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收到好友凤姐的微信：今天在办公室吗？大哥想路过一下，取回他那本英文书。 回：正要出门到办公室去，大哥可随时来。 大哥，名叫苏健示，英文名字Kentsou。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加拿大魁北克和另外两位华人设计师掀起了一股时尚风潮，被称为亚裔设计师三剑客。如今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但仍热心公益与慈善。去年在住院期间听说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和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联合搞白求恩奖学金慈善筹款活动，他在病床上委托朋友送来一张支票，七天记者帮他转交给了基金会。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举办的“华裔之光”颁奖中，大哥荣获“中加友谊奖”。 他借给我一本英文书，是一位加拿大驻香港记者写的。 凤姐是加拿大著名的华裔画家、诗人、歌手。从联合国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后，定居蒙特利尔。这位也是爱心人士。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凤姐捐出了自己的一幅油画，为地震灾区筹到5千加元。 到了办公室，从书架上取出大哥的书，准备好。给凤姐发微信：你也来吧？去年你获得的七天文学奖，因为出差，奖品、奖金都还没领呢，正好一起拿。凤姐回：好的。大哥说他一会儿会捐5千块钱，用于抗击肺炎。 又捐款？急忙招呼办公室里的小伙伴们：大咖来访，要给抗击肺炎捐款，采访一下？ 小伙伴们满脸惶惑，仿佛没有睡醒：咋采访？ 视频！ 平日里抢着干活的几个人忽然开始推三阻四：只有一台摄像机在办公室，拍不了。 今天办公室的灯好像不亮啊….. 没有合适的椅子，来了咋坐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总而言之采访不了。 咦？今天这是咋了？ 弄了半天才明白，大家没想着有客人来，更没想着有采访，没化妆，没穿漂亮衣服，不能出镜！ 一致结论：请大咖约个时间来。 哼！你们以为大师是那么容易请的吗？现在自己上门来，还不紧紧抓住机会？ 大家还是摇头，不行！ 哦，好吧，不强迫你们了， 我来。反正我是老人家了，没化妆、没穿漂亮衣服，那又有什么？！ 大家一听，如释重负…….赶紧行动搭建临时摄影棚。苏大侠进门时，摄影棚还没“建设”好，画风如下： 这也太局促，太难看了吧？设计师Albert灵机一动，来了这样一款后期设计： 场记Johnny记录到：秋风扫落叶，太悲凉。 文字记者Isa却说：很棒啊！ 哈哈，一个办公室，审美居然差距这么大。 导演Brenda严肃地对我说：你那一身黑，把光都吸进去了，把自己深深地埋了。她接着又恶狠狠地批评我：你怎么不告诉大咖换身漂亮衣服？ 这采访不是临时心血来潮吗？大咖也不知道要采访啊。要不，我坐在那里，吓得动也不敢动，头也不敢回。感谢摄影师，善解人意，就不要给特写了。 Brenda又嘿嘿一笑：亏得大雪，凤姐没有及时赶到。 嗯？啥情况？ 咱那临时摄影棚坐不下三个人啊…… 唉，真是土八路啊。 视频出来了，小伙伴们谨慎打开，别被吓着了。 剧透一下：苏大侠最后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一张5千加元的支票，他说只要是用于抗击肺炎，给哪个机构， 给谁，怎么用都行。凤姐虽然没有赶到，也表示捐出自己2019年七天文学奖的200元奖金。 各位读者，请和我们一起，给这5200加元善款找一个妥善的去处，既成全苏氏兄妹的爱心，又帮助抗击新冠疫情。请在后台留言或致电七天编辑部514-582-6188，所有出主意的读者均可获得2月22日新世纪交响乐团在市中心举办的交响音乐会入场券2张。 ...

七天记者 颜宏 蒙特利尔市中心Drummond大街上一栋现代化公寓的一层最近刚开了一家华人牙科矫正诊所——Go Orthodontistes，典雅的设计，精心的装修，让每一个进入的人都感到特别舒服，但这里的主治医师却并非新人，而是已经在蒙特利尔行医40多年，在正畸行业名声斐然的牙齿正畸医生吴碧月，她原来的诊所也在同一条街上，并在南岸华人集中的brossard市DIX30也开了一家。 天意人为 吴碧月出生在菲律宾一个有7个孩子的大家庭，父母是在1940左右为逃避国内的战乱从福建移居到菲律宾的。在菲律宾，吴姓是华人七大姓之一，在经济方面对当地华人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吴碧月的父母也经商，而且很成功，但吴碧月从小就向往着自己开拓一片天地。 在那个时代，能确保一个女孩子可以独自谋生的职业似乎只有医生可以选择，学习成绩很好的吴碧月就打算中学毕业后攻读医学，在家人的建议下，她最终决定未来要做个牙医。于是在中学毕业后，吴碧月就来到菲律宾的University of the East大学攻读牙科，牙科毕业后又申请到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攻读牙齿正畸专业。在入读澳大利亚的大学之前，吴碧月利用几个月的假期来到蒙特利尔探望姐姐。闲极无聊时就来到麦吉尔大学医院看看能做点什么，结果看到她的简历后，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马上给了她一个在下属机构——儿童医院（Hôpital de Montréal pour enfants）做牙科住院医（resident）的职位。在儿童医院做了6个月后，当时的顶头上司觉得她是一颗好苗子，就建议她去蒙特利尔大学进一步深造。于是吴碧月就去申请了蒙大的正畸专业，在这个专业每年只录取4、5个人的情况下，吴碧月却以其外国学历背景但拥有出类拔萃的成绩又一次一击即中。 说起这段近乎传奇的经历，吴碧月淡然地表示自己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原本计划去澳大利亚，来加拿大探个亲就留了下来，似乎在每一个需要抉择的关键时刻，路就摆在面前，自己只要顺着走就好了。但我们知道，这些机会背后的勤奋和努力才是这些偶然中的必然。从刚开始时对法语一窍不通，到只用两年时间就获得蒙大口腔正畸学专业高级学位，她以华人特有的坚忍、勤奋和超人毅力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开始上课时，老师说的话她完全不知所云，好在很多涉及专业的法语词汇与英语相同或相近，下了课，吴碧月就要赶快跑到图书馆去找同一内容的英文文献，来消化理解课堂上教授的内容，为下一课的内容做知识储备，如此循环往复，她这个该专业录取的第一个来自亚洲又不懂法语的学生居然比规定时间还短就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的吴碧月回到儿童医院担任临床教授，主要工作是指导刚刚毕业的住院医对患者进行诊治，并于工作的第二年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开设了自己的第一个牙齿整形诊所。 知难而行 口腔正畸学是牙科医学的一个分支，专注于牙齿位置异常和牙齿咬合问题的诊断、预防和矫正，用于功能和美学目的。牙齿正畸医生则是专门从事这一分支的牙医，要通过固定或移动的校正装置检测和校正这些异常，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牙科医生。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业资历要求不同，普通牙医一般需要花上4、5年时间完成D.M.D (Doctorat en médecine dentaire) 课程，而牙齿正畸医生首先就是一名牙医，除了要完成牙科课程外，还需要完成2－3年全职的矫正专业学习；另一个是治疗内容不同，普通牙医主要负责检查和治疗牙周病、牙体病、牙髓病、牙齿修复等，比如补牙、拔牙等；而正畸医生则不治牙病，只做矫形，通过利用一个破坏与再生的机制影响牙槽骨，对牙齿施加一个恒定且合适的力，让牙齿慢慢移动，最终把牙齿排齐，调整好牙齿之间的咬合关系，预防牙周病。这种排齐不只是科学上的考量，同时也包含很多艺术和美学的考虑，让患者的面型和五官更美，展现出完美的微笑曲线。 1975年，当吴碧月读完正畸专业毕业时，做一名牙齿正畸医生并不容易，不仅入行的门槛高，还需要有一定的关系才行。那时候不像现在传播业这么发达，人人可以通过网络轻易获得信息，那个年代正畸医生的顾客主要来自于普通牙医的推荐。而吴碧月初来乍到，根本没有认识的牙医。好在她的家境好，承担了她全部的经济压力，可以让她不用考虑生活费用而保持初心。 其实在她入读正畸专业时，就有很多人对她的决定表示不解，首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男性的工作，你一个女人能干吗？还是一个小小个子的亚洲女子。其次，那时候的牙齿整形并不流行，拥有关系网的本地正畸医生都不一定能招徕足够的客人，你一个无根无基的外国人怎么行？本地人不认你，华人可能找你，但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可吴碧月并没有受到这些悲观言论的影响，她坚定地认为只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别的先不要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自然会被克服，钱也会自己来。 正是源于这份自信和豁达，再加上精湛的技艺和勤奋的工作，吴碧月在这个基本由白人掌握的领域硬是撕开了一片天。她记得蒙大毕业再次回到儿童医院担任临床指导教授时，因自己年龄小（吴碧月跳过级，又在菲律宾读的牙科，较本地学生节省了大学预科、牙科实习以及录取间隔等约4、5年时间），又是亚洲面孔，她带的那些刚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住院医刚开始对她很不以为然，然而等他们到了病房，针对患者的治疗情况开始讨论时，这些不以为然很快变成了肃然起敬，先是对她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切入机理的治疗手段，等到矫正效果显现，更是对她心服口服。 回到儿童医院不久，吴碧月就以出色的工作被提升为牙齿正畸科主任，这引起了一个工作年龄比她长得多的同事的不满，找到吴碧月要跟她谈一谈。吴碧月就对他说“要谈可以，请你先坐下来”，因为那个人比自己高很多，如果不坐下来，吴碧月就得仰视着他说话，而不是眼光平视地进行交流。那个同事坐下来后，吴碧月开始讲述自己作为主任的工作规划以及对现有病人的治疗计划，听完之后，这个同事心悦诚服，不高兴的情绪完全被打消，并表示很愿意和她合作，以后的岁月里两个人也确实合作愉快。 母子同心 在儿童医院的诊疗和教学工作，不仅帮助吴碧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还帮她建立了自信，于是在毕业工作不久之后，雷厉风行的吴碧月就开设了自己的牙齿正畸诊所，当时只有一张治疗床。三年后增加到三张治疗床，还请了一个助理，她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慕名而来，从一开始来自儿童医院的小病童，到病童家属、朋友的推荐，到诊治过的患者带着自己的下一代找上门来，吴碧月的小小诊所变得越来越红火。 到了1998年，大批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香港人来到蒙特利尔。这些人携带大笔资金，到了蒙特利尔后买房子、买生意，改变了本地的消费市场面貌，也让吴碧月的客人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华人父母很注意孩子的牙齿状况，一旦发现问题，即使普通牙医没有建议，他们也会带着孩子来做正畸咨询。吴碧月人耐心，治疗效果好，价格公道的口碑渐渐在华人中传播开来，来的华裔客人也越来越多，子承母业的儿子也在5年前加入到这份有前途的事业中来。目前母子二人同心协力经营两间现代化的正畸诊所，为不同地域需求的客户提供周到满意的服务。 两代正畸师：吴碧月和儿子吴家龙（Nicholas Go Thorpe） 吴碧月的儿子吴家龙（Nicholas Go Thorpe）从小跟着母亲给患者看病，耳濡目染的也对牙齿正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麦吉尔大学读完牙科后，又到美国加州著名的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深造。这所成立于1851年的美国一流国家级大学，其最受欢迎的5个科目里就包括牙科。掌握了最前沿的正畸技术，带着最先进的治疗理念，学成归来的吴家龙很快独当一面，已经在牙齿正畸界创出了自己的名气。小小年纪的他不仅是隐适美北美地区的讲师，还担任麦吉尔大学牙科专业的助教。 与时俱进 随着牙齿正畸技术的进步，吴碧月的诊所目前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的铁丝箍牙矫形的方法，转而采用更美观、更快捷的隐形牙齿矫正器隐适美（Invisalign）。它是通过一系列透明的，可自行摘戴的无托槽隐形矫正器来正畸的。这种隐形矫正器的好处一是见效快，通常使用铁质矫正器需要2-3年，使用隐适美只要1-2年；二是量身定制，它有专用的摄像头来扫描每个患者牙齿的原生态，专用的软件来模拟牙齿从原生状态到排齐的每一阶段进程和最终效果，通过3D技术建立精确的矫正器模型，可谓真正的私人订制；三是美观便捷，这种矫正器完全透明，不影响外观，还可随时拿下，不影响吃饭和清洁牙齿；四是避免出现紧急情况，不会出现像金属牙箍那样突然断裂，需要紧急就医的情况。 其实，在牙齿正畸领域，无论使用哪种矫正器都只是牙齿正畸的工具而已，而正畸效果好坏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医生的治疗计划和操作技术。牙齿畸形的情况千差万别，治疗计划也因人而异，经验积累较多的医生在设计方案的时候能更好地把握患者的情况以及预测最终的矫治效果；同时牙齿矫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次见医生时牙齿状况都略有不同，对医生的操作技术要求极高，所以说患者对正畸效果是否满意取决于医生。同一口牙齿，经过不同医生的手，最后出来的样子可能完全不同。 吴碧月则两者兼具，在她40多年行医生涯里见过形形色色的患者，最小的5、6岁，最大的79岁，直到现在她还担任着儿童医院指导教授的职务，操作技术一流，临床经验丰富。2018年，在Las Vegas举办的北美隐适美高峰（invisalign summit competition）大赛上，吴碧月诊所的治疗效果获得第四名，主治医师吴碧月和吴家龙的高超技艺也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刚刚在英国伦敦召开的隐适美300论坛（Noble 300 Invisalign），吴碧月和儿子吴家龙都是受邀与会的全球300名正畸医生之一。 关注慈善 吴碧月不仅在自己的职业领域里出类拔萃，其他方面无论做什么也都要力争做到最好。比如2018年满地可中华医院成立一百周年的慈善晚宴，吴碧月担任共同主席，筹得了破天荒的75万善款。 吴碧月最早和中华医院结缘也是在一次筹款晚宴上，那是她刚刚开始独立行医的第二年，几乎什么人也不认识，独自坐在一角。晚宴过程中，主持人呼吁为中华医院迁址筹款，但在座的人没有一个站起来。吴碧月的先生就鼓励她站起来，她知道自己开业不久没有积蓄，犹豫不决，但先生坚持要她站起来，并安慰她做得到，于是吴碧月站了起来提出捐款5千元。在她的带动下，现场的另外几名医生也相继表示捐款，气氛逐渐热烈起来，大家都踊跃捐款。最后，社会各界为中华医院迁址筹得了25万元善款。这次之后，吴碧月和她的先生开始和中华医院建立了联系，并长期担任中华医院的筹款义工。 有一天，中华医院的董事会找到吴碧月，希望她能承担下一年筹款晚会的共同主席。当时中华医院希望筹集38万元用于更换老人家们使用的病床，而之前的一场筹款晚宴办下来也就能剩7、8千元，但吴碧月没有被这个数字吓到，而是积极开始行动。在差不多一年的筹办时间里，除了日常工作，在几乎所有的闲暇时间里，她就抱着厚厚的蒙特利尔电话黄页挨个打电话问接电话的人要不要捐款给中华医院，要不要购买筹款晚会的票，要不要在晚会上做广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华医院董事会尤其是 Boucher医生和自己先生的协助下，那年筹款晚会办下来，果然筹得了所需的38万元款项。 继承慈善衣钵的女儿Natasha Thorpe 吴碧月的乐善好施不仅影响了周围的人，更把这份爱心传承给下一代。蒙大设计专业毕业、创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的女儿吴家姗（Natasha Thorpe）早在6、7年前就开始为中华医院基金会做义工，学工业设计的她为筹款活动设计门票、宣传单、宣传册、背景版等所有涉及美术设计的地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介绍中华医院和它的筹款活动，吸引更多的本地年轻人加入进来，今年更成为基金会最年轻的委员，为增进中华医院老人的福祉而忙前忙后，今年中华医院筹款晚会上她更是亲自设计了主题“蝶恋”。 多年来，吴碧月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走出一条华人移民的成功之路，个人生活也经营的美满幸福，还培养出一双中西合璧的优秀儿女，更把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等优良品德践行于日常生活，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一个移民成功地融入本地社会”，值得每一个华人思考和学习。 ...

——访著名服装设计师苏健示 七天记者 梦溪 近几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国人审美水平的提高，在国际时尚界，不断涌现出一个个华裔时装设计师的名字，他们中有早已蜚声国际，家喻户晓的Vera Wang、Alexander Wang、Anna Sui等艺术大师，也有扎根本土，走向世界的王陶、吉承等时尚新锐，他们以一己之力，改变时尚圈对“中国制造”的偏见。其实，早在40年前，在那个中国人刚刚摆脱以蓝黑灰为穿衣主旋律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就有几位华裔设计师在欧美及亚洲时尚界刮起一股股旋风，掀起一朵朵浪花，造就了一段段时尚传奇，至今仍在延续。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其中的一位。 他叫苏健示，英文名Kentsou，是蒙城著名女画家苏凤的哥哥。2019年6月28日，在苏凤的引荐下，我们来到苏健示位于圣劳伦斯河边的工作室，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服装设计师。这是一个非常豪爽、直率、幽默的人，带着艺术工作者所特有的乐观和热情，没有丝毫名人的架子。尽管腿伤刚刚好，左腿上还绑着束带，行动很不方便，但接到我们的采访预约，还是毫不犹豫地向医院请假。采访过程中，他散发出比我们采访前想象的时装设计师更丰富的内涵。工作室的书架上除了一本本珍贵的设计手稿，还摆放着许多颇有思想的书籍和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珍品。这让我们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苏健示也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好奇，缓缓道出了答案。 设计师炼成记 1946年，苏健示出生于福建一个慈善商人家庭，童年时即随家人一起移居越南，由于乐善好施，他的父亲苏允泰很快成为当地的福建华侨领袖，他自幼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越南上完小学及中学后，为了躲避战乱，苏健示被送到香港求学，攻读珠海学院，后辗转来到蒙特利尔定居下来。 从小，苏健示就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喜欢美的东西，对艺术有独到的追求。从香港珠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他任职于香港一些百货商店，凭借自己的眼光，担任时尚买手，初入时尚之门。1971年，苏健示来到蒙特利尔参加姐姐的婚礼，这次魁北克之行让他爱上了这片说法语的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并进入舍布鲁克大学（Sherbrooke University）学习市场营销，在蒙特利尔这个时尚之都，苏健示如鱼得水，他逛遍了这里的时装店、采购店，看到了最棒的设计，最新的商品，这些都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时装的热爱，他说：“我喜欢这里的文化，我看到年轻一代在这里有很多机会。”于是在1972年，他毅然决定要学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并进入蒙特利尔拉萨尔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学习。这是加拿大最大的服装综合学校，以设计见长，苏健示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为他走上著名服装设计师的职业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职业生涯一开始，苏健示并没有马上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而是进入到蒙特利尔辛普森百货（希尔斯百货前身）的男装部从事采购和销售，由于能够充分地将设计与商品行销相结合，苏健示不但帮助公司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采购系统，而且也培养了自己精准的市场眼光和出众的营销能力，从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让他明白“无论你在卖什么，广告和营销都是成功的关键”，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后，苏健示从蒙特利尔搬到了温尼伯，在韦斯特科特时装公司，担任造型师，开始投身时装设计领域。这份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年轻男装的用色和用料技巧，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时装系列的整体把握和商品化流程的学习，让时装设计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进入实操阶段。 几年间，苏健示努力工作，这不仅是凭着一腔热血，还因为身上背负着一个家族的责任。身为家里的男丁，他在困难时期帮助养家糊口，并且在1975年越战后设法让家人离开越南，1978年，一家人终于在蒙特利尔团聚。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苏健示越做越出色，在时装界大展拳脚。回到蒙特利尔后，他参加Queens Wear公司的女装设计工作，创新性地将男装的设计理念应用到女装系列中，他的设计注重细节，一纽一扣一色一线无不体现出设计的巧思。很快，苏健示就凭借为Modasport设计的女性休闲运动服系列一炮而红，走向了品牌设计师之路。 大家的成长之路 在此之前，苏健示一直是品牌的“幕后英雄”，但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鼓励他创造自己的品牌，当时蒙特利尔著名的高级时装店Daymor也希望苏健示为他们设计自己的系列，思考良久后，苏健示决定接受这个“他无法拒绝的建议”。1983年，以沉淀下来的设计能力为基石，苏健示创立了以自己英文名字命名的品牌“Kentsou”，并开始进入市场，这一系列全部在香港制作，一经推出就在整个加拿大大受欢迎，香港时装的制作水准也受到了加拿大乃至国际市场的认可。在欧美设计师占据绝对主流的当时，横空出世的华裔面孔苏健示，使整个市场为之震惊。 在采访过程中，苏健示拿出了一本本手绘稿为我们讲解，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第一手的“Kentsou”设计原稿和照片资料，我们这才明白，为何一个华裔设计师的作品，会在当时成为西方人争先恐后追逐的目标。虽说已经是30多年前的作品，但是设计之实用，面料之考究，让人感叹放在今天也丝毫不会过时，反而是近年非常流行的复古风的最佳展现。 图说：苏健示与身穿Kentsou品牌时装的模特合影 这得益于苏健示独到的设计理念，他的设计不受地域、文化的限制，又非常擅长面料、色彩变化的组合，向消费者推出“穿出自己的风格”的概念。普通人一想到时装界，往往会和夸张的造型，昂贵的材料联系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高级时装。苏健示清晰地认识到时尚圈中的“西方审美决定论”是需要改变的，高级定制服装满足、取悦的只是少数人，像当时进入加拿大市场的许多欧洲品牌固然漂亮，但大多都过于昂贵。大多数加拿大消费者，虽对时尚有渴求，但不具备经常消费高档奢侈品牌的能力，平价时装产品正好可以满足这类人群的需求。尤其对于职业女性消费者来说，她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穿的优雅、时尚、符合知性女人的审美，同时也要确保自己能够消费得起，因此，苏健示奉行的是“以最适宜的价格，提供时尚和品质”，三位一体。他说：“我的衣服不标新立异，而是重实际，重格调，表现个人的性格。我要不论任何女性，当她看到我的设计，都会深深折服：‘这正是我要的衣服’。” 作为一名设计师，苏健示的作品不仅限于女装，他所设计的男装、运动装，都以时髦、易穿、实用、不昂贵为设计原则，尊重客户心理，满足客户需求。在穿衣风格上，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穿衣“5W”原则：选择何种风格（What Style），什么场合穿着（Where），穿着时间（When），以何种身份、年龄穿衣（Who）和穿着的目的（Why）。苏健示说：“如果大家在每一次穿着打扮前都先思考这五个原则，或许就能掌握正确的穿着诀窍，穿出自己的个性来。” 在荣誉中延伸 在时装界的成绩越来越好，为苏健示带来了许多荣誉和名气。1982年，他被时尚杂志《GQ》评为“全国十大有型男士”之一，共同上榜的还有加拿大前总理、开辟了中加关系里程碑的老特鲁多；同年，他入围了加拿大时装设计大奖Clairol Fashion Awards的决赛，这是当时加拿大时尚界的重要奖项之一，入围条件相当苛刻，作为华裔设计师，闯入决赛就更不容易；1986-1987年，他连续两年受邀为加拿大小姐竞选设计多套比赛服装，包括运动休闲、潮流服饰与典雅晚装等。 图说：“时尚先生”苏健示 在当时，许多贵人名媛都是苏健示的座上宾，连加拿大联邦前总理马尔罗尼的夫人米拉·马尔罗尼（Mila Mulroney）都曾光顾、称赞他的作品。许多比赛以及演出的服装都出自苏健示的手，苏健示为任何一场秀或演出做服装，最大的坚持是一直要在后台亲自打点。他说：“设计的时装是我个人的作品，但当它穿在模特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创作，我要教她们怎么走，怎么演绎才是最好看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些衣服。”他与许多演艺圈的人士成为朋友，台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教育家王秋梨的多套演出服，就是由苏健示打造的。 除了加拿大，他也将足迹扩展到亚洲、欧洲，作品收到了不少来自欧美、日本甚至大陆的订单。1986年，香港时装节联合加拿大老牌百货公司“伊顿百货”在全加的93个伊顿中心举行时装展销活动，苏健示作为伊顿的合作伙伴，准备了大批新品，吸引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和投资人。1988年，苏健示应经营成衣销售的台湾加德企业集团之邀担任设计总监。受当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服装零售业都不景气，然而在一片行业寒冬中，加德却是欧美几家大零售商主要的成衣供应商之一，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就是靠苏健示所谓的“行销导向型设计”理念。在成衣设计之外，苏健示还将多个欧洲品牌 “G.FERRE”、“CHLOE”、“OZBEK”等引进到台湾、香港甚至大陆，原意只逗留台湾两年的他，被不断挽留，在不知不觉间在亚洲工作超过了20年，慢慢地，他与中国时装界的接触越来越多。 1998年，苏健示获颁“海外优秀青年”奖，表彰他为华人争光。1993年，苏健示应广州电视台邀请，作为海外优秀设计师代表参加“中华名师之夜”秋冬服装秀，他是唯一获邀、也是第一个在大陆电视媒体上亮相服装秀的加拿大设计师。 但是，对任何人来说，成功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苏健示也不例外。作为事业扎根在海外的华裔设计师，除了要面对灵感匮乏的状况，早些年还要克服外国人对黄皮肤的偏见。苏健示说：“在服装设计领域，以前的中国人真的没有话语权，说起亚洲，老外们可能只知道‘Made in Japan’，但是我们华人有韧劲，肯吃苦，我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只要你的东西做的够好，自然能够被人看到，自然会得到认可。在任何时候，我都记着自己是中国人，在我的服装秀上，我喜欢穿中山装出场，好让外国人看看我代表着中国。”接着，他不无感慨地说道：“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啦，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像任何奋斗在海外的华人一样，看到祖籍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苏健示也感到与有荣焉。 苏健示现在已经不再工作在设计一线，而是以顾问的身份帮助很多新人设计师。最近几年，他回国参与一些设计与走秀的工作，对于中国设计界一路以来经历的从对传统文化妄自菲薄到重视自己的文化符号，从贴牌生产到品牌意识，从抄袭山寨到崇尚创新的一系列改变看在眼里，深深为我们能拥有文化自觉和设计自信而感到欣慰，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苏健示说：“现在国内的一些独立设计师，很多时候是凭一些机遇，或者是设计师自己的家庭背景，或者是遇到的投资人的想法，并不是以这个人对设计多专注、对时尚多专业而成功的，这样很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苏健示认为，为了培养这些有才华的设计师，国内在机制方面还需要向海外学习，这也是他一直在努力的。 图说：1984-1985秋冬季时装流行趋势杂志上刊登的Kentsou牌女装 一心向善    精彩生活 在蒙特利尔生活了几十年的苏健示，早已把这里视为家，这座城市里还有他的母亲、姐姐、妹妹。苏健示在工作之余，特别关心蒙特利尔华裔社区的发展，热心公益。聊起过去，苏健示回忆起自己的父母当年在越南开办“福善医院”免费为老百姓看病的事，“福”代表着福建，“善”是善举的意思，几个孩子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都是在积德行善的教育下长大的，现在各有成就，也想为自己的族裔做些事。 1988年，满城华人服务中心举办慈善走秀晚会，苏健示带着自己最新季的服装参加晚会，两天的时间共筹得近200万加元善款，全部捐献给了满地可中华医院基金会，用于社区的医疗救助和社会服务。这一次趁着采访的机会，苏健示还托七天传媒给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MUHC）带去一点儿捐赠，一张薄薄的支票里饱含了大大的心意。 设计工作有时讲究分秒必争，造就了苏健示雷厉风行的性格。退休之后，他也不愿意闲着，喜欢去往世界各地到处旅行，看到有趣好玩的东西就收着，尤其钟爱乌龟。他说：“走在路上太闷了，就喜欢往有特色的地方钻，我看到大多数店里都只卖寻常的工艺品纪念品，鲜少有卖乌龟的，我就喜欢那些不寻常的东西。”艺术家的因子，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苏健示的工作室里，各种形状、材质的乌龟相关模型摆满了架子，像一个“乌龟家族收藏馆”，让人看得应接不暇。讲起这些“宝贝”们的来历，苏健示如数家珍，兴奋得像个孩子。 聊到最后，笔者为苏健示的才华、有趣、豁达、通透所钦佩，衷心祝福他身体健康，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图说：苏健示委托七天传媒主席尹灵转交一张支票给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MUHC） ...

——记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义务摄影师吕焕泰 七天记者 颜宏 2016年，七天传媒10周年庆典上曾表扬了一批无私帮助“七天”的义工，其中就包括记录了“七天”10年发展过程中经典历史瞬间的义务摄影师吕焕泰。在借着“七天”的平台进入蒙特利尔的华人社区后，吕焕泰积极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文艺特长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几乎每叫必到，可以说蒙特利尔华人社区最近十多年的历史都在他的镜头里。 他不但是“七天”的义工摄影师，还成了华人社区的义工专业户。 和光影结缘 1948年，吕焕泰出生在上海，可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伴随新中国成长的步伐走过了童年、青年、壮年，见证了新中国70年来的风风雨雨。 读书毕业后，吕焕泰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下属的电影技术厂，曾任配光、洗印、摄影等，主要负责电影拷贝的制作，从此和光影结缘，这一干就是14年。后来随着经济改革的热潮，他先后担任上海影技厂浙江联营厂经营厂长、柯达连锁店分店经理和实业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吕焕泰被调到上海影视乐园负责市场营销策划直到退休，他的主要工作是把上影厂的影视基地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中国电影文化。 随着女儿移民加拿大，吕焕泰生活的重心慢慢向加拿大转移。 七天引进门 2006年，吕焕泰应女儿的邀请来到蒙特利尔，第一次来到陌生的蒙特利尔，让他感慨万千。 在一篇《我与七天》的征文中，吕焕泰回顾了自己来到蒙特利尔之后的心路历程，他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刚来时的新鲜感慢慢变淡，越来越觉得寂寞难耐。好在小外孙刚出生，看着他红扑扑的小脸，我和爱人既欣慰又幸福，但仍是时常＂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总觉得生活还缺了一点什么…… 一天，吕焕泰无意中在《七天》报上看到了七天组织读者参加＂看军舰摄影比赛＂活动的信息，立刻和爱人欣然报名。这次报名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了一块石头，给他们单调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一朵美丽的浪花，令他们兴奋无比。 吕焕泰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2006年9月20日，是他们来到蒙特利尔后第一次自己走出家门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那天天公也作美，阳光明媚。他们来到活动的举办地——蒙特利尔老港，登上了威武高大的加拿大皇家海军弗雷德雷克号军舰，这艘曾在海湾战争中服役的加拿大军舰，是在完成一项叫做“链接”的使命，行驶到了蒙特利尔。应加拿大国防部的邀请，“七天”组织了这次摄影比赛。 初登大型舰艇的吕焕泰和其他人员一样，兴奋地在甲板上四处参观，和军舰上的官兵互动，激动得拿起心爱的照相机拍摄了一组组有意义的照片，然后按照比赛要求，将照片发给了《七天》编辑部。 在以后的几天里，吕焕泰依然陶醉在老港的美景和军舰之旅中，却意外地接到“七天”的通知，邀请他出席评选、颁奖活动。在加拿大国防部蒙特利尔办公楼的大厅里，参赛照片被投影仪打在银幕上，一一展示，他的作品《兄弟》获得了二等奖，由国防部的一位将军颁奖，这让吕焕泰倍感荣耀和自豪。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七天编辑部组织读者到金斯顿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参观，他和爱人都获邀参加。为期三天的军旅活动，免费食宿，参观军营、课堂、体育馆、训练场地，与官兵同吃同住，体验加拿大的部队生活，还有其他耳目一新的活动，这再一次让他兴奋不已。 除了摄影，吕焕泰还参加合唱，军营回来后又忙着参加“七天”组织的其他活动，在忙碌中喜悦着，几乎忘了上海…… 从那时起，应该说吕焕泰才真正在心理上把蒙特利尔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蒙特利尔的华人社区也有幸多了一位热心的义工摄影师。 社区摄影师 皇家军事学院回来，应参加活动者的强烈要求，七天读者俱乐部应运而生。2007年4月举行了“七天俱乐部”成立典礼，吕焕泰不仅是摄影师，还是大会义工，同时做为七天俱乐部合唱团的成员参加了七天俱乐部成立晚会的演出，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从此进入蒙特利尔华人社区担当义务摄影师而一发不可收。 吕焕泰性格随和，和谁都合得来，从不把意识形态的差别放在心上，对谁都一视同仁；他的摄影技艺精湛，不计报酬，务实肯干，只要公交车能到的地方，他都不会要求活动组委会接送；最难能可贵的是，每次活动结束后，不管多晚，吕焕泰和爱人印海源都会把拍摄的照片整理出来，再把精心挑选的部分第一时间发给主办方。尽管有的人收到照片后毫无反应，连句“谢谢”都不说，吕焕泰也不计较，下次依然照发不误。 受长期影视拍摄的熏陶，吕焕泰对镜头表现很有心得，每次拍照时，特别是在拍摄大合影时，他都不厌其烦地指挥拍摄过程，指导入镜者坐姿、手势，所以他拍出的集体照画面布局合理，每一个人都图面清晰，精气神儿十足，无透视变形，当然更不会出现有人闭眼睛的情形，很快华人社区就都知道，摄影的活儿交给吕焕泰沟通起来舒心，反馈及时，拍摄效果更是让人放心。 吕焕泰很快成了华人社区的宠儿，无论是各个同乡会组织的小活动，还是华人社区组织搞的大活动，抑或国内艺术团体来蒙特利尔演出的官方活动，吕焕泰都是主要摄影师之一，记录下一个个重要的时刻。比如华总会40周年大庆，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每年组织的春节和国庆招待会以及七天组织的重要活动，吕焕泰都是主要摄影师之一。 忙碌的艺术团总监 “人品好、技术精”为吕焕泰赢得了口碑，赢得了社区的尊重，吕焕泰和爱人也感觉蒙特利尔的华人社区像个大家庭，自己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们最终决定尊重女儿的意愿申请团聚移民，并于2013年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 心里踏实的吕焕泰夫妇一直在想能为“七天”做点儿什么。从2006年秋天“七天”组织看军舰摄影比赛，到2007年4月七天俱乐部、七天俱乐部合唱团成立，他们夫妇只要在蒙特利尔，就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那时《七天》报只有12个版面，社区活动也不多，加上有像他们夫妇一样热心的义工，七天俱乐部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深受读者喜爱。 2012年七天传媒旗下《七天商业周刊》开始发行，随着版面的增多，编辑任务的加重，再加上七天俱乐部合唱团指挥前往美国和家人团聚，合唱团的工作渐渐停滞。吕焕泰夫妇离开一段时间回到蒙特利尔后，心里很着急，曾想帮助七天俱乐部合唱团重新恢复活动，但由于当时七天编辑部每周忙于70多个版面的编辑，加上要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实在忙不过来，七天俱乐部合唱团的事儿就搁下了。 2015年，为配合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衔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在蒙特利尔举办的“五洲同春”海外春节联欢晚会，应蒙特利尔华商会的邀请，吕焕泰和爱人牵头组建了华商会艺术团，爱人印海源担任团长，吕焕泰担任总监，给艺术团成员讲授乐理知识，在艺术团排练时拉手风琴伴奏，在艺术团演出前联系场地，找赞助，艺术团演出时拍照，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丰富了蒙城华人的文化生活。 这个艺术团自成立以来，除了为殷秀梅演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伴唱，为董文华演唱《春天的故事》伴舞外，还参加了春节庙会、迎春灯会、华人社区庆祝中国国庆升旗仪式及庆祝晚会、加拿大日国庆游行腰鼓方阵、国际龙舟节，在蒙城西人社区和绍威尼岗市宣传中国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吕焕泰对《七天》说：这期间大小活动有50多场呢。 2015年6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场演出”在蒙特利尔艺术广场举行，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文化中国”艺术团和本地的华人华侨艺术团体联袂演出，由华商会艺术团108名业余歌手演唱的《黄河大合唱》以滂沱的气势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作为艺术团的负责人，吕焕泰夫妇倍感自豪和骄傲。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欠佳的吕焕泰在2017年辞去了艺术团总监的职位，逐渐减少了在社区的活动。虽然他出现的少了，但华人社区并没有忘记他，经常有朋友去家里探望、拜访。 熟悉吕焕泰的人都知道，他做得一手好上海菜，比一些餐馆做的都地道，大家一起吃吃谈谈，高兴了又唱又跳，有吕焕泰的手风琴伴奏和专业摄影，大家玩的很开心，其乐融融。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女儿的工作变动，吕焕泰和爱人要搬去温哥华了。想到要离开给他带来无限欢乐、带来满足感和成绩感的蒙特利尔，吕焕泰感到很遗憾，也有些黯然神伤。 相信凭着吕焕泰的人品和才艺，他一定会在温哥华的华人社区结交到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照样生活得如鱼得水。 ...

——加中友协名誉会长李光华教授剪影 七天记者 颜宏 李光华教授接受七天传媒采访 / 七天传媒图片 1967年，蒙特利尔举办了世界瞩目的世界博览会，那时的加拿大大约只有两千万人口，却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千多万游客，开展的第三日创下单日参观人数五十六万九千的最高记录，可说是世博会一百多年历史中空前成功的一届。这届主题为“人与世界”的博览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组织设立了展馆。世博会的主题展览虽在1968年结束，但许多处在L’île Sainte-Hélène岛上的场馆却保留多年，并在每年的6月到9月间开放接待游客，这其中就包括中国馆。 67年世博会开幕时，中国还没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馆是由当时的台湾政府负责的。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馆也顺理成章地转由新中国政府负责。1972年，新中国首次派团主办了中国馆的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与红色中国近距离接触，展览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认识中国的观众。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第二年的展览中国无法派出人员，而本地加拿大人，甚至许多美国民众都期盼有关中国的展览能继续办下去，加拿大的联邦、省、市三级政府也希望华人社区能够承担中国馆的展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本地的众多热心人士于1973年5月成立了蒙特利尔加中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加中友协）来负责中国馆的运作，加中友协第三任会长李光华教授由此开始了自己十多年的中国馆“馆长”生涯。 人生轨迹 李光华祖籍广东，1934年出生在梅县，四岁时随父母下南洋，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生活，受教育，1969年移民到加拿大。先是来到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促进中加建交的林达光教授指导下准备硕士论文，同时担任林教授的研究助理。毕业后进入John Abbott College学院教授人文、哲学和宗教课程直到退休，他教学的重点是涉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自他退休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该学院的这一课程只好无奈地暂停。 李先生继承了林达光教授的衣钵，在努力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到本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为推动加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帮助本地人士认识新中国和中国文化，为加强、发展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影响范围最大的就是67世博会中国馆的展览。 代理“馆长” 初衷为了保证中国馆的展览持续举办而成立的加中友协后来一度发展成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对华友好组织，在魁省内发展了9个分会，最多时拥有1,000多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非华裔。而李先生先后担任该协会的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为促进和加深加拿大民间对新中国成就和变革的了解，为发展加中两国民间在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73年到1985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加中友协都是中国馆的主办者或中国参展团的协助者。偌大的展览从主题选择到展品筛选到打包运输都需要和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而展品运到蒙特利尔后，又要拆包、陈列、布展、培训讲解员，每年光是讲解员就需要40多人，还要在每年的6月到9月之间开门迎客，接待观众几十万人，展前展后，事物繁多，全部由以李先生为首的加中友协会员完成。这些会员大部分不是华人，有白求恩大夫的生前好友、熟人以及在麦吉尔医院的同事，还有魁北克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他们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但都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都愿意义务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民争取朋友。 为了增强效果，除了常规的陈列文物、工艺品、书刊、绘画、图片等展品外，中国馆还举办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吸引当地人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比如中国馆有一个文艺表演队，备有中国50多个民族的服装，包括李先生孩子在内的中外演员每天演出至少两场，通过音乐、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形式向观众介绍中国文化。除了在中国馆里的演出，为了扩大影响，文艺表演队还在Place des Nations广场进行演出。中国馆还设有电影院，放映有关中国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比如旅美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红灯记》和《黄河》纪录片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李先生很骄傲地表示，加中友协曾出资七千多元购买了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表现红色中国的作品《愚公移山》来放映，七千多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目，都是加中友协的会员们捐赠的。 中国馆还经常主办各种讲座，许多中外演讲嘉宾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向观众介绍绘画、书法、针灸、剪纸、面人、微雕等独特的中国文化艺术，让本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 李先生自豪地回忆说：“每年中国馆都是后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除了本地加拿大人前来参观外，还有从美国特意赶来的，最多时接待过三、四十万观众。” 而这份荣耀的背后则是辛苦的工作。4个多月的展览期间，李先生每周要工作五十个小时以上，比他的正常教学工作繁重得多。不仅他一个人忙，还把全家人都拉来帮忙，太太古玉英当时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工作，下了班和休息日都要来展馆帮忙。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还小，最小的还不到4岁，两个大人需要呆在展馆，只好把孩子们也都带来，在那里吃饭、玩耍、洗澡、睡觉……常常是每天清晨把尚在熟睡的孩子抱上汽车赶往展馆，深夜回来时孩子们已经又在车上睡着了，以至于有的邻居们认为他们家这所房子里根本就没人居住。 李先生一家为中国馆殚精竭虑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很多人，朋友、同事、邻居还有中加友协的会员纷纷来帮忙，或是在展馆里帮忙，或是帮忙照顾孩子，做家务。就是这些普通人，这些热心的中加友好义工使得这个庞大的展览在十多年时间里成为展示中国悠久历史和博大文化的舞台，成为北美民众认识、了解新中国的窗口，极大地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影响力。 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 特鲁多带着两个儿子，包括今天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来到中国馆，他们父子三人兴致盎然地在馆内参观，还观看了馆里的文艺表演。多年后，当李先生再次见到已经成为加拿大新一届总理的小特鲁多时，他依然记得当年的参观经历 义工“家长”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渐渐打开国门，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始陆续派出留学人员来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学习，而拥有雄厚教育资源的蒙特利尔也成为一些留学生的目的地。那时来蒙特利尔的留学生多数要从欧洲转机，降落到蒙特利尔的Mirabel机场。这个机场距离市区55公里，极为不便，加拿大政府曾于1975至1997年，强迫所有国际航班必须由此机场起降，但后来不得不面对现实把国际航班迁回现在的特鲁多机场。那时候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对国外一无所知。李先生和太太就主动承担起接送、向导和安顿的任务，以至于许多留学生未踏出国门前就已经知道蒙特利尔有位热心的李先生会提供帮助，心理踏实了不少。 那时候，只要有留学生过来，李先生就会开着车去机场接上他们，送到已经联系好的住所，放下行李，安顿下来，再带他们出去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熟悉周围的环境和交通路线，讲解相关的生活常识，给这些人生地不熟的留学生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李先生不仅帮助初来的留学生，还在周末和假日邀请留学生们来家里做客，消除他们身在异乡的孤独感。到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李先生一家更是会和留学生们一起包饺子、做中国菜来共同庆祝，时间晚了，几十个人干脆在李先生家打地铺，其乐融融，仿佛家人一样。 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兰立俊和李光华夫妇 2004年接替梅平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后来的大使兰立俊、将军谷景书、海军少将杨毅等许多人在加拿大留学时都曾经受到李先生和家人的照顾。在加拿大时，他们把李先生的家当做自己的家，学成归国后，他们依然和李先生保持着联系，在李先生有机会回国访问时，他们也总是积极联络，想方设法聚一聚。 李先生除了在生活上照顾这些留学生，还吸引他们参加到加中友协的工作中，创造机会让他们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交流、工作和生活。比如，吸引他们到中国馆和本地义工一起参加展览工作，担当讲解员；再比如安排他们到加中友协的其他会员家中小住，和本地人朝夕相处。 义务“接待员” 除了接待和帮助留学生，李先生和加中友协还邀请和接待过众多来加拿大访问的各类中国代表团，少则一二人，多则上百人。1977年，加中友协曾接待庞大的、由150人组成的上海芭蕾舞团来蒙特利尔访问演出。访问期间的一次联谊会上，加中友协安排了英语、法语、普通话和广东话翻译作陪，很好地消除了宾客之间的语言障碍，让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联谊会获得空前成功，在社区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84年，李先生组织蒙特利尔加中友协和各界侨团为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是中加建交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加拿大。赵紫阳回国后在给李先生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对加拿大的访问记忆犹新，和大家亲切会面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通过这次访问，更加深信中加友好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1985年，加中友协邀请中国微雕艺术大师曲儒在加拿大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展览表演。其实，曲儒以及他的作品早在1981年就曾到中国馆展出过，盛况空前，用来展示作品的两张玻璃柜台都被观众挤坏了。当时的加拿大总督Edward Schreyer专程从渥太华赶到蒙特利尔来欣赏，在看到曲儒的发刻作品时不敢相信，当即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请他试试，曲儒现场表演，在总督的头发上刻下：“Welcome your excellency Mr．Governor general to be present（欢迎总督阁下光临）”，让总督赞叹不已。这一次的巡回展蒙特利尔站的活动过程中，曲儒就住在李先生家中，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文化传播”的践行者 李先生一直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文化，无论处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无论自身的处境如何艰难，无论自己的母国处于什么样的情势：是强盛、衰弱还是有难，海外华人都会自觉、自愿甚至无意识地承担起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的责任。辗转南洋多地的李先生就表示自己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来自华文学校，足以达到进南洋大学深造的程度。而南洋大学作为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用语的海外华人大学就是通过民众的力量筹办起来的。 筹办的过程中遭遇过不少的阻挠、毁谤和挫折，但海外华人不屈不挠，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都行动起来，出钱出力，历尽坎坷的南大最终矗立起来，成为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树立起“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并最终培养了12,000多名毕业生。筹建过程中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等佳话比比皆是，可见文化传承在每一个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分量。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自然让它的精神和内涵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李先生特别指出，20世纪是科学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技术成果举目皆是，让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由于人文科学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科技文明，导致人类的精神文明没有达到相应的物质文明水平，人类相互之间的尊重、欣赏、宽容、互助等传统理念受到冲击，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猜忌和敌意，损害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良好关系，而中国悠久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冲抵作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一向以解决人际关系为其精神文明的重点，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体验和发展，形成的许多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值得人们去学习、吸收、借鉴和弘扬”。而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和影响力提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李先生从学生时代就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到了加拿大更是开拓出更宽广的中华文化传播平台，几十年如一日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除了在学校宣讲中国历史和哲学外，还大力发动自己的学生加入加中友协，和中华文化近距离接触。他担任主席的康考迪亚-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的亚太地区传媒研究中心，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文化学术交流关系，并于1992到1997年与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汉语水平考试，鼓励本地学生学习中文；他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华人专业人士学习和了解本地文化，发挥中西方桥梁作用；提倡华人家庭鼓励后代说汉语，学习中华历史和文化知识，培养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感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强调华人父母不应只注重孩子的成绩，而是要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优良的人格道德中汲取灵感，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为“正直善良、诚实有信、明辨是非”的人；他领导的加中友协举办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向本地人介绍中华文化；除了加中友协，李先生还担任过加拿大华人促进中国统一联盟的主席，倡导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如今已经85岁的李先生尽管行动不便，但依然把传播中华文化放在心上，他艰难地把记者带到楼上的书房，指着四壁满满的中文图书告诉记者，这些书都是自己这么多年来购买和收集起来的，大部分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精品图书，他很希望把这些书捐出去，让它们在传播中华文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光华教授与七天记者颜宏 / 七天传媒图片 ...

——访作家、书画家张廷华 七天记者 梦溪 近些年来，在蒙特利尔的中文报纸上，经常能够读到署名为“古沙”的文字，看到他的书画作品。有时是小说连载，有时是政论随笔，更多的则是一篇篇生活散文，隽永的故事每每读来，总能让人感受到那些简单又质朴的情感；“古沙”的书画笔酣墨饱，栩栩如生。意在笔先，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表达，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略显浮躁的社会，一位随心随性，朴实诚恳，保持纯真的艺术家。 他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那么感人肺腑的作为，朴实的装扮，谦虚的言谈，扎进人堆里并不显眼。但是，“古沙”所代表的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积极的正能量，却更让人感到钦佩。 困苦中成长 “古沙”原名张廷华，出生于河南省原阳县。“古沙”这一笔名取自“古博浪沙”，这是他的家乡原阳县的古称。历史上，因韩国丞相后裔张良曾派人在此地刺杀秦始皇帝未遂而名扬天下。公元前218年，始皇帝第三次东巡，车辆行至博浪沙。张良指挥沧海大力士在博浪沙锤击秦始皇马车。只可惜，不知是被风沙干扰，还是数学不精，没计算好抛物线的落点，功亏一篑，始皇帝得以幸免。此后在秦末的风云变幻中，张良再无此举动，从一个热血冲动的愤青，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这个故事却在原阳流传下来，影响着后世。原阳这颗豫北平原上的明珠，传承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然而，张廷华出生的1943年，豫北明珠失了璀璨。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社会非常不安定，雪上加霜的是，从1941年到1943年，原阳县所在的整个河南，正面临一场近百年历史上最残酷的大饥荒。正如冯小刚执导的《一九四二》所描绘的那样，当时中原大地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遭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人民无以为生。张廷华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四，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什么好的，经常以树叶、槐花果腹。遇到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他跟着家人村民躲到高粱地里，一躲就是一天。幼年的苦难生活，给张廷华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累累伤痕，他立志自强。 张廷华的青少年时代，是新中国旭日东升的时期。从小学开始，他就万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刻苦努力。因为他从现实中看到没有文化是贫穷的根源，而像老师和干部一样有文化的人，则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然而，当时物质匮乏，大部分家里生活都很困难，孩子也多，都想尽量早点工作挣钱，来贴补家用。很多年轻人，初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有的选择初中毕业后考技校，只读3年，就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了，能比较早挣钱养家。1960年初中毕业时，青年张廷华也想像其他同学一样考上技校，当一名光荣的工人。但因为成绩突出，他被招生办录取到县高中，与心仪的技校失之交臂，当时张廷华还颇感沮丧，但老师告诉他，由于名额有限，只有学习好的学生才得到了被录取到县高中的待遇，也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这番话给一辈子生长在农村的张廷华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后来，他克服了诸多困难，终于走出农村成为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闲中觅伴书为上 从学生时代起，张廷华就喜欢看书。小时候农村物资匮乏，能得到一本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兴奋之情不亚于吃鱼吃肉改善伙食；后来识字多了，特别爱看大本小说。“下地干活我都要带本书，见缝插针就读书，心里很惬意，”张廷华说：“我也曾爬到大树上坐在树上读书，妈妈想让我干活都找不到我。有老者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管埋头读我的，凡是能找到的都读都看。” 手头的书看完了，张廷华就从图书馆借阅，他看《东周列国》《七侠五义》，看《三言二拍》《资治通鉴》，唐诗宋词也看了个遍。“不读万卷书，不知百家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老师口中的道理话，他都从书本中体会到了，渐渐地，自己也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开始尝试写小说、散文和诗歌。 1963年张廷华参加高考，顺理成章的，他在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报了自己热爱的中文系，希望打下更坚实的文学基础。 然而，对于彼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培养外语人才迫在眉睫，像张廷华一样高考成绩较好的学生，很多都被调剂到了外语学院。就这样，一条专业调剂的消息，使他错过了中文系的大门，进入到郑州大学英语系学习，人生从此拐了一个弯。 虽然英语并不是张廷华的兴趣所在，但闹过情绪之后，他还是十分珍惜读大学的机会，即使在毕业后进入部队农场锻炼和在农村插队的几年，张廷华也没有懈怠自己的专业。1974年，张廷华被分配到郑州五十一中，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因为教学好，又被调到重点高中郑州一中执教了8年，此后，他又在郑州大学数学系教了两年公共外语。因学识好，文笔优秀，张廷华又被调到学习报社主编英语刊物，先后担任过《中学生学习报》副编审，《中学生英语读写》编辑部主任、主编，出版英语学习类图书20余种，发行量逐年攀升，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到2004年退休，张老师在英语教育的岗位上耕耘几十年，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学生，他教的学子们大多考入国家重点大学，让他颇有桃李满天下之感。 写作源于生活 2007年，已经退休了的张廷华和老伴儿由移民加拿大的儿子申请家庭团聚来到加拿大。起初，他心里对出国还挺排斥，“我一辈子都没想过出国，二儿子97年先移民到加拿大，又把老大也拉了过来。 2001年我老婆来探亲，回去说这地方很好，社会好，环境好。但对我们来说有三样不好，一是语言有困难，二是人民币不值钱，三是太寂寞，我想她说得很现实。”张廷华对《七天》说。 对于已经年过花甲的张廷华来说，离开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异国他乡一个陌生的城市，是个不小的挑战。等新鲜劲儿一过，面对着到处都是看不懂的法语，张廷华才觉得犯了难，没有了在国内的亲朋好友，着实难以适应。于是他办了两张借书证，在蒙特利尔的各大图书馆借阅中文书籍，终于能在海外看到中文，可真是“莫言海外无知己，自有清风作故人”。书，给了张廷华莫大的心理安慰，也让他稍微有了一些安全感。为了扩大阅读，他还将蒙特利尔中文报纸中的好文章剪辑保存下来，每周读中文报纸成了他一大精神享受。 这时，孝顺的儿子给张廷华购买了一台电脑排遣寂寞，鼓励他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写作。于是，张廷华开始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加拿大这个全新的社会、陌生的环境，生出了诸多感慨，有了一种把这些感慨诉诸笔端的冲动。2008年，儿子开车带着他和老伴到郊区摘苹果，他将这段欢乐的经历写了一篇散文投给《七天》报。看到白纸黑字发表的文章让张廷华颇有成就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慢慢地，他文思潮涌，笔耕不辍，开始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他写童年也写现在，写中国也写外国，写点点滴滴，写生活故事。他在多家中文报纸开设自己的专栏，几年来，已经完成了以小时候自己生活的河南农村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五味人生》，以加拿大移民生活的曲折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小说《悲欢离合》，短篇小说《团聚》和《天作之合》，短文汇编集《岁月牧歌》等作品，其中《团聚》荣获了首届“魁北克华文文学”优秀奖，小小说《同床好友》收入国内文学选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正值张廷华移民来到加拿大十周年，他的作品集《古沙文集》（上、中、下卷）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出版，上、中卷收入散文420篇，下卷为小说集，共计142万字。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它的厚重不仅在于它的体量，还因为字里行间记录了张廷华所经历的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对生活酸甜苦辣的感悟和体会，对中加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观察和思考。 张廷华本着“平常的是生活，超常的是故事”的创作原则，捕捉生活元素，以手写心。他从不担心自己的灵感枯竭，“原先还以为老写就没有选题了，实际越写选题越多。我的电脑里经常有四五个选题，都是半成品，总有东西可写。以前不注意观察生活，当然它就过去了。当你回过头来要写东西，想的时候，观察、回忆的时候，就会写出新东西。”写作丰富了他的移民生活，调解了他的心情，让他慢慢适应了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文而优则书 书而优则画 在写作之外，张廷华对书画也颇有研究。小学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和物质匮乏，学生们根本用不到先进的钢笔或圆珠笔，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作业也用毛笔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能得到老师甲等的评价，对于那时的学生来说就是最高奖励。张廷华的毛笔字全班第一，经常得到老师表扬，被点名给学校写壁报，为村里写标语，受到尊重的张廷华练字的自信心大增。 渐渐地，整个村里都知道了他的书法出色，逢年过节，或有人婚丧嫁娶，都会找他写标语和对联。此后，因忙于学习和工作，书法的练习被慢慢搁置，可张廷华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却一直没有熄灭。 退休后空余时间变多了，张廷华将自己对书画的热情化为动力，他博览群书，用功研习，凭借自己的基础和努力，渐渐悟得书法之精髓，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书写形式，他的书法作品曾入刻“中国千年文化碑林”，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直到现在，只要他一回河南老家，邻里乡亲们还会上门求字，张廷华也很乐意为大家写。 书画不分家，张老师在绘画上也用功颇勤。他的画作注重于线条的挥洒与墨色的表现，笔墨的根子上还是书法的魂。书品始于人品，在与张老师的接触中，能从他的言谈举止感触张老师的正直坦荡、博学热情、豪放洒脱，这些也都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上。 2018年8月31日，七天传媒首席评论员刘伯松辞世，七天编辑部邀请张廷华将白墨先生写的对联用书法写出来，配在七天传媒送的花篮上作为挽联，张廷华为了圆满完成“任务”，先到花店实地考察花篮的形状和尺寸，询问工作人员书法作品字的大小、挽联尺寸如何与花篮匹配。第二天，他又坐公交车从西岛赶到唐人街把写好的书法送到花店，告诉工作人员如果不合适，他回家再写。 传播文化 助人为乐 张廷华来到加拿大已过了12个年头，他早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老伴一起住在西岛的一个老年公寓里。在静心创作的同时，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像他一样的老年移民。因为自己的英语优势，又喜欢教书，每周末，他都会在西岛华人文化体育中心义务教老年人英语。他说：“没想到年轻时不喜欢学的英语，现在倒派上了用场，成了强项。”遇到语言不好的老年人要去看病，他会主动陪着他们去医院，帮忙做翻译。张廷华的热心让他交到了不少朋友，同时，他也鼓励这些长者移民培养自己的爱好，广交朋友，丰实移民生活。“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出国远离亲朋好友，看似生活圈子扩大了，实则是变小了，刚开始一定会有落差感。与其在家里呆着，干嘛不走出门去主动‘找朋友’呢？有句话怎么说的？‘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那你就来适应环境啊’”，张老师笑着用他那地道淳朴的河南话对《七天》说。 张廷华对现在的日子非常知足，两个儿子经常会带着孙子辈来看他，平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在他和老伴住的老年公寓里，还有十几位华人长者朋友，经常一起做活动、出门游玩。他考了驾照，闲暇时还在一块社区菜园里侍弄花草。当然，他最爱的还是进行文学创作，写自己喜欢的字，画自己喜欢的画，笔耕不止。 作为河南人，张廷华闲暇时也参加了魁北克河南同乡会的活动，被推举为理事，每逢理事会开会、办活动，他都要花很长时间坐公交车赶到活动地点，在现场张罗、写书法，帮助老乡们。 华人社区有活动时，比如春节庙会、领养儿童中国文化日活动等，张廷华都会应主办方邀请义务在现场表演书法，给观众写对联，给西人写中文名，教小朋友写中国字，在分享传播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他也在努力前行。 图说：张廷华（前排左三）与河南同乡会/商会理事会成员合影。七天传媒图片 ...

文／七天记者 颜宏 摄影／德昊 第三届福禄寿慈善晚宴“友谊架金桥”将于6月1日晚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Sheraton酒店举行，这是由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MUHC Foundation）与蒙特利尔华人社区联合举办的一项慈善活动，旨在开拓麦吉尔大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和人员往来交流，购置先进设备，优化MUHC为华人社区提供的专门服务等。除了这些方面，本次慈善晚宴的目标还要为设立在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的“当代白求恩”基金筹措经费，用于资助来自中国的心胸外科医生到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进修。 福禄寿慈善晚宴始于2017年，第一届慈善晚会筹得善款20万加元，2018年筹得28万加元。这些善款一部分用于将医院资料翻译成汉语，为华人就医提供了极大便利；另一部分除了给医院眼科捐赠先进仪器外，主要用于奖励和资助来自中国的年轻医生在该院跟随岑颖干医生进修。 被誉为“当代白求恩”的MUHC心外科专家岑颖干（Dominique Shum–Tim）自2010年开始每年多次到中国贫困地区进行义诊，足迹踏遍十几个省份的四十余座城市，在国内贫困地区开展义诊的同时，还搭建医学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岑颖干医生深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希望通过筹集资金帮助中国的医生来加进修，他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培训和培养年轻的中国医生，推动中加之间的医学交流，为更多的病患解除痛苦。 “福禄寿慈善晚宴”的目标是在5年内筹集到200万加元善款，支持更多的中国医生来蒙特利尔进修。在今年晚宴的举办前夕，七天记者对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主席Julie Quenneville、当代白求恩基金主席Pierrette Wong以及加拿大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总裁兼慈善业办公室主任Thi Be Nguyen进行了专访。国家银行早前宣布将为福禄寿慈善晚宴捐赠10万加元。 慈善先锋王李芹美 Pierrette Wong女士，中文名字王李芹美，本地的华人应该不陌生，这位前中华文化宫主席不仅有着近30年社区志愿服务经历，还在过去很多年来一直为蒙特利尔的各大医院捐款。在超级医院建设初期，MUHC基金会曾发起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关切”（The Best Care for Life）的筹款活动，共筹得善款3亿加元，其中就有来自华人社区的捐赠。王李芹美以她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人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特意将一间会议室命名为王李芹美室，并在2015年12月举行了命名揭牌仪式。 现在，做为当代白求恩基金主席的王李芹美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始了新的征程，5年内筹集200万的目标并不轻松，但她认为随着人们对这个晚会的认识加深，加上华人乐善好施的美德，很有信心能够达成目标。 为此，她不仅亲力亲为地筹备每一届福禄寿慈善晚宴，还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介绍、推广“当代白求恩行动”和“当代白求恩基金”。 对即将举行的“友谊架金桥”晚会，王李芹美表示目前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届时除了常规的晚宴外，还邀请了蒙特利尔的女高音歌唱家董力溶、旗袍会、湖南同乡会舞蹈队以及Jimmy Chen武术学校等进行精彩的文艺演出。她同时也希望华人社区能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持这个晚会，展示华人古道热肠、扶危济困的传统和风采。 把慈善当日常的Thi Be 加拿大国家银行总裁兼慈善业办公室主任Thi Be Nguyen最近几年来在各种华人社区举办的活动中频频露面，开始被人所知，说起来她算得上移民中的优秀代表，曾在2016年入选Media Mosaique评出的魁省多元文化最具影响20人（TOP 20 de la Diversité）。其实她早在2014年就成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UniAction，汇集来自不同文化社区的慈善家筹集资金，来帮助贫困人群和其他人实现自己的目标；2015年，为纪念加拿大接收、安置12万越南战争难民40周年，Thi Be在Pointe-à-Callière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轰动的展览，展示了越南的文化和历史，以及战争给越南人民造成的创伤；2016年，Thi Be和制片人Marie-Hélène Panisset合作出品纪录片《一个沒有月亮的晚上──船民，40年之后》（A Moonless Night — Boat People, 40 years later），将四十年前越南“船民”的辛酸悲惨遭遇和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一幕幕展现在观众眼前，被本地媒体竞相报道，在魁北克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船民”是指为逃避越南战争，坐船来到加拿大的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从1979到1981年，有约6万“船民”成功抵达加拿大，其中1万3千人在魁北克落脚，但还有约20到40万越南“船民”没能到达陆地，因各种原因死在海上。 Thi Be和她的家人也是“船民”中的一员，1975年在越南出生的Thi Be在越南战争后期随家人辗转老挝、柬埔寨的难民营地2年多后，才在1979年年底来到加拿大。 刚到魁北克时她还小，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一个学英语和法语的学习中心过生日，她收到人生中第一份生日礼物——一个小小的、带毛皮装饰的钥匙链；再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家里很穷，几乎天天吃面包抹花生酱，以致于以后一看到花生酱就反胃，这一条件反射直到上了大学才有所好转。 现年44岁的Thi Be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致力于帮助他人，回报社区，促进社会和职场的多元化，而这和她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父母能从战争的环境中来到这里，是靠着很多人的帮助。到了这边，身上一文不名，语言不通，还要养三个小孩，困难重重，但他们没有任何退缩和怨言，而是选择直面人生，积极进取，生活上也非常勤劳、节俭。爸爸找各种机会打工养家，后来又开了自己的汽车钣金美容公司，妈妈则承担了家里的一切事物，还要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尽管她自己根本看不懂课本。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Thi Be从父亲、母亲身上获取了很多灵感，期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父亲那样在事业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有所成就；同时像母亲那样表现出亚洲妇女的传统美德，当然并不是简单的三从四德，而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跟随和支持丈夫所做的决定，温柔贤良，勤劳坚韧，愿意奉献自己，温暖和帮助别人。而在国家银行的工作让她实现了这一的理想。 谈到国家银行的工作，Thi Be还清楚记得，自己在1998年从康大商业专业本科毕业后，找工作并不顺利。个性倔强的自己不愿意接受父亲的安排，而是希望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创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为了偿还学生贷款，维持日常的生活，她曾经做过包括酒吧女郎、跳蚤市场售货员、call center职员等5个兼职工作半年多时间，直到有一天她来到位于Saint-Laurent区的一间国家银行分行，对前台小姐说自己在找工作，希望能和负责人谈谈。见到该分行的经理后，她很直接地表示，虽然自己拥有本科学历，但不介意从最底层的工作开始，哪怕是兼职的也行，正好这个分行也在找人，Thi Be就这样成为国家银行的一个柜台出纳，从此开启了自己在国家银行20多年的职业生涯。 能干的Thi Be很快就引起分行领导的注意，希望调她去做客户服务顾问，不想做销售又志存高远的Thi Be却希望能去总部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很快她就获得了总部一个客户市场策略分析初级顾问的职位。说到自己在国家银行的开挂人生，Thi Be表示首先要感谢Francis Leblanc，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国家银行，创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但是他在当时的三个应聘者中选择了自己；其次是国家银行的客服主管Geneviève Trottier，是她让自己进入自己喜欢的领域——负责协调赞助与捐赠；接着是国家银行的公关主管Claude Breton给了她自由驰骋的空间——负责银行员工的社区参与活动；最后是国家银行的总裁Louis Vachon，给予了自己充分的信任和发挥空间，让自己在担任慈善业务部主任的八年来可以去创新，去设计慈善项目，进行项目试验，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 谈到自己的成功秘诀，Thi Be表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充满激情地去做就会成功。年轻时的Thi Be曾经想成为修女那样为别人终身奉献的人，而在国家银行的工作恰好和慈善、助人紧密相连，相当于每天都在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工作，自然全情投入，很容易就做出成就。如果别人没有自己的这份幸运，其实只要坚持，不放弃设定的目标，同样能达到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Thi Be不仅在职业生涯上出类拔萃，在个人生活也一样幸福美满，丈夫体贴支持她的工作，两个孩子活泼可爱，可谓完美诠释了善有善报。 希望资助、捐赠或参与6月1号福禄寿晚会的读者可以和组委会联系，也可以在MUHC网站上购票或联系七天编辑部514-582-6188。 ...

——记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主席Julie Quenneville 七天记者 颜宏 摄影 德昊 早在2005年，Julie Quenneville的名字就为华人社区所熟知。那时，她为了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Glen新院址建设筹集3亿加元的目标在各个社区穿梭忙碌，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也备受这个新项目美好前景的感染和鼓舞，多次在社区举办义演、晚宴等活动，为这个项目筹款。新医院建成后，为了感谢华人社区的贡献，医院把一间会议室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 从2017年开始，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和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基金会（McGill University Health Centre (MUHC) Foundation）开始联合举办一个叫做“福禄寿”的慈善晚宴，为“当代白求恩基金”筹款，资助中国医生到蒙特利尔进修。Julie Quenneville又出现在了华人的视野中。 不平凡的成长轨迹 Julie出生、成长在西岛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父亲是电工，母亲是放射科技师。从小父母就很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支持孩子们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最终三个孩子一个做了工程师，一个成为一名医师，Julie则先是做记者，后进入魁北克政坛。 Julie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很闲不住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活动，都要报名参加：打篮球、参加辩论俱乐部和戏剧俱乐部、跳舞、做义工……到了小学6年级，她就成为就读学校Ste-Anne-de-Bellevue的学生会主席，13岁开始在西岛的YMCA做义工，帮助一些贫困或家庭不幸的孩子。 Julie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驻外记者，所以大学预科选择了英语的John Abbot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接着来到麦吉尔大学读了一年的政治学，发现与新闻专业有点远，就转到康考迪亚大学攻读新闻专业，最终获得了康大新闻和政治学双学位。毕业后先后在West Island Chronicle、Videotron以及CBC担任记者。因为Julie的母亲和祖母在政治活动上非常活跃，经常为政党做义工，鼓励并带领子女们也参与进来，这让Julie有机会认识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导师Russell Williams。 Russell Williams曾担任蒙特利尔YMCA 主任、Beaconsfield市政议员等职，1989年当选魁省自由党议员，并分别在1994、1998和2003年再次当选，在省议会中曾先后担任政府间事务部长助理、健康和社会服务部长以及劳工部长等职。2004年离开政坛后担任药品研发企业协会Rx&D（Research-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的总裁、加拿大糖尿病协会（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副总裁、加拿大弱势网络（Canadian Frailty Network）主席。除了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特别关注的就是健康、医疗领域的研究和服务，是医疗保健领域创新和改善服务的积极倡导者，热情投身于改善急救服务、改革针对残障人士的服务、提供更好的护理以及在医疗领域增加研发等，并和Teresa Dellar共同创建了西岛临终关怀中心（West Island Palliative Care Centre），对魁省医疗健康领域服务的提高和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Julie在其竞选义工团队中因聪明能干引起了Russell的注意和好感，很快脱颖而出。正好当时的健康部长，前魁省省长Philippe Couillard的办公室需要一名工作人员，Russell就推荐了Julie。Julie不负众望，很快就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为负责媒体公关的办公室主任。 后来因工作的魁北克城与住家的蒙特利尔有一定的距离，不方便日常照顾年幼的孩子，Julie最终决定离开Philippe Couillard的办公室，但正是这一阶段与健康领域有关的工作为她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蒙特利尔正在兴建MUHC超级医院，建设过程中千头万绪，急需像Julie这样有能力并和政坛关系良好的人才，所以在离开前卫生部长的办公室后，Julie几乎立刻介入到超级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当时超级医院的建设碰到很多难题，除了日常繁琐的行政事务外，Julie经手的最重大的事情就让Shriners儿童医院最终留在蒙特利尔。 合力挽留Shriners医院 北美的Shriners医院是由历史悠久的慈善组织美国共济会于1872年发起建设的，免费收治18岁以下残障儿童，提供诸如整形，骨科矫正，假肢安装，烧伤治疗修复，脊髓、神经损伤等先天缺陷的治疗与康复。目前在北美地区共有22家，而蒙特利尔的这家是设立在加拿大的唯一一家。 蒙特利尔的Shriners 儿童医院在1925年建成，已经面临环境残破、设备陈旧以及病员拥挤的问题，自2000年起考虑迁址的问题，并成立了筹建委员会。本来他们希望能成为新建MUHC的一部分，但魁省政府对这个超级医院的建设计划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他们不得不把目光转离蒙特利尔。筹委会先后考察了多伦多、渥太华等地，安省的伦敦市听说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要求该医院人员去参观会谈，还提出不少优惠条件，再加上该医院与当时的魁省政府因法语沟通产生的某些误会，都让筹建委员会的天平倾向于伦敦。 伦敦市承诺为迁过去的Shriners儿童医院提供需要的所有条件，并为其购置世界一流的治疗和研究设备。最危急的时候，迁址伦敦的计划被该医院托管委员会和董事会批准，当时的筹建委员会主席Gene Bracewell表示只等800多名北美的共济会会员批准，就可以把蒙特利尔的Shriners儿童医院迁到安省的伦敦市。 为了挽留这所极具声誉的医院，魁省的政界、医疗届、商界、社区组织、本地的共济会会员以及普通民众都行动起来，竭力挽留这所医院留在蒙特利尔。Julie所在的麦吉尔健康中心一直对Shriners医院的医疗和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理所当然地成为挽留运动的中坚力量，再加上她曾做过魁省健康部长的助理，顺理成章地担负起联络麦吉尔健康中心、魁省政府和社团组织的作用。魁省政府也承诺花费1亿元在超级医院的同一地址上建设新的Shriners 儿童医院。 2005年7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的最终表决大会上，魁省当时的省长Jean Charest、健康部长Philippe Couillard以及蒙特利尔市长Gérald Tremblay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去游说参加投票的会员，并组织了一批曾在Shriners 儿童医院接受过治疗的病童和他们的家长现身说法，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及Shriners儿童医院留在蒙特利尔的诸多好处，最终，蒙特利尔以108票比105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尽管后来还遇到其他的波折，但Shriners儿童医院最终留在了蒙特利尔。 新建成的Shriners儿童医院拥有22间单人病房，4间手术室，29,000平方英尺的研究场地，13,000平方英尺的康复场地以及一流的治疗和护理设备等，成为蒙特利尔重要的公共医疗体系的补充。 遇伯乐快速成长 Julie之所以选择做慈善，和她的另一个人生导师John Rae有很大的关系。这位曾担任鲍尔公司（Power Corporation）主要执行官几十年的慈善家在超级医院的建设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日常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导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名为“生命中最美好的关切”（The Best Care for Life）的筹款活动，共筹得善款3亿加元，在正常的医疗服务外，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了患者的治疗感受和护理服务，就是他找到从没有医疗筹款经验的Julie，鼓励她加入自己的团队，并给予她充分的信任和细致入微的传帮带。 在John Rae的感召下，Julie在超级医院建设完成后，从原来的行政管理岗位直接跳到MUHC基金会主席的位置。因为她觉得基金会的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更带有具体操作的特性。比如和社会各界合作筹集的资金可以购买一台最先进的眼科检查仪器或者装修出一间更舒适的休息室，再或者为不懂语言的华裔患者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等都是看得见的、切实的好事。同时，在和社会各界沟通合作的过程中，也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更了解病患和家属的切实需求，提供有的放矢的解决办法。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加拿大实行的是免费公共医疗体系，政府拨款维持医疗机构的日常运行和人员工资，不需要额外的资金，但实际上，政府的拨款和预算只是提供最基本的运营需要，至于能不能在等候区添几把椅子让陪同的家属休息一下，或者有没有其他语言翻译以便医院与那些不懂法语或英语的移民沟通等具体的事务则不在政府的预算之内，所以若想获得更细腻、更具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就需要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来支持。 基金会的重要性在Julie 14岁那年获得了感同身受的认识。那年她得了重病，并被误诊为脑瘤，几乎休学了一年，而医疗体系中各种形式被忽略以及不尽人意的地方让她和她的父母受了很多苦。这些永远无法消退的记忆给了Julie很大的动力和热情去筹集资金来填补医疗服务中的缺失，满足病患的特殊需求，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和就医体验。自从2015年她担任基金会主席以来，基金会的年收入增长了60%，捐赠者的数额也上涨了25%。还在去年促成了创办于1973年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基金会与MUHC基金会的合并，使得2018年筹集的善款总额高达2,800万加元。 妇女能顶半边天 Julie认为自己的努力奋斗不仅是为了在工作中做的出色，更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变革，让下一代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受到的阻力小一点，容易一点。在她祖母生活的年代，妇女并不被认为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各种限制，比如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租房，必须要有一位男士背书；再比如，即使在魁省议会选出了第一位女性议员的情况下，省议会里居然没有设置女厕所。所以她的祖母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为了减少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种种束缚而一直走在抗争的路上，并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勇于进取，勇于抗争。尽管即使到今天，男女之间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女性要比男性更出色、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被注意到，但女性的权益却在不屈不挠的抗争中不断地得到改善。 Julie表示正是由于祖母那一代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并为之奋斗，妈妈那一代才能生活得相对容易些；同样，正是由于妈妈那一代的抗争才能让自己在今天有机会登上领导的岗位，可以和男人一样做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决定，但这还不够，目前在男女平等方面加拿大只排在第16位，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加拿大统计局在5月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加拿大一半以上（56.8%）公司的董事会完全由男性组成；28%的公司只有一名女性董事；只有15.2%的公司有两名以上的女性董事。 Julie还希望自己女儿那一代人能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中获得灵感，不要认为自己不如男人，不要给自己设置玻璃天花板，而是应该不受束缚地放飞自我。所以今天，她在日常工作之外担任很多年轻女性的导师（mentor），给与她们精神上的支持，行动上的建议。对这些年轻女性，她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走出办公室，建立自己的交际网络，找到赏识并信任自己的导师，这些导师不仅能给年轻人提供各种建议，帮助调整前进方向，还能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推动她们的职场进程，这个导师可以是师长、领导，也可以是其他领域的精英。 今年的福禄寿慈善晚会本周六在市中心的Sheraton酒店举行，Julie再一次感谢华人社区的乐善好施，并预祝本次晚会圆满成功，支持更多的华人医生来蒙特利尔进修。 ...

——访魁北克进步华人联合会发起人赵秀媚律师 近几年火热的房地产开发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版图和面貌，处在这个区的唐人街也不例外，在面临经济和文化没落的同时，古老的唐人街还有被疯狂抢地的地产资本吞噬的危险。而关于唐人街的未来到底该开发还是该保护以及如何开发和保护，唐人街所在的Ville-Marie区并没有具体的规划，蒙特利尔市政府也没有明确的中长期计划，而是等待着华人社区拿出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方案来商讨。在华人社区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主张，有些人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充分发展，开发一些大的商业、住宅项目，特别是华人自己开发的项目；另一些人则觉得应该用心规划让唐人街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形成统一意见之前应该暂停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后一个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社团组织——魁北克进步华人联合会（Chinois progressistes du Québec）创始人、主攻婚姻家庭事务的律师赵秀媚（Sau May Chiu），由她发起的就如何保护唐人街进行公众咨询的网上签名活动截止记者发稿时已经获得了1,200多个签名，再加上为抗议魁省议员Emilise Lessard-Therrien的辱华言论而组织的抗议游行活动，让离开公众视线十年多的赵秀媚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 在蒙特利尔生活多年的人应该对她还有印象，记得她曾在2006年挺着即将分娩的大肚子在Lasalle-Ville-Émard选区参加联邦大选，代表魁人政团（Bloc Québécois）挑战当时的加拿大总理Paul Martin。她的参选曾在华人社区以及本地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方面她是第一个在魁省参加联邦竞选的华人，代表的又是大部分华人不喜欢的分离主义政党，另一方面是籍籍无名的她对阵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在这次大选中，第一次参选的赵秀媚最终以28.7%的支持率名列第二；两年后进行的魁省选举中，她又再次代表分离左派的魁北克团结党（Quebec solidaire）在Outremont选区对阵当时的自由党财政部长Raymond Bachand，最终获得了11.43%的支持率，名列第三。 两次大选后，赵秀媚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她并没有停止为华人的权益、为弱势群体以及华人社区的发展而奔走抗争。 跌宕起伏人生路 赵秀媚于1965年在香港出生，父亲是台山人，在60年代的赴港大潮中去了香港，站稳脚跟后回乡娶了赵秀媚的妈妈。赵秀媚是家中老大，六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加拿大，投奔落脚在魁省三河市（Trois-Rivières）的姑姑，所以她是在三河市长大的，直到上大学时才来到蒙特利尔。 她在康考迪亚大学学习艺术和哲学史，当时正是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如火如荼的阶段，康大的学生们通过各种形式声援以曼德拉为首的南非黑人的抗争，初出茅庐、来自小地方的赵秀媚激情澎湃，自然也投身其中。 在参加这些抗议、声援活动中，她开始关注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她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帮助远在非洲大陆的人而我身边就有很多的人需要帮助，这埋下了她服务社区的种子。幸运的是，毕业后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蒙城华人服务中心（Le Service à la famille chinoise de Montréal）做翻译。那时候蒙特利尔还没有这么多来自大陆的、已经具有一定语言基础和经济能力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语言不好、从事最底层工作却依然挣扎在温饱之间的老侨以及投奔老侨的亲戚朋友。他们来到华人服务中心寻求涉及签证、居留、歧视、权益受损等各种问题。赵秀媚的主要工作是为这些人充当翻译，帮助他们和律师沟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让她意识到有那么多可怜的人需要法律帮助，而理应帮助他们的律师们却高高在上，不为客户的利益着想，这让热心、善良的赵秀媚很失望，也让年轻的她为帮不到自己的同胞感到沮丧，于是她决定辞职，全职去麦吉尔大学学习法律。 法律本科学业完成之后，她知道自己一旦进入律师所工作，将很难抽出大块的时间度假，所以在找下一份工作之前，她决定回中国呆一段时间，来熟悉自己的根，寻找自己的文化。她还清楚地记得，在上大学预科时，一个当地老师曾询问她一个有关中国的问题，她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并解释说自己不可能知道，因为自己和班里其他同学学一样的课程，当时那个老师盯着她说道：“真是可伶，你知道吗？你错过了自己丰富的文化”。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不高兴，觉得自己不仅是中国人，更是魁北克人，凭什么要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接着她又觉得自己可能确实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东西。 于是在1994、95年间她来到山西大学教授英语和法律。到现在她都认为这是她一生中做出的、最美好的决定。在这之前，除了自家的亲戚，她几乎没有和中国人交往过，更没有华人朋友。而山西之行让她认识了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真正认同了自己的华裔血统并为之感到骄傲。因为在上大学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赵秀媚觉得本地人似乎更优秀，并为自己的亚洲容貌感到自卑，甚至走路都不敢抬头挺胸。 1996年，赵秀媚考取了律师执照，加入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2001年应蒙城华人服务中心即将退休的主任蓝何梅嘉之邀成为该中心的新主任，直到2006年因参加大选而离开。 大选结束后，赵秀媚先是在家待了一年多，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然后再次投身到公益组织魁省妇女会（Fédération des femmes du Québec）负责处理相关的法律问题。工作了近一年，又来到Côte-des-Neiges区一个名叫 Projet Génèse的社区组织工作，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贫困人口的组织。在这里她看到了很多她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想象不到的贫困状况，人们住在有霉菌和老鼠的房子里，甚至处在流浪街头的边缘，不被人关注。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点时间就再次失业，因为这些非盈利机构主要依赖政府拨款来维持生存，而政府的拨款会随着执政党更迭和每年的预算侧重点不同而有所波动，拨款减少时就不得不裁人。最终，赵秀媚决定加入律师事务所，成为自雇律师，专注婚姻和家庭法律事务，接很多法律援助的案子，非常辛苦且不赚钱，但能帮助那些因经济原因而无法维护自己应有权益的人就是她获得的最大安慰。 关注衰落的唐人街 无论是做援助律师还是参加大选，赵秀媚关心的都是华人的权益，操心华人社区的发展。自2014年蒙特利尔中华文化宫因资金短缺、难以为继被关闭以来，她就一直到处奔走，希望能让为华人服务的蒙城华人服务中心借住这座大楼，离开原来那个狭小、逼仄的办公地点，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文化宫在2018年被西人的音乐学校l'école de musique Musitechnic买下。 文化宫的易手是唐人街衰落的一个具体例子。尽管来到蒙特利尔的华人越来越多，但唐人街的常住人口却越来越少。没有了以文化宫为中心的中文图书馆、艺术表演、展览展出、中文学习班、夏令营、中华文化研讨会等各种文化活动，唐人街的文化凝聚力日渐减弱。 唐人街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且没有进行必需的维护和修缮。房屋破败，房租又高，现在的唐人街几乎找不到愿意住进来的新租客，只有那些早期华人移民还固守着这块他们眼里的“家园“，人数却在逐年减少，唐人街正在演变为白日人来人往，夜晚空空荡荡的“旅游景点”。 唐人街曾是大蒙特利尔地区华人世界的经贸中心，是华人购物、吃饭、休闲的必选之地，然而现在除了临街的门面还有一些小店铺外，几乎找不到大型的商场，这些小店面也普遍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许多店主日益年迈，面临退休，而子女长大成人后，融入北美社会，根本无意接手父辈们的小生意，更是让传承难上加难，唐人街的经济凝聚力也在逐渐消亡。与此同时，以康考迪亚大学为中心，主要面向华人留学生的新华人中心（比较流行的称谓是第二唐人街）以及南岸brossard市主要由华人移民组成的华人中心正在崛起，威胁着传统华人中心——唐人街的地位。而这不仅仅是蒙特利尔唐人街面临的困境，也是北美主要大城市唐人街面临的普遍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的唐人街都处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在房地产蓬勃发展的当下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垂涎青睐的黄金地块，一直都在被蚕食、被持续开发中。 蒙特利尔的唐人街已经在本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被联邦政府征用了大片土地用于建造魁北克水电局总部大楼（Hydro Quebec ）、联邦大楼（Complexe Guy-Favreau）、 会展中心 (Palais des Congrès)和加鼎广场 (Complexe Desjardins)。现在在Saint-Laurent 和Viger夹角处，唐人街南大门牌坊旁边正在建设着一幢新的酒店和公寓大楼，对面的空地也已被买下，而唐人街上新开的商家也不再完全是华人企业。如果听之任之，唐人街就会以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被慢慢蚕食掉；如果华人社区不迫使政府控制开发速度，想办法保存当地小商家和居民，承载着无数人记忆和华人情感寄托的唐人街就会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逐渐消失。 发起公众咨询 对于唐人街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许多华人和本地人心知肚明。本地政府也曾经多次试图盘活唐人街。2012年原Denis Coderre市长上任不久曾提出过一个重振唐人街的计划，但因没有具体的规划而不了了之。在唐人街规划方面，市政府规划部门和本地的华人社区面临众多难题，比如如何以唐人街的特色吸引新商家和年轻人？如何保留唐人街历史和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如何改造日益破旧的社区？如何融合现今多元化的种族和生活方式？唐人街是否继续主要为华人服务…… 在唐人街明确的发展计划确定之前，赵秀媚和魁北克进步华人联合会提出了一个暂停唐人街周边进行房地产开发，先举行公共咨询活动以获得华人社区对唐人街开发愿景的倡议。2019年4月1日，赵秀媚和蒙特利尔市政府文化社区主管、Ville-Marie区负责人Robert Beaudry先生和其他代表成员会面，这项倡议获得了市政府的支持，蒙特利尔市政府将于6月份开始就唐人街的发展规划举行公众咨询。 目前，市政府正在和有关方面就公众咨询活动进行磋商，并招聘主持咨询活动的顾问。七天编辑部热切呼吁关注华人社区发展、关注唐人街的热心人士行动起来，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积极参与到和市政府的磋商、对话中来，为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尽一份力。同时我们也将继续追踪报道相关事件和活动。 ...

尹灵 2005-2006年， 我和朱农教授都在一个叫做蒙特利尔中国文化节的组织做义工，帮助这个组织做一些活动，在蒙特利尔推广中国文化。朱教授因为在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任教的缘故，常常可以提供教室等场地供大家开会、做活动，一来二去，大家不但熟络了起来，还成了好朋友。 2006年9月，刚刚创刊两个多月的《七天》报策划做个人物访谈栏目，我第一个想到的采访对象就是朱农教授。他欣然同意接受采访。 于是在当年10月份的某一天，我和摄影师、记者等在朱教授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采访。不记得当时聊的细节了。 文章的草稿我也没有看。 当时告诉朱教授，文章会在10月份的最后一期也就是《七天》总第17期刊登。但编辑部临时决定做个万圣节的策划在封面上，朱教授的这篇访谈推迟一周发。 后来才知道，17期报纸发行后，朱教授告诉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说本周爸爸上了报纸，父子俩赶去取报点儿，把第17期报纸从头到尾翻了个遍，也没找出那篇文章。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朱教授在儿子面前翻阅17期报纸找有自己故事文章而不得的尴尬的。 这篇访谈刊登在了第18期《七天》报的封面。也是报纸出来后，我才读到，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可以用“惊讶佩服感概”这几个字来形容。惊讶，是因为当时我也坐在采访现场，看到摄影师拍照，听到记者提问，真的是没有觉得他们聊了啥，但是洋洋洒洒的文章却把一个游子学者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这让我顿生佩服，图片也非常生动震撼，那时的《七天》，用大图是一大特色，文图配合得浑然天成，这样的封面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在平平淡淡的蒙特利尔中文媒体界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波澜，谁也没有想到这股小小的波澜荡漾开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潮流、漩涡，把蒙特利尔乃至魁北克、加拿大优秀的华人、西人都卷进了我们的采访视野，成就了《七天》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栏目：《七天人物》。这是后来的感慨，当时的感慨是没想到平平淡淡中蕴藏着这么巨大的力量，人物自身的，记者、摄影师功力的，以及来自于文章发表后读者如潮好评的。 从此，七天人物访谈栏目一发不可收。 话收回来，我们和朱教授的交往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大家都忙，没有过多往来，有时甚至逢年过节也不问候一声，但大家是可以抄起电话不用客气和寒暄就能直奔主题的朋友。我甚至可以忽略他的姓，抄起电话，直呼：教授…… 教授遇到问题，也会跑来问我，不管是买房子如何按揭，还是带妈妈来蒙特利尔探亲，去哪家餐馆吃饭，到来家里借书给妈妈解闷，都是我们和朱教授不多交往中可圈可点的故事。 朱教授除了是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那是他的专业，他的才能在其他方面也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比如摄影，朱教授自己家里墙上的图片全部是他自己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拍摄的。他非常喜欢法国，几乎每年都去，回来就跟我们分享那里的美景。因此当我们决定去巴黎游玩的时候，还向朱教授请教。朱教授不但给了攻略，甚至还在他留作资料用的地图上做了详细的标识。 朱教授的手工能力出乎常人意料。这样一位大才子，平时在家休闲时，喜欢做手工，他用纸折的玫瑰，迄今还插在我家的花瓶里；纸折的飞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如果不是亲眼在他家里看到那些材料，你真的不能相信这些作品是出自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在大学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之手，你可能会想到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姑娘的作品。 朱教授掌握的文学知识也是我这个后来当了《七天》总编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有一次中国文化节做活动，朱教授居然把所有与会人员的名字全部编了一个谜面，几十条下来，尽管谜底就是这些人的名字，还是让大家破费了一番周折才一一对号入座，让我服气得五体投地。 这个大才子生活中非常地细心。去法国出差，会给朋友们带薰衣草香袋，我家的衣橱里现在放的还是朱教授从法国带来的薰衣草。有一次我女儿过生日，朱教授送的礼物居然是一款法国高级口红，这让我这做妈妈的都自愧弗如。 但是朱教授也有缺点，这只是相对于我们这些喜欢热闹的人来说的。他是个不喜形于色的人，总是很平静，高兴也好，不高兴也罢，你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出来，而且说话的声音很低，每次接他电话，我都要很吃力地去听。他对那些平时遇到高兴事儿眉飞色舞，遇到不高兴事儿愤愤不平的人来说是一面镜子，让大家可以时不时地照照自己。 2018年2月16日农历狗年大年初一于蒙特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