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年来，在几代考古人发掘与研究的接力之下，面目俊秀、风姿卓越的良渚文化惊艳了世人。《中国电视》邀您关注《良渚》，细腻入微地了解来自远古的文化密码，剥茧抽丝地探寻史前时代的隐秘。“最初的中国”在这里绘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画卷在这里展开……
礼玉天工 通神之物
有人说，中国的良渚文明，是用玉器表述的文明。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出土的玉器有上万件。其中，出土于反山王陵12号墓中，13斤重的“玉琮（cóng）王”最引人瞩目，它不仅器形大，而且刻有八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上半部是人，下半部是兽，是人非人，是兽非兽。
（玉琮王）
这件玉琮高约8.9厘米、重约6.5公斤，是迄今发现最为宽大、造型及图案最为典型的史前玉琮，因而被称为“玉琮王”。和玉琮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大型玉钺（yuè），因其制作精美，也被称为“玉钺王”。这两件重器出自同一墓穴，在目前发掘的良渚墓葬中规格最高。
在玉琮王的四面凹槽中，共有8个似人似兽的繁复刻纹，而玉钺王的刃角两侧也刻有相同图案，五官鲜明，似怒非怒，神秘威严。考古人员首先联想到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在那些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上，这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的“鬼脸”比比皆是，后人认为它们是贪吃无度的怪兽饕餮，于是又称之为饕餮纹。它们大量出现在良渚玉器之上，让兽面纹的历史一下子前推了1000多年。然而，它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
其实，这种图腾崇拜在考古界并不陌生。由于史前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大自然的力量充满敬畏，又无法解释天上飞鸟、水下游鱼的超人能力，似乎一切都受鬼神支配，自然崇拜由此而生。在彩陶文化中的鱼型、蛙型和鸟型纹中就可以一见端倪。古人还把一些大型猛兽整合幻化成现实中不存在的神物顶礼膜拜。
（玉钺王）
有学者认为“以玉事神”正是祭礼的本源。而良渚玉琮大多外方内圆，中间贯通，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理念。因此，玉琮很可能就是良渚人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玉琮就是一个完整神像，是一个神权拥有的象征，也是应该是请神用的一个东西，所以它那个纹饰雕得很细密，对神长什么样，那只有这个通神的人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用来掌握神权的一个手段。和玉琮相比，玉钺的造型更加直观，它来自作为兵器和生产工具的石斧。
礼玉天工 精湛雕刻
揭开良渚玉器的奥秘，为研究良渚文化打开了一扇门，但同时带来了更多疑问，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5000年前的良渚工匠用什么攻克坚硬的玉石？良渚神徽在它比火柴盒还小的面积上有上千条细密的刻纹，史前的良渚人何以有如此精湛的雕刻技艺？
（良渚神徽）
新石器时代的良渚人主要使用石制工具，即使是细石器，也无非石刀、箭头。但《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燧（suì）石这种石料在良渚制玉作坊遗址中出土最多。燧石是一种石英岩，硬度可以达到7度，高于良渚的透闪石类软玉。除了微雕，良渚玉器的其它制作工艺也显示出非常规范的技法。从一块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半成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施画在玉料上的设计定位稿，钻孔的圆和四周的方形设计线条都显而易见，也让我们感叹良渚古人对玉器的理解和设计规划能力。
（玉料上的设计定位稿）
而良渚时期的废弃玉料的剖面上可以看到钻孔时留下的细密纹路，与现代金属钻头留下的痕迹极为相似。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在良渚治玉中最为常见。线切割就是用绳索或筋条沾上石英砂来回摩擦切割玉料，类似今天的钢丝锯，良渚玉器上的那种圆滑的弧形切痕就是线切割留下的。而片切割的工具是片状的，以保证平直的切割方向。良渚玉料上的平直凹痕就是片切割工艺留下的。
（燧石）
良渚古人不仅掌握了史前最高超的治玉技术，其制玉作坊也不止一处。由此判断，良渚时期的玉器制作已经达到规模化、专业化的程度，从选料、切割到雕琢，各取所长，分工明确。
大城筑梦 筑梦时代
5000年前的瑶山祭坛，在良渚部族一年一度的祭祀大典上，新的首领“珺”向天下宣告了一个重大决定：“顺天意，遵神谕，建大城”，开启了一个以城池为标志的筑梦时代。
（模拟的莫角山台城）
作为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墓地，反山和瑶山墓群当时出土玉器超过六千件。在反山墓群东侧仅800余米、一个名叫莫角山的地方，暴露出一座高约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型人工台地。经过深入勘探，这座长方形覆斗状土台，东西长约630米、南北宽450米。土台上分列3个夯土台基——依次被命名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其上还有数十座200-900平方米的房屋。因此，莫角山很可能是一座建有宫殿的巍峨台城。莫角山台城一经出现，便以庞大的体量，独尊的形制和若隐若现的政治内涵凸显了自己的地位。
（良渚时期稻米种植工具）
紧邻良渚遗址的杭州湾周边地区，考古人员在8000年到5000年之前的跨湖桥、马家浜与河姆渡等史前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稻作农业的遗存，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前，这一带就是人工栽培稻的主要产地。而良渚人在稻米种植上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耕地用的耒耜到分体式石犁，从骨镰到石镰，从存粮的陶器到干栏式粮仓，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稻作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阶段。
历经近五年锲而不舍的勘查，考古队以莫角山为中心，首先发现了良渚古城的西城墙和北城墙，继而又发现了东城墙和南城墙，一座四面闭合的城墙系统就此展现出来。2007年，中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宣布了良渚古城的存在，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南方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古城址。
大城筑梦 水利工程
良渚古城是一座包括莫角山宫殿区、内外城墙以及水利系统等在内的三重向心式结构的史前大城，这里的水利系统工程宏大，设计巧妙。
（模拟良渚的水利系统）
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组成的东部高坝，由秋坞、石坞、蜜蜂垄组成的西部高坝，最终呈现为一个由6道“谷口高坝”、4道“平原低坝”、加上塘山长堤共同组成一个庞大完整的水利系统。它们通过不同高程的坝体逐级拦蓄，形成一个库容总量达到3个西湖、约4600万立方米的大中型水库，控制和影响的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无疑，良渚人以超乎想象的大手笔构筑了一套完备的水利系统和水运通道。
（草裹泥层）
良渚的水坝是用何种工艺建造的？其实是草裹泥。草裹泥是良渚土工建筑中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工艺，就是用底草包裹起淤泥，再用篾条缠起来，类似于现在的编织袋。实验表明，泥裹草后，强度和抗变形能力大大提高，草还能起到排水的作用，极大地加速了土体压缩变形再稳定的过程，比使用纯淤泥筑坝时的效果好得多。
良渚城墙周长约6公里，高度4-5米，总土石方量约110万立方米，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够建造完成呢？ 最终的估算结果表明，整个城墙铺垫石单层面积约29万平方米，工程量为8.4万人工天，而铺垫石仅占良渚遗址全部土石方量的百分之一，再加上其它停工因素，按1万人计算，完成工程至少需要20年，因此整个良渚城池及其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一个历经几十年完成的系统工程。
不废江河 失落之谜
缤纷灿烂的良渚古国，仍然摆脱不了兴衰交替的命运。在持续了近1000年的璀璨历程后，层层涟漪慢慢平复，这中间又潜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
（卞家山墓地）
2003年，在良渚诸多考古成果中，一个良渚晚期聚落“卞家山遗址”也许并不突出，但其中出土的一具女性骨骸却极为特殊。长江以南的酸性土壤对保存尸骨极为不利，但这具遗骨却颇为完好，成为迄今良渚古城区唯一完整提取的人骨。
卞家山北部500平方米是聚落的墓区。卞的墓穴位于北部边缘，是整个墓区年代最晚的第三期墓葬之一。和前两期相比，第三期墓葬不仅数量减少，分布也凌乱无序，虽然还有陪葬品，却毫无新奇之处。尤其卞的墓葬，小到仅能容身，甚至没有任何随葬品，很像被草草掩埋。此后，这片墓区便被黄粉土覆盖，再也不见新的墓葬。这一切，似乎暗示着某种非常的变故。
（墓区“黄粉土”）
卞家山距离良渚王城的统治核心——莫角山宫殿群只有一公里，这里不仅有连接古城内外的重要码头，也有规模化的手工作坊，尽享都邑生活圈的平和安逸，卞家山的墓主人们绝不会想到不能在这里颐养天年。除非情况有变，而这种变化似乎是逐渐显露的。
到了良渚晚期，曾经被人仰望的圣地莫角山竟然沦为了普通人的居住地。高高在上的莫角山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表明王权的统治力明显下降，辉煌了近千年的良渚社会唱响了落幕的挽歌。
不废江河 积水成涝
卞家山出土的女性遗骨卞的墓葬覆盖着厚厚的黄粉土层，这是被洪水淹没后，由于水流搬运作用形成的层状粉砂沉积物。黄粉土沿杭州湾北岸自东向西分布，越向杭嘉湖平原内部越为稀薄，也就是说洪水主要来自海潮。良渚古人一直在修堤建坝、战天斗地，仅仅是循环往复的海潮就足以让一代辉煌归于沉寂吗？
（158号墓）
2019年11月，中国钱塘江南岸、距良渚古城200公里的宁波九龙湖，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张华教授率团队在进行一项浅钻勘探工作。五年前他们通过对当地鱼山遗址的研究发现，这个良渚晚期文化区遭受过强风暴侵袭。证据表明，大约4580年前，一场超强台风袭击了钱塘江南岸的鱼山聚落，中心风力12级以上，在海上掀起十多米高的巨浪，风暴不仅侵入到30到40厘米厚的泥炭层。
更惊人的是，王张华对遗址地层的分析显示，那场史前风暴发生后的120年间，杭州湾的海平面快速上升了1米左右，也就是说，当时海拔高度仅2、3米的杭嘉湖平原仅仅比杭州湾海面高不到2米，潮水一到，顷刻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所以，很可能原有的海潮在强风暴变本加厉的推动下，席卷着泥沙一路向西，冲到良渚古城，而外高内低的水位差阻挡了退潮，又进一步加剧了内涝。
的确，超级台风裹胁钱塘大潮的同时，又带来倾盆大雨，风暴潮与洪水相互叠加，铺天盖地，良渚古城和它的整个水坝体系都难以抵挡，世纪灾难终于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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