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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记者 颜宏 2023年2月7日，联邦总理特鲁多向各位省长介绍新的医疗支付转移计划 10月10日，新任联邦卫生部长Mark Holland在温哥华综合医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联邦政府与卑诗省达成双边医疗转移支付CHT（Canada Health Transfer）协议，未来三年将给该省提供12亿元的医疗拨款。卑诗省是自今年2月份联邦政府提出针对未来十年的全新医疗拨款计划后，第一个与之正式签约的省份，也成为第一个确定CHT金额的省份。在加拿大的联邦框架下，医疗、健康、卫生、健保等服务项目都属于各省的管辖范围，但为了弥补其中的缺口，联邦政府每年会从联邦税收中拿出一笔资金转给各省政府用于支付医疗卫生服务成本，因此被称为医疗转移支付CHT，是联邦转移到各省和地区政府的最大资金项目。通常来说，CHT支付资金是在人均医疗成本的基础上计算的，并根据最近三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值增长幅度而增长。 自联邦政府提出新的医疗转移支付计划至今,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和地区都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一医疗拨款框架计划，只有魁省因不满联邦政府对拨款附加的条件而没有接受，目前仍在谈判。尽管联邦政府对这一新CHT计划没有设定最后的签署期限，但同样需要联邦医疗拨款支付民众医疗账单的魁省还能坚持多久？ 豪赌1961亿 虽然加拿大自诩拥有全球最好的全民医疗系统之一，但在3年多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却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效率低下、反应迟钝、资源严重不足、人手严重紧张、官僚化严重……最终导致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金钱后，只有3千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在疫情爆发的三年（2020-2022）中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只有8百万人口的魁省死亡近1.8万人，是所有省份和地区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新冠病毒疫情如同一双巨手，撕开了加拿大医疗系统看似光鲜的外衣，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急需在各个方面增加投资。在疫情期间，不断有省长喊话联邦政府增加医疗方面的转移支付，呼吁联邦政府将其用于医疗卫生健保拨款中的份额，从当时占支出总额的22%增加至35%，这意味着每年增加的CHT要达到280亿元，且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其中声音最高的就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两个人口大省的首脑：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和安省省长Doug Ford。 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野心更大，不想只是拨款了事，更希望借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对加拿大低效且沉重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因此在今年2月7日举行的疫情后首个线下面对面的联邦总理和13个省长就卫生系统资金问题协商的工作会议上，特鲁多在多位部长陪同下花费了两个小时详细介绍了联邦政府的健康资金新计划。这个庞大的计划用一句话可概括为：在未来10年向各省和地区提供1961亿元的医疗资金，其中有462亿元是新资金，旨在解救加拿大摇摇欲坠的公立医疗体系，但其中最大头的资金将由联邦政府与各个省份签署双边合同确定，而不会全国采用统一标准来分发。而为了获得新的联邦医疗资金，各省和地区政府必须承诺资金去向的透明度和绩效考核指标。 这项庞大的医疗健康资金计划内容主要包括： 联邦政府立即“无任何附加条件”向加拿大卫生转移支付(CHT)补充 20亿元资金，以帮助各省缓解儿童医院和急诊室的压力，减少手术和诊断积压，这笔钱已经在今年6月底前分发到各省； 在未来五年内保证CHT资金的年度增幅保持在5%，五年后回落到每年增加3%，仅这个增幅可让10年内额外的拨款达到173 亿元； 十年内拨款 250 亿元，通过与各个省量身定制的双边协议推进共同的卫生优先事项，包括家庭医生服务，支持医护人员并减少诊断和治疗积压，提供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服务，医疗系统的信息现代化建设； 五年内拨款 17 亿元用于支持个人护理人员和相关职业的小时工资增长，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将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留住、招聘医护人员和认可医护人员的资历； 五年内为领土健康投资基金提供 1.5 亿元，以帮助支付北方的医疗旅行和医疗保健费用； 十年内投入 20 亿元，用于应对原住民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获得高质量、安全的医疗护理服务面临的独特挑战。 根据这个新计划，省长们没有获得要求的每年280亿元，10年2800亿元的额外资金。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漫天要价，能获得一部分增加就是赢，而获得了可预测和稳定的长期资金投入承诺，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既然联邦政府将提议摆到了桌面上，各省省长们就必须做出回应。之前一直信誓旦旦与魁省同进退和联邦政府做斗争的安省省长福特第一个做出回应，他在新方案公布后48小时，就和安省卫生厅长一起与当时的联邦卫生部长Jean-Yves Duclos和内政部长Dominic LeBlanc会面，希望安省能成为第一个与联邦就医疗拨款达成协议的省份，没想到第一个与联邦政府正式签约的却是卑诗省。 魁省在坚持什么 卑诗省与联邦政府签署新协议的时机，正是卑诗省医疗系统遭遇严重困难之时。卑诗省卫生厅长Adrian Dix曾表示，因医疗系统人手严重不足、患者人数大增和医院容量不够而让该省的医疗服务体系遭遇艰难的时刻。比如在淡季的7、8月份，该省的急诊室接待人数依然高于9千人，9月份的急诊病人甚至超过万人，比正常情况下多出700多人；再比如，卑诗省的药物和毒品滥用和过量问题并没有随着联邦政府批准的毒品非罪化试点而得到缓解，反而愈发加重，今年1月到8月因药物和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是自2016年4月该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因此联邦政府的这笔资金可谓来得正是时候，除了维护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还能增加额外的医疗服务。比如这个新双边协议的一个行动计划就是要求卑诗省在未来3年内，在省内83个急诊中心探索出“一种创新的护理模式”，减少护士的各种行政工作，以便让护士用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 这笔资金还将帮助卑诗省将致力于保障年轻人心理和身体健康的Foundry健康中心数量从16个增加到35个。该省的医疗系统可以招募更多医护人员，增加现有医疗专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将他们挽留在公共医疗系统内，预防他们跳槽到私营机构或干脆转行。 魁省也同样面对着与卑诗省相似的医疗系统困境，在某些方面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也急需获得联邦的医疗资金。 今年3月初，在其他省份陆续表态将支持联邦政府新的健康资金计划后，包括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在内的魁省政府三名厅长曾在一封被媒体获得摘录的信中表示，魁省尽管对新计划的资金数量不足感到不满，但仍然会和联邦政府签署协议。至今半年多时间已经过去，相关谈判却毫无进展。联邦卫生厅长Mark Holland表示魁省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的省份，魁省认为新计划只应当为加拿大医疗系统所面临的危机找到答案，而非让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就管辖权的问题产生分歧，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和各省和地区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困境。 魁省之所以至今不同意联邦政府的新计划，主要基于两点。 一方面，魁省认为支付转移的资金太少，远低于期望值。魁省政府在疫情中才真正感同身受地意识到，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医疗系统很多年来一直面临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处处捉襟见肘，问题盘根错节，医疗系统急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恢复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魁省不能接受联邦的医疗转移支付附带了透明度和绩效考核的条件。对联邦政府来说，既然拨钱给你，我总得知道这钱是否真的用在了医疗服务上，又是怎么用的，用了之后的效果如何吧。而在魁省看来，医疗服务是省政府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只管拨款就好，至于用在哪里，怎么的用的，用了之后的效果如何就不劳联邦政府过问了。 在有关医疗转移支付协商的游戏中，联邦政府表面看起来姿态放得很低，实际上却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毕竟钱袋子在他们手上，尽管魁省政府可以任性撒娇，但最终也不得不答应联邦政府的要求，特别是在其他省份都同意的情况下，魁省孤掌难鸣。而如果魁省和联邦政府签署新的协议，不光能得到更多的CHT资金，还将从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增加的额外462亿元拨款中分得90亿元。根据承诺，这些钱将切实用于魁省的医疗系统，而不能被魁省政府用在推广法语等其自认为优先的项目上。而与联邦政府分享信息、完成绩效考核目标等要求，就如同给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的魁省医疗系统注入一针强心剂，有望帮助魁省正在大刀阔斧进行的医疗系统改革顺利进行。  

七天记者 颜宏 10月7日，1973年发生的“赎罪日战争”（Ramadan War）50周年之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突然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一时间5000枚火箭弹倾泻而下，数百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炸破以色列修筑的、高达5米的隔离墙，从海（快艇）、路（摩托车、皮卡车）、空（动力滑翔伞）潜入以色列南部多达22个城镇或集体农庄，造成超过700人丧生，包括多名以军高级军官，还俘获了100多人带回加沙，包括以军的一名少将。特别是在距离加沙隔离墙只有5公里处的一处被以色列控制而原本属于巴勒斯坦的农田里举行的NOVA音乐节遭到哈马斯武装的袭击，当时有3500人正通宵庆祝犹太人的住棚节。袭击导致至少260人死亡，包括多名外国公民，其中就有加拿大目前确认死亡的两名公民。醒过神来的以色列随后开始报复，无差别轰炸加沙地带，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48小时内征兆30万预备役人员。如今这次十几年未见高烈度的冲突进入第5天，局势不断升级，截至目前，双方已有超过3600多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26万多加沙难民无家可归，还有数十名外国在以公民伤亡、失联和被扣为人质。面对如此惨重的后果，很多人都在问被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到底什么来头，又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之后又被别人屠杀的事情来。 精神领袖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正式成立于1987年，至今不过36年而已。而能形成如今的气候就不得不提哈马斯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e）。他出生于当时英属巴勒斯坦殖民地，今天特拉维夫以南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自称出生于1937年1月1日(但他的巴勒斯坦护照显示他的生日是1929年1月1日)，他本人以及他的祖辈都生活在巴勒斯坦，但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人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亚辛亲眼目睹自家的住房被夷为平地，而不得不逃难，因此他很了解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状况，从小就埋下了抗击以色列占领的思想。 亚辛和家人作为难民逃到加沙地带的Chatti难民营生活，但在12岁那年因和小伙伴摔跤导致脊椎严重受伤而下肢瘫痪，终生需要坐轮椅。1959年，亚辛申请并前往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就读，但很快就由于没钱和健康情况恶化，被迫在家接受教育。他阅读广泛，尤其关注哲学、宗教、政治、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内容。回到加沙后，亚辛成为了一名阿拉伯语小学老师。教学之余，他四处演讲，是加沙有名的伊斯兰学者。在埃及求学期间，亚辛加入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是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和分支遍布世界各地，在阿拉伯国家有着巨大影响。基地组织首领拉登、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都与“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亚辛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就注定他不会教一辈子书。 艾哈迈德·亚辛 巴以之间长期而血腥的战争制造的难民不断地涌进加沙地带，这片比蒙特利尔岛还小的地方挤满了难民，在困苦和迷茫中，清真寺就成了他们诉苦和寻求解脱的地方。而时常在清真寺讲解伊斯兰经的亚辛，凭借深厚的伊斯兰文化知识和对伊斯兰教义的独特理解，让他在当地的威望日益增加。1973年，亚辛在加沙成立了伊斯兰慈善组织穆加马（Mujama al-Islamiya），名义上是讲经和做慈善，实际上是在培养同道中人，积蓄力量，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以色列政府的警觉，还批准这个组织为非盈利组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教士集团掌控了该国政权，这激发了亚辛的雄心，于1982年成立名为“巴勒斯坦圣战者”（Majd al-Moudjahidin）的秘密组织，并在穆加马组织的掩护下秘密购买武器，训练军事人员。不料被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发现，以色列以藏匿武器的罪名判处他13年监禁。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交换战俘，作为埃及重点培养的亚辛，被列入了交换名单。释放回到加沙后，亚辛收获了更高的人气。1987年12月14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第一次大起义”（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亚辛提议成立哈马斯，并宣读早就定稿的《哈马斯宪章》，标志着这个极端组织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亚辛起草的《哈马斯宪章》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把《古兰经》经作为哈马斯的核心指导思想；二，哈马斯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以色列，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三，为实现最终目标拒绝一切形式的和谈。这与采取温和路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哈马斯的极端思想对以色列不利，但以色利期望利用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初期不仅放任不管，还给予了大笔资金支持，让哈马斯逐渐做大。 在这一宪章的指导下，亚辛将哈马斯分为三个独立运行的部分——“公开”“秘密”“军事”。“公开”部分负责经营慈善机构：“秘密”部分负责组织、动员和游行；“军事”部分负责训练武装人员等。哈马斯下属武装部队卡桑旅，则负责建立地下组织，搜集以色列国防军活动情报，举办自杀式爆炸者的培训课程以及实施包括自杀性爆炸袭击在内的军事行动。名为“旅”，实际上是对哈马斯一个个战斗小组的统一称谓，其前身是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除了建立军事组织外，哈马斯还提供一整套社会福利，俨然肩负起政府的责任。 哈马斯成立后不久，卡桑旅就发起了多起针对以色列军民的自杀式袭击，每次“人体炸弹”袭击后，亚辛都会召开表彰大会，死者被他认定为可以进入“天堂”的烈士。为报复哈马斯，1989年，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织，并将其精神领袖亚辛逮捕入狱。亚辛的入狱不仅没有摧毁哈马斯，反而让亚辛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精神领袖入狱、多年的抗争无果后，哈马斯曾于1996年3月宣布放弃暴力活动，但这一年的5月，强硬右派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在巴以和谈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致使巴以最后阶段谈判停滞，哈马斯随之宣布恢复武装斗争。对亚辛杀不得，也关不得的以色列在1997年9月，以其“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为由释放亚辛。8年的牢狱生活让亚辛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视力、听觉严重受损，但亚辛出狱后继续领导哈马斯武装反抗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004年3月14日，两名接受过亚辛思想洗脑的巴勒斯坦少年，在以色列南部港口阿什杜德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背心，造成10名以色列平民死亡，20人受伤。亚辛随后发表讲话称“两名发动袭击少年是烈士，他们可以进入天堂”。这让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从肉体上消灭亚辛”，一个星期后的3月22日早晨，亚辛在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遭遇以色列军队的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袭击，当场身亡。亚辛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继任者的继任者相继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但哈马斯并没有衰落，反而因着极端的思想吸引越来越多绝望的巴勒斯坦人。 绝望的反抗 随着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增多以及来自以色列的反制措施极端化，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另一大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也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经过多年斗争发现打不过以色列的巴解组织致力于巴以和平，还在1993年与以色列在华盛顿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指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的和平协议），允许巴勒斯坦人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先行自治，但协议签署两年后，拉宾遭以色列右翼激进分子刺杀，巴以街头的日常冲突也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奥斯陆协议的执行被无限期搁置。这一协议的失败，以及2000年由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主持的巴以戴维营峰会失败以及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不再相信协商能带来和平，并在以色利的不断蚕食和欺侮下转向武装斗争，哈马斯的权力和影响力随之扩大。 与此同时，在法塔赫派系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为腐败和效率低下而让巴勒斯坦人感到失望之际，哈马斯却为巴勒斯坦人安排了诊所，建起了学校，为他们提供服务。2006年，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赢得选举胜利。2007年2月，哈马斯与法塔赫就组建联合政府签署“麦加协议”，并于3月宣誓就职。但由于双方在是否解散卡桑旅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于2007年6月14日，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造成双方113人死亡，哈马斯把效忠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彻底赶出了加沙地带，夺取了加沙控制权。以色列随之加强了对加沙的封锁，而巴勒斯坦的火箭弹和以色列的空袭继续。其中死伤人数比较多的冲突包括2008年12月，以色列军队发起“铸铅行动”拦截火箭弹袭击。在22天的冲突中，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人被杀。2014年7月初，以色列军方发起了“保边行动”，在50天的冲突中，至少有225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1462名平民。在以色列方面，67名士兵和6名平民死亡。 在以色列的严酷封锁下，被誉为“世界最大露天监狱”的加沙地带230万巴勒斯坦人面临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经济崩溃，水、电和药品都出现短缺。但不管以色列封锁多么严重，哈马斯仍牢牢掌握着加沙的权力，并继续改进其火箭弹。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多次尝试和解的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 10月7日开始的袭击是在以色列境内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协同程度最高的袭击之一，包括海陆空多维度攻击，甚至出动了可躲避侦查的动力滑翔伞。对哈马斯来说，就是要在以军反应过来之前，尽量越境突击，制造最大混乱。在以军打进加沙之前，打光手头的火箭弹，制造最大的破坏和伤亡。在以军打进加沙之后，用持久的巷战拖死以军。只要能对以军制造足够大的伤亡，加沙平民和哈马斯战士的伤亡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而这个简单的军事策略目前来看是成功的，不仅让以军褪下了“不可战胜”的光环，还改变了未来一段时间内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项，也阻碍了美国总统拜登形成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三方联盟的计划。以色列的疯狂报复，造成加沙地区断水、断电、断燃料。大范围、无差别、无预警的空袭，让越来越多无辜的加沙平民、儿童、妇女死亡和受伤的画面流出，不断有地处加沙的新闻记者、联合国工作人员、急救人员等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死亡的消息传出，发达国家的舆论风向正在发生变化，从刚开始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变成既谴责哈马斯也谴责以色列。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都开始公开发声，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全面封锁”行为违反国际法。这场极度血腥的战事看来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让我们持续保持关注。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22日，已经在俄乌战争的泥潭中挣扎了576天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借着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到访加拿大，并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这是泽连斯基第二次向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参议员们发表演讲，上次还是俄乌战争爆发20天时，他通过视频方式向加拿大议员发表讲话。无论是通过视频讲话还是亲身来到加拿大，泽连斯基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要钱、要武器，支持他继续和俄罗斯打下去。 为了显示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支持，营造出热烈的气氛，加拿大议会的成员全部参加，还请了全国各地乌克兰裔社区的代表来到国会。身为众议院议长的Anthony Rota为了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还设计了一个向乌克兰裔二战老兵致敬的环节，以显示加拿大支持乌克兰抗争到底的决心，暗示最终的胜利将属于乌克兰，当时这一设计也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批准，邀请宾客名单也都提前交到了礼宾部门去审查，却没人想到这将导致一场堪称魔幻的世界级大笑话。 根据原始设计，在受邀的乌克兰社区代表中需要有一名参加过的“反俄作战”的“老兵”，以突出加拿大反对俄罗斯的立场，恰好在议长自己的选区内就住着一位98岁高龄的乌克兰裔二战“老兵”洪卡（Yaroslav Hunka），这让议长如获至宝，不仅盛情邀请，还特意到走廊里去迎接，并和众议院领袖Karina Gould一起与之合影留念，根本就没想到要搞搞清楚这位“老兵”到底是哪个阵营的“反俄战士”。 众议院领袖Karina Gould（左）、众议院议长Anthony Rota（右）与“老兵”洪卡在进入议会大厅前合影 到了致敬环节，Anthony Rota动情地介绍说，“这位老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乌克兰的独立而与俄国人作战，今天他仍然支持乌克兰军队，即使他已经98岁了。他是乌克兰的英雄，加拿大的英雄，我们感谢他所付岀的一切。”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鼓掌的同时为了表达敬意，议员们纷纷起身，还有人感动地眼含热泪。来访的泽连斯基夫妇也举手致意，站在他们身后的总理特鲁多、副总理方慧兰（Christina Freeland,）、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创新科学和发展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等一干重臣都在眼含敬意地鼓掌。没有人注意到这名“老兵”却表情尴尬，在起身回应前还疑似说了句“狗屎（bull shit）”。 这段现场视频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后，很快就有人认出这名“老兵”其实是纳粹党卫军“加利西亚师”（SS Galichina）成员，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网友谴责加拿大政客的无知和无耻。要知道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在官方活动中向纳粹分子表示敬意，因为支持纳粹无异于支持法西斯等反人类行为，是对人类社会最基本价值观的践踏，是各国不可碰触的底线。 在巨大的压力下，Anthony Rota议长晚些时候发布声明道歉说：“后来我了解到更多信息，让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首先要向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他还坚称邀请这名“老兵”是自己的主意，没有通过总理办公室，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会向谁致敬，扛下了所有的责任。总理办公室也发声明称事前一无所知，但反对党要求特鲁多为此乌龙事件道歉，因为政府的礼宾部门没有尽到调查被邀嘉宾的责任。Rota本来想通过道歉获得谅解，一开始拒绝辞职，无奈不仅反对党不答应，连自己所在的政党都敦促他辞职，最终在坚持了4天后，于9月26日宣布引咎辞职，并于27日的国会会议结束时生效。他在辞职时再一次强调邀请这名“老兵”是一个错误，并为自己识人不清的错误深表遗憾。但他的辞职并没有平息这场乌龙事件给加拿大政坛带来的动荡，反对党认为他的辞职只是为了给自由党和特鲁多政府“顶锅”，并不买账，继续要求特鲁多为这起沦为全球笑柄的乌龙事件道歉。其实，在加拿大的联邦历史上，只有三位议长任期中途离开，一位是在任上去世，另一位是辞职去当总督，Anthony Rota成为第一位引咎辞职的议长，给众议院出了一道难题，如何通过投票选出继任者还没有先例，具体的方法还在研究中，议会的正常议程也将随之推迟。 谁在为纳粹张目 引发这场舆论风波的“老兵”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后加强了反犹太宣传。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被欧洲人认为是异族和异教徒，是谋杀耶稣的坏人，反犹传统由来已久，并非德国独有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德国走得最远。德国的反犹宣传得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加利西亚地区负责人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共鸣，他一直倡导通过暴力革命、暗杀等方式摆脱苏联，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包括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乌克兰人准备民族革命。1934年，他因为策划了刺杀当时的波兰内政部长行动而被关进波兰的监狱，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监禁。1939年9月13日，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的第13天，班得拉设法逃出了监狱，前往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但他很快意识到加利西亚东部将继续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于是前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克拉科夫。当时乌克兰西部正处于德国进攻波兰和苏联西进之间的混乱时期，OUN组织屠杀了大约3000名波兰人，以及数目不详的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还有800多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前往德国国防军情报局的训练营接受训练。后来OUN组织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革命派。班得拉领导的激进派主张与纳粹德国紧密合作，要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共同建立欧洲和世界的新秩序，同年组建并武装“加里西亚师”，后来还组织了大量的“机动队”，计划在德军进军东乌克兰后拿到当地的执政权，这些军事部队里面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并充满激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后面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班德拉的建国梦最终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幻想着摆脱德国控制实现自己梦想的班德拉也被德国囚禁，直到1994年被要求回到乌克兰配合反击苏联才获释。但班德拉的追随者以及“加里西亚师”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却罄竹难书：“加里西亚师”在最初阶段杀害了2100多名苏联红军，包括900多名伤病员，受到了德军的嘉奖；随着德国铁蹄的推进，他们屠杀波兰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行径也扩大到利沃夫州、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罗夫诺州……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沃伦大屠杀”，在150个城镇杀害了约10万平民，包括6万波兰人，这也是为什么这起乌龙事件发生后，波兰跳得最高，已经采取措施要求引渡洪卡回到波兰受审。 随着战争的进展，1944年乌克兰全境被苏联红军解放。1944年6月27日，德军将“加里西亚师”更名为“第14掷弹兵师”（又称乌克兰第一师），配备兵力14000人，调往波兰。在当年8月波兰人发动华沙起义时，“第14掷弹兵师”对波兰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到苏联红军解放华沙时，这个部队的9000多人逃入奥地利，并在那里向英军投降。这些纳粹帮凶之后的命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交给苏联处置，一般被枪决或流放；二是关在英国人的战俘营等待审判。为了减轻英国内政部的压力，英国要求英联邦国家帮助接收这些战俘，在1947年，大约2000多名乌克兰战俘被送到加拿大的战俘营，其中就包括这个洪卡。为了永久摆脱这些人，英国政府又施压加拿大给予他们难民身份。1950年5月31日，应英国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接纳曾在德国军队服役的战俘为难民。 由于二战期间及之后接收了大量战俘移居，一直被批准窝藏纳粹分子的加拿大政府还在1985成立了战犯审查机制(Deschenes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War Criminals) 并对883 可疑人员进行过调查，但由于无法获得相关材料等各种原因并没有完成全部人员的甄别，之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沾满无辜人鲜血的刽子手继续安度他们的晚年。 包括洪卡在内的这些战俘多年来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唯恐别人知道自己的那段黑历史，但在200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开始公然为纳粹分子洗地，并把罪行累累的班德拉奉为乌克兰的民族英雄。2010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Yushchenko）颁发总统令，授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还把基辅的“莫斯科大街”改名为“班德拉大街”。随着在乌克兰以及西方社会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苏联红军的二战功绩被抹杀，法西斯纳粹的罪行反而被淡化，甚至被美化，这些“纳粹老兵”也活跃起来，还建立起网站，用乌克兰语发布“加里西亚师”的历史信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定对屠杀犹太人有责任的洪卡也从2010年开始写博客，还将1941年至1943年描述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些原来的纳粹“老兵”也被包装成抗击苏联威权的民族英雄，受到欢迎，甚至还在多伦多郊区Oakville的乌克兰墓地树立起“加里西亚师”的纪念雕塑，虽然受到很大的争议，但这个雕像依然矗立在那里。 位于安省Oakville的“加里西亚师”纪念碑 可以说在目前无限度抹黑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政治正确思潮下，用今天的“价值观”去颠覆历史，玩弄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噬正在日益显现，让人分不清什么是真的历史，什么是被美化或被污名化的历史，更无法判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也难怪加拿大的政客搞不清楚状况，闹出了全球网友围观的笑话。实际上这种乌龙事件在如今历史虚无主义、各种为历史翻案盛行的大环境下，迟早会发生，加拿大只是非常不幸地沦为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今后必定还会出现类似的闹剧。  

  第11届九鼎奖学金获得者（前排）与颁奖嘉宾合影 / Angela Liu摄影工作室 七天记者 颜宏 金秋时节，一年一度的九鼎奖学金揭晓，盛大的颁奖晚会在蒙特利尔隆重举行，让8位在全省范围内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的获奖者进入公众视线。遵循传统，每年的九鼎奖学金获奖者揭晓后（疫情期间没有举办颁奖晚会的例外），《七天》报都会对获奖者进行集体报道，今年也不例外。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拔得头筹的获奖者都有哪些过人之处，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笑到最后。 许宏浩：爱拳击、划船的未来整形医生 九鼎奖学金基金会理事长黄丹棻（左）为许宏浩颁奖 / Angela Liu摄影工作室 年轻阳光的许宏浩（Hong Hao Xu）只有23岁，目前正在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攻读医学（MD），之前已经在2019年获得了同所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MBA)。在众多的医学领域中，他对整形和重建手术具有特殊的兴趣，觉得这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转变性的变化。也因着兴趣，他不仅在学业上精益求精，在该领域的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深入到第一线，与世界知名的整形外科医生一起工作。他先后在魁北克医学中心（CHU de Québec）担任骨外科研究助理、麦吉尔大学医学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McGill）担任研究助理，从事整形外科人工智能与创新、乳房重建、黑色素瘤检测和管理、皮肤癌预防和知识普及等方面的研究。 在学业之余，他还是多个校园组织的领导者，除了担任过外科兴趣小组负责人、医学研究兴趣小组负责人、国际医学生联合会主席、医学生教学俱乐部主席等与学业相关的组织领导人外，还是多个运动和健身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参加过国际级击剑比赛并担任过社区龙舟队队长，还是一名充满激情的拳击手、网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同时也喜欢其他健身活动。他对艺术也充满兴趣，走台做过模特，做过DJ，还参与过音乐的制作，可谓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邻家孩子。 周毓轩：不拖泥带水 周毓轩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七天传媒记者采访 / 尹灵 摄影 出生在广州，成长在新疆的周毓轩因为就读的中学与加拿大合作办学，可直接拿到中国和加拿大双重学历，因此在中学毕业后就顺理成章来到加拿大读大学，在父母的建议下选择了麦吉尔大学的材料工程专业。这是麦吉尔大学录取要求比较高的一个专业，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于是在一年后转到了自己更喜欢的数学与统计学和经济学专业，因着对专业的喜欢，他的学术表现非常出色，成绩位列本专业前15%，在2022年成为法国巴黎银行加拿大奖学金的15名获奖者之一。 在周毓轩看来，自己的性格外向，最快的学习方法就是跟更有经验和学识的人聊天。金融专业又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大学社团的活动，努力扩大自己的人脉圈子，结识更多相关领域的顶尖高手，比如新技术方面的区块链社团，再比如为麦吉尔大学写作财经方面文章的财经社团等。他在参与的同时，不满足只是其中的成员，还积极参与竞选，成功当选多个社团的主席。另一方面他还寻找机会参加财经类研讨会、公司面试等，以了解市场的实践情况，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沟通能力，多方面的积累令他在阿尔伯塔省投资管理公司（AIMCo）和PSP投资公司的实习工作获得了好评。 谈到自己申请九鼎奖学金的经历，周毓轩感到收获很大。以前他也申请过其他奖学金，但基本上是本专业领域的，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全方位领域的评选。整个申请过程中无论是填表、写文章也好，参加面试也罢，实际上都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全面审视，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些方面有待提高，帮助自己更全面的思考，并在思考中更加明确什么才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学会取舍，一旦想明白就会立刻采取行动，绝不拖泥带水。 李开杨：因华裔身份而自豪 李开杨在颁奖典礼现场与七天传媒记者颜宏交谈 / 尹灵 摄影 来自广州的李开杨也是在高中毕业后年仅18岁时就来到蒙特利尔留学，拿到了麦吉尔大学营养学的本科学历，但因为想成为临床医生，又进入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目前是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她的职业规划，读完5年的营养学本科后，还需要再读4年的医学专业，毕业后还要完成5年的住院医培训才能最终成为一名理想中的外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之所以要成为一名医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她的童年是在一个小镇与祖父母一起度过的，从小就被祖父母灌输了善良、利他和正义的价值观，上的中学也是一个要求严格的寄宿学校，生活规律，正能量满满，使得她在高中时就产生了希望能更多地帮助他人的愿望。原来就读的营养学虽也能帮助人，但局限在饮食、营养等方面，不像医学可以通过饮食、药物、仪器、手术等多种方式帮助经受病痛折磨的人。 小小年纪就来到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对原本内向的李开杨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只能通过刻苦的学习来排解不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门心思学习的李开杨决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强迫自己参加校园社团的活动，竞选学生会的领导职务，让自己成为连接学生会和华裔留学生的桥梁，她还是亚洲青年健康专业协会 (YAHPA) 的活跃董事会成员，负责筹集资金并制定举措，以改善亚洲社区获得护理的机会。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不仅让李开杨性格变得开朗，成长了不少，还让她发现作为中国人是一件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首先是华裔里面有太多的优秀人才，同学、医院里的华裔医生、护士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通过对比才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华人身上常见的道德品质是多么难得，这让自己更加坚定了学好本专业，以便更有能力帮助亚裔社区的初步人生目标。 Bernadette Ng：不能闲着 Bernadette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七天传媒记者颜宏采访 / 尹灵 摄影 在蒙特利尔出生的Bernadette父母是从香港移民到蒙特利尔的，她从出生就一直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像其他中国父母一样，父母对Bernadette和弟弟的教育特别重视，从小就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这让她小小年纪就培养出执着和坚韧的性格，还养成了一直要有事情做的习惯，不能闲着，每一天都会发现自己的不足，鞭策自己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努力。 正是基于这种性格，Bernadette在学业上几乎不让父母操心，大学时选择了麦吉尔的机械工程专业，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获得过荣誉学生称号，还积极投身各种社团组织的活动，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作为联合创始人和领导者的SOlar-A项目，这是一个在资源紧张地区用于水净化和运输的背包，利用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原理可让人轻松背起至少10升以上的水行走。背包里面的水净化分为两步，一是过滤掉灰尘、重金属、化学物质、大颗粒等杂质；二是通过太阳光来杀灭水里的病毒、细菌等，这一项目在洪都拉斯进行了实地测试，获得好评。除了学术之外，她还是一名活跃的龙舟运动员和教练，最近代表加拿大参加了世界龙舟锦标赛。 于歌子：唯一缺席的获奖者 于歌子 / 图片由张芷美提供 于歌子今年5月从蒙特利尔音乐学院以优异成绩完成学士学位，并获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攻读硕士，师从世界最负盛名的长笛大师——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18日是加拿大国会复会的第一天，就在反对党挟着多周的民调优势摩拳擦掌准备就民众关心的物价、住房等民生问题对执政党发起进攻时，联邦总理特鲁多却转换了战场：令人震惊地指控印度策划谋杀了一名分离主义领导人。一个外国政府居然跑到加拿大的土地上搞暗杀，这还了得？反对党议员被这个惊天大消息镇住了，一致开始讨论起这个话题，让特鲁多成功地转移了注意力。接下来，联邦政府又宣布因此案驱逐印度驻加拿大外国情报机构印度研究分析室（RAW）负责人Pavan Kumar Raid，限他在5天离境。几个小时后，印度的反击也来了，除了连发两份声明驳斥加方指控的“荒谬”、“动机不良”外，还召见了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卡梅伦·麦凯（Cameron MacKay），并通知他印度决定驱逐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这还不算，印度政府又对国民发出对加拿大的旅游警报，称印度人在加拿大不受欢迎，有可能受到攻击。加拿大和印度这两个同属英联邦的国家，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作为移民国家的加拿大，一直是印度民众移民的首选地之一。更是在最近几年由于加拿大实行“优先吸纳同母语移民”政策导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潮退后，连续几年成为加拿大的第一移民来源国。根据2021年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的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出生于印度的南亚裔人口约260万，约占总人口的7.2%，且总量和占比还在不断飙升。加拿大也一直在寻求与印度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包括一直在谈，但最近暂停的两国自由贸易协议，2022年推出的印太战略等等。特鲁多在2018年当选后首次访问印度时，为了讨好印度，一家五口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至少三次穿上印度传统服装出镜，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斑斓服饰不仅让外界口瞪目呆，甚至印度人也高呼“受不了”，其中就包括专门穿上了锡克教传统服饰去参观金庙。尽管如此，因为特鲁多的代表团中有不受印度政府欢迎的锡克裔加拿大人而在印度受到冷遇。这种用力过猛而又一厢情愿的讨好成为特鲁多多年来一直摆脱不掉的污点。但无论加拿大如何努力拉近与印度的关系，两国的关系就是一直不冷不热，反而时刻有恶化的风险。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加拿大境内的锡克教徒推动的旨在独立建国的“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 锡克教是崛起于15世纪的印度新兴宗教，曾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地域出现过强大的地方性独立政权——锡克帝国。19世纪末，英属印度将锡克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掠到英国充当人质后，锡克教徒开始从印度次大陆向世界各地迁徙，最早是前往英国，后来遍及大英帝国的属地。现在全球的锡克人口大约两千多万，其中一半左右都散布在世界各地。锡克男子尚武，尽管印度人口中锡克人只占2%左右，但是在二战时期的英军印度军团里大约20%都是锡克族人，战后就有一些人留在了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印度人谋求独立之际，锡克人也谋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并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独立梦破灭的部分激进锡克教徒掀起旨在独立建国的“卡利斯坦运动”，采取暴力行动谋求独立，导致印度中央政府和锡克人社区之间的关系紧张。1984年6月，时任印度联邦总理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动用上万军队发动“蓝星行动”（Operation Blue Star），进攻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但因指挥失误造成大约1800名庙内人员死亡，大部分是锡克平民，进一步激化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政府之间的矛盾。英吉拉·甘地本人也在同年的10月31日被自己的锡克人保镖刺杀。在印度政府的强烈镇压和软硬兼施的分化下，印度本土的“卡利斯坦运动”转入地下，但在锡克人社区强大的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卡利斯坦运动”仍十分活跃和激烈。 其中加拿大更是被称为海外“卡利斯坦运动”的渊薮，之所以会出现在这种情况，还要感谢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当时的一项移民政策。印度早在建国前就有发展核武的野心，但1948年转向“和平建设”后，核开发一度停止，不过到第三次印巴战争的1971年，印度人觉察到没有核武器无法保家卫国，于是决定发展核武器，并利用“和平研究核能”名义从加拿大引进的CANDU反应堆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让加拿大处于尴尬境地。感到背叛的时任总理老特鲁多决定放宽条件接受锡克教难民，让大量来自印度的锡克人来到加拿大定居，其中不乏激进分子。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加拿大境内的锡克人总数跃升至77万，主要集中在卑诗省。那些到了加拿大、美国的锡克人一改传统上不问政治、对祖籍国漠不关心的态度，转而变得热衷政治活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再加上有效的组织和抱团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让每个政客都不敢忽视来自锡克人的选票。比如乘坐航班规定不能携带刀具，但锡克人就以佩戴装饰性的刀具是他们的传统为由得到豁免；再比如历届联邦政府都为讨好锡克人社区而设立锡克人议员候选人，甚至进入内阁，比如联邦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就是锡克人，而特鲁多政府的前国防部长、现任的发展部长石俊（Harjit Singh Sajjan）也是锡克人，尽管他在任职期间表现乏善可陈，还多次陷入争议，但不妨碍他继续留在内阁。 在加拿大的锡克人不仅争取自己在本地的利益，还在印度国内外各种搞事：在印度国内进行各种分裂运动，包括一系列激进袭击；在海外大张旗鼓举办“独立公投”“建印度大使馆”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1985年6月23日的印度航空182号航班空难。当天，一架印度航空的飞机在执飞多伦多—蒙特利尔—伦敦—新德里—孟买航线时，被一名“卡利斯坦运动”成员放置在行李箱中的炸弹炸毁在爱尔兰领空，导致机上22名机组成员、307名乘客无一生还，其中130多人是不到18岁的儿童，大约有270人为加拿大公民，这起空难是锡克教极端分子在海外策划的最严重恐怖事件，也是有史以来导致机上死亡人数最高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于水域上空的最惨重空难，更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谋杀事件，策划这一恐怖行动的Babbar Khalsa组织的创始人就住在温哥华。 尽管如此，加拿大却并不同意印度把“卡利斯坦运动”认定为恐怖组织，而是认为作为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只要这个运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就不是恐怖组织。为了拉拢锡克人的选票，还有政客常常参加他们的各种示威、游行和节庆活动，无形中给锡克人的独立运动站台。加拿大政府因此经常招致印度的不满，而如果加拿大政府面对压力偶尔对印度妥协时，又会引发国内锡克人社区及反对党的批评，因此常常陷入里外不是人的窘境。相当于这些年来，联邦政府一直在印度政府和锡克人社区的夹缝中如履薄冰，总是想打“擦边球”，因此无论怎么做都会被另一方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境内的锡克人更是把“卡利斯坦运动”搞的如火如荼，让“卡利斯坦”的黄色旗帜出现在各种场合，还多次组织毫无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加拿大政府虽每次都声明“不承认公投结果”，但放任公投本身必然引发印度政府的极度不满。再比如在今年的示威游行中，锡克人公然把英·甘地被刺杀的画面重现，鼓励“复仇”，更是让印度政府大为不满。印度政府也对“卡利斯坦运动”越来越不客气，今年4月份，为了抓获一名声名鹊起的新生代锡克教独立运动领袖，印度警方不仅布下天罗地网，还为了保密给当地断网，导致当地2700万人的正常上网受到影响，可见印度政府的决心。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引发这次加印外交战核心的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出生在旁遮普邦巴尔辛布尔村，今年45岁，1997年持假护照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但在审理过程中被发现造假而被拒。在申请被拒11天后，他与一名同情他的加拿大公民结婚，以团聚名义申请到永久居民，并非是特鲁多说的加拿大公民。他曾以做水管工为生，后来成为“卡利斯坦运动”的领袖，“独立公投”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素里锡克教寺庙Guru Nanak Sikh Gurdwara Sahib的负责人。早在2016年，印度当局就指控他与2007年旁遮普邦的一起爆炸案有关；2020年又将他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指控他“煽动锡克教徒投票支持分裂国家，煽动反对印度政府”，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了“红色通缉令”。2023年6月18日晚上，做完晚祷的尼贾尔走出寺庙后，在停车场驾车准备离开时受到两名持枪者袭击，身中多枪后身亡，枪手则登上第三人驾驶的车辆逃走，案件至今未破。他被杀后，有关他被印度特工杀害的猜测就在社区内流传，连卑诗省省长David Eby也发声称对“有人在众目睽睽下在宗教场所外被杀”感到不安。 在这次G20峰会期间，联邦总理特鲁多在仅有的与莫迪会晤期间也提到这起案件，主要想表达两点：1、任何有外国政府参与的，在加拿大领土上杀害加拿大公民的行为，都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侵犯，这是不可接受的；2、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保护加拿大公民是捍卫加拿大主权最基本的要求。随后特鲁多表示加拿大的执法和安全机构将持续确保全体加拿大公民的人身安全，并采取一切手段追究这起谋杀案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特鲁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莫迪更是不示弱，于是就有了莫迪“训斥”特鲁多的新闻流出，场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引发印度和加拿大两国国民的不满。更让特鲁多丢脸的是，自己的专机还不争气，居然就坏在了印度，无法按时回国，让他又在印度多看了两天的冷脸。回来之后的特鲁多直接翻脸，以一国领导人的身份指责印度政府特工在加拿大搞暗杀，还一不做二不休，驱逐了印度使馆负责情报的高级外交官，这是一般只针对敌对国家才会采取的措施。 其实，围绕锡克人的一系列争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加印关系，这一次特鲁多突然发难也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联邦公共安全部长Dominic LeBlanc就表示过去几周，包括总理办公室的国家安全和情报顾问Jody Thomas、加拿大情报部门CSIS负责人等多次访问印度，就上述指控和印方情报部门对话，现在看来对话的效果非常不理想。而特鲁多的指控已经说出去3天了，至今没有公开已经掌握的证据。不过特鲁多表示一直在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包括公开披露对印度的指控。按照加拿大人的说法，他们现在已经把他们掌握到的有关尼贾尔之死的内幕消息通报给了加拿大的西方盟友，包括五眼联盟成员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已经掌握的证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也证实说，“我们一直与加拿大同僚就此事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对这些指控感到非常担忧，并且认为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很重要，我们敦促印度政府配合调查。”尽管如此，不少时事观察家都认为这场外交纠纷给美国以及盟友出了道难题，因为后者一直试图讨好莫迪以共同反对中国。还有部分英联邦国家也担心，事件会牵动其国内的锡克人社区，从而引发内部政治动荡。如果有关指控得到证实，西方国家将被迫在加拿大和印度之间做出选择，一边是支持法治原则，另一边是现实政治。这件事对在美国推动下的英语系国家间情报共享也是个冲击，加拿大国内要求中断和印度共享情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 有分析人士称，加拿大这一段以来的外交心态呈现出一种“挑衅”的激进姿态，如连续炒作外国干预大选的话题，再比如和美国军舰联合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等。而令人忍俊不住的是，加拿大朝野一直鼓噪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结果现在搞僵的反而是它们一直试图联手对付中国的印度。曾一手挑起“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热潮的《环球邮报》也专门发表社评，呼吁“是时候重新检讨”，连日来一些加拿大名流也纷纷在网上发言，称此前加拿大政客“瞄歪了靶子”。 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的特鲁多在第二天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口气软化称“并非想激怒印度”，只“希望新德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此“过火”的事岂能是态度软化就能翻篇的？就算是国内的民生问题更紧迫，不去追究了，印度会给他这个台阶吗？让我们拭目以待事态的发展吧。  

七天记者 颜宏 9月12日，魁省议会正式复会，经过近两个月休整的议员们再次齐聚魁北克城开始新一轮的唇枪舌剑。持有多数席位的CAQ政党却不轻松，要在短短3个月的会期里通过多项重磅法案，包括对健康和教育进行改革的第15号和第23号法案，帮助魁北克人度过通货膨胀难关的预算更新案， 包括解决住房危机、劳动力短缺、流浪汉问题以及毒品泛滥等多个社会性难题。同一天，针对魁省2024-2027年移民规划的公共咨询也正式开始，为期三周，预计到9月底结束。到11月初，魁省移民厅长Christine Fréchette需要根据这些咨询得到的信息提出一份新的未来三年的移民规划，包括移民数量、移民融合、移民法语化以及移民地区化等富有争议的内容，并最终争取在这期议会结束前得到通过，可谓时间紧，任务重。 面对现实 众所周知，虽然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与联邦敞开怀抱欢迎新移民不同，魁省从政府到民众对移民的态度非常微妙，充满了各种悖论：既需要移民来提振人口和经济，又担心大量移民的到来冲击魁省独特的法语语言和法语文化；既想到世界各地抢人才，又要给移民申请者提出法语能力、魁省文化价值观等限制条件；既希望新移民能快速融入本地社会，提供各种资源让其学习法语，又为了保住北美这块“莫里哀语”地盘，限制甚至惩罚没有完全遵守《法语宪章》的工商企业，影响移民的融入。2018年当选的CAQ政党本身是一个右翼的偏保守政党，一直倡导限制移民数量，要求外来移民、难民融入以及接受主流社会价值观，禁止公务员佩戴含有宗教标识的服饰等引发广泛争论的主张。 在疫情后经济重启，各个领域都缺人的大背景下，全国的岗位空缺人数近百万，未来10年全国还有约500万人退休，迫切需要填补劳动力短缺，助推经济长久发展。联邦政府在2022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引进新移民计划。当时的移民部长弗雷泽（Sean Fraser）曾宣布未来3年，加拿大将继续按照全国人口1.14%的比例接收移民，2022年计划引进431,645人；2023年447,055人；2024年45.1万人；到2025年达到50万人。虽然在今年6月联邦政府的改组中，这位转任住房部长的部长改了口风，称鉴于加拿大严重的住房危机，政府不排除对其雄心勃勃的移民目标进行调整，但还是强调移民仍然是加拿大在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竞争优势之一。 加拿大在2021年接收了超过40.5万名移民，已经打破了历史移民纪录，上一次，也是这之前唯一的一次加拿大一年接收超过40万移民的纪录还是一个世纪前的1913年。2022年接收的新移民数量达到437,180人，再创新高。得益于移民的增长，让加拿大的人口在今年6月迈过了4000万门槛。目前加拿大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移民，到2036年，移民预计将占加拿大总人口的30%左右。依赖移民人口的不断加入，加拿大的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其他G7经济体的两倍，到2032年，预计移民将占加拿大人口增长的100%；同时，移民也几乎占加拿大劳动力人口（年龄在24-65岁之间）增长的100%。 当加拿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张开手臂欢迎大量新移民的时候，同样受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手短缺困扰的魁北克却因其微妙的态度而陷入尴尬境地。跟随联邦脚步的话，按照目前魁省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算，魁省接收的新移民总数也应该至少占到新移民人口的23%，即11.5万人左右，而不是现在的5万。不跟的话，魁省将因为人口太少失去现有的地位。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如果魁省未来依然按照全国新移民数量10%的比例接收新移民，到2040年，魁北克将从现在的人口第二大省降到第五或第六的位置，人口的减少意味着魁北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在联邦体系中分量的降低，给魁北克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负面影响。面对现实，曾在2022年魁省选举中称“如果每年接收的新移民超过5万将是一场灾难”的CAQ政党不得不妥协，明确表示不应该把移民视为问题，而应该视为解决魁省面临挑战的资源，并任命了具有商界背景、希望扩大魁省移民规模的前大蒙特利尔商会CCMM（Chambre de commerce du Montréal métropolitain）主席Christine Fréchette为移民厅长。在实际行动中，魁省在2022年至今也接收35万临时移民（临时外劳、留学生、难民申请者等），创下新的记录。经过几个月的调研，这位新厅长在今年5月份提交了魁省未来三年移民规划讨论稿，承诺在今年秋天开展针对这一规划的公共咨询。 两种场景 这个移民规划讨论稿对移民问题提出了11个讨论方向和2种场景。讨论方向即政府计划要做的事情，相当于给民众画出一个框架，要求民众在这个框架内提出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其内容，这11个方向分别是： 提高懂法语的移民人数。法语是魁北克的官方语言，移民能够用法语交流对参与魁北克社会至关重要。如何提高魁省移民的法语能力有两个途径，一是强制经济类移民必须懂法语或者优先选择懂法语的移民申请人，二是提高移民申请人懂法语的比例； 提高法语化，具体办法包括 – 支持抵达的移民学习法语； – 在移民抵达前增加为其提供的法语学习服务； – 提高临时外劳的法语水平； – 与企业合作，提高工作场所的法语能力； 增加魁省挑选移民的比例从72%到77%，根据魁省与联邦政府达成的协议，魁省只能挑选经济类移民，家庭团聚和难民则由联邦管辖； 经济类移民的重要性，同样存在两种场景，一种是维持原来的比例，另一种是增加其占比。在劳动力人口短缺的大环境下，增加经济类移民对魁省来说至关重要。魁省的经济类移民在2011年的时候还占总移民人口的70%以上，到了2019年则掉到57%，到2020年更是降到51%，随着疫情后重启和撤销防控措施，这一比例在2022年回升到66%。在场景1的设想中，这一比例将在2027年重回70%； 吸收更多年轻新移民。鼓励更多的年轻移民到魁省，以对抗魁省老龄化的趋势，考虑到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潜力，更有利于融入本地社会； 缩短移民申请等待时间。和联邦政府协商，确保魁省移民的申请处理能在12个月内完成，魁省移民厅计划90%的魁省移民申请人在6个月内获得CSQ（Certificat de sélection du Québec）。获得CSQ的申请人还需要向联邦移民部（IRCC）递交申请以完成后面的程序，但近几年IRCC处理来自魁省申请人的文件非常慢，多次引发魁省政府的批评； 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寻找魁省劳动力市场需要的移民申请人，包括缺人严重的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 技能确认，找到确认移民申请人技能的有效办法，以便其能够通过从事与技能相匹配的工作来快速融入魁北克劳动力市场； 移民地区化，找到办法让新移民自愿定居到缺人严重的边远地区，而不是集中在蒙特利尔以及周边城市； 政府间协作，建立完善的机制给新移民提供从安家到融入到法语学习的一条龙服务； 人道承诺，继续魁北克的人道主义承诺，接纳难民和其他需要保护的人。 接下来的意见稿中提出了移民上限的两个场景，场景1是每年增加移民人数，到2027年达到每年6万人；场景2是按计划每年接收5万人不变，见下图： 移民构成-场景1   移民构成-场景2   虽然正式的公共咨询工作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有77份来自不同的机构涉及移民问题的意见书交到了咨询委员会。在同一天，魁省市政联盟（UMQ）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制定一项移民地区化的全省战略，以便让各地市政当局以及所有相关部门，如住房、劳工等部门提前做好准备。蒙特利尔市政府也呼吁魁省政府作出更多努力，确保有充分的资源接待移民，并给予市政府相关的财政预算。总之，关于魁省的移民问题，无论是省内各个政党之间的人数之争，还是魁省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筛选移民权利之争都是伪命题，因为魁省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移民，需要多少移民，但愿这次为期三周的公共咨询结束后，从政府到民众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个清晰的认识，并制定出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政策。  

七天记者 颜宏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大会”确认地球上有些地方具有“杰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应该构成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自1975年12月17日生效的《世界遗产公约》，正式把这些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使其免受人类或动物入侵，非经授权、不受监控、行政疏忽等造成的各种破坏。到今天，这份世界遗产名录共有157个成员国的962处遗址（745处文化遗址，188处自然遗址和29处综合遗址）。加拿大自1976年7月23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行列以来，截至202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加拿大世界遗产共有20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9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1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14位。魁北克老城因着法式风情而入选文化遗产，是北美唯一一座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城市；位于加斯佩半岛、拥有136万年历史鱼化石的Miguasha National Park则被列入自然资源遗产，如今魁省又有一处可能被列入自然遗产名录，那就是被称为“狩猎天堂”的 Anticosti岛。 历史演变 Anticosti岛是位于圣劳伦斯湾东部的一个天然岛屿，长222公里，宽在16到48公里之间，总面积达到7900平方公里，比爱德华王子岛省还要大，与地中海的科西嘉岛相当，是魁北克省第一大岛，加拿大第 20 大岛，在世界上排名第 90位。这个岛虽然很大，居民却很少，至今只有300人左右，大部分居住在岛西端的Paul Menier村，由Cote Nord市Mingany District Municipality市政管辖。目前抵达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坐船，二是乘飞机。乘船可从Sept-Îles、Havre-Saint-Pierre 、或者Rimouskidi 等市镇出发；乘飞机则可以从Sept-Îles、Havre-Saint-Pierre或Mont-Joli出发，都可以到达岛上的Paul Menier港口小镇，不过一年中只有4月到次年的1月通航，中间有3个月无法抵达。 该岛位于北纬 49°和 50°之间，西经 61°40′ 和 64°30′ 之间，北面被Jacques-Cartier海峡与拉布拉多半岛隔开，南面被Honguedo海峡与加斯佩半岛隔开。全岛的海岸线长达520 公里，布满岩石且非常险恶，除了 Gamache Bay、Ellis Bay 和 Fox Bay 外，几乎没有可供船只避险的地方。它有时也被称为“圣劳伦斯海湾公墓”，因为有400多艘船在其海岸线附近沉没。岛上河流众多，其中不少河流穿过深邃的峡谷和沟壑流向南北海岸。根据地形，Anticosti岛可分成泾渭分明的三个不同区域，东西两侧是与海岸相连的海拔不超过150米的低洼地区，中间则是海拔高300多米的、由起伏的山丘构成的高原。岛上的岩石形成一个连续的沉积层，厚度超过2000 米，是奥陶纪（Ordovician，距今4.85亿到4.43亿年前）和志留纪（Silurian，距今4.44亿到4.13亿年前）时期北美东部最完整的地层。 几千年来，Anticosti岛一直是居住在陆地上的原住民领地，将其作为狩猎和捕鱼的场所。 伊努人（Les Innus）将它称之为 Notisquan，意思是“猎杀熊的地方”；米克马克人（Micmacs）则把它称之为Natigosteg，意思是“前面的土地”。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于公元前75年的迦太基人文献，称有朝圣者每隔三十年会离开英国去往宙斯之父Cronos的避难处朝拜，而这个避难所可能就位于Cap-Breton岛或者Anticosti岛。探索北美新大陆的开拓者Jacques Cartier是在1534年的航海日志中第一个提到这个岛的欧洲人。到了1535年8月15日，他再次路过这个岛，并给这个岛命名为Assomption（因为那天是法国的圣母升天节Fête de l’Assomption）。160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表彰发现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地区的探险家Louis Jolliet而把这个岛赠给了他，他带着第一批定居者来到岛上，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小型的加固的商店，可避免其皮毛货物和家人不受爱斯基摩人的袭击。在他死后，他把这个岛赠予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但他们都没有像父亲那样呆在岛上，而是很快离开。法国在与英国争夺北美殖民地失利后，这个岛于1763年被并入纽芬兰的英属殖民地，后在1774年并入魁北克。 1873年，来自法国的Pierre Doucet和Elisabeth Bezeau夫妇以及Bezeau的弟弟François Bezeau来到这个岛定居。他们靠农耕、捕猎和捕鱼为生，一直生活了34年，养育了7个孩子，期间不断有别的家庭来到这里，到1896年，岛上的居民已经有15户之多。这期间岛上没有医生或护士，一年有6个月与外界断开联系，每年只有一个牧师来到岛上做客，直到1895年，在法国靠卖巧克力起家的富商Henri Menier以12.5万元的价格将这个岛整个买下，作为他个人的狩猎和捕鱼场所。他让人到处搜寻能适应岛上恶劣气候的北美动物物种带到岛上：海狸、野兔、驼鹿、狍子、野牛、水貂、驯鹿和麋鹿等等。他在岛的北部建造了以他母亲命名的Baie-Sainte-Claire小村庄，后来发现岸边的珊瑚礁和岩石阻碍船只停靠，他又把整个村庄搬迁到了大约12公里远的地方，并修建了现在的Port-Menier港口。他还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城堡，给当地人配备了捕鱼设施，并准备在采矿、木材采伐以及开发泥炭资源方面大显身手，不幸的是在1913年，他因肺结核而去世。由于他生前没有孩子，这个岛的所有权转到了他弟弟Gaston Menier的名下。但他觉得这个岛没什么价值，就在1926年把它卖给了一家造纸厂Wayagamack Pulp and Paper Company。但在1953年10月3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Frank Wilcox借口火灾风险高、需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为由，亲自动手在Henri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