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蓝盔”把“爱和希望”带给世界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今年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北京方面发布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对比30年前后,中国维和行动既有新变化,也有不变的坚守。 “变”首先体现在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角色越来越“吃重”。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大幕。当时中国维和人员数量少、类型单一、任务简单,主要负责执行巡逻观察、监督停火。 随着中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首次派出营规模的维和安全部队、首次派出空中力量参加维和行动、派出各类分队参与维和行动……30年后的中国维和规模实现了从“小”到“大”、军种类型从单一到多样、维和地区从个别国家遍布几十个国家、任务类型从支援保障到综合多能的历史性跨越。至今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国。 “变”还体现在“软性贡献”比重提升。起初中国对国际维和行动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人员、装备等方面,随着维和足迹遍及全球、维和任务持续拓展,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维和经验,对国际维和的贡献也更加丰富多元。一方面,中国帮很多国家进行维和人员培训,提高了国际维和力量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向全球分享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比如组织编修《联合国维和工兵分队手册》《联合国维和军事情报手册》,让全球维和行动更具指导性。 中国参与维和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维和的支持上。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相较单边主义,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有着多重优势。其一,它能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和平力量,缓解和平赤字问题;其二,它有助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弥补治理赤字问题;其三,它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信任和理解,降低信任赤字问题。自30年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既是多边主义的建言者,也是多边主义的行动派。比如中国已与90多个国家开展了维和交流合作,还与一些国家开展了维和演练。 近年,全球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地缘冲突加剧,国际信任合作受到侵蚀。中国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上非但没缺席,反而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比如2016年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2017年完成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和合”因子。联合国副秘书长霍克希尔德近日表示,在维和任务上,中国起到了表率作用。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守护,不光造福别国,自己同样受益。一方面,和平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维和行动传递了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彰显了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在南苏丹,中国军人在战火纷飞中保护当地难民营安全;在撒哈拉沙漠,中国军医们为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筑起生命防线;在黎巴嫩,民众称中国维和部队为“最可爱的东方朋友”……“中国蓝盔”把爱和希望带给世界,各国民众也从中增加对中国和平信仰的理解。  

加美关税战止戈,渥太华高枕无忧了吗?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华盛顿此前宣称要对加拿大的铝产品征收10%关税,特鲁多政府酝酿将祭出正式“对等报复”。然而,美国9月15日紧急放下对加高举的贸易大棒,渥太华也随即宣布不再反击美国。一场硝烟弥漫的关税战就此偃旗息鼓。 加拿大以贸易立国,对外贸依赖较大。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一度停滞,工业生产需求疲软,加拿大外贸、旅游等行业陷入寒冬。第二季度GDP年度萎缩幅度37.8%,创下了1961年来的最大降幅,失业率已连续多月维持在两位数。全球经济体5月陆续按下重启键后,加拿大希望加速出口提振经济,缓解失业压力。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要对出口美国的几十亿美元铝产品加征关税,这等于给加国经济伤口上撒盐。如今华盛顿叫停对加关税战,渥太华松了一口气,但这并意味着加国真的高枕无忧。 事实上,加拿大在外贸上依旧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前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持续蔓延又让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遭受更大冲击,各国经济复苏低迷,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由于人口少、市场小,加拿大经济发展比较依赖外贸。目前外贸占到了加国GDP的30%以上。外贸环境若继续恶化,加拿大经济恐要遭受不小冲击。 其次,外贸对美国过度依赖潜藏风险。几十年来,出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避免产能过剩等考虑,美国企业大量转移到海外,却也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增加。奥巴马任内曾呼吁“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特朗普政府则试图通过筑高关税墙、重修自贸协定等方式缩小贸易逆差,保护“铁锈地带”制造业。近年,华盛顿不仅挑起了对华贸易战,也对所有盟友无差别地高举贸易大棒。2018年加拿大钢铝产品便曾成为美国关税武器的靶子。 当前,加拿大对美外贸占到了全球贸易的70%以上。过度依赖美国,不啻于将“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一旦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对加拿大进口减少)或重新挑起两国贸易摩擦,加拿大都将陷入被动。 虽然两国在铝产品关税摩擦上止戈,但加拿大仍须居安思危。一方面,加拿大要做大内需市场。挖掘内需潜力,旅游、零售等产业如能在经济中占有更大分量,加拿大面临外贸环境变化时便会有更多腾挪空间。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在吸引移民、鼓励生育、开发旅游、招揽国际留学生等方面持续发力。 另一方面,加拿大要进一步推动贸易多元化。近年加拿大已在尝试贸易多元化路线,比如,2016年与欧盟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2018年与日本等10国签署了CPTPP。不过数据显示,2019年对美出口额仍占加出口总额的74.6%。从长远来看,要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加拿大还须参与更多的多边自贸谈判以及双边自贸谈判,尤其要加强与印度、中国、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经贸往来。  

中国服贸会为加拿大带来何机遇?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本届服贸会,是新冠疫情后中国在线下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加中贸易理事会,以及加拿大教育、运输等领域的机构或企业,也以线下或线上方式参展参会。 近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冲击原有全球经贸格局,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疫情暴发后,边境管制、国际航运阻塞等防控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全球经贸投资活力。尽管不少国家按下了经济重启键,但在疫情未能彻底控制前,它们大多还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就业等多重挑战。此刻,各国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携手合作打造开放市场,共克时艰。 服务贸易包括商业服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等12大领域,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特点。作为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服务贸易近年已成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WTO报告显示,服务业已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5%,其中发展中国家2/3就业来自服务业,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高达4/5。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否深挖全球服务贸易潜力,也影响着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短期来看,服务贸易可帮各国缓解疫情冲击。疫情给很多社会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却激发了全球民众在零售、医疗、教育、电信、娱乐等方面的线上服务需求。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跨境电商等服务的广泛运用,既满足了公众需求,也在稳定经济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来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发展处于不同梯度,它们在金融服务、旅游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也存在着合作空间。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服务贸易的空间和时间限制也将进一步被打破。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新冠疫情双重压力下,加拿大经济也遭受严重冲击。第二季度GDP年收缩率高达38.7%,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中国举办的“服贸会”,有望成为加拿大的“福”贸会。 其一,加拿大迎来拓展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机遇。一方面,加拿大服务业贡献了GDP70%,支撑了75%就业人口,但由于市场和人口有限,加拿大服务业亟需开拓国际市场。不过,WTO统计数据显示,加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近年出现了下滑趋势。另一方面,美国连续多年都是加拿大服务贸易的头号贸易伙伴,也藏着隐忧。近年华盛顿高举“美国优先”,通过退出多边贸易协定、挑起贸易摩擦等方式,加剧了全球经贸紧张局势。服务贸易上对美国依赖程度过高,恐让加拿大面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中国服贸会吸引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万家企业参会参展,它们可通过线上和线上渠道向全球宣传推介新产品、新服务。服贸会既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国际客户新订单,也为加拿大服务业拓展国际市场架起了快车道。 其二,开放的中国市场给了加拿大更多掘金机会。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服务年进口值占全球10%左右。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对服务需求也将更加旺盛。2018年中国官方曾表示,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服务。 本届服贸会上,5G站点、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新冠疫苗等中国新科技、新服务亮相,表明“中国服务”正在不断提质升级,但整体来看,中国在高新科技、金融咨询、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也是中国未来进口的重点。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2022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中国对医疗养老、冰雪运动等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服务、养老服务、冰雪运动服务等是加拿大的优势产业,也是能在中国大有可为的领域。由于服务业出海较早,加拿大企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成熟的发展模式。加中企业可在服贸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其二,开放的中国市场给了加拿大更多掘金机会。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服务年进口值占全球10%左右。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对服务需求也将更加旺盛。2018年中国官方曾表示,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服务。 本届服贸会上,5G站点、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新冠疫苗等中国新科技、新服务亮相,表明“中国服务”正在不断提质升级,但整体来看,中国在高新科技、金融咨询、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也是中国未来进口的重点。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2022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中国对医疗养老、冰雪运动等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服务、养老服务、冰雪运动服务等是加拿大的优势产业,也是能在中国大有可为的领域。由于服务业出海较早,加拿大企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成熟的发展模式。加中企业可在服贸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杨鹍飞 王隆文:《ASPI报告》的六大谬论 ——再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涉疆报告

【 在山东省文登市兴和食品有限公司,维吾尔族员工在工作之余进行篮球对抗赛。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提 要】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于2020年3月1日发布了一篇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ASPI报告》”)。《ASPI报告》宣称,在2017年至2019年间,至少8万多名维吾尔族被强迫转移至内地工厂劳作,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劳动权益和宗教信仰得不到保障。同时声称,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ur),是“再教育营”政策的延伸。从标题用词来看,《ASPI报告》把新疆维吾尔族异地就业和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污蔑为“强迫劳动”,把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就业能力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污蔑为“再教育集中营”;从其内容上看,报告作者试图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等低劣手法,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污名化。《ASPI报告》无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的宏观政策背景,疑神疑鬼,把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转移就业脱贫政策和措施指控为强迫劳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ASPI报告》洋洋万言,企图论证其所谓的“基本结论”——中国政府与相关企业共谋“贩卖”维吾尔族。为了证明这个“中国政府在贩卖维吾尔族”的伪命题,只能通过造谣抹黑的方式,才有可能凑效。《ASPI报告》采取了如下的论证策略:先定下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行“强迫劳动”的罪名,再寻找“强迫劳动”的“证据”,然后把“强迫劳动”的坐实在雇用维族工人的中外企业上,进而污名化与这些企业相关的全球供应链,从而达到搞垮中国经济的目的。 《ASPI报告》在摘要之后,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强迫维吾尔族劳动”的标题,并声称,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列出的11个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标中,与维族工人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受到恐吓和威胁,被强迫处于依赖和易受伤害状态,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隔离,虐待性的工作条件,以及超时工作”。接着,为了证明其所谓的“强迫劳动”的指控,《ASPI报告》对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而实施的“援疆计划”,以及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实施的新疆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项目进行歪曲,把它们刻画成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载体和路径,并大加挞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力度,采取各种措施让贫困居民摆脱贫困,并计划于2020年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2016年,中国政府颁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把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要求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促进稳定就业和转移就业【1】。此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2】、《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3】、《关于深入推进扶贫劳务协作提升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4】在内的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文件,形成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精准帮扶政策。各省市根据中央政策纷纷出台地方性措施,从大力推进就地就近就业、积极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和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等方面,全力推进就业扶贫【5】,全国就业扶贫成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劳务中介公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包括南疆四地州在内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域。新疆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程度和技能低下,且多分布在生态环境弱、地处偏远、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基础条件差,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脱贫成本高。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确保新疆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意味着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外出就业,就能基本实现脱贫。【6】因此,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 新疆在促进和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方面的基本做法有三:一是政府部门直接组织协调,向疆外和北疆地区输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二是在政府引导下由劳务公司和培训学校教育培训后,向外转移和输出一批劳动力;三是有政府支持在当地创办一些中小微企业,吸收接纳一批就近就地就业人员等。【7】 然而,《ASPI报告》无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的宏观政策背景,疑神疑鬼,把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转移就业脱贫政策和措施指控为强迫劳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谬论1:新疆维族外出务工人员受到恐吓与威胁,例如,遭受被任意拘留的威胁,受到安保人员和电子监控工具的监视。 事实:中国政府从未以任何形式恐吓威胁过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而是尽可能多地给予关心与照顾【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新疆转移就业政策是推动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新疆赴内地务工人员和其他所有劳动者一样,其劳动就业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雇用新疆籍务工人员的企业,都需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新疆籍务工人员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考虑到外出务工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汉语交流能力差、饮食习惯独特性,新疆的地方政府专门安排维吾尔族伙食厨师赴工厂照顾新疆务工人员饮食,选派懂汉语、维语的干部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输入地政府免费为新疆务工人员提供生产生活、饮食安全和医疗卫生上的服务,【9】在转移就业的同时,尽可能的给予他们全面的照顾。可是,《ASPI报告》无视各地政府为新疆务工人员提供的这些全面照顾,硬要把它说成是强迫劳动。 谬论2:新疆维族务工人员被置于依赖和易受伤害的状态,例如,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受到威胁恐吓。 事实:政府从未让新疆外出务工人员处于易受伤害状态,恰恰相反,政府总是尽可能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接收新疆外出务工人员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这些务工人员的生活关怀备至。在工厂里,新疆籍工人拥有专门的学习室、清真食堂,宿舍里空调、洗衣机一应俱全,闲暇时间可以上汉语培训班。输出地政府的人社部门也积极对转移就业人员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务工期间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积极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属开展关心关爱工作,对已转移贫困人员家属提出的合理诉求及存在的困难及时研究解决,确保外出转移就业人员无后顾之忧。 为创造外出人员安心工作的条件,新疆因地制宜实行“四托”模式,即托儿、托老、托养牲畜、托种土地。地方政府兴建各种免费或低费幼儿园、托老院,解决一些劳动群众有外出工作意愿但家中有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的牵绊;创新大型牲畜托养和土地委托耕种机制,由个体畜牧养殖大户集中托养或代养牛羊,而牛羊所有者交出一定的托管费;土地集中委托给大户耕种,每亩每年交付委托费,地上作物收获后仍归土地经营者。 谬论3:新疆维族务工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例如,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工厂内和高科技监控之下。 事实: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非法限制、剥夺和妨碍。 ILO对“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释义是“受到强迫劳动迫害的劳工有时会被锁起来,受到监视,以防他们在做工或运输过程中逃跑”。 中国公民享有行动自由权,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权利。新疆籍外出务工者作为中国普通公民,任何人无权任意限制其行动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工厂,在假日或休息日外出参观或游玩,【10】【11】与外界沟通顺畅。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过新疆籍外出务工人员对工作和生活的描述,【12】【13】【14】【15】【16】【17】他们对宿舍条件很满意【18】,与工厂其他员工和睦相处,【19】【20】下班后会给家里亲人打电话【21】,完全不存在所谓的“限制自由”和“监控”。 《ASPI报告》称新疆维族劳动者处于“高科技监控之下”,新疆当局“能从微信群和另一个能跟踪每个劳工活动的无名手机软件里提取信息”(P6)。按照这个逻辑,所有实名使用手机及各种软件的人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都会成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而所有需要实名认证的软件开发商和网络运营商都将成为强迫劳动的帮凶。可见,这是非常荒谬的逻辑。 谬论4:对维族务工人员实行隔离,例如住隔离式宿舍,并用隔离的列车运送维族务工人员。 事实:新疆维族外出务工人员不存在被隔离现象。 ILO对“隔离”的释义是“强迫劳动被害人常常被隔绝在偏远地区,无法与外界联系”或者“被隔绝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或被锁在屋内,或者通讯工具被没收完全没办法与家人联系,无法向外界求助”。 中国新疆外出务工人员完全不符合ILO对“隔离”的定义,《ASPI报告》多次提到维族工人遭到隔离,而且还试图以所谓的案例研究方式来暴露所谓的“隔离”状况,但丝毫没有提供有力证据。第三页第二段声称“他们都住在隔离式的宿舍里”,但其引用的证据(注释3)却是维族务工人员休息日外出游玩的报道。【22】自己引用的证据却证伪了自己的观点,其谎言不攻自破。第六页倒数第四段提到“乘坐特殊的隔离火车被运往中国各地”,其引用的证据(注释28)是《尼勒克县首批50名劳工赴江苏金创集团》这篇报道。查看《尼勒克县首批50名劳工赴江苏金创集团》这篇报道可以发现,原文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隔离火车”问题,仅仅提到了“50名城乡劳动力将于5月25日告别家乡,由3名管理干部带队,乘坐火车远赴江苏武进区今创集团长期稳定务工。”【23】可见,作者完全没有基本的诚实态度,为了证实自己的偏见,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证据。 不仅如此,《ASPI报告》接下来还妄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年或一年后,等到他们的合同期结束,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被送回家乡”。这一次作者引用的证据是《新疆今冬首趟进疆务工人员返乡专列发车》这篇报道(注释29)。这个证据更是一个笑话,张冠李戴,错把进疆务工的内地劳务工当成了返疆的新疆籍务工人员。这篇报道讲的是,新疆铁路部门安排专列把来自安徽、四川、河南这些劳务输出大省的进疆务工人员(主要是进疆的棉劳工)送回家乡。【24】 《ASPI报告》作者如此罔顾事实,用心何其毒也。实际上,只要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基本认知的人,有基本良知的人,都不会把包车接送劳务工的做法与强迫劳动联系起来。由于中国人口多、劳务输出地相对集中,很多地区素来都有包车运送务工人员的做法。【25】【26】一般是在客流量大的春运期间【27】,由政府或者用人单位出面甚至出资包专车、专列让务工人员返回家乡或工作地。【28】它不是什么强迫劳动,而是一项为劳务工们量身定做的公共服务。 谬论5:虐待性的工作条件,例如,进行政治灌输,工厂内布置警察岗哨,“军事化”管理以及禁止宗教活动。 事实: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各项自由,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ILO对“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释义是“强迫劳动被害人可能要忍受一般劳工绝不会自愿接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可能要在严重违法劳动法规定、不体面或危险性的环境下做工。”可是,在《ASPI报告》中,虐待性的工作条件却神奇地意识形态化了。常识告诉我们,所谓虐待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定是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基本环境卫生和安全生产条件,污染严重,工业事故频发,工人经常出现工伤乃至死亡。作者明知维族工人们在内地的工厂里可以享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所以有意避开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转而刻意把政治灌输、工厂安保制度等曲解为虐待性的工作条件。这是典型的吹毛求疵,无理取闹。 对于思想教育,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用不着疑神疑鬼。关于针对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教育,并非简单的政治灌输,【29】而是针对受极端宗教思想蒙骗蛊惑的一少部分人的一种规劝,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0】 《ASPI报告》找到的关于强迫劳动的另一个证据是“工厂内有保安岗哨”。大凡对中国社会有一点认知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各类单位都设有保安、都有围墙。设置保安岗哨不过是基于单位管理秩序的需要,更不是用来强迫奴役工人的“打手”。 除了保安岗哨外,《ASPI报告》还把“(准)军事化管理”作为“强迫劳动”的证据。支撑维族工人受到军事化管理这一观点的证据(图9)来自两篇不明身份的私人‘百度贴吧’账户,其发布的招聘信息里面出现的“半军事化”管理字眼。《ASPI报告》如获至宝,立即用它来指控中国政府对维族工人实施强迫劳动。问题是,拿这种真实性值得怀疑的招聘信息作为证据,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呢?报告撰写者为何不关注一下维族外出务工人员与内地务工人员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媒体报道呢?【31】【32】 退一步讲,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即便所谓“准军事化管理”也无需大惊小怪。事实上,中国不少中等职业学校,由于学生来源复杂,背景多样,素质参差,为了管理方便和提升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满足社会和家长的期望,都有意识地实施准军事化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方式也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同和支持。 至于把禁止宗教活动与强迫劳动相关联的指控,那就更不值一驳了。任何国家的宗教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中国法律禁止宗教极端主义,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践行这一宪法原则,政府拨款重修乌鲁木齐洋行大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和田麦加大寺等宗教活动场所。目前,新疆有宗教团体112个,有1400多名宗教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担任代表、委员。《ASPI报告》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却引用一位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士“透漏”的所谓“禁止宗教行为”的说法,把“禁止宗教极端主义”偷换概念为“禁止宗教活动”。这不是作者理解能力问题可以解释的了,只能说是其有意曲解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谬论6: 超时工作,把诸如下班后的普通话课程和政治学习作为工人工作任务的一部分。 事实:不存在过度加班,普通话课程和思想教育课程是闲暇时间务工人员自愿参加【33】。 ILO对“过度加班”的释义是“强迫劳动受害人可能被迫在国家法律或劳资协议中所规定的时数和天数以外的时间工作”。中国的劳动法律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不得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在工余时间组织工人进行学习和教育,是工人自觉自愿为前提,不存在强迫学习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国家通用语,作为中国公民学习使用自己国家的通用语,既是法律义务,也是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的必要条件,更有助于交流学习新技能。此外,中国人有“补课”“扫盲”的观念,对于目不识丁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进行补课,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件司空见惯的社会支持行动。 结  语 《ASPI报告》作者不顾也不理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希望“挣更多的钱”的朴素愿望,也无视中国保障工人权利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偏见和恶意抹黑,而是客观中立地陈述事实,指出中国劳工权利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的地方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那么我们肯定欢迎并感谢。但是,该报告罔顾事实,通过编造、捏造事实的方法,论证其谬论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是所有有科学素养的有良知之人极端不齿的。 注 释: 【1】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2/content_5142197.htm。 【2】 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http://www.cpad.gov.cn/art/2016/12/13/art_46_56381.html。 【3】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 … Read more

75 岁联合国如何把世界“联合”起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9 月,联合国即将举行 75 周 年纪念大会。2020 年对联合国来 说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对全球 每个人也是充满不安的一年。一 场蔓延全球的疫情冲击了人类生 活常态,世界进一步陷入封锁和 孤立,种族歧视、贸易保护、经 济低迷、社会动荡、地缘冲突等 问题更为突显。世界的未来,究 竟是寻求合作共克时艰,还是加 剧不信任而大分裂?作为推进全 球治理的权威机构,联合国又将 扮演什么角色? 人类历史上维护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国际联 盟”垮掉了,联合国运作至今。 几十年来,借助开发署、难民署、 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附属组织 和专门机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权、 遏制疾病、气候变化、粮食安全 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领域发 挥着重要重用。比如,在和平和 安全方面,联合国扮演斡旋调停 角色,让 1990 年以来世界的冲突 减少了 40%;在促进经济发展上, 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帮助很多国家减 少了贫困,实现了发展。 不过,75 岁的联合国也面临 着深层次、多领域的挑战。其一, 成员国之间分歧增加。一方面是 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更多全球治 理话语权,这一诉求对少数大国 垄断国际事务的传统格局形成了 挑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 望发达国家在经济救助、气候变 化等领域担起更多责任,引发了 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纷争。新老国 家对立不断、互不相让,让联合 国集体性、稳定性受挫。 其二,联合国改革进展缓慢。 多年来,联合国在效率低下、机 构臃肿、打击腐败、强化监督、 安理会扩容等领域发起改革,但 … Read more

知难而行,Tik Tok为何状告美国政府?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美国政府打压短视频社交平台Tik Tok(母公司为中国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8月24日,Tik Tok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一份几十页的起诉书,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犯下“七宗罪”——四项违宪、三项越权。Tik Tok解释说,它更喜欢建设性的对话,不会轻易起诉政府,但实在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法律行动维护自身权利。 在美国,起诉政府并不鲜见,一旦美国公民、企业、大学认为政府侵犯自由、财产等权益,都会拿起法律武器发起挑战。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修建美墨边境墙”“限制工会权力”等行政命令都曾被起诉而被法院审查或叫停。 近年来,中国企业也有因不公正待遇起诉美国政府的先例,其中有一些还成功胜诉,比如福耀玻璃曾在起诉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裁定中胜诉。不过,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败诉率高达60%。一旦企业行为被贴上“威胁国家安全”标签时,胜算更是几无可能。 华盛顿打压Tik Tok的行为援引自《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防生产法》,它们允许美国总统可以“否决任何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活动”。尽管被奥巴马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三一重工企业最后状告美国政府胜诉,但封杀Tik Tok是白宫首次援引以上两法对一家跨国互联网公司的管制行为,先前的案例自然不具有参考性。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法官手里。目前,很多法律专家普遍认为Tik Tok胜诉的几率很低,最终难逃卖身的命运。既然前路艰难且胜算极低,Tik Tok为何还是要知难而行?综合来看,原因无非有二。 其一,这或是Tik Tok的一种止损策略。45天后禁止任何美企和个人与Tik Tok进行交易,字节跳动90天内必须剥离在美业务,这两份行政命令足见白宫留给Tik Tok的腾挪空间相当有限,却给了收购者趁机压价的筹码。如果Tik Tok不拿起法律武器,就不啻于坐以待毙。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斯所罗门说,通过诉诸法院Tik Tok有机会说服法院推迟执行行政令,从而延长交易时间,避免情急之下贱卖。 其二,出于展示信心复盘事实的需要。对于美国封杀Tik Tok事件,全球围观者各抒己见,有人谴责美国政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也对Tik Tok的安全性抱持疑虑。面对华盛顿的封杀,如果Tik Tok选择乖乖就范,即便Tik Tok“心有冤屈”,却容易给外界造成“理亏”的事实。美国是一个依法运行的国家,法庭代表着公开透明。将争端诉诸法院,通过各自陈述,既能复盘事实,将道理说透说清,也有可能在全球寻求到更多舆论理解和支持,进而守住Tik Tok在其他国家的阵地。 从更深层次来看,Tik Tok状告美国政府,不仅符合其自身利益,还能给中国企业“出海之路”提供借鉴。这次官司无论输赢,都可能倒逼美国政府对外资投资规则限制、边界尺度做出更清晰阐释。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中企后续在美投资少栽跟头。

反对粮食浪费是全球必修课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倡导节约消费、反对粮食浪费成为中国大陆的热门话题。比如很多地方推行起了“N-1”模式(点的菜数比就餐人数少一道),一些以“假吃催吐”等方式赚眼球的“网络吃播”也受到抵制。有声音还呼吁就制止餐饮浪费加快立法。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近期接连发出“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2020年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等警告。人们担心,中国是否出现粮食安全问题。2019年10月中国官方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称,近年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近日中国官方再次表示,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吨以上,今年夏粮产量也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增长0.9%。 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是《墨子》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还是《朱子家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都体现中国人反对奢靡、敬惜物力的传统价值观。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整体富裕程度提升,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请客吃饭“越丰盛越有面子”的恶俗流行,过度消费、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几年前中国倡导“光盘行动”,浪费现象有所收敛,但热潮过后难免再度松弛,“紧一紧”很有必要,在当前特定环境下也显得必须。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在粮食储存、运输、加工环节造成的损失浪费高达数百亿斤,每年浪费在餐桌上的粮食超过1000亿斤。但另一边,农村“空心化”、耕地面积减少令人担忧。中国既是粮食出口国,也是粮食进口大国,但疫情暴发后国际物流运输供应链受阻以及一些国家贸易保护政策,警示中国必须未雨绸缪,绷紧粮食安全之弦;另一方面,蝗灾、自然灾害频发,也让全球很多国家粮食区减产,全球饥民数量随之攀升。 事实上,粮食浪费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环顾全球,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粮食危机之中。疫情叠加自然灾害,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比如,受疫情冲击收入水平降低甚至丧失收入来源,一些人的购买能力削弱,饥饿风险也骤然增加。而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抵御天灾能力强等原因,粮食生产供应素来充足。也正因如此,它们的粮食浪费也相当严重。全球每年浪费的粮食达到13亿吨,北美和欧洲浪费尤甚。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食物浪费最严重的国家,其中超过一半的浪费发生在家庭中。另一方面,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饥饿。这一数字超过了死于艾滋病、疟疾、结核病人数的总和。 近年,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和极端天气频发,这是粮食生产的首要威胁。2020年从澳大利亚大火到北极温度创新高,从亚洲多地暴雨洪灾到美国多地高温破记录,都进一步预示着全球粮食生产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人类历史表明,粮食危机是骚乱冲突、难民危机、人道灾难的重要祸首之一。无论是从本国粮食安全出发,还是从全球人道援助考虑,任何国家都应约束浪费行为。 2016年法国通过了《食物浪费法案》,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专门制定法律来禁止食物浪费的国家。意大利、日本等国近年也就反对浪费粮食开展立法工作。2020年天灾叠加疫情造成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希望能唤醒更多国家把反对浪费当成一门必修课。  

华盛顿“帮”了北京忙

USMCA: Trump's new NAFTA deal, explained in 600 words - Vox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近日,华盛顿宣布将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列入“制裁黑名单”——冻结他们在美财产,禁止与美国做生意。不过,面对美国这招的“必杀技”,被制裁官员的表态似令外界有点意外。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更是调侃说,自己在美国没有财产,但可以给特朗普寄去100美元,供其冻结之用。 华盛顿选择冻结官员财产作为制裁手段,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华盛顿不仅对中东石油、海外美企、驻外使领馆、海外公民等核心利益很“上心”,也很乐于“长臂管辖”他人的“家务事”。相对发动战争、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冻结别国官员财产是这位“世界警察”更为常用的“执法手段”。 华盛顿青睐这招,也是因为作为当前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着发达的金融业、先进的科技教育、开放的环境和完善的投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家、企业家、社会精英、甚至官员和普罗百姓向往的“福地”,很多人在美国存款、投资、置业、留学也非常正常,美国过去对此招屡试不爽。 华盛顿非常善于抓这个“小辫子”,通过冻结政治人物财产,既达到迫使对方就范、屈服的目的,还能向对方社会丢下一颗“政治腐败”的震撼弹,挑起民众对该国政府官员或富豪的矛盾。可谓一箭双雕。无论是当年的萨达姆还是后来的卡扎菲,都曾受过这一“特殊待遇”。 近年,海外舆论中充斥着中国“高官、富豪财产转移美国”“高官子女留学美国”等传闻。美国这次拿11位香港和大陆官员“开刀”,或许也有“醉翁之意”的味道。 华盛顿高举的大棒,换来的却是对方的不屑一顾。林郑月娥说,她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向往美国,发不发签证无所谓。这并非逞口舌之快,回应的背后,恐怕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自信底气。 毋庸否认,多年前,中国官场的确有一些“裸官”,他们将妻儿老小安排在海外,将资产、产业转至美国。中共十八大后,雷厉风行且常态化的反腐肃贪行动,对中国官场起到了激浊扬清的震慑作用。中共通过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进一步收窄了腐败分子的腾挪空间。洁身自好者,从来毋需担心那些子虚乌有的抹黑和威胁。 不怕被美国点名、不怕被美国制裁,映照出中国官员的新形象,击破了海外舆论中最喜传播的一些谣言,从这个角度说,华盛顿倒是帮了北京的一个大忙。  

让人看不下去的“双标”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进入7月,香港暴发新一波疫情,目前新增确诊人数已连续十余天“破百”,累计确诊病例逾3000例。出于对公众健康和安全负责的目的,港首林郑月娥近日依照相关法律宣布,将9月5日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举行。然而,这种安排被欧美一些政界人士和媒体指为对香港高度自治、选举自由的破坏。 自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从选民健康安全考量,普遍认为应暂停公共活动,避免发生聚集性病例。加拿大5月的一项调查就显示,72%受访者认为疫情期间应推迟选举活动。近日加拿大疫情趋缓,但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在疫情结束或疫苗问世之前应避免选举,认同疫情下选举的只有20%。国际社会也以公民健康和安全为上,推迟选举正成为一种共识。 全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至少有68个国家和地区因疫情推迟了选举活动。比如,英国3月宣布将原定5月举行的英格兰地方选举延期一年;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原定5月举行的市政选举推迟一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定4月选举的几场地方补选也已延期。 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是政治让位于公众安全、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其一,延迟选举符合香港民意。在香港某民间抗疫团体发起网上联署几天后,超过100万港民支持立法会选举延期。这代表香港的民意。此外,医疗资源亮起红灯的香港,请求北京派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紧急驰援。这是香港全力打赢疫情阻击战的“爬坡”时刻。 香港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立法会选举是规模较大的政治活动,注册选民多达400多万。如期举行选举就意味着集会、宣传造势,容易打乱现有疫情防控,甚至让疫情滑向失控局面,将更多人置于病毒威胁之下。这是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不负责。此外,二季度香港GDP同比下滑9%,失业率也升至15年来新高。若不能尽快有效遏制住病毒,将进一步重创香港的民生经济。延迟选举符合香港经济利益,也是将民众健康和安全置于了优先位置。 其二,延迟选举是对选举公平和民主的守护。由于疫情导致的边境限制及交通不畅等原因,目前有数十万居住在内地或身在海外的注册选民无法返港投票。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群,更容易受到病毒攻击。目前已有几十万香港老人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放弃投票。此外,一些处于隔离观察期的人群,也可能无法按时参与选举。如果如期举行选举,就是在剥夺以上选民的选举权。延迟选举,才是对全体选民最大的尊重,也是对选举公平和民主的守护。 一些政治人物对本国推迟选举不置一词,却对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指指点点,指摘香港延期选举是破坏民主自由,难免给人“双重标准”感觉。他们究竟是真心关注香港公平选举,还是别有他意?外界不得而知。就连美国自己的媒体也看不下去了,《国会山报》网站刊文感慨:白宫对香港的谴责令人震惊。  

中美关系滑向冷战边缘不符合世界期盼

七天特约评论员 贾罗 继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反华演讲”。针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北京不得不做出反制。中美关系将滑向何方?世界忧心。 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便波澜不断。随着新冠疫情暴发,华盛顿进一步升级了对华压制强度,也延展了两国对抗领域。从宣传“病毒起源中国”到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从首次否定中国南海主权到抨击中国新疆人权政策,从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到拟邀台湾参加环太军演,从四处游说盟友抵制华为到叫停中美人文交流的富布莱特计划……原本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却成为了危机四伏的双边关系。舆论担心历史会否重演? 二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挂帅”,军事上搞军备竞赛,经贸上基本隔绝,文化上相互抵制抹黑。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认为,冷战是“现代历史上的荒谬插曲”,是漫长的、代价高昂的、黑暗阴郁的、危险的事件,是“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 首先,刚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迫于无奈,不得不在美苏两大阵营间选边站,外交和政治丧失独立性,被迫走上了对抗道路。其次,美苏对抗阻止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人为埋下了地缘冲突隐患。比如,造成了德国和朝鲜的分裂。最后,局面战争不断,核对抗升级,古巴导弹危机险些成为毁灭世界的一场危机。 不过,今天的中国不是苏联,昔日的世界也与今天有别。其一,冷战期间,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都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奉行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二元世界观,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普遍接受“和而不同”的理念。其二,无论是美苏之间还是北约华沙两大阵营之间,由于缺乏“经贸”等压舱石,所以双方对抗起来,基本没太多顾虑。其三,相较苏联处处与美国分庭抗礼,今天的中国从未声称要挑战美国,更未主张在世界舞台称王称霸。 历史会否重演,目前没有答案,但是“世道”已变,这是毫无疑问的。 1979年中美建交,不仅是在为两国民众谋福祉,也是全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一方面,以和为贵的中美关系让国际安全秩序有了稳定基石。中美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握手言和的两国可就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进行充分协调,同时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比如,两国曾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埃博拉病毒扩散、防止核扩散等方面开展了合作。这既是全球大国合作的典范,也是全球安全的稳定器。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受益于持续良性的中美关系。随着中美关系破冰,西方国家也跟随华盛顿与北京冰释前嫌。中国为自身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经济发展机遇。2001年在华盛顿支持下北京加入WTO,各国迎来了大踏步赴华投资的契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外资在华设立企业累计超过100万家,对华投资已总计超过2万亿美元,几十年来很多国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盛宴中分得蛋糕。自2009年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34%。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都发挥了关键的稳定器角色。 特朗普政府正在抛弃美国多年来的“对华接触战略”,通过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外交战等将中美关系推向全面对抗的境地,这可能意味着两国几十年来为全球创造的“发展红利”“安全红利”大打折扣。华盛顿频繁祭出遏制战略之际,又在号召西方世界联合抗华。这样的中美关系不符合世界期待,甚至与全球各国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应者寥寥,不知特朗普政府是否该有所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