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8月4日上午，蒙特利尔市议员Claude Pinard站在唐人街北牌坊不远处、Saint-Laurent与René-Lévesque大街交会处的一块空地上，宣布针对无家可归者、住房短缺、街区安全以及长期闲置土地等问题，Ville-Marie区将启动新一轮唐人街振兴行动：制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Plan de développement urbain, économique et social，简称PDUÉS），并通过新的社区协商机制，让商户、居民和社区组织共同参与唐人街的未来规划。
这块位于1111 Saint-Laurent、荒废十多年的土地，今年早些时候被市政府购入，如今有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Onze-onze（1111）”。它将先被改造成临时公共空间，未来则计划建设包含非市场住房和地面商业空间的项目。对一个长期受制于土地、住房和发展空间的唐人街来说，这块地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地产本身的象征意义。
这当然不是蒙特利尔市政府第一次承诺“振兴”唐人街。过去二十多年，规划、咨询、行动计划一个接一个出台，唐人街也一次次被放到城市治理的聚光灯下。但这一次恰逢2021—2026年行动计划进入尾声，又是新一届市政府上任后推出的首份唐人街专项方案。于是，一个熟悉的问题再次摆在眼前：走过百年风雨的蒙特利尔唐人街，这一次，能不能真正走出十字路口？
唐人街的变迁
蒙特利尔唐人街的历史，从来不只是一个“华人选择聚居”的故事。更准确地说，它是一段华人在排斥、歧视与制度限制中寻找落脚之地、建立社区并顽强生存下来的历史。
北美大规模华人移民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1858年，今天卑诗省境内的菲沙河（Fraser River）流域发现金矿，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其中既有从美国加州北上的华人，也有为躲避清末战乱与贫困、从广东等地远渡重洋而来的移民。华人在西海岸落脚、劳作，也逐渐形成最早的华人社区。
1871年，卑诗省加入加拿大联邦，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华工曾参与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以能吃苦、效率高而闻名，加拿大铁路建设也因此大量招募华工。前后约有17,000名华人参与太平洋铁路修建。1885年铁路接近完工时，仍有数千名华工留在工地；另一些人已经死亡，更多人则沿铁路向加拿大各地迁移。
然而，当铁路需要他们时，华工被视为廉价而高效的劳动力；当铁路修成、金矿渐趋枯竭后，他们却很快成为经济焦虑与种族偏见的替罪羊。“华人抢走工作”“工资太低”“带来疾病和不良习俗”等污名化说法广泛流传，公开的排华情绪最终被写进法律。
一些华人为躲避西部愈演愈烈的排斥，开始沿铁路线东迁。凭借港口、铁路和商业优势，蒙特利尔成为重要落脚点。最早来到这里的华人多聚居在距离码头不远的区域。由于不通法语和英语，又被主流就业市场排斥，洗衣这种劳动时间长、利润微薄、白人从业者相对较少的工作，几乎成了许多早期华人最现实的谋生选择。
但即使退到社会边缘求生，歧视依然没有停止。1885年的《华人移民法》开始对入境华人征收50加元“人头税”，1900年提高到100元，1903年更猛增至500元——在当时是一笔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巨款，成为阻断移民和家庭团聚的一堵高墙。1915年，在大型机械化洗衣店和工会游说下，魁北克又针对“手工洗衣店”征收高额执照费，实际承受者主要是华人洗衣业者。
1923年7月1日，加拿大国会通过新的《华人移民法》（Chinese Immigration Act），即华人所称的“排华法案”，几乎全面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法案直到1947年5月14日才被废除。长达24年的排斥，不仅割裂了无数家庭，也给几代华人以及整个社群留下深远创伤。
正是在这样的重重挤压之下，华人社区逐渐形成一套“生存型发展模式”：购买三四层的老建筑，一楼开店，楼上住人或作为宗亲会、社团使用。围绕Saint-Laurent大街、Clark大街和De la Gauchetière大街，一个集居住、商业、文化与互助于一体的华人街区慢慢成形。
二战之后，法律上的排华壁垒逐渐拆除，唐人街却很快遭遇另一轮更具物理破坏力的冲击——大规模城市建设。1959年完成的René-Lévesque大街拓宽工程、1962年落成的魁北克水电局总部Édifice Jean-Lesage、1960至1970年代建设的Ville-Marie高速公路，以及随后兴建的Complexe Guy-Favreau、Complexe Desjardins和蒙特利尔会展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等项目，一步步切割着唐人街原本的空间。
其中，1970至1984年间建设的Complexe Guy-Favreau被认为是对唐人街冲击最大的单一项目之一，征用了核心区域约6个城市街区。多轮征地、拆迁与大型公共工程，使唐人街的地理面积大幅萎缩，大量历史建筑、住宅和沿街商铺消失，东西南北的发展空间也被几座庞大建筑牢牢锁住。
曾经兼具住宅、文化、商业与社团功能的完整生活社区，最终退缩成一座被现代城市巨构包围的“狭窄岛屿”。也正因为这段被不断挤压的历史，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主动地发声：推动牌楼建设、步行街改造、历史建筑保护，直至近年魁省和蒙特利尔市相继给予唐人街核心区域正式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身份。
进入21世纪，唐人街面对的威胁又变了：从“被基建蚕食”转向房地产压力、人口老化、商业断层和社区空心化等更复杂的结构性衰退。位居市中心的优越地段让唐人街成为开发资本持续关注的对象，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物业易手。社区中甚至一度有不完全统计称，唐人街相当比例的物业已经转手或进入洽谈。
与此同时，老居民逐渐老去，新居民却越来越少。街区内不少建筑已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维护不足、设施老化，而房租并不便宜。许多早期华人移民仍把这里视作“家园”，但人数逐年减少。白天人来人往，晚上迅速安静下来，唐人街正在从一个“生活社区”滑向一个以餐饮和观光为主的“旅游景点”。
商业传承同样令人担忧。除了沿街的小餐馆、小商铺和传统老店，唐人街缺少能够持续聚拢本地居民的商业空间。不少店主年事渐高、准备退休，而已经融入本地社会的下一代往往无意接手父辈的小生意。一个社区如果失去了常住人口，也失去了代际传承，文化吸引力和经济“造血”能力就会同时减弱。
如果说这些是唐人街的“慢性病”，那么近几年迅速恶化的无家可归与街头毒品问题，就是最令人不安的“急症”。媒体曾报道，一位在唐人街生活10年、育有5岁女儿的父亲说，每天送孩子去日托中心时，常会看到毒贩、吸毒者、丢弃的注射器以及随地便溺等景象。为了孩子，他甚至考虑离开已经居住25年的蒙特利尔。位于唐人街的CPE Le Petit Palais也因周边安全问题，于今年6月搬离。
根据魁北克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门公布的2025年4月可见无家可归者统计，参与统计地区约有12,077人，比2022年增加约20%；其中蒙特利尔约有5,036人，仍是全省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对面积本就不大的唐人街而言，当无家可归、毒品、治安与公共卫生问题叠加在一起，其冲击尤其明显。
过去的努力
当然，走向衰落的并不只有蒙特利尔唐人街。温哥华、多伦多、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北美老牌唐人街，都在不同程度上面对人口外移、商业老化、地产开发和文化元素淡化的问题。所幸，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唐人街不仅是华裔的“文化与精神家园”，也是城市乃至国家移民史的重要见证，其价值无法简单用土地价格衡量。
过去七年，市政府、省政府与社区组织围绕保护和振兴蒙特利尔唐人街做了不少工作，大体可以归纳为三条线索。
第一，推动政策参与。2019年，律师赵秀媚（Sau May Chiu）创建的魁北克进步华人联合会（Chinois progressistes du Québec）发起请愿，推动市府与蒙特利尔城市生态中心（Centre d’écologie urbaine de Montréal）合作，启动“共同守护唐人街活力”（Ensemble pour la vitalité du Quartier chinois）咨询进程，累计吸引约600人次参与。2021年出台的《唐人街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6》由此形成，25项策略覆盖生活质量与住房、商业活力、文化遗产和社区协商等多个维度。
与此同时，围绕历史街区开发的争议也不断出现。2020至2021年间，当部分历史物业被收购并面临高层开发压力时，唐人街工作组（Chinatown Working Group）、唐人街项目组（Project Chinatown）、蒙特利尔唐人街圆桌会议（Table ronde du Quartier chinois）、华人服务中心等团体迅速发声、联署，推动政府介入。2022年1月，魁省政府宣布将唐人街核心区域列为省级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1月，蒙特利尔市又正式认定唐人街为“历史地点”（lieu historique）。蒙特利尔唐人街由此成为魁北克及加拿大东部保存下来的重要历史唐人街，也是北美唯一的法语唐人街。
第二，防止环境继续恶化。蒙特利尔市政府调整唐人街区域规划，降低部分区域的新建筑限高和密度，以保护历史街区的人行尺度和建筑风貌；同时投入资金改善街灯、座椅、绿化和公共空间，并通过各种项目支持传统商户、老字号和文化机构。
第三，社区自救。2021年行动计划出台后，原“唐人街工作组”转型为两个各有侧重的非营利组织：唐人街圆桌会议主要负责多方协商和社区动员，家基金会（Fondation JIA）则侧重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倡导。近年来，在市府、商会和青年华人团体共同推动下，唐人街也持续举办亚洲夜市、街卖、春节舞狮、灯笼展等活动，尝试把传统文化、现代艺术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重新连接起来。
新在哪里
整体看，过去几年的努力在遗产保护层面取得了数十年来少有的制度性突破，但在真正扭转唐人街的衰退趋势，特别是改善无家可归、毒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等日常问题上，社区的感受仍然有限。于是问题来了：这一次的计划，究竟新在哪里？
首先，新计划背后是一个新的市政府班底。2025年11月，曾任联邦部长的Soraya Martinez Ferrada率领Ensemble Montréal赢得蒙特利尔市选举，结束Projet Montréal连续八年的执政。“改善无家可归问题”和恢复市中心生活品质，是新政府竞选期间反复强调的议题。
其次，这次手里终于有了一块可以落地的“棋盘”。市政府已经买下Saint-Laurent与René-Lévesque交会处长期闲置的1111地块。按照目前公布的构想，这里未来将建设包含非市场住房和地面商业空间的项目，而具体形态将通过社区咨询进一步确定。相比过去只有规划文本，这块已经掌握在市府手里的土地，让“振兴”第一次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空间载体。
第三，新的协商机制试图把商户、居民和社区组织更紧密地拉到同一张桌子上。严格说，这并不是从“没有咨询”突然转向“社区参与”——过去几年的行动计划同样经历了大规模咨询；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新机制能否把多年累积的意见转化成更明确的责任、预算和执行结果，打破“咨询很多、改变太慢”的疲惫感。
第四，也是普通人最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一点，是市府把部分行动提前到了规划之前。新的专门清洁队已经开始部署，每周7天、每天超过10小时在唐人街工作；同时还将加强社会干预、安全和街头治理。对每天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做生意的人而言，一条更干净的街道、一个敢让孩子经过的路口，往往比一份几十页的规划更能建立信心。
因此，与2021—2026年行动计划相比，这一次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又多了一份计划”，而是三件事能否真正连起来：一块可以实施项目的土地，一套能够形成共识的协商机制，以及一批可以立即改善街区日常环境的行动。住房、商业、文化和社会治理，如果仍然各自为政，唐人街很难真正复兴；如果能够被放进同一个框架，并持续执行，才可能改变街区的轨迹。
不过，谨慎仍然是必要的。市府已经为“Onze-onze”临时空间列出阶段性安排，包括2027年春夏根据咨询和技术研究结果进一步改造；但对于新的PDUÉS整体方案何时完成、资金如何落实、具体项目何时启动，目前仍缺少一张足够清晰的时间表。更重要的是，无家可归和毒品问题从来不是一支清洁队、几名社工或一个街区规划就能彻底解决的，它牵涉住房、医疗、精神健康、公共安全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协调。
真正的问题，是唐人街还要成为什么
回看蒙特利尔唐人街一百多年的历史，会发现它几乎每一次转弯，都不是自己选择的：淘金潮和铁路把华人带到加拿大，排华政策把他们逼到城市边缘，大型市政工程一次次挤压街区，房地产和人口结构变化又把它推向新的困境。唐人街能保存到今天，本身就是一段社区不断抵抗消失的历史。
所以，今天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怎样保护几栋老建筑”“怎样把街道扫得更干净”，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未来的唐人街，究竟还要不要成为一个有人居住、有人工作、有人养育下一代的真实社区？
如果只有牌楼、餐馆和游客，它可以是一处漂亮的文化符号，却很难再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唐人街。真正的复兴，应该让老居民愿意留下，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商户能够生存，让文化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继续生长，也让任何走进这里的人都感到安全。
百余年来，蒙特利尔唐人街已经太多次被时代推到十字路口。如今，新的计划又一次摆在面前。人们期待的，早已不是下一份承诺，而是一条真正能够走下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