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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位于魁省北部Saguenay地区的Bagotville军事基地有30至60辆重型卡车不断出入。这些卡车每天一大早就在军事基地的门口排队进入，车辆的轰鸣声打破了寂静的黎明。日复一日，这些卡车经过一条供CF-I8飞机起降的跑道来到一片小树林旁边，在这里被装满土壤后，再行驶500多公里来到蒙特利尔北边城市Mascouche的一个垃圾填满场，卸载土壤后返回。如此大费周章，历经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把8万多吨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质PFAS（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重度污染的土壤处理掉。这场看似常规的污染治理行动，却揭开了一个被科学界称为“21世纪最大化学灾难”冰山的一角。 “永恒之毒”的生命绞杀 PFAS是一组包含15000多种人造化学物质的总称，因其碳氟键（C-F键）的极强稳定性，在自然界中难以降解，被称为“永恒污染物”（Polluants éternels），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体和周围环境中积累。而PFAS 一旦进入人体，就很难被排出体外，且能不断在体内积累，造成生理毒性，从而可能导致多种健康问题。目前的大量研究发现，与 PFAS 接触可能导致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妊娠期糖尿病、早产、新生儿先天缺陷、甲状腺疾病、肝脏肾脏损伤、神经毒性、免疫力下降和癌症等。 PFAS导致的部分健康问题 与PFAS相关的疾病 PFAS 物质具有耐油、耐水和低化学反应性（也就是极强的稳定性），被广泛用于防污剂、润滑剂、炊具不粘涂层、纺织品、化妆品、纸张、食品包装、光电、半导体和消防泡沫等产品，也应用于塑料玩具、金属表面涂层、滑雪板、牙线、饮用水等产品中，著名的特氟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美国97%人体血液中检测到PFAS残留，即使在人迹罕至的北极和南极的水体中也检测到这种物质。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超过30万处地点检测到PFAS重度污染，影响至少2亿人口的饮用水安全。“它们像化学界的特洛伊木马，”蒙特利尔工学院教授、水处理专家Benoit Barbeau警告，“即便浓度低至万亿分之一，长期暴露仍可能摧毁整个社区的世代健康。”更可怕的是，PFAS中最常见的两种物质PFOA和PFOS在世界各地都已突破人工屏障（饮用水处理工艺），存在于经处理后的成品饮用水中。 军事基地：PFAS污染的重灾区 面对媒体的询问，联邦国防部承认正在处理来自其军事基地的重度污染土壤。这些土壤中的PFAS 浓度范围从每公斤土壤中含有300 微克到1700 微克之间，大大超过了联邦政府对工业土壤每公斤不超过10微克的建议标准。不过Bagotville军事基地的土壤污染事件绝非孤例，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Borden军事基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Lejeune军事基地，到韩国的美军基地，全球军事设施正成为PFAS污染的核心源头。其背后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灭火泡沫依赖症”——自1960年代起，含PFAS的消防泡沫因其卓越的灭火性能，成为军用机场的标配。 在Bagotville基地，CF-I8战斗机灭火训练持续数十年。每次演练后，数吨含PFAS成分的灭火泡沫渗入土壤，最终侵入地下水系统，污染了距离基地约10公里的Saguenay市的饮用水。2018年检测显示，基地周边土壤中PFAS浓度高达1700微克/千克，是加拿大工业土壤限制标准的170倍。尽管国防部耗资1500万加元建立了临时净水站，对一些社区的饮用水进行临时处理，但附近市镇镇居民饮用水中PFAS的平均含量依然达到每升336纳克，是饮水用安全限值的12.2倍。 这些受污染土壤长途运输至蒙特利尔附近被倾倒，倾倒地点距Mascouche河非常近 Bagotville基地污染土壤的最终归宿是Mascouche的垃圾填埋场，而不是距离45公里之外RSI Environnement污染处理公司，这暴露了加拿大环境治理的系统性缺陷：没有强制性的措施，即使是纳税人供养的军方也会选择最廉价的方式处理污染物，而不顾公众和未来子孙的健康。 Mascouche的垃圾填埋场运营方——Signaterre Environnement 公司的运营总监Samuel Roger宣称使用了“最高安全标准的防渗膜与活性炭过滤”，但水处理专家揭穿了这场生态赌博的真相：其使用的活性炭根本不是为清除PFAS而设计的，成本虽然较低，但吸附效果不足50%，如果要达到处理效果，必须频繁更换滤芯，成本会高到任何机构无法承受。更危险的是，填埋场的防渗膜寿命仅30-50年，而PFAS的毒性可持续数百年。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lixiviat）经过简易处理后排入Mascouche河，这条河流穿过农田后汇入千岛河和圣劳伦斯河，里面含有的PFAS物质不可避免的进入水体中，而这是所有垃圾填埋场都会产生的问题。媒体根据《文件获取法》（Loi sur l’accès aux documents）获得了2023 年 6 月魁省八个垃圾填埋场的分析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这些垃圾填埋场的废水处理系统无法消除所有的污染物，PFAS的含量在被处理后还能达到每升水2000 纳克，是加拿大卫生部规定的饮用水限值的 66 倍。 国家科学研究所 (INRS) 教授、环境污染物专家Maryse Bouchard也表示，这种情况令人担忧。“PFAS 是环境中极其持久的分子。一旦它们污染了水，就会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政府应该出台有效措施确保长期安全，因为这是有毒废物，将造成数百年的威胁。 在军事基地距离不远的RSI Environnement公司则采用1200度高温处理的方式来去除土壤中含有的PFAS物质，而不是简单的填埋。这个公司曾经成功处理了安省Borden军事基地的PFAS污染土壤。该公司也参加了Bagotville污染土壤处理的招标，但联邦国防部最终选择了成本低60%的填埋处理方式。 联邦国防部的文件显示，填埋方式处理污染土壤的每吨成本为150加元，而高温焚化需380加元。面对全国数十个军事基地大量需要处理的污染土壤压力，军方选择“眼不见为净”的短期方案。 该地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国会议员Mario Simard控诉道：“他们明知PFAS的危害，却选择最廉价的处理方式。”“将受污染的土壤运送数百公里”相当于“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这个问题必然会再次浮出水面”。 50年的隐藏与监管失效 大名鼎鼎的特氟龙（聚四氟乙烯PTFE））在1938年由美国杜邦公司（DuPont）的化学家Plunkett偶然发现，于1945年被注册的商标。特氟龙抗酸抗碱，几乎不溶于任何溶剂，同时耐高温，可以说是最“油盐不进”的材料。最初，特氟龙被用于曼哈顿工程里接触氟化铀的管道、阀门涂层。1950年代，随着采用特氟龙涂层的不粘锅的发明，特氟龙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而从1946年开始，美国3M公司首次量产特氟龙原料以来，全球累计生产6000万吨PFAS，其中70%未被回收，而3M和杜邦等PFAS生产商隐瞒其毒性研究达50年之久。2001年的内部文件显示，3M的科学家早在1970年代就已发现PFAS导致实验鼠肝脏坏死，但篡改报告继续销售。不仅为了利润隐瞒不报，这些化工巨头还通过产业链的转移，将PFAS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导致这种“永恒污染物”遍布全球，存在于青藏高原的雨水、北极冰盖下的海鱼，存在于你、我，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体内…… 在这种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全球的时候，政府却或有意或者无意的闭耳塞听，在后知后觉框架下提出的监管措施也落后至少30年。加拿大化学品管理计划（Plan de gestion des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自由党新党领卡尼和妻子Diana Fox 上台致谢 今年1月，前联邦总理特鲁多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领职务后，联邦自由党这个已经执政三届、却在一年多来被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领导的保守党压着打的老牌政党立刻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党领竞选程序，在经历了法语和英语两场党领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后，全国的自由党党员开始投票，最终的投票结果在3月9日晚上6点半，由自由党主席Sachit Mehra宣布，59岁的加拿大央行前行长、经济学家马克·卡尼（Mark Carney）第一轮就以高达85.9%的压倒式得票率当选。这位从未担任过任何民选职务的“政治素人”将接替特鲁多，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技术官僚型”总理，并且几乎有五五开的机会完成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带领自由党连续第四次赢得大选胜利，成为未来四年里真正的总理。 卡尼其人 1965年3月16日，卡尼出生在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一个名为史密斯堡（Fort Smith）的小镇。这个仅有2000居民的北极圈边缘小镇，以极寒气候和原住民文化著称。父亲是高中校长，还曾被推选为联邦自由党的地方候选人，母亲为家庭主妇，后重返校园成为一名教师。卡尼6岁时，父亲受聘为阿尔伯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举家搬到了埃德蒙顿。 从小在浓重学术氛围家庭中长大的卡尼在1984年考入哈佛大学的本科，这一家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从加拿大考入哈佛大学，而且都获得了一定数额的奖学金，可见他们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是非常成功的。与很多爱尔兰裔一样，卡尼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梦想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还一度想成为职业冰球队员，擅长门将的位置。但哈佛大学的求学经历成为卡尼人生的转折点，背负助学贷款的卡尼原计划攻读文学与数学，却在经济学家的课堂上被宏观经济学征服，转学经济学，并坦言：“我从加拿大来到哈佛，背负着一大笔助学贷款，而偿还贷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银行家。” 卡尼曾是哈佛大学校冰球队主力，该球队还夺得过全美冠军。除了学习和打球，卡尼还在学生宿舍做洗碗工赚取零花钱，暑期回埃德蒙顿的一家医院做园艺工人赚钱，还有就是雷打不动不动地去教堂。作为校冰球队的守门员，他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这一特质贯穿其职业生涯，他也在冰球运动与天主教教育的双重熏陶下，逐渐显露出超越地域限制的野心。 1988年经济学学士毕业后，他进入高盛集团，辗转伦敦、东京、纽约等地，担任过政治风险联合主管、新兴债务资本市场执行董事、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等职务，参与俄罗斯债务危机处理与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金融市场重建，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系统性风险的敏锐嗅觉。期间，他也不忘学习，先后在1993年和1995年获得牛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正是在牛津大学，卡尼遇到了同样学经济、同样打冰球的妻子Diana Fox，两人一起育有4个女儿。 1993-1994年牛津大学冰球队集体照，前排左一为卡尼，左二为前联邦司法部长David Lametti 2003年，卡尼离开高盛，进入加拿大央行，任加拿大央行副行长，并于2004年11月，出任加拿大财政部高级助理副部长。期间，作为加拿大的财政代表出席G7会议、G20会议，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43岁的卡尼临危受命出任加拿大央行行长，成为G20国家中最年轻的央行掌舵者。嗅到危机风险的他果断将隔夜利率下调50个基点，并首创“有条件承诺”工具，通过口头指引稳定市场预期。这些举措使加拿大成为G7中首个恢复危机前经济水平的国家，且未发生银行倒闭事件。卡尼也因此被各界认为在帮助加拿大避免遭受金融危机的最严重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之后加拿大长期的低利率导致储蓄大幅下降并鼓励借贷和消费，令目前加拿大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在七国集团中最高，也间接导致了目前的住房问题。 2013年，卡尼接受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邀请，成为英格兰银行318年来首位外籍行长。原本任期在2016年结束，但正赶上英国脱欧的乱局，被劝说留任。他在任期内推动央行现代化改革，引入前瞻性指引政策，并在脱欧公投后紧急降息并重启量化宽松，被《经济学人》誉为“脱欧乱局中唯一的成年人”。然而，他的经济政策亦引发争议：批评者指责他过度宽松导致资产泡沫，误判脱欧冲击致使伦敦金融城地位下滑。 2020年卸任英国央行职务后，卡尼完成了职业生涯的第三次转型——出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融资特使，为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目标而动员公共和私有资金的支持。还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上协助发起了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要求全球金融机构披露碳足迹。在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他主导万亿美元级的环境、社会和公司（ESG）投资，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决策核心。这种将央行思维嫁接气候议题的能力，为其日后政治生涯铺设了道德制高点。 凭着光鲜的履历，卡尼最早在2012年开始就被包括前保守党总理哈珀（Stephan Harper）和自由党的特鲁多招募，甚至抢着给他财政部长的承诺，但都被卡尼拒绝。最终卡尼在2020年成为特鲁多政府为应对疫情而设立的非正式经济顾问，算是确定了自己的自由党阵营，之后在过去几年里担任特鲁多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后被任命为经济增长工作组的领导人。实际上特鲁多和自由党使尽了浑身解术试图说服卡尼加盟，包括前财政部长Bill Morneau因We Charity丑闻辞职时一度有传言卡尼将接替财长，去年12月方慧兰跟特鲁多闹翻也是因为要给卡尼让位，但特鲁多付出如此巨大的诚意，卡尼却并没有上船，毕竟那时候的民调显示，自由党已经大势已去。 逆风起盘 今年1月6日，特鲁多在民调崩盘与党内压力下宣布辞任自由党领袖。观望多年的卡尼抓住机会，于1月16日宣布竞选联邦自由党党领，并最终以85.9%得票率碾压方慧兰等对手，成为加拿大史上第二位无议会席位的候任总理。 特鲁多和他的继任者卡尼 卡尼的胜选可以说在意料之中。自1月宣布参选后，他在民调中就一路领先，也是四名候选人中筹集竞选资金最多的，并且得到了包括特鲁多本人在内的、自由党内部权力核心的支持。但真正帮到这位没有民选职位经验的“政治素人”的，还得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归。特朗普执意对加拿大实施的关税政策以及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激起了加拿大国内的“爱国主义”，令支持率持续下滑的自由党“起死回生”。而卡尼以加拿大国球的冰球比喻强硬回击：“贸易战如冰球，加拿大必胜！”这种“抗美斗士”形象激发民众共鸣，自由党支持率从落后20个百分点逆袭至与保守党持平。而卡尼在和特鲁多交接后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要不要在特朗普大打“贸易战”的动荡时期提前举行大选。加拿大法律规定，最迟须在今年10月20日举行第45届联邦众议院选举。目前加拿大议会正处于休会期，将于3月24日复会，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政府可能面临反对党的信任投票，从而触发大选。因此，卡尼的最优解就是主动启动大选。媒体已经帮他算过，卡尼可能不会等到国会复会，而是在总督府宣誓就职的同时就提出解散议会，启动选举的要求，最早可能在复活节后的4月28日或者5月5日就进行投票。 那么自由党的“小白”党领卡尼和过去一年多民调领先的保守党党领博励治哪一个更能带领加拿大应对特朗普挑战呢？ 加拿大当前的政治格局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和“吞并”言论而剧烈震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而卡尼和博励治的较量，本质上是技术官僚的国际主义路线与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路线的碰撞。以下从政策能力、选民基础、国际战略等维度分析两者的优劣势： 一、政策能力对比：危机管理者 vs 本土改革者 卡尼：全球视野下的危机应对。作为曾执掌加拿大和英国央行的经济学家，卡尼的核心优势在于国际金融与危机管理经验。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英国脱欧期间展现的决策能力，为其赢得“金融救火队长”的声誉。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他提出对等关税反制，并计划将关税收入用于补贴受冲击的加拿大工人，同时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依赖，还主张创建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经济体，以消除国内贸易障碍、提高劳动力流动性、促进商品自由流通，并建设跨省交通基础设施和新的贸易走廊，以及加快大型项目的审批流程，增强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尽管缺乏从政经验，但很明显，卡尼带着一份雄心勃勃的“经济复苏计划”：削减中产阶级税负，取消资本利得税上调，计划到2030年将军费提升至北约标准，并简化建筑审批流程以刺激投资；延续其联合国气候特使身份，推动绿色金融政策，计划设立“净零排放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投资加拿大清洁能源项目；一边对美强硬，一边寻求与墨西哥、南美国家组建“反贸易保护主义联盟”，同时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短板：缺乏民选政治经验，技术官僚的“理性决策”可能被批脱离民生痛点，比如住房危机等。其任职布鲁克菲尔德期间总部从加拿大迁址纽约的争议，也被保守党攻击为“对加拿大忠诚度存疑”。 博励治：本土议题与民粹动员。博励治深耕国内政治20年，擅长将住房负担、通胀压力、医疗资源紧张等民生问题归咎于自由党政策的失败，并提出“取消碳排放税”“削减政府开支”等主张。他通过支持2022年“自由车队”（ Freedom Convoy）的抗议活动、抨击疫苗强制令等，巩固了保守派基本盘。然而，其亲特朗普倾向，如支持加密货币，模仿“假新闻”话术等在加拿大爱国情绪高涨背景下成为软肋。 短板：国际谈判经验匮乏，其“加拿大优先”口号被质疑缺乏具体应对贸易战的方案，且坚持取消任何形式的碳排放限制可能损害加拿大在气候议题上的国际声誉。 二、选民基础：精英共识 vs 草根动员 卡尼的选民基础：主要依靠城市精英、环保主义者、经济全球化的受益群体。自由党近期支持率回升（Ipsos民调显示其4年来首次反超保守党）得益于特朗普威胁激发的“团结爱国情绪”。卡尼的“抗美斗士”形象与全球化背景，吸引了对特鲁多失望但恐惧保守党极端化的中间选民。 博励治的根基：以西部能源省份、农村保守派、反建制群体为核心。其民粹话语，如“加拿大坏掉了”曾有效动员了对生活成本不满的选民，但特朗普关税危机削弱了这一叙事。保守党近期被迫调整策略，将口号改为“加拿大优先”，试图淡化亲美标签。 三、国际战略：多边博弈 vs 孤立自保 卡尼的路线：主张强化与欧盟、亚太的贸易关系，利用气候议题争取道德话语权，同时以对等关税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其央行背景和国际人脉，如联合国气候特使身份有助于构建反特朗普联盟。 博励治的路线：更倾向于北美区域保护主义，主张放松环保监管以提振传统能源产业。但其取消碳税的承诺可能激化与欧盟的贸易摩擦，而依赖美国市场的能源出口战略在特朗普关税下显得脆弱。 四、专家评估：短期危机 vs 长期转型 支持卡尼的观点：渥太华大学政治学者Luc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