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援引96年前法条重击加拿大 全球贸易秩序再添变数
七天记者 颜宏 7月20日，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援引制定于近一个世纪前、此前从未被实际启用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额外关税，涉及进口额约200亿美元。新关税涵盖汽车、酒类、乳制品以及冰球杆、水泥制品、家具、服装等一系列商品，将于8月19日正式生效。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权总统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寻找新法律工具、延续其关税政策的又一次尝试。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总统在和平时期并不享有固有的关税权力，而特朗普政府所依据的IEEPA也没有赋予总统无限制征收关税的权力。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最高法院裁决后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经济体加征的10%临时进口附加税，也将于7月24日届满。该条款只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延长的情况下，征收最长150天的临时关税。 两条时间线交织在一起，让本已紧张的全球贸易格局，在这个七月再度骤然升温。 软柿子 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特朗普签署了三项针对加拿大的关税公告，分别涉及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理由是加拿大在这三个领域“长期歧视美国商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也将加拿大的相关政策定性为“持续对美国实施报复与歧视”。 首先是汽车。 白宫指责加拿大对重新回到美国生产的汽车企业设置出口配额上限，导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汽车下降约22%，减少约56亿美元。 其次是酒类。 这也是此次冲突最直接的导火索。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后，包括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在内的多个省份，先后将美国生产的葡萄酒、烈酒和啤酒等产品下架或停止采购。 白宫统计称，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加拿大自美国进口的酒类产品暴跌约81%，减少5.82亿美元；与此同时，加拿大从智利、日本、阿根廷、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盟进口的酒类明显增加。美方据此认定，加拿大正在以其他国家的产品替代美国产品，构成针对美国商业的歧视性待遇。 最后是乳制品。 加拿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乳制品、蛋类和家禽实行供应管理制度。政府通过生产配额维持市场稳定，同时对配额外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中小型农场。 美国对这一制度的不满由来已久，它也一直是近几十年来美加贸易摩擦中最棘手的“老大难”问题之一。特朗普本人更是多次猛烈抨击加拿大的乳制品保护政策，称其“极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全面开放市场。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加美墨协定》（CUSMA）中，加拿大曾作出让步，承诺向美国开放约3.6%的乳制品市场。但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奶业组织随后指责加拿大“玩文字游戏”，因为加拿大将大部分进口配额分配给本国加工商，而不是零售商和超市，导致美国乳制品依然难以真正进入魁北克和安大略等地的零售市场。 美国为此多次在CUSMA框架下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此次美方进一步声称，加拿大在执行《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时允许零售商参与欧洲奶酪配额分配，却在CUSMA框架下限制零售商使用美国奶酪配额，构成了对美国产品的“差别待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加拿大长期实行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外，汽车限制和酒类下架，都是加拿大为反制美国首先加征关税而采取的措施。尤其是酒类下架，主要由各省政府决定，并非加拿大联邦政府统一实施。如今，特朗普政府撇开前因后果，将这些反制措施统统算在加拿大头上，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新的关税将在公告签署30天后，也就是8月19日生效，为双方留下了最后的谈判窗口。 但此次关税与以往不同。即使有关商品符合CUSMA原产地规则，原本享受免税待遇，也无法获得豁免。征税范围包括葡萄酒、冰球杆、水泥制品、乳制品、游泳池、家具、钓竿、种子、服装和假发等，约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 这一比例看起来并不算高，但冲击将高度集中于特定行业和企业。对一些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生产商而言，50%的额外关税足以让其产品一夜之间失去价格竞争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此次首次明确绕开CUSMA的免税保护，开了一个危险先例。如果区域贸易协定所提供的稳定预期可以被美国总统以一纸公告轻易推翻，那么受到动摇的就不仅是某些商品的出口，更是加拿大制造业、供应链布局和外国投资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又有意避开了加拿大手中真正具有反制能力的筹码，包括能源、钾肥、鱼类和关键矿产等。 这显然不是随意划出的豁免清单，而是一番精心计算：在加拿大报复能力有限、美国消费者感受不太明显的领域下重手，同时谨慎避开可能反噬美国经济和供应链的关键产品。说到底，是把“挑软柿子捏”的逻辑运用到了极致。 特朗普首先选择加拿大“开刀”，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美加之间的经济依赖高度不对称。 加拿大约75%的商品出口流向美国，而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比例约为18%。换言之，美国是加拿大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核心市场，而加拿大对美国而言，只是多个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加拿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二，美国则只有约四分之一。因此，同样规模的贸易摩擦，对加拿大经济造成的冲击天然要比对美国更大。 白宫在情况说明书中特别强调，在特朗普此前发动的关税攻势中，只有中国和加拿大选择了针锋相对的报复，而多数经济体更倾向于与美国谈判。 有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加拿大，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向其他贸易伙伴展示反制美国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是在“投石问路”——先用一个政治相对温和、经济体量又不算特别庞大的国家，测试第338条可能引发的法律、政治和市场反弹，再决定是否将这一工具用于欧盟、日本等更有分量的贸易伙伴。 其次，美国希望借此在CUSMA重新审议和谈判中进一步向加拿大施压。 美方正在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原本的三边机制拆解为美墨、美加两条双边谈判线：一方面把墨西哥列入优先序列，另一方面将加拿大边缘化或推迟安排。 其目的并不复杂。如果美国与墨西哥先行达成某种默契，形成既成事实，加拿大在后续谈判中就可能被迫接受一个谈判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的结果。 美方之所以对加拿大步步紧逼，也因为双方争议最集中的领域——乳制品供应管理、木材以及钢铝——几乎都触及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敏感区。加拿大政府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作出重大让步，都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 第三，特朗普算准了加拿大的软肋。 从地理、经济到国防安全，加拿大与美国都高度绑定。加拿大很难像欧洲那样高喊“战略自主”，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转向其他市场，因为地理位置和长期形成的北美产业链，早已将其牢牢锁定。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既想通过关税收钱，又不得不顾及国内已经高企的物价和选民情绪。加拿大恰好成为一个“可以下重手，又不至于立即让美国消费者明显感到疼痛”的对象。 恶之法 特朗普此次援引的第338条，源自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农业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与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提出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希望借此保护美国农业和制造业。 尽管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内的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警告高关税可能招致各国报复，损害美国出口并加剧经济衰退，时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仍于1930年6月签署了该法案。 此后，美国的贸易伙伴迅速采取报复措施，全球关税壁垒不断升高，国际贸易大幅萎缩。《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非大萧条的唯一原因，却被普遍认为加剧了经济危机，并使各国陷入“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 贸易割裂、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和高失业率相互叠加，进一步侵蚀了许多国家本就脆弱的民主制度，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也成为后来世界走向战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第338条正是这部法案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报复条款”。 它授权美国总统，只要认定某个外国对美国商品设置了“不合理的收费、税收、法规或限制”，或者在事实上歧视美国商业，使美国相对于第三国处于不利地位，就可以通过总统公告，对该国商品加征最高50%的从价附加关税。 有关关税必须在公告发布至少30天后生效。如果总统认为对方继续歧视美国商业，还可以进一步采取限制乃至完全禁止相关商品进口的措施。 …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