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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带走孩子”到“找回真相”：加拿大和解之路还有多远？ 写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寄宿学校、同化政策与一个国家迟到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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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加拿大人权博物馆 /尹灵 拍摄于2022年9月30日 七天传媒记者 独玉 9月30日，加拿大再次迎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这一天，橙色成为加拿大许多城市最醒目的颜色。人们穿上橙色衣服，参加纪念活动，悼念那些被强行带离家庭、送进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孩子，也向幸存者、他们的家庭以及至今仍承受历史创伤的社区致意。 202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将9月30日设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以回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94项“行动呼吁”中的第80项。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 但如果把这一天仅仅理解成一个纪念日，就低估了它的分量。 因为“真相与和解”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 一个今天以多元文化、人权和平等为国家形象重要组成部分的加拿大，曾经怎样对待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 而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也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在语言、文化、族裔和生活方式上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人？   从土地到身份：同化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里 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今天加拿大所在的土地上早已有众多原住民族群和政治、社会、文化体系。 随着殖民扩张以及1867年加拿大联邦建立，原住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纳入由政府主导的法律和行政体系。 1876年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成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律之一。 它不仅涉及土地、保留地和政府与第一民族之间的关系，还长期介入一个人的“印第安身份”、社区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生活。历史上存在所谓“enfranchisement”制度：一些第一民族人士可能因为职业、长期离开保留地等原因失去法律上的Indian Status和部族成员身份；在某些时期，相关规定甚至会影响其妻子和孩子。直到1985年，这套制度才被取消，而部分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此后仍需通过立法不断修正。 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在当时殖民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观念： 原住民需要被“改变”，最终融入欧洲裔主导的社会。 而这种思想最极端、也最具破坏性的实践之一，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把孩子带走” 寄宿学校并非加拿大历史中的一个偶然错误，而是一套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制度。 早在殖民时期，传教团体已经开办面向原住民儿童的寄宿学校；19世纪后期，联邦政府开始系统性介入并扩张这一体系。学校大多由教会或宗教机构运营，由联邦政府管理和资助。加拿大政府今天自己的历史资料也明确承认，这套制度是殖民主义和同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包括压制乃至摧毁原住民文化与身份。 超过15万名第一民族、因纽特和梅蒂斯儿童曾进入这一体系。许多孩子并非出于家庭自由选择，而是被迫离开父母和社区，有的甚至被送到距离家乡数百乃至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孩子们进入学校后，首先失去的往往是他们原来的生活。 他们被迫适应另一套语言、宗教和文化规范；原有语言和文化受到压制，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被切断。 今天加拿大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已经非常明确：许多孩子在学校经历了严厉惩罚、营养不良、医疗条件不足、忽视以及身体、精神和性虐待。 最后一所被纳入这一历史体系的印第安寄宿学校直到1996年才关闭。 这意味着，寄宿学校并不是遥远的殖民时代故事。 今天仍然有大量亲历者生活在加拿大社会之中。 有些孩子，再也没有回家 寄宿学校历史中最沉重的问题，是那些没有回家的孩子。 2015年结束工作的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数千名死亡儿童。但调查并没有随着委员会结束而停止。 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持续查阅档案、核对姓名、与家庭和社区合作。到近年来的研究阶段，已经确认超过4,000名儿童在寄宿学校体系中死亡；NCTR同时强调，还有孩子没有被找到，研究仍在继续。 仅在2025年，NCTR就再次核实并加入了1,143名死亡儿童的姓名，同时更新了另外1,000多名学生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学校资料。 他们为什么死亡？ 疾病、营养不良、医疗不足、忽视、火灾和其他事故、自杀以及暴力，都出现在现有历史记录之中。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孩子死亡后，家人甚至没有得到完整信息，遗体也没有被送回故乡。 因此，今天加拿大各地仍在进行寻找失踪儿童、调查墓地和确认身份的工作。 这里也需要一个新闻报道中很重要的严谨表述：近年来一些社区通过探地雷达等方式发现了可能的无标记墓葬地点或地下异常（potential unmarked burials / anomalies）。不同地点的调查和确认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把所有探测结果都简单表述为“已经挖出了多少具遗骸”。 … Read more

掌声不息，乐声未央：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加拿大巡演在蒙特利尔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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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传媒记者 佳音 摄影 尹灵 9月29日晚，当《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在蒙特利尔Centre Pierre-Péladeau音乐厅响起，全场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 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众一次次起立致意，艺术家们也一次次重返舞台。这个秋夜，中国交响乐团用音乐跨越山海，也以一场掌声经久不息的演出，为建团70周年加拿大巡演画上圆满句号。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戴玉明、副总领事王红出席演出，与蒙特利尔各界观众共同欣赏这场音乐盛宴。 从温哥华到蒙特利尔，一路奏响加拿大 今年适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此次加拿大巡演由中国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担纲，从加拿大西海岸一路来到东部。 根据巡演安排，乐团先后于9月19日在温哥华奥芬剧院（The Orpheum）、9月23日在多伦多列治文山表演艺术中心、9月25日在渥太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剧院登台，最终于9月29日晚来到蒙特利尔，以最后一场正式音乐会为此次加拿大之行收官。 此次巡演阵容汇集中国交响乐团多位艺术家，包括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以及长笛、单簧管、钢琴等不同声部的演奏家。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杨颖随团参加此次加拿大巡演。 而在正式收官演出之前，9月27日，乐团部分艺术家还走进蒙特利尔植物园中国园，以弦乐四重奏参加“天涯共此时”中秋音乐会，让中国音乐从专业音乐厅走入园林与普通市民之中。 从格里格、柴可夫斯基到中国旋律 9月29日晚的收官音乐会，以西方古典音乐与中国经典作品共同构成整场演出的音乐脉络。 上半场，乐团首先演奏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40号第一乐章《前奏曲》。这部作品最初为纪念剧作家路德维格·霍尔堡诞辰200周年而创作，后来由格里格改编为弦乐团版本。 随后奏响的是柴可夫斯基的《C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号。从第一乐章“小奏鸣曲式的小品”，到圆舞曲、悲歌和终曲，弦乐的层次与张力在音乐厅内徐徐展开，将观众带入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的世界。 如果说上半场展现的是欧洲经典弦乐作品的深厚底蕴，那么中场休息之后，舞台的色彩开始转向东方。 聂耳作曲、杨帆改编的《金蛇狂舞》以鲜明热烈的节奏拉开下半场；何占豪、陈钢创作、黄凯然改编的《梁祝》选段，则将那段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旋律以室内乐形式重新呈现。 随后，《旗袍》《瑶族舞曲》《咏月三则》等作品相继奏响。 这些作品或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或以当代室内乐的形式重新诠释中国文化意象。从热烈奔放到含蓄婉转，从民族舞蹈的节奏到东方文化中对月亮的寄情，中国音乐的不同面貌在同一座舞台上一一展开。 《和鸣》：让东西方旋律在舞台上相遇 当晚颇具象征意味的一部作品，是由杨帆改编的《和鸣》。 这部室内乐作品将中国民歌《茉莉花》与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的经典旋律融入同一作品，并吸收不同地域版本《茉莉花》的音乐元素。 两段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旋律，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对话、交织与呼应，最终汇聚在一起。 一边是东方观众熟悉的《茉莉花》，一边是流传于北美的《红河谷》。当它们在蒙特利尔的舞台上彼此应答，“和鸣”也因此不仅是作品的名字，更成为这场跨越太平洋音乐交流的一种表达。 一次次起立，一次次返场 随着最后一个正式曲目结束，音乐厅里的掌声并没有停下来。 观众起立鼓掌，艺术家谢幕；掌声依然持续，艺术家再次回到舞台。 一次，又一次。 持续不断的掌声与欢呼，让音乐会在原定曲目结束之后继续延伸。 而当返场曲《我和我的祖国》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气氛骤然升温，全场沸腾。对于现场不少华人观众而言，这首陪伴几代人的旋律在加拿大的音乐厅中响起，也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共鸣。 从格里格、柴可夫斯基，到《金蛇狂舞》《梁祝》《瑶族舞曲》；从《茉莉花》与《红河谷》的“和鸣”，再到返场时响起的《我和我的祖国》，音乐跨越了不同的地域、年代和文化。 而观众一次又一次的起立与掌声，则成为这个夜晚最直接的回应。 七十年之后，再从音乐出发 从温哥华到多伦多，从渥太华到蒙特利尔；从专业音乐厅到秋意渐浓的蒙特利尔中国园，中国交响乐团此次加拿大巡演跨越东西海岸，也以不同形式与加拿大观众相遇。 9月29日晚，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艺术家们再次走上舞台，向观众致意；台下，人们仍然站着鼓掌。 曲终，掌声未歇。 这一刻既是一次加拿大巡演的结束，也是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历程中的一个新的注脚。 乐声跨越山海而来，又在蒙特利尔的秋夜里落下帷幕。 音乐会结束了，而“和鸣”仍在继续。

山海共此时｜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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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七天记者 颜宏     摄影/颜宏、维维、胡宪、尹灵 九月的蒙特利尔，秋意初染。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市中心举行。来自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政界、商界、文化界、教育界以及华人社区、中资机构、留学生等各界代表400余人出席。 出席当晚活动的重要嘉宾包括：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主席大沼俊之（Toshiyuki Onuma）、秘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Juan Carlos Salazar）、中国常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代表吕新明夫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实施支持司司长Asad Naqvi、加拿大联邦参议员Suze Youance、联邦众议员Natilien Joseph、魁北克国际关系与法语国家事务部美洲及印太关系助理副部长Marie-Claude Francoeur、Saint-Laurent区区长Alan DeSousa，以及加拿大前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加中贸易理事会副主席Martin Cauchon等。多国驻蒙使团外交官亦应邀出席。 总领事戴玉明、副总领事王红与何淼在门厅迎接来宾，与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与会者中，既有华人社区的活跃人士与社团领袖，也有多年来深耕中加经贸合作的企业家，还有来自蒙特利尔当地各界、长期致力于推动交流合作的嘉宾。人们纷纷与总领事、副总领事握手合影，欢声笑语间，现场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宴会厅内灯火璀璨、乡音盈耳。 招待会在力溶声乐工作室13位孩子演唱的中加两国国歌声中正式启幕。王红副总领事介绍出席贵宾后，戴玉明总领事发表致辞，为这个跨越山海、共叙友谊的夜晚拉开序幕。 77年发展：向人民、向山河、向未来、向世界 戴玉明总领事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表示，77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在讲话中，戴总领事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向人民而行。他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完成了大规模脱贫攻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少贫困人口8亿多人，对全球减贫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的发展，向山河而行。从穿越严寒高原的天山胜利隧道，到飞架群山的花江峡谷大桥，中国在复杂自然条件下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装备突破一个又一个工程难题。 中国的发展，向未来而行。从深空探索到光伏、风电，从低空经济到人工智能，中国科技创新正加速进入产业和日常生活。戴玉明表示，中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和产业变革，并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中国的发展，向世界而行。戴玉明表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 中加关系回暖，交流合作持续拓展 谈及中加关系，戴玉明表示，今年以来两国高层交往更加密切，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持续恢复。 他在讲话中提到，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双方就推进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5月，王毅外长应邀访加，双方同意建立中加外长战略对话机制。 经贸方面，他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加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加拿大对华出口增长23.3%，显示两国经贸合作新的活力。 人员往来方面，他提到，今年2月中国对加拿大持普通护照人员实施免签政策，进一步便利双方民间交流。 戴玉明表示，这些积极变化来之不易，也说明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巩固和拓展中加关系向好发展的势头，并进一步丰富与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在经贸、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际民航组织：期待中国继续推动全球航空可持续发展 戴玉明致辞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大沼俊之发表讲话。 他表示，中国是1944年在芝加哥签署《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为国际民航多边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这一体系80多年来持续推动全球航空安全、安保与互联互通。 大沼俊之指出，亚太地区是全球航空运输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在推动航空业安全、有序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他还谈到航空业的绿色转型以及中国在可持续航空燃料等领域的发展，认为随着全球航空业迈向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将愈加重要。 魁北克：中国仍是重要的长期合作伙伴 魁北克国际关系与法语国家事务部美洲及印太关系助理副部长Marie-Claude Francoeur随后致辞。 她表示，魁北克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过去一年双方交流明显回升。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还是深圳，来自魁北克的商业考察团数量都在增加；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学生、艺术工作者以及经济机构也在积极寻求深化与中国伙伴之间的联系。 她还提到，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旅游交流正在恢复，并表达了希望蒙特利尔与中国之间尽快恢复直航的愿望。 经贸方面，Marie-Claude Francoeur表示，魁北克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继续展现活力。2024年至2025年间，魁北克对华出口增加近10亿加元，达到47亿加元，创下五年来的最高水平。她表示，魁北克将继续加强与长期伙伴的关系，并探索新的合作可能。 生物多样性合作：中加曾共同推动全球框架达成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实施支持司司长Asad Naqvi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议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特别提及2022年中国与加拿大共同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达成。 山海共此时 正式致辞之后，招待会进入轻松热烈的交流和文艺表演环节。 活跃在蒙特利尔的艺术家张韩、张本发、黄显淑以及Elsa舞蹈艺术学校、凤凰艺术团、力溶声乐艺术学校等带来了精彩节目。 伴随着中西合璧的美食、美酒，现场气氛渐入高潮。嘉宾们或举杯畅叙，或驻足交流，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共同度过这个秋日夜晚。 九月的蒙特利尔，秋色初染；相隔山海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临别之际，嘉宾们互致祝福，相约再聚。 山海虽远，共此一时；以国庆为契机而展开的交流，也为中加之间、特别是中国与魁北克之间的人文往来与合作增添了新的注脚。  

5000亿与“准欧盟国”：加拿大对冲美国风险的一场战略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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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首届投资峰会期间，现任联邦总理卡尼（右2）和前保守党总理Stephen Harper（右三）以及前自由党总理Jean Chrétien罕见同框。摄影：Nathan Denette 2026年9月14日至15日，由联邦总理卡尼(Mark Carney)牵头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Canada Investment Summit）在五星级酒店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举行。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首次由联邦政府出面、面向全球顶级资本举办的招商大会，由总理办公室联合加拿大两大养老基金——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局(CPP Investments)和公共部门养老投资局(PSP Investments)共同主办，最终交出了一份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的成绩单。峰会第一天晚些时候，卡尼启程飞往欧洲，峰会第二天的闭幕式则交由前保守党总理Stephen Harper主持。峰会第二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发表欧盟年度“盟情咨文”（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时，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并补充说欧盟和加拿大将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制造业、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能源等。“我们将发展智能制造。我们将建立技术联盟。我们将整合双方的国防工业基础。我们将把北极打造成为一项旗舰级联合项目。”两件事叠加，标志着加拿大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一场战略转向——一个中等强国的去美国化转型。 投资峰会 这场峰会被很多媒体形容为“可能改变加拿大经济轨迹”事件，可见其重要性，峰会的规模足以说明其分量：来自近30个国家的约250投资者齐聚多伦多，均为掌管全球性金融机构的重量级高管，其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美元。整个议程也被刻意设计成一场高密度的“国家路演”：9月13日晚上，卡尼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主持欢迎招待会；9月14日晚，在安大略美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举行正式晚宴；主体议程则安排在9月15日，由卡尼发表主旨演讲并与PSP首席执行官Deborah K. Orida进行炉边对话，下午的专题讨论则聚焦能源资产投资，从输油管道到核电，安大略发电公司、Suncor和TC能源的首席执行官悉数登场。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还特意将峰会安排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期间，正是看中后者同样吸引全球人流的“溢出效应”。纽约证券交易所甚至借机在9月15日举办了一场融合资本市场、电影、媒体与科技界人士的私人晚宴。 联邦政府为峰会准备了一份66页的招商说明书，列出167个投资项目，涵盖能源、清洁能源、矿业及金属、海洋及港口基础设施、电力及公用设施、数码科技、先进制造及交通运输八大类别。其中最具规模的项目包括造价350亿加元的阿尔伯塔至卑诗省输油管道、造价790亿加元的曼尼托巴省丘吉尔港扩建计划，以及造价285亿加元的卑诗省Ksi Lisims液化天然气终端。为了吸引投资者，卡尼宣布了一系列意在“甜化交易”的政策工具，力度超出多数观察者的预期： 生产力超级抵扣（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这是这一系列政策中最核心的一招。新政策将扩大可即时扣除成本的资产范围，涵盖光纤电缆、矿业资产、油气管道、软件与研发投入、计算机设备、飞机与车辆、专利、铁路轨道、桥梁及道路等。联邦政府称，这将使加拿大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的一半，并使加拿大成为主要经济体中企业投资税负最低的国家之一。联邦政府同时将“即时费用化”（immediate expensing）永久化，帮助企业更快回收投资成本。这项政策可以被视为整场峰会的“广告语”，也是联邦政府在美加贸易战背景下向全球资本发出的最直白信号：如果关税壁垒让美国变得昂贵，那么加拿大愿意用税制让利来接盘。 开放四大机场的私人投资。卡尼宣布将通过长期特许经营权方式引入私人资本运营加拿大四大主要机场（分别位于温哥华、卡尔加里、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但会通过长期特许经营的方式寻求私人投资来运营机场。由此筹集的数百亿元资金将再投资于下一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地区性机场、本地交通设施等。 全国互联网建设。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连接加拿大东西海岸的主权宽带骨干网。宽带骨干网是互联网网络的高容量核心，用于承载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流量。虽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但卡尼表示将筹集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与欧洲和亚洲建立更直接、更安全的互通互联。 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还在峰会前一天宣布，为10亿加元或以上的投资提供优先、加快处理的“预先税务裁定”，这为大型跨国资本和重大项目投资者提供了一份“税务定心丸”。 此次峰会试图向全球投资者展示一个安全且具有竞争力的加拿大：拥有大量可投资项目，也愿意用税制、融资和政策工具撬动资本。两天峰会结束后，联邦政府宣布促成近5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不过，这个“5000亿”并非全部都是已经落地的直接投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银行未来数年的融资额度，以及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的新增资本配置或动员目标。 其中，加拿大五大商业银行承诺的新增融资和资本动员合计接近3250亿加元，是“近5000亿”中最大的一块。具体包括： 多伦多道明银行（TD）承诺未来五年提供1500亿加元融资，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和资源、国防和航空航天、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以及基础设施五个关键领域。 加拿大丰业银行（Scotiabank）承诺未来五年提供超过1000亿加元融资，支持加拿大重点行业的企业和项目，并成立一个旨在研究加拿大长期竞争力的机构。 蒙特利尔银行（BMO）将在未来10年投资并动员700亿加元资本，用于电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采矿和关键矿产、人工智能计算、国防和安全等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承诺提供20亿加元融资，支持加拿大中小型国防相关及军民两用企业。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将投资并动员近15亿加元，支持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加拿大科技公司。 其他的投资意向还有： 峰会的联合组织者CPP Investments与Brookfield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设立500亿加元的“枫叶基金”（Maple Fund），用于投资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行业。 公共部门养老金投资机构PSP Investments宣布，将其在加拿大的投资增加30%至40%，即新增约250亿加元，使其加拿大投资总额达到约1000亿加元。 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Ontario … Read more

136年后，加拿大再次面对同一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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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2026年9月8日凌晨，加拿大针对约276亿加元美国商品实施的新一轮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仅仅几个小时后，联邦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通过一段近20分钟的预先录制视频，直接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 当天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连续签署多项针对加拿大的总统公告，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从50%的高额关税进一步升级为禁止进口，同时调整另一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清单。 摄影：Mervyn Sequeira 从关税到政府采购，从商品贸易到产业链，反制与再反制不断升级。曾经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邻国和盟友，正一步步滑向一场代价高昂、前景难料的贸易对抗。 卡尼的讲话 这是自去年春天美国挥舞关税大棒以来，卡尼再次以全国讲话的方式，向民众说明关税谈判、贸易战进展以及政府的应对政策。 近20分钟的讲话大致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阐明加拿大的反制立场。 卡尼强调，加拿大采取的是“等额对等反制”，目的并非主动升级冲突，但加拿大不能接受美国商品免税进入加拿大市场，而加拿大企业向美国出口时却要承担高额关税。 他再次解释加美关税谈判破裂的原因，称加拿大已经作出重大让步，但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又提出了一系列远远超出贸易范畴的条件，包括涉及加拿大文化、语言、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自主权等问题。 在卡尼看来，这些“超贸易”诉求，加上《加美墨贸易协定》（CUSMA）未来审查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已经不只是贸易利益之争，而是触及加拿大经济乃至国家决策的自主权。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过去多次提到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虽然未必会以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吞并出现，却可能通过经济依赖和规则约束，不断压缩加拿大自主决策的空间。 事实上，卡尼早在去年春天就多次向加拿大人发出类似警告：“美国正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第二个主题，是提醒加拿大人为经济转型付出的代价做好准备。 卡尼直言不讳地告诉国民，加拿大要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向更多全球市场，这一过程不会轻松，甚至会相当痛苦，也必然需要付出经济代价。 但在他看来，与坐以待毙、任由经济依赖成为他国谈判筹码相比，这种代价仍然值得承受。因为经济多元化最终将增强加拿大的韧性，让任何国家都无法利用加拿大对其市场的依赖作为施压工具。 讲话中，卡尼还给加拿大人上了一堂颇具现实意味的历史课。 他说：“从很多方面来说，加拿大是在应对美国侵略的过程中诞生的。” 随后，他回顾了136年前那场加美关税之争。当时，在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执政期间，时任国会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推动了著名的《麦金利关税法》，大幅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平。 讲到这里，卡尼特意停顿了一下，问道：“Sound familiar?”——“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他借这段历史说明，当年的高关税政策加大了加拿大面对美国市场的压力，而加拿大首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则警告国民，如果为了进入美国市场而不断接受美国设定的条件，经济融合最终可能演变为政治上的依附。 加拿大最终选择抵抗压力、寻找更多市场。 136年后，类似的一幕似乎正在重新上演。 卡尼作出的选择同样明确：宁愿承受贸易摩擦和经济转型带来的短期损失，也要降低加拿大经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因为当一个国家能够把你的经济依赖变成谈判筹码时，减少这种依赖，即使昂贵，也可能是维护长期自主性不得不支付的成本。 第三个主题，是呼吁团结。 卡尼用了一个极具加拿大特色的冰球比喻，把4000万加拿大人比作共同站在冰面上的一个团队，没有人只是坐在看台上的旁观者。 他呼吁加拿大人通过实际行动支持本国经济，比如优先购买加拿大商品、更多在加拿大境内旅行，把个人的消费选择与国家经济安全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他承诺政府将大规模“重新建设加拿大”，包括投资建设新的港口、矿山和能源通道，增加可负担住房供应，改善道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同时向受到高额关税直接冲击的钢铁、铝业、农业和林业等行业及其从业者提供支持。 加拿大目前采取的反制策略，被一些学者视为在双方实力悬殊背景下相对现实的选择：通过精确选择反制商品，将经济压力尽可能传导至美国国内政治层面。 加拿大选择的征税商品，不少涉及农业、钢铁、汽车零部件等产业，以及威斯康星、俄亥俄、密歇根等政治敏感州。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渥太华显然希望借助美国国内政治压力，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贸易战的成本。 从目前情况看，这一策略已经产生一定政治效应。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反对声音一直存在，共和党内部在一些具体产业和就业问题上也开始出现不同声音。 也就是说，加拿大正在尝试把双边贸易摩擦的一部分压力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加拿大自身同样在付出沉重代价。对渥太华而言，“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并非没有风险，却是在当前局势下争取重新谈判的重要手段之一。 反制之后的再反制 然而，加拿大反制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特朗普政府便迅速作出回应，将这场贸易战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度。 9月8日下午，特朗普首先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GSA）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行动，将加拿大原产产品从GSA的多项授标计划（Multiple Award Schedules）中移除。 这意味着美方的限制措施开始从“关税壁垒”向“政府采购限制”延伸。 GSA的多项授标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重要的长期采购机制，涵盖IT系统、办公设备、实验室器材、车辆零部件、医疗用品以及各类专业服务。 一旦加拿大供应商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受到影响的将不仅是加拿大大型企业，还包括大量向美国政府提供软件、IT解决方案、建筑材料、医疗器材和办公用品的中小企业。 当天晚上，特朗普又连续签署多项针对加拿大的总统公告。 其中三项分别针对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机动车相关商品，将部分原本适用50%关税的加拿大商品进一步升级为“禁止进口”，并计划于2026年9月29日正式生效。 涉及商品包括多类加拿大酒精饮料、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 白宫给出的理由是，加拿大及其各省长期以“歧视性”方式限制美国酒类产品进入加拿大市场，并通过乳制品关税配额分配制度以及机动车关税安排，对美国商品形成不公平待遇。 另外的总统公告则调整此前相关公告涉及的50%关税商品范围，新措施计划于9月15日生效。 也就是说，美方的贸易措施已经从单纯“加多少关税”，进一步发展到直接“禁止部分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 Read more

魁北克省选启动，魁省会变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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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2022年的魁省省选中，连任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一骑绝尘，以40.98%的得票率获得了125个议会席位中的90个，这是自1989年魁省自由党在Robert Bourassa领导下获得92个席位以来的最高纪录。彼时的CAQ 政党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党领François Legault是魁北克政坛无可争议的主导者。短短不到4年的今年一月，这位带领CAQ连续两次赢得多数政府的创始人在民调暴跌、多名内阁厅长辞职的风雨飘摇中宣布辞职。原来的超级经济厅长弗雷谢特在4月的党领竞选中胜出，成为魁北克历史上第二位女省长，接过了这支正在快速下沉航船的船舵。 8月27日上午，弗雷谢特前往省督府拜会代表英王查尔斯三世的魁北克省督Manon Jeannotte，正式请求解散省议会，标志着这场为期39天——法律允许的最长竞选周期——的省选战役正式打响。根据固定选举日法，投票将于10月5日周一举行，届时超过640万名登记选民将在新划定的127个选区（因为人口增长，较上次大选有所调整，增加了2个选区，组建多数政府所需的席位数也从63席上升到64席）中选出第44届魁省国民议会议员。魁省选举局透露，此次选举需要招募并培训超过6万名工作人员，提前投票安排在9月27日和28日，选民登记日期为9月14日至10月1日。 魁北克省选五大主要政党领袖。左起：魁北克未来联盟党（CAQ）弗雷谢特（Christine Fréchette），魁北克自由党（PLQ）Charles Milliard，魁北克团结党（QS）发言人Ruba Ghazal，魁人党（PQ）普拉蒙东（Paul St-Pierre Plamondon），魁北克保守党（PCQ）Éric Duhaime。 竞选起跑线上，五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整装待发，他们分别是魁北克未来联盟（CAQ）的Christine Fréchette，魁北克自由党（PLQ）的Charles Milliard，魁北克团结党（QS）联合发言人RubaGhazal和Sol Zanetti，魁人党（PQ）的Paul St-Pierre Plamondon，魁北克保守党（PCQ）的Éric Duhaime。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竞选并非以往的按部就班，而是具有“非典型”色彩，被众多媒体用 “史无前例”来形容，原因既包括执政党、反对党临阵换帅，也包括选战议题被外部地缘政治意外“绑架”的特殊局面。  跌落神坛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CAQ正处在权力的巅峰。而今年议会解散时，CAQ仍握有79个席位，PLQ有18席，QS有11席，PQ仅7席。但民调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过去一年多时间里，PQ在民调中持续领先，CAQ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跌至第三甚至更低。CAQ的衰落是一个渐进但剧烈过程，主要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执政疲劳与财政恶化。CAQ在第一个任期内（2018-2022）履行了80%的竞选承诺，对于一个初次执政的新党而言堪称出色，加上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得当，获得了巨大的选民支持。但实际上2022年的CAQ政府比2018年当选时的处境困难多了，一方面要解决过去多年堆积下来的各种问题，有些要么在疫情下暴露的太彻底，比如卫生系统的种种弊端；要么已经迫在眉睫，比如频繁自然灾害的发生让降低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凸显，想蒙混过关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在疫情、通货膨胀、地缘冲突升级、全球局势不稳的新环境下，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受到更多限制。果然，CAQ在第二个任期（2022-2026）的表现大打折扣，不仅多项竞选承诺落空，还导致财政赤字一度攀升至近140亿加元的历史纪录水平，后虽经调整回落至约120亿加元左右，仍是魁省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导致魁北克信用评级被下调。反对党批评是“不负责任的预算管理”。与此同时，魁省民众的生活成本持续攀升。据统计，从2022年1月到2026年7月，魁北克商品和服务价格累计上涨18%，其中食品价格暴涨24%，住房成本上涨27%。在此种情况下，CAQ 政府却通过了给议员大幅加薪约30%的法案，引发社会强烈不满；随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政府被迫推迟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承诺，更是被批“对自己慷慨，对民生紧缩”。 第二，多起丑闻与治理信誉受损。过去两年里，CAQ政府接连遭遇一系列丑闻和治理危机：SAAQclic系统的灾难性上线导致全省司机排大队、服务瘫痪，极大损害了公众对政府履职能力的信任；史上最大私人投资项目Northvolt的巨额超支和最终搁浅，暴露了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冒进和缺乏严谨；推行的大规模医疗改革，成立了集中管理的超级机构 Santé Québec，不但没有实际解决魁省民众看病难，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还遭遇卫生领域从业人员的强烈抵制；为强制医生提高效率，强制推行的将医生的薪酬与“硬性接诊指标”挂钩法案遭到强烈反对后不得不部分撤回；在魁北克城与Lévis之间的“第三通道”（3e lien）交通管道项目反复无常，一会儿取消一会儿重启，进一步削弱了原省长François Legault“果断执政”的强人形象……这些事件持续侵蚀公众对CAQ治理能力的信任，多名议员甚至因不满党内政策而退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 第三，医疗与教育领域的承诺落空。CAQ在2018年上台时曾承诺“人人有家庭医生”、“急诊等候时间不超过90分钟”，但经过八年依然没有实现，目前仍有超过200万魁北克人没有家庭医生，急诊室平均等待时间高居不下；护士和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导致大量手术室无法满负荷运转，等待手术的名单依然高居不下。全省大量公立中小学校舍老化严重，面临通风不良、发霉、缺少教学设备等物理条件恶化的危机，所需的维护资金缺口据估算高达千亿加元；由于薪资过低、工作负荷过重以及课堂支持严重不足，魁省的多个教师工会发起了长达数周的历史性无限期罢工，导致数百所公立学校封校数星期，数十万学生停课在家；魁省的公立学校还面临极度严重的“教师荒”，为了填补空缺，教育部门被迫降低门槛，大量录用未获得正规教师资格认证的临时人员，而政府在特殊教育心理辅导员、教辅人员上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普通课堂教师不堪重负，直接导致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下滑，家长焦虑。 第四，移民政策争议摇摆。CAQ政府以“减少移民配额、加强语言要求、保护法语”为竞选纲领上台，承诺控制永久移民数量门槛，但魁省的临时移民数量从2018年的约15万人爆炸式增长到2026年的超过50万人，在大量接收不懂法语的临时移民的同时，又砍掉了需要在魁北克生活和学习一段时间并有法语要求的魁北克经验类移民项目（PEQ），引发大量已经在魁省境内生活和工作的移民申请人以及本地工商企业、学校等机构的不满。 综合以上因素，CAQ的民调支持度从执政巅峰期的40%以上，一路下滑至如今的20%左右。而在Legault省长辞职前后测得的数据显示，该党支持率一度跌至8年来的最低点。 意外主角 过去魁省选举的核心基本围绕“法语保护、魁北克独立/主权、公立医疗与教育”等内部议题。然而今年的竞选首日，原本各党准备好的经济、医疗、住房议题被迫让位，加美关税战的阴影几乎压过了所有议题，因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刚刚在几天前彻底破裂，美国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已经生效，渥太华定于9月8日起实施对等反制。魁北克作为加拿大对美出口依存度最高的省份之一，约11%的省内出口直接受到美方关税影响，这场贸易战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省选的头号议题。受关税问题的影响，凭借对美强硬姿态的CAQ支持率止跌回升，与主张独立的PQ呈现胶着对峙，再加上PLQ、QS和PCQ分分合合的选票分配，本届省选极具悬念。换句话说，今年的选民将在“一个具备危机应对经验、能稳住经济秩序的政府（CAQ）”与“一个寻求根本改变、甚至借此彻底摆脱联邦体制约束的政府（PQ）”之间做出抉择，可以说是近年来魁省最充满变数的一场选举。 弗雷谢特在竞选首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将整场选举定调为“风暴中的抉择”，主打“稳定牌”和“经验牌”，呼吁选民授权她带领魁北克“在风暴中前行”。她身后的竞选大巴上张贴的竞选口号是“Avançons”，翻译过来就是“一起前进吧”，这个口号背后暗藏双重含义：一方面呼应关税危机中“稳住阵脚、继续前进”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针对PQ和QS在选战中重提“独立公投”议题的回击，意为其他政党想用“公投争议”把魁北克拖回过去，而CAQ选择“前进”。与四年前“让我们继续”(Continuons)的口号相比，此次CAQ的宣传策略发生了明显转变：新口号旁边不再突出“CAQ”政党名称或弗雷谢特个人形象，而是打出“弗雷谢特团队”（Équipe Christine Fréchette）的集体标识，这一方面是因为弗雷谢特本人的知名度和亲和力尚未建立，另一方面也是刻意与前任省长勒戈的执政包袱做切割。 与之分庭抗礼的PQ政党竞选口号是“信任的选择”（Le choix de la confiance）。可以说这一口号直击“信任”这一核心命题，既暗示PLQ前党领深陷魁北克反腐败部门（UPAC）关于非法政治献金的调查而不可信，也暗示CAQ临阵换帅、多名内阁部长跳船而缺乏执政连贯性，多项承诺落空，同样不值得信任。在美加关税冲突背景下，PQ主打“希望”而非“恐惧与焦虑”，并承诺优先治理、重建信任。主权公投承诺虽然仍在，但已调整为特朗普任期结束后（约2029年后）再推进，以降低选民的顾虑。 尽管PQ自2023年底以来民调长期领先，最高曾接近或超过30–34%，但随着CAQ党领换人和美国的关税施压，最近几个月的支持率有所回落。独立选情分析平台Qc125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PQ的支持率从8月初的约30%小幅回落至29%，走势平稳，几乎没有大幅波动，说明其基本盘，尤其是法语选民稳固，但也没有进一步扩大优势。需要注意的是，PQ从未在任何一次民调中触及40%的门槛，这说明反对PQ的选票总量依然占多数，只是被分散在四个党之间。 而在这一个月里，变化最明显的是CAQ，从8月初约20%一路攀升至25%，短短一个月涨幅高达5个百分点，且明显是8月24日前后出现的一次“陡峭上扬”，一举反超PLQ，坐稳“第二大党”的位置，而PQ与CAQ之间的差距，也已经从一个月前的约10个百分点，收窄到目前的4个百分点左右。与CAQ的上升形成镜像的是PLQ的下滑，从月初的约25%跌至21%，跌幅同样约4-5个百分点，且时间点与CAQ的上升几乎完全同步。 独立选情分析平台Qc125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里，PQ的支持率不变，而PLQ和CAQ则此消彼长。 从上图中可以清晰看出，CAQ和PLQ的变化并非渐进式的，而是集中爆发在8月24-26日前后，而这几天正好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那几天。民调分析师指出，这次CAQ的意外反弹，很可能与“特朗普关税威胁开始真正发挥作用”直接相关，面对外部经济冲击，相当一部分选民本能地倾向于选择“经验丰富的执政者”而非在此刻“换人”，用魁北克人的话说就是在“在海上遇到风暴的时候，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换船长”。随着CAQ重新被塑造成“求稳”选项，原本部分因不满CAQ而转投PLQ的中间选民、尤其是联邦主义或求稳倾向的选民，似乎又开始回流CAQ，导致PLQ两头承压：左翼选民流向PQ或QS，求稳选民流向CAQ。 特朗普试图以关税压制加拿大的政策意外地给魁省选举带来了变化，把整场选举的性质从原来预期的“PQ大幅领先、PLQ与CAQ争夺老二”的格局，转变为更接近“PQ与CAQ两强对决”的雏形，这在几个月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弗雷谢特近期公开呼吁选民“策略性投票”以阻止PQ执政，而PLQ则被迫喊话“联邦主义选民应该回家”，因为这两党都已经意识到，这场选举正在从三足鼎立滑向两强对撞。 民调还显示，选民的语言与地域分化明显：PQ在法语选民中的优势尤为突出，某些调查显示其在法语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35%-37%，远超CAQ的约23%-26%；PLQ则在非法语选民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尤其在蒙特利尔保持着约40%的高支持率，但一旦离开蒙特利尔岛，其支持率迅速跌至20%左右甚至更低。魁北克城及Chaudière-Appalaches则出现“PCQ领跑”的独特地域格局，支持率一度达到35%-36%。 尽管PQ在民调中持续领跑，但多项民调都特别指出，仍有相当比例的选民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其中一份民调显示仅4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选择“已经确定”，另有高达49%的受访者表示仍可能改变主意。而在18至34岁年轻选民中，这一“游离比例”更高，仅36%的人表示已经确定投票意向。这意味着，尽管当前PQ的支持率领先，选战结果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39天的竞选期本身充满变数，历史上魁北克选举也不乏“临门倒戈”的先例。 魁省的选举和联邦选举一样都是使用“得票最多者当选”的简单多数制度，选民在一张选票上只能投票给一名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胜。10月5日民众投票选出的是127名魁北克国民议会议员，获得最多议员席位的政党执政，该党党领自动成为省长，如果该政党的议员席位没有过半（64个席位），将以少数地位执政，需要得到其他反对党的支持，否则随时面临倒台的风险。 过去一个星期的选举造势活动与2022年那场CAQ轻松横扫、创下压倒性多数的选举形成鲜明对比：彼时的CAQ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PLQ即便在普选得票率上一度落后于QS和PQ，仍凭借选区分布优势保住官方反对党席位。如今，执政党临阵换帅、财政信誉受损、多起丑闻缠身，加之特朗普强加的加美关税战将选战议题彻底搅动，使得整场选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PQ虽然持续领跑，但选民“游离度”高企，加上紧随其后的CAQ，PLQ以及PCQ在特定区域可能实现的历史性突破，都让最终的席位分布充满变数。 同时，魁北克的选民似乎也正处在一种矛盾心态之中：一方面，民调清晰显示出对CAQ八年执政的不满和求变情绪，这也是PQ得以持续领跑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主权公投这一PQ的传统旗帜性议题，却在当下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外部地缘政治压力下，被选民本身有意无意地“降温”处理。总之，无论10月5日的结果如何，这场选举都将成为观察魁北克乃至整个加拿大政治生态如何应对“内部治理危机”与“外部经济冲击”双重压力的重要标本。

一忍再忍，无须再忍：加拿大向南面临居说不，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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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8月21日深夜的渥太华与华盛顿，灯火通明却气氛冰封。随着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因美方在最后时刻提出了“不公平、有违经济常理且令人对任何协议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条件后，下令谈判代表团立即“拔营离场”，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几乎同步宣布谈判破裂，美国和加拿大在战后80年里形成的长期且紧密经济同盟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口。这也意味着加拿大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次上台来一直试图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关税问题的战略彻底破产，北美两大经济体即将进入对抗的轨道。卡尼带领加拿大选择了接受剧烈但暂时的经济动荡，而不是把自己和一个伪民主国家的财政烂摊子绑在一起。 商务部长商鹏飞宣布对美国对等制裁 一忍再忍 无须再忍 要理解8月21日深夜的声明，需要把时间拨回一个月前。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一部诞生于大萧条时期、此后近百年几乎从未被正式动用过的“库存法律“——签署公告，宣布将对加拿大出口的红酒、曲棍球用品、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原定8月19日凌晨生效。8月18日夜间，特朗普突然宣布推迟三天执行，理由是双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几乎已达成协议，只有一些细节尚待商榷，市场一度以为协议已近在眼前。 而根据卡尼在8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确实已经接近一份被认为对两国都有利的框架协议：加方在取消部分战略行业的报复性关税、允许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等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性，但美国谈判团队在最后阶段临时加入了新条件，令加拿大方面无法接受，被迫退出谈判。用卡尼的原话就是“美国在最后一刻修改拟议条款，既不公平、也违背经济规律，还让人对协议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加拿大将实施与美国税额对等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 随后，加拿大和美国多家媒体披露，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谈判最后阶段深度介入，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国有权决定加拿大可以同哪些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要求加拿大在部分领域跟随美国，对第三国征收相同关税；限制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比如不能监管美国的流媒体公司，美国企业不需要遵守魁北克的法语保护政策；把中型和重型卡车排除在已经协商好的协议之外；港口、水利、电网等战略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须得到美国的同意；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需由美国管理，未经美国同意，加拿大不能将任何关键矿产出售给任何国家；美国资本对加拿大矿产拥有优先购买权，价格还得低于市场价；允许美国企业起诉加拿大政府，而且争端的解决机制要设在美国等等。消息曝光后，不少中国网友直言这条件连李鸿章都不敢答应，如果加拿大接受这些条款，无异于“用主权换关税”，妥妥的“卖国”。 卡尼在系统阐述加拿大的立场时明确表达对美国的不信任，直言美国的承诺“只是用铅笔写下的”，随时可以擦掉不认。他还强调美加两国经济持续深化一体化、历经数十年的进程已经结束，而加拿大政府比外界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过去一年多来，加拿大始终本着诚意与美国密集磋商，务实、有耐心且坚持不懈……不过我们从未抱有幻想。” 8月25日，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和工业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宣布了反制清单，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包括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反制关税从9月8日开始执行，税率分为三档：15%、25%和50%。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家具和服装等商品的关税也将提升至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将继续维持。 反制关税的同时，联邦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主要内容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快推进受关税影响企业提出的项目审批；扩充“工作共享计划”与“工人留用补贴”以帮助企业避免裁员；临时调整就业保险（EI）政策，向受影响工人额外拨款35亿加元，包括缩短等待期、延长长期在职员工的EI领取周数、放宽自愿离职人员的申领条件，相关措施将延续至2027年10月。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之后几天的表态中也流露出务实的一面：他坦言由于美国经济体量远超加拿大，加拿大很难真正实现“美元对美元”的全面对等，因此更可能采取精准、有针对性的反制，打击美方“真正敏感”的领域。他同时释放缓和信号——如果美国大幅降低关税、让加拿大企业获得实质出口利益，加方准备取消钢铁、铝、汽车等领域剩余的报复性关税。 而之前痛骂特朗普“can kiss my ass”、是暴君、失败者、破产大王的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也缓和了态度，称自己和特朗普只有些私人矛盾，但包括他在内的加拿大人都仍然喜爱美国，呼吁重回谈判桌。 面对加拿大的决定，华盛顿的反应铺天盖地且火药味十足。美方抨击加拿大“错失历史性机遇”，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帖，讽刺加拿大“既想享有美国一个州的经济好处，又不想承担应尽的责任”。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产品的关税提高至50%，并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对美国农民征收“荒谬的高额关税”，还考虑将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改名为“美利坚湖”(Lake America)，因为“预计以后不太会和安省有生意往来”，就连副总统万斯亦指责卡尼是在进行政治作秀。  加美两重天 面对这场危机，加拿大国内政治呈现出跨党派、跨省份的高度一致。其中安省省长福特是反应最激烈的省级领导人之一，多次公开呼吁联邦政府“倾尽所有手段”反击，甚至提出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作为筹码。正处于选举准备的魁省省长同样表态支持联邦立场，明确表示乳制品配额制度没有商讨余地。而这场经贸争端还带来一个微妙的政治副产品：持续多年的魁北克独立思潮，在这场对外压力下出现明显降温。原本计划推动第三次独立公投的魁人党（Parti québécois）已表态，只要特朗普仍在任，就不会举行公投；而最新民调显示，魁北克支持独立的比例已降至约30%，处于数十年低位。与以往经济低迷时独立情绪反而上升不同，这次特朗普持续对加拿大的霸凌和“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等言论，反而激发了魁北克的加拿大国家认同。许多魁北克人认为，面对美国压力，留在加拿大联邦内更有利于保护法语文化和地方利益。 在联邦层面，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罕见地表态支持政府立场，认为国家必须团结、不能接受损害自身利益的协议；新民主党党领也明确表示，宁可没有协议，也不要一份“糟糕的协议”。 而多项民调显示，加拿大公众对政府强硬立场的支持度处于高位。Angus Reid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政府退出谈判，即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过半数受访者认同这一选择；约62%的受访者认为9月8日启动的对等反制关税措施是恰当的。另一方面，调查也反映出民众对经济代价的担忧：约13%的在职受访者对失业表示“非常担心”，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忧虑。此前有行业分析预测，若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GDP萎缩0.4%，损失约9万个工作岗位。 加拿大的强硬姿态在国际社会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毕竟白宫说“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只有加拿大和中国选择反击而不是谈判。”国际主流媒体及分析人士将卡尼的演讲与反击称为“政治地震”，称赞其逻辑严密、冷静且富有原则性。其实不仅是加拿大，在美国的关税大棒下，越来越多的盟友坐不住了。从欧盟到英国，再到日韩，各种反制方案早就摆到了台面上，开拓多元化市场的策略也在加速推进。这些盟友的共同心态是：美国已经不再是值得信赖的“盟主”。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不可预测的“交易者”手中。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不少人称赞加拿大做得好，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支持卡尼的强硬做法，因为特朗普就像“霸王龙”，不尊重软弱。 相比于加拿大国内的万众一心，国外的广受赞誉，特朗普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国会很有影响力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发评论文章，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特朗普对加拿大的霸凌行为正在失败》。文章指出尽管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但其政府更为理性，能够在贸易冲突中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民望高于特朗普，且加拿大人因对华盛顿的不信任而变得团结一致。与此同时，美国公众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国债、高利率以及能源危机。因此该评论文章认为特朗普正在输掉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因为他针对渥太华发出的威胁和施压并未奏效。 一直比较支持共和党政策的《华尔街日报》（WSJ）也发表题为《最愚蠢的贸易战再来》的主题社论，社论中说：“特朗普总统去年对我们称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为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表示异议。在这个周末，随着特朗普先生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这一贸易战变得更加愚蠢……此时距离中期选举仅剩约10周。”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较8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其中的原因除了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外，也和选民们认为他正在毫无战略地发动乱七八糟的战争有关。 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可以说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最暗淡的周末，从盟友、对手到敌手、从国内到国外、从贸易到外交、从法院到科技，所有战线几乎都遭受到打击。除了和加拿大谈崩外，联邦法院裁定今年1月开始施行的暂停75个国家移民签证禁令违反法律，因为这超出了国务院的法定权限；在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制裁”后，伊朗不仅没有屈服，还强硬表态称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而在中国，北京不仅举办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正在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款机器人打破了100米、400米、1500米、跳高、跳远等人类世界纪录，更大的看点则是包括商业零售、工业装配、自主性等21项场景赛模拟真实工作环境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完成了从去年的“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实战”的大跳跃；再加上金融市场不买美国财政部的面子，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只降了一天再度回升，逼近20个月高点。有网友形容这个周末是特朗普的至暗时刻：贸易战打不赢盟友，移民令过不了法院，中东战争打不垮敌人，技术封锁挡不住对手，财政压力盖不住盖子。 对加拿大而言，此次美方新征50%关税所涉商品约占加拿大GDP的0.85%，规模虽不算最大，但叠加此前已存在的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性关税，累计冲击不容小觑。经济学家指出，贸易战通常同时释放两股相反的力量：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消费转弱构成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关税推高进口成本、加元贬值、供应链被迫重组，又构成通胀压力。这对本就面临通胀高于2%目标区间的加拿大央行而言，是一个格外棘手的政策两难——货币政策工具很难同时应对“增长放缓”与“物价上行”这两个相反的问题，市场对滞胀风险的担忧因此进一步升温。另外，贸易战对各个地区的冲击也不一样，像安省的奥沙瓦、温莎、汉密尔顿以及魁北克部分工业重镇等高度依赖对美出口制造业的地区，感受到的冲击将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目前的态势看，短期内双方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并不高。不仅特朗普继续发文抱怨，警告“是时候教训加拿大了”，多位政府官员也频繁在美国各大新闻频道和社交媒体上发声，为特朗普的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进行辩护。加拿大方面虽通过驻美大使强调日常沟通渠道仍然畅通，但卡尼本人也承认，加拿大无法控制这场“来自华盛顿的风暴”，只能专注于做好自身能够掌控的部分——包括团结国内各省、支持受影响企业和工人、以及推进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 值得关注的变量包括：9月8日加拿大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后，美方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是否会如安省省长福特和前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建议的那样，动用能源、关键矿产等更具杀伤力的反制工具；以及双方国内政治周期（包括中期选举、魁省大选等因素）将如何影响各自的谈判弹性。可以确定的是，这场“美加友好关系”的裂痕，短期内很难简单弥合，加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其最终走向，不仅将重塑加美关系，也可能为后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政治提供新的样本。

丘吉尔瀑布水电站：从“世纪不公”到“世纪交易” ——解读加拿大史上最大清洁能源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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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is speaking at a podium in St. John’s,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The Premier of Québec, Christine Fréchette, and the Premier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Tony Wakeham, are standing behind him.

七天记者 颜宏 2026年8月17日，联邦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Christine Fréchette）与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省长托尼·韦克汉姆（Tony Wakeham）并肩站在圣约翰斯港务局码头，共同宣布一项被联邦政府称为“北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计划：升级扩建丘吉尔瀑布（Churchill Falls）水电站，开发古尔岛（Gull Island）水电项目，并建设相关输电设施。项目总投资接近700亿加元，联邦政府将提供高达100亿加元的融资支持。全部项目建成后，丘吉尔河流域的清洁能源装机与开发潜力预计可达约14000兆瓦，接近现有丘吉尔瀑布电站装机容量的三倍，超过卑诗水电公司（BC Hydro）的总发电能力，也是北美最大核电站布鲁斯核电站（Bruce Power）产能的两倍以上，足以为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全部家庭提供照明、供暖和制冷所需电力。项目预计支持23000个就业岗位，并在2040年代初以前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310亿加元。更重要的是，这项安排有望结束魁、纽两省纠缠半个多世纪、被称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不公平合约”的一段恩怨。韦克汉姆表示，新安排将取代备受争议的1969年丘吉尔瀑布购电合同以及2024年的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开启新的合作阶段。 一份“不公平协议” 丘吉尔河（Churchill River）是加拿大大西洋地区最长的河流，发源于拉布拉多高原，全长约856公里，横贯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拉布拉多地区，最终向东注入大西洋。早在1894年，加拿大地质学家阿尔伯特·彼得·洛（Albert Peter Low）在考察拉布拉多西部与魁北克东北部铁矿床时，首次抵达大瀑布（Grand Falls，即后来的丘吉尔瀑布），并指出这里蕴藏着数百万马力的发电潜能。然而，由于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加之当时缺乏远距离输电技术，相关开发构想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直到20世纪中叶才真正进入实施视野。 1949年，纽芬兰加入加拿大联邦。首任省长约瑟夫·小伍德（Joey Smallwood）急于推动经济转型，于1953年引入英国资本成立英国纽芬兰公司（Brinco），取得拉布拉多水力资源开发权；1958年又设立子公司哈密尔顿瀑布电力公司，后来更名为丘吉尔瀑布（拉布拉多）公司（CF(L)Co），负责开发当地水电资源。 纽省虽然拥有丰沛的水力资源，却面临一个致命的地理瓶颈：拉布拉多与加拿大南部及美国等主要电力消费市场之间隔着魁北克。没有魁北克的输电通道，纽省的电力便难以进入市场。Brinco曾尝试直接向安大略省或美国纽约州供电，但因跨省、跨境输电成本过高或遭到美方拒绝而作罢。与此同时，魁北克出现了两项关键变化：一是连接魁、纽两省交界铁矿区的魁北克北岸与拉布拉多铁路于1954年建成通车；二是魁北克水电局（Hydro-Québec）在长距离输电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凭借“地理必经之地”的优势，魁北克在谈判中占据绝对主动。经过多年拉锯，Hydro-Québec与CF(L)Co于1969年签署一份为期65年的购电合同：Hydro-Québec以每千瓦时不足0.3加分的超低价格购买丘吉尔瀑布几乎全部发电量，合同可延续至2041年，却没有随通胀或能源价格上涨而调整的条款。作为交换，Hydro-Québec为项目建设融资提供担保，并承担电力销售风险。 丘吉尔瀑布水电站于1967年8月开工。由于施工条件极其艰苦，高峰期有超过6000名工人参与建设，工程历时约7年，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之一。主体工程包括88座、总长约64公里的主坝和副坝群，以及埋深约256米、安装11台混流式机组的地下厂房。坝体最高约36.5米、平均高度约9米，通过抬高原有湖泊水位并从相邻河流上游引水，形成总库容约334亿立方米的水库；电站利用瀑布落差和急滩形成最高约322米的水头发电。1971年，电站送出首批商业电力；1974年9月，全部11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推高国际能源和电力价格，当年的固定价格合同逐渐演变成加拿大历史上最悬殊的经济利益安排之一。一方面，Hydro-Québec以极低价格购入电力，再按市场价格供应本地企业或出口美国，数十年间获得巨额收益；另一方面，资源所在地纽省所得有限，甚至难以充分满足自身的用电需求。此后，已取得CF(L)Co多数股权的纽省政府多次试图通过立法收回水资源控制权，或以合同应遵循诚信原则、能源市场发生不可预见剧变等理由诉诸法院，要求重新谈判。然而，加拿大最高法院先后在1984年、1988年和2018年作出不利于纽省的裁决，确认原合同继续有效。 经历两年多谈判后，时任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勒戈（François Legault）与时任纽省省长安德鲁·弗里（Andrew Furey）于2024年12月签署谅解备忘录（MOU），试图改写1969年的合同。按照当时方案，魁北克不仅大幅提高购电价格，还计划参与丘吉尔瀑布扩建和古尔岛等新项目。然而，争议并未就此平息。托尼·韦克汉姆2025年当选省长后，暂停相关工作并启动独立评审。评审委员会于2026年4月30日提交报告，认为2024年谅解备忘录虽有一定益处，但按当时的整体设计并不符合纽省民众的最佳长期利益，谈判由此重新开启。 新协议：三方重新分配利益 在卡尼政府推动“国家重大项目”、加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魁北克省选临近的多重背景下，新安排在短短数月内谈成。正如本报上一期“加拿大投资峰会”报道所分析的，卡尼正系统推动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而丘吉尔瀑布这类大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正是其“到2050年将加拿大发电能力翻倍”目标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面对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人党（Parti Québécois）在民调中领先，联邦政府同意为涉及魁北克一侧的工程提供65亿加元融资支持，客观上也为执政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增添了一项可在选战中展示的政绩。 这份名为《最终合作与实施协议》（Definitive Co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简称DCIA）的文件，确立了取代1969年合同和2024年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商业框架。不过，除保密、争议解决等少数条款外，大部分实质内容仍需转化为后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 • 在丘吉尔河下游开发古尔岛水电站。项目将根据最终配置，建设约2250兆瓦或2700兆瓦的装机容量，目标是在2036年至2037年前后投产； • 升级现有丘吉尔瀑布水电站的11台机组，预计新增约1275兆瓦、增幅约23.5%，使电站总装机容量提高至约6703兆瓦； • 研究和建设配套输电线路，并推动一项约2000兆瓦的拉布拉多陆上风电计划。连同水电扩建及其他仍在研究的项目，丘吉尔河流域未来清洁能源的总装机与开发潜力可达约14000兆瓦； • 魁北克未来50年可获得超过10000兆瓦的总电力潜力，其中6915兆瓦为确定供应，另有3850兆瓦来自仍在研究的潜在项目。综合购电成本约为每千瓦时6加分，虽远高于1969年合同近乎象征性的价格，但仍明显低于其他新增电源选项。魁省政府估计，这一安排在整个合同期内可节省约2000亿加元； • 纽省最多可保留2350兆瓦电力自用，比2024年谅解备忘录承诺的1990兆瓦增加360兆瓦。若拟议的风电项目完成，纽省还可获得其中约400兆瓦，使整体增量进一步扩大。更关键的是，纽省首次取得借道魁北克输电网络进入美国及其他市场的能力，保证的对外输电组合总计985兆瓦，其中最多240兆瓦可通过Champlain Hudson Power Express输往纽约，并按Hydro-Québec获得的相同价格出售； • 联邦政府将提供总计约100亿加元的融资支持。其中，面向纽省的支持按2026年净现值计算约35亿加元，包括为古尔岛建设成本提供贷款担保、投入约10亿加元建设拉布拉多西部输电线路、最高持有相邻拉布拉多风电项目40%的股权，以及约15亿加元的其他支持；另有65亿加元用于涉及魁北克一侧的项目融资，但不附带治理权； • Hydro-Québec与纽芬兰与拉布拉多水电公司等参与方预计共同推动约600亿加元投资，加上联邦融资支持，整体规模接近700亿加元，被三方称为北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计划。 整个项目预计支持约23000个就业岗位，涵盖技术工种、工程设计等多个领域，并在2040年代初以前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约310亿加元。 如果相关正式协议顺利签署并落实，对魁北克而言，意味着未来数十年的电力供应获得更强的确定性。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车普及和产业电气化持续推高用电需求的背景下，超过10000兆瓦的确定供应与开发潜力，将为魁北克能源转型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并进一步巩固Hydro-Québec在北美清洁能源市场的地位。对纽省而言，协议带来的总体财务利益按2026年净现值计算约490亿加元，与1969年合同下长期收益失衡的局面相比堪称质变。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金额本身：这个长期因旧合同而积怨的省份，终于在资源收益、电力自主权和外输通道方面争取到更有利的位置。对加拿大整体而言，接近700亿加元的投资不仅是卡尼政府重大项目议程中分量最重的项目之一，也将为拉布拉多海槽关键矿产开发打开新的产业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为结束魁北克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能源争端，以及未来跨省资源合作，提供了新的范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文件名称中带有“最终”二字，目前公布的DCIA并不等同于全部项目已经获得最终批准。其核心商业条款仍需写入并签署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原有1969年合同在这些协议生效前也不会自动终止。DCIA的有效期原则上截至2027年3月31日，除非各方书面同意延长。在此期间，至少有三个变量值得持续关注。 首先是魁北克省选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目前民调显示，弗雷谢特领导的CAQ落后于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人党。若魁人党在今年10月的省选中胜出并组建政府，不排除新政府要求重新审查部分条款，进而影响后续正式协议的签署进度。 其次是原住民协商。拉布拉多因纽族（Innu）此前多次强调，水电与输电项目必须充分尊重其权利并保证实质参与。新安排为因纽族参与拉布拉多风电项目投资提供机会，联邦政府也承诺推动合作，但这些措施能否化解长期以来对决策参与不足的不满，仍有待观察。 … Read more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 卡尼的“万亿计划”能否重塑经济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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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2026年9月14日至15日，多伦多将迎来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Canada Investment Summit）。峰会由联邦政府主办，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局（CPP Investments）和公共部门养老投资局（PSP Investments）参与合作。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希望借这一平台向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资本管理者证明：在贸易秩序重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加拿大仍是一个值得长期押注的投资目的地。这场只有约24小时核心议程的峰会，也因此被本地主流媒体形容为“可能改变加拿大经济轨迹的24小时”。 全球资本为何此时聚焦加拿大 最终嘉宾名单尚未公布。据媒体披露，主办方预计邀请来自包括加拿大在内的28个国家、近100家全球投资机构的代表，相关机构合计管理资产约120万亿加元。拟邀对象包括贝莱德（BlackRoc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黑石集团（Blackstone）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乔恩·格雷（Jon Gray）、巴克莱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C.S.文卡塔克里希南（C.S. Venkatakrishnan）、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代表、新加坡淡马锡首席执行官毕丹礼（Dilhan Pillay），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等机构的高管。名单能否全部落实仍有待确认，但其规模和分量已足以显示加拿大的雄心。 峰会的直接背景，是加拿大皇家银行（RBC）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加拿大净投资外流超过1万亿加元，是该国现代史上最显著的一轮资本外流；同期，每流入加拿大1加元投资，约有2加元流向海外。这里既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足，也包括加拿大本土企业、养老基金和私人资本更多配置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 资本长期不足的影响并不抽象。企业缺少资金更新设备、扩大研发和推动商业化，劳动生产率便难以提高；高薪、高技术岗位增长受到限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也随之扩大。最终，这些问题会通过工资、就业和公共财政传导到普通加拿大人的生活中。 从“构建加拿大”到主动招商 在接替前总理特鲁多后，拥有央行和投资管理背景的卡尼便把“构建加拿大”（Building Canada）作为经济政策主线。他多次强调，加拿大必须以几代人未见的速度建设关键基础设施，也不能再依赖美国市场和既有贸易关系“搭便车”。政府希望推动加拿大从以初级资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转向基础设施更现代、产业更多元、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高位置的经济体。 为此，联邦政府于2025年推动相关立法，并在同年8月成立总部设于卡尔加里的重大项目办公室（Major Projects Office），为被认定具有国家意义的大型项目提供联邦审批和融资协调。截至2026年春季，政府已公布15个国家建设项目和6项转型战略，涉及核能、液化天然气、关键矿产、输电网络、港口和北方交通等领域，预计带动超过1250亿加元投资，并支持逾6万个就业岗位。 因此，这次峰会并非从零开始的一次“招商喊话”，而是卡尼政府过去一年经济布局的集中展示。总理办公室将其目标概括为：吸引新投资、推进国家建设项目、创造新的职业机会，并打造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韧性的加拿大经济。 关税压力下的“首席推销员” 峰会之所以格外受关注，还因为它处在一个特殊时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宣布，拟自8月19日起对一批加拿大输美产品征收50%关税，相关商品即使符合《加美墨协定》（CUSMA）原产地规则，也不在豁免之列。加拿大政府称，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一环。两国目前仍在密集谈判，试图在期限前找到解决方案。 面对来自最大贸易伙伴的持续压力，卡尼政府选择一边谈判，一边加快市场和资本来源多元化。加拿大希望向全球投资者展示，其优势不仅在于政治稳定和法治健全，也在于丰富的能源与关键矿产储备、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以及通过15项自由贸易协定进入51个国家、覆盖约15亿消费者的市场网络。 卡尼本人则承担起峰会“总设计师”和“首席推销员”的角色。作为曾执掌加拿大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后来担任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的金融界资深人士，他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广泛人脉和较高知名度。据媒体报道，卡尼以个人名义发出约100份邀请，并在出访期间持续与各国政要和企业高层沟通。部分受邀机构还希望与他安排一对一会谈。对峰会而言，卡尼的金融履历本身就是重要的号召力。 “万亿计划”投向何处 卡尼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公共资金、政策激励和制度改革，在未来五年撬动超过1万亿加元的公共、私人及机构投资。峰会重点预计集中在以下四个方向： 能源 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并举，包括液化天然气、核电、水电、输电网络及可再生能源项目。 关键矿产 加快资源开发、加工和基础设施配套，强化加拿大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人工智能与新技术 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扩大先进技术产业的投资与应用。 国家级基础设施 围绕港口、交通走廊、能源管道和北方基础设施提升长期竞争力。 加拿大还要改变一种形象 峰会还有一个不那么显眼、却同样重要的目标：扭转国际资本对加拿大“过度谨慎、规避风险”的固有印象。长期以来，投资者对加拿大市场的主要抱怨包括审批周期过长、监管层级复杂，以及联邦、省和地方政府之间协调效率不足。一些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资源和新能源项目，正是在漫长流程中错失窗口，甚至最终撤资。 因此，联邦和各省政府需要向投资者证明：加拿大不仅拥有资源、人才和科研优势，也正在提高行政效率，缩短关键项目从规划、审批到融资和开工的时间。峰会如果只是展示技术成果和宏大愿景，而不能回答“项目何时获批、资本如何退出、政策能否持续”等现实问题，就很难真正打动国际资本。 与此同时，卡尼过去与布鲁克菲尔德的关系也引发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反对党和部分媒体持续追问布鲁克菲尔德是否在受邀名单之列，并要求政府进一步披露相关信息。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则批评，若政府不解决税负、监管和项目审批等结构性问题，峰会可能沦为政治宣传。对于主办方而言，透明度和利益回避安排将直接影响峰会的公信力。 峰会可能带来什么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峰会未必会像传统招商会那样，当场签署一长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更现实的成果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项目与资本“配对” 重大项目办公室现有的15个项目将成为重点推介对象，部分项目可能达成合作备忘录或早期融资安排，而非立即作出最终投资决定。 养老基金发挥背书效应 CPP Investments和PSP Investments是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若两家机构愿意参与具体项目，可能提高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释放审批和融资信号 联邦政府可能借峰会公布部分旗舰项目的审批进展、时限安排或专项支持，以证明改革并非停留在口号上。 建立后续追踪机制 … Read more

百年风雨之后，蒙特利尔唐人街又到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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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8月4日上午，蒙特利尔市议员Claude Pinard站在唐人街北牌坊不远处、Saint-Laurent与René-Lévesque大街交会处的一块空地上，宣布针对无家可归者、住房短缺、街区安全以及长期闲置土地等问题，Ville-Marie区将启动新一轮唐人街振兴行动：制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Plan de développement urbain, économique et social，简称PDUÉS），并通过新的社区协商机制，让商户、居民和社区组织共同参与唐人街的未来规划。 这块位于1111 Saint-Laurent、荒废十多年的土地，今年早些时候被市政府购入，如今有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Onze-onze（1111）”。它将先被改造成临时公共空间，未来则计划建设包含非市场住房和地面商业空间的项目。对一个长期受制于土地、住房和发展空间的唐人街来说，这块地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地产本身的象征意义。 这当然不是蒙特利尔市政府第一次承诺“振兴”唐人街。过去二十多年，规划、咨询、行动计划一个接一个出台，唐人街也一次次被放到城市治理的聚光灯下。但这一次恰逢2021—2026年行动计划进入尾声，又是新一届市政府上任后推出的首份唐人街专项方案。于是，一个熟悉的问题再次摆在眼前：走过百年风雨的蒙特利尔唐人街，这一次，能不能真正走出十字路口？ 唐人街的变迁 蒙特利尔唐人街的历史，从来不只是一个“华人选择聚居”的故事。更准确地说，它是一段华人在排斥、歧视与制度限制中寻找落脚之地、建立社区并顽强生存下来的历史。 北美大规模华人移民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1858年，今天卑诗省境内的菲沙河（Fraser River）流域发现金矿，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其中既有从美国加州北上的华人，也有为躲避清末战乱与贫困、从广东等地远渡重洋而来的移民。华人在西海岸落脚、劳作，也逐渐形成最早的华人社区。 1871年，卑诗省加入加拿大联邦，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华工曾参与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以能吃苦、效率高而闻名，加拿大铁路建设也因此大量招募华工。前后约有17,000名华人参与太平洋铁路修建。1885年铁路接近完工时，仍有数千名华工留在工地；另一些人已经死亡，更多人则沿铁路向加拿大各地迁移。 然而，当铁路需要他们时，华工被视为廉价而高效的劳动力；当铁路修成、金矿渐趋枯竭后，他们却很快成为经济焦虑与种族偏见的替罪羊。“华人抢走工作”“工资太低”“带来疾病和不良习俗”等污名化说法广泛流传，公开的排华情绪最终被写进法律。 一些华人为躲避西部愈演愈烈的排斥，开始沿铁路线东迁。凭借港口、铁路和商业优势，蒙特利尔成为重要落脚点。最早来到这里的华人多聚居在距离码头不远的区域。由于不通法语和英语，又被主流就业市场排斥，洗衣这种劳动时间长、利润微薄、白人从业者相对较少的工作，几乎成了许多早期华人最现实的谋生选择。 但即使退到社会边缘求生，歧视依然没有停止。1885年的《华人移民法》开始对入境华人征收50加元“人头税”，1900年提高到100元，1903年更猛增至500元——在当时是一笔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巨款，成为阻断移民和家庭团聚的一堵高墙。1915年，在大型机械化洗衣店和工会游说下，魁北克又针对“手工洗衣店”征收高额执照费，实际承受者主要是华人洗衣业者。 1923年7月1日，加拿大国会通过新的《华人移民法》（Chinese Immigration Act），即华人所称的“排华法案”，几乎全面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法案直到1947年5月14日才被废除。长达24年的排斥，不仅割裂了无数家庭，也给几代华人以及整个社群留下深远创伤。 正是在这样的重重挤压之下，华人社区逐渐形成一套“生存型发展模式”：购买三四层的老建筑，一楼开店，楼上住人或作为宗亲会、社团使用。围绕Saint-Laurent大街、Clark大街和De la Gauchetière大街，一个集居住、商业、文化与互助于一体的华人街区慢慢成形。 二战之后，法律上的排华壁垒逐渐拆除，唐人街却很快遭遇另一轮更具物理破坏力的冲击——大规模城市建设。1959年完成的René-Lévesque大街拓宽工程、1962年落成的魁北克水电局总部Édifice Jean-Lesage、1960至1970年代建设的Ville-Marie高速公路，以及随后兴建的Complexe Guy-Favreau、Complexe Desjardins和蒙特利尔会展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等项目，一步步切割着唐人街原本的空间。 其中，1970至1984年间建设的Complexe Guy-Favreau被认为是对唐人街冲击最大的单一项目之一，征用了核心区域约6个城市街区。多轮征地、拆迁与大型公共工程，使唐人街的地理面积大幅萎缩，大量历史建筑、住宅和沿街商铺消失，东西南北的发展空间也被几座庞大建筑牢牢锁住。 曾经兼具住宅、文化、商业与社团功能的完整生活社区，最终退缩成一座被现代城市巨构包围的“狭窄岛屿”。也正因为这段被不断挤压的历史，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主动地发声：推动牌楼建设、步行街改造、历史建筑保护，直至近年魁省和蒙特利尔市相继给予唐人街核心区域正式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身份。 进入21世纪，唐人街面对的威胁又变了：从“被基建蚕食”转向房地产压力、人口老化、商业断层和社区空心化等更复杂的结构性衰退。位居市中心的优越地段让唐人街成为开发资本持续关注的对象，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物业易手。社区中甚至一度有不完全统计称，唐人街相当比例的物业已经转手或进入洽谈。 与此同时，老居民逐渐老去，新居民却越来越少。街区内不少建筑已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维护不足、设施老化，而房租并不便宜。许多早期华人移民仍把这里视作“家园”，但人数逐年减少。白天人来人往，晚上迅速安静下来，唐人街正在从一个“生活社区”滑向一个以餐饮和观光为主的“旅游景点”。 商业传承同样令人担忧。除了沿街的小餐馆、小商铺和传统老店，唐人街缺少能够持续聚拢本地居民的商业空间。不少店主年事渐高、准备退休，而已经融入本地社会的下一代往往无意接手父辈的小生意。一个社区如果失去了常住人口，也失去了代际传承，文化吸引力和经济“造血”能力就会同时减弱。 如果说这些是唐人街的“慢性病”，那么近几年迅速恶化的无家可归与街头毒品问题，就是最令人不安的“急症”。媒体曾报道，一位在唐人街生活10年、育有5岁女儿的父亲说，每天送孩子去日托中心时，常会看到毒贩、吸毒者、丢弃的注射器以及随地便溺等景象。为了孩子，他甚至考虑离开已经居住25年的蒙特利尔。位于唐人街的CPE Le Petit Palais也因周边安全问题，于今年6月搬离。 根据魁北克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门公布的2025年4月可见无家可归者统计，参与统计地区约有12,077人，比2022年增加约20%；其中蒙特利尔约有5,036人，仍是全省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对面积本就不大的唐人街而言，当无家可归、毒品、治安与公共卫生问题叠加在一起，其冲击尤其明显。 过去的努力 当然，走向衰落的并不只有蒙特利尔唐人街。温哥华、多伦多、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北美老牌唐人街，都在不同程度上面对人口外移、商业老化、地产开发和文化元素淡化的问题。所幸，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唐人街不仅是华裔的“文化与精神家园”，也是城市乃至国家移民史的重要见证，其价值无法简单用土地价格衡量。 过去七年，市政府、省政府与社区组织围绕保护和振兴蒙特利尔唐人街做了不少工作，大体可以归纳为三条线索。 第一，推动政策参与。2019年，律师赵秀媚（Sau May Chiu）创建的魁北克进步华人联合会（Chinois progressistes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