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步虚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加拿大人民迎来了自己国家的节日——加拿大日。与全体加拿大国民一道，我们高兴地庆祝这个节日，思量它的意义及它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一切。
疫情期间，加拿大依靠自身良好的公共财政能力和较完备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根据疫情变化而不断升级、完善防控措施，以尽可能地减少疫情对民众生命健康和生活秩序造成的不良影响。此外，加拿大还以积极的态度，向率先报出疫情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疾控中心、欧洲药品管理局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机构协调合作，共同研发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加拿大采取的多边化、国际化合作方针与举措，为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作出了切实的贡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加拿大多次被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民调机构评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国家”、“最佳国家”之一，有着较富有的生活水准、较友好的社会氛围、发达的经济体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的地方治理，且在教育、安全、公共卫生、妇女地位、儿童抚养、绿色生活、政府透明度、社会自由度、整体生活品质等多个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加拿大人以拥有加拿大身份而自豪。
国庆——“加拿大日”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加拿大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情感，承载着加拿大国家身份的选择和实现过程。
国家在自我理解和自我期望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身份，把握自身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以及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国家身份的选择与实现，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掌控、对外方针实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制约。而外部环境、内部国情、国家决策者的意志与能力是决定国家身份选择和实现的三个主要因素。
作为国家存在，加拿大的历史不算太长。而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的缘由，加拿大国家身份及地位的确立，同英国和美国有着直接的关系。
1867年７月１日，由今天的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共同组成“加拿大自治领”，成为不列颠帝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因而也成为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一个既分立又从属，或者说自治但不完全自主的半独立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加拿大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言人是英国政府而不是加拿大自治领本身。这样的国家身份及其半独立地位影响了加拿大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也长久地影响着加拿大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诉求。从殖民地到国家、从帝国统治下分立政体到联邦的演进，加拿大人企盼和努力实现着的，是自治领第一任总理J.A.麦克唐纳所憧憬的“一个独立的加拿大”。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矛盾甚多，恩怨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加美两国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也让加拿大得到了摆脱英国、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机会。随着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霸主地位的确立，加拿大在事实上与情感上越来越脱离英国，同时也越来越开始身不由己地依附于在地缘关系上无法别离的美国。从那时开始，加拿大抛弃历史恩怨，与美国结盟，追随美国，拓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签署“北美防空一体化”等防卫协议以由美国来保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加美特殊关系”由此建立。这种特殊关系的出现，是加拿大争取有效协调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现实选择，也是加拿大积极融入美国霸权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的主动选择。加美特殊关系促进了加拿大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的加美关系也把加拿大的国家存在及其身份地位置放于美国阴影的笼罩之下。
基于上述现实状况，加美特殊关系下的“加拿大身份”成为了加拿大知识界思考和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许多研究者的著作(如史密斯的《加拿大：一个美洲国家？》，奥查德的《战斗的加拿大：四个世纪对美国扩张的抵御》)中，一些略带自嘲性质的、集酸甜苦辣于一体的词汇，如“保护国”、“卫星国”、“连体婴”、“文化殖民地”、“巨人的伙伴”、“老板使唤的勤杂工”等反复出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展现着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连缀关系，同时也表达着加拿大人对自己国家身份及地位的复杂情感和内心诉求：加拿大在美国旁边，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加拿大不是美国，加拿大就是加拿大，能真正独立自主的加拿大。
自2015年自由党重新执政以来，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多边化”和“国际化”倾向。坚持“多边主义”，强调“国际合作”，成为了近年来加拿大用以确证自身身份——一个有全球影响的“主要国家”或“中等型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然而，从现实过程及其构成性条件来看，这里所谓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归根结底是一种立足于“加美特殊关系”的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这种性质的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加拿大试图通过多边化、国际化来改变国家身份现状的主动追求，同时也暴露了因缺乏切实独立自主能力而形成的身份定位模糊的尴尬处境。
“身份尴尬”的一个例证，是前不久被美国《时代》杂志评论称作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失败之一”的外交事件——加拿大在争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的败落。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热情参与国际事务，努力为全球治理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投票结果显示，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成员国并未接受加拿大的热情与努力。因为，人们担心如果享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加拿大可能会沦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橡皮图章’”。
“华为孟晚舟事件”是加拿大因加美特殊关系而面临身份尴尬处境的另一例证，它直接导致了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全方位下滑，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加拿大国家身份，特别是对其独立自主地位的广泛质疑：加拿大之为加拿大，它到底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还是美国联邦中的一个行政州或美国霸权秩序中的一个名义上叫作国家的附属政治实体。这种质疑在中国各地、各界、各阶层均表现得尤为强烈、深沉而普遍，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在那些长期对美国霸权心怀不满和憎恶的国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亦非常明显。
6月23日，19位曾在加拿大联邦内阁、国会、法务部门、驻外使馆及国际组织担任要职的著名人物联名上书总理特鲁多，要求终止孟晚舟引渡案程序并将其释放。联名信指出：“美国的引渡请求令加拿大陷入困境”，国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联名上书者希望政府能“解开束缚”，能“完全自由地重塑对华战略方针”，能“采取艰难的但必需的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我们自身的利益”，其所喻指和凸显的：是加美特殊关系下加拿大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及地位问题；是国家身份实现的关键时刻，国家决策者的决断意志、魄力与能力问题。
国家的身份及地位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今天，真正“独立的加拿大”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实然”指的是，加拿大是一个拥有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独立主权国家，并藉由这一主权形式，管理国家内部事务，参与全球治理，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肯定和赞誉。而“应然”提醒我们的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独立的加拿大，一个在世界舞台上能自主发挥作用的加拿大，还需要全体加拿大人民共同努力去发展、捍卫和强化。
加拿大国庆期间，思量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令人自豪，引人深省，催人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