当天的检测名额已经用完，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过河来到魁省的Gatineau做检测。魁省的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也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吐槽对检测方面工作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延误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也承认缺少人手以及必要的检测设备是导致检测速度跟不上的主要原因。检测延误情况最严重的安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测试结果被积压着，有些人甚至长达一星期都得不到测试结果。检测遇到的瓶颈也同时影响着追踪接触者的范围和效果，不能及早发现，及早隔离，就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说春天那次疫情爆发，还可以把一部分锅甩到去外国旅行的民众头上，但这次完全是社区内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在老人院、医疗系统等高危场所，而是在各种年龄人群、各个社区甚至偏远地区全面爆发。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阳性率。检测阳性率越高说明病毒传播的水平越高。目前魁省疫情严重的红色预警区域如蒙特利尔地区的检测阳性率已经从春天时的不到1%上涨到超过3%，甚至蒙特利尔一些地区的检测阳性率超过10%。同时全球的疫情都在加速，英国、法国等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都在经历疫情的快速反弹，虽然加拿大边界仍处于封闭状态，但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人和国际学生，甚至一些人道理由的特殊情况者等，都逐渐开始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雪上加霜的是，冬天要来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更容易在室内传播，而加拿大已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越来越低，人们要更长时间地呆在室内。同时，秋冬季节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新冠疫情伴随着季节流感，会让整个社会的防控情势和医疗卫生服务变得更困难和复杂。 问题根源 从春天到现在，很多华人都在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本报曾在4月30日出版的第694期头版文章《从群体免疫 看社会无力》一文中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剖析了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道路的根源，区别只是疫情曲线的高和低，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多与少。 现在面临疫情的第二波冲击，尽管政府还会出台各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但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新冠疲劳”，不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遵守不聚集、少接触、带口罩、勤洗手等防疫规定，而是主张和新冠病毒共处，坚持把群体免疫践行到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盛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无良政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无视新冠病毒的严重危害，竭力淡化疫情的影响，至今把COVID-19等同于“大号流感”，特朗普感染病毒住院三天就出院的表演更突出了没那么严重的效果。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小。疫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五月和六月的感染患者数量占加拿大迄今为止总病例的60%，死亡人数则占91%。感染者多为年轻人的七月、八月和九月，患者数量占总病例的34%，死亡人数仅占8%。但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如果感染人数持续上升，重症和死亡人数也会上升。同时，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迟早会进入健康脆弱的群体，如第一波疫情震中的老人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地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是个人主义盛行，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以“捍卫自由、人权”为名组织反口罩游行，政府、卫生部门、学校等地也以保护隐私为名拒绝透漏感染者的情况，让这些病毒传播“定时炸弹”游荡在我们周围。疫情如此严重的魁省就连允许一个警示周围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存在的手机新冠警报（COVID Alert）APP上线都要讨论2个多月，在民意调查显示76%的人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因为少部分人所谓的“担忧个人隐私被侵犯”而拒绝使用，直到疫情增长无法控制才于10月5日邀请人们下载和使用。在口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日常的同时，与反口罩和反封闭相关的社交媒体主页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因为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充分收集和分析与自己行动有关的信息，并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会收集认为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不会去关注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或者关系较小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事关整个社会的安危。所以他们看不到疫情蔓延造成的危害和死亡，而是各种防疫措施带来的各种限制和生活不便。 三是效率低下的医疗部门。自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魁省负责公共卫生、医疗等部门的工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自相矛盾、行动缓慢、无力应对、漏洞百出……不仅重蹈第一波疫情的几乎所有覆辙，还没有一点前瞻意识和全局观念，在经历了第一波疫情的种种抗疫弊病后，自身没有做相应的准备，也没有给政府提供未雨绸缪的建议和行动规划，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处处扮演着到处灭火的角色，比如强制学生带口罩的问题直到多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进入红色预警才提出；明知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依然让工作人员在感染区和非感染区之间轮换；再比如在魁省有600多所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才建议政府紧急招聘校内落实防疫规定的人员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病毒传播的后面，就连最简单的数据统计也一直存在漏报、错报的现象，每隔几天就要修正一次。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和孩子，尽可能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