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公寓，疫情，加拿大

张芷美（加拿大） 四年前我搬进蒙城法裔区一所老年公寓，这里有几百家住户，我是唯一的华裔。新冠病毒泛滥期间，我们被隔离数月，除了读书看电视，还有不少剩余时间。怎么办？把这段特殊的生活记录下来吧。随着环境的封闭及活动的限制，平时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此时都被放大了。同时，我可以介绍一下生活在西方老年人之间的感受。若不把这些记录下来，疫情过后，一切会很快被遗忘。 2019年12月19日。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度假，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躲避蒙特利尔漫长的严寒。这次要多住些时间，除了过圣诞和新年，还要和小女 两口子坐邮轮去加勒比海。 2020年1月5日。此时从微信和新闻中看到一些有关武汉新冠病毒的信息。我所在的凤凰城很平静，只有一例，是由一位中国留学生带回的，症状轻微，很快控制住了。 2020年2月2号。我们飞到弗罗里达州上船。船上亚裔很少，第一天见到一对亚裔夫妇带着口罩，但他们很快就摘掉了。我们无忧无虑地享受了十天的邮轮生活，靠岸参观了五个岛屿，十分愉快。下船入关时，海关没有问有什么要申报的，只问了我和小女 （因为我们是华裔）：“你们最后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至于我们在船上买的一些价格不菲的东西，没人过问。回到凤凰城才听说武汉的疫情已很严重，同时也看了有关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惨状，庆幸我们当初买不上票，没能登上去远东的邮轮。 回到凤凰城我又住了 20 天，等小女过完50岁生日再走。 此时武汉的疫情猛增。凤凰城开始有动静，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餐馆，中国顾客速减，外国顾客也寥寥无几。朋友开的那家东北小厨先是减员，后不得不停业。我们是她家的常客，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3月3号。我乘加航直飞蒙特利尔。入关时，海关人员问的比美国海关更具体：“你最近两周去过武汉吗？” 有人认为这种盘问是对华人的歧视，但我不介意，这是非常时期。其实华人之间也在相互回避，唐人街变得冷冷清清，商店从半营业到不营业，失去的顾客多数是华人。 两天之后，义子鸿儿给我洗尘，带我去蒙城赌场的餐厅享受了一顿法式大餐，也是隔离前的最后一顿美餐。一周后，我在 一家图书馆做了个讲座，有 50 多人出席，是隔离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之后， Radio-Canada （加拿大国际广播公司） 就我出版的第二本书和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采访, 后因covid-19 的冲击，面试推迟。事态变化很快，当晚收到通知我们所在的老年公寓不允许外人进入。疫情开始蔓延。 3月15日。七楼的好友R女士 被隔离14天，因为她接触了刚从海外休假回来的女儿和外孙女。她不能接见人，不能下楼吃饭，就连在楼道里走也不行。她很守规矩。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照常给她送点过去，不过只递东西不碰手。省里要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少出门，但非硬性规定。我照样可以出去。 3月19日。阳光明媚，出去晒晒太阳买点日用品。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到了我的最爱咖啡店，推门进去，只见熙熙攘攘的顾客分别坐在拉开距离的桌椅上。我选了一张离取货柜台较近的桌子，上下浏览了一下墙上的食谱，要一杯咖啡，后又来一块芝士蛋糕，慰劳一下近日的单调生活。芝士蛋糕带回家吃了好几顿才消灭掉。 大女儿燕从西岛过来，给我送来两大包吃的，她想的很周到，里面还有口罩和消毒纸。之前她问过我想要什么，我顺口说了声：“红烧肉”。其实我的饮食偏素，吃的肉量很少。或许是因为疫情闹的，想补充点儿蛋白质增强抵抗力。在疫情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变得奇奇怪怪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除了抢购食品和口罩外，还疯抢卫生纸。Costco 一时货架空空，最后不得不限量。 3月23日。天上飘着雪片，远望一片寂静，来往车辆很少，路边偶尔出现几个打着伞的行人。鸿儿下班前打来电话，约我出去兜风，享受一下雪景。我们开车到了皇家山，停在山顶上的瞭望台。有些人比我们先到，想必有同样的雅兴。照过几张像后，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去了一家越南餐馆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粉，暖了暖身。没想到这竟然是隔离前最后一次去餐馆。当晚就接到通知，一律不许外出。 3月25日。好在我头两天去了趟银行，把该付的帐、该存的款、该转的帐都办了。看来以后要学会在网上办这些事。我这个年过八十的人对有些事情还算开放，有时还有点儿超前，但对另外一些事却又墨守成规，赶不上潮流，时常被小辈嘲弄。 老年公寓内部一切活动全停，练功房、练舞厅、台球室、电影放映室、画室、棋室、图书馆全封了。牙医和发廊也不让营业了，只留下一个药房。大厅里的桌椅全都摞起来，打了封条，无处可坐。敞亮的大厅变得凄凄凉凉。没过两天餐厅也关了，改为送餐上门，没有选择，给什么吃什么。电梯上下每次限四个人。大家默默地接受了这些约束。 3月27日。魁省出现的第一例病毒死亡者是在一所老人院。一位82岁的老奶奶接触了旅游归来的亲人。随后六位死亡病例都发生在同一老人院。现在对老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要求特别严格。蒙城的犹太人区也出现类似情况，一些宗教仪式和聚会违反了规定，促使疫情突增。该区负责人发出指令：在疫情面前，无论是社交或宗教团体，一律服从规定，无商量余地。 我们这里居住的老年人多数可以生活自理。现在大门不让出，二门不让迈，长久了也憋的发慌，又何况我们还有个宽旷的后花园可以利用。为此，领导决定允许大家到后花园散步，但要按楼层按时间分批下去，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时。有些爱走长路的人，每天从一楼楼道按顺序走到十楼，他们计算了一下，走四次就可以达到一万步。四楼的H女士每天就走好几趟，她说：“我还要穿的整整齐齐的，像以往去餐厅吃饭那样，还要上点儿淡妆。我不能成天穿着睡衣，像个邋遢女人那样。“ 是呀，人要的就是那股精神头儿！仪表很重要。我每次到楼下去接东西时，都要换上一身像样的衣服。 3月28日。轮到我们 “放风”，天气明朗，略有凤。我们像飞出去的笼中鸟，大口深呼吸，甩胳膊，迈大步，可惜老胳膊老腿不允许活蹦乱跳。R女士隔离14天解放了，她要我看她手机上的一个录像，我往前凑了一点，刚看了几眼，巡逻就上前干预：“请你们拉开一点。” R女士瞪了他一眼，待他转过身时，嘟囔了一句：“小题大做！” 听说，曾经有人在阳台上对下面的人喊叫：“你们离得太近了，犯规了！” 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没人撵我们，大家都很自觉地给下一拨儿人让地方。 两拨人在出入口要错身而过，有一位满脸官司的老妇说：“别靠我太近！”另一个腿脚不太灵活的人也不示弱，瞪了她一眼：“没人想靠近你！” 我在一旁看了啼笑皆非。对疫情的无知和恐惧使人头脑僵化，原本小事现在都放大了。 4月1日愚人节 （April Fool’s Day）。午饭后在看每日新闻，突然震耳的火警响了。该怎么办？是出去还是不出去？警声越响越频繁，屋里走廊都在响。打开门看看，不少人都在探头张望，显出无奈且又恐惧的样子，忽听有人大喊：“电梯不让用了！” 此时靠谁也不行，自己拿主意吧。我赶紧把电视关了，换上一双好走路的鞋，穿上保暖的上衣，戴上围巾和帽子，把门锁上，随着人群从七楼往下走。此时，楼梯上已有不少人了，都是慢慢腾腾的，还有拄着拐杖的。我扶着楼梯把手，但又怕接触感染，赶快把手套戴上，心想：回去后赶快把手套扔进洗衣机。疫情把人的脑子都程序化了。 楼前已站满人了，很守规距地拉开了距离。前门停了两辆救火车，防火队员全副武装。我问了一下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准。“莫非又是哪位大人做饭时睡着了，饭糊了！”一位老妇唠叨着说。确实不假，前多次都是类似疏忽。这回，我突然冒出了另一个想法：“不会是有人太无聊了，借着愚人节来了个恶作剧吧！” 又是一场虚惊，过后大家排着队等候上电梯，门前有把门的点人数，一次不超过四人。 4月2日。后花园散步，见S女士在小跑步，我向她竖了竖大拇指，她边喘边喊：“我都快憋死了，成天看着天花板和四面墙壁！你不觉得闷吗？” 我摇了摇头。我每天照旧做法语练习，看法语新闻，学学有关疫情的词汇，还要上电脑写作，就连做饭时，脑子也在琢磨写点儿什么，忙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闷”呀！另一位穿红羽绒衣的妇女跟我打招呼，隔的远不得不提高嗓门：“我女儿圣诞节送我的礼物是你的书，我看完了，有许多事要问你，一直想和你聊聊，可现在又不允许串门。” 我说等一切恢复正常了，我们找时间喝个咖啡，好好聊聊。 4月3日。娱乐组安排了一些“阳台活动”，鼓励老人在阳台上跳舞、唱歌、做操、奏乐。不过，只有面向花园的阳台才能享受到这些，住在朝街的人就吃亏了点儿。朝街阳台上的群众活动会影响左邻右舍，因此需要市政府批准。 政府在提高士气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譬如用彩虹灯点亮蒙城几大桥梁，在路边飘放彩旗，号召百姓在各家门窗上贴上彩虹图案，以示团结和希望。政府以电话留言的方式通知每户人家，在发现病情时如何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并留下了热线电话号码。总理在每日一讲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疫情期间要遵守规定，且不可放松。他说为了抵抗病毒，加拿大为百姓提供的经济补贴是二战以来最多的一次。当前的口号是：Let’s stay together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