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七天记者 颜宏 阿省省长Danielle Smit在发布全国讲话后试图缓和局势 刚刚结束的联邦大选中，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再次获胜让希望保守党赢得大选的阿省很不爽，省长史密斯（Danielle Smith）在大选结果公布后的不到24个小时，就在省议会通过法案修订《选举法》，将发起公投的请愿签名门槛由登记选民总数20%（约60万人）下调至上次选举中投票选民数量的10%，既17.7万个就行，并将收集期限由4个月放宽至12个月，以降低民间推动民主行动的难度。而在5月1日一天，阿省独立运动就宣布收集到了足够的签名，而史密斯省长也在5月5日表示，如果该省公民在请愿书上收集到足够签名，她将于2026年就“主权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还强调自己本人并不支持阿省脱离加拿大，但希望在统一的加拿大境内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阿尔伯塔省，那些对联邦政府不满的人的声音并不是极端分子的声音，必须被倾听。 “红脖子”阿省 作为最西边的草原三省之一，阿尔伯塔省在1905年，才与相邻的萨斯喀彻温省一起从西北地区分离，加入到加拿大联邦。阿省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400万，且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两大城市，可谓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因为自然资源的禀赋，阿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石油大省，农民多、工人多，就如同美国广袤的、共和党基本盘的中部地带。众所周知，农民要下地干活，石油工人也要在户外施工，脖子会晒得通红，因此被叫作“红脖子”（red neck）——这一已经成为文化现象的称谓。与美国的共和党基本盘一样，这里也是保守党的大本营。 在十九世纪末，阿省发现的黄金、石油等天然资源蕴藏，吸引了大批移民到此定居和淘金，形成一股淘金热。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对政府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价值观。当时的加拿大政府通过《自治领土地法》承诺向移民提供免费土地，而艰苦拓荒生活的挑战进一步塑造了一种强调独立自主和限制政府干预的文化。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相比，阿省的早期移民通常被认为更加个人主义和直接，这与加拿大其他地区有时更为集体主义或更注重共识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而早期移民带来的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对小政府的偏好，在阿省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极大地促进了该省保守主义的倾向。 加拿大的石油储备量居世界第三位，只在委内瑞拉和沙特之后，主要集中阿尔伯塔省的地下。该省是全球石油储量第四和天然气储量第九的地方，其石油生产能力占据全加拿大的一半，化工生产能力则占四分之一。因此在经济方面，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阿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对该省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产业的繁荣和萧条在阿省居民心中根深蒂固地形成了经济波动感以及对财政审慎的强烈渴望，这通常转化为对低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的支持，而这些都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许多阿省居民认为，联邦政府的环境政策，特别是那些旨在减少碳排放的政策，直接威胁到该省至关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从而威胁到其经济福祉，这导致了对联邦干预的反对以及对该省以资源为基础经济的捍卫。 另外，可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初的西部疏离感也是让阿省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早期的联邦政府政策，例如旨在保护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工业的“国家政策”，对依赖南北贸易的海洋省份和没什么存在感的西部省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之后，随着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草原三省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的兴起，依然让西部省份常常感到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其经济贡献与获得的政治影响力不成正比。同时，联邦政府与西部省份在资源控制和收益分配等问题上多次发生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疏离感。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推行的国家能源计划（NEP）在阿省引发了强烈的反对。该计划被许多阿省人视为对西部能源资源的攻击，导致当地石油产业崩溃，失业率飙升，这种历史性的不满情绪为后来的西部分离运动奠定了基础。 西部分离运动 2019年的联邦大选中，尽管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并在阿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几乎囊括了所有席位，但自由党依然成功组建了少数派政府。这一结果在西部地区引发了强烈的挫败感，许多人认为，加拿大东部和中部选民的意愿再次压倒了西部的声音。于是在社交媒体上，“西部脱离”（Wexit）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西部独立的声音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一场运动。尽管一些评论员认为这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但其背后反映的西部长期以来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不容忽视。 “Wexit”运动并非由单一组织领导，而是一个包含多种声音和团体的松散联盟。然而，其中一些关键人物和组织在运动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11月，加拿大西部脱加党（Wexit Canada）正式成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Peter Downing担任党领，并于2020年初获得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 Canada）认可的参选资格。后来该党更名为“特立独行党”（Maverick Party），但由于未能提交年度财务报告，“特立独行党”已于2025年2月被加拿大选举局注销。 而在省级层面，阿省、卑诗省和萨省都出现了与“Wexit”相关的政党。阿省的“Wexit Alberta”党曾计划废除皇家骑警在阿省的分支机构，重建阿尔伯塔省警察，并采用新的货币取代加元。然而，该党于2020年与“阿尔伯塔自由保守党”合并，成立了“阿尔伯塔野玫瑰独立党”（Wildrose Independence Party of Alberta）。卑诗省的“Wexit BC”在2020年省选中曾推出两名候选人，但在选举后撤回了对他们的支持，并最终于2022年因未提交财务报告而被注销。萨省的“Wexit”组织最初呼吁省长Scott Moe进行独立公投，后于2020年更名为“萨斯喀彻温野牛党”（Buffalo Party of Saskatchewan），并在2020年省选中获得2.56%的选票。在“Wexit”运动的初期，一些集会活动吸引了大量参与者，显示了西部民众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但在各级选举中却表现平平，比如联邦层面的“特立独行党”虽然在2021年联邦选举中推出了候选人，但得票率仅为1%至4%，未能赢得任何席位。 可以说“Wexit”运动尽管闹得沸沸扬扬，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边缘运动，大多数阿省人更倾向于在加拿大联邦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或者支持更主流的保守党。而联邦保守党一直以来都是西部地区表达不满的主要政治平台，限制了分离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 然而，2025年的联邦选举结果再次点燃了阿省的西部疏离感和分离主义呼声。许多阿尔伯塔人认为，选举结果再次证明他们的声音在联邦层面被忽视。省长史密斯更是反应强烈，她的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立法降低独立公投的门槛，承诺达到门槛会进行公投，向联邦政府提出愿望清单等等。 试图降温 史密斯在5月5日通过视频向全省民众发表讲话，称她本人并不支持阿省脱离加拿大，但希望在统一的加拿大境内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阿尔伯塔省。因为阿省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措施对抗由自由党领导的联邦政府为时十年来的敌对政策。她批评称，这些政策不仅不公平地夺取了阿尔伯塔省的财富，且破坏了推动其经济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全世界都把我们当疯子看待，”史密斯指出，“我们拥有地球上最丰富、最易获取的自然资源，然而我们却被困在内陆，只能把我们的产品卖给南边的一家客户，同时让污染严重的独裁政权蚕食我们的午餐。”史密斯此处所称的“客户”指的是美国。 据史密斯介绍，阿省将任命一个谈判小组，与联邦政府展开谈判。她本人将主持小组讨论，探讨该省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经济入侵”。同时，她发布了一份清单，要求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联邦政府必须满足这些需求，以向阿省民众表示尊重。 史密斯愿望清单中的内容包括： 确保阿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运往太平洋、北极和大西洋沿岸； 联邦政府必须向阿省提供与其他大省（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卑诗省）相同的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呼吁联邦政府在实施任何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出口关税之前，先与阿省进行磋商； 要求联邦政府废除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影响立法、油轮禁令、清洁电力法规、到2035年只销售电动汽车的规定，以及任何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塑料使用或言论自由的监管…… 可以说省政府的介入为“Wexit”运动提供了以往草根运动所缺乏的组织能力、潜在的财政资源以及政治合法性。但史密斯省长的言论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也引发各方的批评。早于阿省成立之前就签署阿省土地条约的多个原住民部落酋长在第二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任何有关分离的全民公投，称“这是一个条约国家，任何有关分离的言论都是纯粹的疯狂。”同为保守党的安省省长福特（Doug Ford）直接批评史密斯的分裂主义言论，称现在是团结国家的时候，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毁灭。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就连在华盛顿见特朗普的总理卡尼都回应说“加拿大只有团结一致，才会更加强大。“并补充说：“作为一名阿尔伯塔人，我认为你当然可以提出问题，但我知道我自己的答案。” 原住民酋长们发声反对 在看到引发的巨大舆论后，史密斯省长又在5月6日发表讲话找补，称自己的政党并不支持自己的主张，试图希望平息她引发的、大热的分离主义言论。 实际上，史密斯省长清楚地知道，即使大多数阿省民众同意分离，但真的分离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加拿大的法律和宪法框架，特别是《清晰法案》（Clarity Act），为分离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其次，专家普遍对分离的可行性和潜在的经济后果持怀疑态度。第三，原住民的权利和条约义务是任何分离进程中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第四，联邦政府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反应也将对最终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美国政治的走向也可能对西部分离运动产生意外的影响。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及的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反而激起加拿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削弱对西部独立的支持。 总之，阿省与联邦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长期存在的历史不满、联邦选举结果以及省政府采取的行动，都为分离主义情绪的再次高涨创造了条件，作为来自阿省的总理卡尼将如何处理，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天记者 颜宏 4月16日，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宣布将魁省的长期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展望稳定。标准普尔在报告中指出下调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运营赤字、人口增长放缓、薪酬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以及收入下降。而在5月6日，魁省财政厅长Eric Girard在议会反对党质询时透露，针对标准普尔降级决定的不满，他曾与标准普尔进行交涉，而在交涉的过程中，标准普尔同意网开一面，如果魁省能在三年内（也就是到2027-2028年）实现预算平衡，就有可能取消这个信用降级。但在魁省的预算计划中，是在未来5年后才能恢复预算平衡的，而源于魁省政府经常面临财政紧缩与投资公共服务或提供税收减免之间的权衡，因此他不敢答应这个条件，这意味着魁省未来的财政状况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乐观。与此同时，魁省水电局（Hydro-Québec）总裁Michael Sabia也在同一天表示，由于信用等级的下调导致的借贷成本增加，未来十年将增加1.5亿加元的额外成本。可以说，这次信用降级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魁北克普通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包括借贷成本增加和潜在的公共服务影响。 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是对借款人信用可靠性和偿还债务可能性的评估。标准普尔全球评级使用一套等级系统，通过从 AAA 到 D 的评级标准来确定借款人的信用度。评级愈高，代表愈有能力偿债，其借贷成本也更低，其中AA-和A+都属于投资级类别。AA-评级表明“非常强的履行财务承诺的能力”，而A+评级仍然表示“很强的偿债能力”，但更容易受到不利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信用评级下调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违约风险的增加，这可能会导致魁省的借贷成本上升。尽管AA-和A+都是投资级评级，但此次下调表明，相对于其他高评级实体而言，魁省的财政实力有所减弱，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以及该省长期吸引投资的能力。当然，魁省并不是唯一被下调的省份，卑诗省最近也因赤字增加和缺乏明确的财政计划而遭到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信用评级。这种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魁省并非唯一面临财政挑战和信用评级压力的省份。 截止到今年4月16日，其他不同评级机构对魁省的信用评级如下： 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 展望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 A+ 稳定 穆迪 Aa2 稳定 惠誉评级 AA– 稳定 晨星DBRS AA (低) 稳定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 AAA 稳定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标准普尔下调了评级，但其他主要评级机构仍然维持着对魁省较高的信用评级。魁省的信用评级在前自由党Jean Charest政府的后期因财务赤字问题一度被降到A+，后在Philippe Couillard政府的积极缩减赤字后在2016年被调高为A+积极，后在2017年从A+ 升级至 AA-直到今年4月份。但这次评级下调却是标准普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下调魁北克的评级，可见魁省确实有问题引发了标准普尔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降级，对正处于风评不佳的CAQ政党来说是个打击，特别是最近围绕教育体系、医疗系统等基础设施的维修、升级以及扩建工程等的资金问题，突显了魁北克省目前面临的财政挑战的严重性，并暗示着其近期财政历史可能出现转折点。 调降理由 标准普尔将此次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持续的运营赤字”，也就是说魁省政府的支出增加，收入减少，要持续借贷才能维持日常运作，赤字不断增加。导致这些赤字的一系列因素包括： 人口增长放缓：人口增长放缓无疑会长期影响魁省的税收基础和经济增长潜力。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增长放缓，并可能提高供养比率（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老年人口更多），从而给政府收入和社会服务带来压力。 薪酬支出增加：过去一段时间，魁省政府与包括公务员、教师、护士、社会服务等多个公共部门的员工达成新的集体劳动协议，提高薪资和福利，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如果这些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则会导致预算赤字。 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不仅是魁省教育体系的学校、幼儿园，医疗系统的医院、诊所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亟待投资改善，实际上整个魁省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桥梁、港口、各市镇的给排水系统等等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预期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和与美国特朗普强加的与关税相关的贸易不确定性导致魁省难以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弥补其支出。经济放缓通常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减少。贸易不确定性，如关税，会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尤其是在依赖国际贸易的行业，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标准普尔预计，魁省未来几年财政状况只会“温和改善”，而2026年进行的省级选举将使情况更加复杂。即使魁省经济在展望期后有所改善，但魁省的运营赤字仍将持续存在，并且在2026-2028财政年度，资本支出后的赤字将平均接近总收入的14%。 个人影响 这次信用评级下调会导致魁省的借贷成本增加，而魁省政府为了控制债务增长，需要削减或延迟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尽管不是直接或立竿见影，但多多少都会影响到普通民众，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个人或家庭财务。 当一个省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时，这向投资者发出信号，表明向该省贷款的风险略有增加。为了弥补这种增加的风险，投资者在省份发行债券借款时往往会要求更高的利率。虽然这直接影响到省政府的借贷成本，但它也可能间接影响到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向个人提供的利率。 针对包括房屋、汽车、房屋装修等的贷款以及房屋净值信用额度（HELOC）等可能导致潜在的利率上升：尽管短期内影响可能不大，但省级信用评级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整体利率的逐步上升。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借款成本可能会增加，它们可能会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借贷利率主要受加拿大银行货币政策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魁北克省的评级下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对于想创业或做生意的人来说需要面临： 借贷成本增加：小型企业通常依赖贷款用于各种目的，包括启动成本、扩张和营运资金。省信用评级下降可能会使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借款成本更高，从而可能导致小型企业贷款的利率更高，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 更严格的贷款条件： 在省份财政状况被认为较弱的环境下，贷款机构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并收紧对小型企业的贷款标准。比如初创企业通常被认为是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导致新企业更难获得贷款，即使获得批准，利率也可能更高。 那么个人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是提高您的个人信用评分：您的个人信用状况仍然是决定您获得利率的关键因素。专注于按时支付账单，保持较低的信用利用率，并避免承担过多的债务。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刚刚结束的大选可以说是加拿大民众第四次给了自由党机会，但连续三次用选票告诉自由党，再也不能像2015年压倒多数当选的特鲁多政府那样信马由缰，只顾推进自己的议程而无视民众的呼声和内外矛盾。在这次格外特殊的选举过程中，尽管从自由党党领卡尼（Mark Carney）到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等都在恳请民众给予多数的授权，以便政府更有力量对抗美国的霸凌，但选民还是用手中的选票告诉自由党政客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对待民众关心的议题，而不要以“我以为”莽下去。更重要的是，选民给了自由党只差3票就能达到多数的结果，就是在告诉自由党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需要更强有力的授权，但也担心卡尼过度对抗美国，因此要求自由党必须持续赢得小党和部分保守与独立选民的认同。这标志着加拿大政治正在步入“小党共治”时代，重大决策需跨党派协商，未来数月，卡尼领导的政府将在议会中反复斡旋、妥协与谈判，以稳健而有策略的方式对抗外部压力，同时平衡国内多元利益，才能兑现竞选承诺并维护国家利益。 华人选票显示力量 这次特殊情况下的大选，出现了加拿大历史上很少见的超过80%的选票集中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两个政党的手中，让原本在加拿大政坛上发挥制衡作用的小党统统边缘化。也让自由党占领大都市、保守党占领广大乡村地区的选举传统出现了缝隙，保守党在若干传统上被视为自由党“铁票仓”的都市区取得了突破性胜利——尤其是在华裔选民占比较高的城市中心及近郊选区，显示出华裔社区的投票意向转变扮演了关键角色。 安省的Richmond Hill South选区的华裔人口比例高达33%，除了在2011到2015年期间在多数执政的保守党哈珀政府时期短暂被保守党议员占领外，历来由自由党掌控。但本次大选中，第一次参选的保守党候选人何诺轩（Vincent Ho）以52.27%的得票率，以超过自2015年就一直连选连任的自由党候选人Majid Jowhari近5000票的优势胜出。 卑诗省的Richmond Centre–Marpole包含都会核心区的商圈和华人聚居区，自创建以来大多数的时候都由自由党议员掌控，除了在2008到2021年期间由保守党华裔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代表。在2021年的选举中，这个选区再次被自由党候选人缪宗晏（Wilson Miao）夺回，但在这次选举中，同为华裔的保守党候选人区泽光（Chak Au）以49.56%的得票率，超出缪宗晏2300票取胜，相信华裔的选票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这次新当选的5名华裔议员中，有3名都是披保守党战炮的，加上连任的保守党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使得华裔保守党议员的人数达到4人，与自由党的四人分庭抗礼，这对传统上一直投票给自由党的华人社区来说非常罕见。而这次包括华裔在内的南亚裔大规模投票给保守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移民虽说总体上拥护多元化，但对前自由党特鲁多政府过度多样性和极端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无论是大麻合法化、过度强调性少数群体权益以及包容多元性教育、轻罪化等等都与华裔的总体价值观和家庭观相悖，特别是过去几年的“轻罪”政策，各种犯罪分子都是抓了放，放了抓，极大地鼓励了做坏事而不需付代价的社会风气，让大都市的治安每况愈下。通过辛苦劳作、努力获取财富而成为有产阶级的华裔社区对公共安全与社区治安有较高诉求。保守党着重“支持警力”“让犯罪者付出代价”“打击帮派犯罪”等宣传，与自由党“软执法”形象形成对比，引发了华裔的共鸣。 其次，保守党主张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干预；支持私有化，鼓励企业创新；倡导减税（特别是企业与高收入者的税）；主张削减政府支出与福利计划，强调个人责任；鼓励劳动，反对大锅饭等核心理念更能得到华裔的认同。这不仅可以使勤劳的华人得到更多的实惠，也可避免更多的懒人不劳而获、靠社会福利度日，变成社会的巨大负担。同时，有房有产的华裔家庭更关注房地产市场与物业税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本届保守党在“减税”“缓解房价”议题上更具吸引力。 最新进入国会上的5名华裔：自由党议员张玮麟（Wade Chang），自由党议员池月（Maggie Chi），保守党议员马荣铮（Michael Ma），保守议员何诺轩（Vincent Ho），保守党议员区泽光（Chak Au） 这次大选的结果再一次表明，华裔社区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是自由党的盲目追随者。任何政党若想得到华裔社区的支持，政策“实用主义”将比“族群认同”更有决定力，各党派唯有深耕社区、精准回应高关切议题，才能在下一轮大选中赢得关键少数。 悲情新民主党 这次选举的最大输家就是新民主党的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他在自己的选区被华裔自由党候选人，39岁的张玮麟（Wade Chang）击败，也落后于保守党的华裔候选人，直落到第三名，得票率不到20%。实际上，在过去四年里，新民主党通过和自由党达成的“供应与信任协议（supply-and-confidence deal）极大地推进了一些和民生相关的、新民主党长期试图推进的重大议题，其中将“牙医保险”纳入医疗体系扩展范围，涵盖12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为低收入和中产家庭提供最高50%处方药费用补贴的“药物保险”都是新民主党数十年来不断推动却屡屡受阻的核心承诺。更不要说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积极推动增加紧急补助CERB的金额和时长，出台罢工期间阻止资方寻找替代劳工的法案，去年圣诞期间的部分商品取消GST税等等数不清的利民政策，不仅实现了新民主党长期奋斗的社会正义理想，也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加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节省数百乃至数千元的支出。但在这次选举中，选民不仅不领情，还用选票来惩罚他：支持率只有6.3%，议席降到7个，远低于维持“党派地位”的12席门槛，驵勉诚也不得不宣布引咎辞职。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这些政策最终以自由党名义落地，选民将功劳归于执政党，并不会将之归于新民主党；二是原本的新民主党是以“在野监督者”的身份抨击自由党政策不足，从而赢得选民支持，而与自由党合作后，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在关键投票中支持自由党，使之被批“缺乏原则的妥协者”。协议期间，驵勉诚多次在关键投票中放水，导致左翼选民认为其“背叛进步价值观”；右翼选民骂他“为虎作伥”；三是选民“厌倦小党作秀”，很多选民虽然支持药物与牙医保险，但对新民主党将议会合作视为“谈判筹码”的做法感到不满，特别是在疫情和通胀之下，人们更渴望“稳定、可预见”的政府，而非“战术动议与临时谈判”的混乱政府；四是党领驵勉诚虽具备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但在危机和宏观经济议题上的公众沟通经验相对有限。在特朗普和美国因素介入选举的情况下，还继续强调“完成协议中的医保与牙医保险”，缺少对更广泛的关税影响、经济衰退、房价、通胀、气候等热点议题的可落地新方案，难以抓住选民的关注焦点。 驵勉诚在选举之夜宣布辞职 博励志何去何从 这次大选中除了卡尼赌赢，带领自由党逆风翻盘值得注意外，更引人注意的是在普选票数和议员席位都大增的保守党，不仅没有赢得执政权，党领博励志（Pierre Poilievre）还在自己掌控20多年的Carleton选区内被首次参选的“全职爸爸”Bruce Fanjoy击败，遭遇滑铁卢。失败的深层原因既有策略失误，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个人性格原因，其教训不仅关乎其个人政治生涯，更为保守党乃至所有政党提供了经验。 过去的两年里，保守党一直以抨击特鲁多和自由党的政策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而且效果明显，但在特鲁多于今年1月初辞职后，保守党却没有及时转变策略，继续花费巨额广告费猛攻特鲁多和自由党。而在自由党选出了“加拿大拯救者形象”的前央行行长卡尼，并在卡尼上任第一天就取消了不得人心的消费者碳税后，继续聚焦“反特鲁多、反碳税”的双主轴，全然不管这两张王牌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刚愎自用的博励志和他的竞选团队从选战节奏、主轴铺陈、候选人提名，到省级整合，一错再错。 博励志以“加拿大优先”（Canada First）作为竞选口号，明显借鉴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模式。而博励志本人在风格和言辞上频现煽动性和对抗性，被视为“特朗普的北边翻版”，加拿大民众并不买账，尤其令中间选民和女性选民感到疏离。民调显示，与其煽动性的竞选风格相比，卡尼的稳健与理性更能赢得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博励志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关税大战之初不愿公开反对特朗普，等到他想起反对时为时已晚。 另外，博励志本人很喜欢呈现个人主义，不喜欢团队合作。他习惯采取高度个人化的“直接对话”策略，经常亲自出现在全国各地；重心更多地放在与自由党和媒体的“对抗新闻”上，而非地方基层网络和省级党组织的实地动员。作为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励志始终未能赢得任何主要省级保守党，如安省省长福特领导的安省进步保守党、阿省的团结保守党等的公开支持，也鲜少拥有一个跨省的竞选“铁杆团队”。 这在他自己的选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从2004年起，他就一直在自己的选区连选连任直到这次大选，但他把自己的当选视作理所当然，几乎从不在社区出现，更对各种社区事务不闻不问。因此当第一次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家庭主男”Bruce Fanjoy以50.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时，他表示并不惊奇，因为自己在两年多前就开始在社区敲门了，和成千上万的人交流，倾听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而博励志却几乎没有出现过。 Bruce Fanjoy在社区服务 总之，博励志的惨败可以说是给保守党以及其他政党提了个醒，在多元化的加拿大社会，过度迎合对立情绪可能导致选民反感，在未来竞选中应注重政策包容性，避免陷入极端对立。而政党领袖需兼顾全国与选区需求，不能仅凭全国性话语动员票仓，还要保持与传统票区的深度沟通和服务。 博励志在讲话中承认了败选，但表示会继续留下来领导保守党。他的这一想法目前虽然获得包括前党领在内的重量级大佬支持，但是党内的反对声音也不小。一方面，包括前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阿省资深议员Shannon Stubbs等人公开表示支持博励治，称他带动了保守派的新活力与支持基础。另一方面，多名党内人士则直言不讳地批评博励治的领导风格过于强硬、具有分裂性，让很多原本可能支持保守党的选民选择了自由党。还有内部人士指出，党内对于博励治的“高负面评价”感到担忧，若他留任，必须在团队建设、策略与沟通风格上做出重大调整。 博励志留任的办法可能是保守党的某位当选议员主动辞职，触发补选，让博励治在“安全选区”重新当选议员，而这要取决于联邦总理卡尼什么时候同意补选。即使重返国会，博励治仍将面对党内民主机制的考验。按照2014年通过的《改革法案》，保守党议员团可通过投票决定是否赋予自己罢免党魁的权力；而根据保守党党章，博励治还需在年底前接受一次领导权信任投票。

七天记者 颜宏 选举之夜发表胜选演讲的总理卡尼 4月28日，提前进行的第45届加拿大联邦大选落幕，卡尼（Mark Carney）领导的自由党获得169个席位，赢得组建政府的权力，但没有达到多数政府的172个席位门槛。这是自2015年以来，自由党连续第四次赢得大选，也是自2019年、2021年以来，第三次以少数政府执政。对于一个几个月前被广泛认为濒临死亡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不过由于自由党没有达到期望中的多数，未来将不得不寻求和议会中的小党，如魁人政团、新民主党进行合作，卡尼的少数政府如何左右逢源，对外抗击美国的霸凌，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对内如何改善民生、消除地区间矛盾着实考验智慧。 博励志（Pierre Poilievre）领导的保守党获得了144个席位，比上次大选增加了25个席位，赢得官方反对党的地位。尽管保守党在普选票和席位上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提升，但博励志本人却在自己自2004年就一直赢得的选区内落选，被第一次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61岁的“家庭主男”Bruce Fanjoy以50.6%的得票率，近4000票的差距战胜。博励志也成为过去10年以来，继续哈珀（Stephen Harper）、谢尔（Andrew Scheer）、欧图（Erin O’Toole）后第四个输给自由党的保守党党领，但他不会像前几位那样“输既走”，而是在承认败选、并向卡尼祝贺的演讲中保证他会留下来，毕竟保守党是在他的带领下，获得了41.4%创纪录的支持率，还增加了25个席位。预计他留任的办法将是让保守党的某位当选议员“主动”宣布辞职，在该选区进行补选，博励志通过赢得该安全选区的补选，以获得议员席位继续执掌保守党。不过到截稿时为止，还没有当选的保守党议员主动让出自己的席位，据说保守党内部对他的去留还存在巨大的分歧。 曾一度在2011年因杰克·林顿（Jack Layton）掀起的“橙色风暴”而获得官方反对党席位的新民主党自此后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每次选举都会退步，但这次大踏步后退到只获得了6.3%的投票率，席位也降到7个，没有达到联邦议会“维持党派”地位的12个议员门槛。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在自己的选区被华裔自由党候选人，39岁的张玮麟（Wade Chang）击败，也落后于保守党的华裔候选人阎洁明（James Yan），得票率不到20%。因此在当晚最早一个上台，晚上9点半左右就发表讲话承认败选，并宣布辞职，称只要选出临时党领就会离开。这次惨败让新民主党的未来变得不确定，未来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未知数。 同样感到挫败是魁人政团，这个伪装成联邦政党、只为魁北克利益而发声的地区性政党只获得了23个席位，比上一届少了10个，而丢失的席位除了一个被保守党获得外，其余都被自由党所斩获。在投票前夕，民调显示大势已去的党领Yves-François Blanchet转换竞选策略，称自由党赢得大选已经成为定局，不需要再投票给自由党，而应投票给魁人政团以平衡权力，增加魁省利益在联邦政坛的表达，并承诺自己会和自由党合作。但他这个旨在获得尽可能多议席的策略却受到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党领Paul St-Pierre Plamondon的批评，称这个维持联邦的策略损害了魁北克的独立议题。这个公开内部矛盾的做法让Blanchet很不爽，辩护称现在是危机时期，需要暂时搁置主权问题，他将继续和其他政党一同协作，在很快到来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形成统一、强有力的战线。 2025年和2021年大选各个选区选举结果的变化 特朗普因素 在加拿大建国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济和主权双重危机的动荡时刻，这场提前举行的联邦大选可以说是一场时间最短、分量最重的选举，也可以说是全体加拿大人对“谁更能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场全民公投：因着物价上涨、住房成本危机、经济疲软、非法越境难民等问题而对自由党极度不满的民众在美国的关税和吞并威胁下选择了卡尼。民调机构Abacus Data总裁David Colett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的联邦选举很少与特定的事情关联。从根本上讲，这次选举是关于特朗普的，关于特朗普对加拿大做了些什么。这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将要做什么。”前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Paul Martin）的政治顾问Scott Reid直言：“我们最亲密的地理、经济和安全伙伴第一次将我们置于目标范围内，破坏我们的安全感。然后你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事情，没有选举经验的卡尼出现，扭转了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这一切都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嘲讽说：“这真要感谢特朗普总统，两个月前，你的（加拿大）保守派朋友在民调中还领先25个百分点，但最后他们却输了。” 当选后的卡尼在胜选演讲中公开宣誓，他将在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中战胜美国，且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对加拿大的“背叛”。他还大声疾呼，“特朗普总统试图打垮我们，以便拥有我们”，因此加拿大人要团结起来，迎接“未来几个月需要做出牺牲的困难时期”。 这次重要选举的投票率为68.6%，是自1993年以来，除了2015年特鲁多与保守党的哈珀对决那次之后的第二高投票率，却依然低于人们的普遍预期。其中，自由党获得43.7%的选票，保守党为41.3%，都创下近4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差仅2.4%，属于统计误差范围之内。在席位分布上，自由党获得了49%，保守党获得了42%，这意味着自由党和保守党瓜分了其他小党，特别是新民主党的席位，让加拿大正式进入类似美国的两党政治时期，这也是自1958年之后，近70年以来的第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党基本上被排除在阿尔伯塔省（Alberta）和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之外，这是两个富含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大省。多年来，这些地区的民众对渥太华颇有微词，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地区对联邦贡献更多、回报却更少，特别是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推出的C-69法案，被认为严重损害了这些地区能源领域的发展。在选举前当地的一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自由党再次获得授权，将会出现国家统一的危机。这次卡尼当选后，阿省省长史密斯（Danielle Smith）虽然发来贺信，但也同时发出严厉警告和谴责。在敦促卡尼立即修复与阿尔伯塔省的关系同时，还指责自由党十年来破坏了阿省的资源型经济，指责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为了政治利益“贬低和妖魔化阿尔伯塔省人”。 危机重重 卡尼当选后，估计都来不及庆祝，就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因为他需要在未来数日内完成内阁人选提名，平衡地区代表性与专业背景，并向总督递交部长委任建议，以确保政府具备履职能力。作为少数政府执政，他还需要与新民主党或魁人政团进行谈判，建立“信任和协作”的关系，在关键议题上，如住房、医疗、预算和贸易政策等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以避免政府倒台。而与美国的谈判迫在眉睫，最快5月份就要开始。选举结束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发布声明称：“特朗普总统祝贺卡尼总理最近当选。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加拿大和美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携手合作对共同发展至关重要。基于这一目标，两国领导人商定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 其实不仅是卡尼，整个加拿大也将在这次大选落幕后继续延续艰难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加拿大目前面临的巨大难题包括： 应对贸易战与经济衰退风险上，美国的关税威胁（如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征税）和特朗普的“第51州”言论激起了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加拿大央行已暂停降息，警告若贸易冲突持续，2026年通胀可能超过3%，经济或陷入衰退；卡尼也多次重申，加拿大人要做好应对经济萧条、困苦时期的准备； 住房危机与生活成本压力上，这是选民的核心关切。自由党承诺每年建造50万套住房，但需解决地方政府审批拖延和建筑成本上升问题。此外，保守党批评自由党的碳税政策加重家庭负担，卡尼虽承诺废除部分碳税，但仍需协调环保与民生需求； 医疗与移民政策上，新民主党曾推动牙科和药物保险等进步政策，但其席位减少可能削弱相关立法动力。移民问题则面临两极化：自由党支持增加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缺口，而保守党强调控制移民规模以缓解住房压力； 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上，卡尼曾担任联合国气候特使，其气候政策可能更积极，但需兼顾阿尔伯塔等能源大省的利益。自由党计划推进清洁能源转型，但保守党主张支持传统能源产业，分歧可能加剧政党和地区矛盾； 保守党的持续竞争上，保守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率创1988年以来新高，席位增至144其，显示其基层支持依然强劲，特别是18-35岁的男性支持者。博励治主打“加拿大优先”口号，聚焦生活成本和反建制情绪，未来可能继续攻击自由党在经济和移民政策上的不足； 党内团结与政策连贯性上，自由党内部存在传统左翼与卡尼的财政保守派分歧，如何整合不同派系诉求将影响政策执行效率。 总之，自由党的胜利为加拿大提供了延续政策连续性的机会，但少数政府的脆弱性、经济风险和国际压力使其前途充满挑战。卡尼的经济专业背景和中间路线可能吸引务实选民，但需在短期内兑现关键承诺以巩固支持。对加拿大人而言，未来几年可能面临政策缓慢推进、经济波动加剧以及民族认同与国际依赖的持续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