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七天记者 颜宏 3月27日，魁省司法厅长 Simon Jolin-Barrette 向国民议会提交了旨在为非婚同居有子女家庭设立权利和职责规范的第56号法案（Projet de loi 56），第一次提出设立“父母联盟”（union parentale）这一新型伴侣关系。一旦非婚同居的两人有了孩子或领养孩子后自动进入“父母联盟”关系，非婚伴侣居住的主要住房、使用的汽车以及家具等都成为共有的家庭遗产，如果有一天分手的话，家庭遗产由伴侣双方共同分享，而不论谁拥有正式的所有权。如果两人分开、结婚或其中一方去世，“父母联盟”自动结束，这是自1980年以来不曾修订过的魁省《民法典》（Code civil du Québec ）修订的一部分。 魁省不仅在语言、文化、习俗上与加拿大其它省份不同，在婚姻相关的社会价值观上也迥然不同。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夫妻关系中非婚同居的比例只有20%左右，但在魁北克这一比例却超过40%，超过60%的孩子都是在非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因为魁北克人更崇尚自由，不想被神圣婚姻所带来的各种连带责任所束缚，既要享受亲密无间的爱情，又要保持随时撤退的自由。在很多魁北克人看来，两个人的关系好时就在一起，不好时就分开，为什么要用一纸婚约把自己限制住呢？因此，基于加拿大唯一一个源自欧陆法系制定的魁北克《民法典》上规定非婚同居的伴侣双方对另一方无法律义务，也就是不承认事实婚姻。如果有一天分手，双方都不能向另一方索要抚养费或生活费，也无权分割在共同生活期间累积的共有财产，不论同居关系是维持了6个月还是60年，有几个孩子还是没有孩子。 这次提交的56号法案相比魁省民法之前对非婚同居伴侣有共同抚养子女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避免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发生，算是一个进步。但与加拿大其他使用普通法体系的地区来说远远不够，其他省份非婚同居伴侣关系的权益保障与有婚姻关系的差不多，特别是在自由思潮风潮盛行的卑诗省，早在2013年就规定只要同居生活两年以上就可以与已婚配偶享受同样的权利。 即使这被很多人批评为力度不够的改革对魁省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也是自艾瑞克和罗拉（Éric et Lola）案以来多个社会团体、个人抗争的结果。 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 2013年，加拿大最高法院（Cour suprême du Canada）对一起长达11年的司法诉讼做出终审判决，判定男方无需向女方支付赡养费，双方也无需分割财产，魁省的民法不需要更改，给这场对魁省数以百万计非婚同居伴侣带来深刻影响的诉讼画上了句号，这就是著名的艾瑞克和罗拉案，因为这是一场民事诉讼，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艾瑞克和罗拉都是化名。 根据提交到法庭的文件，1992年，时年32岁的魁北克生意人艾瑞克在巴西一个旅游度假胜地结识了年仅17岁的模特罗拉，两情相悦并开始以男女朋友相处。3年后，罗拉来到蒙特利尔定居，两人一起生活了7年，并生育了3个孩子。7年时间里，艾瑞克全力打拼自己的生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亿万富翁的行列，罗拉则一天都没有工作过，也没有对艾瑞克的生意进行过帮助，甚至在其无数次出差旅行时都没有随行过，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家庭和孩子。这期间，罗拉多次提出结婚，但都被艾瑞克拒绝，理由是他“不相信婚姻”。最终，遭遇两性关系“7年之痒”的两人在认识10年后的2002年决定分手。 分手时，艾瑞克同意每月支付3.5万元的子女抚养费，支付1名厨师、2名保姆及1名司机的费用直到子女成年，但却拒绝支付一直没有工作的罗拉提出的每月6.6万元的伴侣生活费，也拒绝分割财产。当时只有24岁的罗拉没有像大多数的魁北克女性那样就此收手，趁着年轻重新开始下一段感情，而是勇敢地选择通过司法程序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毕竟艾瑞克绝大部分的资产都是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累积的。 但在魁省民法的框架下，罗拉是无权要求另一方付生活费和分割财产的，所以她一审败诉，不服，上诉后再败诉，然后又上诉，最后一直上诉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整整打了11年耗资巨大的官司。在这场耗时耗力耗金钱的司法大战中，艾瑞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从一开始不同意分割财产但是同意给罗拉每年75万元的生活费，到不同意分割财产也不同意给生活费，甚至到最后，要求重新统计七年同居时间给罗拉买的不动产、礼物等，然后按比例归还；而罗拉就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次一次败诉后，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披挂上阵，逐渐从一个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普通人成为一个为全省所有在非婚同居关系里弱势一方争取权益的斗士，甚至以违宪为名要求更改存在了上百年的魁北克民法。 虽然罗拉的诉讼请求被最高法院驳回（5比4），但她的抗争历程不仅激励了魁北克很多处于同样情况的女性和一些人权权益机构，还取得了部分胜利。比如在2010年11月，魁省上诉法庭裁定：拒绝给非婚同居伴侣援助的做法违反了加拿大权利及自由宪章中的平等保障条款，魁省现有的、只保障婚姻关系伴侣的法律无效，并给了魁省政府1年的时间更新其家庭法。随后魁省政府也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负责主审的最高法院法官Beverley McLaughlin认为“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选择正式婚姻的夫妻，选择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而享有被法律保护的权利，而选择同居婚姻的人们，也选择了规避应有的法律责任，因此也不应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时任魁省司法厅长的Bertrand St-Arnaud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表示“满意”和“欣慰”，称符合魁北克社会一贯坚持的“自由选择”原则，人们有权利在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和不受法律保护的非婚同居之间进行选择。但也同时表示，是时候重新审视魁省的家庭法了，因为多年来魁北克的家庭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家庭法是否还适合现代社会的现状，是一个值得讨论和正视的问题。 前进一小步 这场引发全国法律界、政界、民间普遍关注的诉讼以及由此引发的舆论交锋最终在CAQ政党中年轻有为、锐意进取的司法厅长Simon Jolin-Barrette（曾主导制定引发巨大争议的移民法改革第9号法案、魁省世俗化第21号法案以及《法语宪章》改革的第96号法案）的主持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非婚同居 婚姻 旧法 新法 分手的情况 主要住宅 × √ √ 汽车和家具 × √ √ 养老金和RRSO × × √ 伴侣生活费 × × √ 一方去世的情况 … Read more

  七天记者颜宏（左1）、辛克莱博士（右2）在生命科学发展趋势研讨会上 / 凯丽生活图片 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8日至22日，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的领军企业，美国4E公司线上品牌“凯丽生活”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年度峰会。我有幸获邀参加峰会并与世界抗衰老之父、长期霸榜纽约畅销书榜首的《长寿·当人类不再衰老》（Life Span：Why We Age and Why We Don’t Have To）的作者、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大卫·辛克莱（David Sinclair）博士在峰会上见面，就生命科学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辛克莱博士指出人的衰老并不是不可抗的自然规律，而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在他看来，衰老就像CD上可以擦掉的划痕，或者系统里损坏的软件，只需重新安装即可实现逆转，正如他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Lifespan》中所说的那样。 辛克莱其人 辛克莱于1969年6月26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圣艾夫斯（St Ives）。给他一生带来重要影响的祖母在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被镇压后辗转逃亡到澳大利亚，他的父亲将原来的姓氏Szigeti改成了Sinclair。辛克莱的父母都是生物化学家，工作很忙。辛克莱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是和祖母在悉尼郊区森林边的一栋房屋里一起度过的，而他的祖母是一个喜欢玩乐、自由奔放的人，希望人永远长不大。辛克莱从小就对未知的事情充满好奇，喜欢拆东西去了解来龙去脉。学习成绩优异的辛克莱在进入新南威尔士大学学习生物化学时，就认为总有一天科学会实现他祖母的想法，人们将永远保持年轻。在读博士时期的1993年，辛克莱遇到了到澳大利亚进行学术交流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与衰老调节有关的基因学教授瓜伦特（Leonard P. Guarente），这次会面激发了辛克莱申请其研究生并获得Guarente实验室博士后职位的愿意。就在同一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Cynthia Kenyon 实验室发现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体内Daf-2单个基因突变就可以使这种线虫的寿命延长一倍，由此拉开了衰老分子调控机理研究的序幕。秀丽隐杆线虫是一种长度仅有1.5厘米、寿命平均2-3周的线虫，因其寿命较短，常被用来研究如何延长寿命。Cynthia Kenyon的研究发现，Daf-2基因被破坏之后不仅让线虫的寿命增加了一倍，还真正做到了延缓衰老，即到了正常线虫老年期的突变线虫还很年轻、活跃，而且有繁殖能力。这项研究使得Daf-2及其所在的代谢通路成为最早发现与长寿相关的基因之一。 年仅24岁就成为Guarente实验室博士后的辛克莱开始研究酵母的老化，他常常第一个进实验室，为了赶最后一班夜车才离开，每天都斗志满满，不知疲倦。当时的老龄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算是一门边缘科学，但辛克莱决心推动其正统化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首次解释了酵母衰老的机制。其实早在1991年，瓜伦特尝试在单细胞有机体酵母中寻找有可能存在的长寿基因时，一种名为Sir-2的基因就出人意料地崭露了头角，在小鼠和人类中的对应基因被称为 Sirtuin-1，这为后续研究人类衰老过程奠定了基础。 1999年，完成博士学业后的辛克莱受聘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遗传学助理教授。继续进行在Guarente实验室的研究——关于Sirtuins蛋白的发现和发展。Sirtuins蛋白通常处于休眠状态，但会被压力（如限制卡路里）激活，延长酵母的寿命。辛克莱决心找到一种物质，可以模仿酵母被限制热量后的效果。他筛选了大约20,000种化合物来进行酵母实验，直到有一天，一名团队伙伴打来电话称一种从红酒中发现的分子——白藜芦醇具有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着手用不同的物质喂食酵母，结果发现喂食白藜芦醇的酵母多活了50%，这一发现是辛克莱学术生涯的一座里程碑。 2003年9月，辛克莱与团队伙伴Howitz等人在顶尖杂志《自然》（Nature）发表了一篇引发高度关注的论文，报告称白藜芦醇等多酚能激活人类的Sirtuins 1，从而延长细胞的寿命。辛克莱关于白藜芦醇的言论更是闻名，如“白藜芦醇是能找到的一种神奇分子，一百年后，人们可能每天都服用这些分子来预防心脏病、中风、脑部疾病和癌症。”2004年，辛克莱尔收到慈善家Paul F. Glenn的500万美元捐款，成立了Paul F. Glenn衰老生物机制实验室，他作为创始董事并执掌这个实验室至今。 同一年，在生物技术连环创业家Christoph Westphal的资助下，辛克莱创办了一家名为Sirtris Pharmaceuticals的公司，以白藜芦醇为灵感开发临床药物。当时，几乎没有抗衰老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创办公司，辛克莱开创了学术和商业相结合的先河，后来这家公司在2007年上市，在2008年以7.2亿美元的价格被GlaxoSmithKline收购，成为其子公司。不过这个时期有关白藜芦醇的研究成果还主要停留在科学领域，并没有在公众层面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这一切在2006年发生了彻底改变。辛克莱和Joseph Baur联合发表在《自然》上的论文的《白藜芦醇的潜在治疗：体内证据》（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resveratrol: the in vivo evidence）引发轰动，引发数十家媒体的关注，并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加上辛克莱在镜头面前展现出的迷人风采让他一夜成名，从一名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在街上随时能被认出的名人，成了长寿领域的宗师，被誉为“抗衰来之父。” 白藜芦醇让辛克莱名利双收，也给他的研究带来质疑。他Guarente实验室的两位前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称无法重复白藜芦醇实验结果，辛克莱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的科学家不仅声称辛克莱在白藜芦醇上的研究结论可能是错误的，还称他关于Sirtuins基因的整个理论可能都是错误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一度让他的实验室只剩下4人，但坚持人生永不言败信条的辛克莱只躺在床上消沉了一个星期后，就回到实验室去证明反对者是错误的。最终他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为这场争端画上了句号：论文证实通过基因工程改变Sirtuins上的一个氨基酸时，白藜芦醇对细胞没有作用；而在表达完整Sirtuins的对照细胞中，白藜芦醇确有作用，也就是说白藜芦醇激活Sirtuins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探索抗衰老领域奋勇前行的辛克莱又在2013年12月在顶级刊物《细胞》（Cell）杂志上发文称，一种广泛存在于日常食物中的名为 NMN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烟酰胺单核苷酸，一种维生素B3的衍生物）的物质可以转化为体内的 NAD+（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从而调节所有细胞的线粒体或能量代谢，让人体维持年轻态。2017 年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上周，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发布了名为《加拿大政府5年趋势全景》(Whole of Government Five Year Trends for Canada)的报告，严厉地指出加拿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处在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变化等一系列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危机中，这一系列危机足以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兴衰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份报告基于各种公开以及未分类的信息，分析了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警察机构、国家和国际政府间以及私人机构的文件，由一个专门的团队在2022年3月至12月期间撰写，旨在为今后五年内的情况理解和决策提供支持。这份提供给媒体的报告尽管只有9页，且很多地方因信息敏感而被涂黑却非常全面地从经济、公共卫生、国际格局、气候变化等多个角度对加拿大面临的重大危机进行了系统分析，最终的结论是其中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甚至军事动荡。 正在变穷 仅仅在10年前，加拿大的经济还处在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在没有政府救助的情况下安然度过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广受赞誉。2005年时，当时的加拿大出口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波洛兹（Steve Poloz）曾表示加拿大有望实现在美国已经实现的“生产力奇迹”。2006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曾夸赞加拿大经济表现使其成为“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经常账户盈余和预算盈余的国家”。 2011年，《麦克林》（The Maclean）杂志的一篇报道宣称加拿大“居世界之巅”，“加拿大人从未对未来感到如此乐观”。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处预测，加拿大在未来50年的经济增长将领先于G7其他国家。同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加拿大的AAA信用评级、稳定的经济和丰富的资源而建议各国央行持有更多的加元货币储备。 然而今天的加拿大现实与10年前所期望的却大相径庭，加拿大经济的增速在多个年份不如通胀率高，过去10年平均增长仅为1.7%，去年更是下降至1.1%，这意味着加拿大人的真实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去年OECD也将加拿大2060年的前景预测为所有38个国家中垫底。 如果以美国为坐标的话，加拿大持续变穷的迹象更明显。1981年时，加拿大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92%，到2022年，加拿大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73%。加拿大最富裕的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的人均GDP放在美国只能排在第14名，而加拿大最穷的五个省占了北美洲6个最穷的州/省中的5个。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人均GDP在2023年第四季度再次下降，已经是过去六个季度中的第五次下滑，也是近30年来持续下滑最为严重的季度，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GDP已经低于2014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加拿大人均GDP与美国人均的比例 在2000年时，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效率大致相同，但到了2023年，美国生产效率几乎是加拿大的三倍。说到效率，加拿大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都要长，但每小时的工作产出却只排在第18位，是自1981年以来工作效率增速最慢的国家。如果不出意外，加拿大未来在全球的财富排名将跌出前20名。 1981年时，加拿大在OECD 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六，仅次于瑞士、卢森堡、挪威、美国和丹麦。到2022年，已经降到了第15位。过去贫困的国家，如爱尔兰、荷兰、奥地利、瑞典、冰岛、澳大利亚、德国、比利时和芬兰等都走到了加拿大的前面。 2023年，经合组织跟踪其38个成员国以及其他九个国家的投资情况显示，在2011年到2015年间，加拿大的投资增长率在47个国家中排名第37位；2015年到2023年，排名更低至第44位，仅比南非、墨西哥和日本强一些。这意味着加拿大工人的生产率低于其他国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投资自己和未来。 危机四伏 经济停滞不仅会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内部的各种分歧——无论是阶级、代际、性别、种族，还是地区之间的矛盾都可能进一步激化，其中最严重，最急迫，短期看不到解决办法的是贫富分化和人口老龄化危机。 加拿大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到2023年第三季度，最富有的20%加拿大人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近70%，而最底层的40%加拿大人的财富仅占同期加拿大财富的3%。从2022年到2023年，收入最高的加拿大人的净储蓄有所增加，而低收入家庭则因难以支付不断上涨的账单、贷款和抵押贷款利息以及食品和能源成本而出现净储蓄下降，也就是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按照加州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城市研究教授Joel Kotkin在2020年出版的题为《新封建主义的来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一书中的说法，加拿大正在步美国加州的后尘形成“新封建主义”。少数人非常富有，他们之下就有社会底层的新“农奴”，即大量且日益增长的无财产贫困人口。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是官僚阶层，他们为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服务，用几乎限制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无数规章制度将其他人置于其控制之下。如果说加州的“新封建主义”是由科技寡头造成，那么加拿大的情况就是地产和金融巨头联手打造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开始崩溃，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 更严重的是，随着加拿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加拿大的经济问题不仅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完全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到2040年，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5%，高于目前的19%。与上世纪70年代初相比，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翻了一番。而55岁以上加拿大人的平均医疗保健消费每10年就会翻一番，再加上养老金、老年人福利等成本，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一项高达3.9万亿加元的财政负担。2020年之前，每5个加拿大工人要供养1个退休老人，而未来这一比例将降至每2.5个工人就要养一个老人。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65岁后继续工作，但这并不足以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更令人沮丧的是，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正在吸收比以往更多的移民，但是他们中成为公民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就算加拿大有好山好水好福利，但是赚不到钱的地方吸引不到真正有实力的精英移民，即使来了，也会跑到更有发展机会的地方。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满足居住要求后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永久居民比例已从1996年的75%下降到2021年的46%，“成为加拿大人的市场价值”正在下降。联邦移民部2023年12月份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移民申请数量同比暴跌81%，印度的移民申请数量也大幅下降62%，而整个12月，来自全球的移民申请数量整体下跌了73%，仅为1.64万份。 其他挑战 除了经济问题，加拿大也如美国一样面临政治极化（Polarized Politics）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通常来讲，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政治光谱应该包括：中间派、中左、中右、左、右、极左、极右，呈橄榄球型分布。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政局稳定，并且能够保证决策的合理性。但现在的现实是政治光谱正逐渐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型转变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持温和立场的中间群体不断萎缩，两极分化趋势非常明显。位于政治光谱上不同位置的政党往往“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否决而否决”，对是非曲直丧失了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加拿大的政治极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同样包含社会经济不平等、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人口结构变迁、种族文化冲突、媒体影响等等，给整个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 报告还指出，包括人工智能深度伪造、量子计算和区块链在内的新信息技术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挑战。执法部门应该预见到，犯罪分子将利用技术创新来获取利润和影响力。执法部门应继续推动与个人信息隐私、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数字账本技术等相关政策的变革。 在未来5年内，全球范围内日益频繁甚至同时发生的风暴、日益严重的干旱、洪水和持续的热浪等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将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收入产生至少四大直接影响：食品涨价、水电能源天然气涨价、保险费上涨以及健康费用增加。另外，新冠病毒疫情虽然可能已经消退，但它对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一项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另一场大流行病的可能性超过10%。 总之，这份报告对加拿大未来的描述是灰色而悲观的，加拿大必须要做好应对经济衰退、陷入贫穷、阶层分裂、经济衰退、护照贬值、犯罪激增、气候异常等严峻问题的准备。加拿大应该做的是想办法挽救经济衰退，并在经济发展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到目前看来，加拿大经济的问题不是疫情或者房地产引起的，也不是加息或者降息引起的，而是长期的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的产能衰退问题，这种衰退相当于人走向衰老，就算意识到了也很难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