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7月20日，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援引制定于近一个世纪前、此前从未被实际启用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额外关税，涉及进口额约200亿美元。新关税涵盖汽车、酒类、乳制品以及冰球杆、水泥制品、家具、服装等一系列商品，将于8月19日正式生效。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权总统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寻找新法律工具、延续其关税政策的又一次尝试。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总统在和平时期并不享有固有的关税权力，而特朗普政府所依据的IEEPA也没有赋予总统无限制征收关税的权力。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最高法院裁决后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经济体加征的10%临时进口附加税，也将于7月24日届满。该条款只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延长的情况下，征收最长150天的临时关税。
两条时间线交织在一起，让本已紧张的全球贸易格局，在这个七月再度骤然升温。
软柿子
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特朗普签署了三项针对加拿大的关税公告，分别涉及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理由是加拿大在这三个领域“长期歧视美国商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也将加拿大的相关政策定性为“持续对美国实施报复与歧视”。
首先是汽车。
白宫指责加拿大对重新回到美国生产的汽车企业设置出口配额上限，导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汽车下降约22%，减少约56亿美元。
其次是酒类。
这也是此次冲突最直接的导火索。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后，包括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在内的多个省份，先后将美国生产的葡萄酒、烈酒和啤酒等产品下架或停止采购。
白宫统计称，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加拿大自美国进口的酒类产品暴跌约81%，减少5.82亿美元；与此同时，加拿大从智利、日本、阿根廷、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盟进口的酒类明显增加。美方据此认定，加拿大正在以其他国家的产品替代美国产品，构成针对美国商业的歧视性待遇。
最后是乳制品。
加拿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乳制品、蛋类和家禽实行供应管理制度。政府通过生产配额维持市场稳定，同时对配额外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中小型农场。
美国对这一制度的不满由来已久，它也一直是近几十年来美加贸易摩擦中最棘手的“老大难”问题之一。特朗普本人更是多次猛烈抨击加拿大的乳制品保护政策，称其“极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全面开放市场。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加美墨协定》（CUSMA）中，加拿大曾作出让步，承诺向美国开放约3.6%的乳制品市场。但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奶业组织随后指责加拿大“玩文字游戏”，因为加拿大将大部分进口配额分配给本国加工商，而不是零售商和超市，导致美国乳制品依然难以真正进入魁北克和安大略等地的零售市场。
美国为此多次在CUSMA框架下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此次美方进一步声称，加拿大在执行《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时允许零售商参与欧洲奶酪配额分配，却在CUSMA框架下限制零售商使用美国奶酪配额，构成了对美国产品的“差别待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加拿大长期实行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外，汽车限制和酒类下架，都是加拿大为反制美国首先加征关税而采取的措施。尤其是酒类下架，主要由各省政府决定，并非加拿大联邦政府统一实施。如今，特朗普政府撇开前因后果，将这些反制措施统统算在加拿大头上，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新的关税将在公告签署30天后，也就是8月19日生效，为双方留下了最后的谈判窗口。
但此次关税与以往不同。即使有关商品符合CUSMA原产地规则，原本享受免税待遇，也无法获得豁免。征税范围包括葡萄酒、冰球杆、水泥制品、乳制品、游泳池、家具、钓竿、种子、服装和假发等，约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
这一比例看起来并不算高，但冲击将高度集中于特定行业和企业。对一些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生产商而言，50%的额外关税足以让其产品一夜之间失去价格竞争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此次首次明确绕开CUSMA的免税保护，开了一个危险先例。如果区域贸易协定所提供的稳定预期可以被美国总统以一纸公告轻易推翻，那么受到动摇的就不仅是某些商品的出口，更是加拿大制造业、供应链布局和外国投资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又有意避开了加拿大手中真正具有反制能力的筹码，包括能源、钾肥、鱼类和关键矿产等。
这显然不是随意划出的豁免清单，而是一番精心计算：在加拿大报复能力有限、美国消费者感受不太明显的领域下重手，同时谨慎避开可能反噬美国经济和供应链的关键产品。说到底，是把“挑软柿子捏”的逻辑运用到了极致。
特朗普首先选择加拿大“开刀”，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美加之间的经济依赖高度不对称。
加拿大约75%的商品出口流向美国，而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比例约为18%。换言之，美国是加拿大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核心市场，而加拿大对美国而言，只是多个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加拿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二，美国则只有约四分之一。因此，同样规模的贸易摩擦，对加拿大经济造成的冲击天然要比对美国更大。
白宫在情况说明书中特别强调，在特朗普此前发动的关税攻势中，只有中国和加拿大选择了针锋相对的报复，而多数经济体更倾向于与美国谈判。
有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加拿大，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向其他贸易伙伴展示反制美国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是在“投石问路”——先用一个政治相对温和、经济体量又不算特别庞大的国家，测试第338条可能引发的法律、政治和市场反弹，再决定是否将这一工具用于欧盟、日本等更有分量的贸易伙伴。
其次，美国希望借此在CUSMA重新审议和谈判中进一步向加拿大施压。
美方正在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原本的三边机制拆解为美墨、美加两条双边谈判线：一方面把墨西哥列入优先序列，另一方面将加拿大边缘化或推迟安排。
其目的并不复杂。如果美国与墨西哥先行达成某种默契，形成既成事实，加拿大在后续谈判中就可能被迫接受一个谈判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的结果。
美方之所以对加拿大步步紧逼，也因为双方争议最集中的领域——乳制品供应管理、木材以及钢铝——几乎都触及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敏感区。加拿大政府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作出重大让步，都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
第三，特朗普算准了加拿大的软肋。
从地理、经济到国防安全，加拿大与美国都高度绑定。加拿大很难像欧洲那样高喊“战略自主”，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转向其他市场，因为地理位置和长期形成的北美产业链，早已将其牢牢锁定。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既想通过关税收钱，又不得不顾及国内已经高企的物价和选民情绪。加拿大恰好成为一个“可以下重手，又不至于立即让美国消费者明显感到疼痛”的对象。
恶之法
特朗普此次援引的第338条，源自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农业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与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提出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希望借此保护美国农业和制造业。
尽管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内的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警告高关税可能招致各国报复，损害美国出口并加剧经济衰退，时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仍于1930年6月签署了该法案。
此后，美国的贸易伙伴迅速采取报复措施，全球关税壁垒不断升高，国际贸易大幅萎缩。《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非大萧条的唯一原因，却被普遍认为加剧了经济危机，并使各国陷入“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
贸易割裂、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和高失业率相互叠加，进一步侵蚀了许多国家本就脆弱的民主制度，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也成为后来世界走向战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第338条正是这部法案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报复条款”。
它授权美国总统，只要认定某个外国对美国商品设置了“不合理的收费、税收、法规或限制”，或者在事实上歧视美国商业，使美国相对于第三国处于不利地位，就可以通过总统公告，对该国商品加征最高50%的从价附加关税。
有关关税必须在公告发布至少30天后生效。如果总统认为对方继续歧视美国商业，还可以进一步采取限制乃至完全禁止相关商品进口的措施。
与后来更加常用的301条款和232条款相比，第338条的程序门槛低得惊人。
动用301条款，通常需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调查；动用232条款，则需要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展开审查。第338条却几乎不需要正式调查、公开听证或国会批准，总统只要自行“认定”歧视行为存在，就可以宣布加税。
这使它成为特朗普关税工具箱中程序最简单、总统自由裁量空间最大，同时又可能扩展至全面禁运的“核选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痛定思痛，逐渐认识到关税战、经济封锁和贸易集团化所带来的巨大危险。1947年，各国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希望通过多边谈判降低关税，以规则解决争端，避免重蹈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覆辙。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第338条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由于其法律边界模糊、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历任美国总统都担心贸然启用会引发大规模贸易报复和法律挑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条款从未被真正使用，甚至长期被贸易法学界视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法律遗迹。
如今，在最高法院否定IEEPA关税授权后，特朗普从历史尘埃中重新翻出了这件武器，并首先对加拿大挥下。
虽然第338条本身是国会明确授予总统的关税工具，但其近乎无限的行政裁量、缺乏程序约束的特点，以及与现代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注定会引发新的法律争议。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特朗普使用了一条尘封96年的法条，而是美国正在把一套曾被历史证明极具破坏性的贸易思维，重新带回21世纪的国际经济体系。
不能跪
与此前几次遭遇美国关税施压时一样，加拿大社会再度表现出较强的团结和对抗意识。从联邦政府、省政府到反对党和普通民众，都没有表现出立即退让的意愿。
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的回应相对克制。他没有使用激烈措辞，而是强调自由、公平贸易给美加两国带来的共同利益，并重申加拿大已经就解决争端、推动CUSMA现代化提出一系列具体而全面的建议，随时准备在未来几周加强磋商。
但卡尼同时明确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7月23日，他再次表示，加拿大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工人、农民和企业。
与联邦政府的克制相比，多个省政府的态度更为强硬。
被称为“抗美急先锋”的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依然是最响亮的声音。他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停止为保护安大略而战”，重申只要美国不解除关税，安省就不会恢复销售美国酒类产品。他还呼吁加拿大“以关税对关税、以美元对美元”，对美国实施对等报复。
魁北克省省长Christine Fréchette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美国加征50%关税的威胁“毫无道理且令人担忧”，并承诺不会撤回针对美国酒类商品的限制措施。
卑诗省省长尹大卫（David Eby）同样明确表示：“卑诗省绝不可能重新上架美国酒。”
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卑诗省，在是否恢复销售美国酒类产品的问题上形成了罕见一致的强硬立场。
联邦议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也发表声明，称美方的新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又一次不可接受、毫无道理的攻击”，并强调“加拿大人不是任何人的出气筒”。
事实上，即使加拿大选择退让，也未必能够摆脱美国不断加码的关税。
早在今年3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依据301条款，主动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所谓“强迫劳动”调查，涉及美国99.4%的进口商品来源地。三个月后，美方认定这60个经济体均未能充分禁止或有效执行针对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禁令，为后续采取关税措施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16个经济体启动所谓“产能过剩”调查。
多数贸易律师和分析人士判断，随着第122条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迅速切换到301条款或其他贸易法工具，尽量维持现有的高关税水平，而不会真正放弃关税政策。
因此，特朗普此次对加拿大的行动，既是一次典型的“极限施压”，也可能采取“选择性落地”的方式。
特朗普之所以留下整整30天的窗口期，根本目的还是以“核弹级”关税威胁，将加拿大重新逼回谈判桌，迫使其在CUSMA谈判、乳制品配额和各省美国酒类禁令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卡尼已经表示，加美双方同意在截止日期前密集推进谈判。如果加拿大在未来几周内拿不出一项足以让特朗普对国内宣传为“重大胜利”的实质性让步，白宫很可能在8月19日准时按下关税开关，甚至采取“先征税、再谈判”的强硬策略。
面对经济体量远大于自己的美国，加拿大当然不能只靠情绪硬碰硬，但也不能以为单方面退让就能换来和平。
短期内，加拿大可以通过有限度的政策调整争取时间，避免冲突全面失控；中期则应准备更精准、更具政治针对性的不对称反制措施，重点打击美国共和党核心选区的出口产品。同时，应联合美加商会、美国跨国企业以及高度依赖加拿大资源和零部件的行业，在华盛顿内部展开游说，利用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产业损失和选举成本，迫使白宫重新计算关税战的代价。
总体而言，在美国最高法院否定IEEPA可以作为“对等关税”法律依据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系统性地从美国庞杂的贸易法律工具箱中寻找替代方案。
无论是尘封96年的第338条，还是即将到期的第122条，以及可能接棒的301条款，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司法约束收紧的情况下，尽可能延续甚至扩大关税在特朗普贸易和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对加拿大乃至全球其他贸易伙伴而言，真正的不确定性已经不再是美国会不会援引某一项具体条款，而是这种一项工具受阻、立即换上另一项工具的“打地鼠式”关税策略，正在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新常态。
一纸公告可以改变税率，一条旧法可以撕开新的裂口。如果美国可以不断绕开现有贸易协定，以国内法凌驾于多边规则之上，那么受到冲击的就不仅是加拿大的汽车、乳制品和酒类行业，更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和契约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
面对一个将关税视为长期政策工具的美国，短期谈判与精准反制固然不可缺少，但加拿大更根本的出路，仍在于加快贸易多元化、开拓新兴市场、强化国内产业链，逐步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
不能跪，并不意味着盲目硬撞；真正的“不跪”，是让自己有一天不再因为对方的一纸关税公告而进退失据。
这或许才是加拿大应对美国“关税永续”时代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