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中友协名誉会长李光华教授剪影 七天记者 颜宏 李光华教授接受七天传媒采访 / 七天传媒图片 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了世界瞩目的世界博览会，那时的加拿大大约只有两千万人口，却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千多万游客，开展的第三日创下单日参观人数五十六万九千的最高记录，可说是世博会一百多年历史中空前成功的一届。这届主题为“人与世界”的博览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组织设立了展馆。世博会的主题展览虽在1968年结束，但许多处在L’île Sainte-Hélène岛上的场馆却保留多年，并在每年的6月到9月间开放接待游客，这其中就包括中国馆。 67年世博会开幕时，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第二年的展览中国无法派出人员，而本地加拿大人，甚至许多美国民众都期盼有关中国的展览能继续办下去，加拿大的联邦、省、市三级政府也希望华人社区能够承担中国馆的展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本地的众多热心人士于1973年5月成立了蒙特利尔加中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加中友协）来负责中国馆的运作，加中友协第三任会长李光华教授由此开始了自己十多年的中国馆“馆长”生涯。 人生轨迹 李光华祖籍广东，1934年出生在梅县，四岁时随父母下南洋，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生活，受教育，1969年移民到加拿大。先是来到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促进中加建交的林达光教授指导下准备硕士论文，同时担任林教授的研究助理。毕业后进入John Abbott College学院教授人文、哲学和宗教课程直到退休，他教学的重点是涉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自他退休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该学院的这一课程只好无奈地暂停。 李先生继承了林达光教授的衣钵，在努力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到本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为推动加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帮助本地人士认识新中国和中国文化，为加强、发展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影响范围最大的就是67世博会中国馆的展览。 代理“馆长” 初衷为了保证中国馆的展览持续举办而成立的加中友协后来一度发展成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对华友好组织，在魁省内发展了9个分会，最多时拥有1,000多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非华裔。而李先生先后担任该协会的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为促进和加深加拿大民间对新中国成就和变革的了解，为发展加中两国民间在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73年到1985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加中友协都是中国馆的主办者或中国参展团的协助者。偌大的展览从主题选择到展品筛选到打包运输都需要和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而展品运到蒙特利尔后，又要拆包、陈列、布展、培训讲解员，每年光是讲解员就需要40多人，还要在每年的6月到9月之间开门迎客，接待观众几十万人，展前展后，事物繁多，全部由以李先生为首的加中友协会员完成。这些会员大部分不是华人，有白求恩大夫的生前好友、熟人以及在麦吉尔医院的同事，还有魁北克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他们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但都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都愿意义务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民争取朋友。 为了增强效果，除了常规的陈列文物、工艺品、书刊、绘画、图片等展品外，中国馆还举办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吸引当地人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比如中国馆有一个文艺表演队，备有中国50多个民族的服装，包括李先生孩子在内的中外演员每天演出至少两场，通过音乐、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形式向观众介绍中国文化。除了在中国馆里的演出，为了扩大影响，文艺表演队还在Place des Nations广场进行演出。中国馆还设有电影院，放映有关中国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比如旅美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红灯记》和《黄河》纪录片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李先生很骄傲地表示，加中友协曾出资七千多元购买了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表现红色中国的作品《愚公移山》来放映，七千多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目，都是加中友协的会员们捐赠的。 中国馆还经常主办各种讲座，许多中外演讲嘉宾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向观众介绍绘画、书法、针灸、剪纸、面人、微雕等独特的中国文化艺术，让本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 李先生自豪地回忆说：“每年中国馆都是后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除了本地加拿大人前来参观外，还有从美国特意赶来的，最多时接待过三、四十万观众。” 而这份荣耀的背后则是辛苦的工作。4个多月的展览期间，李先生每周要工作五十个小时以上，比他的正常教学工作繁重得多。不仅他一个人忙，还把全家人都拉来帮忙，太太古玉英当时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工作，下了班和休息日都要来展馆帮忙。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还小，最小的还不到4岁，两个大人需要呆在展馆，只好把孩子们也都带来，在那里吃饭、玩耍、洗澡、睡觉……常常是每天清晨把尚在熟睡的孩子抱上汽车赶往展馆，深夜回来时孩子们已经又在车上睡着了，以至于有的邻居们认为他们家这所房子里根本就没人居住。 李先生一家为中国馆殚精竭虑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很多人，朋友、同事、邻居还有中加友协的会员纷纷来帮忙，或是在展馆里帮忙，或是帮忙照顾孩子，做家务。就是这些普通人，这些热心的中加友好义工使得这个庞大的展览在十多年时间里成为展示中国悠久历史和博大文化的舞台，成为北美民众认识、了解新中国的窗口，极大地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影响力。 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 特鲁多带着两个儿子，包括今天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来到中国馆，他们父子三人兴致盎然地在馆内参观，还观看了馆里的文艺表演。多年后，当李先生再次见到已经成为加拿大新一届总理的小特鲁多时，他依然记得当年的参观经历 义工“家长”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渐渐打开国门，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始陆续派出留学人员来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学习，而拥有雄厚教育资源的蒙特利尔也成为一些留学生的目的地。那时来蒙特利尔的留学生多数要从欧洲转机，降落到蒙特利尔的Mirabel机场。这个机场距离市区55公里，极为不便，加拿大政府曾于1975至1997年，强迫所有国际航班必须由此机场起降，但后来不得不面对现实把国际航班迁回现在的特鲁多机场。那时候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对国外一无所知。李先生和太太就主动承担起接送、向导和安顿的任务，以至于许多留学生未踏出国门前就已经知道蒙特利尔有位热心的李先生会提供帮助，心理踏实了不少。 那时候，只要有留学生过来，李先生就会开着车去机场接上他们，送到已经联系好的住所，放下行李，安顿下来，再带他们出去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熟悉周围的环境和交通路线，讲解相关的生活常识，给这些人生地不熟的留学生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李先生不仅帮助初来的留学生，还在周末和假日邀请留学生们来家里做客，消除他们身在异乡的孤独感。到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李先生一家更是会和留学生们一起包饺子、做中国菜来共同庆祝，时间晚了，几十个人干脆在李先生家打地铺，其乐融融，仿佛家人一样。 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兰立俊和李光华夫妇 2004年接替梅平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后来的大使兰立俊、将军谷景书、海军少将杨毅等许多人在加拿大留学时都曾经受到李先生和家人的照顾。在加拿大时，他们把李先生的家当做自己的家，学成归国后，他们依然和李先生保持着联系，在李先生有机会回国访问时，他们也总是积极联络，想方设法聚一聚。 李先生除了在生活上照顾这些留学生，还吸引他们参加到加中友协的工作中，创造机会让他们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交流、工作和生活。比如，吸引他们到中国馆和本地义工一起参加展览工作，担当讲解员；再比如安排他们到加中友协的其他会员家中小住，和本地人朝夕相处。 义务“接待员” 除了接待和帮助留学生，李先生和加中友协还邀请和接待过众多来加拿大访问的各类中国代表团，少则一二人，多则上百人。1977年，加中友协曾接待庞大的、由150人组成的上海芭蕾舞团来蒙特利尔访问演出。访问期间的一次联谊会上，加中友协安排了英语、法语、普通话和广东话翻译作陪，很好地消除了宾客之间的语言障碍，让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联谊会获得空前成功，在社区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84年，李先生组织蒙特利尔加中友协和各界侨团为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是中加建交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加拿大。赵紫阳回国后在给李先生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对加拿大的访问记忆犹新，和大家亲切会面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通过这次访问，更加深信中加友好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1985年，加中友协邀请中国微雕艺术大师曲儒在加拿大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展览表演。其实，曲儒以及他的作品早在1981年就曾到中国馆展出过，盛况空前，用来展示作品的两张玻璃柜台都被观众挤坏了。当时的加拿大总督Edward Schreyer专程从渥太华赶到蒙特利尔来欣赏，在看到曲儒的发刻作品时不敢相信，当即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请他试试，曲儒现场表演，在总督的头发上刻下：“Welcome your excellency Mr．Governor general to be present（欢迎总督阁下光临）”，让总督赞叹不已。这一次的巡回展蒙特利尔站的活动过程中，曲儒就住在李先生家中，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文化传播”的践行者 李先生一直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文化，无论处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无论自身的处境如何艰难，无论自己的母国处于什么样的情势：是强盛、衰弱还是有难，海外华人都会自觉、自愿甚至无意识地承担起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的责任。辗转南洋多地的李先生就表示自己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来自华文学校，足以达到进南洋大学深造的程度。而南洋大学作为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用语的海外华人大学就是通过民众的力量筹办起来的。 筹办的过程中遭遇过不少的阻挠、毁谤和挫折，但海外华人不屈不挠，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都行动起来，出钱出力，历尽坎坷的南大最终矗立起来，成为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树立起“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并最终培养了12,000多名毕业生。筹建过程中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等佳话比比皆是，可见文化传承在每一个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分量。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自然让它的精神和内涵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李先生特别指出，20世纪是科学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技术成果举目皆是，让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由于人文科学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科技文明，导致人类的精神文明没有达到相应的物质文明水平，人类相互之间的尊重、欣赏、宽容、互助等传统理念受到冲击，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猜忌和敌意，损害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良好关系，而中国悠久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冲抵作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一向以解决人际关系为其精神文明的重点，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体验和发展，形成的许多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值得人们去学习、吸收、借鉴和弘扬”。而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和影响力提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李先生从学生时代就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到了加拿大更是开拓出更宽广的中华文化传播平台，几十年如一日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除了在学校宣讲中国历史和哲学外，还大力发动自己的学生加入加中友协，和中华文化近距离接触。他担任主席的康考迪亚-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的亚太地区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文化学术交流关系，并于1992到1997年与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汉语水平考试，鼓励本地学生学习中文；他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华人专业人士学习和了解本地文化，发挥中西方桥梁作用；提倡华人家庭鼓励后代说汉语，学习中华历史和文化知识，培养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感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强调华人父母不应只注重孩子的成绩，而是要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优良的人格道德中汲取灵感，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为“正直善良、诚实有信、明辨是非”的人；他领导的加中友协举办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向本地人介绍中华文化；除了加中友协，李先生还担任过加拿大华人促进中国统一联盟的主席，倡导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如今已经85岁的李先生尽管行动不便，但依然把传播中华文化放在心上，他艰难地把记者带到楼上的书房，指着四壁满满的中文图书告诉记者，这些书都是自己这么多年来购买和收集起来的，大部分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精品图书，他很希望把这些书捐出去，让它们在传播中华文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光华教授与七天记者颜宏 / 七天传媒图片  

——访作家、书画家张廷华 七天记者 梦溪 近些年来，在蒙特利尔的中文报纸上，经常能够读到署名为“古沙”的文字，看到他的书画作品。有时是小说连载，有时是政论随笔，更多的则是一篇篇生活散文，隽永的故事每每读来，总能让人感受到那些简单又质朴的情感；“古沙”的书画笔酣墨饱，栩栩如生。意在笔先，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表达，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略显浮躁的社会，一位随心随性，朴实诚恳，保持纯真的艺术家。 他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那么感人肺腑的作为，朴实的装扮，谦虚的言谈，扎进人堆里并不显眼。但是，“古沙”所代表的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积极的正能量，却更让人感到钦佩。 困苦中成长 “古沙”原名张廷华，出生于河南省原阳县。“古沙”这一笔名取自“古博浪沙”，这是他的家乡原阳县的古称。历史上，因韩国丞相后裔张良曾派人在此地刺杀秦始皇帝未遂而名扬天下。公元前218年，始皇帝第三次东巡，车辆行至博浪沙。张良指挥沧海大力士在博浪沙锤击秦始皇马车。只可惜，不知是被风沙干扰，还是数学不精，没计算好抛物线的落点，功亏一篑，始皇帝得以幸免。此后在秦末的风云变幻中，张良再无此举动，从一个热血冲动的愤青，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这个故事却在原阳流传下来，影响着后世。原阳这颗豫北平原上的明珠，传承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然而，张廷华出生的1943年，豫北明珠失了璀璨。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社会非常不安定，雪上加霜的是，从1941年到1943年，原阳县所在的整个河南，正面临一场近百年历史上最残酷的大饥荒。正如冯小刚执导的《一九四二》所描绘的那样，当时中原大地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遭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人民无以为生。张廷华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四，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什么好的，经常以树叶、槐花果腹。遇到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他跟着家人村民躲到高粱地里，一躲就是一天。幼年的苦难生活，给张廷华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累累伤痕，他立志自强。 张廷华的青少年时代，是新中国旭日东升的时期。从小学开始，他就万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刻苦努力。因为他从现实中看到没有文化是贫穷的根源，而像老师和干部一样有文化的人，则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然而，当时物质匮乏，大部分家里生活都很困难，孩子也多，都想尽量早点工作挣钱，来贴补家用。很多年轻人，初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有的选择初中毕业后考技校，只读3年，就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了，能比较早挣钱养家。1960年初中毕业时，青年张廷华也想像其他同学一样考上技校，当一名光荣的工人。但因为成绩突出，他被招生办录取到县高中，与心仪的技校失之交臂，当时张廷华还颇感沮丧，但老师告诉他，由于名额有限，只有学习好的学生才得到了被录取到县高中的待遇，也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这番话给一辈子生长在农村的张廷华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后来，他克服了诸多困难，终于走出农村成为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闲中觅伴书为上 从学生时代起，张廷华就喜欢看书。小时候农村物资匮乏，能得到一本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兴奋之情不亚于吃鱼吃肉改善伙食；后来识字多了，特别爱看大本小说。“下地干活我都要带本书，见缝插针就读书，心里很惬意，”张廷华说：“我也曾爬到大树上坐在树上读书，妈妈想让我干活都找不到我。有老者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管埋头读我的，凡是能找到的都读都看。” 手头的书看完了，张廷华就从图书馆借阅，他看《东周列国》《七侠五义》，看《三言二拍》《资治通鉴》，唐诗宋词也看了个遍。“不读万卷书，不知百家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老师口中的道理话，他都从书本中体会到了，渐渐地，自己也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开始尝试写小说、散文和诗歌。 1963年张廷华参加高考，顺理成章的，他在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报了自己热爱的中文系，希望打下更坚实的文学基础。 然而，对于彼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培养外语人才迫在眉睫，像张廷华一样高考成绩较好的学生，很多都被调剂到了外语学院。就这样，一条专业调剂的消息，使他错过了中文系的大门，进入到郑州大学英语系学习，人生从此拐了一个弯。 虽然英语并不是张廷华的兴趣所在，但闹过情绪之后，他还是十分珍惜读大学的机会，即使在毕业后进入部队农场锻炼和在农村插队的几年，张廷华也没有懈怠自己的专业。1974年，张廷华被分配到郑州五十一中，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因为教学好，又被调到重点高中郑州一中执教了8年，此后，他又在郑州大学数学系教了两年公共外语。因学识好，文笔优秀，张廷华又被调到学习报社主编英语刊物，先后担任过《中学生学习报》副编审，《中学生英语读写》编辑部主任、主编，出版英语学习类图书20余种，发行量逐年攀升，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到2004年退休，张老师在英语教育的岗位上耕耘几十年，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学生，他教的学子们大多考入国家重点大学，让他颇有桃李满天下之感。 写作源于生活 2007年，已经退休了的张廷华和老伴儿由移民加拿大的儿子申请家庭团聚来到加拿大。起初，他心里对出国还挺排斥，“我一辈子都没想过出国，二儿子97年先移民到加拿大，又把老大也拉了过来。 2001年我老婆来探亲，回去说这地方很好，社会好，环境好。但对我们来说有三样不好，一是语言有困难，二是人民币不值钱，三是太寂寞，我想她说得很现实。”张廷华对《七天》说。 对于已经年过花甲的张廷华来说，离开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异国他乡一个陌生的城市，是个不小的挑战。等新鲜劲儿一过，面对着到处都是看不懂的法语，张廷华才觉得犯了难，没有了在国内的亲朋好友，着实难以适应。于是他办了两张借书证，在蒙特利尔的各大图书馆借阅中文书籍，终于能在海外看到中文，可真是“莫言海外无知己，自有清风作故人”。书，给了张廷华莫大的心理安慰，也让他稍微有了一些安全感。为了扩大阅读，他还将蒙特利尔中文报纸中的好文章剪辑保存下来，每周读中文报纸成了他一大精神享受。 这时，孝顺的儿子给张廷华购买了一台电脑排遣寂寞，鼓励他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写作。于是，张廷华开始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加拿大这个全新的社会、陌生的环境，生出了诸多感慨，有了一种把这些感慨诉诸笔端的冲动。2008年，儿子开车带着他和老伴到郊区摘苹果，他将这段欢乐的经历写了一篇散文投给《七天》报。看到白纸黑字发表的文章让张廷华颇有成就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慢慢地，他文思潮涌，笔耕不辍，开始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他写童年也写现在，写中国也写外国，写点点滴滴，写生活故事。他在多家中文报纸开设自己的专栏，几年来，已经完成了以小时候自己生活的河南农村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五味人生》，以加拿大移民生活的曲折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小说《悲欢离合》，短篇小说《团聚》和《天作之合》，短文汇编集《岁月牧歌》等作品，其中《团聚》荣获了首届“魁北克华文文学”优秀奖，小小说《同床好友》收入国内文学选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正值张廷华移民来到加拿大十周年，他的作品集《古沙文集》（上、中、下卷）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出版，上、中卷收入散文420篇，下卷为小说集，共计142万字。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它的厚重不仅在于它的体量，还因为字里行间记录了张廷华所经历的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对生活酸甜苦辣的感悟和体会，对中加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观察和思考。 张廷华本着“平常的是生活，超常的是故事”的创作原则，捕捉生活元素，以手写心。他从不担心自己的灵感枯竭，“原先还以为老写就没有选题了，实际越写选题越多。我的电脑里经常有四五个选题，都是半成品，总有东西可写。以前不注意观察生活，当然它就过去了。当你回过头来要写东西，想的时候，观察、回忆的时候，就会写出新东西。”写作丰富了他的移民生活，调解了他的心情，让他慢慢适应了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文而优则书 书而优则画 在写作之外，张廷华对书画也颇有研究。小学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和物质匮乏，学生们根本用不到先进的钢笔或圆珠笔，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作业也用毛笔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能得到老师甲等的评价，对于那时的学生来说就是最高奖励。张廷华的毛笔字全班第一，经常得到老师表扬，被点名给学校写壁报，为村里写标语，受到尊重的张廷华练字的自信心大增。 渐渐地，整个村里都知道了他的书法出色，逢年过节，或有人婚丧嫁娶，都会找他写标语和对联。此后，因忙于学习和工作，书法的练习被慢慢搁置，可张廷华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却一直没有熄灭。 退休后空余时间变多了，张廷华将自己对书画的热情化为动力，他博览群书，用功研习，凭借自己的基础和努力，渐渐悟得书法之精髓，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书写形式，他的书法作品曾入刻“中国千年文化碑林”，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直到现在，只要他一回河南老家，邻里乡亲们还会上门求字，张廷华也很乐意为大家写。 书画不分家，张老师在绘画上也用功颇勤。他的画作注重于线条的挥洒与墨色的表现，笔墨的根子上还是书法的魂。书品始于人品，在与张老师的接触中，能从他的言谈举止感触张老师的正直坦荡、博学热情、豪放洒脱，这些也都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上。 2018年8月31日，七天传媒首席评论员刘伯松辞世，七天编辑部邀请张廷华将白墨先生写的对联用书法写出来，配在七天传媒送的花篮上作为挽联，张廷华为了圆满完成“任务”，先到花店实地考察花篮的形状和尺寸，询问工作人员书法作品字的大小、挽联尺寸如何与花篮匹配。第二天，他又坐公交车从西岛赶到唐人街把写好的书法送到花店，告诉工作人员如果不合适，他回家再写。 传播文化 助人为乐 张廷华来到加拿大已过了12个年头，他早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老伴一起住在西岛的一个老年公寓里。在静心创作的同时，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像他一样的老年移民。因为自己的英语优势，又喜欢教书，每周末，他都会在西岛华人文化体育中心义务教老年人英语。他说：“没想到年轻时不喜欢学的英语，现在倒派上了用场，成了强项。”遇到语言不好的老年人要去看病，他会主动陪着他们去医院，帮忙做翻译。张廷华的热心让他交到了不少朋友，同时，他也鼓励这些长者移民培养自己的爱好，广交朋友，丰实移民生活。“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出国远离亲朋好友，看似生活圈子扩大了，实则是变小了，刚开始一定会有落差感。与其在家里呆着，干嘛不走出门去主动‘找朋友’呢？有句话怎么说的？‘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那你就来适应环境啊’”，张老师笑着用他那地道淳朴的河南话对《七天》说。 张廷华对现在的日子非常知足，两个儿子经常会带着孙子辈来看他，平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在他和老伴住的老年公寓里，还有十几位华人长者朋友，经常一起做活动、出门游玩。他考了驾照，闲暇时还在一块社区菜园里侍弄花草。当然，他最爱的还是进行文学创作，写自己喜欢的字，画自己喜欢的画，笔耕不止。 作为河南人，张廷华闲暇时也参加了魁北克河南同乡会的活动，被推举为理事，每逢理事会开会、办活动，他都要花很长时间坐公交车赶到活动地点，在现场张罗、写书法，帮助老乡们。 华人社区有活动时，比如春节庙会、领养儿童中国文化日活动等，张廷华都会应主办方邀请义务在现场表演书法，给观众写对联，给西人写中文名，教小朋友写中国字，在分享传播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他也在努力前行。 图说：张廷华（前排左三）与河南同乡会/商会理事会成员合影。七天传媒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