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步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十年前，笔者曾以“屈原、苏武、蒋干、共工”为题，分上下两个部分较为详细地论述并回答了“在整体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最终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主要是什么”这个问题。该问题的核心内容在于：在“屈原”(屈服于美国原子弹)、“苏武”(苏联武力干预)、“蒋干”(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和“共工”(共产党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实际工作和贡献)之间，到底是谁且为什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流砥柱作用。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其博大的民族胸怀、深邃的战略视野、成熟的思想理论、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果敢坚定的行动，为抗战过程指明方向、凝聚力量，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与“行动核心”。 在民族危亡之际，在血与火交织的拼搏中，共产党人的中流砥柱作用并非空洞虚套的标语口号的宣发、铺陈，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切实的、可见可感的大小战场胜利、整体战略成功和多领域文化效能，为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做出了为人民大众所肯定的巨大贡献。共产党人在抗战过程及抗战各个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从整体上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即这是一场全面的持久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同时也规定了抗战胜利的意义，即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与奴役、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胜利。 今天，我们想重点从思想文化这一维度，分四个小节，谈谈中国共产党人在全民族抗战过程中所起的砥柱作用。 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与政治的较量，更是一场思想与文化的博弈。在民族危亡、思想混乱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思想旗帜、丰富的文化实践、强大的精神感召，在抗战思想文化领域扛起领导大旗，既通过切合现实的正确思想理论廓清认知迷雾，又以历史反思锚定现实方向，更靠多元实践凝聚全民力量，成为凝聚全民族精神力量、指引抗战文化方向的中流砥柱，为抗战胜利筑牢了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一、以史鉴今：借“南明悲剧”反思锚定全民抗战现实方向​ 南明的历史是一段让所有华夏儿女读完后无不倍感屈辱、心情沉重的历史。南明悲剧的根源，深植于明末权贵集团对内盘剥镇压、对外懦弱妥协的双重腐朽，以及满洲征服者野蛮残暴的统治逻辑之中。 当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让中华大地山河破碎之际，三百年未散的南明覆灭阴霾骤然重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宁愿依靠外敌，也不愿意和起义的农民军合作，进而导致内耗纷争，外敌渔利，终至神州陆沉。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关头，具有博大民族胸怀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军事胜利挽救危亡，更在政治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深刻的“南明反思”。当日本全面侵华的炮声响起，党的领导人、理论家与左翼文化人迅速以谈话、通电、时评、史论等形式，把明末清初那段“阶级仇、民族恨”交织的历史，转化为动员全民抗战的锐利思想武器。 共产党人主导的“南明悲剧”反思始终紧扣全民抗战的现实需求，形成了兼具历史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核心结论：一方面，坚决重申反抗阶级压迫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充分肯定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的英勇抗争精神 —— 承认其反抗封建剥削、追求民生权益的进步本质，同时客观指出农民阶级因缺乏正确理论指导、存在内部纷争而导致的历史局限性，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历史认知误区；另一方面，以“南明政权因内部党争、派系倾轧，最终被满清侵略者推翻”的惨痛史实为镜鉴，深刻揭露“内耗必致外侮”的历史规律，表达对满清侵略者破坏民族统一、压迫民众的强烈愤恨，更着重强调“当下全民团结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必要性、优先性和急迫性。​ 毛泽东主席在 1938 年的延安干部会议上就曾提及：“南明的教训告诉我们，大敌当前时，任何党派、任何阶层若只算小账、不顾大局，搞窝里斗，最终只会让外敌坐收渔利。今天我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比南明面对满清时的危机更重，唯有放下分歧、团结一心，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种将历史反思与现实抗争紧密结合的思想引导，既尊重了民众对阶级公平的合理诉求，又超越了局部利益纷争，让“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认知深入社会各阶层，为化解内部矛盾、凝聚抗战合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与思想支撑。​ 1938年武汉《新华日报》社论《我们不要做第二个南明》被国统区 13 家报纸转载，举国震动。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以史为据痛斥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初期处于中流之中，却始终未能起到砥柱作用的国民党“偏安、内斗、投降”，毛主席随即致信道：“你的笔替人民做了镜子。” 南明悲剧，其痛彻骨髓之处在于：在本应是各路力量同仇敌忾时，南明朝廷却坚持“联虏平寇”的饮鸩止渴之策，进而导致内部团结基石的彻底崩解。1943年至1944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决战阶段，国内蒋介石正在蓄谋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华日报》连续刊发的《三百年前》《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劝诫国民党政府以史为镜，警惕重蹈明朝政权倒台的覆辙，强调民族团结对抗外敌的优先性。 概而言之，这场跨越三百年的历史对话，为全民族注入了“不做南明做中华”的决绝意志，也为共产党人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深层次的精神动能。 二、廓清思想迷雾：以切合现实的正确理论构建抗战思想共识​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民政府及其决策者先受畏敌情绪和消极等待意志的影响，迟迟不敢对日开战；后受“速胜论”的刺激，片面幻想通过英美的援助，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速决战而赢得胜利，进而导致一系列惨败，严重影响了军队和国民士气，部分民众对战争前途感到迷茫，甚至产生悲观情绪。中国共产党人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直面思想乱象，通过深刻的理论阐释，为全国民众拨开思想迷雾和悲观阴霾，构建起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共识和意志统一。​ 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他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岂不知这等好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可能了！” 同年发表的《论持久战》堪称抗战思想理论的“定音之作”。毛主席的这一著作不仅从军事战略层面规划了抗战路径，更从思想认知层面打破了错误思潮的桎梏。它以清晰的逻辑、详实的分析，论证了抗战是一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赢得胜利”。这一理论不仅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泛传播，更通过各类报刊、书籍传播到全国，连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也纷纷认可。白崇禧将其核心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国民党军队中推广，成为全国上下认知抗战、投身抗战的思想指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发表一系列宣言、文章，如《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持续传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定主张。这些思想成果如同黑暗中的明灯，让迷茫的民众看到了抗战的希望，让分散的思想力量逐渐汇聚，形成了“抗战到底、绝不妥协”的强大思想合力，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创新文化实践：以多元载体点燃全民抗战热情​ 思想的传播需要依托丰富的文化载体。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文化在动员民众中的重要作用，打破传统文化传播的局限，创新推出一系列贴近民众、富有感染力的文化实践活动，让抗战思想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真正地唤醒人民大众的觉悟、调动人民大众热情、提高了人民大众意识、组织起人民大众的力量，构建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有效地形成了全民参与、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样式和力量。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军营阵地，创作出大量接地气的文艺作品。《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经典作品，以直白的语言、激昂的旋律、感人的情节，诉说着日军侵华的暴行、民众的苦难与抗争的决心。《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时，现场观众群情激昂，不少人热泪盈眶，随后在全国广泛传唱，成为激励无数军民奔赴抗日前线的 “精神号角”。除了文艺创作，根据地还广泛建立夜校、识字班，在教民众读书识字的同时，宣讲抗战道理与 “南明反思” 的现实意义，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团结抗敌” 的思想深入人心。据统计，抗战期间，敌后根据地创办的各类文化刊物超过千种，演出团体遍布各地，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培养了数千名文艺工作者，他们如同文化种子，在全国播撒抗战的火种。​ 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中国共产党也领导文化工作者开展隐蔽而有力的文化斗争。他们利用报刊、书籍、电影等载体，揭露日军的侵略本质和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传播抗战必胜的信念与历史反思的启示。例如，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刊发《从南明看今日之团结》等评论文章，以历史对照现实，呼吁 “莫让今日成南明”，发行量最高时达 15 万份，影响了无数爱国青年。这些文化实践打破了地域与阶层的限制，让抗战思想从知识分子走向普通民众，从城市走向乡村，形成了“人人谈抗战、户户愿参军” 的全民抗战氛围。​ 四、凝聚民族精神：以价值引领筑牢抗战精神纽带​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思想文化建设中，始终注重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将爱国主义、团结精神、牺牲精神融入抗战实践，构建起强大的民族精神纽带，让全民族在精神层面紧紧凝聚在一起。​ “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思想文化中突出的核心价值。中共明确提出，抗战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敌，更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生存，号召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战。在这一价值引领下，无数爱国华侨捐款捐物，回国参战；少数民族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守护边疆；知识分子放弃舒适生活，奔赴抗日前线。新疆的维吾尔族商人胡赛因，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献出来支持抗战；内蒙古抗日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用生命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 “团结精神” 也是中共着力弘扬的重要精神内核。南明之殇，其痛彻骨髓处，在于内部团结基石的彻底崩解。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中共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团结 – 批评 – 团结”的原则，既坚决反击破坏团结的行为，又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共不仅以 “南明悲剧” 警示内耗危害，更通过宣传团结抗战的典型案例 —— 如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忻口会战中的协同作战、各民族共同建设抗日根据地等，让“团结就是力量”的思想深入人心，避免了抗战力量的内耗，形成了全民族上下一心、共抗外敌的强大精神合力。​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大力弘扬“牺牲精神”，通过宣传抗日英雄的事迹，如杨靖宇、赵尚志、左权等烈士的英勇事迹，激励军民不怕牺牲、奋勇抗争。杨靖宇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坚持与日军战斗，直至牺牲，他的事迹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全国，成为军民心中的精神丰碑。这些英雄事迹所承载的牺牲精神，如同精神火炬，照亮了抗战道路，让全民族在艰难困苦中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回顾“南明悲剧”，今天的我们一定能清楚地知道：这一悲剧讲述的是一场三百年前发生的“抗击外敌之战”，而这是一场完全失败了的“抗战”，同时也是一场用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为后人提供前车之鉴的“抗战”。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