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七天记者 梓丰 3月15日，根据媒体的提前爆料，围绕魁省北部Rouyn-Noranda市Fonderie Horne冶炼厂环境污染的博弈终于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办法，即Fonderie Horne冶炼厂出资购买工厂附近约80户居民住宅，魁省政府则出资8500万元用于建设新的住宅小区供搬迁居民居住，最终将搬走附近的200户居民，房屋则将被完全拆除，空出的地方变成绿地，成为工厂污染排放与居民健康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同时，该工厂承诺进行降污染排放改造，在5年内达到每立方米15纳克的砷排放标准，高出政府许可排放的5倍，而在未来的长期目标中将达到省标准的3纳克，但长期是多长，却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历史悠久 去年7月，为魁省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政策科学依据的魁省公共卫生研究所INSPQ（Institut national de santé publique du Québec ）公布了魁省北部Rouyn-Noranda市空气中砷和镉浓度导致致癌风险的评估报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魁省引发巨大的反响。该报告显示2021年在该市的Fonderie Horne冶炼厂空气中捕获的砷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7 纳克，最高可达到100纳克，比魁北克环境部认为对人类安全的每立方米3纳克的水平高出33倍，而这个排放浓度获得了魁省政府的许可，目前这个许可即将到期，该厂正在和魁省谈判续签豁免许可。另外，该市居民患肺癌、新生儿出生体重偏低、预期寿命较低的风险长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更严重的是，前公共卫生负责人Horacio Arruda曾要求将该地区的肺癌数据从2019年的生物监测报告中删除，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说明政府早就知道这一地区砷浓度过高带来的危害。而现任公共卫生负责人Luc Boileau则承认目前的排放浓度给民众健康带来危害，不能再继续下去，但却强调该冶炼厂无法达到目前的省内排放标准，该厂将就砷排放的上限问题与魁省政府谈判，而谈判出来的结果其社会可接受度非常重要。这话一出，直接让很多居住在Rouyn-Noranda以外的民众破防，这是不是说一个企业如果以经济活动相威胁，挨个和政府谈判就能获得有害物质排放限制的提高。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家冶炼厂的历史，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看法。 1921年，商人兼探矿爱好者Edmund Horne在Noranda发现了一座金矿，他把这个发现转让给了两名美国采矿工程师Humprey Chadbourne 和 Sam Thomson，并在1922年成立了Noranda Mines矿业公司，接着他们三人又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铜矿，直接导致了在1927年开始建设以发现者命名的Horne冶炼厂，可以每天处理500吨矿石。到了1937年，它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的铜冶炼厂和第三大的金冶炼厂。而随着矿藏资源的枯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通过冶炼回收金属继续发展，直到今天发展成为北美回收领域的领军人物，每年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 10万多吨可回收材料。 到了上个世纪7、80年代，随着当地环境遭到破坏带来的后果显现，民众开始对冶炼厂直接把废气、污水排放到大自然中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要求整改。在当时，这个冶炼厂每年向空中排放的二氧化硫就达到77万5千吨，比蒙特利尔东部的所有炼油厂加在一起的排放量都多，是全省的最大污染源。经过多次博弈，最终在1989年，民众的抗争获得了法庭的支持，这家冶炼厂将收购一家硫酸厂，利用冶炼厂产生的副产品来生产硫酸，到2022年，其96%的二氧化硫都已经被回收利用。 目前这家冶炼厂是北美最大的含铜和贵金属电子废料处理商，每年可生产21万吨铜和其他贵金属。有高薪员工650人，大部分是本地居民，仅其上缴的税收就占当地政府财政预算的一半，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甚至可以说，没有了这家冶炼厂，Rouyn-Noranda这个市就不复存在。 污染严重 虽然这家冶炼厂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污染情况确实严重。根据全国污染物排放清单的数据，该厂除了向空气中排放致癌的砷和镉外，还排放23种包括金属、废气、酸性物质等，这些污染物可增加各种形式的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如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全国污染物排放清单是联邦政府针对工厂、矿山、石油、天然气行业以及发电厂和废水处理厂等污染大户年度污染物排放物的记录，涉及全国各地的7000多个设施。在2021年的记录中，Fonderie Horne冶炼厂向空气中排放了1500吨污染颗粒，平均每天4吨。其中金属的排放量有212吨，包括36吨砷，10吨镍，97吨铜，54吨铅，39吨锌等。该厂排放的污染颗粒以及二氧化硫也使Rouyn-Noranda连续三年成为魁省空气质量最差的地方。这些污染物不仅给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风险，也影响到方圆超过50公里的水源和动植物。以附近的Osisko湖为例，该湖已经受到严重污染，鱼类的肝脏和肉中的重金属污染严重超标，特别是镉和铅，因此环境部门建议每月食用产自该湖的鱼不能超过两次，而该地区其他湖泊中的鱼可以每月吃4到8次。而在距该厂35公里湖泊里的鱼身体内还发现高浓度的铊。不仅是水产品，该地区的野生动物也受到污染，该地区驼鹿肾脏中的镉浓度比魁省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驼鹿高得多，卫生部门不得不发布建议限制猎人食用猎物的数量。众所周知，环境中重金属的存在会损害动物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例如破坏新陈代谢、改变繁殖成功率，甚至降低种群的遗传变异性等。 Fonderie Horne除了冶炼矿石，还接受来自世界各地回收的电子垃圾、工业垃圾等进行冶炼。一些有毒的工业废料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其他地方、新加坡、巴西等地。从2017至今的5年时间里，该工厂接收了约34万吨的工业废料，然后投入到冶炼炉中加热到1250度以提取铜和其他贵金属。这间冶炼厂的所有人嘉能可公司（Glencore）表示，随着位于北美的铜矿日益关闭，该公司越来越依赖来自海外的工业废料，通过海外回收的垃圾作为原材料已经成为目前的生产模式，占到生产投入的15%，而公司也没有计划改变这种使用外国垃圾的生产模式。而在冶炼厂回收的工业废料、垃圾中，存在着大量的加工残留物、废水废物、废金属甚至被氰化物污染的煤炭。而魁省政府允许这家冶炼厂在冶炼过程中使用含有金属的垃圾，包括危险的工业废料、垃圾。 实际上，魁省政府不仅给这家企业的生产原料大开绿灯，还允许其排放高过政府标准的污染物。在2017年发布的证书中就允许这间工厂的砷排放量上限为每立方米空气内含60 纳克，即魁省标准每立方米3纳克的20倍，而自2021年起，该厂向空气中排放的砷含量最高时达到每立方米100纳克，超魁省标准33倍。而在污染问题再一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后，其母公司宣布将投资5亿美元，通过尖端技术对冶炼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在未来五年内改善空气质量，将砷排放量降至每立方米15纳克。实际上，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比如对砷排放来说，各类污染源大气排放标准中砷的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2.5至1000纳克。 根据嘉能可公司的计划，冶炼厂将重新设计铜转化工艺，增加一个大容量空气净化系统；建造新的节能铸造轮；改进现有的9个除尘器；还将对7个捕集系统进行改进，以加速减排，直到2027年夏天新的工厂部分投入运行，还有这次宣布在厂房和居民区之间建设隔离缓冲区。 尽管每立方米15纳克的排放标准依然高出现行标准的5倍，但或许是在维持经济活动与民众健康间能找到的唯一办法。  

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0日，因为客户挤兑提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门以“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为由，宣布关闭主要为风投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硅谷银行SVB（Silicon Valley Bank）。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倒闭案。3月12日上午，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又宣布关闭位于纽约州的签名银行SB（Signature Bank）。这是继硅谷银行后，三天内被关闭的第二家美国金融机构。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 事件回放 在美国100多家银行业中，创办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并不算大。截至去年年底，硅谷银行资产总额约为2090亿美元，排在美国银行业的第16位，是行业巨头摩根大通的八分之一。但在硅谷，这家银行却相当于是中流砥柱，更曾经是银行业的优等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临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等学府，叠加当地的税收优惠、政府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硅谷逐渐成为科技公司的聚集地。但在这些初创企业的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人才等无形资产占大头，因此企业很难靠传统的抵押固定资产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市场上亟需一家能理解科技公司发展逻辑的专业性商业银行，来帮助初创企业成长，填补市场空白。来自富国银行的Roger Smith和Bill Biggerstaff，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Robert Medearis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会，在1983年联合创立了硅谷银行。 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硅谷银行业涉足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但它主要为计算机、生命科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新兴科技公司以及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提供服务，其核心商业模式是与风投合作，并从贷前风投、贷中根据不同的初创企业特点制定不同的贷款条件、贷后要求企业将资金账户开在本行内跟踪三个方面下手，建立起一套专门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凭借审慎的经营策略和出色的业务模式，硅谷银行的业绩一路稳健向前。即使遭遇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严密的贷款审批流程也让硅谷银行在整个泡沫破灭期间依然保持盈利，贷款不良率甚至还有一定的下降。 时至今日，硅谷银行都是美国唯一一家创投圈内的专业性银行，至今已经帮助超3万家初创企业进行融资，对接全球600家风险投资机构，120家私募股权机构，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就在今年2月14日，硅谷银行还登上了《福布斯》杂志“2023美国百大银行”榜单，凭借出色的盈利能力名列加州第5位、全美第20位。就在3月7日，硅谷银行还连续第五年获得了《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年度全美最佳银行之一。但就是这样一家银行居然在短短48小时内倒闭，到底发生了什么？ 3月9日，硅谷银行宣布低价出售价值210亿美元的可变现资产（亏损18亿美元），发行可转债筹借150亿美元资金，以及紧急发售新股筹资22.5亿美元。同时宣布三大举措，明确无误指向了同一个信号：硅谷银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危机。而就在前一天，以其领先的加密货币特许经营而闻名的公开交易银行——银门资本（Silvergate Capital）宣布关闭运营，计划以有序的方式并按照适用的监管程序来结束银行的业务并自愿进行清算。因此硅谷银行发布的消息让如惊弓之鸟的投资者立即开始抛售硅谷银行股份，该行股价当天就暴跌了60%，市值蒸发94亿美元。股价下跌虽然可怕，但恐慌情绪蔓延带来的影响更要命，担心自己存款安全的科技公司开始疯狂转走自己存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尽管硅谷银行CEO贝克尔（Greg Becker）当天晚上就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呼吁硅谷创投圈保持冷静，与硅谷银行这家长期金融合作伙伴同舟共济，但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都在想办法转走存在银行里的钱。单是3月9日一天硅谷银行的客户提现要求就高达420亿美元，相当于银行总存款的四分之一。到了晚间，硅谷银行的现金结余变成了负10亿美元，已经无法满足在美联储的应付款项。3月10日美股一开盘，硅谷银行股价又暴跌了60%，三天前还高达267美元的股票跌倒还不到35美元，直接导致其募集22.5亿美元的新股发行计划彻底泡汤，绝望的硅谷银行开始紧急寻找出售机会，但没有一家金融巨头肯接盘。一般来说，碰到银行陷入这种绝境，美国监管机构都会在市场收盘之后采取行动，但这一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连半天都等不了，在3月10日中午就宣布关闭硅谷银行，并紧急接管，创建一个新实体圣克拉拉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SC），将硅谷银行所有的存款都注入这个新实体。 恐慌蔓延 硅谷银行作为一家相对保守的银行这次仅仅因为20亿美元的流动性短缺就“爆雷”有其自身的管理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外界的不可抗力，即美联储的180度大转弯。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大把撒钱救市。在新冠病毒疫情袭来之后，更是“直升飞机式”的撒钱，给全国民众发钱，又为了刺激疫情后经济复苏，采取了近乎零利率的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层面流动性泛滥，科技行业热钱涌动，科技类股高歌猛进，投融资活动也异常活跃，创业公司很容易获得投资资金。也给硅谷银行带来大笔存款，单是2021年，硅谷银行的存款就暴增了86%，达到了1890亿美元。面对疯狂涌入的存款，硅谷银行必须找到有效的投资手段。在美联储几乎零利率的情况下，把钱放在存款准备金账户上几乎是无利可图，因此他们选择将大部分存款去投资被认为是很稳妥的远期美国国债以及抵押贷款证券产品（MBS），只给自己留下了大约130亿美元的现金准备金。 这样的投资策略在当时宽松的财政氛围下并不是什么问题，几乎所有银行都这么做。但到了2022年，为了遏制触及四十年高点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暴力加息8次，使之前近乎零的利率暴然提升到4.5%以上，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虽然使之前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开始缓慢下降，却直接导致美国股市掉头下行，而疫情中大涨的科技类股，成了下跌最狠的行业，科技企业进入寒冬。而随着股市大跌，利率大涨，直接影响到了科技企业的运行和创投行业的投融资活动，让来硅谷银行存钱的客户越来越少，而急需资金周转要取回存款的客户越来越多，流动性就出现了问题。 讽刺的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放松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很多地区银行的风险评估要求，取消了资产不足2500亿美元的银行必须接受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硬性要求，下调了这些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头寸比例规定。当时也是硅谷银行CEO的贝克尔立场鲜明地支持这一“松绑法案”。而4年后的今天，硅谷银行正是死在了没有做好利率风险管理和现金准备上。 实际上，硅谷银行的投资策略被认为是稳健的，是绝大部分美国银行都会采用的普遍做法，并不特别激进，但在突然大幅加息的背景下，稳健的经营模式受到了冲击，而美国又是金融工具很发达的国家，各金融机构都在玩“钱生钱”游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都会蜂拥前往挤兑，小一点的银行可能一下子就被挤兑垮了，大银行也遭遇地震。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紧急讲话安抚民众说银行系统安全，并承诺将要求美国国会和金融监管机构完善有关法规，以降低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相关机构也采取各种紧急安民措施，比如为硅谷银行所有储户提供完全保护而不是上限的25万美元，但多地的银行依然出现了客户争相提取存款、投资者抛售股票的现象。比如加州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PacWest等银行的股价骤跌百分之六十以上，大银行也出现一天内股价跌超5%的情况，而美国银行业的KBW银行指数在13日收盘时一度下跌近12%。 相互指责 尽管硅谷银行的光速“倒闭”有时代大背景的因素，但倒闭前的CEO贝克尔以及一众高管的一番“骚操作”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指责。一名硅谷银行内部人士在匿名接受采访时称，贝克尔公开银行财务问题的行为是“愚蠢的”，是“他的透明和直白把事情搞砸了。”还表示“人们都对这位CEO的愚蠢感到震惊。你做了40年的生意，却告诉我们没办法私下融资20亿美元？” 美国耶鲁大学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负责人杰夫·索南菲尔德（Jeff Sonnenfeld）和研究主管斯蒂芬·田（Steven Tian）也表示，硅谷银行在3月9日宣布融资22.5亿美元是“不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同时披露18亿美元的亏损，因为该行当时拥有远远超过监管要求的充足资本。 另外，统计数据还显示，CEO贝克尔和首席财务官丹尼尔·贝克（Daniel Beck）等一众高管在最近两年中累计套现了8400万美元股票。就在硅谷银行倒闭前的两周，贝克尔还出售了价值近360万美元的硅谷银行股票，贝克则出售了价值57.5万美元的硅谷银行股票。而就在FDIC接管前，已经无法提现的硅谷银行还打算向员工发放年终奖金。 最终在联邦政府的兜底下，硅谷银行的储户在经历了胆战心惊的周末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回了自己的存款。但投资硅谷银行的投资者有可能血本无归，于是愤怒的多名硅谷银行股东向美国加州圣何塞的联邦法院提交集体诉讼，要求赔偿其在2021年6月16日至2023年3月10日期间遭受的经济损失。 硅谷银行的倒闭只是美国经济出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戳破了一直以来政治宣传中美国经济一片大好的谎言，未来何去何从，到底是保银行体系安全还是继续降通胀？这两个难分轻重目标的严重对立，才是更难解的问题。同时，美国政府在关停银行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考量，也值得人深思。  

七天记者 梓丰 近日，来自《新西兰先驱报》的一篇报道不仅引发了新西兰社会的关注，还引发了加拿大、中国乃至全球网友的目光。一名2002年在加拿大杀死女友后逃回国内、并在国内被判处杀人罪名成立的男子不仅已经出狱娶妻生子，更换过多个名字后，在5年前以旅游身份前往新西兰，在奥克兰市中心买了房，还申请了新西兰的难民，最终在新西兰移民局的背景调查中发现了其真实身份从而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并要求他限期出境，而这名男子居然对此决定不服而提起上诉，从而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才让这个令人震惊、令人愤慨的离奇故事得以暴露在公众面前。 案件回放 2001年，18岁的李昂（Ang Li）从中国前往温哥华的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结识了同样去留学的20岁女子赵巍（Wei Zhao，英文名Amanda），当时她在高贵林学院（Cquitlam College）读英语。李昂当时租住在一户华裔家庭的地下室生活，房型是单门出入的一室一厅，后来的他的表哥张涵（Han Zhang）搬了进来，住在客厅。不久，女友赵巍也搬了过来，和李昂两人一起住在卧室。 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的李昂 2002年10月11日，李昂向温哥华Barnaby警察局报案称他的女友在前一天晚上10点多去离家约2公里的商店购物后就再也没回来，失踪了。在女友失踪后，李昂面对媒体表现得很伤心，声泪俱下地表示很后悔自己没有陪同女友前去购物。由于他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在10月18日宣布可以排除他的作案可能。 但在10月20日，有人在距离其住所一个多小时的Stave湖畔发现了一个装有女子尸体的行李箱，疑似是失踪的赵巍。检查发现这名女子是被人勒死的，然后被藏在行李箱中弃尸，于是皇家骑警在第二天前往他们同住的地方搜查，但直到22日还不能确认行李箱中的尸体就是赵巍。而随着尸体的发现，原本经常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的李昂变得很反常，先是多次打电话给媒体抱怨干扰他的正常生活，然后很快办理了退学手续。 10月23日，警方正式宣布行李箱中的尸体是赵巍，死于谋杀，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李昂和张翰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两人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下。但在当天下午，李昂就乘坐飞机飞回了中国北京。而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李昂作为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个人资料已经被输入各个部门，他到达机场时就被皇家骑警截获了，但两名经办警官在对他进行了2 个小时的问话后，认为他没有危险居然就让他离开了，还一路护送他出关登机。 到了10月24日，警方才通过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向赵巍的家人通报了情况。10月30日，张翰被要求到警察局协助调查，并在12月2日以协助谋杀的罪名被捕，后于12月9日以缴纳9万加元的保释金被保释。李昂则为主要犯罪嫌疑人，警方还称已经掌握了李昂在北京的住址，将会要求中国警方协助。 但此后案件的审理却一拖再拖，最终在2004年6月10日，卑诗省最高法院经过14天的审理认定警方的取证有误，在张翰早前已经承认帮助弃尸并指认李昂是凶手的情况下宣布他无罪释放。而李昂曾在2003年2月在北京被警方逮捕，但加拿大警方拒绝给中国警方提供犯罪证据，只是居高临下地要求引渡他到加拿大受审，而中加两国并没有引渡协议，最终中国警方释放了李昂。 这个案子当时曾经轰动一时，且胶着多年，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演变成中加两国的政治角力，只可怜了年迈的赵巍父母眼看着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却无能为力。经卑诗省议员、联邦议员、华人社区的多方努力，再加上赵巍的家人多次来加拿大推动，最终促成加中就该案达成合作协议：加拿大在中国承诺不会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把该案的调查证据转交中方。赵巍被谋杀7年后，中国警方才在2009年逮捕了李昂，之后李昂被控谋杀罪，并于2011年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赔偿赵巍家庭113.33万人民币。但李昂不服，提起上诉，后在2014年，北京高等法院将其罪名改为误杀罪，并将刑期改为7年，由于他的服刑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2016年就刑满释放。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这次被新西兰的媒体曝光。 诡辩重重 根据新西兰媒体对李昂的采访，李昂说他当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迷茫，并对谋杀的虚假指控感到非常生气。2004年左右，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先知和算命先生，并被告知他的名字“李昂”，是不幸的。如果不改名，那些虚假的指控将一直跟着他，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佳明（音译，Jiaming Li）。李昂说他在2008年搬去了西藏，在那里参加了民主抗议活动，也就是所谓的“藏独”活动。并称他的父亲当时是西藏军区的副指挥官，曾收到高级官员的命令，要对藏族人进行种族灭绝。而他的父亲不肯这么做，自己也为保护藏族人而战，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在2009年被逮捕，虚假指控他谋杀，并最终判他无期徒刑。他坚持自己是完全无辜的，“但中国政府必须给我定罪，因为得给加拿大政府‘面子’。” 李昂还说，在2016年获释后，他开始成为基督教信徒，并参加了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宗教活动。后来他想在海外找一份工作，以便可以更好地养活家庭。但是，当他使用“李佳明”这个名字申请护照时，被拒绝了。于是他再次改名为“李宗源”（音译，Zongyuan Li），并使用了不同的出生日期，并用这个新的身份获得了护照。于是他使用这个新身份，在2018年去欧洲玩了一个月，然后返回中国。2018年9月，他的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接着李昂在“李宗源”的身份下，成功申请到了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于2019年6月跟团旅游进入新西兰，并在旅游结束后返回中国。然后，他为自己、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申请了新的旅游签证。他表示自己是中共当局的目标，必须尽快带家人逃离中国。而他的父母给他提供了旅游、出国和在新西兰购置房产的费用。而在新西兰，他的名字叫Leo Li 以旅游签证抵达新西兰后，李昂就开始申请学生签证，并在拿到学生签证后不久在新西兰南岛Invercargill市的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IT）学习。李昂说他SIT学习期间，受到了充当中国共产党特工（acting as agents of CCP）的学生和老师的骚扰。比如他说某天在家听到了砰的一声，一只羊或牛的尸体被扔在了他家门口；再比如2020年2月，他的小儿子严重摔伤，他觉得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特工有关。于是在2020年12月，李昂和家人移居奥克兰市，并向新西兰移民局提交了难民和保护状态的申请。他对移民局声称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参与支持西藏示威活动而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不敢回到中国。他还坚持说从未参与过谋杀案，从未见过赵巍的尸体，也不相信她已经死了，称“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给我惹麻烦而设下的陷阱，我相信赵巍可能还活着。” 但新西兰的移民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在拒绝他难民申请的决定中写道：“自从李先生首次抵达新西兰以来，他向当局提供了一系列虚假的，不断发展的，不一致的，矛盾的证据。” “他使用过多种身份，并提供了3个不同的出生日期，和两个不同的出生地。他手里还有第四个身份——虚假的‘安巴’护照（Antigua and Barbuda，安提瓜和巴布达）。” “可以推测的是，李先生具有多变特征，并习惯于表演和欺骗。” “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在中国是宗教或政治活动者。而他提供的在新西兰期间的证据，也被他清晰的、迎合自己需求的长期表演能力所破坏。” 面对移民局的决定，李昂表示要竭尽所能留在新西兰，因为返回中国可能意味着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被终结。他还提交了由1315名新西兰人签署的请愿书，请求政府允许李昂及其家人留下。 议员震惊 李昂的新闻爆出后，对赵巍一案的过程非常熟悉，并在期间不断帮助赵巍家人的卑诗省国会议员关慧贞表示极度震惊，她对媒体表示：“2002年李昂杀了赵巍，将尸体弃置在行李箱中，皇家骑警找到了尸体，DNA比对都确认了，岂容他任意编造谎言。” 悲愤的赵巍母亲杨宝英，于2023年3月2日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关慧贞，请求她转交给新西兰政府当局，指证李昂的罪行。她在信中说：“当我听到李佳明相关信息，我们万分震惊，竟敢在中加两大国之间制造弥天大谎： 赵巍母亲的手写信 她在信中还写道：“李佳明在新西兰买房，还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在国内隐藏财产造成执行困难。目的是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至今不知悔改认错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一个出生在少将司令，共产党党员的家里，竟然有这样的后代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还在国内大肆扬言中加污陷他，真是恬不知耻不要脸。”这指的是当年北京法院的判决包括给予赵家赔偿、殡葬、生活、交通费用和经济损失共113.33万人民币，但至今赵巍家人并没有拿到赔偿。 议员关慧贞还表示已和联邦司法部长、移民部长、公安部长和外交部长发信并面谈，要求加拿大政府主动联络新西兰政府，向新西兰移民部提供有关赵巍案的相关资料，协助新西兰移民部就李昂的难民申请做出正确、公正的决定，让死去的人和其家属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案件思考 一个杀人犯，在警方眼皮底下逃脱，在另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渠道减刑、改名、办理虚假身份甚至护照，还能在第三国买房，通过“高人指点”编造欺骗西方国家的所谓被迫害形象，从而达到博得移民官、移民局同情的效果，进而洗白身份。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背后的利益输出链条都有谁？受害者家属至今没有得到赔偿，为什么没有执行机构帮助？罪犯背后庇护他的人究竟是谁？  

七天记者 颜宏 为了让民众更方便地办理与汽车相关的各种业务，魁省汽车保险局SAAQ（Société de l’assurance automobile du Québec）花大力气建立了一个新的互联网服务平台SAAQclic，但从2月20日正式上线后不仅没能缩短民众办理业务的等候时间，还出现各种问题，让很多急着办事的民众不得不在各个SAAQ的线下服务网点门前大排长队。急着开车上路的民众甚至天不亮就去排队，只期望能得到当天办理的排队号码，特别是在蒙特利尔和Gatineau地区，排队的情况最为严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呈现长期持续的状态，宛如去年的“护照危机”再现。 面对民众的怨声载道，缩短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而赶回来处理的交通厅长Geneviève Guilbault在3月7日宣布，对于驾照到期日在3月9日到6月1日之间的民众可有90天的延长期来付费；而在3月9日到4月8日之间签发的临时车辆登记证的有效期也将从原来的10天延长到60天。从3月9日开始，外国驾照可继续有效直到8月29日，而不必更换成魁省的驾照。这之前，SAAQ已经表示正在跟不同的警察机构联系，不要给那些因为SAAQ的问题而没有及时更新驾照、及时缴费的人开出罚单，并表示将给民众带来的不便提供资金补偿。 问题 SAAQ成立于1978年，40多年来魁省汽车驾照的申请数量增长了81%，汽车登记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了137%，但SAAQ却依然使用最初创建时的文件处理方式和流程，在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显得格外落伍。不甘于落后的SAAQ几年前就开始搭建自己的信息平台，并宣布将于2023年2月20日正式上线数字平台SAAQclic，以便提高用户的自主服务率。在之前的宣传中，SAAQ号称这个新平台更快捷、方便、容易操作，还不受人员工作时间的限制，民众可一天24小时随时上线，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搞定登记、缴费、更新驾照等各种事务，而不需要在各个SAAQ的服务网点间跑来跑去。不过在1月26日到2月19日之间，SAAQ称将向新的平台传输数据，所以之前的一些网上服务功能无法使用，需要缴纳驾照费用或车辆登记费用的用户还是需要到各个服务网点办理。但真是这样吗？一位网民分享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1月28日，她今年16岁的儿子通过了驾照理论考试，第二天就拿到了驾校发来的理论考试通过证书，拿着这个证书可以到SAAQ办理实习驾照，拿到实习驾照之后就以学习开车了。但这名兴高采烈的少年来到SAAQ的网点时，却被告知正在进行数据转换，让他2月20日以后再来，并建议他来之前最好先在网上预约。等到2月20日，他们一家三口再一次来到SAAQ的服务网点，却被再次告知无法办理，让他们2个星期后再来，并再一次强调最好来之前在网上预约时间。可问题是如果想使用这个新平台的服务，必须要注册一个账户才行。而要注册账号，则需要提供： 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少年有）； 健康保险卡号码（少年有）； 驾照号码（少年之前没有驾照，所以也没有驾照号码）； 前一年报税时Revenu Québec 发出的报税通知单号码（少年之前没有打过工，没有报税通知单） 没有相关信息就无法注册用户，而没有账户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既然在网上无法操作，这名少年和他的家人就只能来到SAAQ的线下网点排队，和无数其他因缺少某个信息而无法注册的人一样。 如同去年的“护照危机”面临突如其来的爆发式需求一样，在SAAQclic正式上线前的一个月时间里，为了转换数据库，也为了让工作人员熟悉新的平台系统，SAAQ的线下服务网点几乎停止办公，让很多人的驾照更新或机动车注册等业务被积压下来，重新开放后导致需求一下子增多。根据SAAQ的说法，全省积压了约40万份服务请求。而这家政府机构居然毫无准备，甚至在看到这么多人排队时感到吃惊，更别说提前配备足够的人手以预防可能的需求增加。 而造成这种混乱以及延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设计时考虑不周，存在内生缺陷；上线后又各种技术故障频出，很多功能无法实现，或者操作完毕后用户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成功；再加上SAAQ的工作人员缺少测试和使用，自己用起系统来也不熟练，需要摸索，严重影响了效率。 现实 SAAQ这次信息化转型在大庭广众之下“掉链子”其实是魁省在信息化、自动化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一个具体体现。还记得在疫情爆发之初，魁省的疫情统计数字经常出现错乱、漏报的问题，原来是已经2020年了，魁省的医疗系统还在使用上个世纪的传真机来通报数据，就连当时的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都是在翻手上那个破烂不堪的笔记本，有时需要花费几分钟甚至直到新闻发布会快结束了才找到相关的数据，让身处网络世界的民众目瞪口呆。 Legault省长也吐槽说他当时的一大焦虑就是等待各地把疫情数据报上来，因为经常就有某个地区因传真机故障或人员不熟悉而无法在指定时间传来数据，因此他才严令魁省的医疗系统加快数字化，增加远程问诊、远程服务的比例，但至今还在追赶中。魁省医疗系统的数字化落后只是魁省各个行业在数字经济中落后的缩影，疫情下全民宅家才发现魁省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多么不堪，很多地方因没有高速网而无法开展远程工作或远程上课；民众对互联网应用的认知是多么匮乏，不少企业、机构远程开会的一半时间都是在帮助参会者成功进入虚拟会议室。 雄心 痛定思痛，Legault省长发狠要提高魁省网络设施建设，让魁省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型，但最基本的让魁省民众都可用上高速互联网却至今都是问题。其实早在2003年，当时的魁省省长Jean Charest就曾承诺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让所有的魁省民众都能享受高速互联网服务，但由于高昂的建设成本以及各个运营商之间为逐利而产生的互相算计、相互掣肘并没有实现，魁省民众的高速互联网接入速度一直都非常缓慢，特别是在边远地区。 于是在15年后的2018年，作为竞选承诺之一，当时在全省各地进行竞选造势的Legault省长在Saguenay承诺改变魁省边远地区没有高速网的情况，让边远地区的34万魁北克家庭像大城市一样获得顺畅的手机通讯和高速网络服务，并在2022年让每个魁北克人都可获得网速100 Mb的互联网服务。但到疫情爆发时的2020年4月，距离蒙特利尔仅一个小时的大部分地区的网络速度依然只有4Mb，只能允许最多一个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议，还经常卡，这让疫情下不得不远程工作、上课的民众苦不堪言，也无法让各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正常开展。如今2022年已经过去，魁省政府不仅给几个通讯商大笔打钱，还支付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星链（Starlink）公司1.1亿元用于边远地区的互联网服务，却依然没有实现Legault省长的雄心。 除了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上发力，魁省政府还在2019年就开始讨论个人数据互联互通的问题，雄心勃勃地要为每一位居民提供一个“数字身份”，以提高民众的办事效率，减少政府的服务成本。还在2021年秋天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厅（Ministère de la Cybersécurité et du Numérique），第一任厅长Éric Caire当时信誓旦旦地承诺来年的夏天，也就是2022年夏天就将开始实施“数字身份”，以取代繁琐的ClicSÉQUR。所谓的“数字身份”，也就是不需要带着驾照、太阳卡等实体身份证件来证明身份，只需要通过智能手机下载相关APP，就可以使用相关证件的数字版，而且这种“数字身份”不仅使用简便快捷，还能减少欺诈案件的发生，比如通过网络使用政府服务时，登录时会有指纹、面部或语音识别软件之类的工具来防止身份盗用。 反思 可惜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多年来魁省严重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各种信息化项目都需要外包出去，严重依赖私人公司的合作，再加上政府的官僚体系和工会文化天生与私人企业文化相互冲突，因为私人企业不仅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对需求提出自己的定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导致沟通成本高，时间长，项目无法顺利进展，使得魁省的信息化转型一拖再拖。 魁省政府曾在2021年拨款1900万元招聘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人才，但至今还有1000个职位因为招不到人而空缺。在不得不把数字化项目外包给私企后，私企又会为节约成本而把部分工作层层外包出去，进一步降低工作的进度和质量。比如在SAAQclic平台开发过程中，参与开发的私企工作人员有200多人，占整个开发团队的一半，还有一部分工作由印度的程序员承担，因时差、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效率。 而SAAQ在推出SAAQclic平台之时似乎没有做任何计划和准备，更对有可能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转变没有任何预案：既没有增加人手，也没有延长工作时间，更糟糕的是在魁省春假之前正式上线，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一半的员工在上班，其余的一半人都去度假了，包括负责公共关系的对外沟通主管。 这次SAAQ信息化转型危机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最近几年来经常让各级政府陷入尴尬境地的信息化项目之一。这类IT故障中最出名的就是联邦政府请IBM公司构建的“凤凰薪酬支付系统”（Phoenix Pay System），简直就是灾难，不仅项目经费从刚开始的570万美元增加到3.93亿元，还错误百出，导致数十万联邦公务员的薪水少付、超付、甚至不付。其中给2万多名公务员多发的近5亿加元，至今都没有完全收回来。希望这次魁省能吸取SAAQ的教训，在下一步推出的健康系统平台时避免类似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