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法官裁定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合理

七天记者 颜宏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left) and Justice Paul Rouleau. (The Canadian Press)

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裁定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合理

2022年1月底到2月中旬,在“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名义下反疫情防控措施的示威者们在全国各地封锁加美边境通道、桥梁,并围困首都渥太华市中心及国会山长达17天之久,联邦政府最终在2月14日宣布援引《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这是《紧急状态法》在1988年被通过以来的首次使用,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在危急关头所能采用的最后手段。但这项法案的使用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一个由安省法官Paul Rouleau领导的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从这部特殊的法律被引用后不久就开始对此进行调查,并在当年的10月13日到11月25日之间公开听证,包括总理特鲁多、副总理方慧兰;交通、司法、安全、财政等多个部长以及警察、政府工作人员、“自由车队”组织者在内的65名证人依次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并现场直播,引发了全国的广泛关注。之后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工作,最终的调查报告如期在2023年2月17日提交到国会,结论是特鲁多和加拿大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做法符合规定。

回顾

2022年1月15日,联邦政府制定的越境卡车司机强制疫苗接种的规定正式生效,即没有接种疫苗的非加拿大籍卡车司机将被拒绝入境。美国也在当年的1月22日开始对美加边境、美墨边境执行类似的规定,没有接种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也无法进入美国。这本是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上的规定,目的是提高卡车司机的疫苗接种率,也只针对卡车司机这个特定人群,但却如一粒火星,不仅点燃了卡车司机对强制接种疫苗的不满,更引发已经积蓄两年针对疫情防控措施不满民众的怒火,迅速发展成一场全国动员的抗议活动。

1月23日,由西海岸货运协会(West Coast Trucking Association)组织的抗议车队从温哥华出发前往首都渥太华抗议示威。这个被命名为“2022年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 2022)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途径之处不仅不断有人开着自己的车加入抗议队伍,还有大量的民众挥舞国旗以及各种支持标语站在路边或立交桥上为司机加油打气,甚至送上热饮、食物。随着车队行进的图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加入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加西到加东,乃至美国多个洲;加入的人也不再局限于该项措施直接涉及的卡车司机,更多的是已经接种了疫苗但对已经施行两年多公共卫生政策不满的人,当然更少不了浑水摸鱼的极右翼、工会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团体。

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反对佩戴口罩,有的反对疫苗护照,还有的反对关闭餐馆、酒吧,反对禁止私人聚会,更多的人则反对特鲁多,认为是他设立了各种疫情防控措施,“Fxxk Trudeau”之类的侮辱性标语随处可见……抗议者示威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总体上是疫情爆发以来各种“阴谋论”的支持者。“疫情阴谋论”是指在互联网的助推以及一些政客的鼓吹下,各种在网上传播并拥有海量拥趸的错误信息。比如,“新冠病毒是5G传播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试图通过推广疫苗,在所有人体内埋下芯片,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新冠病毒疫情不存在,是政府为了控制民众而创造的……”令人可悲的是以阴谋论者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却迅速地获得了政客和其他势力的推波助澜,包括数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包括保守党前一任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现任党领Pierre Poilievre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光“看热闹”,还“拱火”,称赞加拿大的抗议者“勇敢”;世界首富、现在的推特总裁埃隆·马斯克(Elon Mask)也发推赞扬“加拿大卡车司机太牛了”,推文也被转发了上百万次。

Un homme tient une pancarte contre le passeport vaccinal lors du convoi des camionneurs à Ottawa.

示威现场

得到鼓舞的抗议者的抗议诉求也迅速加码,从原来的“取消对从事跨境运输的卡车司机的疫苗接种要求”改为取消所有的疫情防控政策,并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于是最多时有两万名抗议者及其卡车的示威活动占据了以国会山为中心的渥太华市中心,示威者们扛着各种各样或取消防控措施或辱骂政客的标语在渥太华市中心招摇过市,到处游荡,从早到晚制造各种噪音;肆无忌惮地骚扰戴口罩的人;还有人围堵媒体记者,指责他们太过于支持政府的防控措施;甚至干扰警察和市政工人的正常工作……而除了渥太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并在安省、阿省和萨省多个地区封锁加美边境通道、桥梁,给加拿大的经济、社会、国际声誉和其他方面造成难以计数的损失。更糟糕的是,渥太华政府、安省政府以及各级警察机构面对示威者毫无办法,连维持秩序都做不到,更谈不上“清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不得不于2023年2月14日启动《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

《紧急状态法》启动后,赋予了警方更大的权力和资源,来处理阻断交通的人群以及车辆,比如拖走占道的车辆,对机场、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定点保护,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需法庭授权的情况下冻结账户,切断示威者的资金来源等,最终在2022年2月19日进行的“强力清场”之后,这场披着“反疫苗”的皮,实则各种反秩序、反政府、反传统、反科学诉求,被右翼媒体、极端分子和阴谋论者推动的闹剧才结束,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却长期持续,包括各群体之间观念上的极化和撕裂;严重冲击跨国贸易和经济运行,对经济复苏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失等。

激化

尽管联邦政府决定启动《紧急状态法》后,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沦为全球笑柄的示威活动,但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不少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争论,也让联邦议会各反对党以及各省省长的态度不一,一个由安省法官Paul Rouleau牵头的调查委员会很快成立,目的是调查启动这个紧急法案是否合理合法。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调查委员会审阅、汇集了9千多份证据文件,听取了为期七周300多个小时的听证质询,而得到的各方信息让Rouleau法官相信在该紧急法律被启动的前几天,全国各地的执法行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加拿大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分析称之所以原本“合法的抗议示威变得无法无天,以至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在示威活动中出现了出于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处在加拿大的情报机构CSIS(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监控下的。启动《紧急状态法》需要的两个门槛:秩序崩溃和自由无法保障或受到严重威胁都达到了。其实早在启动这部法律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到解决方案。比如一些示威者的行为触犯了《加拿大刑法》的一些规定,但在和执法部门沟通的过程中却受到质疑,担心如果采取强制性行动是否会对警察、抗议者和路人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等。

不过这到底是执法部门的借口还是真实的考量,则很难说。因为在公开作证阶段,“自由卡车”组织者的辩护律师Keith Wilson就透露说不少同情“自由卡车”示威活动的维持秩序人员,包括各个警察机构和军队成员都向示威组织者通风报信,甚至提供保密的警察行动计划,让他们可以提前准备应对,逃避警方的干预。这名律师指出,几乎在整个“占领示威”期间,“自由卡车”组织者一直掌握着警方的行动计划。而主动泄露信息的警察几乎来自所有部门,包括渥太华的市级警察OPS(Ottawa Police Service),安省省警OPP(Ontario Provinciale Police),皇家骑警(RCMP)以及情报机构CSIS。甚至一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程保护总理特鲁多和其家人安全团队的一名前成员都向一名自称为“自由卡车”示威总指挥的人泄露了总理的日程安排,给安保工作造成风险。

Rouleau法官在长达2000多页的调查报告中认为这场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两年多的疫情限制和联邦要求商业卡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所引发的。一些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加剧”了这种对立。但他“不接受示威活动组织者将发生在渥太华的抗议活动描述为合法、平静或类似庆祝活动的说法,事实证明,渥太华的局势并不安全,而且很混乱。”而抗议组织者声称的,他们对于示威者骚扰和恐吓他人行为不知情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虽然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决定是正当的,但特鲁多也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在1月27日将一些抗议者描述为“边缘少数群体”,可能激化了矛盾,并坚定了抗议者的决心。Rouleau法官还认为根据该法案采取的大多数紧急措施都是适当和合理的,而其他一些措施,如暂停车辆保险,则适得其反,可能是危险的,以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决定不向保险公司提供参加抗议活动的“指定人员”名单。

建议

Rouleau法官指出在这个示威过程中安省不愿全面参与解决渥太华局势的努力,非常令人不安。无论是安省省长还是安省政府都在其管辖的一个城市发生危机时缺席,并且缺席了与联邦和渥太华市政府合作制定计划的两次三方会议。他在报告中写道“鉴于渥太华及其警察部门显然不堪重负,安省有责任第一时间就以明确、公开和尽全力的方式参与进来。越是紧迫的时刻,越需要各级领导人超越政治,为共同利益而合作。不幸的是,在2022年1月和2月,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安省福特政府直到示威者封锁温莎大使桥,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和贸易影响才开始介入。除了批评安省在这场危机中的缺席外,他还批评渥太华警察局存在判断失误、反应迟缓、缺乏应对计划等问题,并表示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警务失误和“联邦制的失败”导致了抗议活动的失控,并对渥太华居民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56条改进建议,其中的27条都是针对如何改善警察行动的。这些建议包括:

  • 建立信息共享、情报收集和分发协议;
  • 当全国、省份之间或领土范围内出现重大事件时,任命唯一一名协调员,以免令出多头;
  • 制定为突发事件而请求额外警察资源的协议;
  • 制定在重大事件背景下维护秩序的全国标准;
  • 快速识别关键的商业运输基础设施和走廊,并制定保护它们的协议;
  • 删除需“引用 CSIS 法中对加拿大安全的威胁”的定义;
  • 增加启动紧急状态法之前的各省、地区的咨询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