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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记者 颜宏 今年开年以来，蒙特利尔的凶杀案数量骤然上升，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有精神问题的人杀害家人的案例。1月26日，28岁的Emmanuel Gendron-Tardif杀死自己61岁的母亲，这名电影人在过去几年里都在受精神疾病的困扰；2月19日，26岁有精神病史的女子Amel Benali持刀威胁另一名女邻居，接警赶到的警察因为其精神状况而要找她的母亲问话时，才发现她54岁的母亲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被杀死了；然后就是3月17日，19岁的Arthur Galarneau杀死了他的母亲、父亲以及75岁的外婆。这三名嫌疑人都因为精神病史而被警察、医院、社区机构等相关单位所熟知，但因为资源不足等各种原因在社会中自由地游荡，他们不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特别是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家人更危险，彷佛一颗颗“延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说不上什么原因就可能爆炸，造成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当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只给心理健康问题拨款2700万元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深受其害的蒙特利尔居民的不满。 24小时随机射杀三人 还记得去年8月在不到24小时内随机枪杀三人，最终被警察击毙的Abdulla Shaikh吗？他才只有26岁，却是多个警察局的常客，在过去四年里，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需要警方干预，多次被警方送入不同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入院治疗，还因为于2016年在Laval的一所公园里殴打、威胁、暴力逼迫前女友为其口交而犯下的指控在等待庭审程序。 Abdulla Shaikh出生在蒙特利尔的一个移民家庭，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青少年之前一切正常，但到17、8岁开始吸毒后，就开始出现精神问题。2018年6月，他因为精神病发作第一次入院治疗。一个月后，他因为想回到自己的祖籍国（他的籍贯没有披露，应该是中东的某个国家），不想再当加拿大公民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后，为了显示自己放弃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决心，他在6天内3次前往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捣乱，每次都被安保人员驱离。最后一次他携带蜡烛等点火用具当众烧毁自己的护照而被逮捕，遭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恶作剧等指控，但在当年11月份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免于承担责任。在魁省，有犯罪记录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免于起诉的人都由一个名为精神问题审查委员会CETM（Commission d’examen des troubles mentaux）跟踪。这个委员会在2019年4月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听证，通过血检和尿检，发现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服用治疗其精神疾病的药物；同年6月，CETM的评估结果才出来，虽然认为他对社会安全造成风险的几率很高，但还是决定让他有条件获释，条件包括按时服药，不吸食毒品，保持和平等。 一年之后的2020年，他再次发病，一个人自言自语，对着空气说话，对其他人恶语相向，如果有人反驳他就打人。虽然他本人不承认自己患病，也拒绝服药和治疗，但相关机构获得了法官的社会治疗强制令，他被强行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发病、入院、评估；再发病，再入院、再评估的循环贯穿他这几年的生活。他在Institut national de psychiatrie légale Philippe-Pinel、Laval的Cité-de-la-Santé等多家医疗机构都住过院，在住院期间的表现也非常暴力，不肯好好吃药，不肯配合治疗，对照顾、劝说自己的医护人员恶语相向，还经常威胁医护人员称“我会找到你的名字，你的地址，等我出去就杀了你”等等，医护人员向院方管理层、工会等多次投诉，但毫无用处，医护人员不得已报警，但警察的回应是他本来就是在治疗的病人，对此无能为力。 直到2022年3月，CETM对他进行第五次精神状态评估，在判定他的病情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还是裁定对他有条件释放。这个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干预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趋于稳定，虽然有风险，但如果按时吃药、配合治疗并戒掉服用毒品，可把风险降到很小，再加上整个医疗系统都缺人手，精神科也不例外，最终做出了有条件释放的决定。在他获得自由的3个月后，制造了一系列震惊社会的随机杀人案。 家庭与社会不要放弃 与Abdulla Shaik的成长经历很相似，今年25岁的Joshua Côté-Mashala因在2019年携带剪刀刺伤了他的心理医生而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在这之前，他的父母家人就已经多次就他的问题向各方求助，却一直得不到帮助，最终发展到这一步。 Joshua出生时是一个很安静、平和的孩子，家中5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喜欢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但到了中学的最后两年，他开始和朋友去酒吧，开始喝酒、吸毒后，精神状态就出了问题，表现出各种不可理喻，也不像他的怪异举动，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因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被学校的橄榄球队开除。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的异样后，一直想帮助他，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是父母管的太多，双方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Joshua少年时的照片 2017年夏天，因为和妹妹口角，他打了妹妹，之后他的暴力行为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父母报了警，但警察也只是说了他几句而已。到了12月份，一次在吃晚餐时又和妹妹发生口角，他再次起身去打妹妹，被父亲拦住，扭打中父亲的肩膀受伤，不得不做手术。每次他精神病发作时，父母只能求助于警察，而每次警察的到来都让他感到受背叛，变得更愤怒，更加暴力，为了保护家里的5个女人，父亲多次在和他的打斗中受伤，还有一次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最终他被要求离家出去住。 期间，他的父母多次和儿子沟通，联系精神病医院，希望他能去住院治疗，但Joshua认为自己没有病，不需要住院，最终到2018年7月，面对越来越暴力的儿子，他的父母请求法庭强制他去进行精神状态评估，并获得了法官的支持。于是两名警察带他去做心理评估。但一个半小时后，他的父母惊讶地发现他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原来对他进行评估的两位精神病医生仅通过与他交谈就做出了他没有危险的判断，让他回家，既没有跟警察联系了解信息，也没有跟家长通报情况。等到Joshua父母打电话问到时居然说孩子没有问题，是父母的问题。 几天后，Joshua再次发病，破门闯入家中，殴打他的父亲，这次他的父亲报警后正式提出投诉，他受到非法闯入、偷盗、暴力伤人等多项刑事指控。在庭审中，法官再次要求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Philippe-Pinel医院的两位专家诊断他患有精神疾病，并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倾向，因此法官判定他不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留在精神病院治疗。在医院期间，尽管他自认为没病，也拒绝服药，但情况还是逐渐稳定下来，他的治疗医生建议他可以无条件释放，并得到了CETM的支持，于是他被无条件释放，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定期复查。 从医院出来一个月后，他再次在自己家附近发病，被警察再次送进医院，但他的主治医生还是建议他可以无条件释放，但这次CETM不同意，给他加了几个附加条件，包括如果不配合治疗，医院应该通知警察将他逮捕等。很快，他就没有如约去和医生见面，医生通知警察后发现他已经从所住公寓搬走了，不知所踪。 Joshua就这样在街头流浪了两个月之久，到处偷盗为生，犯病时随意恐吓他人，打人，还在公共汽车上打伤了一个年轻人，直到被警察抓住，当时他身上有偷来的信用卡、一把刀和一把铅弹枪。他被送入医院后依然不认为自己有病，依然拒绝服药，直到1个月后用刀刺伤了医生而登上媒体头条。而他刺伤医生的原因是医生正在向魁省高等法院提出强制他服药的申请。这次他不能再呆在医院里，因为谋杀未遂而被判入狱，尽管在他的档案里提出他需要药物治疗，但在监狱里没人执行。他的父母不得不多次找各个相关部门让他能够在监狱里得到治疗，而通过治疗，他的情况获得很大的改善，并在出狱后回到家跟父母一起生活。 目前病情稳定的Joshua表示，如果他能够及早介入治疗，大部分的暴力举动是可以避免的。他的父母则感叹现在的社会制度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不强制人治疗其实是在放任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病情恶化，直到有一天作出一件大事来再把他们投入监狱，其实他们是有病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人。 蒙城的1000颗“炸弹” Joshua仅仅是被诊断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倾向，就已经出现了多次暴力伤人的行为。Abdulla Shaikh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还被认为具有反社会、自恋型的人格特征，这为后面的血案埋下了伏笔。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会导致患者以异常的方式解读现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每300人中就有1人患上此病，最常见于青春期晚期和20多岁时，男性的发病往往早于女性。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出现幻听、幻觉、妄想以及某种极端混乱的思维和行为。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Abdulla Shaikh的精神分裂症虽然严重，但还不足以让他做出如此冷血的举动。随着信息的披露，人们发现他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里，花大量的时间浏览网上的种族歧视、极右翼、阴谋论等不良信息内容，加入多个倡导暴力的社交媒体群组，甚至到暗网（Dark Web）上去看杀人、斩首等血腥的视频。他被击毙时手里拿的枪是一把自制的仿制半自动手枪，这种自制枪支也被称为鬼枪（ghost gun），意思是不在市场上销售和流通，没有任何可追踪的信息。而在现实中，自己组装枪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枪支的大部分金属部件如枪管、滑轨、弹匣等都是标准件，且不受管制地自由销售，可以很轻易地在互联网上、枪支销售店里买到这些组件和子弹。自己组装枪支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组件买不到，但如果有人教或者有信息指导也不难自制，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完全不妨碍发挥枪支的功能。没有接过正规训练的凶手根据网上获得的信息只组装了一把枪，但枪支的性能却不输于市场上的销售产品，毫无障碍地连杀了三人，警方也在凶手的住所发现了多个高性能的弹匣以及大量的子弹，如果不是被及时击毙，这个丧心病狂又被洗脑的精神病还不知道要杀多少人，想想都后怕。 负责治疗这类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表示，社会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延时炸弹”：他们具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构成危险，但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控制病情，无论是其家人还是相关机构都无权强制。针对这类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或集中管理，但目前的社会体系中又没有相应的资源，更忧心的，社会上患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数不仅在连年增加，他们还能轻易获得药物、毒品乃至武器。 曾担任魁省精神健康部门主任15年的André Delorme表示，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题。人口中的1%患有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而在这些患者中有10%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有针对性的、强化的跟踪，理论上每10万居民中就需要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执法部门人员组成的干预小组，才能保证这些精神病患者不“捅出大篓子”，而蒙特利尔有2百万人口，需要至少20个这样的小组，而目前只有10个，也就是说还没有人对大约分散在各处的约1000名“延时炸弹”进行跟踪。

七天记者 颜宏 在去年同一天，也就是3月22日，连任的新一届CAQ政府颁布再次执政的第一次预算案，还是由财政厅长Éric Girard来发布，这是他连续第五年提交新财年的预算案。与以往发布预算案时财长要穿一双新鞋子的传统不一样，因为受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大幅升高的影响，财长也决定今年不再买东西，而是把省下的钱捐赠给社区机构，而这份四平八稳的财政预算案也受到普遍的欢迎。 2022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以及高通胀对经济的威胁，全球经济都遭遇了较大困难，增速明显放慢，还有经济学家推测全球经济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衰退。对此，财政厅长Éric Girard认为魁省经济发生衰退的可能性是一半一半，50%的可能性发生衰退，50%的可能性不发生衰退，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魁省都会做好准备。在他看来，2023年是全球经济的过渡年，也是魁省经济承上启下的一年，这一年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带来的借贷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魁省民众将削减开支；企业也面临需求放缓、借贷成本高企和不确定性增加的问题，因此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0.6%，明年的增长为1.4%，这与疫情后重启的2021年经济增长同比增长6% 和 2022 年2.8%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而为了保证2024年以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魁省政府必须想办法控制住通货膨胀。 2023-2024年度预算案一览 在全球经济都不太景气的大环境下，这次的预算案依然不急于实现财政预算平衡。根据魁省现行的法律，一旦出现财政赤字，政府需要在5年内达到新的预算平衡，不过务实的CAQ政府在疫情后的预算案中没有拘泥于这个“5年”的规定，而是把这一法律暂停，把平衡预算的期限延长到7年，即把平衡预算的期限推迟到2027到2028年度。在2023年度，魁省的财政赤字为40亿元，计划之后每过一年减少10亿元，以完成到2027-28年恢复平衡预算的目标。不过Éric Girard厅长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表示如果在全球经济恶化的大背景下，魁省经济也陷入困境，魁省将动用紧急储备金，甚至不惜动用世代基金（Generations Fund）里面的钱，这个基金是2006年创立的，初衷是投资赚钱来偿还魁省的公共债务，相当于魁省政府的投资理财账户，目前由CDPQ（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管理，年收益率在4%到12%之间。 减税 这次预算案最大的亮点就是CAQ政府兑现了竞选中多次提及的减税承诺，从今年7月份开始，魁省前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下调1%，此举将使460万魁北克人受益，可以说是魁省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之一，但即使如此大幅度的税费下调，魁省依然是加拿大各个省份和地区中个人赋税最沉重的地区。当然，魁省民众的税务负担虽然比其他地区要大，但魁省民众享受的社会福利，如低价的托儿费用、全国最低的大学学费、低价甚至免费的公民服务等让魁省民众的生活成本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根据新的减税政策，第一税阶的税率从原来的15%下降到14%，也就是说年收入低于49 254的220万魁北克人每人最多可少缴321元税；第二税阶的税率从原来的20%降到19%，即年收入在49 255到98 540之间的人，每年最多可少缴814元。下图是媒体根据不同收入计算出的省税金额。 可征税收入 独自生活可省税金额 夫妇两人（以同样工资计算）可省税金额 尽管这一减税政策被反对党批评并不能真的帮助到低收入人群，反而是高收入的人群获得的减税金额更大，那些年收入10万的人不会在乎少缴的814元。但他们忘了，高收入的人群缴税的金额也更多，减税的话自然减得更多。Eric Girard表示这次的减税措施主要针对那些年收入在3万至9万元之间的人设计的，这些人缴纳的所得税比安省多出36%。其实CAQ政府多次说过要提高魁省吸引劳动力的竞争力，缩小魁省民众与安省民众的财富差距。而减税是其中的发力点之一，CAQ政党计划在10年内减税2.5%，这次完成了初步的1%，未来的1.5%有可能在下一个任期内提上日程，如果还有下一个任期的话。下图是安省与魁省前两个税阶的税率对比，可以看到两者差距巨大。 安省税阶 税率 魁省税阶 税率 46 225以下 5.05% 49 254以下 14%（减税后） 46 226-92 454 9.15% 49 225-98 540 19%（减税后） 这次的减税措施虽然只有一个百分点，却意味着魁省政府每年减少17亿元的收入，未来6年减少92亿元收入，并且是在当今利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魁省政府支付的公共债务年利息已经高达95亿元，而在不得不减少向世代基金供款的情况下，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商业团体和工会警告说，在经济动荡时期削减政府收入是错误的，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并导致未来政府服务的削减；还有一些人批评政府正在将债务负担推给子孙后代。 让医疗系统更有效率 同以往一样，这次财政预算的大头依然是健康和教育两大领域。其中卫生、健保、医疗等健康方面的投资占到了1220亿元预算中的528亿元。主要分配如下： 投入3.95 亿美元用于增加开放新的6家前线诊所，比目前的6家多出一倍，并增加护士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数量； 5年内拨款20亿元用于照顾老人，魁省政府预计全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从2021年的 180万增加到2041年的近250万，占总人口的26%；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梓丰 3月15日，根据媒体的提前爆料，围绕魁省北部Rouyn-Noranda市Fonderie Horne冶炼厂环境污染的博弈终于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办法，即Fonderie Horne冶炼厂出资购买工厂附近约80户居民住宅，魁省政府则出资8500万元用于建设新的住宅小区供搬迁居民居住，最终将搬走附近的200户居民，房屋则将被完全拆除，空出的地方变成绿地，成为工厂污染排放与居民健康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同时，该工厂承诺进行降污染排放改造，在5年内达到每立方米15纳克的砷排放标准，高出政府许可排放的5倍，而在未来的长期目标中将达到省标准的3纳克，但长期是多长，却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历史悠久 去年7月，为魁省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政策科学依据的魁省公共卫生研究所INSPQ（Institut national de santé publique du Québec ）公布了魁省北部Rouyn-Noranda市空气中砷和镉浓度导致致癌风险的评估报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魁省引发巨大的反响。该报告显示2021年在该市的Fonderie Horne冶炼厂空气中捕获的砷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7 纳克，最高可达到100纳克，比魁北克环境部认为对人类安全的每立方米3纳克的水平高出33倍，而这个排放浓度获得了魁省政府的许可，目前这个许可即将到期，该厂正在和魁省谈判续签豁免许可。另外，该市居民患肺癌、新生儿出生体重偏低、预期寿命较低的风险长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更严重的是，前公共卫生负责人Horacio Arruda曾要求将该地区的肺癌数据从2019年的生物监测报告中删除，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说明政府早就知道这一地区砷浓度过高带来的危害。而现任公共卫生负责人Luc Boileau则承认目前的排放浓度给民众健康带来危害，不能再继续下去，但却强调该冶炼厂无法达到目前的省内排放标准，该厂将就砷排放的上限问题与魁省政府谈判，而谈判出来的结果其社会可接受度非常重要。这话一出，直接让很多居住在Rouyn-Noranda以外的民众破防，这是不是说一个企业如果以经济活动相威胁，挨个和政府谈判就能获得有害物质排放限制的提高。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家冶炼厂的历史，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看法。 1921年，商人兼探矿爱好者Edmund Horne在Noranda发现了一座金矿，他把这个发现转让给了两名美国采矿工程师Humprey Chadbourne 和 Sam Thomson，并在1922年成立了Noranda Mines矿业公司，接着他们三人又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铜矿，直接导致了在1927年开始建设以发现者命名的Horne冶炼厂，可以每天处理500吨矿石。到了1937年，它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的铜冶炼厂和第三大的金冶炼厂。而随着矿藏资源的枯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通过冶炼回收金属继续发展，直到今天发展成为北美回收领域的领军人物，每年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 10万多吨可回收材料。 到了上个世纪7、80年代，随着当地环境遭到破坏带来的后果显现，民众开始对冶炼厂直接把废气、污水排放到大自然中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要求整改。在当时，这个冶炼厂每年向空中排放的二氧化硫就达到77万5千吨，比蒙特利尔东部的所有炼油厂加在一起的排放量都多，是全省的最大污染源。经过多次博弈，最终在1989年，民众的抗争获得了法庭的支持，这家冶炼厂将收购一家硫酸厂，利用冶炼厂产生的副产品来生产硫酸，到2022年，其96%的二氧化硫都已经被回收利用。 目前这家冶炼厂是北美最大的含铜和贵金属电子废料处理商，每年可生产21万吨铜和其他贵金属。有高薪员工650人，大部分是本地居民，仅其上缴的税收就占当地政府财政预算的一半，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甚至可以说，没有了这家冶炼厂，Rouyn-Noranda这个市就不复存在。 污染严重 虽然这家冶炼厂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污染情况确实严重。根据全国污染物排放清单的数据，该厂除了向空气中排放致癌的砷和镉外，还排放23种包括金属、废气、酸性物质等，这些污染物可增加各种形式的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如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全国污染物排放清单是联邦政府针对工厂、矿山、石油、天然气行业以及发电厂和废水处理厂等污染大户年度污染物排放物的记录，涉及全国各地的7000多个设施。在2021年的记录中，Fonderie Horne冶炼厂向空气中排放了1500吨污染颗粒，平均每天4吨。其中金属的排放量有212吨，包括36吨砷，10吨镍，97吨铜，54吨铅，39吨锌等。该厂排放的污染颗粒以及二氧化硫也使Rouyn-Noranda连续三年成为魁省空气质量最差的地方。这些污染物不仅给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风险，也影响到方圆超过50公里的水源和动植物。以附近的Osisko湖为例，该湖已经受到严重污染，鱼类的肝脏和肉中的重金属污染严重超标，特别是镉和铅，因此环境部门建议每月食用产自该湖的鱼不能超过两次，而该地区其他湖泊中的鱼可以每月吃4到8次。而在距该厂35公里湖泊里的鱼身体内还发现高浓度的铊。不仅是水产品，该地区的野生动物也受到污染，该地区驼鹿肾脏中的镉浓度比魁省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驼鹿高得多，卫生部门不得不发布建议限制猎人食用猎物的数量。众所周知，环境中重金属的存在会损害动物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例如破坏新陈代谢、改变繁殖成功率，甚至降低种群的遗传变异性等。 Fonderie Horne除了冶炼矿石，还接受来自世界各地回收的电子垃圾、工业垃圾等进行冶炼。一些有毒的工业废料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其他地方、新加坡、巴西等地。从2017至今的5年时间里，该工厂接收了约34万吨的工业废料，然后投入到冶炼炉中加热到1250度以提取铜和其他贵金属。这间冶炼厂的所有人嘉能可公司（Glencore）表示，随着位于北美的铜矿日益关闭，该公司越来越依赖来自海外的工业废料，通过海外回收的垃圾作为原材料已经成为目前的生产模式，占到生产投入的15%，而公司也没有计划改变这种使用外国垃圾的生产模式。而在冶炼厂回收的工业废料、垃圾中，存在着大量的加工残留物、废水废物、废金属甚至被氰化物污染的煤炭。而魁省政府允许这家冶炼厂在冶炼过程中使用含有金属的垃圾，包括危险的工业废料、垃圾。 实际上，魁省政府不仅给这家企业的生产原料大开绿灯，还允许其排放高过政府标准的污染物。在2017年发布的证书中就允许这间工厂的砷排放量上限为每立方米空气内含60 纳克，即魁省标准每立方米3纳克的20倍，而自2021年起，该厂向空气中排放的砷含量最高时达到每立方米100纳克，超魁省标准33倍。而在污染问题再一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后，其母公司宣布将投资5亿美元，通过尖端技术对冶炼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在未来五年内改善空气质量，将砷排放量降至每立方米15纳克。实际上，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比如对砷排放来说，各类污染源大气排放标准中砷的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2.5至1000纳克。 根据嘉能可公司的计划，冶炼厂将重新设计铜转化工艺，增加一个大容量空气净化系统；建造新的节能铸造轮；改进现有的9个除尘器；还将对7个捕集系统进行改进，以加速减排，直到2027年夏天新的工厂部分投入运行，还有这次宣布在厂房和居民区之间建设隔离缓冲区。 尽管每立方米15纳克的排放标准依然高出现行标准的5倍，但或许是在维持经济活动与民众健康间能找到的唯一办法。  

七天记者 颜宏 3月10日，因为客户挤兑提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门以“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为由，宣布关闭主要为风投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硅谷银行SVB（Silicon Valley Bank）。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倒闭案。3月12日上午，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又宣布关闭位于纽约州的签名银行SB（Signature Bank）。这是继硅谷银行后，三天内被关闭的第二家美国金融机构。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 事件回放 在美国100多家银行业中，创办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并不算大。截至去年年底，硅谷银行资产总额约为2090亿美元，排在美国银行业的第16位，是行业巨头摩根大通的八分之一。但在硅谷，这家银行却相当于是中流砥柱，更曾经是银行业的优等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临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等学府，叠加当地的税收优惠、政府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硅谷逐渐成为科技公司的聚集地。但在这些初创企业的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人才等无形资产占大头，因此企业很难靠传统的抵押固定资产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市场上亟需一家能理解科技公司发展逻辑的专业性商业银行，来帮助初创企业成长，填补市场空白。来自富国银行的Roger Smith和Bill Biggerstaff，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Robert Medearis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会，在1983年联合创立了硅谷银行。 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硅谷银行业涉足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但它主要为计算机、生命科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新兴科技公司以及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提供服务，其核心商业模式是与风投合作，并从贷前风投、贷中根据不同的初创企业特点制定不同的贷款条件、贷后要求企业将资金账户开在本行内跟踪三个方面下手，建立起一套专门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凭借审慎的经营策略和出色的业务模式，硅谷银行的业绩一路稳健向前。即使遭遇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严密的贷款审批流程也让硅谷银行在整个泡沫破灭期间依然保持盈利，贷款不良率甚至还有一定的下降。 时至今日，硅谷银行都是美国唯一一家创投圈内的专业性银行，至今已经帮助超3万家初创企业进行融资，对接全球600家风险投资机构，120家私募股权机构，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就在今年2月14日，硅谷银行还登上了《福布斯》杂志“2023美国百大银行”榜单，凭借出色的盈利能力名列加州第5位、全美第20位。就在3月7日，硅谷银行还连续第五年获得了《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年度全美最佳银行之一。但就是这样一家银行居然在短短48小时内倒闭，到底发生了什么？ 3月9日，硅谷银行宣布低价出售价值210亿美元的可变现资产（亏损18亿美元），发行可转债筹借150亿美元资金，以及紧急发售新股筹资22.5亿美元。同时宣布三大举措，明确无误指向了同一个信号：硅谷银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危机。而就在前一天，以其领先的加密货币特许经营而闻名的公开交易银行——银门资本（Silvergate Capital）宣布关闭运营，计划以有序的方式并按照适用的监管程序来结束银行的业务并自愿进行清算。因此硅谷银行发布的消息让如惊弓之鸟的投资者立即开始抛售硅谷银行股份，该行股价当天就暴跌了60%，市值蒸发94亿美元。股价下跌虽然可怕，但恐慌情绪蔓延带来的影响更要命，担心自己存款安全的科技公司开始疯狂转走自己存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尽管硅谷银行CEO贝克尔（Greg Becker）当天晚上就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呼吁硅谷创投圈保持冷静，与硅谷银行这家长期金融合作伙伴同舟共济，但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都在想办法转走存在银行里的钱。单是3月9日一天硅谷银行的客户提现要求就高达420亿美元，相当于银行总存款的四分之一。到了晚间，硅谷银行的现金结余变成了负10亿美元，已经无法满足在美联储的应付款项。3月10日美股一开盘，硅谷银行股价又暴跌了60%，三天前还高达267美元的股票跌倒还不到35美元，直接导致其募集22.5亿美元的新股发行计划彻底泡汤，绝望的硅谷银行开始紧急寻找出售机会，但没有一家金融巨头肯接盘。一般来说，碰到银行陷入这种绝境，美国监管机构都会在市场收盘之后采取行动，但这一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连半天都等不了，在3月10日中午就宣布关闭硅谷银行，并紧急接管，创建一个新实体圣克拉拉存款保险国家银行（DINSC），将硅谷银行所有的存款都注入这个新实体。 恐慌蔓延 硅谷银行作为一家相对保守的银行这次仅仅因为20亿美元的流动性短缺就“爆雷”有其自身的管理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外界的不可抗力，即美联储的180度大转弯。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大把撒钱救市。在新冠病毒疫情袭来之后，更是“直升飞机式”的撒钱，给全国民众发钱，又为了刺激疫情后经济复苏，采取了近乎零利率的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层面流动性泛滥，科技行业热钱涌动，科技类股高歌猛进，投融资活动也异常活跃，创业公司很容易获得投资资金。也给硅谷银行带来大笔存款，单是2021年，硅谷银行的存款就暴增了86%，达到了1890亿美元。面对疯狂涌入的存款，硅谷银行必须找到有效的投资手段。在美联储几乎零利率的情况下，把钱放在存款准备金账户上几乎是无利可图，因此他们选择将大部分存款去投资被认为是很稳妥的远期美国国债以及抵押贷款证券产品（MBS），只给自己留下了大约130亿美元的现金准备金。 这样的投资策略在当时宽松的财政氛围下并不是什么问题，几乎所有银行都这么做。但到了2022年，为了遏制触及四十年高点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暴力加息8次，使之前近乎零的利率暴然提升到4.5%以上，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虽然使之前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开始缓慢下降，却直接导致美国股市掉头下行，而疫情中大涨的科技类股，成了下跌最狠的行业，科技企业进入寒冬。而随着股市大跌，利率大涨，直接影响到了科技企业的运行和创投行业的投融资活动，让来硅谷银行存钱的客户越来越少，而急需资金周转要取回存款的客户越来越多，流动性就出现了问题。 讽刺的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放松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很多地区银行的风险评估要求，取消了资产不足2500亿美元的银行必须接受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硬性要求，下调了这些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头寸比例规定。当时也是硅谷银行CEO的贝克尔立场鲜明地支持这一“松绑法案”。而4年后的今天，硅谷银行正是死在了没有做好利率风险管理和现金准备上。 实际上，硅谷银行的投资策略被认为是稳健的，是绝大部分美国银行都会采用的普遍做法，并不特别激进，但在突然大幅加息的背景下，稳健的经营模式受到了冲击，而美国又是金融工具很发达的国家，各金融机构都在玩“钱生钱”游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都会蜂拥前往挤兑，小一点的银行可能一下子就被挤兑垮了，大银行也遭遇地震。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紧急讲话安抚民众说银行系统安全，并承诺将要求美国国会和金融监管机构完善有关法规，以降低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相关机构也采取各种紧急安民措施，比如为硅谷银行所有储户提供完全保护而不是上限的25万美元，但多地的银行依然出现了客户争相提取存款、投资者抛售股票的现象。比如加州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PacWest等银行的股价骤跌百分之六十以上，大银行也出现一天内股价跌超5%的情况，而美国银行业的KBW银行指数在13日收盘时一度下跌近12%。 相互指责 尽管硅谷银行的光速“倒闭”有时代大背景的因素，但倒闭前的CEO贝克尔以及一众高管的一番“骚操作”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指责。一名硅谷银行内部人士在匿名接受采访时称，贝克尔公开银行财务问题的行为是“愚蠢的”，是“他的透明和直白把事情搞砸了。”还表示“人们都对这位CEO的愚蠢感到震惊。你做了40年的生意，却告诉我们没办法私下融资20亿美元？” 美国耶鲁大学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负责人杰夫·索南菲尔德（Jeff Sonnenfeld）和研究主管斯蒂芬·田（Steven Tian）也表示，硅谷银行在3月9日宣布融资22.5亿美元是“不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同时披露18亿美元的亏损，因为该行当时拥有远远超过监管要求的充足资本。 另外，统计数据还显示，CEO贝克尔和首席财务官丹尼尔·贝克（Daniel Beck）等一众高管在最近两年中累计套现了8400万美元股票。就在硅谷银行倒闭前的两周，贝克尔还出售了价值近360万美元的硅谷银行股票，贝克则出售了价值57.5万美元的硅谷银行股票。而就在FDIC接管前，已经无法提现的硅谷银行还打算向员工发放年终奖金。 最终在联邦政府的兜底下，硅谷银行的储户在经历了胆战心惊的周末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回了自己的存款。但投资硅谷银行的投资者有可能血本无归，于是愤怒的多名硅谷银行股东向美国加州圣何塞的联邦法院提交集体诉讼，要求赔偿其在2021年6月16日至2023年3月10日期间遭受的经济损失。 硅谷银行的倒闭只是美国经济出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戳破了一直以来政治宣传中美国经济一片大好的谎言，未来何去何从，到底是保银行体系安全还是继续降通胀？这两个难分轻重目标的严重对立，才是更难解的问题。同时，美国政府在关停银行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考量，也值得人深思。  

七天记者 梓丰 近日，来自《新西兰先驱报》的一篇报道不仅引发了新西兰社会的关注，还引发了加拿大、中国乃至全球网友的目光。一名2002年在加拿大杀死女友后逃回国内、并在国内被判处杀人罪名成立的男子不仅已经出狱娶妻生子，更换过多个名字后，在5年前以旅游身份前往新西兰，在奥克兰市中心买了房，还申请了新西兰的难民，最终在新西兰移民局的背景调查中发现了其真实身份从而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并要求他限期出境，而这名男子居然对此决定不服而提起上诉，从而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才让这个令人震惊、令人愤慨的离奇故事得以暴露在公众面前。 案件回放 2001年，18岁的李昂（Ang Li）从中国前往温哥华的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结识了同样去留学的20岁女子赵巍（Wei Zhao，英文名Amanda），当时她在高贵林学院（Cquitlam College）读英语。李昂当时租住在一户华裔家庭的地下室生活，房型是单门出入的一室一厅，后来的他的表哥张涵（Han Zhang）搬了进来，住在客厅。不久，女友赵巍也搬了过来，和李昂两人一起住在卧室。 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的李昂 2002年10月11日，李昂向温哥华Barnaby警察局报案称他的女友在前一天晚上10点多去离家约2公里的商店购物后就再也没回来，失踪了。在女友失踪后，李昂面对媒体表现得很伤心，声泪俱下地表示很后悔自己没有陪同女友前去购物。由于他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在10月18日宣布可以排除他的作案可能。 但在10月20日，有人在距离其住所一个多小时的Stave湖畔发现了一个装有女子尸体的行李箱，疑似是失踪的赵巍。检查发现这名女子是被人勒死的，然后被藏在行李箱中弃尸，于是皇家骑警在第二天前往他们同住的地方搜查，但直到22日还不能确认行李箱中的尸体就是赵巍。而随着尸体的发现，原本经常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的李昂变得很反常，先是多次打电话给媒体抱怨干扰他的正常生活，然后很快办理了退学手续。 10月23日，警方正式宣布行李箱中的尸体是赵巍，死于谋杀，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李昂和张翰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两人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下。但在当天下午，李昂就乘坐飞机飞回了中国北京。而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李昂作为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个人资料已经被输入各个部门，他到达机场时就被皇家骑警截获了，但两名经办警官在对他进行了2 个小时的问话后，认为他没有危险居然就让他离开了，还一路护送他出关登机。 到了10月24日，警方才通过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向赵巍的家人通报了情况。10月30日，张翰被要求到警察局协助调查，并在12月2日以协助谋杀的罪名被捕，后于12月9日以缴纳9万加元的保释金被保释。李昂则为主要犯罪嫌疑人，警方还称已经掌握了李昂在北京的住址，将会要求中国警方协助。 但此后案件的审理却一拖再拖，最终在2004年6月10日，卑诗省最高法院经过14天的审理认定警方的取证有误，在张翰早前已经承认帮助弃尸并指认李昂是凶手的情况下宣布他无罪释放。而李昂曾在2003年2月在北京被警方逮捕，但加拿大警方拒绝给中国警方提供犯罪证据，只是居高临下地要求引渡他到加拿大受审，而中加两国并没有引渡协议，最终中国警方释放了李昂。 这个案子当时曾经轰动一时，且胶着多年，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演变成中加两国的政治角力，只可怜了年迈的赵巍父母眼看着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却无能为力。经卑诗省议员、联邦议员、华人社区的多方努力，再加上赵巍的家人多次来加拿大推动，最终促成加中就该案达成合作协议：加拿大在中国承诺不会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把该案的调查证据转交中方。赵巍被谋杀7年后，中国警方才在2009年逮捕了李昂，之后李昂被控谋杀罪，并于2011年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赔偿赵巍家庭113.33万人民币。但李昂不服，提起上诉，后在2014年，北京高等法院将其罪名改为误杀罪，并将刑期改为7年，由于他的服刑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2016年就刑满释放。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这次被新西兰的媒体曝光。 诡辩重重 根据新西兰媒体对李昂的采访，李昂说他当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迷茫，并对谋杀的虚假指控感到非常生气。2004年左右，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先知和算命先生，并被告知他的名字“李昂”，是不幸的。如果不改名，那些虚假的指控将一直跟着他，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佳明（音译，Jiaming Li）。李昂说他在2008年搬去了西藏，在那里参加了民主抗议活动，也就是所谓的“藏独”活动。并称他的父亲当时是西藏军区的副指挥官，曾收到高级官员的命令，要对藏族人进行种族灭绝。而他的父亲不肯这么做，自己也为保护藏族人而战，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在2009年被逮捕，虚假指控他谋杀，并最终判他无期徒刑。他坚持自己是完全无辜的，“但中国政府必须给我定罪，因为得给加拿大政府‘面子’。” 李昂还说，在2016年获释后，他开始成为基督教信徒，并参加了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宗教活动。后来他想在海外找一份工作，以便可以更好地养活家庭。但是，当他使用“李佳明”这个名字申请护照时，被拒绝了。于是他再次改名为“李宗源”（音译，Zongyuan Li），并使用了不同的出生日期，并用这个新的身份获得了护照。于是他使用这个新身份，在2018年去欧洲玩了一个月，然后返回中国。2018年9月，他的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接着李昂在“李宗源”的身份下，成功申请到了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于2019年6月跟团旅游进入新西兰，并在旅游结束后返回中国。然后，他为自己、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申请了新的旅游签证。他表示自己是中共当局的目标，必须尽快带家人逃离中国。而他的父母给他提供了旅游、出国和在新西兰购置房产的费用。而在新西兰，他的名字叫Leo Li 以旅游签证抵达新西兰后，李昂就开始申请学生签证，并在拿到学生签证后不久在新西兰南岛Invercargill市的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IT）学习。李昂说他SIT学习期间，受到了充当中国共产党特工（acting as agents of CCP）的学生和老师的骚扰。比如他说某天在家听到了砰的一声，一只羊或牛的尸体被扔在了他家门口；再比如2020年2月，他的小儿子严重摔伤，他觉得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特工有关。于是在2020年12月，李昂和家人移居奥克兰市，并向新西兰移民局提交了难民和保护状态的申请。他对移民局声称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参与支持西藏示威活动而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不敢回到中国。他还坚持说从未参与过谋杀案，从未见过赵巍的尸体，也不相信她已经死了，称“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给我惹麻烦而设下的陷阱，我相信赵巍可能还活着。” 但新西兰的移民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在拒绝他难民申请的决定中写道：“自从李先生首次抵达新西兰以来，他向当局提供了一系列虚假的，不断发展的，不一致的，矛盾的证据。” “他使用过多种身份，并提供了3个不同的出生日期，和两个不同的出生地。他手里还有第四个身份——虚假的‘安巴’护照（Antigua and Barbuda，安提瓜和巴布达）。” “可以推测的是，李先生具有多变特征，并习惯于表演和欺骗。” “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在中国是宗教或政治活动者。而他提供的在新西兰期间的证据，也被他清晰的、迎合自己需求的长期表演能力所破坏。” 面对移民局的决定，李昂表示要竭尽所能留在新西兰，因为返回中国可能意味着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被终结。他还提交了由1315名新西兰人签署的请愿书，请求政府允许李昂及其家人留下。 议员震惊 李昂的新闻爆出后，对赵巍一案的过程非常熟悉，并在期间不断帮助赵巍家人的卑诗省国会议员关慧贞表示极度震惊，她对媒体表示：“2002年李昂杀了赵巍，将尸体弃置在行李箱中，皇家骑警找到了尸体，DNA比对都确认了，岂容他任意编造谎言。” 悲愤的赵巍母亲杨宝英，于2023年3月2日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关慧贞，请求她转交给新西兰政府当局，指证李昂的罪行。她在信中说：“当我听到李佳明相关信息，我们万分震惊，竟敢在中加两大国之间制造弥天大谎： 赵巍母亲的手写信 她在信中还写道：“李佳明在新西兰买房，还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在国内隐藏财产造成执行困难。目的是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至今不知悔改认错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一个出生在少将司令，共产党党员的家里，竟然有这样的后代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还在国内大肆扬言中加污陷他，真是恬不知耻不要脸。”这指的是当年北京法院的判决包括给予赵家赔偿、殡葬、生活、交通费用和经济损失共113.33万人民币，但至今赵巍家人并没有拿到赔偿。 议员关慧贞还表示已和联邦司法部长、移民部长、公安部长和外交部长发信并面谈，要求加拿大政府主动联络新西兰政府，向新西兰移民部提供有关赵巍案的相关资料，协助新西兰移民部就李昂的难民申请做出正确、公正的决定，让死去的人和其家属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案件思考 一个杀人犯，在警方眼皮底下逃脱，在另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渠道减刑、改名、办理虚假身份甚至护照，还能在第三国买房，通过“高人指点”编造欺骗西方国家的所谓被迫害形象，从而达到博得移民官、移民局同情的效果，进而洗白身份。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背后的利益输出链条都有谁？受害者家属至今没有得到赔偿，为什么没有执行机构帮助？罪犯背后庇护他的人究竟是谁？  

七天记者 颜宏 为了让民众更方便地办理与汽车相关的各种业务，魁省汽车保险局SAAQ（Société de l’assurance automobile du Québec）花大力气建立了一个新的互联网服务平台SAAQclic，但从2月20日正式上线后不仅没能缩短民众办理业务的等候时间，还出现各种问题，让很多急着办事的民众不得不在各个SAAQ的线下服务网点门前大排长队。急着开车上路的民众甚至天不亮就去排队，只期望能得到当天办理的排队号码，特别是在蒙特利尔和Gatineau地区，排队的情况最为严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呈现长期持续的状态，宛如去年的“护照危机”再现。 面对民众的怨声载道，缩短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而赶回来处理的交通厅长Geneviève Guilbault在3月7日宣布，对于驾照到期日在3月9日到6月1日之间的民众可有90天的延长期来付费；而在3月9日到4月8日之间签发的临时车辆登记证的有效期也将从原来的10天延长到60天。从3月9日开始，外国驾照可继续有效直到8月29日，而不必更换成魁省的驾照。这之前，SAAQ已经表示正在跟不同的警察机构联系，不要给那些因为SAAQ的问题而没有及时更新驾照、及时缴费的人开出罚单，并表示将给民众带来的不便提供资金补偿。 问题 SAAQ成立于1978年，40多年来魁省汽车驾照的申请数量增长了81%，汽车登记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了137%，但SAAQ却依然使用最初创建时的文件处理方式和流程，在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显得格外落伍。不甘于落后的SAAQ几年前就开始搭建自己的信息平台，并宣布将于2023年2月20日正式上线数字平台SAAQclic，以便提高用户的自主服务率。在之前的宣传中，SAAQ号称这个新平台更快捷、方便、容易操作，还不受人员工作时间的限制，民众可一天24小时随时上线，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搞定登记、缴费、更新驾照等各种事务，而不需要在各个SAAQ的服务网点间跑来跑去。不过在1月26日到2月19日之间，SAAQ称将向新的平台传输数据，所以之前的一些网上服务功能无法使用，需要缴纳驾照费用或车辆登记费用的用户还是需要到各个服务网点办理。但真是这样吗？一位网民分享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1月28日，她今年16岁的儿子通过了驾照理论考试，第二天就拿到了驾校发来的理论考试通过证书，拿着这个证书可以到SAAQ办理实习驾照，拿到实习驾照之后就以学习开车了。但这名兴高采烈的少年来到SAAQ的网点时，却被告知正在进行数据转换，让他2月20日以后再来，并建议他来之前最好先在网上预约。等到2月20日，他们一家三口再一次来到SAAQ的服务网点，却被再次告知无法办理，让他们2个星期后再来，并再一次强调最好来之前在网上预约时间。可问题是如果想使用这个新平台的服务，必须要注册一个账户才行。而要注册账号，则需要提供： 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少年有）； 健康保险卡号码（少年有）； 驾照号码（少年之前没有驾照，所以也没有驾照号码）； 前一年报税时Revenu Québec 发出的报税通知单号码（少年之前没有打过工，没有报税通知单） 没有相关信息就无法注册用户，而没有账户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既然在网上无法操作，这名少年和他的家人就只能来到SAAQ的线下网点排队，和无数其他因缺少某个信息而无法注册的人一样。 如同去年的“护照危机”面临突如其来的爆发式需求一样，在SAAQclic正式上线前的一个月时间里，为了转换数据库，也为了让工作人员熟悉新的平台系统，SAAQ的线下服务网点几乎停止办公，让很多人的驾照更新或机动车注册等业务被积压下来，重新开放后导致需求一下子增多。根据SAAQ的说法，全省积压了约40万份服务请求。而这家政府机构居然毫无准备，甚至在看到这么多人排队时感到吃惊，更别说提前配备足够的人手以预防可能的需求增加。 而造成这种混乱以及延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设计时考虑不周，存在内生缺陷；上线后又各种技术故障频出，很多功能无法实现，或者操作完毕后用户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成功；再加上SAAQ的工作人员缺少测试和使用，自己用起系统来也不熟练，需要摸索，严重影响了效率。 现实 SAAQ这次信息化转型在大庭广众之下“掉链子”其实是魁省在信息化、自动化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一个具体体现。还记得在疫情爆发之初，魁省的疫情统计数字经常出现错乱、漏报的问题，原来是已经2020年了，魁省的医疗系统还在使用上个世纪的传真机来通报数据，就连当时的魁省公共卫生长官Horacio Arruda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都是在翻手上那个破烂不堪的笔记本，有时需要花费几分钟甚至直到新闻发布会快结束了才找到相关的数据，让身处网络世界的民众目瞪口呆。 Legault省长也吐槽说他当时的一大焦虑就是等待各地把疫情数据报上来，因为经常就有某个地区因传真机故障或人员不熟悉而无法在指定时间传来数据，因此他才严令魁省的医疗系统加快数字化，增加远程问诊、远程服务的比例，但至今还在追赶中。魁省医疗系统的数字化落后只是魁省各个行业在数字经济中落后的缩影，疫情下全民宅家才发现魁省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多么不堪，很多地方因没有高速网而无法开展远程工作或远程上课；民众对互联网应用的认知是多么匮乏，不少企业、机构远程开会的一半时间都是在帮助参会者成功进入虚拟会议室。 雄心 痛定思痛，Legault省长发狠要提高魁省网络设施建设，让魁省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型，但最基本的让魁省民众都可用上高速互联网却至今都是问题。其实早在2003年，当时的魁省省长Jean Charest就曾承诺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让所有的魁省民众都能享受高速互联网服务，但由于高昂的建设成本以及各个运营商之间为逐利而产生的互相算计、相互掣肘并没有实现，魁省民众的高速互联网接入速度一直都非常缓慢，特别是在边远地区。 于是在15年后的2018年，作为竞选承诺之一，当时在全省各地进行竞选造势的Legault省长在Saguenay承诺改变魁省边远地区没有高速网的情况，让边远地区的34万魁北克家庭像大城市一样获得顺畅的手机通讯和高速网络服务，并在2022年让每个魁北克人都可获得网速100 Mb的互联网服务。但到疫情爆发时的2020年4月，距离蒙特利尔仅一个小时的大部分地区的网络速度依然只有4Mb，只能允许最多一个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议，还经常卡，这让疫情下不得不远程工作、上课的民众苦不堪言，也无法让各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正常开展。如今2022年已经过去，魁省政府不仅给几个通讯商大笔打钱，还支付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星链（Starlink）公司1.1亿元用于边远地区的互联网服务，却依然没有实现Legault省长的雄心。 除了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上发力，魁省政府还在2019年就开始讨论个人数据互联互通的问题，雄心勃勃地要为每一位居民提供一个“数字身份”，以提高民众的办事效率，减少政府的服务成本。还在2021年秋天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厅（Ministère de la Cybersécurité et du Numérique），第一任厅长Éric Caire当时信誓旦旦地承诺来年的夏天，也就是2022年夏天就将开始实施“数字身份”，以取代繁琐的ClicSÉQUR。所谓的“数字身份”，也就是不需要带着驾照、太阳卡等实体身份证件来证明身份，只需要通过智能手机下载相关APP，就可以使用相关证件的数字版，而且这种“数字身份”不仅使用简便快捷，还能减少欺诈案件的发生，比如通过网络使用政府服务时，登录时会有指纹、面部或语音识别软件之类的工具来防止身份盗用。 反思 可惜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多年来魁省严重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各种信息化项目都需要外包出去，严重依赖私人公司的合作，再加上政府的官僚体系和工会文化天生与私人企业文化相互冲突，因为私人企业不仅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对需求提出自己的定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导致沟通成本高，时间长，项目无法顺利进展，使得魁省的信息化转型一拖再拖。 魁省政府曾在2021年拨款1900万元招聘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人才，但至今还有1000个职位因为招不到人而空缺。在不得不把数字化项目外包给私企后，私企又会为节约成本而把部分工作层层外包出去，进一步降低工作的进度和质量。比如在SAAQclic平台开发过程中，参与开发的私企工作人员有200多人，占整个开发团队的一半，还有一部分工作由印度的程序员承担，因时差、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效率。 而SAAQ在推出SAAQclic平台之时似乎没有做任何计划和准备，更对有可能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转变没有任何预案：既没有增加人手，也没有延长工作时间，更糟糕的是在魁省春假之前正式上线，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一半的员工在上班，其余的一半人都去度假了，包括负责公共关系的对外沟通主管。 这次SAAQ信息化转型危机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最近几年来经常让各级政府陷入尴尬境地的信息化项目之一。这类IT故障中最出名的就是联邦政府请IBM公司构建的“凤凰薪酬支付系统”（Phoenix Pay System），简直就是灾难，不仅项目经费从刚开始的570万美元增加到3.93亿元，还错误百出，导致数十万联邦公务员的薪水少付、超付、甚至不付。其中给2万多名公务员多发的近5亿加元，至今都没有完全收回来。希望这次魁省能吸取SAAQ的教训，在下一步推出的健康系统平台时避免类似的尴尬。  

七天记者 梓丰 还记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令人震惊的CHSLD Herron事件吗？第一个曝光那里发生的人道和医疗双重危机的蒙特利尔《大公报》（The Gazette）记者Aaron Derfel最近又报道了多起发生在蒙特利尔西部Pointe-Claire地区湖岸医院（Hôpital général du Lakeshore）急诊室的死亡案件，揭开了魁省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政府各个部门官僚主义严重、不作为的黑幕，让魁省卫生厅长Christian Dubé不得不下令启动一项独立调查。 本可避免的死亡 Aaron Derfel是一位从事健康领域报道的记者，从业20多年，一直比较关注医疗、健康领域一些异常现象。发生在湖岸医院急诊室的一系列本可避免的死亡案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最近几年里，多次采访死者的家人，当班的医生护士以及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最终完成了这一系列报道。 2019年4月20日，77岁的魁省退休警察Jacques Blais来到湖岸医院就诊。他于上午 9 点 53 分进入急诊室，告诉分诊护士他因胃痛导致失眠。护士在她的分诊表上将 Blais 分类为 P5，这是急诊病人中最不紧急的类别，按规定需要在等待120 分钟内由医生接诊。但他在拥挤的急诊室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医生来看他，后来护士又把他安排到一个编号为7的隔间等待医生。直到下午五点多，终于有一名医生来到7号隔间看他，却惊讶地发现他把医院呼叫铃的绳子系在衣帽钩上。这种呼叫绳每个隔间里都有，是患者呼叫医生用的，而这个隔间内呼叫绳异常长，有两米长。看到他的奇怪举动，并在医生的询问下，这名退休警察承认自己有“自杀念头”。这名医生很快召来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认为“Jacques Blais对自己或他人有严重和直接的危险”，应被置于预防性的监禁下，也就是说因为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定，要至少住院72小时。这名精神医生想将病人转移到医院的精神科，但当时没有床位。负责 Blais 护理的人员并没有用救护车将 Blais 送往另一家设有精神病科的医院，例如道格拉斯心理健康大学研究所（Douglas Mental Health University Institute），而是决定将他留在急诊室走廊的担架上。 Jacques Blais及其孙辈 当天晚上的急诊异常忙碌，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才有护士注意到Blais没有躺在担架上，到处寻找，并启动病人失踪的黄色警报。12分钟后，有护士打开了7号隔间的门才发现Blais已经用刚才的那条超长的呼叫绳吊着自己，陷入深度昏迷。虽然他立刻得到急救，并被转送到一级创伤中心的蒙特利尔总医院（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抢救，但因大脑缺氧时间过长而成了植物人，最终4天后，其家属决定拔掉他的呼吸管。而发现他上吊的护士也因为受到极度惊吓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不得不休假2年。 因为Blais是在医院试图自杀而死亡的，验尸官启动了调查，但最终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在急诊室走廊里的担架上度过的 14 个小时，以及他死亡的其他情况。Blais 的儿子 Patrice Blais 对记者表示，在父亲去世前，湖岸医院的主管部门西岛 CIUSSS并没有完全告知他所有的细节。他说“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是从医院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但不知道他曾有过自杀企图。第二部分是在将近一年后阅读验尸官的报告才看到这个信息的，第三部分就是和你的谈话才了解的细节。” 在 Blais 自杀后，湖岸医院急诊室的护士们一直在谈论这个事件，但医院管理层没有与工作人员举行任何正式会议，以了解更多信息或讨论自杀预防措施，7号隔间的门锁未换，那根曾导致人死亡的呼叫绳至今都还在，直到报道公开后才被更换；衣帽钩是在今年2月才更换成防自杀型号的。其实早在 Blais 去世两年前，西岛 CIUSSS 在其医疗机构，包括湖岸医院，实施了长达 14 页的“预防自杀”程序，并规定，“在评估自杀风险后，重要的是要确保人身安全。”当时Blais已经表现出自杀倾向后，却没有人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被单独留在走廊的担架上，而走廊的两头都看不到护士站。 在Blais自杀后，另一起令人不安的死亡事件发生在一名 … Read more

七天记者 颜宏 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裁定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合理 2022年1月底到2月中旬，在“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名义下反疫情防控措施的示威者们在全国各地封锁加美边境通道、桥梁，并围困首都渥太华市中心及国会山长达17天之久，联邦政府最终在2月14日宣布援引《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这是《紧急状态法》在1988年被通过以来的首次使用，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在危急关头所能采用的最后手段。但这项法案的使用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一个由安省法官Paul Rouleau领导的公共秩序紧急委员会从这部特殊的法律被引用后不久就开始对此进行调查，并在当年的10月13日到11月25日之间公开听证，包括总理特鲁多、副总理方慧兰；交通、司法、安全、财政等多个部长以及警察、政府工作人员、“自由车队”组织者在内的65名证人依次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并现场直播，引发了全国的广泛关注。之后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工作，最终的调查报告如期在2023年2月17日提交到国会，结论是特鲁多和加拿大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做法符合规定。 回顾 2022年1月15日，联邦政府制定的越境卡车司机强制疫苗接种的规定正式生效，即没有接种疫苗的非加拿大籍卡车司机将被拒绝入境。美国也在当年的1月22日开始对美加边境、美墨边境执行类似的规定，没有接种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也无法进入美国。这本是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上的规定，目的是提高卡车司机的疫苗接种率，也只针对卡车司机这个特定人群，但却如一粒火星，不仅点燃了卡车司机对强制接种疫苗的不满，更引发已经积蓄两年针对疫情防控措施不满民众的怒火，迅速发展成一场全国动员的抗议活动。 1月23日，由西海岸货运协会（West Coast Trucking Association）组织的抗议车队从温哥华出发前往首都渥太华抗议示威。这个被命名为“2022年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 2022）没有想到会如此受欢迎，途径之处不仅不断有人开着自己的车加入抗议队伍，还有大量的民众挥舞国旗以及各种支持标语站在路边或立交桥上为司机加油打气，甚至送上热饮、食物。随着车队行进的图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加入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加西到加东，乃至美国多个洲；加入的人也不再局限于该项措施直接涉及的卡车司机，更多的是已经接种了疫苗但对已经施行两年多公共卫生政策不满的人，当然更少不了浑水摸鱼的极右翼、工会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团体。 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反对佩戴口罩，有的反对疫苗护照，还有的反对关闭餐馆、酒吧，反对禁止私人聚会，更多的人则反对特鲁多，认为是他设立了各种疫情防控措施，“Fxxk Trudeau”之类的侮辱性标语随处可见……抗议者示威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但总体上是疫情爆发以来各种“阴谋论”的支持者。“疫情阴谋论”是指在互联网的助推以及一些政客的鼓吹下，各种在网上传播并拥有海量拥趸的错误信息。比如，“新冠病毒是5G传播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试图通过推广疫苗，在所有人体内埋下芯片，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新冠病毒疫情不存在，是政府为了控制民众而创造的……”令人可悲的是以阴谋论者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却迅速地获得了政客和其他势力的推波助澜，包括数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包括保守党前一任党领谢尔（Andrew Scheer）、现任党领Pierre Poilievre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光“看热闹”，还“拱火”，称赞加拿大的抗议者“勇敢”；世界首富、现在的推特总裁埃隆·马斯克（Elon Mask）也发推赞扬“加拿大卡车司机太牛了”，推文也被转发了上百万次。 示威现场 得到鼓舞的抗议者的抗议诉求也迅速加码，从原来的“取消对从事跨境运输的卡车司机的疫苗接种要求”改为取消所有的疫情防控政策，并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于是最多时有两万名抗议者及其卡车的示威活动占据了以国会山为中心的渥太华市中心，示威者们扛着各种各样或取消防控措施或辱骂政客的标语在渥太华市中心招摇过市，到处游荡，从早到晚制造各种噪音；肆无忌惮地骚扰戴口罩的人；还有人围堵媒体记者，指责他们太过于支持政府的防控措施；甚至干扰警察和市政工人的正常工作……而除了渥太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并在安省、阿省和萨省多个地区封锁加美边境通道、桥梁，给加拿大的经济、社会、国际声誉和其他方面造成难以计数的损失。更糟糕的是，渥太华政府、安省政府以及各级警察机构面对示威者毫无办法，连维持秩序都做不到，更谈不上“清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不得不于2023年2月14日启动《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且扰民、扰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示威。 《紧急状态法》启动后，赋予了警方更大的权力和资源，来处理阻断交通的人群以及车辆，比如拖走占道的车辆，对机场、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定点保护，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需法庭授权的情况下冻结账户，切断示威者的资金来源等，最终在2022年2月19日进行的“强力清场”之后，这场披着“反疫苗”的皮，实则各种反秩序、反政府、反传统、反科学诉求，被右翼媒体、极端分子和阴谋论者推动的闹剧才结束，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却长期持续，包括各群体之间观念上的极化和撕裂；严重冲击跨国贸易和经济运行，对经济复苏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失等。 激化 尽管联邦政府决定启动《紧急状态法》后，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沦为全球笑柄的示威活动，但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不少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争论，也让联邦议会各反对党以及各省省长的态度不一，一个由安省法官Paul Rouleau牵头的调查委员会很快成立，目的是调查启动这个紧急法案是否合理合法。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调查委员会审阅、汇集了9千多份证据文件，听取了为期七周300多个小时的听证质询，而得到的各方信息让Rouleau法官相信在该紧急法律被启动的前几天，全国各地的执法行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加拿大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分析称之所以原本“合法的抗议示威变得无法无天，以至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在示威活动中出现了出于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处在加拿大的情报机构CSIS（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监控下的。启动《紧急状态法》需要的两个门槛：秩序崩溃和自由无法保障或受到严重威胁都达到了。其实早在启动这部法律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到解决方案。比如一些示威者的行为触犯了《加拿大刑法》的一些规定，但在和执法部门沟通的过程中却受到质疑，担心如果采取强制性行动是否会对警察、抗议者和路人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等。 不过这到底是执法部门的借口还是真实的考量，则很难说。因为在公开作证阶段，“自由卡车”组织者的辩护律师Keith Wilson就透露说不少同情“自由卡车”示威活动的维持秩序人员，包括各个警察机构和军队成员都向示威组织者通风报信，甚至提供保密的警察行动计划，让他们可以提前准备应对，逃避警方的干预。这名律师指出，几乎在整个“占领示威”期间，“自由卡车”组织者一直掌握着警方的行动计划。而主动泄露信息的警察几乎来自所有部门，包括渥太华的市级警察OPS（Ottawa Police Service)，安省省警OPP（Ontario Provinciale Police），皇家骑警(RCMP)以及情报机构CSIS。甚至一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程保护总理特鲁多和其家人安全团队的一名前成员都向一名自称为“自由卡车”示威总指挥的人泄露了总理的日程安排，给安保工作造成风险。 Rouleau法官在长达2000多页的调查报告中认为这场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两年多的疫情限制和联邦要求商业卡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所引发的。一些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加剧”了这种对立。但他“不接受示威活动组织者将发生在渥太华的抗议活动描述为合法、平静或类似庆祝活动的说法，事实证明，渥太华的局势并不安全，而且很混乱。”而抗议组织者声称的，他们对于示威者骚扰和恐吓他人行为不知情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虽然特鲁多启动《紧急状态法》的决定是正当的，但特鲁多也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在1月27日将一些抗议者描述为“边缘少数群体”，可能激化了矛盾，并坚定了抗议者的决心。Rouleau法官还认为根据该法案采取的大多数紧急措施都是适当和合理的，而其他一些措施，如暂停车辆保险，则适得其反，可能是危险的，以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决定不向保险公司提供参加抗议活动的“指定人员”名单。 建议 Rouleau法官指出在这个示威过程中安省不愿全面参与解决渥太华局势的努力，非常令人不安。无论是安省省长还是安省政府都在其管辖的一个城市发生危机时缺席，并且缺席了与联邦和渥太华市政府合作制定计划的两次三方会议。他在报告中写道“鉴于渥太华及其警察部门显然不堪重负，安省有责任第一时间就以明确、公开和尽全力的方式参与进来。越是紧迫的时刻，越需要各级领导人超越政治，为共同利益而合作。不幸的是，在2022年1月和2月，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安省福特政府直到示威者封锁温莎大使桥，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和贸易影响才开始介入。除了批评安省在这场危机中的缺席外，他还批评渥太华警察局存在判断失误、反应迟缓、缺乏应对计划等问题，并表示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警务失误和“联邦制的失败”导致了抗议活动的失控，并对渥太华居民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56条改进建议，其中的27条都是针对如何改善警察行动的。这些建议包括： 建立信息共享、情报收集和分发协议； 当全国、省份之间或领土范围内出现重大事件时，任命唯一一名协调员，以免令出多头； 制定为突发事件而请求额外警察资源的协议； 制定在重大事件背景下维护秩序的全国标准； 快速识别关键的商业运输基础设施和走廊，并制定保护它们的协议； 删除需“引用 CSIS 法中对加拿大安全的威胁”的定义; 增加启动紧急状态法之前的各省、地区的咨询义务。