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记者 颜宏
2026年6月12日深夜，蒙特利尔警察局（SPVM）局长Fady Dagher召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蒙特利尔北部（Montréal-Nord）39号警局（Poste de quartier 39）的一支夜间巡逻队的16名成员正在接受调查，他们被指控在执法过程中对黑人和阿拉伯裔居民实施种族主义和仇恨行为，其中14人已经被调离一线岗位，不再与民众发生接触，另有两名警员已被停职，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有。他们大多是男性，是入职不到5年的新人，但却如Dagher所说的那样“玷污了警察的制服。”
这场发布会震动了整个魁北克省，被视为SPVM近年来最严重的种族歧视丑闻之一。
Montréal-Nord
在蒙特利尔的城市版图中，Montréal-Nord 是一个在人口结构、经济民生以及警民历史关系上都极其特殊、且充满复杂张力的区域。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这一地区的可见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近50%，其中海地裔、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裔、拉丁裔和非洲裔人口占比较大，是蒙特利尔移民比例最高、最多元文化的地区之一，也是蒙特利尔接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最多的区域之一。华人居住在该区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有不少人在该区开便利店、经商、租用仓库或办公室等，日常往来不在少数。
在经济层面上，Montréal-Nord地区的贫困率、失业率和低收入家庭比例在蒙特利尔各区中一直处于靠前位置，且有相当一部分新移民群体在此过渡。而由于历史上缺乏足够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年轻人就业机会匮乏，街头混子、黑帮四处横行，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困扰，也导致该地区的日常警务密度极高，警民之间在街头的摩擦和接触频率远超其他富裕、或传统的本地人社区。而发生在2008年的Fredy Villanueva被射杀事件更是当地警民关系中一道长达18年、至今未能彻底愈合的伤疤。
2008年8月9日晚上，这是一个星期六，18岁的洪都拉斯裔青年Fredy正与哥哥Dany及三位朋友在Henri-Bourassa 公园玩掷骰子赌博游戏时，SPVM的男警员Jean-Loup Lapointe和女搭档Stephanie Pilotte驾驶巡逻车靠近了这群年轻人。由于男警员此前曾给Dany开过罚单并认识他，于是他下车后直接走向Dany，试图逮捕他，但遭到了反抗，Fredy也上前干预，要求放开他哥哥。而男警员感到自己被一群年轻人包围，担心自己的配枪会被夺走，应激反应下拔枪连开四枪。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下车之后不到一分钟时间里，结果却是致命的：Fredy身中两枪，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他的一个朋友背部中弹，另一人肩部中弹，而这三名中枪者均手无寸铁，引发了当地社区的愤怒，让第二天晚上举行的追思会很快演变成暴力骚乱。数百名愤怒的抗议者走上街头，点燃汽车和垃圾桶，并洗劫了超过20家商店，骚乱中，一名护理人员和两名警察受伤，71人被逮捕，成为蒙特利尔近年来最严重的警民冲突之一。
枪击案发生后，由魁北克省警（Sûreté du Québec）接手调查。但由于蒙特利尔市政府和警察工会的法律挑战，死因调查一度停滞超过两年。直到2013年，由法官André Perreault主持的验尸官调查才发布重磅报告，结论是Fredy不是一名暴力分子，“死得毫无意义”，而开枪的男警员虽可以在法律上被认定为“自卫”，但“不必要”，并严厉批评他判断失误，没有尝试拖延时间呼叫支援，而是过早地使用致命武力，明确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如其搭档Pilotte那样冷静，Fredy就不会死”。不过，该验尸报告把最严厉的批评指向了事后的调查本身。法官发现，调查人员未遵循程序，没有及时隔离涉事警员，甚至避免向他们员提问，有袒护之嫌；而年轻的平民证人却被严格对待，甚至在病床上被审问。
那次悲剧之后，Montréal-Nord成为了魁北克反思“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暴力”的标志性阵地。每年8月9日前后，当地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也多次发生骚乱。而多年来，当地的社区组织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控诉警方的过度盘查、无端拦截。过去十几年间，已有多次关于种族定性拦截、过度执法和不当使用武力的投诉。2019年的一份独立报告更是指出SPVM对黑人、阿拉伯人和原住民存在系统性歧视。2024年9月3日，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 Michel Yergeau在针对黑人男子Alexandre Lamontagne发起的集体诉讼一案中做出了两项核心裁决：一是种族执法问题在蒙特利尔警察中不是个别警员的“害群之马”问题，而是“系统性、根深蒂固且带有结构性”的现象。并批评蒙特利尔市政府和警局管理层虽然口头上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在实际行动上长期处于“集体否认”和“不作为”的状态，导致有色人种在街头遭遇到了系统性的伤害；二是滥用魁北克《公路安全法》（Code de la sécurité routière）赋予警察可以在没有具体怀疑的情况下，随意拦截车辆检查司机的权力，成为了警察在街头针对黑人、阿拉伯人等有色人种实施种族主义执法的便利工具。判决还要求作为SPVM的雇主和主管方——蒙特利尔市政府对首席原告和所有在2018年至2024年期间，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被SPVM拦截、盘查、拘留并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市民进行赔偿。
这场集体诉讼的胜利，在魁省社会和警队内部引发了巨大反响。不仅打掉了随便街头拦截是“正常治安检查”的借口，迫使警方必须为每一次在街头的拦截提供正当的“合理怀疑”，还推动了现任局长Fady Dagher在司法压力下展开严格的反种族主义的定性培训，鼓励年轻警员打破传统的“警察缄默法则”，即包庇违法同事的潜规则。
在Montréal-Nord地区，这种长期的警民紧张关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该区部分街区犯罪率，尤其是财产犯罪和帮派相关暴力，长期高于蒙特利尔平均水平，让警察在日常执法时面对更多的高风险情境，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其次是SPVM的警员队伍虽然多元化，但基层执法巡逻队中白人警员仍占多数，心态容易滋生种族偏见；第三是监督机制薄弱，导致部分警员形成“小团体”文化，为种族偏见和不当执法提供了温床。
39号警局
引发风暴的39号警局是Montréal-Nord辖区内唯一的警局，由SPVM直接管辖。大约配备了120 至 140 名左右的常备警力来负责约辖区内约9万名居民的日常安全。
其人员构成主要包括：
- 管理层：由 1 名警局局长（Commandant）统领，配有数名中尉（Lieutenants）负责日常排班和行动指挥。
- 一线巡逻警员（Patrouilleurs）：这是警局的绝对主力，分为多个班组，实行 24 小时轮班制，负责开警车上街巡逻和接警。
- 社区联络警员（Agents sociocommunautaires）：专门负责与当地学校、移民社区、青年中心（Maison des jeunes）沟通，尝试改善警民关系。
- 文职及后勤人员：负责报告录入、档案管理和接待前来报案的市民。
这些人的工作可以分为四大核心板块：
- 24小时紧急接警与一线响应（Réponse aux appels 911）：这是最繁重的工作。警员需要开着巡逻车在区内24小时待命，一旦911接到该区域的报警，警员必须在几分钟内赶赴现场。处理包括家庭暴力、邻里纠纷、街头斗殴；拦截入室盗窃、车辆偷盗；在发生严重刑事案件，如帮派枪击、持械伤人时，第一时间封锁现场、控制嫌疑人，并等待 SPVM 总部的重案组（Crimes majeurs）接手等等。
- 街头巡逻与治安压制（Patrouille et visibilité）：在 Montréal-Nord 的高风险路段，如某些特定的商业街、公园、高层公寓周边，警局需要安排高密度的可见警力，以达到震慑街头犯罪、打击毒品公开交易以及压制青少年帮派（Gangs de rue）的活动。
- 交通执法与安全（Sécurité routière）：负责区内主要干道，如 Henri-Bourassa 大道、Pie-IX 大道的交通巡查，查处超速、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以及处理交通事故。
- 社区警务与预防犯罪（Police communautaire）：走进区内的中学，开展反霸凌、反帮派的宣传；与当地的社区组织合作，帮助新移民了解魁北克的法律；参加社区节庆活动，以建立市民对警察的信任。
与许多警察丑闻不同，这起事件的调查并非源于受害者或社区组织的外部投诉，而是来自39号警局内对同事不法行为感到愤慨的警员。这些人秘密向SPVM的内部事务调查科（Affaires internes）递交了详细报告，举报这个夜间执勤班组的16名成员多项“不可接受的举动和行为”。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这些警员涉嫌在街头，无故拦截并粗暴拘留年轻的黑人和阿拉伯裔市民。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涉案警员居然在截停黑人男性时，强行剪下受害者的头发，特别是脏辫（dreadlocks），将其作为“战利品”在警员之间炫耀和传递，甚至在群聊里发表极具侮辱性的仇恨言论。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原始社会那种剥下敌人的头皮或毛发作为战利品的古老暴力符号，尤其让人愤怒。另外，这些警员还专门挑没有监控的死角对目标进行殴打、恐吓，并在事后集体伪造出合法的警察执法报告，互相作伪证以掩盖罪行。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加拿大法律原则，这些指控目前尚未经过法庭检验，所有涉案警员依法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但调查的严重程度，已促使SPVM史无前例地解散整支巡逻团队，这是SPVM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
可以说这16名涉案警员的行为，直接污染了整个 Montréal-Nord 居民对他们身边唯一防护力量的信任。这也是为什么 Fady Dagher 局长必须采取雷霆手段将其“连根拔起”的原因。出自SPVM的魁省公共安全厅长Ian Lafrenière也宣布将任命独立观察员监督调查，并不排除将此事移交SQ或警察行为调查局（BEI）来进行独立调查。
蒙特利尔市长Soraya Martinez Ferrada第二天就在社交媒体上谴责这些行为“极其令人不安”，希望通过加速推行警员佩戴随身执法摄像头来解决问题，并公开表示希望对此丑闻进行独立调查。无独有偶，在去年12月，Longueuil市的市长Catherine Fournier也因为警员打死一名15岁的少年Nooran Rezayi而呼吁进行独立调查，并最终在今年6月1日得到魁省政府的批准。
改革前路
作为SPVM历史上首位少数族裔局长，Fady Dagher自2022年就任以来，一直将打击种族歧视执法和警民关系修复列为其三十年职业生涯中的核心使命，并因此在多元文化社区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与期待。就在三个月前——2026年3月24日，他还正式公布了一份旨在“消除警队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五年计划（plan quinquennal），要在预防、培训、监督和社区连接等各个维度建立“对任何形式的歧视零容忍”原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位强力反歧视的局长还一度表示“警队内未曾发生过与系统性种族主义相关的具体事件或事实”，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重。这也意味着制度性的改革承诺，与警队内部真实存在的文化惯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这起丑闻，也将魁省政界长期存在的分歧——是否承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再度被推向风口浪尖。自2018年就开始执政的CAQ政党坚定地认为“魁北克确实存在种族主义和歧视，但绝不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CAQ政府认为，“系统性”这个词意味着整个魁北克社会、文化和所有制度从根本上都是歧视性的。无论是前省长Legault还是现省长Fréchette都表示，魁北克人是一个热情、包容的民族，如果贴上“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标签，等于将全体魁北克人定罪。而反对党的魁北克自由党（PLQ）、魁北克团结党（PS）、蒙特利尔市政府以及各大少数族裔维权组织则坚称，系统性种族主义在魁北克是客观存在且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种语义层面的争论，实质上阻碍了对结构性问题的真正诊断与系统性补救，直接导致许多针对公共服务、医疗、警务系统的深层次改革举措，在省政府层面推动得非常缓慢，魁北克政府甚至拒绝了旨在打击刑事司法系统中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联邦资金。
这起事件，也将成为检验魁省现行警察监督体系——道德委员会、独立调查局（BEI）、省级观察员制度——是否足够独立、足够有力的一次重大压力测试。
截至本报道发布时，SPVM内部调查仍在进行，是否会有更多警员被牵连、是否会启动正式刑事指控、魁省政府是否最终决定启动公开调查委员会——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仍将持续牵动蒙特利尔乃至整个魁北克社会对警察问责与种族正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