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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右转向灯” 加拿大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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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11月3日还有几天时间，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0月26日晚间经过投票，以52票对48票正式确认了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这意味着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了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的6个， 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多数，这也是自1937年以来保守派第一次在最高法院法官中占据三分之二的稳定多数，意味着多年来与保守派平分秋色，有时甚至强势的“自由派”力量的减弱，为未来数十年的美国社会亮起“右转向灯”，这一变局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极为深远，也必将给世界带来影响，特别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 巴雷特宣誓就职 最高法院及左右之争 最高法院是是美国最高级别的联邦法院，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框架下继总统、国会后最为重要的一环。1789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通过的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却是一部不完备的宪法。偌大的国家治理只有7项条文，7500多字，之后陆续制定了27条修正案。但在27条修正案之外，美国宪法仍有广阔的解释空间。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这个解释权就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每一位大法官都以自己的理念对宪法进行解释，因此多数大法官的理念倾向将决定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律走向。近年来很多争议巨大、受人瞩目的裁定往往就是一票之差（五比四），某位法官背后的立场、倾向乃至一念之差都可能改变成百上千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发展方向。 根据联邦法规，最高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共9位组成。法官的人选需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一旦获参议院确认任命，法官享有终身任期，无需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在当代语境中，最高法院的法官按照各自的意识形态通常被分为保守派（右派）、温和派（在左右派之间摇摆）和自由派（左派）。 意识形态上的左派和右派目前公认起源于1789年9月法国制宪议会会议。在会议上，等级较高的一二级议员坐在议长的右边，他们反对彻底的革命，主张建立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而等级较低的议员主张完全限制君权，建立一院制议会，为了和保皇议员有所区分，他们选择坐在议会的左边。这样的座位划分当时是个偶然事件， 但到1791年法国立法议会代替了国民议会，议会人员全部重组后，以坐席位置代表政治理念的划分方式却被保留了下来，并随着1794年的热月革命传遍欧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在数百年的发展中不断扩大内涵，成为今天政治光谱的代名词。一般来说，右派强调权威、秩序、传统、效率和发展，国家不应该干涉经济以提高效率；左派强调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福利，国家需要适当介入市场以维持公平。美国的右派和左派则主要由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和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组成，双方从执政理念的框架到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堕胎、死刑、种族优待（affirmative action）、枪支管制、健保、同性婚姻、移民政策、宗教自由等等都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Supreme Court Database统计了1946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保守判决或自由判决的统计分析显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早期偏自由，中期偏保守，近年来进入了两派不相上下的状态。而特朗普任期4年内成功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无疑会打破这种平衡。 特朗普的“幸运” 特朗普之所以可以提名如此多的法官，是受惠于前所未有的情势。最初是国会放宽了规则让法官的任命变得更加容易，随后是共和党人系统性地否决前任总统奥巴马的法官提名。因此，特朗普总统刚一上任时就有机会提名一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有下级法院数百个岗位空缺在等待他安排自己人。 从上任开始至今，特朗普已经提名了50名上诉法院法官，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接近奥巴马总统任期八年内的提名总数（55名）；提名了130多名地区法院和初审法院法官；还把三名法官送入了联邦最高法院，上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总统还是40年前的里根。 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前联邦检察官丈夫杰西Jesse住在印第安纳州的South Bend市。其父母有七名子女，其中两名领养自海地，她自己则是七名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巴雷特以才思敏捷著称，曾就读于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法学院，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担任过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的助理，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巡回法官。巴雷特是一名原旨主义者（originalist），意思是在解释宪法中的词句时需要以原作者们创立宪法时的原意出发，这样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就有4人的司法哲学是原旨主义，尽管从判决看，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原旨主义并不纯粹。 巴雷特的提名之路可谓“闪电速度”：从自由派前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到她接任，仅过去不到40天；从特朗普9月27日正式提名巴雷特至宣誓就任，也只有一个月，打破美国历史上大法官提名的最短纪录。金斯伯格大法官一生对美国的平权与女权贡献良多，她最后却把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比例由5：4变成6：3的机会交给了总统特朗普，尽管这不是她的遗愿。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并不是简单的各投一票，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包括各种说服、妥协、交易，等等。手段高强的大法官，往往能影响同僚的判决。比如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布什和戈尔投票结果之争中，就是保守派的法官预定了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的立场，并说服其他人，最终导致戈尔含恨放弃上诉。 巴雷特多年来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司法实践上都是坚定的保守派，坚决维护美国的立国传统，比如她的一个孩子在怀孕时被查出是唐氏儿，笃信天主教的她和丈夫坚持孕育并生下有先天疾病的婴儿，身体力行天主教禁止堕胎的教义。她还在一次毕业典礼中发表“法律职业只是实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一目的是建立上帝的王国”的言论而引发争议。 加拿大怎么办 不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意识形态在转向保守，美国民众也在对自由派民主党8年统治的极度失望后转向保守，在2016年选出了反对自由贸易、反移民、撑枪、建墙的特朗普。与美国地理和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加拿大也在2018年开始全面转向保守，原先皆由左派政党自由党、新民主党执政的魁省、安省、阿省、爱德华王子岛、新省（New Brunswick）等纷纷变天，选出右派的政党执政。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德华王子岛在2019年4月进行的省级选举。Dennis King率领的进步保守党（Progressistes-Conservateurs）战胜执政12年的自由党，赢得了12个席位，原先执政的自由党，选举中只获得了6个席位，沦落到第三的位置，党魁Wade MacLauchlan 甚至输掉了自己的选区。注重环境的绿党（Parti vert）拿下了8个席位，第一次成为官方反对党。 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面积最小的省份，人口只有15万，与三河市（Trois-Rivieres）人口相当，但小小的爱德华王子岛却是全国各类选举投票最踊跃的地方，比如2015年和2019年的省选投票率高达86％和82%。 该省进步保守党的胜出既在意料之中，也颇令人惊讶。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选前的民调都显示保守党领先，所以该党赢得大选一点也不意外；而说它令人惊讶，则是自由党落败的速度太快了。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中，该省一直是自由党执政，而且是连续四届的多数政府。而该省的保守党则处于混乱状态，过去十年中换了六七届领袖，现任党魁Dennis King还是在大选前两个月才选上的。这样一个“坡脚鸭”似的进步保守党，竟一举击败了执政10多年、根深蒂固的自由党，是不是很令人惊讶？其实在很多民众眼里，从2015年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执政开始，其推动的移民、难民政策，大麻合法化，注重少数族裔权益，宽松的福利政策等左派做法就已经开始引发民众，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不满。 于是安省在2018年进行的省选中，以道格·福特 (Doug Ford) 为首的保守党大获全胜，一举赢得76个席位，组成多数政府，原来执政的自由党兵败如山倒，只获得7个席位，从曾连续15年执政的多数政府执政党沦落为议会配角，不仅议席数量比上届大选时缩水了33个，其党领Kathleen Wynne虽勉强保住了自己的议席，但也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很快宣布辞职。接着魁省在2018年10月进行的省选中，右翼的魁北克未来联盟(CAQ)在大选中胜出，以37.4%的支持率赢得省议会125个议席中的74个，出人意料地组成多数政府，取代了原先多数席位执政的自由党。 魁省自建省以来，一直是由中左翼的联邦派政党魁省自由党（PLQ）和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PQ）轮流坐庄，尽管近年来魁人党声势日衰，但选前大多数观察家仍然认为魁省政坛的“红蓝之争”（PLQ标志色为大红，魁人党为天蓝）大格局不会动摇，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比其他省份的保守党还保守的CAQ获得如此大的支持，而老牌执政党魁省自由党会败得如此迅速，原来的68个席位被拦腰切一半，只获得34个席位，几乎丢掉了除蒙特利尔以外的所有选区，再次成为官方反对党；传统的独立派PQ更是遭遇“政治雪崩”，议席从30个锐减至9个，得票率更跌至17.1%的低谷，创下1973年省选（仅获得6个议席，1970年是7个）以来的最差纪录。 在2019年的联邦选举中，若不是以谢尔（Andrew Scheer）为首的保守党表现实在太差，让在全国选民中并不具备支持率优势的小特鲁多和自由党获得了一次通过“策略投票”（即有意阻止某政党上台而投票）获胜的机会，今天的联邦政府也许会由保守党领导。就在刚刚结束的安省多伦多中区选区和约克选区的补选中，这两个一直被认为是自由党堡垒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都是惊险过关，其中一个仅比对手多出700张选票，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率比上次大选分别下降了15%和4%，这进一步说明民心思“右”，只是在目前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希望政府运行保持稳定才投票给自由党。 在全球保守派都在抬头的情况下，加拿大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新冠病毒疫情更加快了保守主义的抬头，无论是民间还是执政党都在向右倾和保守发展。就连很多华裔都开始对保障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权益、包容性较强的移民政策、宽松的福利制度等自由派的政策表示不满，在微信群、微博、新闻评论等社交媒体上经常是右翼的声音压过左派的主张。随着疫情的持续、经济的恶化以及中美对抗加剧，普遍的右翼思维、排外、反中浪潮将是民众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每一个人都应做好思想准备。

华为扩展加拿大产品组合，推出多个最新款的非手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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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28日开始，您可以购买HUAWEI WATCH GT 2 Pro、HUAWEI FreeBuds Pro、HUAWEI FreeBuds 3i、HUAWEI WATCH FIT和HUAWEI WiFi AX3路由器。在有限时间内，精选产品更有大礼赠送。  华为消费者业务10月27日宣布推出五款新品，进一步扩大华为在加拿大的产品生态系统。 此次发布的产品旨在为消费者在他们每日的生活中，包括工作、健康及健身、音频娱乐等各种场景带来更加凝聚的互联体验，呼应华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互联世界的使命。 “此次发布是华为加拿大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现在向加拿大消费者提供我们的所有六个主要产品类别：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音频、笔记本和现在的物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华为是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的第二大供应商，在平板电脑中排名第三，在物联网领域中排名第一。我们很高兴为加拿大的消费者在所有这些产品类别里面提供我们最新的技术。”华为加拿大消费者业务部市场总监Radek Krasny表示。 HUAWEI WATCH GT 2 Pro和HUAWEI WATCH FIT – 专业级的功能供您日常使用 HUAWEI WATCH GT 2 Pro（厂商建议零售价：398.99加元）结合了最高级的材质如蓝宝石镜面、钛金属表体和陶瓷背壳，以及业界最佳的智能手表功能如两周的续航和无线充电，使消费者由衷爱上HUAWEI WATCH GT系列。 升级后的HUAWEI TruSeen™4.0+可提供更精确的心率读数。该产品同时提供精准的睡眠、压力和全天候血氧饱和度监测功能，帮助用户更好的进行主动健康管理。华为还推出了包括滑雪和高尔夫在内的新的锻炼模式。这些功能与现有的100多种运动模式结合在一起，可为用户提供实时性能跟踪，科学锻炼指导以及专业运动的专业数据分析。 HUAWEI WATCH GT 2 Pro在加拿大有星云灰和幻夜黑两款颜色可选。 HUAWEI WATCH FIT（厂商建议零售价：$ 168.99 CAD）是华为第一款采用方形表盘设计的轻智能运动手表。该智能手表结合了光彩夺目的1.64英寸高清显示屏，可以显示更多内容和提供更好的交互体验。 HUAWEI WATCH FIT的重量仅34克，厚度仅10.7毫米，感觉就像运动腕带一样轻巧。它同样采用了全新升级的HUAWEI TruSeenTM 4.0第四代心率监测技术，自研的多传感AI神经网络算法搭配专业定制的PPG元件，实现更精准地24小时心率监测。此外，它的全天候健康管理功能可以全面监测血氧、睡眠和压力状况，并为佩戴者提供评估结果和改善建议。 HUAWEI WATCH FIT轻薄小巧，在典型使用场景下可支持多达10天的续航。同时支持华为的快速充电技术。充电五分钟，典型使用场景下可使用一整天。 HUAWEI WATCH FIT有石墨黑和樱花粉两款颜色可供选择。 … Read more

疫情加剧使人愁 争权夺利政客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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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秋天的树叶还没落尽，冬天还远未到，加拿大的第二波疫情已经出现不可控制的迹象，不仅前几个月全民“宅家”的抗疫成果被消耗殆尽，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第一波，每日新增感染者超过2千，魁省、安省、阿省、卑诗省等几个人口大省的疫情都在急剧恶化。截止到10月19日，加拿大的感染人数超过20万，死亡人数近万人，住院以及重症人数都在上升。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民主制度框架下，少数政府执政本就不稳的特鲁多政府正面临着一轮又一轮的反对党攻击，政府倒台、重新大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执政党的头上，分散了联邦政府抗击疫情和重启经济的注意力。最新的一次是保守党提出议案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自由党的腐败问题，自由党则威胁说，为了避免保守党继续调查政府的道德争议，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让加拿大再来一次大选，让加拿大人再一次进入投票站做出他们的选择。就在全国人民都屏住呼吸关注着自由党政府是否会在这个最不应该发动大选的时机倒台时，第三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NPD）用它的24张选票来反对保守党的议案，避免了加拿大人在严重的疫情中进行从来没在圣诞节前出现过的联邦大选，但谁知道下一次让政府倒台的威胁又将何时发出？或许，加拿大人会想，要是知道会有新冠病毒疫情，无论如何要选出个多数政府，至少在国家治理上有个连贯性，不像现在这样时时面临瘫痪或被打断的局面。 跛脚的执政党 2019年的联邦大选投票结果出来后，上次大选时红极一时的小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风光不再，只获得了33.1%选民的支持，议会席位从2015年选举结果的184减少27个，变为157；保守党在全国获得了33.4%的支持率，121个席位，比之前多出22个。体现在选票上，保守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比自由党多出25万多张，但基于152年前的选区设定和选举原则，保守党仍然在多个选区落败，最终以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比保守党多出36个议席而获得组阁权利，组建少数党政府，但这种以不过半的席位执政是对执政党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是选民用选票告诉自由党，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能信马由缰。这样执政党的日子天天如履薄冰，要见招拆招、在不同的问题上找不同的政党结成暂时性联盟以期度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关。历史上的少数党政府平均寿命为两年，少数党政府的寿命除了要看执政党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手腕，还取决于反对党的挑刺儿或配合。 上次大选，保守党没能夺取执政权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执政党和总理乏善可陈，但反对党也半斤八两”。原来的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在竞选过程中总是把重点放在对执政党领袖人品的攻击上，而没有为这个国家发展提出让选民信得过的愿景，可以说是缺乏有建设性政治辩论而注重于幼稚的“相互谩骂”的竞选过程让在全国选民中并不具备支持率优势的小特鲁多和自由党获得了一次通过“策略投票”（即有意阻止某政党上台而投票）获胜的机会。 执政根基不稳的自由党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疫情，偏重平等、博爱等自由理念的特鲁多每天在自家门口召开新冠病毒疫情通报会，宣布政府推出的各种援助民众和商业企业的计划和项目，回答各种民众关注的问题，还不断敦促民众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让大部分民众对自由党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表现感到满意，特鲁多的民众支持率也一度超过50%，是两年多来的最高峰。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疫情的放缓，经济的重启，特别是WE Charity丑闻的爆出，让官方反对党——保守党抓住了特鲁多的把柄，不断地质问、攻击、威胁让政府倒台，使得原本可以集中精力抗击疫情的政府陷入撕裂、瘫痪的状态。 夺权的反对党 上次大选失败就很不服气的保守党看到特鲁多每天通过电视镜头直面全国的民众，嘘寒问暖，拿着纳税人的钱大手笔援助收买民心，一时间风光无两，更是不忿，甚至有可能夹杂着各种羡慕嫉妒恨，于是使用各种手段阻挠政府正常的运行和执政党政策的实施。从4月国会复会该采用何种方式恢复国会运作，国会就法案辩论的频率，乃至实体还是视频方式进行等等都成为保守党的牌；另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质疑自由党出台的各种援助项目，拿着放大镜挨个查看所有针对疫情的援助项目，很快就抓到了一条大鱼，那就是特鲁多把总值为9.12亿元的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Canada Student Service Grant）项目交由私营慈善机构WE Charity管理，负责筛选，培训申请人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分发补助等。特别是这个机构与特鲁多一家以及自由党渊源颇深，特鲁多的夫人Sophie Trudeau是WE Charity的“大使和盟友”，并为该组织主持一个心理健康播客，但这并不是义务工作，而是要领取工资的。今年3月初，震惊加拿大的总理夫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就是和女儿Ella-Grace及婆婆Margaret Trudeau一起参加这一组织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一个活动时感染的。 时任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也和这个组织有过交往，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活动和旅行。接着在7月22日，莫诺在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主动坦白自己在查阅文件后惊讶地发现在2017年的两次旅行中有部分旅行费用由WE代为支付，他随后联系WE了解相关费用事宜，并开了一张41,366元的支票补足相差的费用，同时为这个错误向公众道歉。但他的坦诚换来的却是反对党的群起攻之，保守党和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都要求他辞职，就连自由党内部都对这一信息感到震惊。如果说他没有因自己与WE机构的密切关系而在讨论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项目管理合同时回避，从而构成“利益冲突”，那么他没有及时支付这样一笔差旅费用就是“收受利益”。雪上加霜的是，8月7日，又爆出联邦政府把加拿大紧急商业租金减缓项目CECRA给予加拿大贷款和住房公司（CMHC），后者因没有商业地产经验，将项目又转给特鲁多首席幕僚长Katie Telford的丈夫Rob Silver所在的公司MCAP操作，MCAP因此可获得8400万加元佣金。魁北克政团党领Yves-François Blanchet在8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出最后通牒：如果特鲁多、莫诺和Katie Telford不辞职，他就在10月发起不信任动议，要求重新进行大选。 围绕这一丑闻角力的结果是WE Charity退出CSSG项目管理，向国民道歉，并最终结束所有在加拿大的运作；特鲁多和莫诺多次道歉；莫诺辞职，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接替他的职务。特鲁多利用这个内阁成员变动的机会终结了本届联邦议会会期，直到9月23日重开议会。终结议会会期，意味着停止议会立法程序和议会委员会的工作，所有议案、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涉及WE丑闻的调查一切归零。 悲哀的民主制 善良的民众原本以为终止议会后，今年再次大选的可能性降低到零，可自9月23日国会复会以来，已经选出新党领欧图（Erin O’Toole）的保守党并没有打算放过自由党，对自由党的攻击已经从WE Charity丑闻扩大到对整个自由党腐败问题的指控。 保守党还提出议案建立一个“反腐委员会”来调查包括学生服务补助金项目、紧急商业租金计划项目以及工资补贴项目等等。面对持续的干扰和攻击，特鲁多决定不忍了，威胁说自由党将把这一议案视为对执政党的信任投票，如果反对党继续追求成立这样的委员会，那就再一次进行大选，让选民来决定，并指责保守党是在玩政治游戏。10月20日对此议案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担心把加拿大拖入大选罪名的保守党表示会更改该委员会的名称，从最初拟定的“反腐”委员会改名为“关于加拿大疫情期间政府滥用公共资金指控的特别委员会。”欧图也再次澄清说设立这个委员会只与问责制有关，而与选举无关。但自由党对此嗤之以鼻说，“你把一本书都写完了，最后改个书名，就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同一本书了吗？”新民主党则攻击说自由党是利用这个议案趁机发动谁都不情愿的大选，然后让反对党替他背锅。 尽管保守党的这个议案获得了魁北克政团的支持，但关键时刻，面临巨大压力的新民主党最终决定反对这一议案，让自由党继续执政，而反对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不让特鲁多的阴谋得逞，因为最新的多份民调显示，自由党的公众支持率为36.5%，保守党为30.8%，这意味着如果现在进行联邦选举，特鲁多的自由党不仅不会倒台，还有可能组成一个多数政府。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没有人关注被病毒感染的患者、死亡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没有人关注受疫情影响而亏损，甚至关门歇业的商业企业以及失业的人们，更没有人关注那些奋斗在抗疫第一线、加班加点工作的医护人员……民众选出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们却在忙着争权夺利。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哪个政党，一人一票的所谓民主体制决定了他们只能取悦支持自己的选民，不可能为了长远或者集体的利益而推出不讨喜的政策，只能顾眼前的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这恐怕是民主制度的悲哀吧。

守望相助 传递温暖——访疫情下坚持在老人中心服务的谢詠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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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在以60年为一轮回的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中，庚子年历来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具有不平凡的历史记忆。1840年庚子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中国开始了受尽欺压和屈辱的近代百年史；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京城，清王朝的实际掌门人慈禧西逃，皇城惨遭列强屠杀、蹂躏和劫掠；1960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迎来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上千万人被饿死；2020年庚子年，一场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百年不遇超级瘟疫——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正在全球大流行，且远远看不到黑暗隧道尽头的曙光。 在这场突如其来并将把世界分割成疫情前和疫情后两个时代的大流行病之中，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恐惧、彷徨、无可奈何、愤怒、伤心、失望……各种不同的负面情绪充斥着每一天的生活，但也让很多普通人因着这场疫情的缘故而迸发出的人性光辉温暖了周围人的心，在浓厚阴郁的疫情背景下给人留下一抹暖色的记忆，在蒙特利尔北部一个老人公寓里开设便利店的谢詠西就是这样一个人。 快乐老板 谢詠西今年55岁，96年开始申请移民，2000年就来到蒙特利尔。和大多数移民一样，来了之后边学习法语，边寻找着未来的发展出路。因为喜欢打桥牌，结识了一帮在蒙特利尔的牌友，其中一个经常打对手的上海移民当时经营着一家便利店。在他的知识、经验和金钱的帮助下，谢詠西和爱人利用上学时积攒的一万元的学生贷款和助学金（Loan & Bursary）在2002年买了第一家杂货店。这是在Verdun区的一家街边便利店，营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夜里11点，工作时间长不说，还非常危险，经常有人偷东西，甚至抢劫。 被偷、被抢的次数多了，谢詠西也搞了一把日本长刀，放在收银机的下面。一天下着大雪，一个人拿了一把厨用刀来抢劫，谢詠西就打开收银机，并把日本长刀放在旁边说“你来拿吧。你看我的刀比你的长”，结果那个人吓得落荒而逃。还有一次，谢詠西正和另一个便利店主用电话聊天，就听对方在电话里惊呼，并告诉他赶紧报警。谢詠西打911电话报警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地址，只能向警方再三保证情况属实，希望警察根据电话号码找到那个面临威胁的杂货店主，不过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时，持枪威胁谢詠西朋友的犯罪份子早已逃之夭夭，并抢走了收银机里面所有的现金，而警方除了做下案发记录，其他的竟然什么都做不了。 做了几年杂货店，赚了点本钱之后，谢詠西就开始思量着换个没那么累，也没那么危险的生意，经过多方考察后，在2005年买了一套上住下铺的房子，楼下的店铺是专门做早午餐的饭店，但由于不熟悉魁北克人的早餐文化和口味，饭店的生意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关门歇业，把房子租给一家保安公司做办公室，谢詠西自己也加入到这家保安公司工作，担任一名保安员。 性格随和、多才多艺的谢詠西和同事们的关系处得不错。2011年，在一个偶然的聊天过程中，得知有个保安同事爷爷在一家老人公寓开的便利店要出卖，有过便利店经营经验的谢詠西决定去看一看，结果一看就喜欢上了。首先这个店的营业时间短，同正常上班一样朝九晚五，利润却并不比长时间营业的便利店低；客人的素质高，客人基本是住在楼里的退休老人，既有钱又有闲；最主要的是安全，由于大部分客人都是中心的住客，彼此熟识，再也不用担心像以前那样遇到打劫的情形，于是谢詠西辞去了保安员的工作，再一次做起了小老板。 这一次谢詠西不仅在经营上顺风顺水，他的小店还成了老人公寓的社交中心。一般来说，女性的寿命比男性的寿命长，越是年长的人群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也越高，像谢詠西这样50来岁的男子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很多前来购物的女住客们买了东西后不会立即离开，而是找话和他闲聊，而谢詠西热情随和的性格和风趣幽默的言谈也博得了她们的喜爱，越来越多的住客把他当作朋友，甚至有住客的子女专门从温哥华给他寄礼物，感谢他对自己母亲的照顾。谢詠西还利用公寓里设立的台球桌，通过网上学来的桌球技巧，不到一年就打遍公寓里的男住客无敌手，经常有人来找他切磋。他的小店除了给楼里的住客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外，还为他们提供着友情慰藉和信息渠道，比如哪一层新住进来一个干练的男住客，给参加周末舞会的老人介绍舞伴等等。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谢詠西的小店已经不再单纯地是个经营场所，更成为老人们聚集的公共场所，谢詠西也在做生意的忙碌中，感受到被人需要、被人挂念的快乐，多次跟朋友说买这个便利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冒险开店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谢詠西以及所有公寓老人们的静好岁月。几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暂停，大家都陷入恐慌、迷惘之中。谢詠西和爱人也陷入抉择之中，因为一直关注着国内的疫情情况，他很清楚这个病毒的高传播性和可怕之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关店，但一想到那些或孤苦无依，或腿脚不便，或不懂电脑不会上网采购的老人们，他就放心不下。因为特殊的位置，他的店除了卖杂货外，还卖新鲜的蔬菜、水果，相当于一个小超市，可满足老人们的日常饮食需求。思量来，思量去，这对善良的夫妇决定在采取尽可能的自我保护措施下，继续让小店开放，并很幸运地买到了当时还很紧缺的口罩、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液。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感到恐惧，甚至想自己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之后因为政府颁布的“宅家”抗疫措施，老人们不能再出门，需要谢詠西去送货，于是原本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就需要至少两个人，一个人看店，接订购电话，另一个跑来跑去地去送货，工作量大增，还要时刻担心病毒，不断地洗手、消毒。好不容易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衣物都换下来扔到洗衣机里清洗、烘干，然后再去仔仔细细地洗澡，生怕沾染上病毒，然后才能换上干净的衣服，整个程序下来至少要近1小时。身体的操劳再加上精神上的提心吊胆，让那个时候的谢詠西感觉特别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天累得像只狗”。 到了4月中旬，一位负责老人们健康、在医院兼职的护士把病毒带进了这个老人中心。谢詠西的客户中有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有人被救护车接走，还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楼里的气氛也变得更加压抑，更加沉重。同时，联邦政府也推出一系列针对疫情冲击的紧急救助计划，比如个人可申领的紧急救助计划（CERB），让因疫情原因失业或失去收入的人每月可领2000元的补助金；再比如针对中小企业的紧急贷款援助计划等，让谢詠西暂时关闭小店后，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但是一想到这些相处了近10年的老顾客们，本性善良的谢詠西无论如何不忍心在这种情况下转身而去。 就是在这种朴素的感情支配下，自疫情爆发以来，谢詠西的小店一直开着，除了把开店时间缩短，并给自己留出一天的休息外，一如既往地为公寓里的老人们提供着无微不至的服务。但其实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对未知病毒的恐惧，独自生活的孤寂，无法和家人见面的煎熬，不能外出的无奈……一名81岁的住客就因为身心崩溃从14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老人院悲剧之一，而这名住客也曾是谢詠西的客人。 这个私立的老人中心有443个单元，大约550人生活在这里，平均年龄80岁。谢詠西几乎给每一家都送过货，他的服务不仅给老人们送去需要的物品，也给他们送去了与外界沟通的机会。虽然这样的交流不仅要隔着至少2米的距离，甚至有的老人因为害怕而用绳子把一个篮子从楼上吊下来传递钱和货品，但都不妨碍这种老熟人见面、聊天带来的欣慰感，而谢詠西出现的本身也让他们感到并不是独自一人，外部世界的门还敞开着。 守望相助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中，一名91岁的老人给谢詠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年事已高，但因为快60岁的儿子智力低下，无法独自生活，所以老人一直和儿子一起生活，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当她也被病毒感染，而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不会回来了。但近3个星期后，她居然奇迹般地战胜了病毒，回到了老人公寓。谢詠西跟她闲聊时感叹这个奇迹，老人却平静地说为了自己的傻儿子，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活下去。 今年春天的疫情中，谢詠西所在的这个老年公寓有16名老人因感染病毒而过世，而这只是这场正在改变整个时代的疫情里的沧海一粟。目前，全球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4千万，死亡超过111万，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还在以30万和死亡4千人的惊人速度上涨着，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走向何方还是未知数，但只要每一个人都像谢詠西一样表现出责任和担当，即使是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事情，都会让生活变得不一样。在当下的艰难时期，尽量做好自己，管理好自己，给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坚信疫情总会过去，保持乐观善良的精神，人类终能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疫苗还能指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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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就在加拿大各地相继进入第二波疫情，且确诊感染病例迅速上升的同时，关于疫苗的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先是10月12日，荷兰研究人员报告了世界上首例二次感染病亡案例。荷兰研究人员发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文章中指出，这名89岁的患者今年早些时候首次感染新冠病毒，出现发烧、严重咳嗽等症状，住院治疗了5天后，除了一些持续的疲劳外，其他症状都完全消失。但在她感染59天后，再次出现发烧、咳嗽及呼吸困难等症状而再次入院治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但迟迟不出现抗体。该患者在第4天、第6天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到第8天，病情恶化，14天后不幸去世。同一天，权威医学核心期刊《柳叶刀》发文称，美国也出现了首例二次感染新冠的病例，而这名身体健康、只有25岁的男子在首次感染6周后二次感染，且第二次的病情也比首次严重。这样的病例虽然还不太多，但足以说明通过感染新冠病毒从而获得免疫能力的不切实际。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批评一些国家放任病毒防控而指望获得群体免疫在科学和道德上都存在问题。其总干事谭德塞在12日再次重申：“群体免疫是通过保护人们不受病毒感染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让他们感染病毒来实现的。” 10月13日，由于一名接受疫苗试验的志愿者在注射疫苗之后患上“无法解释的疾病”，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宣布暂停正在进行的候选疫苗研究工作，用来招募患者的线上系统也被关闭。这已经不是新冠疫苗研制第一次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加拿大押宝的6大候选疫苗中，目前已有4家公司的临床试验出现问题，其中2家暂停临床试验。 种子选手被叫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全球目前约有40款新冠候选疫苗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中10款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而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寄予厚望、研发进展最快之一的牛津疫苗在9月初遇到了问题。这款由牛津大学与英国药厂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共同研发的疫苗在开始三期临床试验开始不久，由于其中一名疫苗接种志愿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患有无法解释的疾病，而不得不在9月8日宣布暂停该疫苗的全球试验。 阿斯利康公司的一位发言人指出暂停疫苗试验是很正常的操作，在临床试验中，一旦出现潜在的、尚未能解释的疾病征状，就会启动这样的常规做法，这也是确保临床试验完整性的手段之一。该公司将加快审核程序，从而“尽量减小其对研发进度的影响”。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则表示，这名出现严重神经系统症状的志愿者现在被发现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但在接受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之前却从未被诊断出来，因此他出现的症状与该疫苗临床试验无关。 大约一个星期后，该疫苗在英国进行的临床试验得以恢复，在南非和巴西等国家内进行的临床试验也陆续重启，但疫情最严重的美国还没有恢复临床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和一个独立安全小组要先完成调查才能做出结论，目前尚不清楚FDA完成调查需要多长时间。 尽管各方对这名出现异常的志愿者情况讳莫如深，但《纽约时报》还是从一名内部知情人士处获悉，这名志愿者出现的反应征状为“贯穿性脊髓炎”，这是由于原因不明的感染直接引起或感染诱发所引起的脊髓功能失常导致全部或大多数神经束的神经冲动传导阻滞，局限于数个节段的急性横贯性脊髓炎症。大多数在急性感染或疫苗接种后发病。临床表现为脊髓病变水平以下的肢体瘫痪，感觉缺失和膀胱、直肠、植物神经功能障碍。 研发遇挑战 就在牛津这款候选疫苗出现问题不久，强生公司也开始在美国的200多个地方以及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内开展超过6万人的临床研究，成为全球候选疫苗中临床试验规模最大的。该疫苗的一大优点是只需一剂便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曾被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国家给予厚望。但因一名疫苗接种志愿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疾病症状，强生公司在10月12日晚紧急叫停了其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目前，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控委员会及强生公司的内部医生正在评估这名受试者的健康状况，以便于弄清楚这个疾病是否真正与注射该疫苗有关。不过，强生公司以参与临床试验者的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有关该疾病的更多细节。 强生公司在声明中保证称，这种“不良事件”在临床试验中并不罕见，但因为临床试验采取的是“双盲标准”，测试者与被测试者均不知道测试者所属的组别，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这一“无法解释的疾病”究竟是来自候选疫苗本身，还是来自没有任何成分在内的安慰剂。 虽然强生公司还没有公布这种无法解释的症状到底是什么，但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传染病学教授William Schaffner认为，有可能是比心脏病、前列腺癌、糖尿病等更严重的副作用，也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受到了伤害。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鉴于强生公司6万人的临床研究规模，出现研究暂停也不足为奇，这次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 除了牛津和强生疫苗的临床研究出现暂停的情况外，美国公司Moderna的候选疫苗和辉瑞（Pfizer）研发的候选疫苗也都出现异常情况。有的志愿者在接种这两种疫苗后，出现了高烧、剧烈头痛、身体疼痛以及精疲力竭等症状，比他们预想的副作用要严重得多。不过出现不适症状的5名志愿者都表示，症状通常在一天后消失，为了获得有效的疫苗，这些不适还是值得的。 大批订单能指望上吗？ 面对正经受第二波疫情冲击的加拿大，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不但已经预定了大量疫苗，而且承诺为加拿大民众免费注射。 截止到目前，加拿大已和7家公司签订购买意向，将采购超过1亿剂疫苗。这些公司分别为: 阿斯利康（AstraZeneca）：最高采购2000万剂； 赛诺菲（Sanofi）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合作的疫苗：最高采购7200万剂，2021年中可上市； 辉瑞（Pfizer）：最高采购2000万剂； 莫德纳（Moderna）：最高采购5600万剂； 强生（Johnson & Johnson）：最高采购3800万剂； 诺瓦瓦克斯医药（Novavax）：最高采购7600万剂； 被加拿大押宝的6款候选疫苗中有四种都出现问题，再一次说明疫苗的研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应该指望很快出现有效的疫苗来应对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 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之前，大部分普通民众只知道新生儿要接种若干次若干种疫苗，根据自己的意愿，成年人也可每年打一次流感疫苗，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疫苗进入市场前都要经历漫长的研发过程和严格的审批。 通常情况下，针对某种病毒疫苗的研制都需要较长时间，根据病毒种类和采用技术路径不同，常规的疫苗研发通常需要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才能上市。首先要了解病毒特性，掌握其流行病学数据，找到能够预防或治疗的相应蛋白，开发出疫苗后首先进行动物实验，然后在人群开展小规模的安全性研究，再逐步扩大人群规模，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要精心设计多个阶段的研究和试验方案，每个阶段都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研究过程中还需招募研究对象，并且研究对象还要有机会感染病毒等，整个过程非常繁琐，即使按照最基本的流程，一般疫苗研发的周期通常是10-15年，还有很多中期临床试验结果不够理想的候选疫苗最终不得不随时停止研发的情况发生。 今年，面对全球严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科研人员一方面要把疫苗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严格按照科学规律、相关法规和技术要求进行，一方面又要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的研究和生产，再加上监管机构的全力配合让世界各国针对新冠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制工作都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在取得进展。 中国在疫情发生以来，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战时思维、战时状态的指导思想，相关部门采取应急研发和审批程序，很多技术路线并行开展，推出了包括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等在内的5条路线。科研人员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相当于把一天当成两天、三天来用，使得针对疫苗的研发一直领跑全球。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5月15日宣布“神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 计划，旨在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制造和分发，入围该计划的候选疫苗研制机构将获得大规模的资金援助和临床试验绿灯，以创纪录的速度把候选疫苗推向民众。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争分夺秒，但疫苗只能是战胜病毒的一个工具之一，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总干事谭德赛在8月4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超过1800万时警告说恐怕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灵丹妙药，民众要做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尽管世界上有160种疫苗正在研制中，但还没有哪一种完全有效，况且随着病毒在人群中的大量传播，疫苗的研发将永远落后病毒的变异，人类或许最终要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  

学说普通话 朋友遍天下 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海外中文爱好者普通话视频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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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佳音 由魁北克孔子学院和七天传媒举办的“纪念加中建交50周年海外中文爱好者普通话视频大赛：学说普通话朋友遍天下”活动历时2个月，10月13日在加中建交50周年纪念日当天圆满落下帷幕。活动主办方魁北克孔子学院和七天传媒感谢每一位参赛选手、专家评委和合作伙伴。感谢大家对活动的热情参与和支持。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是最棒的，每一位评委的点评都很中肯到位，每一位合作伙伴的支持都弥足珍贵。 活动细节 活动自8月16日在七天传媒视频号上线第1条视频到9月30日，一共上线42条作品，累计150多万人观看了参赛选手的作品，累计点赞3万多次。截至发稿时，单条作品最高浏览量18万次以上，单条作品最高点赞量5725次，这些数据还在上升中。来自蒙特利尔、温哥华、悉尼的参赛选手提交了作品。参赛选手最小的5岁，最大的17岁，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自我介绍的，有朗诵诗词的，有表演才艺的……多方面展示了自己在海外学习中文的热情和水平，表现了海外华人一代代学习中文、传播中国文化的情怀。让主办方深深感动，深受鼓舞。 获奖名单 经过网友点赞投票和评委仔细、严格的评审，比赛结果如下： 人气和评委大奖： 缪威芳 缪威芳同学作品获得了5725次点赞，位列参赛作品第一。同时她还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得人气奖的其他同学是： 王奕晗、 王奕然、 汪凯博、 陈静曦、毅飒 获得评委奖的其他同学是： Emily Fecto、魏嘉琦 吴雨宸、陈睿、周宝宝、李若瑄、魏嘉琳 领奖办法 所有参赛选手都将获得主办方发出的参赛证书和纪念品，所有参赛同学的家长也将获得主办方的纪念品。大蒙特利尔地区选手10月19日起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到七天传媒办公室领奖（地址：123 Saint- Pierre, Montreal, H2Y 2L6），奖金以支票形式发放。咨询电话：514-582-6188 致谢评委 感谢本次活动的评委用自己宝贵的时间，仔细、严格地观看了每位参赛选手的作品，同时还录制了点评视频，表现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心。评委们的鼓励是选手们前进的动力，来自中国的评委们还向选手发出了邀请，欢迎年轻的选手们到中国进一步进修、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在此，主办方代表所有参赛同学和家长向各位评委老师、专家学者致谢，同时也欢迎各位评委有时间光临加拿大，当面对海外的中文爱好者予以指导、帮助和鼓励。 本次活动的评委分别是： 中国专家： 李嘉郁博士 北京华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世界华文教育》执行主编，中国华侨华人与华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昭晖  美国杜克大学传媒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硕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BA、李光耀奖学金获得者、访谈节目主持人 陈怀杰 央视前主持人，现江西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系教师 傅希如 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青京赛金奖榜首，上海市京剧界领军人物 赵群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原戏剧表演专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上海市华文教育专家 聂大昕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法国EPHE访问学者，中国国家标准“汉语言本体及文化知识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负责人 加拿大专家： 王仁忠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李嘉诚基金会汉语交流及中国文化高级研修项目学术负责人，东亚系中日韩语言教学委员会主任 凤力 主持人、朗诵主持教师。原加拿大CJNT Montreal电视台、原福建经济广播电台主持 致谢合作伙伴 感谢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华为加拿大、刘畅地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大集团、显达理财、蒙城中华语文学校、Rainbow Studio、杨闰秋女士以不同的方式对活动的支持；感谢新视Vlab；感谢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国内的视频号玩家对这一活动的大力宣传（完全名单见七天网站septdays.com和“加拿大七天传媒”微信公众号Septdays1_Canada）。感谢蒙特利尔佳华学校的老师们对参赛学生的精心辅导。 “秋之韵“视频大赛等你来！ 七天视频号“七天文旅”自6月19日上线以来，累计上线作品150件。第二个视频大赛活动“秋之韵”已正式开启，广大摄影、摄像爱好者可扫码报名参与，活动截止日期10月30日。奖金奖品点赞等你来！  

尊重历史 正视现实 面向未来——魁北克“十月危机”5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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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n't afraid of death,' kidnapped British diplomat James Cross said upon release

七天记者 梓丰 1970年10月5日，四名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成员装扮成送货员来到英国驻蒙特利尔贸易代表James Cross的家，按响门铃，开门的女仆——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女人听不懂他们的法语，却被他们的凶神恶煞样子吓得尖叫起来，闻声赶来的James被这四个人劫持进了路边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这起震惊世界的绑架案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魁北克的独立进程，史称“十月危机”（Crise d’Octobre）。 源起 上个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各种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各种改变社会格局的运动、革命不断出现，在加拿大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魁北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把持魁北克政坛几十年的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党领Maurice Duplessis在1959年9月突然在任上中风，几天后去世，他统治的阶段被称为魁北克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La grande noirceur)，但恰恰是这段“黑暗”时期给后来从根本上改变魁北克社会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首先，Maurice Duplessis在1936年魁北克省选中把连续39年执政的魁省自由党拉下马的秘诀之一就是迎合魁北克民众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指责英裔把持的联邦政府压迫魁北克法裔，推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给魁北克民众灌输以魁北克人为傲的思想。其次，利用自己的强势和长期执政打破了教会的权威，把统治权力从教会那里拿到了世俗政府这一边，去世后还给后续的政府留下了大笔预算盈余，让拿回统治权力的自由党有钱来实施他们的第一轮改革措施。 1960年6月，提出“变革”口号的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赢得了选举，开启了魁北克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把魁北克从一个陈旧的教会统治的社会改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也极大地提高了魁北克人的民族自信，自我认知上从加拿大法裔人转向魁北克人，促进了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各种致力于魁北克独立的团体、组织相继成立，包括推动魁北克独立并上台执政的魁北克人党(Parti Quebecois)。1963年在蒙特利尔成立的魁北克解放阵线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魁北克政府，成立独立的魁北克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创始人之一的Georges Schoeters出生在比利时，在德国纳粹占领前一直在孤儿院生活，纳粹占领后则帮助当地武装反抗纳粹，德国投降后被瑞士一家人收养，21岁时移民加拿大。1960年，完成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他和一群受革命思潮吸引的加拿大学生前往古巴，为切·格瓦拉工作。古巴的解放革命给了他很大启发，回到魁北克后，他开始培训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利用自己的无线电知识制作炸弹，并在1963年3月7日夜间用自制的燃烧弹袭击了三个驻军地点，开启了暴力革命。在接下来的7年里，这个松散的分离主义革命组织，发动了30多次武装抢劫、爆炸了200多个炸弹，制造了90多起爆炸袭击，炸死6人，伤及40多人，袭击的地点包括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大学、银行、证券交易所、政党办公室等，甚至试图炸死当时的蒙特利尔市长Jean Drapeau等人，还曾策划炸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但行动还没开始就被警方抓获，让魁北克社会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 其中最著名的是1969年2月13日制造的针对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的炸弹袭击事件，当时证券所里有250多人。解放阵线还叫嚣发动更多、更大的袭击行动，要让“那些英国人、联邦主义者、冒险家、统治阶级的小爬虫、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一切欺压工人阶级和魁北克人民的小丑们”付出代价，这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0年初，警方逮捕了23名试图发动炸弹袭击的解放阵线成员。为了救出被捕的成员，解放阵线开始尝试以各种手段绑架加拿大境内的外国政要，以此作为人质来交换被捕的成员。然而，他们的头两次尝试绑架美国和以色列外交官的计划都被警方挫败，参与绑架计划的成员也被警方逮捕。很快，他们开始筹划第三个绑架计划，这次的绑架对象是英国负责贸易的外交官Cross。 10月5日这天，Cross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生日晚会，绑架分子借口送生日礼物而敲开了房门，用步枪和左轮手枪挟持着Cross消失在车流中，只留下目瞪口呆的Cross家人，这也是加拿大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外国使节被绑架的事件。 绑架者Jacques Rose、Paul Rose 和Francis Simard被捕时的照片 发展 魁北克解放阵线随后提出其人质交换条件：赎金50万元金条，释放以前被捕的23名解放阵线成员，提供一架飞机把这些革命战士送到古巴或者阿尔及利亚，公布给警方提供信息的线人名单，在媒体公布他们的宣言，停止警方的搜查行动等。魁北克政府则在是否与他们进行谈判之间犹豫不决，但为了保护人质安全，答应了其中的一个要求，准许解放阵线在全国的电视和报纸上发表他们的宣言。其成员Gaétan Montreuil在Radio-Canada朗读的宣言中将自己形容为“一群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魁北克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魁北克工人”。“魁北克解放阵线希望彻底解放魁北克人，团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永远清除那些毫无内疚感而剥削魁北克劳工的贪婪鲨鱼、无良的大老板以及他们的仆人。” 但就在他们发表声明的两天后，面对政府拒绝谈判的态度，一不做二不休的解放阵线又派出一个行动小组于10月10日在位于Saint-Lambert的一所住宅绑架了正在和孩子在后院草坪玩耍的魁北克劳工和移民部长Pierre Laporte，引发了魁北克政府的恐慌。魁省当时的省长Robert Bourassa在第二天同意同魁北克解放阵线谈判，指派律师Robert Demers代表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求对方保证两名人质的生命安全。 事件发生后，强硬的联邦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不主张通过谈判与恐怖分子妥协，他认为“民主首先要保护她自己，在加拿大有足够的空间反对或者提出异议，但是没有恐怖的空间。”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在10月12日派出士兵进入渥太华，以保护议员、外交人员以及政府办公场所； 10月13日，特鲁多在被问到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付这场人质危机的时候，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名言“看我的！”(Just watch me)”。 10月14日，魁北克解放阵线号召蒙特利尔大学的学生罢课来支持他们的行动，第二天晚上3000多名青年学生在蒙特利尔的Centre Paul-Sauvé集会声援解放阵线。 当时年轻的省长Robert Bourassa担心局势失控，一方面让所有政府部长都到蒙特利尔的一家酒店集中居住，由警察重点保卫；另一方面在10月15日正式向联邦政府求援，请求联邦政府援引《战时措施法案》（Loi sur les mesures de guerre）采取行动，派出军队维持秩序。这个法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台的，授予总理及内阁有权不征询议会行事，避免冗长的议会程序以便更快地处理危机，不过法案本身的实施还需要议会授权。在15日是否授权该法案实施的投票中，除了新民主党投出反对票外，其他政党，包括支持魁北克独立的政党都投出了赞成票。《战时措施法案》实施后，加拿大进入了军管状态，12,000名士兵来到魁北克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来到蒙特利尔的街头，魁北克解放阵线被宣布取缔。军管期间，民众的个人行动暂时受限，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街上巡逻，警察可忽略相关的人身保护法令，有权直接抓人和拘留。经过一系列的搜捕行动，警察抓捕了将近500个跟魁北克解放阵线有关的人及其支持者。 蒙特利尔街头巡逻的士兵刺刀上膛 … Read more

第二波疫情来势凶猛 防疫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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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春天第一波疫情中情况最严重的魁省再一次陷落，不仅是全国第一个进入第二波疫情的地区，还依然是全国的疫情中心，而且这次的疫情远比第一次来得凶猛，已经连续超越自己的确诊记录，住院人数以及重症人数都在上升，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势汹汹 自8月底学校开学、社会重启之后，各地几个月来实施的封闭、有限开放等防疫政策取得的抗疫成果很快被抵消殆尽。重灾区魁省每日的新增感染病例直线上升，从超过100，到超过200，300直到10月2日超过1千而势头不减，无论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如何严肃地警告民众注意，推出各种措施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但种种迹象表明最近激增的感染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很多人觉得随着检测数量的增加，每天新增的感染者数量增加属于正常情况，同时住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情况还不是太糟，但防疫专家指出住院人数是一个滞后指标，感染后需要一段时间才需要入院治疗，所以当感染者数量增加时，住院人数可能会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陆续浮现。公共卫生部门统计数字发现，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全国的COVID-19患者住院人数每天都在减少，但自9月16日之后，住院人数开始每天都在增加，每天平均至少增加20人。其中疫情曾经严重的魁省和安省的住院人数增加了2倍，而卑诗省的住院人数则增加了3倍。同时，接触病毒到被确诊感染也需要一段时间，每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有一些人因症状较轻而不去检测，导致病毒继续传播，统计数据并不能反应真实的感染情况。 另一个导致疫情扩大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各地的病毒检测、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医疗系统的效率低下、人手不足等问题已经多次出现要排队四五个小时才能获得检测的情况。就连新当选的联邦保守党党领欧图（Erin O’Toole）因与确诊者有接触而需要检测，都和家人在安省渥太华的一个检测点排了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当天的检测名额已经用完，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过河来到魁省的Gatineau做检测。魁省的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也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吐槽对检测方面工作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延误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也承认缺少人手以及必要的检测设备是导致检测速度跟不上的主要原因。检测延误情况最严重的安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测试结果被积压着，有些人甚至长达一星期都得不到测试结果。检测遇到的瓶颈也同时影响着追踪接触者的范围和效果，不能及早发现，及早隔离，就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说春天那次疫情爆发，还可以把一部分锅甩到去外国旅行的民众头上，但这次完全是社区内的传播，不再仅仅局限在老人院、医疗系统等高危场所，而是在各种年龄人群、各个社区甚至偏远地区全面爆发。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阳性率。检测阳性率越高说明病毒传播的水平越高。目前魁省疫情严重的红色预警区域如蒙特利尔地区的检测阳性率已经从春天时的不到1%上涨到超过3%，甚至蒙特利尔一些地区的检测阳性率超过10%。同时全球的疫情都在加速，英国、法国等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都在经历疫情的快速反弹，虽然加拿大边界仍处于封闭状态，但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人和国际学生，甚至一些人道理由的特殊情况者等，都逐渐开始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雪上加霜的是，冬天要来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更容易在室内传播，而加拿大已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越来越低，人们要更长时间地呆在室内。同时，秋冬季节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新冠疫情伴随着季节流感，会让整个社会的防控情势和医疗卫生服务变得更困难和复杂。 问题根源 从春天到现在，很多华人都在不解地追问，为什么这里不能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本报曾在4月30日出版的第694期头版文章《从群体免疫 看社会无力》一文中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剖析了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群体免疫道路的根源，区别只是疫情曲线的高和低，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多与少。 现在面临疫情的第二波冲击，尽管政府还会出台各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但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新冠疲劳”，不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遵守不聚集、少接触、带口罩、勤洗手等防疫规定，而是主张和新冠病毒共处，坚持把群体免疫践行到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盛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无良政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无视新冠病毒的严重危害，竭力淡化疫情的影响，至今把COVID-19等同于“大号流感”，特朗普感染病毒住院三天就出院的表演更突出了没那么严重的效果。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小。疫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五月和六月的感染患者数量占加拿大迄今为止总病例的60%，死亡人数则占91%。感染者多为年轻人的七月、八月和九月，患者数量占总病例的34%，死亡人数仅占8%。但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如果感染人数持续上升，重症和死亡人数也会上升。同时，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迟早会进入健康脆弱的群体，如第一波疫情震中的老人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地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是个人主义盛行，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以“捍卫自由、人权”为名组织反口罩游行，政府、卫生部门、学校等地也以保护隐私为名拒绝透漏感染者的情况，让这些病毒传播“定时炸弹”游荡在我们周围。疫情如此严重的魁省就连允许一个警示周围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存在的手机新冠警报（COVID Alert）APP上线都要讨论2个多月，在民意调查显示76%的人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因为少部分人所谓的“担忧个人隐私被侵犯”而拒绝使用，直到疫情增长无法控制才于10月5日邀请人们下载和使用。在口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日常的同时，与反口罩和反封闭相关的社交媒体主页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因为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充分收集和分析与自己行动有关的信息，并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会收集认为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不会去关注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或者关系较小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事关整个社会的安危。所以他们看不到疫情蔓延造成的危害和死亡，而是各种防疫措施带来的各种限制和生活不便。 三是效率低下的医疗部门。自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魁省负责公共卫生、医疗等部门的工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自相矛盾、行动缓慢、无力应对、漏洞百出……不仅重蹈第一波疫情的几乎所有覆辙，还没有一点前瞻意识和全局观念，在经历了第一波疫情的种种抗疫弊病后，自身没有做相应的准备，也没有给政府提供未雨绸缪的建议和行动规划，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处处扮演着到处灭火的角色，比如强制学生带口罩的问题直到多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进入红色预警才提出；明知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依然让工作人员在感染区和非感染区之间轮换；再比如在魁省有600多所学校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才建议政府紧急招聘校内落实防疫规定的人员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病毒传播的后面，就连最简单的数据统计也一直存在漏报、错报的现象，每隔几天就要修正一次。 对华人来说，对政府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也好，感到愤怒也罢，都无法改变这里走群体免疫的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和孩子，尽可能不要感染，等待疫苗或者特效药研制成功的那一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

魁北克与中国：源远流长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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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

大笔花钱 全面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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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期而至曾让特鲁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但7月中旬爆出自由党政府把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项目管理合同交给与特鲁多家人、当时的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等自由党人关系密切的慈善机构WE Charity的消息后，随着丑闻的发酵以及反对党的穷追猛打，少数党执政的特鲁多不仅更换了财政部长来“止损”，还以需要拿出新的施政纲领以应对疫情长期的冲击为由结束了本届联邦议会会期，停止议会立法程序和议会委员会的工作，让所有议案、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涉及WE丑闻的调查一切归零。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会，加拿大第43届政府议会第二会期在9月23日重新开放。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名义代表——总督Julie Payette宣读了特鲁多政府的新执政报告。这份长达18页的施政报告主要集中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支持加拿大人以及经济复苏上。一言以蔽之，这份施政报告也是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以疫情为借口全面转左的政治宣言：追求人人平等，关注弱势群体，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以公权力来调节贫富差距，扶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等。 四个支柱 自由党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现在不是紧缩的时候，新冠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人的经济影响已经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糟糕，而负面影响不会是短暂的，将长期存在。现在加拿大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前推进还是落后难进是摆在加拿大人面前的问题，而自由党选择这个时机主动出击，遏制这场全球危机并重建加拿大。 在这份野心勃勃的报告中，自由党以健康、经济、平等和环境四大支柱为中心列出了80多项新的援助项目和拨款，既没有提到平衡预算的目标，更没有给这些花费设定上限。这份更像选举承诺的报告要点如下： 健康 承诺满足各省激增的健康费用，为爆发疫情的社区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帮助； 帮助各省提高测试能力；强调加拿大人不必排队等待数小时才能进行测试； 与各省和地区合作，为老人长期护理制定新的国家标准； 解决长期护理设施不足问题，帮助老人们更长时间留在家里； 修改《刑事法》，以惩罚那些忽视照顾老人并使其处于危险之中的人； 提供个人防护用品； 增加残疾人福利，并为残疾人提供一项新的就业战略； 增加远程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等服务； 经济 承诺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使就业率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将工资补贴(CEWS)延长至明年夏天，为重灾区提供新的支持，同时维持其他的商业援助计划； 投巨资培训，让民众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 紧急救助金CREB将并入EI持续到明年夏天，如果不符合EI的申领条件，可申请临时的三项经济重启补贴； 改善商业信贷计划； 对疫情影响严重的领域提供特殊的帮助，如旅游业、演艺业、酒店业、文化产业等； 投资加拿大早期学习和托儿服务系统，在全国建立起类似魁省的托儿服务； 设立新的基金来吸引养老金的投资； 大力投资负担得起的社会住房，帮助首次购房者； 改善农村宽带网络以及投资公共交通； 对极富人士以及国际互联网巨头征税； 平等 – 解决针对少数族裔社区和原住民的系统种族主义，打击网上仇恨，加强数据收集，并为公共服务部门招募不同族裔的员工； – 对警察和执法人员进行现代化培训，包括有关使用武力的标准以减少暴力执法的情况； – 推出经济中的妇女行动计划，以帮助受生活贫困、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帮助她们创业； – 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退休时增加养老金，并增加丧偶津贴数额； 环境 设立零排放目标，建立更具可持续发展的碳排放标准； 鼓励节能翻新房屋和建筑物； 削减家庭和企业的能源成本； 投资减少气候灾害影响的基础设施； 种植200万棵树； 新的施政报告公布后，特鲁多还将在东部晚上18点30分，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并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实时直播，这是历史首次“王座演讲”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在同一天发生。一般来说，这类讲话只有在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2005年前自由党总理Paul-Martin和2008年前保守党哈珀总理都是在其领导的少数政府面对可能被推翻的严峻局面时向民众发表电视讲话。 小知识：王座演讲（Throne Speech） 按照加拿大君主立宪制的传统，就是大选结束或者国会重开时，执政政府撰写的“施政报告”、或“国情咨文”宣布仪式。仪式举行时，由英国女王的代表——加拿大总督坐在参议院的王座上宣读，联邦总理、大法官、参议员、当选的国会议员等都要参加。 这是新一期国会的开幕仪式，经历这个程序后，参议院和众议院才能讨论、辩论、修改和通过各种提案，行驶两院的职责。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票是否通过总督刚刚宣读的施政报告。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直到仪式开始，各个政党之间才就如何保持距离并远程工作的情况达成协议，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第一次。 另一个小插曲是，疫情下的这次王座演讲恰好赶上国会山正为9月18日去世的前加拿大总理John Turner降半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