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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5月3日，美国知名政治媒体——政治新闻网（Politico）刊发的一篇文章声称，根据一份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草稿，最高法院将彻底推翻1973年的“罗伊案”（Roe v. Wade），全面否认美国宪法保护妇女的堕胎权。这意味着经过多代女性的抗争、已经被承认49年之久的女性合法堕胎权正面临被取缔的危险，美国女性人权或将倒退回一个世纪之前。这份最高法“多数派意见初稿”的披露立刻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成千上万的人当天就来到最高法大楼、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等具有标志性的机构门前抗议示威，整整持续了一天，全国各地更是涌现出各种形式的以堕胎权支持人士为主的抗议活动。 不仅民间反应强烈，大批政治人物、两党议员、社会精英也纷纷表态，但明显分为两个阵营：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支持派（pro-choice）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反对派（pro-life），进一步显示出美国从上到下的撕裂。 堕胎权演进 实际上，堕胎问题在西方并非从古至今都像现在这样充满争议。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并不认为堕胎是什么严重的罪行，当时的法律和宗教都没有明确地禁止堕胎。相比胎儿未成形的“生命”，当时的人们更注重孕妇的安危和孩子父亲的继承问题。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早期护教士、“西方神学奠基人”特土良（Tertullian）认为从受孕的瞬间开始，新生命就已经出现了（immediate animation）。受精卵里就有“灵魂”存在，所以任何阶段的堕胎都相当于谋杀一条无辜的生命。尽管其他的基督教神学家曾提出过在胚胎形成早期实施堕胎应该被谴责但不应算谋杀的温和建议，但可惜的是教会最终采取了最严格的态度。1869年，罗马天主教皇庇护九世（Pie IX）颁布“诏书”正式废除了早期和晚期胚胎的区分，规定在受孕之后的任何时间内堕胎都是犯罪，都会受到惩罚。自那以后至今，天主教不再区分怀孕的各个阶段，而是禁止一切堕胎行为。其他非天主教的基督教教徒（比如新教福音主义）通常直接援引《圣经》的内容反对堕胎。在很多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教会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律。例如在巴西，除非是强奸所致或孕妇生命受到威胁，妊娠任何阶段的堕胎行为皆属刑事罪行，堕胎者及执行手术的医生皆有可能被判入狱。 而在美国建国早期，堕胎只是个道德问题，当时的13个殖民地都普遍采用英国的习惯法，直到19世纪初都允许胎动（即怀孕18周）之前的堕胎，只是禁止胎动后的堕胎。但到1803年，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法官、虔诚的基督徒艾伦伯勒提出并通过了《艾伦伯勒法》(Lord Ellenborough’s Act)，开始对堕胎视为非法，实施更多限制，受此影响，美国殖民地各州纷纷效仿。到了1849年，美国有20个州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为轻罪，将胎动后的堕胎，定为二级谋杀。当时，只有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才被允许。1859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各州立法限制堕胎，到了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美国所有的州都对堕胎进行了限制。同时，即使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堕胎权也是掌握在医院的审查委员会中，由医生，而不是怀孕的女性说了算。当时限制堕胎除了宗教和社会思潮的因素外，也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能保证堕胎安全。 但二战结束后的世界风气变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殖民地独立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西方也出现了黑人民权运动、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新思潮，各种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人们更加看中现实中人的权益，而不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条条框框，人人平等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更认为，如果一名女性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遑论获得其它的自由，更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争取堕胎自由的言论和行动日益增多。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餐馆服务员Norma McCorvey意外怀孕，21岁的她刚刚离婚，又失去了工作所以决定堕胎。但因为堕胎非法，她找不到可以做手术的医生，她的朋友建议她谎称遭到强奸，以便合法堕胎，但因没有警方的报告而失败。后在两名女权主义者的鼓舞下，她决定起诉。1970年，在律师Linda Coffee和Sarah Weddington的帮助下，她化名简·罗伊（Jane Roe）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经过各级司法大战，最终在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的比数，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就是著名的“罗伊案”的由来。 化名“简·罗伊”的Norma McCorvey（左）和她的律师（右）在美国最高法院前举着“让堕胎合法”牌子 同时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妊娠三段论”：在怀孕前三个月（first trimester）政府不得禁止堕胎，孕妇可以参考主治医师的意见自行决定；在怀孕三个月到六个月（second trimester），政府可以从保护孕妇健康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规定；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third trimester），出于保护潜在生命的目的，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重大威胁，否则禁止堕胎，这也成为近50年来有关堕胎争论的司法判例。 争论再起 随着堕胎的合法化，美国妇女堕胎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这引发了很多传统美国人的不安，反对堕胎的观念随着保守主义的复兴重新崛起。而随着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一批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反堕胎运动再次兴起。其实在“罗伊案”以前，堕胎问题并不是社会讨论的主流问题，不会引起政客和选民的过多关注。但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极化的竞争中反复炒作这一话题使之成为“核心价值”之一，使得双方在堕胎的问题上渐渐丧失了良性对话的基础，走向各自的极端，剩下的只有相互攻讦。 “罗伊案”裁定出台后，在法学界也引发很大的争议。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约翰·埃利（John Hart Ely），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等很多司法大牛都曾批评过这条裁决“非常糟糕”，因为宪法根本没有提过堕胎的问题，当时判决的7位大法官脑洞大开，“无中生有”把堕胎归类为宪法保护的“隐私权”之列，无论是在司法届还是民间要求推翻这一判例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且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而日益强大。 共和党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高法院拿到多数席位之后，推翻这个判例，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近几年来共和党把持的州一个接一个地推出更严格的堕胎法案，其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遏制本州的堕胎行为，而是让支持堕胎权的自由派对手以违宪为理由将这些州告到最高法院，然后等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支持堕胎权的判决。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一天会来到，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的9个现任大法官中有3名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6名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其中一半是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占绝对多数。 美国最高法的9名大法官 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例为6:3 这份被泄露的判决书草稿的执笔人为小布什在2006年任命的塞缪尔·阿利托法官，草稿上已经有托马斯、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等四位法官的签名同意，唯一态度不明朗的是同是共和党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但5比4已经意味着这份判决完全可能生效。这个判决的起因是密西西比州出台了一部非常严苛的禁止堕胎法案（怀孕15周以后不许堕胎），然后被第五巡回区上诉法院判定违反了“罗伊案”确立的先例；然后这个判决被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庭审理了这个案子，最终的判决结果将在今年6月底、7月初正式公布。而这次意外泄露将陷法官们两难：按原计划判决，必然导致抗议不断，社会动荡；而如果他们改变主意，看起来就像是屈服于公众压力，而不是按照最高法律标准的指导来做出决定，留下职业上的污点。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承认这份被泄露的文件是“真实的”，但强调“它不代表法院的决定或任何成员对案件问题的最终立场。” 殃及池鱼 近年来随着美国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层萎缩、平权运动的兴起、选区划分制度的变迁以及互联网的出现，社会矛盾变得愈发难以调和，多元的社会矛盾逐渐凝结并转变为两极的矛盾：保守派更保守，自由派更自由。为了获得选票，两党的政客还有意无意地为选民的政治极化火上浇油，不断地贩卖焦虑和制造仇恨。选民和政客的政治极化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美国最高法院运作的两百多年历史中，第一次有判决书草稿被泄露出来引发的动荡中，美国政治的这种极化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自由派表示要全力阻止最高法的判决草案成为事实，或帮助女性获得堕胎权。美国总统拜登强烈谴责保守派大法官试图推翻“罗伊案”的举动是“激进的”，认为这不仅影响女性的堕胎权利，还会连带影响到同性婚姻等其他公民自由。拜登还借此为自己的政党拉票，指出如果最高法院真的推翻了罗伊案，希望民主党支持者们能投票让更多支持女性堕胎权利的官员入选参众两院。他们将在国会当中提案把“罗伊案”编入法典，拜登总统则将尽力助其通过，并签署使之成为法律。国会地位最高的两名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如果报导准确，最高法院准备对过去五十年来最大的权利施加限制——这不仅是对女性，而是对所有美国人（的限制）。”纽约州首位女州长霍赫尔（Kathleen Hochul）和纽约市曼哈顿区长莱文（Mark Levine）在一场数千人参与的抗议集会上大声疾呼“我的身体我做主”，“堕胎是一项人权，要战斗！”，并表示纽约应在这场运动中成为全美领导者。 而共和党人则把焦点集中在了泄密上，多名议员言辞激烈的谴责“草案泄露”行为是为了恐吓法官，攻击最高法院，誓言彻查以找到泄密者。还有议员担心此事将助力民主党，影响11月份的中期选举。 而美国围绕堕胎权的斗争让加拿大以及欧洲都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担心自己国家女性的堕胎权受到影响，更看到极右翼回归的苗头。很多政治观察员都指出这事件表明特朗普及其数千万支持者仍然是美国强大的政治力量，他很有可能会在2025年重返白宫。 在1988年把堕胎合法化的加拿大算是在堕胎权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加拿大最高法院历年来审理过的四起与堕胎权利有关的上诉案中，都给出了女性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中断妊娠的明晰裁定。针对美国堕胎权可能发生的变故，总理特鲁多也表态要坚决捍卫女性的堕胎权，联邦妇幼与社会服务部长Karina Gould甚至还邀请受到堕胎限制的美国女性到加拿大来做手术，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右翼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是联动的，比如过去两年多来的反疫苗运动，再比如在今年2月“占领渥太华”的“自由卡车”示威活动，都能看到双方互嵌的影子。目前正在进行的联邦保守党党领竞选中，6名候选人中除了Jean Charest和Patrick Brown明确表示支持有条件的堕胎权外， Leslyn Lewis明确反对堕胎，而热门候选人Pierre Poilievre以及其他两名候选人则拒绝就此问题表态。保守党临时党领Candice Bergen则要求党员不要就堕胎问题发表意见，以免引发争论。 总之，围绕堕胎权的争论将像2020年5月的“弗洛伊德案”一样引发美国新一轮的社会动荡，作为邻国的加拿大将不得不跟着承受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后果。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4月17日晚上9点半左右，多伦多地铁位于Bloor和Yonge大街交口的地铁站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名女子毫无缘故地把一名正在站台上等车的女子推落到铁轨上，所幸这名被推落的39岁女子虽然受了伤，但反应迅速，机智地拖着受伤的身体爬到了月台下方的一处凹陷空间，紧接着进站的列车呼啸驶过，让人捏了一把冷汗。警方在最初的信息发布中称这名女子被列车撞到，后来才更正说先前的信息有误，可见当时的紧急、混乱情况。当急救人员赶到时，这名受伤女子仍有意识和呼吸.她被紧急送往创伤中心，除了肋骨骨折，并没有生命危险，但精神受到严重伤害。地铁的监控录像显示推人女子似乎是随意选取的作案目标，她在袭击前甚至没有看受害者，就突然转身180度，大力出手把人推下站台。多伦多警方随即发布嫌犯的照片，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后在4月18日宣布抓住了推人的女子：45岁的Edith Frayne。而她在作案后居然大摇大摆地继续乘坐公共交通，是多伦多公车局（TTC）的一名工作人员看到嫌犯，通知了警方。警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女子的推人动机，但可以确信两人并不认识。 无独有偶，魁省法院正在审理的2020年万圣节之夜发生的袭击案也是一起随机杀人案。当年的万圣节之夜，住在蒙特利尔以北20公里Sainte-Thérèse小镇的24岁男子Carl Girouard装扮成“忍者”，驾车前往魁北克城，在暗黑的夜里拿着一把日本武士刀在魁北克老城区大开杀戒。在家门口吸烟的Suzanne Clermont，61岁，是深受区内民众喜爱的理发师，外出跑步的François Duchesne，56岁，魁北克美术馆（Musée national des beaux-arts du Québec）传播部门主任，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不幸伤重不治而去世。他们和另外被砍伤的5人一起成为这起至今不知道作案动机的暴恐袭击的受害者。接到报警后，警方在事发地附近搜寻了近2个半小时，才在一名港口保安的举报下找到依然在游荡、光着脚、体温过低的犯罪嫌疑人。他之后曾口头承认之所以来到魁北克城作案就是想着这里人多，可以杀更多的人。他驾驶的车辆就停在著名的Château Frontenac酒店门前，车中还发现了一桶汽油，不过幸好因为疫情的原因，万圣节的夜晚街上没什么人，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就在一个星期前的4月12日，纽约布鲁克林区地铁站发生枪击案，犯罪嫌疑人詹姆斯 (Frank R. James)至少开了33枪，击中10人，还造成其他19人因碎片、吸入烟雾、踩踏等受伤。据一名就坐在嫌犯身边的乘客描述，嫌犯就像普通人一样坐在座位上，在坐了六站地铁之后，突然把手伸进一个袋子，拿出防毒面具戴上，接着掏出一个烟雾装置。随后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哎呀，这是我的错。”当浓烟开始弥漫车厢时，他站起来开始开枪。随后走向另一头，打开下一节车厢的门继续射击，整个枪击过程持续了五分钟，直到列车进站开门，他才迅速跑到月台上逃离现场。警方透露，在这场血腥的枪击案中，嫌犯的枪曾经卡壳，否则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4月7日，多伦多市中心也发生一起随机杀人案。刚刚抵达加拿大三个月的21岁印度留学生Kartik Vasudev在多伦多晚高峰期间、人流密集的一地铁站入口处被人多枪打死。警方随后在4月10日抓获了枪击嫌疑人，39岁的埃德温（Richard Jonathan Edwin）。恐怖的是，这名合法拥有枪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嫌疑人家中有一个“军火库（arsenal）”，里面有手枪、步枪、上膛的弹匣和其他弹药。更恐怖的是，警方发现埃德温还在4月9日，也就是射杀印度留学生两天后在多伦多市中心Dundas St. East和George St.十字路口处用多发子弹射杀了35岁的Elijah Eleazar Mahepath。他同样与两名受害人完全不认识，两名受害者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纯粹就是随机杀人。 这是最近两周内发生的几起有代表性的随机暴恐案件，而世界各地发生的随机杀人、恐怖袭击等数不胜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无时不刻不在威胁着普通平民的生命。而无论是地铁推人案、万圣节砍杀案还是枪击案，嫌疑人在犯罪前要么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要么合法持枪，就如同正常人一样生活在我们中间，根本无法预知犯罪活动，让负责治安的各个部门防不胜防，而随着各地民粹主义盛行、涉枪案频发、治安情况持续恶化，民众除了祈祷这种随机暴恐袭击不要落到自己头上外，似乎只能尽量谨慎行事，尽可能让自己免遭伤害。 跑、躲、战 犯罪学家表示，目前治安情况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短期内无法扭转。这既有两年多的疫情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有几十年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的全球化带来的更深层次的贫富差距、社会撕裂、原教旨主义盛行、极右翼崛起；同时也是多年来大市场、小政府思潮下在警力建设、犯罪干预、社会公平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具体表现。无论政府承诺如何反击，如何采取措施预防，现有的体制已经无法遏制。随机犯罪的几率会继续提升，民众能做的只能是提升自身的危机意识、警觉性及灵敏度，让自己不成为袭击者选择的目标或在暴恐袭击发生时把自身伤害降低到最小。 有研究指出，在公共场所突然发生暴力事件或者恐怖袭击时，只有约15%的民众在生命遭遇威胁时能及时自救，75%的人则完全被“吓傻”，不会采取任何自救措施，另外还有10%的人不但不会自保，反而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妨碍他人。因此果断反应，将会使生存几率增加。在危急时刻能快速做出果断反应除了来自动物本能外，更多的来自于人们的危机意识，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多了解一些防恐基本知识以及观看警方录制的自保视频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另外还需要记住的是，在几乎所有暴恐袭击活动发生时，警方的力量都是滞后的，犯罪行为粹不及防，通常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结束了。因此民众不要指望能有警察来保护自己，而是要时刻具有自保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性和灵活性，外出时要时刻注意通过眼神、举止来观察身边的人，一旦发生危险信号，要毫不犹豫地执行自救三原则：逃跑、躲藏和战斗（Run！Hide！Fight！）。 首先，迅速逃离现场是遇到暴恐事件发生后人的一种生理本能，但暴恐活动有不同的类型，如枪击、砍杀、碾压、爆炸、劫持、纵火等，因此，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有不同的逃跑方式。要尽可能迅速判断犯罪嫌疑人的手段、方式和作案工具，并考量周边的环境，采取不同的自救策略。比如说发生枪击或爆炸案时就不能盲目奔跑，反而成了枪击者的“活靶子”，而是要就地趴下，缩小自身目标，使得枪击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打击对象。但如果遇到刀、棒等冷兵器袭击时，就不能选择趴下或缩小目标，等于让恐怖分子更容易施加伤害，而是要尽可能躲避，并利用周边工具和器材阻挡刀砍，同时还可以与周围群众自发结成团队。 其次是跑不掉的话就需要找掩体躲藏。实施暴恐活动的犯罪分子一般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杀伤更多的人，因此躲藏起来可能就会逃过一劫。可利用树木、墙壁、柱子、汽车、围栏、建筑物等为掩体，但不要躲在子弹可以贯穿的玻璃窗、木板、门后面或者灌木丛、垃圾桶、路灯杆等掩护效果不好的地方。如果有爆炸物，要倒地远离，尽量缩成一团且背对它，双手捂住耳朵，保护好头部，以减少被炸伤面积。一旦找到可以躲藏的地方，应该保持安静，并将手机调到静音，打电话报警，告知案发地点，嫌犯长相，现场状况，人数、特征、衣服、武器等。如果实在找不到躲藏的地方，还可以顺势倒地，佯装受袭晕倒，弓身俯地，两手抱头，用手保护后脑，或许能躲过袭击。 第三就是在无法逃跑和躲藏的情况下，而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就只能奋起搏斗了：大喊大叫；向暴恐分子投掷能找到的物品；用衣物干扰犯罪份子的视线；借助能找到的工具攻击，乃至身体攻击等等，这是在生命濒危时的最后手段，让人身上的动物本能发挥作用，必要时牺牲“小我”，保全“大我”。 实际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暴恐袭击的概率非常低，成为袭击目标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但这种可能性实实在在地存在，外出时还是要时刻注意安全，比如少去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或人少黑暗的小巷，在机场、车站等易发生随机暴恐活动的场所时应快速通过，避免长期停留。还应尽量避免去酒吧、舞厅等较为复杂的场所，因为一旦发生暴恐活动，这些场所往往最容易成为袭击目标。另外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要时刻关注人群动向，发现异常尽早离开，不要好奇看热闹;如发现可疑的人员或物体，迅速避开并尽快报警。而一旦发生暴恐袭击，首先想到就是要自保，千万不可顾及贵重物品而耽误逃生的时间。  

七天记者 颜宏 虽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级别的政治版图中有六党角逐，但实际上只有自由党和保守党有执政的可能性。新民主党太左，太注重福利，加拿大的经济承受不起；魁北克政团因致力于代表魁北克人的利益，追求魁北克独立，影响力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在其他省份也没有分支机构，相当于一个联邦层面的地方性政党；另外两个小党都处于边缘状态，注重环保的绿党内部纷争不断，还企图用环保绑架整个社会的发展；人民党则是极端主义者的大本营，不可能获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加拿大历史上也一直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一左、一右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由自由党把持政权。 目前执政的自由党在2015年获得绝对优势的胜利，2019年和2021年两次以少数政府执政，显示出选民对自由党的好感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而在去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还能取得胜利并不是自由党有多么优秀，多么招人待见，而是对手太烂，民众只能选一个不那么差的。而选民面对特鲁多已经产生审美疲劳，再加上这些年来，有关特鲁多和自由党的丑闻不断，下一次的联邦大选有可能会变天，谁将赢得这次联邦保守党党领的竞选，谁就有机会问鼎总理宝座，因此这次的保守党党领竞选可以说关系着加拿大的未来。但没想到的是到目前为止的热门候选人、呼声最高的Pierre Poilievre不仅支持扰乱社会秩序的反疫苗卡车司机，还是个比特币的拥趸，不仅自己投资比特币，还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地推广比特币，称赞它是“自由”和“权利”的象征，还要把加拿大变成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之都，绝口不提它带来的风险和犯罪问题。 Pierre Poilievre其人 Pierre Poilievre 1979年6月出生在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是爱尔兰后裔，随后被一个萨斯喀彻温省的法裔教师家庭收养。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还在中学时就加入了加拿大改革党（Reform Party of Canada），在16岁时因被现在的阿省省长肯尼（Jason Kenney）的个人魅力所征服，随卖掉改革党的党员证而加入肯尼的助选团队。进入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学习国际关系和商业课程后，他也一直都是校园里的分子活跃，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自称是“一个政治瘾君子，热衷于公开辩论，对国际关系特别感兴趣”。在1999年还在攻读商业课程时，他参加了一个以“作为总理”为主题的论文比赛，以Pierre Marcel Poilievre的笔名撰写了一篇题为“通过自由建设加拿大”（Building Canada Through Freedom）的文章，赢得了1万元的奖金。他在文章中的一些主张延续至今，包括所有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为两届等，该文收录进《作为总理，我将……》（As Prime Minister, I Would…）一书中。 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时任加拿大联合党党领Stockwell Day的助理。后与合作伙伴Jonathan Denis一同创立了一间名为3D Contact Inc的公司，从事政治传播、民意调查和研究等服务。2004年在联邦选举准备的过程中赢得了安省Nepean Carleton选区保守党候选人提名，与老牌自由党议员、两届内阁部长David Pratt对阵，首次参选就以45.7%的投票率获胜。同年因“赞助丑闻”爆出，执政的自由党Paul Martin政府不得不解散国会，重新举行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最终勉强组成少数党政府，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保守党虽然没有如愿组阁，却拥有了更多的席位，并为2年后取得少数党执政奠定了基础，Pierre Poilievre也如愿连选连任，并以25岁的年龄进入第38届国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核心党团小组（Conservative caucus），成为其中最年轻的小组成员。在随后的连续6次联邦选举中他都高票当选，以他的年龄和资历，这种选举成绩在加拿大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之后，他在哈珀政府先后担任保守党议会秘书、内阁财政部长秘书、总理哈珀的秘书等职位。2013年，被哈珀任命为内阁民主改革部长，2015年接任Jason Kenney成为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2015年联邦选举中保守党失去权力，沦为反对党后，Pierre Poilievre担任多个重要领域的评论员。2017年，他被党领谢尔（Andrew Sheer）任命为影子内阁财政部长，2021年2月被党领欧图（Erin O’Toole）任命为影子内阁就业和工业部长，2021年11月再转任影子内阁财政部长。 他在担任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部长期间，成功监督完成了通用托儿津贴（UCCB）的增长行动；担任民主改革部部长期间，他负责起草了旨在消除金钱左右政治、使投票更公正合理的《公平选举法》，并在国会获得通过；担任财政部议会秘书期间，他因重新起草了加拿大的举报人保护法律而受到赞誉。总的来说，他颇为关注经济、民生、人权等方面议题，还反对征收碳税。 Pierre Poilievre的英法语流利，且思维敏捷，反应迅速，逻辑清晰，特别善于用数据说话，在国会辩论环节经常能把对手逼的语无伦次、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前一阶段网上流传甚广、遭到群嘲的自由党旅游部长兼财政部长Randy Boissonnault被逼的反复引用就业数据、经济回升数据、政府增加投资等说辞来回避渥太华房价到底多少提问的视频中，提问者就是Pierre Poilievre。他自认为比欧图“更蓝更右”，每当前保守党党领在某个问题上模棱两可或表现出中间派倾向时，他就会咆哮出“深蓝”（极端保守派）保守党员们想听的话。也正因为经常发表尖锐、极端甚至导致民众分裂的言论而被誉为是保守党的“攻击狗”（attack dog）。比如他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家庭生活、教育、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不能延伸到个人生活中，为此他支持反疫苗的卡车司机示威、忧虑谷歌的街景照片侵犯隐私而呼吁让谷歌的CEO Eric Schmidt到国会作证等。在今年2月底发生的“自由车队”抗议示威活动中，他从一开始就多次为卡车司机摇旗呐喊。自由车队占领首都两周引发众怒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说：“我为卡车司机感到骄傲，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在抗议示威期间发布的一段视频指出“我正在竞选总理”；“我将使加拿大人成为地球上最自由的人。自由地开展业务……自由地用你的价值观抚养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健康和疫苗；畅所欲言，无所畏惧……” 危险的游戏 Pierre Poilievre也是国会议员中为数不多的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的政客，不仅有自己的Facebook，twitter账号，还建立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目前已超过21万订阅者。尽管他支持削减政府对传统媒体的资助，但由于他清晰的观点和突出表达能力，还是经常被主流媒体邀请发表自己的观点，人气颇高。 现在他又为了获得党领竞选的胜利，开始押宝在比特币上。日前他来到一家餐馆展示用比特币购买三明治的过程并上传到网上。视频中，他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表示使用比特币是对抗高通货膨胀的方法，承诺一旦当选就把比特币合法化，并把“加拿大变成世界区块链之都”。 他还经常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推广比特币的推文，承诺要“让人们重新控制他们的资金。保持加密货币合法并让它蓬勃发展，”帮助加拿大人“从政客和银行家手中夺回对资金的控制权”。在和各种youtuber博主录制的视频中，他也经常吸着水烟谈论比特币的优点，有时也会发布一些阴谋论的观点。 Pierre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距离魁省大选还有半年时间，寻求连任的CAQ政府在民众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上接连出招，不仅在财政预算中为近90%的魁北克成年人发放一次性补助500元以对冲通货膨胀高企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还为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对弊病重重的魁省医疗系统改革和重组预留了资金。 3月29日，卫生厅长在省国民议会正式提交了名为《实施必要的卫生变革计划》（Plan pour mettre en œuvre les changements nécessaires en santé）的报告。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魁省目前的医疗健康服务状况和问题、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带来的教训以及计划实施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到2025年改变魁省医疗系统人手短缺、管理不善、效率不高、设施老旧、官僚作风严重等问题给魁省民众带来的看病难、看病慢问题，保证民众获得有效率并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弊病重重 魁省的医疗健康服务每年都是财政预算支出的大头，全省的大型医疗机构有1600多所，各种社区医疗机构4000多家，私立医疗机构100多家，工作人员高达30万人。与此同时，魁省正在迈向老年化社会，老年人口的增多带来了更多的护理、就医需求，给魁省医疗系统带来新的挑战。 根据历年来人口普查的数据，1971年时，魁省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口比例只占总人口的4.2%，到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3.6%，而预计到2035年，7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5%，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是需要得到照顾的老人。这也从魁省每年的医疗系统所需的资金每年都在上升中得到具体体现。 政府为不同年龄段民众支付的平均医疗费用 除了医疗系统人手严重短缺外，与民众健康、医疗需求持续增加相对应的是魁省落后于时代的医疗基础设施和信息管理系统。一方面魁省的医疗机构还处在上个世纪的通过笔、纸、电话、传真机等方式来记录、交流、分享大量健康信息的落后时代，而且不同的医疗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信息和管理系统（全省有大约1万个建于多年前的信息管理系统），各个系统之间不能互通、互融，更谈不到无缝衔接，使得如何快速、准确地调用健康信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成为一大难题。还记得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魁省政府在发布疫情统计时每隔几天就要修订一次数据，那是因为部分地区的传真机故障或无人值守而没有及时上报数据；就连堂堂的魁省公共卫生负责人都是拿一个小本本记录数据，记者提问时要翻好久才能找到相关内容，让身处网络世界的民众目瞪口呆。另一方面，有关健康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受到非常严格且特别过时的立法框架的约束，大大限制了患者、医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研究人员对相关数据的访问，并阻碍卫生系统信息化向更高效、更快速的方向升级。 另外，魁省庞大臃肿、管理不善、完全官僚化的医疗系统问题由来已久，前任自由党Philippe Couillard政府和前卫生厅长Gaétan Barrette分别在2014年、2015年连续进行两次重大医疗系统改革。在前自由党政府看来，原来全省有30多个地区医护管理机构，造成多头管理、协调行动效率低下、医护资源分配不畅等影响医护服务的问题，为此进行的改革方案是把各个地区为政的医护管理机构整合成超地区界限的CISSS中心，全省设立了22个综合保健和社会服务中心CISSS（centre intégré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 sociaux），其中的9个因为围绕医科大学为主，又被称为CIUSSS，大学综合保健与社会服务综合中心（centre intégré universitaire de santé et de services）。但跨地区合并的结果并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更暴露出请示汇报的层级过多、效率低下、反应缓慢、人手分配不均等诸多弊端，造成了魁省在第一波疫情中死亡超过4000多人的悲剧，民众对医疗系统的改革呼声日隆。 CAQ政府在2018年上台时就曾经承诺要改变魁省医疗服务的现状，承诺让每人都有家庭医生，将急诊室的等候时间缩短到90分钟，不再强制护士加班等等，但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打乱了一切计划。这次在魁省经历了5波疫情后，又是再次大选的时间节点，CAQ政府重拾改革设想，既是迎合选民的需求，也在赌自己的未来。如果最终的改革结果不尽人意，CAQ政府就不会有第三个任期。 重拳出击 在计划中，卫生厅长提出了多达50项措施来改善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体验，涉及人员、健康数据、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养老转向等多个方面。下面是具体措施： 工作人员 增加医护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一措施已在行动中，包括在疫情期间培训和雇佣了9000名护工，还计划在2022年再聘用3000名行政助理，以帮助处理急诊室、长期护理中心以及青年和心理健康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 鼓励更多的人学习护士、辅助护士、执业护士、呼吸治疗师、护工以及从事心理健康和青年服务工作等专业，每人提供 9,000 至 20,000 元的教育助学金； 从国外招聘1000名护士，通过快速培训后充实到医护人员队伍当中； 增聘心理健康和青少年保护方面的本科生进入干预小组，如还没有获得执业证书的心理学学士等以增加早期干预、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 取消强制加班，减少临床人员的管理工作，增加薪资和各种福利以留住更多的医护人员； 信息化 改变医疗系统中还在广泛使用传真机的旧生态，代之以实现健康信息和医疗记录的现代化访问，让不同机构的不同人员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计算机访问数据； 建立一个全省范围内的综合数字化系统，以加快管理、人力资源、融资和物资的发放； 创建数字病例，让患者和医护人员可在统一且操作友好的界面访问； 把在 Bas-Saint-Laurent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北京时间3月21日13时16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的一架编号为MU5735的飞机从昆明机场起飞，14时17分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管制区。14:19分，飞机突然从巡航高度下降，同时飞行速度从约每小时845公里开始下降。14:20分管制员发现飞机高度急剧下降，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23分飞机雷达信号消失，后经核实，这架波音飞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机上旅客123名（无外籍旅客），机组人员9名（飞行员3名，乘务员5名，安全员1名），合计132人，全部遇难。 各方反应 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惊悉东航MU5735航班失事，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国务院委派领导同志靠前协调处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狠抓责任落实，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22日凌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抵达广西梧州，指导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局也下发通知，要求航空业“切实加强民航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举一反三，从飞机保养维修情况、飞行天气情况、人员资质、操作技能、空防安全等方面，立即、全面排查隐患”。总部位于上海的东航为了安全考虑，决定将该公司所有737-800执飞航班的飞机全部控制在地面，空中的航班落地后不再执行航班。同时启动应急机制并开通家属应急援助专线4008495530，成立航空器处置、事故调查、家属援助、后勤保障、法律支持、公共关系、安全保卫、财务保险、客货处置9个专项工作小组，于事故当晚赶赴事发地点。 事故发生后，广西应急管理厅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梧州当地的应急管理、公安、交通、民航、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卫生健康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起来，参加搜救工作。事发当地的武警官兵以及南部战区的官兵也迅速到位，对飞机失事地点周边进行搜救和现场保护。 广西交通厅立即启动响应机制，及时报送信息，并组织供电、通讯等救援现场支持，安排3辆应急电源车，调运6台应急发电机到现场，架设应急通信设备，确保救援现场电力保障和基站通信畅通。梧州市交通运输局则一方面调配中大巴29辆、出租车50辆抵达梧州西江机场接送飞机失事事件乘客家属及专家；另一方面召集100多名工作人员，确保手电筒、食物、雨衣、雨鞋等紧缺物资第一时间运送事故现场，支援现场的救援工作。 广西还组织12名重症、烧伤、骨外科、创伤等专家赶赴藤县开展医学救援工作。同时，梧州市卫健委派出80多名医护人员、36部救护车赶到现场，并设立救护点，安排好一、二线救治医院，设立快速通道，并准备血液以及各类抢救物资和设备。在现场设立应急医疗救护点的基础上，梧州市确定1家定点医院，腾空两层楼3个病区手术室，组建各专科队伍200多人做好应急救治准备，可惜奇迹没有出现。 坠机点位于一个山窝处，三面环山，林木茂密，只有一条小路进入，大型设备无法及时到达现场，要等待挖掘机开路才能进入，所以只能依靠人力和无人机进行搜救，还要保证残骸处在原始位置。同时飞机残骸的抛撒面积非常大，山的另一边甚至也发现飞机残骸，使得搜寻工作非常艰难。事故地发生后的第二天又开始下雨，使得搜救工作一度暂停。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为止，搜救人员只找到了部分飞机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还发现了两部飞行记录器（黑匣子）中的一部，记录器外观破损严重，但存储单元外观相对较为完好，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CVR）。这个黑匣子已被连夜送往北京的民航专业机构进行译码。记录器数据的下载和译码需要一定时间，如果内部存储单元出现损坏，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接下来，调查人员将继续全力搜寻另一部飞行数据记录器（FDR），为还原整个事件经过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支持。不过空难的调查过程一般都比较长，最终的事故原因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定。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有航空专家表示应该可以排除天气和飞鸟撞击造成坠毁的可能性。 波音空难简史 坠毁的飞机为2015年6月22日引进，截至事故发生时共飞行8986架次，总计18239小时，属于波音737“新一代”（Next Generation）系列之一的800型。东航云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世英介绍说这架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技术状况稳定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执飞该航班的3位飞行员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备，符合局方要求。其中机长飞行总经历时间6709小时，第一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31769小时，第二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556小时。这3位飞行员平时的表现也都是很好的，家庭情况也都比较和睦。 实际上在东航空难事故传出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又是波音737！”确实，2018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和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37MAX空难还未远去，并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停飞潮，中国至今还没允许它复飞。波音公司也从最初的矢口否认是飞机的问题，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波音737MAX飞机的MCAS系统存在致命性缺陷，导致了这两次空难和多达346人罹难。而这只是波音第四代飞机的黑暗历史，之前的第三代，也就是这次东航失事的飞机自投入运行以来，也已经发生了17次严重的事故（不包含MU5735）。 737 NG飞机是波音737飞机面世以来最重大的升级项目，和第二代波音737相比，它的翼面积增加了25%，翼展增加了4.88米，载油量也增加30%，并换装了更安静、更省油的CFM56-7B发动机。NG系列包含有600、700、800和900四个子型号，其中以800为主力机型。波音737-800飞机长39.5米，高12.5米，翼展35.79米，可选高度为2.60米的翼尖小翼，最大可搭载189名乘客。在共生产交付的6779架波音737NG里，有4989架都是波音737-800这个子型号，占到了73.59%。而在全球总共约2.5万架的民航客机中，波音737-800客机就占了约18%，它也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飞机型号之一，甚至有些航空公司旗下的全部飞机就只有波音737-800这一个型号。 这款被认为总体来说是一个很成熟、可靠的飞机却接连发生致命事故，仅在过去6年，这款飞机就出现过5次严重事故。 2016年3月19日，迪拜航空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俄罗斯罗斯托夫的波音737-800客机在俄罗斯境内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有55名乘客，7名机组成员，共62人，全部遇难； 2018年9月27日，新几内亚航空从东京飞往莫尔兹比港的波音737-800，在降落时坠入海中。幸亏搜救及时，但依然造成了一名乘客死亡； 2020年1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从德黑兰飞往基辅的波音737-800在起飞两分钟后坠毁，机上180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是伊朗革命卫队发射了导弹，客机被导弹击中； 2020年2月5日，飞马航空从伊兹密尔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波音737-800，在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断成三截。机上183人中，有3人遇难，179人受伤； 2020年8月7日，印度快运航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飞往印度的波音737-800，降落后冲出跑道，机身断裂，造成21人丧生，75人重伤。 在737NG这一代发生的17起严重事故中，绝大多数问题是由于飞行员操作不当造成的，只有2007年的“中华航空”、2009年土耳其航空和2018年西南航空这3次是由于飞机本身的故障导致的。但已经导致了公众对波音飞机安全性的担忧，也因此东航飞机坠毁的消息一出，波音的股票立刻下跌，一天之内蒸发40亿美元。 而这起空难发生的时间点对波音来说也很敏感，去年1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曾宣布在经过两年多的适航审定与后续的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后，波音737 MAX有望于去年年底或今年初恢复商业运行。但这次的空难让737 MAX在中国复飞成为未知数，也再次引发波音飞机安全性的大讨论。 尽管目前坠机的原因还在调查中，但已经有多名航空专家表示这架飞机既没有挂紧急代码，也没有回答地面呼叫，在事故率并不高的巡航阶段以近乎“垂直落体”的方式坠毁非常奇怪。如果在后续的事故调查中，一旦发现波音737-800飞机续存有严重安全隐患，那么波音737飞机，很可能会失去乘客、航空公司和中国监管部门的信任，面对空客的新一代A320neo和中国的C919的竞争，在未来的十数年间，波音公司都将很难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谋取新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