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麻的黑白历史剧 一场毒品的非罪争夺战——加拿大三大城市通过毒品合法化提案
七天记者 梓丰 继温哥华、多伦多市后，蒙特利尔市议会也在1月26日以47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Snowdon区独立议员Marvin Rotrand提出的议案：个人用途毒品的非刑事化（décriminaliser），也就是要求联邦政府把所有毒品的个人使用合法化。支持这个提案的多是现任市长Valérie Plante领导的Projet Montréal议员，他们认为这是解决近几年来越演愈烈的阿片或其他毒品吸食过量危机的方法；反对的主要来自Ensemble Montréal的部分议员，他们认为毒品合法化会让毒品的获得变得更容易，会导致更多的人吸毒，产生更多的毒品受害者。 在这个提案通过之前，蒙特利尔警察局（SPVM）、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蒙特利尔公共卫生负责人Mylène Drouin、联邦公共卫生署首席长官谭咏诗（Teresa Tam）都已经表示赞同个人用途毒品合法化，甚至一贯持保守态度的保守党党领欧图（Eric O’Toole）都表示“时代变了，一些事情也应该变了”。 大麻在美国的进化史 说到毒品合法化，就不能不提及被认为是“软毒品”的大麻合法化的历史。大麻可能是已知毒品中最早出现的，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曾长期用于药物、宗教、娱乐等方面。“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大麻就在欧洲作为战略物资被广泛种植，它的纤维用于制造船队的缆绳和船帆，还用于制作衣料，接着它的医疗作用也陆续被发现并应用，欧洲人对它的需求非常巨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甚至颁布过法令，要求拥有超过60英亩的地主必须将大麻作为他们的一种作物，否则将罚款5英镑。 欧洲殖民者到了美洲后，就开始大量扩充大麻的种植。1619年，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通过立法，要求每个农民必须种植大麻，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道关于大麻的法令。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很希望美国能建立起自己的大麻工业，所以从世界各地引进大麻种植，还在自己的农场里大量种植。他在1756年8月7日的日记中曾写到：“今天的工作是把雄性大麻植株和雌性大麻植株分开，希望没有太迟”，在几周后的日记中他又写到“今天本来计划要做的事情是收获大麻种子，但发觉种子尚未成熟。”除了华盛顿以外，美国总统杰斐逊、罗斯福、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都在自己的农场上种植过大麻。 1854年，美国药典开始把大麻列入国家药品，当大麻被当做药品使用的时候，其当做娱乐性使用的工具也渐渐开始兴起。 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末，大麻作为合法的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和医疗娱乐用品，在北美、南美大陆上遍地开花，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墨西哥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许多墨西哥移民纷纷越过边境涌入美国境内寻求政府避难与谋生机会，把吸食大麻作为消遣娱乐的习惯带到美国。由于墨西哥移民廉价的劳动力猛烈冲击了当地居民的就业，社会治安混乱，引发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加上传媒的恶意宣传和煽动，逐渐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大麻、墨西哥人与犯罪“三位一体”的社会恐慌，于是，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反大麻风潮。现在的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当时的反大麻风潮其实质是为了反移民。 变脸的美国成功召集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禁毒大会，即由清政府于1909年承办的上海万国禁烟会。还通过各种法律，如国际禁毒史上第一个国际公约《海牙国际鸦片公约》、著名的《大麻税法》等，对大麻、鸦片、古柯叶及其衍生品等纳入税收控制范围，通过财政手段进行管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工业大麻作为战略物资，可以用于制作战船缆绳、帐篷、旗帜、降落伞等，使得工业大麻再次迎来了扩张。随着二战的结束，工业大麻也被终结了其合法地位，但有关大麻管控政策，特别是对医用大麻和娱乐大麻的管控争论，却从未停止，就连《大麻税法》都曾遭受过美国医学会的强烈反对。 从二战结束后青少年吸食大麻回潮到“嬉皮士运动”的兴起，70年代美国各州都出现大麻“去罪化”运动，旨在减轻对少量持有大麻的刑罚。让很多人认为吸食大麻是一种自由，当时的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基督教协会等很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也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张。同时因为毒品带来的危害和混乱，特别是引发的艾滋病泛滥，政府对毒品的打击力度也在提高，1971年6月，时任总统尼克松将毒品滥用宣布为“头号公敌”，正式宣布发起“禁毒战争”；进入80年代，里根政府加强并扩大了尼克松的“禁毒战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的禁毒运动屡战屡败，最后缴枪投降：对毒品和成瘾性药物的管制在历经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历届政府后，从原本的“明令禁止”变成了如今在多州“合法”，甚至“免于处罚”，最终令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随着政府禁毒行动的失败，美国吸食大麻的人数越来越多，如今有45%的美国人曾经尝试过大麻，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大麻合法化。在一个毒品如此泛滥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掌握了相当数量选票的成年人已经开始吸食大麻，政客出于理性的选举考量只会开始慢慢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换取支持。于是有关“毒品合法化”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政府可以获得税收，政客获得了选票，民众获得了自由，整个国家在毒品面前完全放弃抵制，自动躺到。 加拿大对毒品的无奈 鉴于加拿大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加拿大对毒品的态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2015年上台的特鲁多政府走的更远：在2018年10月宣布休闲类大麻合法化，只要是持联邦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就可以合法出售和购买。一年后又宣布含大麻的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大麻产品也可以合法销售和购买。加拿大实施大麻合法化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吸食泛滥，政府无法控制。 加拿大是世界上大麻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根据2019年的统计，全国有530万、占15岁以上人口18%的加拿大人吸食过大麻，人均年花费1200加元。2020年在疫情封闭、居家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外出进行娱乐活动，大麻的需求也直线上升。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人购买大麻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购买地点也在变化，因为合法的大麻店在急速扩张。在魁省疫情最严重的宵禁期间，销售酒类产品的SAQ和销售大麻产品的SQDC商店被认为是基本民生部门而保持开放，可见大麻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须品。 “大麻合法化”让瘾君子欢呼雀跃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包括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芬太尼等的合成毒品也合法化。相辅相成的，加拿大国内正经历滥用阿片类药物的大潮，且呈愈演愈烈、年年增长的态势。2016到2019年四年间，全国有1.5万多人死于阿片类毒品，还有1.7万多人因阿片类毒品过量入院治疗。去年的疫情中，在多种因素叠加之下，加拿大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激增，成为比肩新冠病毒的另一大“健康杀手”，给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面对无法控制且日益严重的阿片危机，政府毫无办法，只好提出“以毒攻毒”的理论。于是，2018年7月，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局提交报告，建议市议会通过决议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把所有毒品的个人使用合法化。理由是私人拥有及使用毒品是健康而非刑事问题，个人用毒品合法化将有效拯救生命。接着卑诗省首席卫生官Bonnie Henry在2019年4月，发表了一份长达49页、有关本省滥用药物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报告，同样认为现在是时候结束对使用管制药物污名化，帮助更多社区人士进入医疗系统以拯救生命。在2019年的联邦大选中，原绿党领袖Elizabeth May在竞选时承诺如果成为执政党将在加拿大全国实行个人拥有毒品非罪化，以化解全国范围内正越来越严重的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2020年7月，代表全国各地约1300名来自联邦、省和地区的警察局长的加拿大警察局长协会（CACP）也呼吁立法将拥有少量毒品用于个人消费的行为合法化，现在蒙特利尔也加入到这个行列。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各种自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合法化：赌博问题解决不了，合法化；卖淫问题解决不了，合法化；毒品问题解决不了，合法化。如果说之前的“大麻合法化”还可在医学范畴内商榷的话，此次的“毒品合法化”充满了太多“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不论是海洛因、鸦片等传统“毒品”，还是冰毒、摇头丸、芬太尼等合成型“致幻剂”，在吸食后，都会让人体产生兴奋、麻醉，出现各类幻觉等神经状态，稍有不慎就会严重损害心脏及大脑组织，诱发神经分裂。吸毒后的人若驾驶车辆或在公共场所出现，极容易发生车祸或者暴力行为，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毒品合法化对政府来说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安定的考量外，恐怕还有另一层潜在的“好处”。那就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995年首届《世界形势论坛》上提出的一种现代化的弱民愚民措施——“奶头乐”理论（Tittytainment）。大意是说由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未来社会中只需要很少人（与会者认为是20%）就足够全世界的经济活动了，剩下的绝大多数人（80%）将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为了安慰社会中这些“被淘汰”的人，避免阶层冲突，可以用各种成瘾性娱乐活动令他们获得充分的满足，填满他们的生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消解不满情绪和精力，令其沉浸在“快乐”中不知不觉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包括吸毒、追求感官刺激效果的综艺节目、虚假或脱离实际的肥皂剧、过度过量的游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