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

魁北克与中国：源远流长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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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中国是魁省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自2011年起成为魁省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魁北克和中国更有着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联系。 人参开启魁华交往历史 说起中国和魁北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联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国殖民地时期。1711年，出生在法国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从法国来到当时名为“新法兰西”的魁北克传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则出发去往中国传教。不过Jartaux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发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却因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数学和植物学）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几位外国传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辽东、满洲一带为中国测绘当地的地图。这期间，杜德美在距离朝鲜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灵丹妙药”——人参，他对这种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珍贵药材非常好奇，不但观看了采参过程，还亲自试用了一番，认为效果非常好，于是开始仔细研究人参的功效、生长环境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并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让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地方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地方恐怕是新法兰西。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传教士们绘制的东北地图 1711年4月，杜德美将人参的详细资料，包括药用价值、形态、生长环境和采集方法等信息发给了负责中国教区事物的耶稣会会长，然后通过信件的方式发回法国。后来这些信息刊登在几本科学杂志上，引起了一些欧洲医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发送到新法兰西的资料引起了拉菲托的注意，因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于是他拿着绘有人参的图片去询问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医告诉他说，这种植物是他们部落常用的一种药材，用于治疗头疼、帮助消化、治疗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样的草”。经过一系列的仔细对比之后，植物学家认定这种植物与人参同属五加科，因而拉菲托判定的这就是杜德美所说的人参。 拉菲托发现人参后，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逢人便说它的功效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还在17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献给法兰西摄政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纪念品——在加拿大发现的珍贵植物人参》的文章，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人参的模样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美洲人参（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无人采挖的人参身价暴涨，一些法国商人开始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购这种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国皮毛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收到的美洲人参装进大货箱内和其他货物一起存放，然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魁北克运到中国广州销售，吸引了中国药材商人的巨大关注，从此开启了巨大的西洋参贸易，使之成为北美地区除黄金外最大的贸易发现。而魁北克也成为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在1752年向中国出口的人参价值就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天文数字。 史料记载，在1869年，还有来自中国，从广州湾出发的一船大米运抵魁北克。 新中国前的魁华关系 华人来到北美大陆始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及帮助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临近完工和西部金矿的日益枯竭，华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不计较报酬、忍辱负重等美德开始成为其他白人族裔攻击的目标。当地的白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们的工作，导致本地经济出现问题；污蔑华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和不良习俗（如吸食鸦片），对加拿大人的福祉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居民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生活等，公开贬低华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歧视而不必担心这种行为的后果。当时已难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乱无能，既无力也无意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更无法对美国、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种欺凌、侮辱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华人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视，开始沿着铁路线往东迁移，蒙特利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贸优势成为华人优先选择的落脚点，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加拿大的华人虽然远离故乡，在异国备受欺凌，但一直牵挂着祖国，盼望着祖籍国的强大。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振兴中华，曾前后3次访问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从欧洲出发乘船来到蒙特利尔，然后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华人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当他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筹款时，加拿大的洪门提出“抵押堂产，支持起义”，将温哥华洪门所属物业抵押3万元港币，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华裔也闻风而动，上至商贩，下至雇工都慷慨解囊，还有人向亲友借债捐献，整个加拿大筹得7万港币，成为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 不仅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没闲着。由于来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国殖民者曾邀请欧洲的传教士来到新大陆教化原住民盟友，这些传教士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让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还帮助本地社会建立起学校、医院、托儿服务、粮仓等，在魁北克的早期发展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天主教社会，一度是最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的地区。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就开始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基本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大批的魁北克传教士才去往中国的徐州，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传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间，魁北克向中国派出93名传教士，其中耶稣会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传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个聚会点，360所学校，有的教会学校在建国后改成公立学校后存在至今，还有一批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起到了传播西方文化、提高当地儿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过这一阶段魁北克和中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强大帝国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魁北克传教士是除军队外组织最完善的团体，拥有大量的传播渠道，如杂志、学校以及出版社等，对民众形成了强势的游说力量，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进行了很多妖魔化宣传。 冷战背景下的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肃清帝国势力的影响，在华的魁北克传教士陆续回国。但就在红色新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仇视的年代，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魁北克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声音提议承认新中国政权。魁北克的媒体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一般不会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是采用比较务实的语言。在蒙特利尔创立的时政杂志Cité Libre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倡导与之建交；在精英阶层影响力最大的报纸Le Devoir当时的主编Gérard Filion不仅去北京参加了1952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和平会议；当时在Radio-Canada做记者的魁人党创始人、前魁省省长René Lévesque则在对朝鲜战争的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坚韧性；而著名的作家、记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坚持认为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魁北克只有承认红色中国政权，才能建立起对话的关系。总体来说，当时的魁北克法裔知识分子并不认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主张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 到了19世纪60年，魁北克爆发了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的“寂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天主教把持的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仇视新中国逐步向建立起对国家和政治运动有利的世俗关系转变，一些魁北克年轻人甚至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毛泽东的无神论说法恰好符合了“寂静革命”带来的社会转折。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仇人，而是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国家。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讨论也吸引了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富商、律师之子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兴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往中国游历了23天，后来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反响。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这对法裔魁北克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老特鲁多于1968年当选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执政长达16年，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带领加拿大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一个联系魁北克和中国的重要纽带是曾无私帮助过中国人民、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医生，他虽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利尔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时间。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完成了职业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医疗器械发明，接触到共产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52年中国和加拿大开展的缅怀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hô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纪念活动因国际形势变化而终止，但白求恩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请设立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电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开始拍摄白求恩的纪录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魁北克人通过毛主席语录和文章知道了这位高尚的医生，魁北克人不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书店，还录制了一首歌颂他的法语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Expo 67。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国保持着经贸往来，但数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对华出口金额只有不到200万元，只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2%，主要产品是小麦。而魁北克制造业龙头企业庞巴迪（Bombardier）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庞巴迪后来收购的德国车辆制造厂获得了为中国铁道部生产近3000辆冷藏车、动力车、客车和餐车的订单。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Jean-Luc Pépin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正式开启了中国和加拿大以及中国与魁北克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时，魁北克的媒体更是极度重视，不仅连篇累牍地报道特鲁多的中国之行以及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还在围绕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组织的各种讨论中采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进行，甚至编辑部的选题目录都采用中、英、法三语。 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 中加关系正常化之后，原本就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魁北克社会更加强了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当时担任魁省教育厅长的Jacques-Yvan Morin访华，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正式访问魁北克；1984年10月，当时的魁北克省长René Lévesque访华，成为魁北克首位访华的省长。这些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极大地推动了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后的四十多年间，魁北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不断加深。 … Read more

愿悠悠寰宇多“尧舜” ——双节重逢之际的思考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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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虚 10月1号，中国人民将迎来不一般的中秋与国庆“双节重逢”。不一般，首先在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属于两种历法间比较罕见的“巧合”；不一般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依然十分严重的当下，同一天欢度两个重要的节日，无论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愿意关注或不得不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会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观感。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血缘亲属或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生死相依者之间的聚合团圆，不同生命在共同境域(寰宇月圆)之中的共同生活，是中秋佳节的重要寓意之一。 国庆是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自我确证、自我宣示和自我祝颂的主要仪式，也是共同体成员表达和欣庆自己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时刻。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政体。新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当家作主、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命运与共的民众意志和国家精神；新中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共同体不同阶级的成员在新的“共同性”——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社会制度导引下的“人民大团结”；新中国的立国宗旨，不仅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在于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力量，即一代又一代自觉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事业的主人翁。 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新冠大流行，病毒传播链在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得不到有效阻断，疫情在不侵犯、不损害个人权利的名义下持续恶性蔓延，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体的地位及权利，而不努力彰显人与人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整体依存性，不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卫生主体意识及相关的责任担当，是很难做到让人们牺牲部分个人权利而去遵守和维护公共卫生规定与指令的，因而也是很难让社会整体尽快从疫情困境中走出来的。而强调“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存在的神圣性及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正是当今世界上许多现代型国家的典型特征。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国家”，是完全依照现代西方政治模本建构起来的。根据福柯、奈格里、阿甘本、巴拉迪、齐泽克等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分析，现代西方政治模本的核心概念是“个体”。这里的个体不再依靠血缘庇护或神恩安济而生活。因此，笼统地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个体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稍微具体地就性质而言，这样的个体，“精于自利的算计”，是“精于算计的”、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这样的个体不再以群体的“共同生活”为个人存在的根本和重心，也不再以共同生活的维护与发展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耀。然而，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但它已经被“现代政治生产”过程绝对化、神圣化。这种个体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代又一代“市民”，而现代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石，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绝对、神圣身份的“自由自利”的个体以及个体间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某种“契约”关系。 新冠疫情在许多西方国家引起的反应及其造成的结果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它让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只注重个人自身权力和利益，以个人自由的神圣名义而不惜危及和损害他人和公共健康，这样的个体存在，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绝对不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动力，而只能是一种威胁和障碍。今天，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需要破除的，是现代西方政治虚构的自由自利的个体形象以及环绕这一形象的神圣光环；迫切需要普及和巩固的，是生命的关联性和依存性，是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属性，是自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主动承挡其责任的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是共同生活主体应有的自律、奉献和责任担当。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各类瘟疫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需要经常面对的重大生存危机。曾几何时，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1951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对新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再次作出指示，明确表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把公共卫生建设视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建设工作(政治任务)；把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客观世界)与提升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素质(主观世界)联系起来；在公共卫生工作的动员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和激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共同生活的主体精神，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之作。而诗句所彰显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正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上述特色。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千百年来，这种病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流行极为广泛，造成的危害也极为严重。“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领袖随即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制订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具体实施机制。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个过程中，新中国领导者们除了开发、利用必要的医疗措施和手段之外，更注重向民众宣讲公共卫生知识，培养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争当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者、奉献者、主导者和推动者。1958年6月，从江西余江县开始，千百年来猖獗、危害一方的血吸虫病终于被神州大地的六亿尧舜——自觉积极参与和担当国家和社会共同生活的亿万主人翁所消灭。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形象。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尧舜是共同生活的主体，即共同生活的自觉参与者、奉献者、维护者、主导者和推动者。尧舜的神圣，不是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君王的神圣，也不是作为具备超凡人格的道德楷模的神圣，更不是作为享有特殊地位和至上价值的个体的神圣。尧舜的神圣，是护卫和强健共同体生命的神圣，是共同生活主体——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的神圣。 本承尧舜神圣的中国人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9月7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有三方面“特别突出”，其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方面，就是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过程表现出的责任担当：人们在不同场合都保持社交距离，认为这是为了让世界安全、社区安全所应做的正确的事，这种共同体生活的责任感可能是最打动人的。当谈到为防控疫情所做的牺牲时，中国人民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和全球应尽的责任，这非常令人钦佩。 中国人民的表现清楚地告诉世人，与现代西方“精于自利计算而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体”相对应的，决不是所谓受集权或威权控制的个体，决不是所谓自身基本权利被强力攫夺、没有基本自由的个体，而是能自觉把个体生命融入生命整体存在、有共同生活担当而严于自律、甘于奉献的尧舜式主体(即国家主人翁、社会主人翁、共同体主人翁)。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类似尧舜这种共同生活主体的出现无异于一种弥赛亚事件。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正在来临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进步思想家对未来政治文化的憧憬，其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一种“事件”。 今天，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重逢”的特殊时刻，笔者情不自禁地怀向神州，心中尤生出一份特殊的期盼：愿悠悠寰宇能涌现出更多的“尧舜”。2020-09-28      

大笔花钱 全面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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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期而至曾让特鲁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但7月中旬爆出自由党政府把加拿大学生服务补助金CSSG项目管理合同交给与特鲁多家人、当时的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等自由党人关系密切的慈善机构WE Charity的消息后，随着丑闻的发酵以及反对党的穷追猛打，少数党执政的特鲁多不仅更换了财政部长来“止损”，还以需要拿出新的施政纲领以应对疫情长期的冲击为由结束了本届联邦议会会期，停止议会立法程序和议会委员会的工作，让所有议案、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涉及WE丑闻的调查一切归零。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会，加拿大第43届政府议会第二会期在9月23日重新开放。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名义代表——总督Julie Payette宣读了特鲁多政府的新执政报告。这份长达18页的施政报告主要集中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支持加拿大人以及经济复苏上。一言以蔽之，这份施政报告也是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以疫情为借口全面转左的政治宣言：追求人人平等，关注弱势群体，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以公权力来调节贫富差距，扶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等。 四个支柱 自由党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现在不是紧缩的时候，新冠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人的经济影响已经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糟糕，而负面影响不会是短暂的，将长期存在。现在加拿大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前推进还是落后难进是摆在加拿大人面前的问题，而自由党选择这个时机主动出击，遏制这场全球危机并重建加拿大。 在这份野心勃勃的报告中，自由党以健康、经济、平等和环境四大支柱为中心列出了80多项新的援助项目和拨款，既没有提到平衡预算的目标，更没有给这些花费设定上限。这份更像选举承诺的报告要点如下： 健康 承诺满足各省激增的健康费用，为爆发疫情的社区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帮助； 帮助各省提高测试能力；强调加拿大人不必排队等待数小时才能进行测试； 与各省和地区合作，为老人长期护理制定新的国家标准； 解决长期护理设施不足问题，帮助老人们更长时间留在家里； 修改《刑事法》，以惩罚那些忽视照顾老人并使其处于危险之中的人； 提供个人防护用品； 增加残疾人福利，并为残疾人提供一项新的就业战略； 增加远程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等服务； 经济 承诺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使就业率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将工资补贴(CEWS)延长至明年夏天，为重灾区提供新的支持，同时维持其他的商业援助计划； 投巨资培训，让民众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 紧急救助金CREB将并入EI持续到明年夏天，如果不符合EI的申领条件，可申请临时的三项经济重启补贴； 改善商业信贷计划； 对疫情影响严重的领域提供特殊的帮助，如旅游业、演艺业、酒店业、文化产业等； 投资加拿大早期学习和托儿服务系统，在全国建立起类似魁省的托儿服务； 设立新的基金来吸引养老金的投资； 大力投资负担得起的社会住房，帮助首次购房者； 改善农村宽带网络以及投资公共交通； 对极富人士以及国际互联网巨头征税； 平等 – 解决针对少数族裔社区和原住民的系统种族主义，打击网上仇恨，加强数据收集，并为公共服务部门招募不同族裔的员工； – 对警察和执法人员进行现代化培训，包括有关使用武力的标准以减少暴力执法的情况； – 推出经济中的妇女行动计划，以帮助受生活贫困、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帮助她们创业； – 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退休时增加养老金，并增加丧偶津贴数额； 环境 设立零排放目标，建立更具可持续发展的碳排放标准； 鼓励节能翻新房屋和建筑物； 削减家庭和企业的能源成本； 投资减少气候灾害影响的基础设施； 种植200万棵树； 新的施政报告公布后，特鲁多还将在东部晚上18点30分，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并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实时直播，这是历史首次“王座演讲”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在同一天发生。一般来说，这类讲话只有在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2005年前自由党总理Paul-Martin和2008年前保守党哈珀总理都是在其领导的少数政府面对可能被推翻的严峻局面时向民众发表电视讲话。 小知识：王座演讲（Throne Speech） 按照加拿大君主立宪制的传统，就是大选结束或者国会重开时，执政政府撰写的“施政报告”、或“国情咨文”宣布仪式。仪式举行时，由英国女王的代表——加拿大总督坐在参议院的王座上宣读，联邦总理、大法官、参议员、当选的国会议员等都要参加。 这是新一期国会的开幕仪式，经历这个程序后，参议院和众议院才能讨论、辩论、修改和通过各种提案，行驶两院的职责。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票是否通过总督刚刚宣读的施政报告。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直到仪式开始，各个政党之间才就如何保持距离并远程工作的情况达成协议，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第一次。 另一个小插曲是，疫情下的这次王座演讲恰好赶上国会山正为9月18日去世的前加拿大总理John Turner降半旗。  

勿让春天的抗疫努力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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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春天爆发严重新冠病毒疫情的欧洲国家陆续进入第二波疫情后，魁省也开始步其后尘，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连超过二百、三百、四百，直到超过五百，达到今年5月底时的水平，魁省公共卫生官Horacio Arruda在9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魁省已经进入了第二波疫情，如果民众不注意防疫规定，不保持警惕的话，很可能会很快进入需要重新封闭的红色预警级别。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也确认自8月中旬以来加拿大的有效传染数RT（Taux de reproduction réel）再次超过了1，并保持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如果不减少接触、控制病毒传播的话，将面临比春季更猛烈的疫情。 之所以会出现封闭近三个月的抗疫成果在短短几个星期就被消耗殆尽的严峻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民众普遍的放松和不以为意，毫无顾忌的聚会，不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也不佩戴口罩，甚至故意和政府的抗疫规定叫板。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普通民众这么想，就连一些医疗系统内部的人都会在全球死亡近100万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新冠病毒疫情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而这几天引发满城风雨的CIUSSS du Centre-Ouest-de-l’Île-de-Montréal总裁Lawrence Rosenberg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他在9月1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类似于季节性流感的呼吸道病毒，指出“据我们了解，它可能实际上没有季节性流感危险，它的传播能力可能不如季节性流感，但不同于季节性流感主要影响婴幼儿和老年人，它会影响各种年龄段的人，特别是那些年纪特别大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他领导的这个CUISSS负责蒙特利尔西南部地区居民的卫生、医疗、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庞大机构，拥有12,000名员工和大约600名医生，下辖犹太医院（Hôpital général juif）和各种各样的辅助护理中心，包括三家专科医院、五家CLSC、两个康复中心、六个CHSLD、两个日间老人中心和几个附属研究中心，为34.5万人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犹太医院还是蒙特利尔第一个收治COVID-19患者的定点医院，在抗击疫情链条中如此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都是这个态度，如何能形成有效的高层指挥和上下一致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与这个病毒斗争了8个多月后，医疗系统内部工作人员还对这个新病毒认识如此肤浅，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危险性。 神秘的病毒 实际上新冠病毒不仅非常危险还十分狡猾，它的传播力非常强，但致死率并不高，并不像埃博拉、SARS，甚至H1N9禽流感病毒那样危险，这就让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没那么重视，不愿意遵守社交隔离或佩戴口罩等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而这个没有那么致命的新冠病毒恰恰形成了全球疫情的“致命性”，除了中国有效控制住外，全世界都处于与病毒共存的状态。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感染人数超过3千万，死亡人数近百万，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加深，不过虽然对这种全新病毒的传播方式、如何影响人体以及它引起的各种症状有了一些认识，但仍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未解之谜。 这个病毒会让人失去嗅觉或者味觉。根据科研人员的统计，大约5%的轻症COVID-19患者表示他们突然失去了嗅觉，之后在某个时间又突然恢复了。与感冒导致的鼻塞不同，COVID-19患者是在没有流鼻涕或鼻塞的情况下失去嗅觉的。引人关注的魁北克政团（Bloc québécois）党领Yves-François Blanchet的夫人Nancy Déziel就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嗅觉后才去做检测的，没有其他症状的她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 新冠病毒会引发儿童严重的炎症性疾病。自疫情开始以来，医学专家们一直表示这个病毒对儿童的影响很小，产生并发症的风险也很低，但自5月以来，美国、欧洲等国相继报告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罕见儿童炎症综合症（MIS-C）病例，加拿大也出现了至少46个类似病例。这些儿童的症状类似于中毒性休克（toxic shock syndrome）和川崎症（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表现为高烧、皮疹、红眼、肿胀和浑身疼痛等，已经造成4名美国儿童死亡。研究发现大多患有这种病的儿童已经感染或者正在感染新冠病毒，研究人员怀疑，引发MIS-C的不是这个病毒本身，而是儿童在感染后产生的对病毒免疫反应的一种形式。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刊发的一项新研究指出这种罕见炎症对儿童心脏的严重损害程度可能需要终生监测和干预。 新冠病毒会使人的血液凝结。而这些凝结的血块堵在冠状动脉中，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堵在肺部中，会导致肺栓塞；堵在大脑中，有可能导致中风。尽管许多炎症性疾病都会增加血栓的形成，但COVID-19与血凝块的关系似乎比其他感染更为密切，特别是重症COVID-19患者特别容易发生血栓，有20-30%的比例，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立即使用血液稀释药物等标准性干预措施，COVID-19患者仍会出现血栓。 新冠病毒还可在人与动物之间来回穿梭。刚开始的时候，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病毒来自于动物，穿山甲就为此背了黑锅。但随着疫情的大爆发，科研人员在家养或圈养动物，如猫、狗、水貂和老虎身上都检测到了这种病毒，怀疑是感染了病毒的人将病毒传给了动物。但荷兰几家水貂养殖场爆发的疫情，却显示病貂可以把病毒传染给人类。 这种病毒还会让人出现反复感染。最近，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名33岁的男子在今年3月患上COVID-19并被治愈后，却在8月中旬从西班牙返回香港时，又被已经变异的新冠病毒感染。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撰文指出“这表明我们对这种病毒可能没有终生免疫能力。”而在一个名为Sermo的医生信息共享网站上，4173名接受调查的一线医生中有13%的人表示曾治疗过至少一名再次感染者。这把一个终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倘若疫苗无效，我们如何与病毒共存？实际上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呼吸道病毒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流感。魁省每年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在400人左右，而3月中旬爆发疫情至今已经造成5800多人死亡，加拿大全国的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9200人。科研人员建立的疫情模型显示，加拿大的疫情曲线，特别是疫情严重的魁省和安省正处于生死悠关的“十字路口”，能否控制病毒的蔓延，取决于每一个加拿大人的行为。如果人们减少互相接触，不参加大型聚会，做好个人防护，仍有可能避免第二次封锁和全社会停摆。但如果民众不注意防疫，疫情曲线将急剧上升，日新增感染人数高达5000，远远超过春季时的疫情。 联邦公共卫生首席长官谭咏诗（Theresa Tam）在疫情通报会上指出自六月份以来，加拿大的感染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春天第一波疫情的感染者主要是老年人，住院和死亡的人数都比较多；现在大部分感染者的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超过70%的感染者低于40岁，大部分是轻症甚至无症状，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也比第一波要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在一个社区内，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交集，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很快就会危及到老年或者其他弱势群体。另外在低温环境下，新冠肺炎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会延长，所以在秋冬季节更容易传播；再加上天冷，人们长期呆在室内、空气不流通、流感等季节病高发等因素，会使新冠病毒肺炎的诊断和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普通民众能做的就是谨记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呆在家中，不与其他人接触；外出时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无法保持距离时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给病毒留下生存空间。 不过黑暗中的曙光已经显现，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表示目前全球至少有200个新冠疫苗正在研发，约10个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今年年底前，可能会出现一到两个成功的候选疫苗。希望到2021年，可以生产出20亿剂疫苗。 虽然加拿大本国研发的疫苗还没影，但联邦政府已经花大笔资金去押宝外国疫苗，至今已先后投入10亿元与Moderna、Pfizer、Novavax、Johnson & Johnson等国际巨头签署了购买协议，订购的疫苗总数已达到1.54亿剂，从而希望不管哪一支疫苗面世加拿大人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可以接种。  

“中国蓝盔”把“爱和希望”带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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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罗 今年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北京方面发布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对比30年前后，中国维和行动既有新变化，也有不变的坚守。 “变”首先体现在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角色越来越“吃重”。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大幕。当时中国维和人员数量少、类型单一、任务简单，主要负责执行巡逻观察、监督停火。 随着中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首次派出营规模的维和安全部队、首次派出空中力量参加维和行动、派出各类分队参与维和行动……30年后的中国维和规模实现了从“小”到“大”、军种类型从单一到多样、维和地区从个别国家遍布几十个国家、任务类型从支援保障到综合多能的历史性跨越。至今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国。 “变”还体现在“软性贡献”比重提升。起初中国对国际维和行动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人员、装备等方面，随着维和足迹遍及全球、维和任务持续拓展，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维和经验，对国际维和的贡献也更加丰富多元。一方面，中国帮很多国家进行维和人员培训，提高了国际维和力量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向全球分享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比如组织编修《联合国维和工兵分队手册》《联合国维和军事情报手册》，让全球维和行动更具指导性。 中国参与维和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维和的支持上。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相较单边主义，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有着多重优势。其一，它能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和平力量，缓解和平赤字问题；其二，它有助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弥补治理赤字问题；其三，它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信任和理解，降低信任赤字问题。自30年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既是多边主义的建言者，也是多边主义的行动派。比如中国已与90多个国家开展了维和交流合作，还与一些国家开展了维和演练。 近年，全球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地缘冲突加剧，国际信任合作受到侵蚀。中国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上非但没缺席，反而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比如2016年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2017年完成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和合”因子。联合国副秘书长霍克希尔德近日表示，在维和任务上，中国起到了表率作用。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守护，不光造福别国，自己同样受益。一方面，和平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维和行动传递了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彰显了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在南苏丹，中国军人在战火纷飞中保护当地难民营安全；在撒哈拉沙漠，中国军医们为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筑起生命防线；在黎巴嫩，民众称中国维和部队为“最可爱的东方朋友”……“中国蓝盔”把爱和希望带给世界，各国民众也从中增加对中国和平信仰的理解。  

珍惜文化遗产 见证历史 加拿大前总理拉·方丹故居开启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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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年的精心修复，在被遗弃了30多年之后，蒙特利尔重要历史遗迹拉·方丹故居重现其历史原貌，重新迎来了历史新篇章。171年前，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加拿大联合省前总理拉·方丹曾在这里居住，是蒙特利尔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修复后的拉·芳丹故居 “修复拉·方丹故居意义非凡，这也是我和必雷亚集团对于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承诺。” 必雷亚集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国强Kheng Ly先生说。 “能让这颗蒙特利尔历史遗迹的明珠得以保存，我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感到骄傲。在项目过程中，蒙特利尔市政府、遗迹专家及建筑师们通力合作，每一个参与该项目的人都由衷地希望这座建筑能够重新焕发往日的荣光。对于这座19世纪的建筑，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充分尊重其遗产价值、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这座古宅将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社区里重新焕发新的光彩，迎接新的旅程。” 蒙特利尔市文化遗产体育委员会主席、市议员Anne-Marie Sigouin高度评价必雷亚集团和Tianco 集团在修复这座古建筑上所付出的努力，称赞他们为蒙特利尔保留了历史遗产，让蒙特利尔、加拿大人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机会重温历史。 历史遗产 弥足珍贵 拉·方丹故居因其历史价值、象征价值和建筑价值，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座三层小楼面积共计约5,500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和第二帝国风格元素。2012年10月19日，这座建筑被加拿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认定为历史遗迹，以拉·方丹故居命名，并加以保护。 拉·方丹故居旧貌 “拉·芳丹故居是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历史的重要见证者，我们非常有幸参与这项修复工作。鉴于这座建筑几经改建（最初是一个别墅、之后是居民楼和出租公寓），我们第一步能做的是要先确定修复的年代。现在我们已经确认这座房子属于路易斯·希波吕特·拉·方丹时期，他是第一代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并最终成为加拿大联合省总理。” 首席建筑师Anik Shooner解释说。Shooner来自 Menkès Shooner Dagenais LeTourneux Architectes建筑事务所，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工作。 修复后的拉·方丹故居 “修复工作非常复杂、精细，需要拆除多余的部分，把原建筑石头进行编号，确保修旧如旧。那些损坏的石头可以利用行之有效的修复技术加固。暴乱分子放火焚毁这座房子时，留在墙壁上的弹道痕迹也都被保留了。正是这些精细的工作，才让我们得以保存那个时期豪宅的一点踪影。它在当时的蒙特利尔市区，绝对称得上一座配有大花园的豪宅。” 建筑师Anik Shooner说。 只有少数几块石头被替换了，砖和灰泥侧壁都按照当时的样子重修。为了致敬原先存在的果园，专家们还在周围15600平方米的土地上栽种了苹果树。 拉·方丹故居周围种上了苹果树苗 历史里程碑 永远铭记 拉·方丹故居的历史价值意义非凡。它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该事件最终导致蒙特利尔失去了加拿大省（当时是英国的海外省）首都的地位。 1849年，路易斯·希波吕特·拉·方丹要求英语区的上加拿大补偿在1837年至1838年“爱国者战争”中家园和财产被烧毁和遭破坏的下加拿大省法语区居民。这一提议导致了英裔加拿大人的不满，他们挑起多次暴动。游行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加拿大省议会所在地Place D’Youville，并攻击了拉·方丹的住宅。所幸面对两次攻击，这位政治家都机智地逃脱了。而蒙特利尔从1844年开始作为上下加拿大联合省首都的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 加拿大联合省前总理拉·方丹 拉·方丹是加拿大民主进程的先驱，他与Robert Baldwin共同引导建立了加拿大首个责任政府，并确保议会中的议员在议会上使用法语。 关于必雷亚集团 必雷亚集团于2000年在蒙特利尔成立，是一家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公司，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市和多伦多等地区拥有多个地产项目。必雷亚集团汇集行业专家、丰富经验以及全面的商业布局，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优质工程。集团旗下代表性住宅项目有YUL公寓，QuinzeCent公寓和菲利普广场壹号。

四川综合帮扶干部：冲刺脱贫攻坚“大考” 为民众幸福“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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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代忠（右一）与当地孩子玩耍。（受访者供图）

在四川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有一群人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之前是四川省各机关单位的工作骨干，到了贫困地区，翻山越岭，访贫问苦，他们是无惧苦累的综合帮扶干部。几年时间里，他们走村入户，用绣花功夫推进精准扶贫。虽然暂时远离了亲友，但他们却在贫困山区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对于综合帮扶干部林代忠来说，在海拔超4000米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挂职的两年，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理塘县位于甘孜州西南部，距离州府康定市285公里，距成都市600公里左右。县政府驻地为高城镇，平均海拔4014米。高城镇是全县最大的一个镇，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镇，总共有12个行政村，4个社区，其中有6个贫困村。辖区总人口6458户、3181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91户、1829人。 工作中的林代忠（右一）。 “这6个村境内自然条件恶劣，村民文化程度不高，科技扶贫难度大；特色产业多以畜牧业为主，已脱贫的村有集体经济，但运营起来还较难，生产水平低下，民众生活困难，扶贫底子薄弱。”林代忠说，高城镇贫困村的经济来源主要以虫草、中藏药材采挖及简单的务工为主。 可以想象，作为综合帮扶干部，林代忠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他说，结合高城镇实际情况，理塘县制定了相应的扶贫计划：即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生态扶贫和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灾后重建帮扶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同时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一名县以上领导干部联系、一个帮扶部门、一个驻村工作组、一名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和一名驻村农业科技人员。” 林代忠说，高城镇对教育扶贫非常重视，“我们认为教育扶贫既是手段也是目标，通过转变贫困人口的文化观念，可以提升其文化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为此，高城镇全力推进三个“精准”——精准识别，全力推进“控辍保学”各项工作；精准发力，全面落实教育扶贫各项责任；精准落实，确保辍学学生“劝得来，有学上、留得住”。 林代忠（右一）与当地孩子玩耍。 在距离理塘县几百公里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一群帮扶干部同样意识到教育扶贫的重要性。2018年9月，黄波涛成为成都市郫都区第五批援藏队教育工作组的成员，来到道孚县开始为期两年的帮扶工作。 黄波涛在道孚中学承担了初一年级7个班的体育教学工作，并负责训练校男子足球队。“起初，这里的学生对于足球技术的掌握基本为零，我心里也没底。但看到在我的努力下，学生们一点一点在进步，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黄波涛说。 目前，与黄波涛一同从郫都来道孚支教的老师有20名，他们不仅任教学校里所有紧缺学科，有的甚至担任了3个学科或者4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课时量最多的每周有30节，同时向全县年轻教师“传、帮、带”，逐步培养出本地师资。课余，老师们经常走访学生家庭，“一对一”解决学生学业困难。 在四川民族地区，近年来当地政府一直推进“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作为综合帮扶干部，林代忠也见证着这项政策给当地带来的改变。 林代忠说，高城镇青年扎西多吉完成学业后，返乡自己创业，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为当地村民带来更多收入。 201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所有贫困县和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其中就有林代忠所在的高城镇。如今，年过不惑的林代忠已回到原单位工作，但他仍惦记着高城镇的乡亲们。他说：“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常回去看看。”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被称为“脱贫硬骨头”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综合帮扶干部们仍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8月，凉山州金阳县的“明星产品”青花椒已经成熟，微风拂过枝丫，颗粒饱满的花椒微微颤动。红联乡沙马村的村民们戴着防晒帽在田间采摘花椒，该村综合帮扶队队员、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刑警支队民警何宇拍下这一幕，并将照片发给四川省火锅协会和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花椒不仅是火锅、川菜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更是大凉山深处民众的致富“法宝”。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寻找更多有效销路也愈发重要。2019年，何宇发挥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系到四川省火锅协会，并促成协会与金阳县签订收购花椒的意向协议。不久后，金阳青花椒将为麻辣鲜香的四川火锅增味。 工作中的何宇。 自2018年7月到沙马村帮扶至今，两年多来，何宇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足3周。“虽然有些对不起我自己的小家，但这里是我的‘大家’，1138位村民都是我的家人。”何宇说，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自己肩头的责任更重，“通过我的力量帮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综合帮扶干部的队伍中，不乏“90后”年轻人的身影。今年29岁的曾松是宜宾市翠屏区人。2018年，该区包括曾松在内的28人到凉山州雷波县进行对口帮扶。 在曾松看来，大凉山有许多质量优良的特色农产品，但此前由于鲜为人知所以销量不高。到雷波帮扶后，曾松一直在摸索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电商平台、短视频推广，多方尝试后，雷波脐橙、马湖莼菜、圆根萝卜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曾松（左一）入户看望贫困户。 在雷波县的两年多时间里，曾松经历过种种困难，因为泥石流堵车一整夜、往返于各村镇的私家车底盘被挂坏、不能经常陪伴家人……但曾松说：“看到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什么付出都值得。相信所有的综合帮扶干部都和我一样，对能够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感到非常荣幸。”（完）  

四川持续发力生态建设加速脱贫步伐：绿水青山化身“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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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城北上，草原风光逐渐“褪去”，行至四川省与甘肃省交界处，群山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映入眼帘。若尔盖县铁布镇腊子沟村就坐落在这里。临近傍晚，村里的生态护林员俄尖泽里巡山归来，脚上的鞋子沾满泥巴。腊子沟村有2.48万亩森林，由俄尖泽里等16名生态护林员悉心呵护。 生态护林员是阿坝州专门为州内建档立卡贫困户设置的生态公益岗位之一。设置生态公益岗位，连同各项扶贫政策，让阿坝州贫困家庭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2018年以来，阿坝州开发生态公益岗位2.6万个，其中2.4万名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当上生态管护员。 “生态公益岗位的工资每年都在涨，2018年有6000余元（人民币，下同），今年能达到1万元。”贫困户扎西措是若尔盖县红星镇塔洼村村民。作为当地生态管护员之一，她负责近200亩草地的环卫、防火与生态保护。有了稳定工资后，扎西措与朋友在村里合开了一家藏式服装店，加上店面营收，扎西措每年有约2.3万元收入。 （若尔盖县红星镇塔洼村村民扎西措是当地生态管护员之一，负责近200亩草地的环卫、防火与生态保护。） 在阿坝州红原县达邛溪镇达格龙村，村党支部书记瓦布登说，自2018年达格龙村开设88个生态公益岗位后，村里贫困家庭过上了好日子。 除了收入提高，生态公益岗位还带动了阿坝州生态建设，保护生态环境逐渐成为民众的共识。“在以前，经常有人潜入森林偷偷砍伐树木。”瓦布登说，如今，这种情况已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有生态护林员的巡逻和监督，另一方面，护林员本身就是最好的传播者，他们以身作则，带动身边的村民培养起生态环保意识。 近年来，四川持续发力生态文明建设，为乡镇居民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绿色。与此同时，生态扶贫正加快脱贫步伐。不少地区探索出极具本地特色的“绿色”脱贫之路，让贫困民众走向小康的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夏日里，在遂宁市面积1.52平方公里的圣莲岛，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种荷花次第开放。而多年前，这里却是“晴天风沙扑面，雨天积水成洼”。圣莲岛岛民过去以种地为生。每遇汛期，江水漫岛而过，农作物和自然植被受损严重。“完全‘靠天吃饭’，只要发大水，一年的活路都白做了。”50岁的林建国是土生土长的圣莲岛岛民，他对过往的苦日子唏嘘不已。 （今年6月，四川省遂宁市圣莲岛上的居民在搬运摆放莲花。） 2009年遂宁市启动圣莲岛生态修复工程，建防洪堤，修连通市区的隧道，开展生态治理和保护性开发，圣莲岛因之逐渐“重生”：绿地率37.9%，绿化覆盖率60%以上。发展生态旅游为当地人创造出新工作机会。如今，林建国在岛上当保安，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工资，一家人搬进了新楼房。“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一放假就往屋头跑，说回家比度假还安逸。”林建国喜笑颜开。 在广安市华蓥市天池镇，天池湖畔是当地人锻炼身体、欣赏美景的地方，天池镇居民罗仕银每天都要到天池湖畔走一走。“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池湖很美，后来湖边的工厂和畜禽养殖场越来越多，湖水及周边变得又脏又臭。”罗仕银回忆说，这几年政府搞生态修复，工厂搬走了，记忆中的天池湖又回来了。 2018年，华蓥市启动天池湖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修复、污水管网建设、石漠化整治等措施，天池湖水质得到极大改善，成为周边15万人饮用水的来源。依托修复后的生态景观，当地发展起生态旅游。“以前我没事就到处旅游，现在觉得哪里都没有家乡好。”罗仕银爽朗地笑称。 华蓥市高顶山矿区则经历了从废弃矿区到矿山公园的“变身”。常年大规模、粗放式的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的地质环境和生态功能造成巨大破坏。2017年底，该矿区12座矿山已全部关停。经规划，华蓥市投资逾1.6亿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植被复绿、河道整治、民房改造等项目，以矿山文化为依托打造高顶山矿山公园，让这片荒山重焕生机。 望着正在建设的矿山公园，村民余安馨眼神里充满期待。等景区开放，他打算在附近做点小生意赚钱。他说：“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能看到这些变化，觉得值了。”（完）  

四川：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民众脱贫路上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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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月15日，四川甘洛县普昌镇哈木觉村，省级非遗项目彝族传统刺绣技艺传承人阿西巫之莫（右五）指导彝族绣娘。刘忠俊 摄

一粒粒饱满的青稞进入生产线，在浓郁的炒青稞香味中，五种不同口味的青稞饼干出炉。“现在青稞值钱了，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巴适得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呷拉乡自贡村，56岁的村民昂伍向巴算了一笔账：家里10亩地全部种上青稞，一年下来就可以卖4万余元（人民币，下同）。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青稞文化产业园现代化生产设备。） 以往，这种川西高原传统作物“卖不起价”，青稞丰收后的唯一出路就是囤在村民家里慢慢“消化”，但当地青稞产业园的建设改变了这一状况。随着青稞饼干、青稞面包、青稞饮料陆续走下生产线，并打入海外市场，当地民众靠青稞产业走出了一条脱贫之路。 近年来，四川在产业扶贫领域重点发力，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地域和文化优势等方式，让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帮助民众在脱贫路上跑出“加速度”。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谷堆乡，山葵承载着当地脱贫致富的希望。平均海拔2050米的谷堆乡地处偏远，以前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土豆等作物，每亩产值仅约600元。相比之下，每亩山葵产值近10000元，足足提升了15倍之多。 “山葵能挣钱？”起初，种惯了玉米、土豆的村民见到山葵这个“新物种”时，心里犯起嘀咕。“老百姓对它没得信心。”最早“吃螃蟹”的凉山绿野山葵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力证实，五年前刚引进种植山葵时，村民们都不相信它能挣钱。而且，由于种植、施肥技术不科学，病虫害防治措施不当等问题，山葵生长状况不佳，更加重了当地民众的怀疑。 后来，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郑阳霞及其团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高山峡谷之间。经过20多次考察，郑阳霞规范了谷堆乡山葵种植方案，并为其量身定做科学的施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山葵产量显著提高。如今的谷堆乡，人人都是种植山葵的好手。除了畅销中国国内市场，这种售价不菲的蔬菜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今年1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谷堆乡种植的山葵生机盎然，连绵成一片“绿海”。）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山葵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但国内市场情况良好，目前新采摘的山葵已售出九成。”凉山绿野山葵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力表示，目前公司正扩大生产规模，将投资600万元修建一个占地9亩的山葵加工基地。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查理乡，被誉为“世外桃源”的神座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旅游集体经济带动当地“脱贫奔小康”的步伐。2014年，神座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户、55人。通过发展旅游“集体经济”，2019年，这12户贫困家庭已彻底告别贫困。 “‘神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黄金库’‘聚宝盆’。”年逾古稀的昂堂在村里经营着一家民宿，他表示，当神座村“遇上”旅游业时，才是真的找到了“聚宝盆”。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20年5月，神座村共接待游客41.7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4亿元。旅游集体经济效益好，每年村民的分红水涨船高。阿坝县查理乡党委书记严伯孝表示，近年来神座村村民每人每年都会分到1000元的“红包”，昔日贫困家庭如今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6万元。 在凉山州甘洛县普昌镇哈木觉村，当地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寻到脱贫致富的“密码”。该村通过发展彝绣产业，当地民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4月，四川甘洛县普昌镇哈木觉村，省级非遗项目彝族传统刺绣技艺传承人阿西巫之莫（右五）指导彝族绣娘。） “绣的时候线不要留长了，如果跑纱会影响美观和质量。”10余位彝族妇女围坐在村道边刺绣，阿西巫之莫则在一旁耐心指导。年近六旬的阿西巫之莫从10岁起就开始学习彝族传统刺绣技艺，现在她已是四川省级非遗项目彝族传统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精湛的手艺以及对配色和花纹的独特见解让阿西巫之莫的绣品在邻里间很受欢迎。 “年轻时，邻居们会找我帮忙绣衣服，绣好了他们就给我一些报酬，当时我就想到，我们绣的东西是能卖来赚钱的。”阿西巫之莫于1993年创办彝族刺绣品专营店，成为甘洛县第一批将彝绣带向市场的人之一。 据甘洛县文广旅局公共服务股股长赵健敏介绍，目前甘洛县有上百家彝绣服饰店，从2015年至今，该县彝绣产业总产值已超过2000万元。为了让彝绣走出大山闯市场，甘洛县不仅每年为县里的彝族刺绣工坊提供资金扶持，还定期举行培训，帮助绣娘们提升技艺，绣出更多精美绣品。 “传统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要走向社会，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赵健敏说，在甘洛县的支持下，阿西巫之莫等绣娘的作品多次亮相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展会和手工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彝族传统刺绣。目前，该县还在打造电商平台，设计抱枕、挂件等产品，不断扩大彝绣市场，助彝族妇女们用针线绣出“致富经”。（完）  

居家办公改变房地产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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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梓丰 通常来说，到了8月份就进入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淡季，房屋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都会开始出现萎缩，但加拿大房地产协会（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 l’immeuble）刚刚公布的8月份统计报告却显示全国平均房屋价格超过586,000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18.5％；房屋的销售数量更是创下了史上八月最高的纪录，在所有月销售记录中排名第六，比去年同期增加33%。 距离不再是问题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发，全国都曾处于按下“暂停键”，封闭隔离的状态让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在今年3月和4月之间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打乱了正常的房市淡、旺周期。加拿大房屋与贷款公司（Société canadienne d’hypothèque et de logement）曾在5月份发表报告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经历了几年高速发展的蒙特利尔房地产市场将在未来的2年里遭遇寒冬，不仅销售数量减少，房屋价格也会退回到2017年左右的水平。一些房地产经纪也表示尽管目前的房屋贷款的利率非常低，但因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让很多人不敢购买房产这类资金数额较大、支付期较长远的投资。 就在人们为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担忧时，疫情下居家、远程办公却催生了加拿大房地产的另类繁荣。到5月底的时候，因为目前的低贷款利率和远程工作方式，越来越多的蒙特利尔人选择到远离大城市的加东地区生活，距离蒙特利尔几个小时车程的Rimouski-Neigette、La Mitis、La Matanie甚至十几个小时车程的Gaspésie地区都是他们买房的优选，有的人甚至不亲自看房就下offer。Rimouski的一名地产经纪Michel Michaud表示原本以为疫情下生意会比较冷清，但实际情况是业务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当地住房的上市量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很多原来计划卖房的人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宁愿等一等再说，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给人一种抢房的感觉。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魁省，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等其他大城市的周边房地产也表现出火热的局面。蒙特利尔一家分析公司Local Logic通过对加拿大主要房地产网站Royal LePage、Centris.ca、Realtor.ca 以及RE/MAX上的客户数据分析后发现，在今年2月到8月间，人们的办公室和家庭之间的距离在显著增加，比如渥太华居民的家庭到办公室的距离就从2月份的12.4公里上涨到8月份的16.9公里；蒙特利尔居民的家庭到办公室的距离也从2月份的13.7公里上涨到8月份的18.1公里。 同时，蒙特利尔市政府在7月份公布的人口分布报告显示，蒙特利尔人迁往周边郊区的趋势正在加快。在2018到2019年之间，共有60 605人搬离蒙特利尔，而同一时段来到蒙特利尔定居的民众只有32 715人， 缺口高达27 890，是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年。这些迁居到郊区的民众大部分是25岁到34岁新组建小家庭或者刚添人进口的白领小家庭，86%的人选择临近的Montérégie、Laval、Lanaudière以及Laurentides地区的小镇生活。 魁省房地产经纪人联合会（Associa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courtiers immobiliers du Québec）在今年6月到8月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蒙特利尔岛周边郊区的房屋交易量同比增长在27%到56 %之间。风景优美的Mont-Tremblant地区房屋的平均价格比去年更是大涨56%，而在其他地区，房屋价格的增长幅度都超过20%。比如在Saint-Jean-sur-Richelieu，房屋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24%。当地的房地产经纪表示，以往一般的房屋卖35万左右，今年一般要50万元左右。 多伦多房地产分析师Jason Mercer则认为尽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随着疫情下远程居家办公成为许多人的常态，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随之而来，在购买房屋方面上下班路上需要花费时间的考量就变得微不足道，面积大，能分隔成居住区和办公区且成本低廉就成为优先选项。 舒适才是王道 远程办公不仅催生了意料之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火爆，还带火了装修市场。在民众迫近希望改善居家办公环境，以适应疫情下新生活方式的现实面前，加拿大的房屋装修市场实现了V型反弹。 从春天开始整理庭院所需的黑土、碎木、育苗等产品，到夏天户外的露台、烧烤、游泳池、儿童游乐设施等相关产品，再到后院扩建所需的各种预制建材、木材、家居装饰材料，美加两地的大型家居建材连锁店如Home Depot、Lowe’s、Rona、Canac、Réno-Dépôt、IKEA，甚至兼卖居家产品的Walmart、Costco等商店都忙得不可开交，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缺货、断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房地产咨询公司Altus Group在8月底公布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人去年用于房屋装修的费用达到创纪录的801亿元，远远超过了加拿大整体经济的增长，也超过了国民购买新建房屋的花费。该行业的企业原本期望2020年会是又一个生意兴隆的年份，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民众在房屋装修方面的开支出现断崖式暴跌，不过几个月的封闭隔离和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居家办公趋势，让加拿大人再次敞开消费，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临时工作场所和居住环境。比如让家庭办公室有一个用于视频会议的漂亮背景、建一个家庭健身房、后院增加一个游泳池等等。 包括皇家银行RBC、蒙特利尔银行BMO等在内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也显示，疫情期间授权客户推迟支付超过180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信贷额度（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其中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申请在每家银行中都有大幅增加，尽管这其中一部分钱可能被用来支付账单或还债，但大部分都被用于家居装修。 与此同时，鉴于健身房因疫情纷纷关门，许多人改为居家健身，居家健身器材也因此热销。不少家庭还添置了家用篮球架、活动曲棍球门、蹦床、秋千、滑梯、拆卸式儿童戏水池等体育、娱乐设施。 这次疫情对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产生的影响将是长远的，据加拿大统计局9月4日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在疫情爆发之初开始居家远程工作的340万加拿大人中，近四分三在8月份的时候仍在远程工作，而越来越多的雇主也开始认可、甚至鼓励远程办公或者弹性的工作方式。总之，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将会因疫情这个分水岭而被分割成疫情前和疫情后，疫情后工作模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催生房屋市场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