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文： 快马加鞭 47年前《人民日报》连续9天头版报道了一件大事—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华。 在庆祝中加建交3周年之际的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首次访华，这是中加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西方关系史上的大事。加拿大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观察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报纸版面的安排、位置、甚至字号都会被国内外政治观察家解读出政治意义。 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横幅上的标语：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1973年10月10日，星期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今日到京”为标题报道了加拿大总理抵京的消息，还在文章的开篇、紧挨报头下面配发了总理特鲁多的个人肖像照片。不仅如此，还在头版右下专门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热烈欢迎加拿大贵宾”！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为欢迎一个外国政府首脑专发一篇社论，这待遇可以说给足了加拿大面子。那个年头，《人民日报》头版还有一个标配就是头版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当天的语录是：“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一看内容就是谈外交的，显而易见是为当天头版头条报道的内容专门挑选的。从数量上看，包括毛主席语录当天头版有6篇文章，与特鲁多总理访问相关的占了一半，加拿大总理的面子够大的。 1973年10月11日，中国多位领导人与特鲁多及夫人一行在北京合影 1973年10月11日，星期四。《人民日报》头版5篇文章有3篇与特鲁多总理访华有关。除了与前一天相同的毛主席语录，头版头条以贯通的大标题对加国总理的到来进行了报道，标题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京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邓小平副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吴德主任、韩念龙副部长和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加拿大贵宾 邓颖超同志在宾馆迎接。第二条新闻标题是“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报道分别配发了3张照片，一张是两位总理在机场亲切握手，另一张是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被数名中方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层领导簇拥缓缓而行两边有众多群众夹道欢迎，第三张是双方在会议室会谈的照片。自从1978年中国外交部礼宾改革后，这种高级别的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特鲁多以总理身份是携带着结婚不久的年轻夫人玛格丽特来访问中国的。当特鲁多夫妇被主人引进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时，周恩来说：“去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就住在这栋楼里。”特鲁多打趣道：“承认中国我比他早走了一步，但是访问北京他比我赶早了一步。”周恩来笑着说：“不能说他比你早，总理阁下已经是第三次访问中国了。”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9岁的青年特鲁多曾去中国考察，但因战事而中断旅行。当时，他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解放军正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他看到了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流露出的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十几年后的1962年，他又和好友、作家雅克·埃贝尔再次前往中国，他们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他们把这次游览中国的经历写成《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特鲁多早期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使他上任后能冲破美国的阻挠推动加拿大与新中国建交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特鲁多总理为这次访问带来的礼物是加方精心准备的白求恩大夫发明的外科手术肋骨剪，周恩来总理表示非常感谢特鲁多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加拿大政府后来还将白求恩故居购买下来做为纪念馆。 1973年10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中，特鲁多学着使用筷子，并给周恩来夹菜 1973年10月12日，星期五。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是给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热烈欢迎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李先念和林佳楣，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许寒冰，吴德等作陪 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话”，同时还配发了宾主合影的全家福。第二版6篇文章中的4篇分别报道了“在欢迎特鲁多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 继续举行会谈”，“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贵宾参观”的系列报道。 1973年10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加拿大贵宾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夫人参观北京幼儿园 1973年10月12日，特鲁多总理夫妇参观北京颐和园 197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临近周末主人善意地安排了相对较轻松的活动。《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周恩来总理同特鲁多总理再次会谈”，“特鲁多总理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贵宾们由邓小平、吴德等陪同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消息，还配发了宾主在舞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观看文艺演出的安排是宾主关系融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的一个标志。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接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3年10月14日，星期日。加拿大总理访问的消息占满了整个《人民日报》头版，最关键的是伟人出面在他的书房接见了特鲁多总理。报纸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毛泽东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毛主席对特鲁多总理在中加建交三周年的时候前来中国举行正式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同他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参加会见。报道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与特鲁多亲切握手，另一张是在主席宽大的书房里宾主交谈的照片。受到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接见意味着访问功德圆满，在京的活动接近尾声了。紧接着，版面右侧用竖栏标题报道了“特鲁多总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姬鹏飞和吴德等出席，特鲁多总理周恩来总理讲话”，左下版面报道“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离京赴洛阳访问，周总理陪同前往，李先念邓小平阿沛·阿旺晋美吴德等和数千名群众到车站热烈欢送”，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一次陪外宾到外地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毛主席语录又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那段话。当天第二版7篇文章有5篇是有关特鲁多总理访问的，分别发表了“在答谢宴会上特鲁多总理的讲话”，“在特鲁多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报道了“中加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在京签字，周恩来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特鲁多总理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介绍中加双方会谈的成果”，“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等贵宾参观故宫博物院和出土文物，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陪同参观”。除了前文提到的两张伟人接见的照片，报纸头版和二版还配发了3张访问活动的照片。高规格的接待、高规格报道跃然纸上。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左四）与特鲁多（右四）一行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合影 1973年10月15日，星期一。当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访问洛阳后到郑州， 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贵宾参观访问，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耿起昌等设宴欢迎，贵宾们抵郑州时，专程前往陪同贵宾访问桂林的邓小平副总理等到车站迎接 ”。报道虽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配发的照片是周总理和特鲁多总理夫妇等加拿大贵宾在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前的合影。照片中中方陪同人员除河南省洛阳市地方领导外，还有同年9月份刚刚履新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 1973年10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接近尾声，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到了收官的时候。报道虽还是只有一条，但还是头版。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到达桂林参观访问， 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前往， 韦国清主任等到机场欢迎并设宴招待加拿大贵宾”。报道配发了宴请的照片。 1973年10月15日下午，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及夫人游览参观七星岩、芦笛岩等 1973年10月17日，星期三。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特鲁多总理和夫人游览漓江， 韦国清主任和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加拿大贵宾游览”。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特鲁多总理夫妇和邓小平、韦国清四人乘坐敞篷游船泛舟漓江，两岸是桂林山水中特有的秀丽山峦。特鲁多总理和夫人玛格丽特目光朝着同一个方向欣赏风景，面部表情轻松而惬意。 1973年10月18日，星期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圆满收官。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结束在我国的正式访问 特鲁多总理离桂林经广州回国 邓小平、韦国清和两千多群众在桂林机场热烈欢送， 丁盛等在广州机场欢送”，以及“特鲁多总理给周总理的感谢电”。 1973年特鲁多总理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距今已经47年了。访问期间，他受到中方的高规格接待，受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3次与他会晤，还陪同他访问洛阳，并在火车上与他彻夜长谈。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他观看演出，并一起游览桂林。特鲁多以“不远万里”来形容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他说，妨碍两国间相互了解的不是高山、森林和大海，而是“头脑中的冥顽不灵”，“建设一个国家需要两种旅行者，一种是克服地理上距离的，另一种是克服思想上和精神上距离的，而我成了这两种旅行者。”通过《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读者仍能感受到中加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领袖风采，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来之不易的中加两国传统友谊。重温这些故事，希望能为当前步履维艰、跌入冰点的中加关系带来一丝暖意。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党史博览》）  

步虚 10月1号，中国人民将迎来不一般的中秋与国庆“双节重逢”。不一般，首先在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属于两种历法间比较罕见的“巧合”；不一般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依然十分严重的当下，同一天欢度两个重要的节日，无论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愿意关注或不得不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观感。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血缘亲属或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生死相依者之间的聚合团圆，不同生命在共同境域(寰宇月圆)之中的共同生活，是中秋佳节的重要寓意之一。 国庆是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自我确证、自我宣示和自我祝颂的主要仪式，也是共同体成员表达和欣庆自己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时刻。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政体。新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当家作主、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命运与共的民众意志和国家精神；新中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共同体不同阶级的成员在新的“共同性”——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社会制度导引下的“人民大团结”；新中国的立国宗旨，不仅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在于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力量，即一代又一代自觉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事业的主人翁。 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新冠大流行，病毒传播链在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得不到有效阻断，疫情在不侵犯、不损害个人权利的名义下持续恶性蔓延，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体的地位及权利，而不努力彰显人与人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整体依存性，不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卫生主体意识及相关的责任担当，是很难做到让人们牺牲部分个人权利而去遵守和维护公共卫生规定与指令的，因而也是很难让社会整体尽快从疫情困境中走出来的。而强调“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存在的神圣性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现代型国家的典型特征。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现代西方政治模本建构起来的。根据福柯、奈格里、阿甘本、巴拉迪、齐泽克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分析，现代西方政治模本的核心概念是“个体”。这里的个体不再依靠血缘庇护或神恩安济而生活。因此，笼统地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个体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稍微具体地就性质而言，这样的个体，“精于自利的算计”，是“精于算计的”、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这样的个体不再以群体的“共同生活”为个人存在的根本和重心，也不再以共同生活的维护与发展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耀。然而，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但它已经被“现代政治生产”过程绝对化、神圣化。这种个体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代又一代“市民”，而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绝对、神圣身份的“自由自利”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某种“契约”关系。 新冠疫情在许多西方国家引起的反应及其造成的结果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它让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只注重个人自身权力和利益，以个人自由的神圣名义而不惜危及和损害他人和公共健康，这样的个体存在，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绝对不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动力，而只能是一种威胁和障碍。今天，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需要破除的，是现代西方政治虚构的自由自利的个体形象以及环绕这一形象的神圣光环；迫切需要普及和巩固的，是生命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是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属性，是自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主动承挡其责任的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是共同生活主体应有的自律、奉献和责任担当。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各类瘟疫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需要经常面对的重大生存危机。曾几何时，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1951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对新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再次作出指示，明确表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把公共卫生建设视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建设工作(政治任务)；把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世界)与提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素质(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在公共卫生工作的动员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激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共同生活的主体精神，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之作。而诗句所彰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正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上述特色。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千百年来，这种病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流行极为广泛，造成的危害也极为严重。“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领袖随即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制订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实施机制。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个过程中，新中国领导者们除了开发、利用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手段之外，更注重向民众宣讲公共卫生知识，培养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争当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者、奉献者、主导者和推动者。1958年6月，从江西余江县开始，千百年来猖獗、危害一方的血吸虫病终于被神州大地的六亿尧舜——自觉积极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共同生活的亿万主人翁所消灭。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形象。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尧舜是共同生活的主体，即共同生活的自觉参与者、奉献者、维护者、主导者和推动者。尧舜的神圣，不是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君王的神圣，也不是作为具备超凡人格的道德楷模的神圣，更不是作为享有特殊地位和至上价值的个体的神圣。尧舜的神圣，是护卫和强健共同体生命的神圣，是共同生活主体——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的神圣。 本承尧舜神圣的中国人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9月7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有三方面“特别突出”，其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方面，就是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过程表现出的责任担当：人们在不同场合都保持社交距离，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安全、社区安全所应做的正确的事，这种共同体生活的责任感可能是最打动人的。当谈到为防控疫情所做的牺牲时，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和全球应尽的责任，这非常令人钦佩。 中国人民的表现清楚地告诉世人，与现代西方“精于自利计算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体”相对应的，决不是所谓受集权或威权控制的个体，决不是所谓自身基本权利被强力攫夺、没有基本自由的个体，而是能自觉把个体生命融入生命整体存在、有共同生活担当而严于自律、甘于奉献的尧舜式主体(即国家主人翁、社会主人翁、共同体主人翁)。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类似尧舜这种共同生活主体的出现无异于一种弥赛亚事件。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正在来临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进步思想家对未来政治文化的憧憬，其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一种“事件”。 今天，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重逢”的特殊时刻，笔者情不自禁地怀向神州，心中尤生出一份特殊的期盼：愿悠悠寰宇能涌现出更多的“尧舜”。202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